摧毁高岗埠敌据点，开辟麻浦区新政权（《芜湖文史资料2》第05篇）
作者：江化新 一九四四年底，抗日战争开始转入反攻阶段。中共南、繁、芜县委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适时地向东南进发，开辟新的根据地、建立新的政权。县委决定，由繁昌保大区委领导芜湖麻浦圩新区的开辟和建政工作。而芜湖县境的高岗埠，地处南（陵）芜（湖）边区，是保大圩通往麻浦圩的必经之地。在那里敌人构筑了坚固的弱堡和工事，有伪芜湖保安队第五中队和部分日军驻守，是敌伪军的一个强固据点。为了摧毁这个敌伪据点，我南繁芜总队新属繁昌大队二连在保大区警卫连的紧密配合下，向高岗埠敌伪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经过激烈战斗，歼灭了日伪军四十余人，少数日伪军狼狈逃走，拆除了敌人碉堡，烧毁了敌伪营房，从而清除了我军进入南、芜边区的拦路虎，开辟了从保大区到达麻浦圩的通道。 麻浦圩地处芜湖近郊，是芜湖的南大门。北临长江，日伪军在沿江设防，据点林立，周围有芜湖南关、厢子拐、澛港、麻浦桥、石确、竹丝港、白马山、卡子口等敌伪据点。在澛港镇与石硊镇之间有一条漳河为天然屏障。那里有近十万亩的农田，土地肥沃，河渠纵横，是个鱼米之乡。可是芜湖自伪军和其特务机关“十一”号、顽军便衣队以及土匪武装等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横行霸道，敲诈勒索，抢劫掳掠，危害人民，破坏抗战事业，干尽了坏事。 我军打开高岗埠的敌据点，进入麻浦区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民主政权。当时南（陵）繁（昌）芜（湖）县委决定，麻浦圩政权的开辟工作，由保大区委负责。当时保大区委书记丁仁一同志（对外称教导员，现中共宣城地委付书记）随派江化新、谷应、张忠、陈耀庭等同志深入麻浦区开辟新政权工作。 丁教导员亲率赵子兴、江化新等首先在高岗埠附近花猫墩，举行建政会议，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共产党、国民党、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邀请当地士绅、进步人士、乡、保长参加会议；阐明我党我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方针政策，动员各方人士积极拥护和参加抗日，早日赶走日本强盗。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麻浦区先后建立五个乡政权。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干部不足，暂时没有建立区政府。全区一切工作由保大区委丁仁一同志领导。区长赵子兴兼区队长，负责边区武装斗争工作，付区长许肇（又名许朗轩）以及江化新同志调麻浦区专负五个乡的行政工作。乡长是区委任命的。陈耀庭任永益乡乡长（石硊乡），张忠任八垾乡乡长（麻浦乡），刘文仁为行政办事员。陶定柏任丹阳乡乡长（当地绅士），恽天锡为付乡长，恽天财为凤林乡乡长（进步青年），恽筱斋为办事员（当地进步人士）。有一个税务所，所长为谷飞同志，付所长为杨本才（后叛变）。税务员有黄世山、高开发、管必雨、杨飞。高恒友、丁发仁等同志。税收组长先由杨飞，后由黄世山担任。还有一个警卫队，队长王××，付队长姜宏发。警卫队有二三十人，仅有几支破枪和一些大刀、子弹等。赵子兴带一个手枪班在麻浦区进行敌后活动。乡下面设保，保政权均是两面政权，保长实际上大部分是我们民主政府的保长，为抗日办事情。我们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当时的保长在为我军送情报、筹办军粮、组织递步哨和担架运输、支援前方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连伪乡长吴祥仁、苑德辉也曾亲自为我军送情报，积极为我军筹办军粮。在麻浦圩的苏村、花猫墩有党的地下组织，古渐平同志在卫家山以教书行医为掩护做党的工作。陶大知、滕良福、谷应、秦少源、吴斌等党员同志都忘我地工作。由于大家的努力，我们开辟新区的建政工作进展较快较好。 武装斗争是我们对敌斗争的主要方式，也是革命赖以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天的夜晚，南芜大队夜袭港镇、河南伪军鲍国栋部队，我军缴获长短枪枝数十枝。当时，鬼子在河北碉堡里，拼命打枪声援，但不敢出动。同年六月一天的傍晚、我繁昌大队在麻浦圩上杨村宿营，一队鬼子兵和保安队一百余人从澛港出发，经麻浦桥，沿大路向火龙岗方向进发，上杨村前面有一小山，地形对我军极为有利，哨兵发现敌人迅速报告，连长作了紧张战斗布署，命令部队抢占前村小山，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接近有效射程时，连长下令：“打”！两挺机枪和步抢一齐开火，敌人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大部日伪军拚命逃跑，这场战斗仅二十分钟就结束了。我军向繁昌县保大圩方向转移。不久，日伪军又采用打进来，派出去的手法，向我麻浦圩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十一”号特务×××伪装衣民打入我警卫队当兵。一九四年八月，八垾乡政府办事员刘文仁同志在西郭村被特务捕去（其中一名隐藏在我警卫队当兵），捆绑后向芜湖方向押送，三人行至林屋基附近，特务从刘的背后打了一枪，子弹从他的胸口飞出，刘便倒在血泊里，特务认为他已死，便向特务机关报功领赏，刘在呻吟中缓慢地来到村庄，群众把他送到乡政府，我即派伍维圣护送刘到南芜后方医院，后方医院已北撤，刘在一群众家养伤（刘现是皖南医学院附院离休于部）。 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的革命斗争才有胜利的保障。我们每到一村一地，便以保家卫国、安居乐业的道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处处事事关心和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一九四五年四月，我和赵子兴手枪班十余位同志，活动到八垾乡西郭村，一天澛港镇一商人鲍维寿，身带几千元汪伪储备票，和几只金戒指行走在麻浦圩内一条通往潘屋基的大路上，被四名土匪抢劫一空，鲍来向我新四军报告，我和赵子兴研究之后，分两路向这条大道搜索前进，我部队两路合围，当场打伤土匪一名，活捉三名，将他们抢劫的钱财，当场如数还给鲍维寿本人。鲍回澛港后，积极宣传我新四军优良传统。四名土匪经教育当场释放。释放后，走得很远，仍不忘我新四军的不杀之恩。 同年七月，又一牛贩子×××来报称：他卖牛的钱和白细布，全被土匪抢走，赵子兴手枪班和警卫队姜宏发等同志协同作战，向高屋基、芦花塘方向合围，将土匪高继安、郭平友当场捉住，严厉审讯，转解保大区政府处理。我们还利用在麻浦圩建立的政权，做好军粮预征预购工作。皖南新四军发展较快，军粮不足，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胡志家和上杨村，连续召开两次区政会议，布置公粮预征预购工作，到会的进步人士、乡、保长五、六十人一致表示，支援新四军抗战，坚决完成公粮预征预购任务。同年六月，又在楼地召开全区进步绅士会议，张忠乡长将澛港镇上绅士和穿大褂子先生们，都动员来参加会议，与会者共有一百多人，这次会议丁仁一同志因事未到会，由我代理向大家讲话。我以国内外形势为主题：从苏联红军包围希特勒老巢柏林，讲到国内抗日战场的大好形势，共讲了两个小时，使到会人员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较大，推动了军粮预征预购工作。 一九四五年五月，部队急需军粮，群众在春荒季节，集粮有实际困难，各界人士和乡保长均较着急，据反映，芜湖南关口恽家砻坊大地主恽××，尚存有大量稻谷，我即派警卫队送信给地主恽××，要他支援抗日，暂借一部份军粮，秋后由佃户按数补赏，而恽××三次接信不理，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我和警卫队深入敌占区南关口，将他逮住，解回根据地，警告他：若违犯抗日救国政策就要枪毙，恽××赫得磕头求饶，答应三天内，送军粮到高岗埠。经佃户担保释放后，果真第三天连续送军粮七、八船到高岗埠（数字记不清了），秋收后，由佃户全数补赏。此后，麻浦圩内佃户交不出军粮，即向地主预购，秋后将公粮抵租谷。 财经税收是开辟、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需要。在和敌伪顽斗争的复杂情况下，税收人员的任务十分艰苦，为了完成税收任务，税收人员往往要到边区、敌占区搞税收工作。麻浦圩的卡子口是敌前哨所，是泾（县）南（陵）繁（昌）等县货物集散之地，税收金额极大，每天可收入法币、伪钞数千元，因而引起敌伪的争夺。 一九四五年七月，张昌德一四四师伪军，侵犯卡子口税务所，税收员管必雨同志，与一伪军抢夺手枪，后面紧跟两伪兵，追赶上来，“啪啪！”两枪，徒手的小管同志英勇牺性。第二天我和谷应乡长率警卫队二十多位同志，去外赵村，为管必雨同志安葬，这时伪军一个中队又来侵袭，我指挥警卫队上山，抢占有利地形，而我和谷应同志被抓住，我和他手里都拿着伪钞票，沿途应付，伪称是商人，找新四军完税的，伪兵信以为真，抓了一把钞票就跑，我们安全地回到根据地。第三天我们还是将小管同志安葬在外赵村的山岗上。 同年八月，付所长杨本才和税收员×××，挑两麻袋伪法币税金，向保大圩税务分局解款，途经白马山脚下的山西湖村，被人劫持捉去，我们当即派警卫队四处侦查追歼，终无行踪。皖南大军北撤后，才得知杨本才受敌伪人员的勾引，加入匪群而被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向中国投降，麻浦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一片欢腾。紧接着是接收伪据点和协同武装部队攻打据点，组织民众，支援前线。澛港、石硊、卡子口日伪军，一夜间，全部撤离到芜湖市区，集中待命。保大区委命我立即赶赴上述据点，接收伪政权。当时将澛港划归八垾乡，石确镇划归永益乡，卡子口、白马山划归新岫乡管辖。我在石硊、澛港两镇召开了进步人士和乡、保长会议，整顿秩序，安定民心。为堵击和切断日军逃跑退却的路线，南繁芜总队部命令赵子兴手枪班、区警卫队姜宏发等三十余人烧毁了澛港竹木浮桥。 同年九月二十三日，日军拒绝向我新四军缴械投降，我皖江七师命令皖南支队临江团、繁昌大队、南芜大队及和含支队等武装部队，从四面八方包围芜湖日伪军。我军兵临城下，围攻日伪军三天两夜，保大区委指示麻浦区全力以赴，组织担架运输、集中粮草，做好后勤工作，我奉命在潘屋基高墩上的一家大瓦房，设立指挥部，门外张贴“新四军后勤指挥部”七个大字。村村户户的基本群众都被动员起来，组织数十副担架，筹集大量军需粮草，支援前线。并派伍维圣、姜宏发、黄世山等同志率领警卫队去前方，为部队做向导侦察工作，我和张忠同志在潘屋基指挥部，保持与部队联络，保证后勤供给。 九月二十三日，新四军围攻芜湖城，打了一下午，日军负隅顽抗，被打死、打伤二三十个。南街战斗正打得紧张激烈时，我部队火力暴露目标，日军发射两枚掷弹筒炮弹，落在我部队里，这两枚罪恶的炮弹，使我军牺牲八位同志。是夜，打芜湖的部队，接到命令准备北上，一夜之间全部撤离转移。当时在麻浦圩卡子口街上几间草屋里的新四军皖南支队临江团牺性的八位烈士，其中有临江团作战参谋刘毅（贵州人、红军干部），周自发（南芜大队班长），其余的同志姓名已忘记了。他们的遗体由担架队运到卡子口，团政委刘国兴，团长钟国琴，把善后工作交给我，我即率领乡长谷应、张忠，税务所长谷飞及伍维圣、佘德云、胡传存等同志，买来八口寿材，由大茅村、卡子口基本群众协助，将八位同志的遗体，安葬在卡子口对面山坡上。 同年八月，南芜工委派李曙东同志前来接任澛港区区长。九月底，皖南党、政、军奉命胜利北撤，麻浦区人员和武装也随着撤离。李曙东同志是皖南事变突围的老战士，自四五年皖南大军北撤后，一别四十余年，不知其下落，我们十分怀念这位老战士。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日
我记忆中的郁达夫先生（《芜湖文史资料2》第06篇）
作者：蔡承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四十年了，报上刊登了中央有关方面纪念反法西斯战士、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的活动情况，并发表了当年在印尼担任日寇宪兵班长铃木正夫绑架杀害郁达夫先生的自白，勾起我对达夫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为此记下我在印尼时的一段回忆。郁达夫先生在苏门答腊的巴雅光务（Pajakumbuh）虽然只住了一年多的时间，但他那谦和慈祥的风度，热爱祖国、热爱侨胞的情谊，以及崇高正直的品德，却给我们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 郁达夫是在日军南侵印度尼西亚之际来到了我们居住的苏门答腊巴雅光务镇，起初，这个陌生人的来临，并未引起人们诧异，只有那别具风格的八字胡须却使人难忘。 郁达夫化名赵廉，当地侨胞熟知赵廉，而极少有人知道他就是郁达夫。他到来之后创办了一间太白酒厂（有人说这个酒厂是和包石井合办的）。厂址设在离镇一公里外偏僻的拉务西浪（Safusilang意思是十字路口）。他热心为侨胞办事，经常出入日本宪兵队，是华侨的代言人。 我能与达夫先生接触，可说是命运的安排。日军侵占光务不久，我父亲以“中国间谋”罪，被捕逮入狱，受到拷打，过着非人的狱中生活。为营救父亲，我随母亲四处奔波，最后经人介绍，找到了赵廉先生。因当时他认识一个台湾籍日军宪兵队军官，通过他们使父亲少受拷刑。这以后我和母亲就成了赵家常客。赵家座落在中华学校附近，离中华街不远，所以往来很方便，加上赵先生的好客、热心，所以不少侨胞登门拜访。 巴雅光务是内地，消息闭塞，1945年8月14日日军无条件投降，而我们毫无所知，日本兵仍然很猖狂，为不让更多的人受害，赵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于9月的一个傍晚，在中华街露面，当时他身上只穿了一件睡衣，在广大华侨中宣布日军已无条件投降的好消息。消息传出，侨胞们欢欣鼓舞。就在这时候，赵先生被便衣“请”到宪兵队，久久未见回来。数日后，才知道他已被日寇宪兵队押送到离光务三十公里的武吉丁宜（Bukifliggi）杀害了。从此以后赵廉先生在光务消失了，酒厂也倒闭了。为纪念这位爱国抗日英雄，我姐夫特地为达夫先生画了一幅遗像，放在中华街我堂兄蔡清竹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已四十周年了，追念往事，不胜怆然！作于一九八五年八月
张恨水文坛生涯片断（《芜湖文史资料2》第07篇）
作者：张孝康整理 张恨水，原名张心远，安徽潜山人。出生于江西广昌其父任所，父殁，全家回潜山故里。其家贫，刻苦自学不辍，曾谋唱戏等小职业，维持弟妹生活。民国初年，上海的韩复炎（韩恢）招张恨水与怀宁的郝耕红及恨水族兄张东野，赴沪从事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活动，他们住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 恨水每日清晨起床后，便与郝耕红到粥店，啜粥二、三碗，如果没有活动，便去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及书业公会等处读书，必待书店打烊才回住处，经常是饥肠辘辘。归后，睡在地板上，还高谈阅读之所得。此时，恨水曾多次投稿与上海各报副刊，但均遭冷遇，稿件竟被弃置于纸篓之中。恨水心灰，颇有跨入文坛道路难，难于上青天之感。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郝耕红回芜湖主《皖江日报》笔政，恨水只得回潜山老家，安贫苦读。一日，郝耕红与总编张九皋在编辑之余暇闲聊，谈及小说，耕红说：我有一个朋友叫张恨水，富有小说天才等语。张九皋听后，即铭记在心。一九一七年年底，耕红回老家石牌过年，其友人——驻扎在湖南郴州油榨墟的南军旅长季硕夫，一再函电邀耕红前去帮助，耕红只好前往，临行特函九皋荐恨水来芜湖继任其职。 恨水于一九一八年初，持耕红的荐函来到芜湖，任《皖江日报》副刊编辑，果然才气不凡，被总编张九皋视为左右手。恨水在编辑之余，撰写了第一部长篇言情小说《紫玉成烟》，张九皋极力赞成在《皖江日报》副刊上发表。该作文情并茂，引人入胜，一举成名。 一九一八年初夏，上海人民为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一天，张九皋与张恨水秘密刻印传单，黑夜散布于大马路（今芜湖市中山路）一带，以鼓动本市人民响应这一运动。次日清晨，天色微明，马路的电线杆上就已钉满了日本产的草席、草帽。草席上还有漫画（乌龟）以及反日标语。上午八时许，大马路上的日商丸三药房门前（在《皖江日报》社，即今芜湖市中山路91号“大江旅社”斜对面），群众越聚越多，并对丸三药房示威，高呼“抵制日货”等口号，又有人投石子击碎玻璃数块。警察闻讯赶来，冲散了群众。事后，日本驻芜领事提出交涉，并调来一艘兵舰，停在江边，以示威胁。芜湖镇守使马联甲吓得马上在烟雨墩（今芜湖市图书馆）召开会议，讨论善后之事，宣布禁令，不准再有此类事件发生，并向日方赔偿巨款。丸三药房只碎了几块玻璃，却敲了一大笔竹杠。然而此事并未终了，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上午十一时许，日水兵一队由河南日本领事馆（今芜湖市青弋江以南）回舰，特绕道经过丸三药房门前，高呼“大日本万岁”，耀武扬威。《皖江日报》社里的人都很愤恨，恨水气愤更甚。中午，报社的职员、工人饮了雄黄酒后，恨水即率大家，手持国旗，冲到马路中心。二、三十个人围着国旗，振臂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三声，声振屋瓦，响彻云霄。然后转身回屋。马路行人及附近商店里的店员顾客，均为之振奋感动不己。可见恨水爱国热情之高。 一九一八年冬初，恨水已驰名文坛。王尊庸，字慰三，（歙县人，为《皖江日报》及《工商日报》驻京特派员）便介绍他去北京，在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从事编写长篇通讯。恨水抵京后即寓潜山会馆，暇则遍游北京名胜古迹，于是撰写出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刊于《世界日报》，此为恨水蜚声北方的名作。一九二一年，恨水被张九皋聘请为芜湖《工商日报》驻京特派员，除为该报拍发电讯外，还为该报副刊撰写小说。如以安徽学生爱国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皖江潮》（连载）。嗣后，少帅张学良特聘恨水为咨议。一九三〇年左右，上海报界观光团经北京游华北并北上出关时，恨水与钱芥尘同任招待，结识《新闻报》的严独鹤。不久，《新闻报》“快活林”内遂有恨水名作《啼笑姻缘》出现。此为恨水小说驰誉全国之作，风靡一时，并且拍成无声电影。系蝴蝶主演。 恨水所著小说，既以北京为背景，且言情之作居多，不免陈陈相因。适其族兄张东野从政陇东，任湮川、灵台等县县长。恨水便作西北之游，猎取不少新题材。回北京后，即为《申报》“自由谈”写小说《燕归来》。为《新闻报》写小说《太平花》。 当日寇势力入平津时，恨水不能再留北京，乃南归，与张友鸾在南京创办《南京人》小报。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恨水因病从南京来到芜湖住弋矶山医院（今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休养。日军于金山卫登陆后，恨水即溯江入渝，住南温泉。与张友鸾、张慧剑同为《新民报》主人陈铭德所邀，编《新民报》“渝版”及“蓉版”。时，恨水所著《八十一梦》为一种理想预言式小说，其中“胜利还都”一梦，后果应验。此外，还有《新水浒传》亦风行于西南。抗战胜利后，恨水所著的《巴山夜雨》，《大江东去》、《纸醉金迷》等小说，均系以抗战时期的巴蜀为背景而作。 一九四五年冬，恨水道经贵阳、藏江、邵阳、衡阳、长沙至汉口，收集了不少小说素材。到达汉口时，遇王耀武、余程万两将军，他们供给恨水“常德会战”的实录，恨水即写下了《虎贲万岁》小说。此事是这年除夕前十日，恨水经芜湖赴南京时告诉张九皋的。 一九四六年，恨水应陈铭德之约，由南京飞抵北平，主持《新民报》“北京版”，该报日出四开一张半，长篇小说竟多至三、四篇。 一九四八年，张九皋将恨水所著小说的代表作戏成七绝一首，寄给恨水，诗曰：“啼笑秦淮一世家，烟沉玉紫感年华，春明双燕归来日，太平九九梦生花。” 四八年后，恨水仍居北平，生活艰难，头脑失去记忆力，一时口不能言，手不能写，成为残废之人。北平解放后，人民政府发给生活费，始得安居疗养。脑力虽逐渐恢复，但已衰老了。解放初某刊物刊载过一篇张恨水访问记，记有此事。还说恨水尚能写竹枝词，抒发解放后他拄杖慢行林荫道上所见的新气象。全词已忘，只记得有“一片清凉一片情”之句。 张恨水苦学成材，得《皖江日报》之助，始脱颖而出，因而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多年，写了几十部小说，成为旧社会的小说名家，实属难能可贵，其自学成名之路，今天还值得借鉴。
回忆先父刘芳钰——大革命时期芜湖地下党的交通员（《芜湖文史资料2》第08篇）
作者：刘表武 一、米行学徒 先父刘芳钰，字伯坚，又名宪文，化名方权，安徽省繁昌县人，生于一九〇五年，殁于一九三七年。幼贫苦好学，在芜湖江边宝塔根“聚兴祥”米行学徒。“五四”运动之后，他受新思潮的影响，终日手不择卷。米行附近的吉和街天主教堂，有教徒某先生经常从米行门前经过，总是看到先父在看书，索而观之，乃《新青年》也，笑而近之，亦常予指点。日久，交往甚笃，经其介绍往宣城皖南中学就读，颇受恽代英先生赏识。在恽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先父认清革命真理，加入了CP（共产党），毕业后考取了海河大学（该校在芜湖广福矶附近，系非正规大学）。这是在大革命时期。 二、四个小C.P. 在“聚兴祥”米号对面，有一家周巨兴钟表店，门面不大，店主人周乃庚（又名周筱珊），年龄略长于先父。另一人姓穆名奎，芜湖县方村人，米行有一学徒名刘正德，他们和先父年纪相仿，志趣相投，结为义兄弟。周是老大，穆是老二，先父是老三，刘正德是老四。（等于四人小组）。穆奎有个兄弟在上海铁工厂做钳工，是共产党的骨干，被国民党软禁在苏州。周巨兴钟表店隔壁有家“长源泰”客栈，是钱杏村先生的亲戚戴益三先生开的，颇同情革命。客栈是临河而筑，半边伸入水中，楼下可通舟楫，便于转移。为此，周巨兴钟表店成为党的联络站，党组织常在此开会，临街的窗台上放一盆花，即表示“平安无事”，窗台上没有花盆，便是有了问题，不可靠近。长源泰客栈是共产党人常落脚之处。这四个小伙伴思想先进，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如对圣雅阁中学的学潮和驱逐马联甲的活动，都起了作用。他们四人积极接受党交给散发传单的任务，夜间出来以送拜年帖子为名，挨户将传单从门缝中塞入。在此阶段，先父又担任了地下交通员的任务，时柯庆施同志常在周乃庚和我家落脚。他是党中央派来安徽省的负责人之一，先父和他单线联系。据我母亲回忆，柯庆施说话好带口头语：“妈那巴子”，故先父和母亲以及许多同志都喊他绰号，“妈那巴子来了没有？”他自己也幽默地说：“妈那巴来啦。” 三、逃离虎口 1926年先父和周乃庚奉组织之命赴武汉工作，先父在工人夜校教书。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时，先父在汉口从事工人运动工作。七月汪精卫背叛了革命，蒋、汪合流，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先父和乃庚大伯相继只身逃回芜湖。其时，李克农同志在芜湖大官山创办民生中学，团结革命青年，积蓄革命力量。先父受聘执教于民生中学，化名方权，担任数、理教师。学校中职教人员大部分都是共产党人，如钱杏村、宫乔岩等。学生中有张觉非（即张恺帆），甘天沐，张之润（现名张怀璋，原任中共安徽省委党校付校长，现已离休）等。宫乔岩同志担任教导主任，潘璋（女）也在校任职员。当时，有誉民生中学为“红色种子发源地”者。此外还有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据家母谈：交两个铜板，登个名字，就算是会员。这时，先父除在民生中学任教外还在“二农”兼课。“二农”学生比较激进，有共产党人在工作，各种运动都走在前头。同时，先父常到大砻坊火柴厂，在工人中做工作，据原火柴厂宋筱恒老人的回忆，工人们亲热的喊先父为河南刘先生。后来因“蒲草塘事件”泄露了党的名册，国民党对民生中学的师生进行了大逮捕，并封闭、捣毁了学校。先父得讯逃匿，在外公家藏身。据家母回忆：那年正月初四，父亲从我外公家拜年（外公家住在索面巷）吃过晚饭回来（我家住在河南泗关街炳兴米行），深夜，在警察局作内线工作的余鹏，在楼下喊“伯坚！伯坚！”先父起床推开窗子，与余用英语作了简短的对话后，余鹏匆匆离去，先父顿时紧张起来，急速拉开抽屉，从书本上找出了纸条（文件），塞入口中，嚼烂咽入肚中，家母好奇地问：“你有神经，怎么连纸头也吃下去了？”父亲连说“你不懂，不要多问，赶快起来，到你家里去躲躲！”家母知情况不妙，匆匆和父亲离家沿河边跑到外公家中，外公是很同情革命的人，迅速将父亲藏在柴房中。第二天一早，警察局先后到泗关街炳兴米行和索面巷外公家搜查，当时外公周筱斋在海关工作，颇有声望，警察们也不敢过于放肆，马马虎虎搜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夜里外公就乘舟将我化了装的父亲连夜送到南陵县舅公公家中，逃离了虎口。 四、营救任弼时 我的二舅公杨镜澄在南陵县东门外开了一家“至中孚洋油栈”，这是一个经销美孚石油公司产品的销售点，外公周筱斋把先父隐蔽在他家中，剃了个光头充作学徒，替舅公做英文报表，记记帐目。数月之后，风声渐渐平息，才逐步抛头露面与南陵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杨镜澄是当地的士绅，在官场上也常周旋应酬，与警察局一位名叫陈怀宣的督察长有点交情，陈怀宣的儿子和女儿念书颇不长进，想聘请一个家庭教师，舅公介绍先父去担任。陈家住在警察局内，故与一些警察很熟，遇到审案之事，也不甚回避。一日，地下党通知先父：任弼时同志被捕，关押在警察局，迅速打听下落。先父乃与督察长“闲谈”，得知仅因嫌疑，捉了个共党，自称姓王，家住长沙，来皖经营湘绣商务。先父迅速向地下党作了汇报。党组织当即作出紧急措施，编了假口供，一方面电致长沙党组织作好应付核对工作，一方面要先父暗中通知弼时同志按假供词回答。这个纸条由先父利用进出陈家之便，递到任弼时同志的手中。后来，南陵县发电与长沙警方核对无误，叫弼时同志找铺保，然后押解出境。也是先父与党商定由舅公洋油栈递了保状。押解出境正好是督察长陈怀宣，先父又趁机伴送去芜，在芜临别时，任问：“先生你贵姓？”答曰：“我姓刘，是河南米行里的”。任弼时同志由芜湖又解到当时的省会安庆，然后释放了。张台望先生曾告诉我，全国解放后任弼时还打听过芜湖河南米行有没有个姓刘的。我前年查资料核对，（见《瞭望》某期）确实记载有任弼时同志曾在一九二八年代表中央来皖南巡视工作时被国民党关押过的事。据母亲回忆，先父此次潜回家，适大雨，便躲在桥洞下，等到深夜，才到索面巷外公家见了面，浑身泥水，疲惫不堪。 五、红心向党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亲率百万之众，围剿红军，江西苏区被封锁包围。李克农同志已回到红都瑞金，担任了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先父几经颠沛，积劳致病，得了肺病，身体日衰，仍然一心想往苏区去。正好此时程必贶调到绩溪县当县长，据说程是改组派的人。先父也曾和改组派的人有过交往，如章伯钧、谢仁钊，程必贶、焦鸣銮等人。这时听说方志敏的红军打到了太平县的谭家桥，罗炳辉的红军打到了徽州府绩溪县一带，故此先父就去绩溪找程必贶了，在程的手下当个收发兼录事。先父如此不计较职低薪微，就是为寻找红军之故。但到绩溪之后不久，红军又撤走了。先父很失望，加之心力交瘁，支持不住，旧病复发，吐血不止，病倒在绩溪。母亲得知，带了我们兄弟和外婆来到绩溪，照料父亲，程必贶也颇念旧情，一面让先父养病，一面只让他做点轻微的工作。谁知父亲的病一拖就是两年，终于在一九三七年病死在绩溪。父亲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家无隔宿之粮。程必贶给了拾伍元大洋草草埋葬了事。可是不到两个月，程必贶自己也被国民党逮捕，五花大绑带走了。（程在解放后曾任陕西省政协秘书长之职）。从此我家便过着抗日流亡的苦难生活，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拉扯成人。 六、党的关怀 张怀璋同志现仍健在，住在合肥市，任安徽省委党校付校长。据他告诉我，“蒲草堂事件”后，他连夜逃到南京，又从南京跑到洛阳，在扶轮中学教了几年书，直到1937年到达延安。在延安时李克农同志曾问过刘伯坚的情况，他说不知下落。1955年李克农同志到芜湖来，见过周乃庚的姐姐，（她是个老尼姑，其尼姑庵在现芜湖市人民政府内，已拆毁。）问她“知不知道刘伯坚的情况？”她回答说：“早就死了！1937年死在绩溪。”当时我们母子流落杭州，靠哥哥当浙江日报社排字工人，养家糊口，李克农没有找到我们。母亲和李克农是非常熟识的。据我母亲回忆，她十八岁和父亲结婚，一直不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员。李克农常到我家，只要母亲在场，他们就扯开话题，谈笑取乐。民生中学开学典礼，母亲和王玲（李克农夫人）、×××三个年轻女子做招待。李克农曾要父亲派母亲什么任务，父亲不同意，说：“她不懂事。”直到那次逃避于外公家，母亲才恍然大悟。 58年秋天，我们母子由杭州回芜。我曾到火柴厂找到老工人宋筱恒，询问我父亲当年事迹，宋老听说我是刘伯坚的儿子，迫不及待的问：“刘先生好吗？他在北京做什么工作？”当他听我回答：“他早死了”时，便不胜感慨地说：“他是好人，为什么好人命不长？”最后，他关切地说：“你妈若要糊火柴盒子，就来找我，我可以多给点盒子给她糊。”这深切的关怀，使我很受感动。记得老人一直把我送了很远才回去。
芜湖十里长街史话（《芜湖文史资料2》第09篇）
作者：市工商联组稿，许知为执笔 前言 芜湖是东南胜地、商业名城。长街昔乃芜湖精华，江左明珠。自西门口至宝塔根、店铺林立，鳞次栉比，互连“十里”。店铺五六百爿，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者绝多。其由小到大、日渐发展、历几十年乃至百年不衰之原因何在？我们对此几经探索，如实记载下来，作为当前城市经济建设、发展商业之借鉴。另对长街历史上重要事件、著名商人、独具江城特色的商品、轶事遗闻和风情习俗，亦加以搜集，供后人研究。 一、十里长街的历史概貌 长街历史有多久 十里长街，应是宋代筑芜湖县城墙时开始形成的。东吴孙权黄龙年间（公元二二三——二二九年），将芜湖县治自黄池移至今北门鸡毛山高地。那时鸡毛山周围还是一片湖泊，可能只在县治附近有原始的集市。唐代以后，开始大修东南水利，疏河道，筑东坝，使中江之水分流而入江归海，太湖之水不致倒灌芜湖。到了宋代，在芜湖郊区大事围垦农田。水落后，鸡毛山周围陆地随之扩大，人口增多，商业兴起。特别是筑城以后，商业街道，相继出现。这座宋代城较之明万历三年（公元一五七五年）重筑的县城为大。宋城的范围：东至今东门外“鼓楼岗”，北至北门外“高城坂”，南至南门外的“南门湾”，西至西门外“大城墙根”。今存的“兴隆街”、“仓前铺”、“笆斗街”、“打铜巷”，“米市街”、“薪市街”、“鱼市街”、“花街”、“油坊巷”、“铁锁巷”、“南正街”、“西内街”，都属宋城内的商业区，是昔日当地各行各业的集中场所。宋城毁于南宋金、元之乱，明代重筑的县城范围大为缩小。县志云：“弼赋门西连长街大市”，说明这时西门内缩，把原来的一条西门大街截断，西门内叫西内街，西门外叫长街。所谓“长街大市”，原来也在宋城之内。所以形成十里长街始于宋代筑城。因此，从宋代算起，长街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明代建都北京后，户部设置芜湖关。官府文书传送，朝廷官员往来，都要通过江口，故从县衙门到江口修建一条高出水洼地的官道，以便人马通行。在江口还建造了一所“接官厅”设有官驿站（现在还有巷名官驿，在寺码头附近），以便送往迎来。这条官道也是青弋江的堤岸，作防洪设施。官道两旁，自然是开店设摊的好市场。所以西门口的“长街大市”，逐渐延伸到江口，形成一条十里长街。 十里长街独擅长江，特别是长河青弋江水上运输之利，这更促进了长街商业的迅速发展。县志云“长河汇宣泾诸水，由东而下，直逼南城，经浮梁西达于江。”（编者按：浮梁指浮桥）长街的后沿，紧靠长河北岸，有徽州码头，寺码头有头道渡，二道渡，有老浮桥，利涉桥，后来又有中山桥，都通向长街，因而水陆交通，极为便利。长街货物进出长河，可以直达皖南的宣、泾、南、繁以及苏南地区；进出大江，可以上溯湘赣鄂川，下达宁沪苏杭，北至无、含、和、巢庐、合等地，因之商贾踵至。百货咸集。这就是十里长街商业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 长街有多长 据县志记裁：“宣统二年，安徽巡抚朱，派委会同关道赵、丈量西门口至宝塔根六百一十五丈九尺。”按一百八十丈为一里，长三里又七十五丈九尺。即长街实际长3.42里。“南北平约三百四十九丈七尺，合算总面积为二十万五千三百八十平方丈，拆合为六平方里”。 县志又载：“清代由新市街（即薪市街）出弼赋门（即西门）西抵江口，名十里长街。”这里说的起点是薪市街，上面说的起点是西门口，两者不一致。因此，市工商联主委胡恩森于一九八五年夏季，派员实地丈量，得出确切数字：从鱼市街顾顺兴酱园至西门口，共长343米，自西门口至江口宝塔根，长1440米，合计为1783米。按500米折算一里计，长街的东西长度为3.56里。长街南北宽度平均为200米，长街占地面积约为356，600平方米。 这两种起点不同的算法，其长度同为三里多，但其面积则大不相同。原因是宣统二年的南北宽度，以南至长河沿岸，北至蒲草塘（北门外九莲塘附近）沿老电灯公司、陶家沟（弋矶山南边）一线。按这个平均宽度，要占长街长度的一半以上，把长街的范围扩大了。在宣统二年还没有中山路和二街市面。这个宽度，几乎把当时芜湖零散商业地点都包括进去。可见宣统二年丈量的十里长街，意味着是芜湖除河南岸以外的整个商业区域。 长街商业逐渐发达了，城里的商业逐渐西迁因而冷落下来。但是人们还习惯把城里的西内街至鱼市街一段，叫作“长街头”把长街分为三段，西门口至状元坊一段，叫“上长街”，状元坊至宁渊观一段，叫“中长街”，宁渊观至江口宝塔根一段，叫“下长街”。整条长街两边还有许多横向的巷道，也是附属于长街的商业区。兹附“芜湖十里长街示意图”。 长街的店房：现存的长街老店房，是太平天国以后清同治、光绪年间重新修建的。此后的商店概数为493号，其中大致如下： 鱼市街（自长街头顾顺兴酱园西店起至堂子巷上首止）1号至64号。 西内街（自堂子巷下首起至西门口止）1号至69号。 上长街（自疏菜公司门市部起至状元坊上首止）1号至148号。 中长街（自状元坊下首至中山桥东首）1号至146号 下长街（自中山桥西首至寺码头上首止）1号至66号 共计商店493号。 这里要说明两点：（一）据访问在宝塔根开设“大成德”杂货店的店主吴本浩老人说：他开的店是当时的下长街164号。解放后沿河筑埂，靠南边沿河店房拆除了，现在靠沿河的房屋门牌已不算是下长街而是沿河路了。如果按抗战前门牌实际计算，就可以把宝塔根与寺码头以及沿河建埂拆除的门牌计算在内，以“大成德”杂货店门牌为终点，应增加门牌98个号，即商店总数为591号。（二）一家门面里面，有的设几家商店或作坊，加上横向巷道商号，其商店总数，不下六七百家，“殷实商店，尽萃于此”。 据商界老人谈，原先长街店铺是沿官道也就是长河堤埂两边搭草屋、本板瓦房，或露天摆摊设点，低洼积水路段，还设有店铺，大商店还在城里和西门外一带。这大概是指宋代的长街而言的。 明初，江南地区生产发展了，货物骈集于芜湖，长街成为闹市。据明史记裁：“成化七年设芜湖、杭州、荆州关，征竹木钞，后改银。”芜湖关设在今泗关街。其时芜湖商埠地位已在杭州、荆州之上了。清初顾祖禹说：“明天启中（公元1621一1627年）设榷关于此。”榷关是征收货物税的机关。至崇祯年代，芜湖关银，年达七万两。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向长街市面计间（编者注，按店屋房间数量）派征“江夫河篷差银”，年达两千三百零四两。这说明长街此时已是很繁茂的市场。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重筑芜湖县城，“弼赋门西接长街大市”。可见此时西门外长衔已是店房林立。到清初才有“芜湖长街七里长”的民歌。 县志记有“十里长街”的名称，大约此际长街店房，方延伸到江口。但是咸丰年间（公元1851年一1861年），十里长街全毁于太平天国之战，“肆墨为墟”。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中英签定《烟台条约》，芜湖辟为对外通商口岸，镇江米市移至芜湖，江城遂成为闻名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商业大兴。在此前后，李鸿章家族来芜，大量投资于房地产，兴建房屋，开辟新街道如二街、中山路、四明路（今新芜路）等，其中长街店房属于“李府”修建的占很大比重；长街原来店主以及富有绅商，也同时在长街修建店房，出租或自行营业，因而长街商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县志也有记载：“繁盛视昔有加”。所以现存的十里长街店房，基本上是同治、光绪年间建筑的。 长街阛阓之盛 长街两边店房骈立，都讲究店面装璜，美奂美仑，争奇斗盛，以广招揽，门楼大都高耸，飞翠流丹，如银楼之类大店门面更为堂皇，古雅牌楼式样，雕砖刻木，油绘彩色“福禄寿”三星神像，栩栩如生；店家一律高悬大小不一的金字黑漆招牌，闪光耀眼，还立金字竖匾，书“财通四海，利达三江”，“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招财进宝”等字样。这些大店招牌匾额，很多出自名家手笔，如武进唐驼写的颜柳体，于右任写的行书，最引人注目。“魁陛斋”招牌字是谭延闿之弟谭延泽书写的。其他名人写的也很多。这种名家题匾，足为商店增添光彩，招引顾客。还有写上“大减价”“划一不二”之类的市招，临风飘拂，五彩缤纷。店堂之内，货物山积，货架之上，琳琅满目。由于街道长而窄狭，来往顾客如云，人头拥挤，更显得长街之长之远，店房之高之大。其人声之嘈杂，场面之壮观，真不愧为“甲于江左”的闹市。招牌、门面宏伟，是显示财力雄厚、货物充足的重要方式。商家懂得这一点，顾客重视这一点。 重修长街街道 据商界老人谈：长街街道原是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路面泥泞，后以鹅卵石铺垫。到清朝中叶，官府拨款，商家集资，购荆山麻石，凿成石板铺之。但经轮车长年碾压磨损，已成沟槽，槽深达三、四公分。1931年大水，长街水深过膝，自江口至西门，路面被冲坏浸毁，石板松动，排水沟道淤塞，不但推、拉、扛、抬货物极感困难，就是徒手步行，也很不便。灾后街道，急待修建。 31年秋，大水退后，官商即着手筹划重修十里长街。名为官商合办，实际是由商家出钱。据直接参加施工的老石工过裕隆和管理财务的老药师王礼卿与知情人金仲平等老人介绍：施工规划是县政府“市政建设委员会”和商会共同制订的。商会成立了“修建长街筹备处”主其事。“市政建设委员会”负责人为邵立洲、刘兆庆。修建长街筹备处管经费的是正裕布店经理徐馨圃，管银钱出纳的是张恒春中药店经理王子勤。经费来源以房铺捐附加名目向各商店和房东征收。 承包施工，采用投标方法。商会召集全市二十多家石匠店开会，按设计要求，公开招标。结果由十三家石匠店集体中标。领首的有裴祥记、汪义兴、胡家馀三家石匠店，由其店主裴宏祥、汪绪乐、胡家馀三人负责安排施工。 筹备阶段：时间——31年大水退后到年底的半年时间。准备工作——①调集石工：共集中了一百二十把锤（石匠大师傅才称一把锤）。除本地石工全力以赴外，还从合肥、巢县请来一些石工相帮，并集中大批杂工，担任拾石料、挖下水道、砌涵洞以及后勤等工作。②备料：到枞阳县花山采购大量石加工，运回备用。 施工阶段：时间——自32年（民国二十一年）春节开始施工，33年（民国二十二年）夏季全部竣工，费时一年有半。铺设长条石路面，长1783米，宽1.2米，还有两边石板砌成的街沿；砖砌下水涵洞长1783米及两侧街沿阴沟；整个街道皆用长三尺五寸、宽一尺二寸条石三条并列联结铺成中心路面，两旁各铺横一块直一块的长石条，再铺一块长五寸宽四寸的厚石板，砌成街沿，直到两边店屋墙脚。一色条石，整齐美观。 施工期内，采取分段施工方法，预搭跳板。不但便利行人过街，而且不影响店家做生意。用拆下的旧麻石块，凿平沟漕，铺砌街沿，既省工又省料。全线工程，耗资两万五、六千块银元，投入施工的总人数约两千多人，仅短短的一年半时间，能完成规模这样大、质量这样高的工程，真是难能可贵。 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条街道已经磨光的路面，出现了坎坷不平之处，似乎标志着芜湖十里长街所走过漫长的历史足迹。 二、十里长街的各行各业 芜湖十里长街商业有其独有的特点。县志云：“长街百货咸集，殷实商铺，尽萃于此。”又云：“江口一带，米、木商及行栈居多，东南北门商务较逊。”由此可知，长街商业以百货为主，大都是资金雄厚的殷实商户。长街没有米、木商行，没有客栈、茶楼、酒馆、浴室、照相、戏院、医院等服务性行业。这是长街商业的特点。 长街有哪些行业呢？总的说来，凡是经营人民群众所必需的日用品的各行各业，应有尽有。主要的是：百货、绸布、杂货、中药、西药、酱坊、烟酒、陶瓷、铁器、铜锡器、戥秤、香烛、笔墨、纸张、书店、银楼、皮货、鞋帽、钱庄等等。各行各业的商店，大都货物充足，花色齐全，交易额大，除门市销售之外，还做外埠的批发，生意非常兴隆。其原因有：一是外地人来芜开店经商的占绝大多数；二是与手工业相结合。 外地人带来资金、信息：不论来自天南海北，只要有资金，找到门面，就可以领照在长街开店。这些外地人，带来大量资金和外地商品信息，生意路子熟，经验足，办法多，交易越做越大，销路越推越广，整个商场也因而蓬勃兴旺起来。芜湖对外来者习惯上按其籍贯称帮，各帮各有擅长。例如徽州帮长于经营皖南丝茶竹漆、徽墨以及典当钱庄；泾太帮长于经营纸张、酱坊、布匹；江西帮长于经营瓷器、中药、夏布；江浙帮长于经营绸缎、银楼、钱庄、百货、西药；宁波帮长于经营五金、五洋；山西帮长于经营药材皮货等等。他们都是内行，各有各的门道，故尔财源滚滚。他们这些行家，是十里长街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外地商人为了增进乡谊，共同发展，在芜湖设立了各自的会馆，如徽州、曹州、湖北、湖南、江西、山西等会馆以及四明公所。会馆与各同业公所的性质是不同的，因后者属于商会性质，亦另有专文谈及，本文不赘。 手工业产品是主要货源：芜湖手工业的出现，比商业市场要早得多。长街形成之前，就有了手工业产品。相传春秋战国时期，干将，莫邪就在芜湖市郊赤铸山为吴王铸剑，炼铁炉火，染红了旁边的一座山，因之叫作赭山。虽是传说，却可以说明，那时己有治锻铁器用品，如刀斧、镰锄铲勺锁链之类、制作石器的手工业，较铁器手工业还早。那时石器用具人们生活中、古有重要地位，如石磨、石臼、石杵、石磙、石柱、石础、石碑、石像。过些手工制作的铁、石器，也就成为交易的商品、销售干家万户、大江两岸、四面八方。浸及后世，各种手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产品流入市场。在芜湖来说，当地手工业产品都是长街商品充足的货源。这又是十里长街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兹将抗日战争的前一阶段长街一些行业著名商店列表于后，可见长街当时各业兴旺的盛况。 抗战前十里长街著名商一览 1、百货：三友实业社，大中华橡胶厂芜湖发行所、黄恒生、大元福。 2、西药：五洲大药房，中法大药房，中英大药房。 3、什货：单瑞来，同裕元、鸿泰源、王大隆，凤大兴。 4、纸张：范隆太，王润记、春生恒，文华堂、 5、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中国图书社，文富山房。 6、银楼：宝成，老宝庆，新天宝。 7、银行：上海银行，安徽地方银行。 8、酱坊：顾顺兴，慎案隆，王怡泰。 9、茶庄：泰丰裕，南记茶庄，德丰，永春。 10、铜锡器：谈涌茂，福茂恒，顺太。 11、陶瓷、铁钢：吴谦泰，程合兴。 12、牛肉馆：金隆兴。 13、五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芜湖分公司，亚细亚煤油经理部。 14、酒庄：聚兴益，天增裕。 15、估衣店：庆大。 16、剪刀店：赵云生。 17、油漆：同泰永。 18、笔墨：沅记胡开文。 19、绸布：永丰裕，共兴，崔玉记，均益祥，庆泰祥，胡祥发。 20、秤店：范正椿。 21、中药：张恒春，王太和，满江春 22、丝绒：朱复和，慎太和。 23、帽子店：侯运记。 24、染坊：聚兴祥。 25、香烛：濮恒昌，刘义太。 26、旱货：王裕兴（竹藤棕麻）。 27、花粉：妙香室。 28、盔头店：周万九（出租戏具、戏服；孝服、棺罩） 29、肥皂：上海肥皂厂（铁锚肥皂） 鸦片战争以后，芜湖对外通商，洋货亦源源输进长街。这些洋货无孔不入，充斥市场，数量种类之多，不胜枚举。销路很广，深入农村，不可抵御。 这许许多多洋货中，以日货比重较大。“九一八”事变后，长街商家抵制日货，销路锐减。芜湖被日寇占领的时期，日货随着日寇的刺刀卷土重来，独霸长街市场。 在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时期，洋货倾销，是带有经济掠夺的性质。与今日对外贸易往来，有本质上的不同。它在历史上却起了两种不同的作用，一是民族工商业以及传统的手工业受到排挤打击，利权外溢；一是带来西方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的冲击，迫使我国古老的生产与消费方式，逐步走上更新之路。长街市场，在流入洋货的历史阶段中，它既是洋商吸取中国人民脂膏的管道，也是一个引进西方物质文明的窗口。 纵观芜湖十里长街八百多年的商业发展史，宋元以后的长街商业情况，无可查考，现在只能就长街几位商界老人口述，记其近百年的梗概。大体言之，在太平军之战以后至解放前夕，可分为三个时期，各有其特色。 鼎盛时期：明代至清咸丰年间的大约四百八十多年中，是闭关自守的发展民族经济时期，长街商业繁盛，“甲于江左”。太平天国之后的同治年代到抗日之前（同治二年到民国二十七年）的一百七十多年中，长街商业“视昔繁盛有加”，乃为其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特色，是外来商品逐步打入长街市场。长江增添了轮船运输，带来了现代化商业的色彩，与闭关锁国时期的长街面貌大不相同。 残破时期：1938年至1945年日寇占领芜湖期间，其初，长街殷实商户纷纷挟资避难，街道被轰炸，店房被占用，存货被掠夺，市面虽非全毁，却残破不堪。其不能移动而继续经营地方土产和织布手工业者，皆奄奄一息。外埠交通阻隔，西方各国商品来源亦告断绝，市场萧条。稍后，日货大量涌入，代理商纷纷出现，长街成为日寇独占的市场。商品输入全归日寇统治，转手则由少数大汉奸经营操纵。日寇还用日货为筹码，换购大米等军用物资。如芜湖两个米粮统购机构，与日本华东军部签订合同，日方付给统购米粮等军用的物资价款，百分之五十为伪储备券，百分之五十为日货。这些日货，又由大汉奸包销，分配给商户出售，市场价格，全由此辈操纵，以致民、商俱困。据查有关史料，此际长街商户，不依附这一帮，便投靠那一帮，无独立自由竞争之可言。抗战八年，实为长街商业最黯淡的残破时期。 衰落时期：抗战胜利后，1945年下半年至1949年四月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在国民党政府接管芜湖之后，清除了日寇和汉奸在长街商业统制的影响，正当的百货商业得到恢复，曾出现了繁荣的市面。但好景不长，不到一两年，生意便难做了。此一时期的特点是：一、由于长街市场繁荣，加上米粮出口大发展，芜湖增加了大量消费性的行业。在二街、三街、中山路等街道上，大旅社、酒楼、戏院、舞场、妓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使芜湖进一步成为一个大消费城市。二、法币贬值，物价波动，长街正当商业无法正常经营。特别是发行金圆券，“八・一九”限价，长街出现了抢购风潮，多数店家濒于破产。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应运而生。三、美英等国货物，大量倾销。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国统区经济破产民生凋敝，社会没有购买力。具有八百多年历史的长街商业，到解放前夕，已走到衰败没落的地步。 然而，物极必反，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长街原已衰落的商业和手工业，通过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却已起死回生，走上了国营的康庄大道，融入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工商业之中，得到更大更新的发展。 三、十里长街商业经营管理 长街商业经营管理，自有一套传统的经营方式。各家商店经营好坏，完全在于店主是否管理得当。其管理不外两个方面：一是业务管理，就是怎样把生意做好；二是人事管理，即怎样支配店员、学徒会做生意。长街商界老人对此有不少经验之谈，兹按店主、店员和学徒三个部分，如实的记在下面： （一）店主必须是强有力的行家 私营商店经营管理，完全由店主负责，利润归店主所有，折本倒闭，全由店主承担损失。所以店主有责有权，独立自主地经营好他的商业。这就要求他必须是强有力的行家，外行是不能做生意买卖的。 据了解，长街的店主，原来大都不是资本家，多半是店员出身。他们开店目的，首先是养家活口，其次才是发财致富。他们知道，开店始终存在着自由竞争，摆脱不了优胜劣败规律的支配，经常要冒亏损的风险。所以店主都必须悉心锐意地做好生意，力求赚钱，避免亏本、倾家荡产。在这种有切身利害的严峻事实面前，不论店大店小，店主都必须符合以下的几点要求： 1、经商内行：市场有竞争，还有尔虞我诈；价格有高低变动，商品质量有优劣差别，货源有供求影响，商情都在不断的变化。作为店主，必须随时了解行情，掌握信息，主动、恰当地应付这些变化，才能在竞争中获利取胜。过去讲“抢生意做”，的确要抢时间、抢货源、抢顾客、抢销路，抢夺最佳的做活买卖的条件，这是店主必备的本领。外行，瞎碰，没有不折本的。十里长街折本的商店极少，正是由于这些店主是内行的缘故。 2、讲究信誉：长街不论是著名大商店，还是小商店，莫不以树立商店信誉为第一要务。决不肯做毁损自己商店信誉的事。信誉卓著的商店，生意越做越活，赢利也就越多；没有信誉的商店，生意便越做越死，结果只有关门。 树立商店信誉，主要的有两方面。一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以赢得顾客信任。“不怕顾客不识货，只怕顾客货比货”，一比就比出“欺”字来，人家下次再也不来上当了。信誉卓著，口碑载道，是最好的商业广告，高山打鼓，声名远扬，顾客不召自来，生意就兴旺了。二要“帐款往来，恪守信用”，以争取扩大交易。在商业往来上，信用至为重要，长街上的店主原来大都不是资本家，别看货物山积，其实资金并不太多。既然如此，又怎么能把生意做开呢？那就是靠树立信誉，赊购赊销。例如：有些长街大商店与上海店家长期共往来，信得过，进货时或派人或寄一张购货单去上海，便能凭单发货，托运到芜，还可不付现款，三节结账，或销售完了付款。外地商店向芜湖店家购货，也采用这个办法。后来芜湖出现的洋商，也懂得这个窍门，也采用赊销的办法，扩大生意。这种赊购赊销办法，可以小本钱做大生意，赚大利，关键在于商店的信誉。 货真价实，恪守信用，是建立和维护商店信誉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可以说：商店信誉就是资本，就是利润。 长街商家宁可做一笔折本生意，也要维护信誉，例如：张恒春药店，常将变质或不合规格的中草药大批烧掉、倒掉，制茸参丸不用雌鹿；熬虎骨胶，上面一层都撇掉不要。金隆兴的店主闻到一大锅红烧牛肉气味不对头，便把整锅红烧牛肉埋掉。一些大百货店，大布匹店，对短斤缺两，尺寸不足的，实行赔补或退款。还有的商店为创名牌商品，在名牌商品上不赚钱，以别的商品盈利补充之。他们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树立商店信誉，不以小失大，而要舍小利谋大利。 3、勤俭节省：长街店主大都是店员出身，从苦中锻炼出来的，懂得勤俭节省办商店的重要性。他们事必躬亲，以店为家。除聘请经理的店家之外，店主大都住在店里，起早睡晚，深夜还起身照看门户，白天坐在店堂里，虽不上柜台，却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注视着店里一切买卖活动，无时无刻不在悉心筹划，绝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 店里开支有定规，没有什么浪费的。主要的是堵塞漏洞，不使货物、银钱暗中流失。对此，长街店家都有这样的店规：店员、学徒在店里住宿，家在本市者，一般也不回去住宿（钱庄的店员例外），绝不能与别店人员私下往来，防范“吃里扒外”，因此漏洞很少。 善于经营的店主，利润便如针头吸铁，集腋成裘，无有不发财致富之理。当然，因不善于经营，导致破产者亦不乏其人。 至于怎样经营盘算，店主各有神通，不尽一一。总之，内行、信誉、勤俭三者，乃店主生意经之要领。此外，作为一个店主，在那旧社会里，还要注意社交，应付各种社会势力。如结交官府，寻求靠山；结识名流；打牌设宴以招待大贾富商；送货上门，以巴结阔佬贵客，等等。这就是说，店主要长袖善舞，八面玲珑，才能达到生意兴隆赚大钱的目的，否则，说不定哪一天“祸从天降”破财折本。 （二）店员要有过硬的基本功： 十里长街是个大市场，行业多，同一行业常有十家乃至二三十家商店。同行是一家，又是冤家，竞争、抢生意，是不可避免的。顾客来自四面八方，挑精捡肥。要把生意做开。就必须争取顾客，不能姜太公钓鱼。因此，作为一个店员，必须有争取众多顾客做成买卖的本领。 店员要有哪些本领呢？根据长街商界老人所谈，归纳起来，有“涵养工夫”和“工作能力”两个方面。 甲、涵养工夫： 1、和气生财：做生意目的，是为了赚钱，这就得依靠顾客来买货。顾客多，买货多，赚的利就多，所以商家有句俗话：“顾客是商家的衣食父母。”招徕顾客，接待顾客，真不是简单的事。顾客从这家店挑选到那家店，以挑选所中意的货物。但首先挑选的是店员脸色，看他和气不和气。如果店员面孔铁板，顾客望而生厌、生畏，那就谈不上进一步挑选货物了。因此店员要仪表大方，态度和蔼，笑容满面，热情满怀，期使顾客近者悦，远者来。有的顾客不认店号，只认店员。店员实际就是店家的招牌。商家有两句俗话，一句是：“人无笑脸休开店。”另一句是：“钟馗开店，鬼不上门。”这就生动地说明：店员接待顾客态度的好坏，必将产生不同的效果。态度好，买卖做得好，赚到钱；态度不好便做不成买卖，喝西北风。 长街店员有一套和气生财、礼貌待客的规矩，主要的一条：站起来做生意。俗话叫站柜台。店员总是站在柜台边，顾客一进店堂，就笑脸相迎，主动招呼。柜台里面不设坐位，还不允许背对柜台站立，也不允许自相谈笑而不理睬顾客，即使偶尔坐在货柜里面，也不允许当顾客进店了还坐着不动，因为这些，都是不礼貌待客，都会得罪“衣食父母”，店主是不允许的，说是坏了店里生意。 2、言语到家：店员还要有语言艺术。俗话说：“买卖做不成，言语不到家”。如果顾客空手而去，店主往往归咎店员话说得不周到。这就要求店员对顾客不但说话文明，还要察言观色，了解顾客心理，做到有问必答，百问不厌，百挑不烦，主动介绍商品，帮助顾客挑选。店员说话亲切热情，会使顾客感到盛情难却，不想买也得买了。即使顾客不买，也热情礼送，“生意不成仁义在”，还要图他下次再来，决不冷言挖苦：“你买不起！”“找麻烦！”或者说些粗话脏话，使顾客难堪。 3、忍辱负重：店家有时碰到兵痞、流氓用假银元，掼刀摔枪，以买货为名，进行敲诈的事。店员则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尽量忍让。如果对着干，哪怕口出一句粗话脏话，也会授之以柄，使事态扩大。 乙、基本功： 1、会写会算：要会记账，会开发票；会打算盘，并工于心算。一旦生意成交，就能迅速结帐收款。 2、熟习商品：要熟悉各种商品规格、价格，顾客有问，如数家珍，顾客购买，迅即结帐。 3、包扎货物：那时长街商店销售零散货物，出门必须包扎。如是礼品，则更要求包扎美观，如果自用品，则要求包扎牢固。包扎讲究规格，随商品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规格的包扎。这关系到商店声誉，马虎不得。包扎不合规格，还会贻笑大方。 至于称秤、量尺都要有熟练的手法，做到准确迅速。 这些基本功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接待顾客、谈话、取货、量尺寸、称斤两、算帐、收钱、包扎等等程序，都是在生意繁忙中几乎同一时间完成的，既要准确又要迅速，既不让这一顾客等得不耐烦，又要不冷淡别的顾客，可说是耳、目、口、脑、手、脚并用。没有这种真功夫，便会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心里急燥了，还怎么能开笑脸？由此可见，店员有了过硬的基本功，才能驾轻就熟，工作热情，服务周到，笑脸常开态度好。 丙、操守与待遇：对于店员道德品质的要求与工资待遇等问题，在长街也有一些传统的规矩： 1、一介不取：商店里尽是货物，尽是钱。售货的铜板，随手扔进钱柜，散落店堂的地板上，“哗哗”作响，当时也不拾，说是“遍地黄金”，意图吉利。在这种环境里，店员要做到一尘不染，一介不取。如果手脚不稳，小偷小摸，那就要被赶出店门，而且别的店家也不敢雇用，就把饭碗彻底砸了。 2、一只土饭碗：长街店员待遇也是比较低的。据调查了解，当年店员的工资因商店的大小与利润的多寡而有不同。一般情况是，店员每月工资三到五元，平均是四元。账房先生和经理的待遇，一般比店员高一倍，特殊的还要高，如张恒春药店经理谢树德的月工资，高达七十元。钱庄的店员的工资较普通商店高，平均月薪20—30元。店员伙食由店主供应，一日三餐，并供店员住宿，给治病，有的年终还分点红利。 店员的劳动是繁重的。长街商家开门早，约在上午七点多钟；打烊晚，约在下午七八点钟，每天约工作十二小时。晚饭后结账点钱交柜。结帐点钱，不许在营业时间内进行。最后还得把明天应市的货物准备好，以便次日一开门就能营业。做好这些准备工作，才能就寝。有时工作到深夜，店里供应宵夜点心。这样繁忙的工作，也不是每天如此，也有生意清淡、工作轻闲的时候。 长街店员的待遇低，为什么他们还愿干而且干的很好呢？商界老人打了一个比喻说：“把土饭碗当金饭碗捧！”考其原因有： 1、店员的雇佣期为一年，干不好是要被辞退的。平时店员有差错，店主看见了也不大当面指责，必要时轻轻一点就行了。东家满意与否，年底才见分晓。正月初五店主总要办酒、宴请店员的。此时，众人彼此问候寒喧，客气备至，然而这正是店员最痛苦、不安的时刻。假如某店员被店主客气地请入首座，或暗送一个“红包包”，这就是解雇的信号，那店员也就心中有数，不再回店上班了。数百年来，十里长街上，有多少店员就这样苦笑着离开店主的宴席，脚下布满冰冻和鞭炮纸灰的麻石路，又落上多少幻想破灭的碎片！ 试想，为了保住吃碗，养活家小，店员能不拼命工作吗？ 2、店员的工资虽然不高，却比农村人生活好。如一个好劳力，当长工一年的报酬四五十元左右；农村塾师一年束修，也不过五、六十元，而店员一年能得到百元，能养五口之家。 3、学好本领，将来也开店发财。长街的店主大都是店员出身。这些活榜样，使店员产生“我也要开店发财”的想法。而且当店员时可以学到经商的本领，成为内行人。这又是店员辛勤工作的动力。 4.店员社会地位较高。他们虽比不上官僚和财主有权有势，但因其经常笑脸迎人、和气待客，也得到社会的尊重。社会上称店员为先生或朝奉。“朝奉”是宋代就有的官名，“朝奉大夫，正五品”，经管朝廷贡品、赐品出纳。称店员为朝奉，和称医生为郎中一样，都是赞美的意思。 以上种种，说明当店员是不简单的，必须具备会做生意的本领。他们的本领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旧社会没有培养店员的学校，他们只是从三年学徒期间勤学苦练得来的。学徒是店员必经之路，几乎没有不当学徒而一进店就当店员的情况。 （三）学徒必须刻苦磨练 学徒大都与店主有沾亲带故的关系，乡村穷人家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因上不起学，就送去当学徒，愿受三年苦，求得一碗饭。 能当上学徒很不容易，必须找到一个殷实的保人，递交投师纸，写明：保人负责学徒守规矩，老老实实学生意，若走失或遭灾祸死亡，与店主无涉；如拐带偷窃或造成其他损失，概由保人负责赔偿，等等。店主收学徒之后，彼此便是师徒关系。遵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旧习惯，一切听从师父师娘的吩咐，不听话是不行的。学徒学什么呢？内容大致分为两方面：做生意的态度和做生意的本领。 学做生意的态度是基本的。一是学乖巧、灵活，做到行动敏捷、口齿灵利，改变呆头呆脑、笨手笨脚的土气。二是扫除调皮、任性、轻浮、弄虚作假的坏习气，养成吃苦耐劳、安份守已的好习惯。学徒在此阶段的工作是打水扫地，递烟端茶，尽是做些杂活和侍候人的事。有时出了差错或者偷懒，就要挨骂，甚至挨打。不过，打骂不算严，赶出店堂才算是最严的。学徒三年，没有工资，店里供给伙食，此外，每个月有剃头洗澡的月规钱，店主打麻将的头钱也可分到一份。学徒经过这一阶段的磨炼，待聪明灵巧、规矩老实了，再进一步学习做生意的本领。 学生意的本领是重要的。学写应用的字，记流水帐，学珠算。这些都是在晚上跟店员（师兄）学，店主检查督促，学不好就挨罚、打手心。同时搬送、堆放货物，以熟习商品种类、价格；还要学会包扎货物，在晚上和店员一起做，边做边学，反复练习，一直到合格为止。学称秤、量尺时，有师兄复验，错了重来。这些基本功，不但要学会而且要熟练，否则不给满师。满师后在本店当店员，站柜台，还要向师兄学习怎样接待顾客。学徒初当店员虽有工资，也是从最低档的开始，以后逐年按月增加五角或一元。 中药店学徒还要学会认识成百上千种的草药，那就更难了，非下一番苦功不可。他们满师后，在柜台上还要实习两年，才能独立应市。发错药，人命关天，绝非儿戏。中药店学徒是从识别、筛晒、炮制药材学起的。不但要认识药材，而且要熟悉药性，会背诵“汤头歌”，“十八味”、“十大忌”等中药常识。加上站柜台按中医处方发药的实践，朝斯夕斯，日久也能成为中医师。西药房的学徒容易学，不满师就可以站柜台，只要认识中英文药名、商标，就可以卖药。 店主总是要收学徒的。虽然是培养了学徒，却能获得学徒三年无偿的劳务。有的商店多收学徒，以代替店员工作，节省工资开支。这只限于论包论盒论瓶售货的商店，如西药房，五洋商店等。 从学徒到店员是一个人的终身职业道路。他们差不多过的是“少小离乡老大回”的生活，不能带家眷到店，一年只有几天的探亲假期，（请一个月假的，扣发一个月增发的双薪），以致他们长期不能夫妻团聚，彼此得不到家庭欢乐。例如，徽州人出外做生意的很多，早有“无徽不成市”的说法，长街店家的学徒、店员中，徽州人也不少。有一段顺口溜：“不幸生长在徽州，十三十四往外丢，一世夫妻两年半，回得家来已白头。”离家千里从商，只为蝇头之利，一生回家的天数，凑起来不到两年半，他们笑脸迎人，把生活艰苦深深埋在心里。当然也不仅是徽州店员而已。但是当店员自开商店、发财致富以后，这种情况便改观了。 解放以后，长街店员这种艰苦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和学徒跟店主一道，随着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洪流，进入社会主义工商业阵地，贡献聪明才智，有的成为国家工商业的干部或职工，有的已经退休了，晚年过着幸福的生活。 长街商界老人语重心长地说：随着市区工商企业的新布局，社会主义把十里长街的商业，把十里长街的店主、店员、学徒，一起带上社会主义大道，然而十里长街的经营管理的好经验，特别是店员的好作风、好态度却不曾带进社会主义商业战线。这个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是值得思考和探索的。 四、十里长街的人文物产 历史悠久的十里长街，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致力于地方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著名商人；出现过创造了著名物产的能工巧匠；出现过一批信誉卓著，长盛不衰的百年老店。这些都构成了十里长街的古老文明。 往事如烟，史册缺漏，远者多不可追考，兹就太平天国前后到民国末期的百余年中，关于这方面的史料，略举一二。 （甲）著名商人： 这里所举的几位著名商人，仅限于长街的商家。在长街以外的商业、米粮业巨子，或虽在长街有名但行为不端者俱不录。至于市工商联历届委员，多系著名商界民主人士，当另有记载，也不在此重述。所录不多，仅借此一观旧时长街商家的风貌。 （一）吴兴周创办地方实业 光绪年间，在下长街开设“宝兴京广洋货号”的吴兴周先生，凭自己的才能成为商业巨子。他是芜湖著名的实业家。 吴兴周，皖南绩溪西乡人，1866年生，家贫。1879年，他十三岁，就远赴江北六安县城，在一家钱庄当学徒。由于聪明精干，为人忠厚，书算娴熟，不数年即在县城商界中崭露头角。旋得友人集资相助，到庐江县城开了一家商店。比时，他认为芜湖商埠，大有发展前途，便将庐江商店停歇，资金转移芜湖，在下长街开了百货商店。因他才力过人，善于经营，不久即成为长街商界闻人。辛亥革命前，芜湖明远电灯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负债过多，资金枯竭，濒于破产。经股东会议定，聘请吴兴周为公司总经理，时在1912年。恰好，这年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王朝被推翻了，明远公司大债主芜湖大清银行，亦随之倒闭，明远所负巨债，也就不了了之。这样，公司债务减轻了，吴兴周放手整顿，锐意经营，发电量日益扩大，公司逐步走上巩固、发展的坦途。 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运用公司所掌握雄厚资金与技术力量，倡议集资兴办芜湖大昌火柴厂（今芜湖火柴厂前身）；赞助创办益新面粉厂（今大砻坊芜湖面粉厂前身）；合资创办芜湖电焊厂；还独资创办芜湖电话局，开始只有两个接线生，都是绩溪人；并且抽调明远电灯公司职工张希寒前往建平县（今郎溪县）创立郎溪电灯公司。可以说，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饱受外国侵略的年代，他在芜湖创办了这许多实业，在客观上起了发展民族工业的作用。是一位有名望的民族资本家。 吴兴周还热心教育事业，在芜湖，他创办一所工人夜校，聘请教员，供给课本纸笔，让明远电灯公司的工人读书识字，其他厂的工人、长街店员亦可自愿入学。在故乡绩溪周迁村，还捐资创办一所“兴周小学”，聘请名师教学。随后，又拨巨款兴建校舍，扩充为一所高级小学。为了这所小学能长久办下去，他从自己的明远电灯公司股份中划出一部分，另设专户，把股息红利作为小学的常年经费。这可能是他从切身的经历中体会到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而努力以赴的。 1938年冬，芜湖沦陷，明远电灯公司为日冠夺占并组成伪董事会，吴兴周大义凛然，不屑与汉奸为伍，愤然回故乡避难，甘于清苦，困居故园。1940年病逝，享年74岁。 解放后，明远电灯公司改为地方国营企业，得到飞跃的发展，吴兴周之子吴子壮、吴名骝一直在公司担任重要的职位。吴兴周兴办实业的业绩常为人们所追忆。 （二）宁松泉船载食品救灾民 宁松泉在长街独资开设承馀钱庄、承丰裕绸布店、宝裕纱号；在上海还有宁松记申庄，资金雄厚，在长街金融市场上算得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因他不愿抛头露面，故大名不为社会所熟知。他常为人们所称道的有两件事，一是独资平息“马票”挤兑风潮。一次，芜湖谣传中国实业银行所发行的马头标记的钞票不能兑现，因而发生了芜湖中国实业银行挤兑风潮，迫使这家银行几乎关门倒闭。宁松泉为稳定芜湖金融市场，立即以承余钱庄的整箱整箱的银元，暗暗从后门抬入中国实业银行，支持前门兑现。一场挤兑风潮终于平息。二是拨款赈济灾民。民国二十年芜湖大水成灾，郊区农民陷于困境，大量灾民流入市区乞讨，长街商家纷纷设立施粥场。宁松泉还拿出大批款项，逐日用两只小船装载馍馍等食品，运往四郊圩墩施赈。此一义举，迄今还为人们称道。 宁松泉是青阳人，在家乡也广多田地房产，富甲一方，乐善好施。 （三）崔亮功 崔亮功，原籍徽州太平县，世居芜湖，在长街开南记茶庄，抗日之前曾任芜湖商会会长，并当选为国大代表。抗日期间避居屯溪，被称为皖南四老之一。抗日胜利后回芜，住堂子巷故宅，被选为商会会长和县参议员，他为人正直宽厚，无党无派，与本地任芜湖县银行行长奚国光齐名。解放后，同被邀请参加第一届市政治协商会议为委员。后在故乡太平县病故。 （四）赵云生剪刀店吴正启 吴正启为芜湖名产三刀之一的赵云生剪刀店主人。该店设在中长街，只半间店面，很不显眼。门边悬一块招牌：“赵云生剪刀店”上面注明“老店”。这块招牌很引人注目，慕名往购剪刀者甚多。原来吴正启是赵云生的女婿，赵家无儿，以女婿继承为店主。 别看赵云生剪刀店门面小，后店却很宽敞。有一座三层楼房，楼底是作坊，从澛港铁匠铺定制剪刀，取回加工，每日制成的剪刀不太多，够卖了就行。加工只求精细，长保名牌不衰。二楼是会客室，也是餐室，吴正启老人住在三楼，深居简出，不与官府往来。但是吴正启是芜湖青帮老头子，“通”字辈，名气很大。他收的徒弟虽不多，却都有财有势、有地位。如邹希荣，是寿县帮码头工人的把头，国大代表；牛自贵，也是工人把头、国大代表；芜湖工会会长、县参议长陈卓夫，是他的徒弟又是他的女婿。这三个大徒弟又开山门收徒弟，因此吴的门徒遍及芜湖，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据说，吴曾给新四军派往芜湖的地下工作人员不少帮助。因为码头工人、旧警察很多都在安靖帮，他们占据交通要道，吴正启的一句话就是一张通行证。若需要钱，他叫谁拿，谁就得服从。解放后，他在芜湖安居乐业，终享天年。 （乙）著名商店 长街上著名的商店已如前节所列一览。兹再简略记述几家独具特色的商店。 （一）长街的百年老店 （1）明代永春中药店 明万历年间（公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休宁人汪一龙，字正田，精医道，来芜在西门外大街（即上长街）创立永春中药店，慎选药材，精制丸散，对症取服，效验神速，四方争购。明季有外藩入贡，凡取道芜湖的外国人，常在永春购药携归。永春药店历二百多年，九世同堂。其子孙有不少取得功名，何时没落不详。事见《芜湖县志》卷五十八“遗事”。 （2）沅记胡开文墨庄 芜湖沅记胡开文是徽州老店的分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先讲一下徽墨的起源。其墨在南唐（公元九三〇年前后）就已驰名全国；胡开文徽墨，在清乾隆年间即闻名于当世。原来汉朝产墨地在西北延安、易州一带和西南广州等地区。唐末之乱，易州著名墨工奚超携子廷珪避乱歙州，操旧业，制出不少好墨，有的成为贡品。其墨“坚如玉、纹如犀”，时称“廷珪墨”，曾受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封廷为墨务官，赐“国姓”李。宋宣和三年，（公元一一二一年），歙州改为徽州，徽墨之名自此始。 公元一七八二年（清乾隆末季）绩溪胡天柱在屯溪开“文来墨店”，后在休宁经营其岳家“汪启茂墨庄”，采贡院匾额“天开文运”之意，改名“胡开文墨庄”，休宁为老店，屯溪为分店，业务逐渐发展，胡开文自此声誉远扬。过了八十七年（即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胡天柱六房曾孙胡贞益（号沅阶），集股一百五十元，来芜伙开“胡开文墨庄”，地址在南门大街。十年后，改由胡阶独资经营，改名“沅记胡开文墨庄”，店址迁鱼市街，资产已累积千元。时在公元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公元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店址再迁至上长街井儿巷口，时资产已扩大到三万银元，前店后坊，职工多到四十四人，成为徽州胡开文墨庄后起之秀。一九二七年，又在陡门巷增设分店。一九五六年同其他三家墨庄申请公私合营，四家定股为五万一千二百元，沅记胡开文股金约三万五千八百四十元人民币，占70％。百多年来，沅记胡开文的资产，比原来的一百五十元扩大了三百二十多倍。 制墨利润很大，沅记胡开文又经营得法，发展很快。在清末科举时代，以经销高级徽墨为主，普通徽墨次之，两者销售额比例，约为8：2，一年营业额约为两万元银元，纯利约五、六千银元。民国年间大兴学校时，则以销售普通徽墨为主，高级徽墨次之，两者销售额比例，约为7：3。一年营业额仍约两万元，纯利则约为一万三千元左右。这是因为普通徽墨成本低、售量大之故。如制墨成本：材料（桐油烟、广胶）、装璜（打磨、填字、描色）、工缴等费：高级徽墨每斤八、九元，普通徽墨每斤一、两元。（此为解放初以人民币折算的价格。） 沅记胡开文墨庄在百多年历史中，曾遭到两次重大损失。第一次：公元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胡沅阶动用墨店资金四、五万元，兼营茶叶出口生意，头两年赚了一万元左右，第三年由于印度茶叶出口的竞争，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销售额比重由原来的98％，突然降到49％，茶叶滞销，胡沅阶亏损四万元左右，墨庄资金枯竭。为恢复墨庄营业，曾发行“兴隆券”筹集资金，东山再起。辛亥革命后，此项债券始陆续偿清。第二次：在抗日初期，长街曾遭敌机轰炸，陡门巷分店中弹焚烧。紧接着墨庄人员疏散逃避，营业停歇，外帐收不回来，这两项损失，合计约有八、九千元，曾借债恢复了营业。 一九四〇年，胡恩森出任沅记胡开文墨庄经理。抗日胜利后，物价暴涨，法币、金元券贬值，沅记曾动用资金购囤大米和棉纱。囤米经常保持在一千担左右，安稳度过了金融市场混乱的难关，避免了损失。沅记于公私合营后，改为芜湖制墨厂，由胡恩森任厂长。胡现任市工商联主委、省工商联常委、全国工商联执委，同时他还任市政协副主席。 （3）张恒春国药店 芜湖张恒春国药店以重视中药质量，品类齐全、为病人忠诚服务著称。声名不亚于北京同仁堂、杭州庆余堂和汉口叶开泰，排入全国三个半中药店之列。 国药业利润比其他行业高得多。俗语云：“黄金有价药无价”，“药无十倍不出门”，张恒春发家致富史，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张恒春创始人张宏泰，江苏溧水人，一八〇〇年（清嘉靖五年），曾在安徽凤阳开设张恒春药店，因年荒饥馑，亏损歇业。其第三子张鸣鹿，十八岁在当涂护驾墩孙大春中药店当学徒，擅长外科医术，不数年接盘该店，仍名为“张恒春”，业务扩展，利润倍增。公元一八五〇年（清道光三十年），其长子张文金携资约一千两纹银，合一千二百块银元，来芜创设张恒春药店，店址先在金马门，数年后迁到西门内鱼市街，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迁至长街湖南会馆对面井儿巷口，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再迁至中长街状元坊对面的现址。此时资金积累已达两万两，折合银元两万四千元了。十七年的利润，合原资的二十四倍。 张恒春现址是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购地自建的，仿北京同仁堂模式，费时三年，始告竣工。城阜高墙，石库大门，金字招牌，宏伟壮观。店内双面柜台，陈设典雅，楹联匾额书画，均出自如米带、唐驼、于右任等名家手笔，“张恒春”招牌字，据说是清状元石秀峰的手笔。当时润笔费是很贵的，如武进唐驼为张家题店匾“永康”两字，每字一百块银元。该店门市，面临长街；后堂作坊，紧靠长河，上下货十分便利。从此营业长足发展，获利至巨，到一九二三年，资金已达三十万银元。 实际上张恒春百年来所获利润远远不止此数。据资料表明，张恒春“家店不分”，每年利润一部分，为张家三房比支抽走家用。各房在护驾墩，溧水购置田产二千五百多亩，在本市购置房屋，河南泗关街有一条巷子叫“恒德里”，均是张家的房产。在合肥等地开设药店，计有：芜湖：中长街张恒春、鱼市街张恒春两家老店。（老大房）丹阳：张恒春（老二房）恒春茂两家；护驾墩：张恒春（老三房）、张涵春两家；当涂：张恒远记、恒春和两家；合肥：春和义；薛镇：张涵春；如皋：春和义。共十一家。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另在长街、宣城各开一家钱庄，经营时间不长，亏损停业。估计其多年来抽取利润总数，约达三百多万银元。由此可见张恒春获利润之巨。 张恒春获此巨额利润，与其善于经营是分不开的。举其经营管理特点于下：（一）大批进货：中草药品类繁多，草本类、矿石类、虫介类、动物类不下两千种，产地遍及全国。该店特别重视成批采购道地药材，零星进货仅为临时的添补。采购方法有：坐庄，代理店，产区直接采购三种，常华派采购人员汉口、郑州、上海等地。收购旺季，资方经理还自出马。抗日之前，老二房张文玉父子就赴上海购药，回芜时，轮船在南京下关江面失火，不幸遇难。尸体打捞上来时，父子还是双双紧抱。成批采购好处多：价格便宜，不误季节，品类齐全，便于精选。成批采购，需要大量资金，其解决办法有二：一是银行、钱庄货款和吸收私人存款，作临时周转；如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贷款总计超过二十万元银元。二是赊购，大约在购进后四十天左右付部分货款，其徐三节结帐。因此该店库存各种药材充足，如有时存备燕客十六大箱（办公桌大小的木箱）别直参十六担（老称一百斤）。由此可见一斑。 （二）批发赊销：外地批发和门市零售并重，约各占百分之五十。批发以省内外县市乡镇中药店为对象，远及江苏、江阴、河南、湖北等省，大都采用赊销办法，三节结帐，有的可以延至年终清结。其赊销金额之大，时间之长，长街其他商家无法与之比拟。对外地前来批发的顾客，招待十分周到，如挑贩或替人带货的，除供伙食外，还给予佣金；客户派店员前来采购的，不仅留饭留宿，还招待洗澡、看戏；如来的是经理人员，招待格外丰盛，留住客房，上馆子，打牌、吃酒。并且代客备办制药器材用具，尽量使顾客方便，满意。因此获得外地顾客信任，长期贸易往来，历久不衰。 （三）门市信誉：精选上等药材上柜，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劣质药材一律销毁，次等药材改作烟熏驱虫剂，以保持信誉。门市售货有两个特点：一是零售贵重药材，如参、燕、银耳、茸、胶，货真价实。如售出羚羊角，每只必有角尖，圆尖不售。自制成药六神丸、牛黄清心丸、至宝丹、虎鹿、阿龟胶、益母膏等等，均按古法炮制，均贴鹤鹿商标为记。每年自宰雄鹿一头制药，宰杀时，邀众围观，以昭信誉。另是配方：认真按医生处方配药，必用戥秤分量，决不用手估抓，每方配齐后，由头柜、二柜复核，加盖“校对章”方可包扎出门。夜间有人值班，为急病服务。该店的信条是：“脩合无人见，诚心有天知”，并制成金字竖匾，竖在店堂，供职工信守。店员讲究衣著、仪表，一律穿长衫，手面干净，店堂不准谈笑。其门市营业，方法多样，如夏天门边备茶桶为顾客解渴；医生常指名在张恒春配药，方圆百里病家到张恒春购药才放心。据说农村有一家童养媳死了，娘家人来闹事，婆家出示张恒春配药处方，娘家人说：“吃过张恒春的药都救不活，没有话说。”一场风波，遂告平息。该店在民间信誉显著，有如此者。 张恒春最畅销的一种名药——鸡药。这个药和老母鸡一起煨煮，是盛夏，严冬两季的大补品，由于买的人特多，一天能销售几百付，甚至上千付。此药还需分别配一些银耳、燕窝人参等珍贵品。远在徽州的人也有很多来买的。 张恒春由于经营得法，故营业额大，利润高，如肉桂进价每斤三十至四十元，经精选后售价每斤为二百至三百元；厚朴进价每斤九元，售出每斤二十四至四十八元；又如草药论担论斤购进，筛选炮制后论两论钱售出，其利润之大，实在无法估量。 该店职工待遇比较优厚，一九四七年的职工总数达八十四人。其福利与别的商家不同，年终不分红，但在店里由资方垫资三千元，职工集股（每人三到五元）另设一个批发店，叫“公和兴”，经营本店不便出售洋药、土草药以及鹿制品、医药用具等。鹿制品为什么不在本店出售呢？主要避其祖张鸣鹿讳之故。年终分配盈余，资方不提，全分给店里职工。据老职工回忆，“我一年工资一百二十元，‘公和兴’分成，就有一百三十元。”抗日胜利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公和兴’利润下降，于是又实行“抽厘制”，办法是：从每天参、燕等售货款中提12％，丸散丹膏售货款中提30％，按三份分摊，职工得三分之一，资方家用得三分之一，三房在店职工和经理得三分之一（三房50％，经理50％），最初十五天一分，后为十天一分，到一九四八年改为五天，以应付物价波动，维持职工生活。 张恒春在营业鼎盛年代，每年冬季、春节前，施赈米二百担左右，夏天酷暑时施药，以周济穷人，溧水来人抓药，概不收钱。 张恒春在百多年历史中，也遭受两次重大损失。一九三一年经理王子勤不顾资方代表意见，陆续在上海赊进大批药材，从河沿堆集到库房，行走都不便，值银元五十三万七千元，不料这一年芜湖发生大水灾，生意清淡，积存的大量药材销售不出，资金积压，欠债达七十多万元，亏损二十一万三千元之谱，王子勤因而去职。据传闻，王子勤在张恒春任经理时，已另开一家王太和中药店，欲以此挤亏张恒春。后来由于张恒春信誉卓著，上海厂商延期索欠，张家三房各交出田地房产契据抵押，广收长街存款，渡过难关，逐渐恢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机狂炸芜湖长街，张恒春店面被焚烧一半，库屋全毁，仅存六、七万元之底货，欠外债四十余万元。日寇侵占笼湖之初，职工疏散，资方逃避溧水故居，仅留职工赵天财守店。不久赵天财死了，一说被日机炸死，一说因病伤回到漂水死去。张恒春除予安葬之外，并抚养其遗孤到成年为止。芜湖沦陷后，市面稍安，经资方张俊卿和经理谢树德竭力维持，才逐渐恢复。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营业复振。 （4）顾顺兴酱园老店： 顾顺兴酱园店是顾家祖传的百年老店，原在城里南正街，后迁长街头的鱼市街。这家制的酱菜，酱油等产品，素负盛名，人称“老顾家”，很多用户指名要“老顾家”酱油。这家老店所制的板酱，则需晒三个夏天，以此所制的酱油，叫作三伏秋油。后来采用天然发酵法，就是春天泡、夏天晒、秋天卖。这家酱园的醃苔菜很出名，畅销于本市和郊区各乡镇。 还有一家百年老店：金隆兴牛肉馆。《芜湖文史资料》第一集已有专文记载。不赘。 （二）长街几个有特色的行业和几家商店： （1）长街第一家银楼： 长街很早就有银器店，是银匠开的，出售自制的银首饰如银项圈等等。至于金首饰，钻石珠宝戒指等贵重饰物，很少在芜制造，由少数大百货店向沪宁大商埠购进出售。公元一八六四年，首次在长街出现了银楼，即宁波人朱锦紫创设的宝成银楼。 宝成银楼创设时，资金约五千两纹银，流动资金在外。开业时备有金首饰二百两，银首饰数千两，足够门市供应，资金可谓雄厚了。 朱锦棠原在汉口宝成银楼工作，而后集资来芜，购买下长街一幢市面房屋，修建三开门面。石库式大门之上，雕刻华贵楼台图案。店堂着色，全部楹柱门窗屏几贴金，描龙画风，金碧辉煌，令人眼花缭乱，宛似置身金色宫殿之中。宝成银楼扬名远近，生意兴隆，店堂装璜，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朱锦棠是银楼业的里手行家，买卖金银首饰和珠宝钻戒都很精通；定制首饰，都能按顾客要求式样制造。忙时，顾客川流不息。一天营业额，进出黄金首饰数十两，白银首饰数百两，皖南皖北男婚女嫁，常指定购买宝成首饰。金银按上海黄金白银牌价进出，出价则加上加工费，进价则扣除成色比重，一进一出，获利至厚。此外，也兼营黄金买卖，吞吐量亦不小。 宝成自设加工作坊，有冶炼工场，将金银杂质提净，保持金赤银足，维护信誉。银首饰可以镀上金色，价廉物美，销路甚畅。无论大小成品，均刻上“宝成制”字样，作为出品标记，顾客非常信赖。 前店有营业员二三十人，后场有工匠三四十人，杂工十人左右。除工资外，店里供应伙食，待遇与一般店家相似。工匠技术性强，如冶炼，雕花、嵌钻、镶宝、刻章等等手艺，要求都很高，不但式样美观，而且质量好。各道工序，均有专人督导。 宝成是长街第一家大银楼，带有典型性。其店房在一九三七年，被日机炸成废墟，朱锦棠后人携资回浙，其业告停。日伪时期，该店职工集资再度开业，招牌加上“老”字，叫作“老宝成银楼”，直到解放前夕结束。 除宝成银楼之外，一九〇六年，江苏人张叔藩又在中长街陡门巷上首开设一家宝庆银楼，规模与宝成银楼不相上下，此后开设的银楼逐渐增多，共计大小银楼二十多家，较大的银楼有宁波人开设的老宝成、老宝庆、老同庆、老天宝、方九霞；江苏人开设的老凤祥、天宝成、新天宝、丹凤、宝庆；本地人开设的老宝鑫等。除方九霞设在中山路，丹凤设在陡门巷，天宝设在二街之外，其余设在长街，门面辉煌，金光耀彩。 银楼业如此大兴，一方面由于长街市面繁荣，一方面也由于黄金价格能保持较长期间的稳定，当时正常金价，常在八、九、十换之间，即一两黄金兑换八十或九十银元。日本投降后，黄金也随物价大跌，一度跌至四十换，但不久回升并且暴涨了。金银首饰虽然是装饰品，却也易于保存，成为储蓄的重要方式，故营业兴旺。至芜湖解放后，才全部解散停业。 （2）长街的钱庄业： 朱渭滨老人谈的长街钱庄业情况，曾有文记述，现拾遗补缺，择录如下： 长街钱庄知多少 从民国元年至十九年（1911——1920年）长街钱庄有28家：久余、长余、承余、元康、单瑞丰、西合泰、钧和、勤大、兴大、同和、乾大、润昌、德源、鼎康、同丰、通孚、保泰、晋孚、兆丰、义昌、大源、滋康、阜昌、兴康、永泰、厚丰、瑞康、寿康。经营此业者，徽州帮、扬州帮占多数；合肥、青阳、太平、江西、湖北和本地人占少数。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徽州帮久余经理朱晋侯，元康经理舒紫封，扬镇帮兴大经理黄养之，青阳承余经理宁松泉等。独资经营者有：承余，西合泰、单瑞丰、同和、厚丰。资本雄厚兼营他业者有：西合泰兼营（萃升恒号）纸业和（泰来恒号）锡箔业，单瑞丰兼营（单瑞丰号）杂货业。承余兼业，已见前节。久余钱庄于1925年拨款十万银元在长街宁渊观上首巷口创立商办“安徽银行”，股金总额20万块银元，久余占半数，朱晋候任经理。兴大钱庄经理黄养之曾兼任上海银行芜湖分行行长。此外还有一些地下钱庄，不挂招牌而营业的，不在此数。 钱庄业利润有多大： 钱庄获利门道不少，高利贷款、低利存款、汇兑贴现，两元拆换等等，都能从中取利。各家利润多寡，视其营业额大小而定。以久余钱庄为例，年放款总额高达百万银元，年获净利四、五万银元。 钱庄除吸收低利存款外，还购进或抵押黄金，囤积棉纱、米粮，这都是生财之道。一般说来，在物价稳定的情况下，钱庄业都是赚钱的。但在物价波动时，有的就亏损倒闭了。这大半在投机、囤积居奇中吃了亏。 钱庄业店员的待遇： 长街的28家钱庄有大有小。大钱庄有店员30多人，一般的也有20人左右。职别有经理、副理、跑街、管帐、管钱、书信、杂务、中班、学徒、杂役、炊事等。工资：高级职员每月30——40元；中级职员15——20元；中班满师每月2元，次年4元，第三年6元，以后按能力大小定级。杂役、炊事每月6—8元。另外还有些小费和年终利润分成。年度决算得出纯利后，按利润总额分十四股，股东得10股，经理得一股，副理（1—2人）得一股，其余所有职工得两股。职工各人分的多少，由经理分配。如久余钱庄年利润五万多元，每股3，571元，股东10股的35，710元，经副理共得7，142元，职工以30人计算，平均一人得119元。这样，店员平均年工资300元，加上利润分成，一年可得400元左右。 长街钱业公所：这是钱庄之间调剂“头寸”余缺，交换金融信息的场所。每天上午各钱庄经理或付理或跑街，齐集钱业公所，听候上海金融行情，议价交易。废两改元以后，以上海同业行情为标准，申庄牌价电报一到，便开始议价，闹铃一响，拍板挂牌，全市商业往来结算，一律以当日牌价为准。 钱业公所坐落徽州码头下首，是前清年间钱业集资共建的，面朝长街，后临河沿，占地面积相当大。为砖、木、石结构，坚固、宽敞、壮观。前后两边墙界，立有钱业公所界碑。日伪时期，为汪伪警察派出所占用，钱庄之间交易，挪在河沿后大厅进行。解放后改为居民住宅。 业务竟争中的一曲闹剧： 商业竞争是正常的；但也有不正常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钱庄业曾发生过这样一曲闹剧。 约在民国十六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行址在长街蒋家巷口上首。（今农业银行）该行为开展储蓄业务，在街道和茶楼、酒馆、浴室等公共场所，张贴广告，其中一款：“一元即可开户。”一天，一位储户来到上海银行，送上五百元，递上《百家姓》一本，要求按《百家姓》上姓氏开五百户储蓄存款摺。该行经办人员知有晓蹊，不敢办理。于是储户振振有词，说是你们贴出广告，不照单开户不行。后来由该行经理沈雁南出面接待，婉言解释，始知这位储户系义昌钱庄店员胡鸿慈，暗奉经理之命，前来取闹，借以抵制上海银行不收中小钱庄票证的行为。经此一闹，结果是：上海银行承认以后对中小钱庄一视同仁。 （3）非同凡响的大鹏绸缎庄 这是一家门面小、本钱少、生意大、利润高的典型商店。大鹏绸布呢绒批发庄，开设在三圣坊巷内，现在的门牌是11号。 旧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低，穿布居多数，布的销售量比较大，绸缎呢绒之类销售量少。因此长街大布店很少直接向外埠采购绸缎呢绒，而是根据需要，就近添配花色应市，避免积压，于是专营绸缎呢绒批发的“大鹏”，适合市场需要，生意兴隆。 “大鹏”创始于1943年，原店址在新芜路吉祥寺9号，是赵家村开的，次年迁到三圣坊11号，经营罗纺、线春、绸缎呢绒批发业务。49年春，赵家村和他哥哥赵讷安邀陈辛承（即陈华英，老画家、本市民主人士。）代为经理业务。店是二层楼房，店堂不到二十平方米，两边是牛皮纸捆扎，看不见货架。 店里仅有两名店员，楼上是经理寝室，屋后是厨房和店员宿舍，很小，专营绸缎批发。当时杭罗、杭纺、线春、大纬呢、香云纱、哔绉被面，都是畅销外埠的紧俏货，皖南各县以及徽州、巢湖地区各绸布门市店，均来大鹏办货。1954年经销代销阶段，“大鹏”迁到中长街52号，改作门市，后来又迁到中山路62—64号，与永昌、陈克记等五家合营，改为大鹏联记门市店，在此五家同业中，大鹏资金占首位。 “大鹏”在与同业竞争中，有以下几点优势： 一、进货有联络网点。上海、杭州、长沙等大城市都有赵家的店号，只凭函电联系，即可发货托运到芜，不需去人携带资金采购，节省大量开支。二、重信誉。赵讷安视信誉为第二生命，凭信用向别家进货，事后结帐，也有货售完才付款的，可以大量节省资金。三、销售讲究足码足尺。杭罗、杭纺、线春、都按每匹重量为计价标准，外地商户来单购货，在复信中注明尺码重量，剪样附去，货由邮递，邮局可代收货款，不合格可以退货，客户很信任。四、自己加工。部分商品直接向产地厂家购进白坯，自行发往印染厂加工，如被面、洋纺、电力纺、生丝等，不购进成品，以减省成本。五、开支小。店小、人少、开支节省，保证必获利润。因此“大鹏”生意做得大，做得活，较早争取自报查帐纳税户，“五反”运动中为基本守法户。大鹏始终稳步经营，运用自己上述优势，获利至巨，在公私合营时，成为独秀之花。 （4）各具特色的三家酱园： 芜湖酱油、酱菜，有特殊风味，享有盛名。酱园业多是前店后坊，自制自销，批发为主，远及皖南各县镇，也批发到市区小店，还批发给沿街叫卖的小贩。长街酱园不下十几家，如广昌、广泰宏、大长、王恰太、红星、新昌、顾顺兴、王昌大、王荣泰、顺兴西店等等，各家产品各有特色。仅举三家为例： 鼎康酱园：是宁波人于1920年创办的，师傅、店员、学徒多为宁波人，制酱工艺，与众不同，采用压气发酵法，即一次性制作法，如制酱、黄豆下缸，加盐卤，任其晒露，很少翻缸。酱菜也是一次加工，盐下得重，因此酱菜带辛味，适合宁波人口味。这家的酱板，素有声誉。 鼎泰酱园：1941年，为扬州顾逸风集资创办、师傅、店员多是扬州人，制酱方法采氧气发酵，即勤翻勤晒，以酱菜、面酱为主，产品口味鲜嫩。顾逸风善于研究，不断改进工艺，质量迭有提高，畅销沿江各县镇。 王怡太酱园：据说是1900年旌德山区王姓一部分族人集资来芜创办的，师傅店员大部分来自旌德，也有本地和肥东一带的人。制作的方法和顾顺兴酱园一样，用自然发酵法，春天下缸，夏天晒，秋天卖。产品带碱，适合合肥人的口味。其最著名的产品是酱油干子和臭干子，吸引着郊区农村顾客。 长街这些家酱园，各以产品特色推开销路，各做各的生意，不致相互排挤。这是酱园行业的特点。 （丙）、长街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 （一）著名的手工业产品 （1）石雕、石刻。如镂空石刻人物花鸟门额，刻字雕花的界碑、墓碑、石门框、石狮、石础、石杵、石白、石磨等等。远近订购。它不但是实用品，有的还是艺术品。现在武能在城里、长街老屋看见。有些在“文革”中扫四旧扫掉了，但框架仍存。一种小石磨，小杵白，还有人家在使用。 （2）铜锡器皿：铜水壶、铜火炉、雕花刻字的锡酒壶、锡蜡台，以及铜锁、铜水烟袋等等，都是长街畅销远近的名产品，今俱绝迹。 （3）金银器：金银餐具是富贵人家用的，但簪环首饰，则是民间的通用品。首饰一项即有各种各样的花色，如金睿银簪、金环银环、金银项圈、手镯，插在头发上的金牌银牌等等。作工精细，花样各异，嵌珠点翠，光彩夺目。还有后来销售很广、刻名字的金银戒指，既可作婚嫁信物，又可作私章。现已为新工艺珠宝饰物所代替。 （4）秤、戥、尺等度量衡器，亦很出名。 （5）魁升斋鞋帽：这家鞋帽很著名，在芜湖市首屈一指，所制的皮鞋，式样大方，牢固耐用，虽穿破了底帮，也毫不走样。 （6）机织土布：芜湖手工织的土布有两种，一是本色布，二是花色布，远销合肥、武汉、无锡、常州一带，份量重，质量好，兴盛于抗日时期，适合当时群众低水平生活的需要，能与洋布抗衡，占领市场，经久不衰。 （7）芜湖三刀：赵云生的剪刀与杭州张小泉的剪刀齐名。澛港的菜刀，能和北京王麻子菜刀比美。还有老式剃头刀，则独占江左鳌头，但现已淘汰。当时这三刀基本上在澛港镇（位于芜郊十里）制作刀坯，然后由长街各作坊再次加工，以创名牌。只赵云生一家剪刀上刻有商标，独享盛名。 （8）芜湖铁画：这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品，已属众所周知，无须赘述。 至于芜湖徽墨、张恒春的丸散膏丹以及刺绣用的丝绒线和桃木梳篦，这不用说，都是长街的畅销商品。 （二）风味独特的食品 （1）芜湖雪酒：在清代，雪酒乃芜湖特产之名酒，取冬天雪水合酿，清彻味醇故名。产量不多，故极珍贵。雪酒产于撸港。长街有销售。清代诗人黄钺曾有：“我昨维舟澛港驿，但酤雪酒爵寒江”诗句，志此名酒之美。 （2）芜湖酱油：著名的有老顾顺兴的三伏秋油。民国年间有许永福酱油，味道鲜美，普遍为用户所欢迎，大酒楼菜馆非选用这家酱油不可。外地客商亦多购买馈赠亲友。许永福店主乃当时商会会长汤善福的儿女亲家，算来也是老店，现已不存。 （3）芜湖酱油干子：王永发酱园出的酱油干子很出名。抗战前，上海来客要买芜湖名产带回去，多选购这家的酱油干子。 （4）腐乳：各酱园都有，以瓦罐盛装红腐乳十块，浇麻油，贴商标，封口。味极鲜美，馈赠食用咸宜。 （5）芜湖板鸭、芜湖鸭饼：这两种食品都是马义兴产品。这家板鸭很考究，有“金钱眼，月牙口，脆皮嫩肉卤骨头”之称，连鸭骨头都能嚼出味道来。 马义兴出的鸭饼更著名，用咸腊鸭除皮去骨，把鸭肉制成饼子，有柿饼大小，味香可口，便于储存，随时食用。外地多有函托亲友购寄者。现已绝迹，殊为可惜！ 至于茶楼酒馆名肴佳点，虽不出在十里长街，也顺便题一下名，如同庆楼的徽菜，味珍酒家的腊味，林翠轩的沙锅鱼头，金隆兴的红烧牛肉，烟雨墩的菊花锅（为李府家用名菜），绿杨村的清蒸鲥鱼（五月端阳前后才有），紫竹林的素席，以及家家户户过春节吃的“平安菜”（七样素菜合炒）俱为芜湖的名菜；耿福兴的虾籽面，虾籽馄饨，以及各酒馆的三鲜干丝、小笼汤包，俱为芜湖的小吃名点。 五、长街历史上的几次事件 芜湖十里长街八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是极为坎坷，发生过与商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事件不少，兹就可以查证的事实，举几件较有影响的大事。 （一）汤寡妇义举免苛捐： 汤寡妇之夫汤某，歙县人，清初，其祖辈在长街开店经商，至乾隆时，汤某继承祖业，已成巨富，并为其子捐官。汤某逝世后，其子亦死于任所，汤氏一门便由两代寡妇撑持门面。 汤寡妇拥有巨资，因夫死子夭，遂萌行善修德之念，便与其寡媳商定，捐银两万两，解救长街全体商户年负朝廷派征“江夫河篷差银”两千四百零三两之苦。十里长街，人人感德，为之树立牌坊，名垂后世。 前文提到明嘉靖年代朝廷向芜湖长街商户派征“江夫河篷差银”。一直到乾隆朝还继续征收。这项征银按长街商店房屋间数分摊，系朝廷驿站皇饷官银，地方官府不敢妄改，因此一直荒唐地按照三百多年前嘉靖朝钦定的花名册派额征收。但年代久远，商户、房屋变化很大，与原花名册很不相符，册上有名无其人，册上有房无其屋，新增者又未列入名册，但地方官府死捧圣旨照旧派征，无人、无屋者的征额，一律摊到名册上有人有屋的花户头上。这种不合理的沉重摊派，害得商民叫苦连天，呼请省宪衙门改正。省宪官僚虽深知此弊，但不敢奏请朝廷更动，生怕忤旨获罪，因而一直拖延下来，几百年没解决。在这官民交困的情况下，汤寡妇概捐白银两万两，给商业公所运营生息，代交派征。她虽不能彻底解除沉疴。但暂舒了商民之苦，亦是好事。 汤氏此举，使安徽巡抚（其时可能属江南行省）大为震惊，颇为内疚，适逢乾隆皇帝下江南、游徽歙、登黄山、观民风之机，乃缕陈事迹，奏报乾隆为汤寡请旌，并请御题“节义”二字，树立牌坊，以敦教化。乾隆览奏，以事关名教，便亲书“节义”二字以赐；但一考虑到：成汤寡妇之义者，乃捐资代交朝廷派征，则朝廷此项派征为不义矣。于是又批示此项征银全部豁免，并拔库银两万两，归还汤氏。至此，压在长街商户头上三百多年的沉重负担，始得彻底解除。旧名教原来是统治者用来束缚老百姓思想的，不料此次也束缚了乾隆皇帝的手脚，一时称为佳话。 此时汤寡妇去世了，拨还的库银两万两，由其寡媳悉数捐给芜湖育婴堂，赞助慈善事业，以成其婆母的遗愿。以上事略见《芜湖县志》。 （二）长街所遭受的重大灾难 （1）战祸： 长街自宋代筑城开始形成，到解放前夕，曾三度毁于战火，第一次，南宋时金兵元兵先后南侵，金兵占芜湖对江历阳（和县），宋兵在四合山一带设烽山台，隔江对時，芜湖处于前沿阵地，商贾逃亡，终于城毁，长街商业遭受了严重破坏。经过元明两朝三百多年稳定的局面，始得以恢复和发展。第二次，清咸丰年间，太平军与湘军在芜湖一带鏖战十年，长街“肆屋为墟”。同治二年，天京陷落，江南经济逐渐复苏，芜湖长街又迅速恢复起来，“繁盛视昔有加”。第三次，抗日初期，芜湖长街三次惨遭日机轰炸，其中两次街面被焚烧，一次炸坍中长街状元坊一段房屋。日寇占领芜湖后，三圣坊中长街，成为日军养马场，拆楼房取木板烤火。拆屋时驱追数十市民，以长绳栓房柱，齐力扯倒楼房，木料尽取作柴火，市面残破不堪。 （2）火灾： 长街原来大都是木板门墙，木板楼房，最易引起火灾，加之旧社会缺乏救火灭火车具，发生火灾，难以扑灭，为害甚烈。尤其陡门巷、下长街一带，几乎年年有火灾。如李鸿章家族在陡门巷口国货路开设的典当铺失火，存当衣物，悉数烧毁。幸好“李府”资财雄厚，出告白：凭当票按价赔偿。直到民国初年，绅商共议才成立了万安救火会。备有救火车、水龙等和专职消防人员，经费由长街商家负担。这是芜湖最早的消防机构，地址在今日的新芜路交警大队部，有三层高的瞭望钟楼，可以俯做全市，一遇火灾，就及时鸣钟报警，消防队出动救火车，奋力扑灭。 （3）水灾： 芜湖原为湖滩低洼之地，长街又处于江河之滨，容易受到洪涝灾害。据老人谈，每隔十年左右一次小水灾，二十年左右一次大水灾。最大的水灾要数民国二十年（1931年）那次大水，长街水深过膝，各店家用木方板搭跳板为人行道，陡门巷还搭起天桥，桥上行人，桥下行船，昔日街巷，充满了浆声浪花。唯以芜湖周围灾情严重，购买力大受影响，长街生意清淡，有的店房浸圯倒坏，货物受潮变质，损失不貲。54年那次特大的水灾，长街进水很深，可以行船，商店能和乘船的顾客在窗口做买卖。经过这次大水，市人民政府大力兴办防洪设施，沿江河堤岸筑成石块水泥防水墙，高大坚实，绵延几十里，宛如长城，屏障市区，从此芜湖人民不虞水患。83年芜湖江河水位为历史最高峰，但仍低于防水墙二尺，低处内涝，有抽水站及时排除。在此特大洪水威胁面前，市区安然无恙，史所罕见。 （4）兵灾： 在民国年代，长街商家所受的兵灾是沉重的。驻军常以“军饷不济”为名，向商界索借巨款，还要什么“慰劳金”、“开拔费”，不达目的，便以“兄弟有所行动，当官的也管不住”相威胁，还振振有词：“维持地方有功。”“官也不差饿兵嘛！”等等。商人怕事，只得由商会出面摊派应付，满足其无理要求，以图苟安。然而，驻军调动频繁，此种送往迎来，遂成定例，负担之重，可以想见。下面略述几次具体的兵灾： 1926年，陈调元部借口关不出饷，向长街商界索借十万银元，商会派代表谈判，讨价还价，拖延未决。这年十一月三十日夜，遂发生了陈调元兵变，乱兵洗劫了长街，损失至巨。此事《芜湖文史资料》第一辑曾有记载，兹补充一些史料于下。 据目击的老人高庆国谈：陈调元属下的三十七师七旅的一个连，驻在陡岗缪家祠堂。当听到北门大街响起枪声，该连士兵即冲出营房，企图参与抢劫。其连长挺身而出，力图制止，被身后一个士兵一枪击毙。士兵洗劫长街，只抢能携带的钞票，金银、细软等贵重财物，棚户贫民也乘机涌向长街，专抢布匹等可以搬动的各色商品。经此一夜哄抢，不少商店被洗劫一空。当夜，商会就召开紧急会议，向皖南镇守使王普提出：“守土有责，请求制止”。直到黎明，抢劫停止，王普才出动所属第三十师官兵，把守水陆交通路口，拦截逃兵，搜缴所劫财宝。曾当场枪决数人，多数乱兵归营，少数乱兵从小路逃掉。同时，警察局也派武警搜查棚户贫民，收缴出不少布匹货物。但是，军警所缴获的大批财物，没有也无法归还受害的商家，下落如何，不知其详。过了几天，长街贴了许多“打倒军阀陈调元”标语，省里和南京中央政府先后也派员来芜湖调查兵变情况，结果官样文章，不了了之。据说兵变时陈调元不在芜湖，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兵变后一个多月春节灯会，长街商家特地搞了一个“七狮三女抢球”节目，狮子和女子的身上挂满金钱，这是影射陈调元三十七师七旅的暴行，以泄商民之愤。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陈调元军队开拔去芜之前，又向长街商家借银元十五万元作军饷。商会会长汤善福出面交涉，军方当即将汤关押，旋即放出。由汤向长街商家摊派七万元，米粮业摊派三万元，共交出十万元。因为还欠五万元，军方又将汤关押在河南军部，后由广潮帮米粮业巨商，出了五万元，军方才将汤福善释放。不意几年之后，陈调元某部军需官颜志超忽将此十五万元（一说十万元）用十数麻袋盛装，归还商会。但传闻此款下落不明，有的说会商侵吞了，也有的说是退还了商家，究竟如何，无法核实。颜志超后来在芜湖吃斋拜佛，人称为颜居士。 （5）金元券灾难：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为挽救经济崩溃，突于八月十九日凌晨宣布“币制改革”命令，发行金元券，停止法币流通，法币三百万元兑换金元券一元，并宣布金元券可以按官价兑换黄金。还颁布限价令，商品都以金元券标明价格出售，不准拾价。同时戡乱建国第二大队进驻芜湖，执行此项限价政策。长街商家遵守法令，照原价折合金元券标码出售。不到十日，芜湖物价飞涨。接踵而来的是抢购商品和挤兑黄金的风潮。不几天，长街商店货物，几乎被抢购一空。中央银行也停止兑换黄金。中央银行门前，商店门前，天不亮就排了长长的挤兑、抢购的队伍。在抢购浪潮中，长街商家慑于戡建大队的威压，不敢抬价，只得尽架上货物卖了为止。但是物价如脱僵野马，戡建大队已无力控制，虽然采取抓人、查囤积、禁货物外流等高压手段，也无济于事，反而更促使货物短缺，市场一片混乱。长街商人面对这种情况，有的隐藏存货不出售；有的亲自出马或派遣店员加入抢购人潮，去抢购别家货物，抢购黑市黄金、银元、沙布、大米等等，以致金元券满天飞，黑市猖獗。在这次抢购风潮中，长街多数商家吃了大亏。有的店家无处进货，抱着一堆金元券关门倒闭；当然也有少数发了黑市财捞到一票的。严酷的物价幽灵，折腾得十里长街满目萧条，一蹶不振。戡乱建国第二大队也偃旗息鼓，悄然撤走了。这是十里长街在历史上最后一次的灾难，留给广大商民的，是痛苦呻吟的生活；带给国民党政府的，是悲惨灭亡的命运。 （三）长街的武装商团 长街商界为了维持市面治安，于民国初期成立了“商团”。（一说在陈调元兵变后成立）。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盗贼丛生，警察不顶事。为防止宵小，遂组成商团武装。 商团约有四十人左右，步枪三四十枝，所有服装、粮、饷等费，均由芜湖商家摊派。商团听商会指挥，分三个班，一班驻在万安救火会，一班驻在湖北会馆，团部和一个班驻在宁渊观。团长陆廷祯，（钱庄业代表，扬州帮）。副团长张九皋（报界），谈尹耕，周迺祁（钟表业代表），军事教练胡鹏。各班派出团丁巡逻各地段，夜间在街道巷口站岗。商店有开张、喜庆大事，便派武装团丁，站在大门两旁，显示气派。张恒春每年当众宰鹿，以广宣传，也请团丁站岗。1930年以后，高铁君出任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芜湖首席县长时，成立区保安团，高兼区保安司令，将商团并入保安队。该武装组织，遂告结束。 查悉，十里长街自己成立类似的武装自卫组织，在明代设关时也就有过，名“商丁”，负责检查河面竹木货物运输，维持码头秩序。 （四）长街店员公会 1925年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陈独秀、王步文、李克农、钱杏村、刘芳钰等都曾先后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因此一部分店员在党的影响下，组织了“芜湖店员公会”，领导店员、学徒，开展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和抗日救亡的革命斗争，并且向店主提出改善店员、学徒待遇的要求。在芜湖历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抵制日货的运动中，长街店员在店员公会号召下，不顾店主阻挠，拒售日货，推销国货，并且与芜湖各界抗日团体、学生联合会、秘密联系，提供暗藏日货的商家和日货来路的情况，对于推动长街商家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店员公会以科学图书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几家店员为核心，向一般店员做宣传、组织的工作。有的店家暗中以停生意相威胁，阻挠其店员参加公会。图书社的店员程敷信（中共党员），商务印书馆的店员章剑虹，中华书局的店员李盛钰（中国农工党党员）以及刘芳棣等，都是这个店员公会的会员和领导人。 国民党清党，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人之际，芜湖店员公会失去党的领导。1928年即陷于停顿状态。但在芜湖商界却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九一八”长街奋起抵制日货 1931年“九一八”事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浪潮，席卷全国，长街商界亦积极投入到这个洪流中来。这年十月，芜湖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万人游行示威大会，长街罢市一天，商人亦参加游行队伍。还收缴一大批日货，在河南日本领事馆门前焚毁，芜湖商会亦出面，要求长街商家写出“不卖日货”的保证书，如发现再购进日货者，课以重捐，视日货多寡罚款二十到四十元银元不等。从此日货在长街一度绝迹。但其中也有就原存日货改头换面，冒充国货偷偷远销外地的情况。 此外，芜湖学生会上街宣传抗日、演戏，为东北义勇军募捐。长街商家也踊跃捐款或捐献衣物、药品。特别是芜湖国货公司还发起为期一周的游艺会，由各中学学生会自编话剧，轮流上演，门票收入，全部捐献。如二农演的是田汉写的《湖上的悲剧》。据曾参加义演老人张子郭回忆说：“国货公司经理洪文斌和二农教师佘贻谦在开幕式上都发表了讲话。他们说：‘你们今天出钱不是为看戏，而是为买命的。日本鬼子天天在杀我东北老百姓，东北义勇军天天在冰天雪地和鬼子拚命，我们要做他们的后盾，多捐一块钱，就多救一条命”，一席话说得在场听众无不热血沸腾。这次游艺会场场客满，效果很好。 长街商人这次爱国行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但并不是一蹴而就。五四运动时期，全国为反对北洋政府签订廿一条卖国条约，掀起了抗日爱国运动。芜湖学生会曾在长街挨家劝令抵制日货，要求在不卖日货的保证书上签字，那时长街商家态度是消极的，说什么：“只要商会有通知，我们就签字。”学生我到商会会长汤善福交涉，汤亦多方推诿，引起学生无比愤怒，当即捣毁商会，痛打汤善福一顿。此后全民抗日情绪高涨，加上芜湖店员公会号召店员拒售日货、检举日货加以推动，到“九一八”时，长街商人认清形势与工农兵学各界走到一起，同仇敌忾，投入抵制日货抗日救国潮流中来。 六、十里长街遗闻轶事 （一）慈禧幼年在芜湖 据传说：慈禧曾随其父惠徵来芜湖，度过了童年。时在道光末季，惠徵任芜湖关道台。有一位锡匠王某，为酒厂制锡蒸锅最精，憨厚、好酒，人呼王烧酒，轶其名。道台衙门在泗关街，距中长街宁渊观旁的青莲阁茶戏楼不远（在今中山桥北头），过河就到。慈禧还是孩童，常跑到青莲阁玩耍，王烧酒常在此喝酒吃菜，与慈禧熟识了，便带她到里面看戏，有时还把慈禧架在肩上看。到咸丰三年，慈禧已经是小姑娘了，适太平军沿江东下，直扑芜湖，惠徵一家仓促逃难，慈禧幼弱，跌扑不能行，忽遇王烧酒，大声呼救，王即负慈禧迅跑，遂免于难。 后来慈禧垂帘听政，王烧酒还是锡匠，并未做官。有的说王烧酒早死了没运气，有的说他不愿借此邀赏，还是喝烧酒自在。上述史迹，芜湖县志亦有简略记载。 （二）重视子女教育 十里长街的商家殷实富裕了，便要让子女读书上进。自芜湖开办学校以来，除省立的中等学校之外，教会办的中学，也有好几家。进这些中学读书的绝大多数是长街商家的子女。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好，很多愿意出较高的学费，进教会学校，如萃文，内思、圣雅阁、务实女中等校。 此外，长街还有很多商家，重金聘请有学识的士子做家塾老师，专教其子女。在广办学校之前，家塾很多。即使开办学校之后，家塾也不少。先在家塾打下国文基础，再进中学，事实证明，语文有了根底，其他各科的成绩也会好的。 长街商界还集资创办“私立乙种商业学校”是旧制七年的小学，珠算、记帐为主要课程，培养一些贫寒人家子弟，以便进商店当店员。长街湖南帮商家还集资在湖南会馆创办一所“私立襄垣小学”。芜湖在东晋时曾名为襄垣县，故用为学校名称，亦有谐湘字之意。 （三）长街与寺庵 长街商人家庭富裕了，商家老人，尤其老年妇女，为求福寿延绵，保佑子孙长命富贵，便求神拜佛，信奉佛教。芜湖自东晋以来，就相继建立几座大庙宇，如吉祥寺，能仁寺，广济寺等，僧尼众多，香火鼎盛，庙产富足。为迎接香客和运进寺庙地租米粮，特建一座码头于长河北岸的下长街江口，叫做寺码头。可见当时芜湖佛寺名声之大了。然而这些寺庙僧多，香客多，不适宜于老年妇女的佛事活动。于是长街有的商家集资捐助，建筑了许多庵堂。屋宇小，占地不多，只有一、两个尼姑，也有独资捐建作为家庵，作为停柩之所。尼庵停柩，是长街商家所急需。因为他们多是外籍人，亡故之后，其子孙不愿为之就地埋葬，要等待找风水好地，或运柩回乡，安葬祖茔。故需庵堂作临时寄柩之处。迄于清末芜湖寺庙庵堂共计95所，其中庵堂即占60所。可以说，芜湖尼庵多，是十里长街派生的。这也是芜湖佛教界的一个特色。 （四）最早的一家电影院 民国二十二年前后（1933年）中长街有一家电影院，是教会的青年会办的。场内地板，一走就摇动，有三行一二十排长木靠椅座位，设备简陋，可容观众二百许。星期天上午为学生加放一场电影，收费五分。当时放的还是无声黑白影片，有胡蝶主演的“啼笑姻缘”，王人美、金焰主演的“渔光曲”等等。这算是芜湖最早的一家电影院了。没有正式名称，俗称“青年会电影院”。 （五）芜湖防痨协会 民国年间，芜湖社会卫生事业很可怜。46年，听说美国慈善团体要赠送芜湖防痨协会一架Ⅹ光机，以便为老百姓免费透视肺部，防治肺痨病。“痨病”，实际就是肺结核。过去患者特多，有“十有九痨”之说。当时芜湖还没有防痨协会。消息一传到，才赶紧组织起来。经地方士绅商议，公推县银行行长奚国光（结核病老病号）为会长，崔亮功等为理事，高钱君为名誉会长。Ⅹ光机送到了，只得临时请长街一家西药房（可能是五洲大药房），腾出楼上一个房间，安放机子。协会成立之下午，为每一与会者透视了一次，结果如何，自己不知道。操光机的任务，就由药房药剂师担任。这X光机究竟为多少老百姓透视过，不清楚。那时老百姓生怕透视，说是一透视就把魂“偷摄”去了。不重视卫生宣传教育，好事也难收良效。 （六）文化书店 长街有一家旧书店，名“文富山房”，出售石印、木版印的古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等等，供远近各县村镇私塾蒙童读本。也售线装珍本古书。这个旧书店，在历史上起过促进文化的作用。后来长街有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的分支店，销售中小学课本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还有一家科学图书社。这是一家传播新文化的书店，出售革命进步书刊。早期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曾在这家书店楼上斗室里（原址中长街20号），编写、出版《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理论，启发民智。这几家新书店又是店员工会发韧的基地。它们为古老的十里长街添上了一笔新时代的光辉。 （七）造太平军大炮 芜湖铁器产品久负盛名。上自古代干将莫邪铸剑，下至清季汤天池铁画和芜湖“三刀”，都是出类拔萃的产品。长街的三圣坊、花津桥一带，原是铁匠作坊的集中地。据传说：咸丰年间，这里的铁匠师傅曾为太平军制造武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侍王李世贤镇守芜湖，以兵器、粮食源源供应天京，曾集中所有铁匠锻制各种兵器，还造过重型武器——大炮。现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文物馆所陈列的六尊大炮，上有“安徽省制造”字样，炮长不及一米，炮口直径约十多公分，装铁砂子引燃火药爆发，威力很强。据九莲塘的一位老铁匠师傅说：它就是芜湖制造的。因为太平军占领安徽省的几个大城市，只有芜湖出铁，又有技术力量，可以铸大炮。别的地方如安庆、宁国、宣城等处，都没有这种条件。 （八）官商勾结 十里长街财力雄厚，便产生左右政治的地方封建势力，官府也惧怕三分。 国民党政府的苛捐什税如毛。在长街明代户部就设芜湖关征竹木银，光绪年代增设了海关，征进出口货物税，民国年代，又设芜湖税务局，征收营业税，屠宰税，印花税，筵席捐等等。还有直接税务局，征收所得税。由于税制税法不健全，地方恶势力大，税务局难以应付逃税、拒征、抗税，便利用地方势力，采用包税的方法。对大厂商采取派驻税务官坐征，一般税收采取分地段、分行业包给私人承办，包交定额税款，欠收包赔，盈余归己。承包人又把税额层层加码，再分包给别人。因此，税额可以讨价还价，造成了官商勾结，相互利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到芜湖办税务的官员，首先要取得长街商界有势力人物的支持，否则这个官就做不下去。商家也要拉拢税务官员，取得方便，否则就得按章纳税，加重负担。各承包的税吏，也照样勾结拉拢分肥。 包税的人不是官派的，大都由当地有势力的地头蛇充任。有的是商界推举，有的是税务局借重。税额一经治定，包税的便派人定期挨户收税，实际也是按户包缴。一任届满，上自税务局长，下至承包人都发了财，而政府税收所得，则占少数。因为是包税，税收伸缩性很大，有势力的大户商家可以少纳税，没有势力的小商户，要纳重税。 例如抗日胜利后有一位张竟候，秘密身份是军统特务芜湖站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警光通讯社社长，社址在新芜路一座三层楼房里。他是一个凭借势力承包税务的人。他可以叫特务，警察帮他收税，坐收厚利，生活甚为阔绰。 如果税务官不与长街商界勾结、不受拉拢，便要遭受打击，甚至干不下去。 民国初年潘赞化到芜湖任海关监督，他是同盟会会员，为人正派。下车伊始，他没有去拜会商界，商会马会长与商界策画，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并且招妓陪酒，企图拉拢。潘赞化不惯此套，未终席离去。马会长更进一步把雏妓张某乘夜送至潘公馆，又遭拒绝。马会长见拉拢不成，便利用新闻界，在报上刊出潘赞化为官不正，终日狎妓游乐的新闻，进行诬蔑打击，迫使就范。不料潘赞化洞烛其奸，即日公开登报与张某结婚，马会长竟无可施其计。 芜湖十里长街，如此这般的官商勾结，书不胜书，强龙难伏地头蛇，确是一个明争暗斗很激烈的市场。 七、长街昔日习俗风情 江南商家信奉陶朱公为商业始祖，并且供奉财神爷像，长街商家也不例外。陶朱公是越国大夫范蠡，弃官泛舟五湖，载西施，经商致富。所以长街商家门楹上常写有“陶朱事业，端木遗风”大字对联，把陶朱公与孔子的会做生意的学生七十二贤人之一端木子贡并列。芜湖古属吴、越，当然就格外信奉这位乡贤，以光门楣了。 长街还有一些特殊的习俗。似有迷信成份，在那时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被信为关系家财命运的大事，渗透在商务和生活之中，形成十里长街特有的社会风情，略述于下： 祭江河神灵：长街商家运货船只经过蟂矶庙江面，押船货主要焚香烧纸祭拜灵泽夫人，否则据说就要翻船。因为这处江面有股激流旋涡，若不幸则会翻船，本来是自然的现象，却误传为灵泽夫人发怒之故，必得焚香叩拜，祈求保佑平安无事。其实原来焚香叩拜的对象，是刘备夫人孙尚香，因她误闻刘备战死，乃投江以殉，遗体漂流到蟂矶，后人敬其节义，故立庙祀之。事迹见《三国演义》，蟂矶庙门前有副对联云：“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世称佳作。作者为谁？有的说是清初诗人吴梅村，有的说是清廷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还有的说是清代书法家郑谷口。今据县志记载，同治间，彭玉麟督长江水师，重修枭姬（蟂矶）庙仍书此楹联刻于石柱。 祀奉孙夫人，本来是一段风流佳话，祀与不祀，可以自便。到了北宋徽宗时枭姬庙住了道士，为繁盛香火，便传出灵泽夫人是一只老蟂，过往船只，必须焚香献祭，枭姬讹成“蟂矶”，从此成为一种迷信。 运货船只经过江口宝塔根转入长河时，押船货主要拿一点点船上食品，撒在水面，没有食品则以米粮代之，说是投祭黄鳝精。据传这座中江塔之下，镇住一条老黄鳝精，如不给点吃的，黄鳝精尾巴扫动，就把船搅翻了；它一翻身滚动，芜湖就要陆沉，厉害得很，不给不行。但是还有一说：很早以前有位姓黄的老船工住在江口河边，他每晚在草屋窗口点一盏油灯，为江河船只导航，船民称为黄善人。后来黄善人死了，船民劝募集资，在黄善人原住地建了一座宝塔纪念他。重要的是，每晚在塔顶挂一盏风灯，仍作导航之用。因此过往船只，随意抓点物品扔在塔下，以供守塔、灯油之费。年长日久，把黄善人讹称黄鳝精，以讹传讹，弄成迷信。追溯原由，这两则传说，乃是迷信外衣之下，掩有美好的故事，流传长远，未可厚非。 又是龙灯又是会：在旧社会，每逢三大节目——春节、端阳、中秋，芜湖十里长街热闹非凡，又是龙灯又是会，倾街盈巷，仕女如云，喜气洋洋，尽情观赏。这也是长街生意最兴隆的时刻。办灯会主要还是长街商家出钱赞助，商界年轻从业人员参加表演。有必要记述一下，以见十里长街商界也有丰富多彩的一个生活画面。 玩狮子灯：在清初，长街每年春节，举行迎春会。迎春队伍必在吉祥寺桥头前暂停，县官骑马来到酹酒，然后启行。穿过长街，到达县府，庆贺年丰。黄钺有诗云：“酹酒三杯令拥驺，长街七里看春牛，娇儿鹁角红如火，闹攘攘花簪满头。”彩纸剪成的人物、鸟兽、花卉，男女插在头上，叫“闹攘攘花”，牵着披红挂彩的春牛，舞着狮子，锣鼓喧闹，人头挤动，鞭炮连天，其盛况不难想见。各路狮子灯向长街穿过时，在宽敞处舞起来，各家燃鞭炮欢迎，一时锣鼓震天，硝烟缭乱，围观如堵，好不热闹。每舞一处，最后是狮子登上三张方桌叠起的高台，昂首觅取暗悬在房檐阁侧的红包，内有喜钱，多寡不等。摘取红包后，狮子始振毛跃腿欣然离去。有时还有龙灯，轮番递进。民国二十年的灯节，张恒春药店出动一条银龙，龙身全用银耳装饰，轰动江城，传为美谈。某年芜湖米商从广州请来十条狮子、龙灯，在长街会舞，盛况空前。 端阳龙舟竞渡：在这个传统节日里，青弋江是龙舟竞渡的好地方。旧俗，河南青龙，河北红龙，两家抵死竞遂，互不相让。两岸随堤坡高下，黑压压挤满了人群，一眼望不到头。长街也按地段行业，挑选年轻力壮的店员、工人组成龙舟，参加竞赛，胜者有奖，引以为荣。在乾隆时，芜湖有小南京之称，每逢端午节，秦淮河“凉蓬子”小画舫，溯江而上，至芜青弋江，达百十只，长街富商争雇，携眷荡舟，以观竞渡。 中秋的盂兰会：也叫财神会，也有在七月半举行的。这可能是芜湖特有的传统节目。无论是在中秋或七月半举行，都是农村秋季收获后的农闲季节，农民手中有钱了，是长街大做生意的好机会，所以规模很大。出会的那天，以其方式奇异，吸引了无数的四郊男男女女，外地游客，也纷至沓来。抗日之前，这种会差不多每年一次，抗日胜利后的1946年还举行过一次。那算是最后的一次了，如今只有一些白发的老人依稀记得往日盛况。 这是一种化装游行，专门有一套班子，有化装师傅。参加游行者多是澡堂、柴行、船上的青年工人，因为他们只做半天生意，能抽出工夫。队伍由城隍庙出发，首先是装扮凶神恶煞的五路猖神，举着钢叉开路，接着是十路财神，勾脸、袍服，和戏台上的一样，有捧着元宝的，背着钱袋的，举着算盘、毛笔、帐簿的。还有吹长号，打大锣和吹锁呐的，一路燃放鞭炮，浩荡行进。后面便是由四人拾的城隍爷、关帝爷、牛王爷、药王爷、张天师等神像队伍，跟着乐队吹螺打鼓，还有和尚，道士敲木鱼，念经。和尚、道士是请来的，穿法衣，真人，不用化装。再后面是十殿阎罗王、判官、牛头马面。再后就是重点的十恶队，化装成各种各样的屈死鬼。其中有的是刀杀鬼，头部砍进一把快刀，血流满面；有的是瓷碗砸死鬼，面部嵌入一只破碗，血迹模糊；有的是吊死鬼，披发翻眼拖出舌头；有的是淹死鬼，还有断腿、缺臂、无头的鬼。头顶烧香炉的，怀抱赤铁的，大铁针穿腮而过的，带铁镣、铁条穿手心的，凡是死于非命的鬼形都有。装得活灵活现，看了令人毛骨悚然。再后面便是“活捉王魁”、“铡陈世美”、“杀子报”等戏曲化装队伍。踩高跷，跑旱船，舞龙灯、狮子灯、什耍等队伍殿后。主事的绅商人士长袍马褂随后压队。逢店主熟人，便拱手作揖，十分庄重。 据老人谈，面部凶恶之装扮，是把桂元肉、黄鱔血和在一起制作的，蒙在头上、脸上、活像真人肤色一样。 这样盛大的游行队伍，走大街穿小巷，鞭炮盈耳，锣鼓喧天，街道两旁观众挤得水泄不通。游长街是重点，商家还要红包赐赏，放爆竹送走，以示送瘟神之意。数里长的街道游遍了，仍到城隍庙收兵。长街上剩下的是余兴未尽的人们、蓝色的烟雾和满地飞飘的花炮纸屑。 这种会，动用财力，是可观的，也只有殷实富裕的十里长街，才能办得起，虽然这种化装出会的迷信色彩浓厚，但就那个历史阶段而言，可能也有寓神道设教、戒恶劝善之意。应当说明，这里写的绝非宣扬迷信，而是如实地反映昔日长街的历史风情。 八、长街的名胜古迹——宁渊观 在长街，有文献可查的名胜古迹，最著名的要算座落在中长街西头的宁渊观了。这座道士所居的香火盛地，来历不凡，殿宇宏伟，为历代诗人文士游览、瞻仰、吟咏之所，名噪江南，流传后世。其当年风貌，现已无从看到，但我们还可以从明代诗人周讷《宁渊下观》那首七律中，领略一二。 诗云： 琳馆珠庭老子家，清虚仙境寂无哗； 松巢碧落九皋鹤，桃种玄都千树花； 宝鼎丹砂除宿火，石田瑶草带烟霞； 寻师正问长生诀，相对多时数煮茶。 原来，自北宋以迄明清，在十里长街西头，还有这样一处琳馆珠庭、遍植青松、桃树、瑶草的仙境！其实，宋代宁渊观还在长河边一片空地上，长街还没有延伸到这里。逛罢长街，再游仙观，风光绮丽，极目逞怀，此乐何极！ 宁渊“下观”指的就是中长街的宁渊观。既有“下观”，那么“上观”又在哪里呢？再看南宋诗人张孝祥的五律。 《宁渊观》 “极目洪波渺， 轰轰浪接天。 江心分殿宇， 敕赐号宁渊。 日照山如画， 云浓水似烟。 休寻蓬岛地， 只此水中仙。” 由此诗看来，当时的宁渊观殿宇，却在江中心了。这是什么道理呢？据县志有关咏宁渊观、蟂矶庙的诗注：唐宋时，蟂矶还在江中，早有蟂矶祠于矶上，并传其灵异，好事者争以镜奁床帏奉之。宋徽宗信奉道教，政和年间（公元一一一一——一一一七年）敕赐蟂矶祠名宁渊观。当此时，郡县恶蟂矶之名，又以大江阻隔，乃筑宁渊观于近邑、距城三里许的长河北岸，“门对中江万里潮”。当时从宁渊观至江边还远，要过一道“观头桥”，才可踏上江边的泊船。 宁渊观在民国年间曾为长街商团的团部。现在已改建为宁渊小学。其所在的街巷，还命名为宁渊观。 后记 芜湖十里长街虽然是历史悠久，远近闻名，但其史事，史册几无记载，芜湖县志也没有系统的采录。往事烟散，难以追寻。这篇史话，仅就长街商界老人所谈见闻，并搜集一些民间传说，查阅一些诗词、古籍，旁征侧引、勾稽核校，拉杂成篇，内容不免繁芜，史迹足可征信。长街还有一些商家子弟成为高僧、诗人、政界以及慈善事业的闻名人物，拟待以后专文记述，在此略去。虽然篇幅较长，仍属挂一漏万，不足以反映十里长街历史全貌，仅供管窥一斑而已。 这篇史料是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下，由市工商联组成专题小组征集史料，召开长街商界老人座谈会共六、七次，程荣钧老同志走访核证达十多家，有七、八位老人提供了书面材料，费时将近一年，始编写完成。其间三易其稿，对所提供的材料，不免有取舍删简之处。对此，除向热心赞助表示感谢之外，还对有所割爱的表示歉意。究以笔者能力有限，错误在所难免，尚乞指正！
镜湖烟雨状元坊——南宋诗人张孝祥在芜湖游踪遗迹（《芜湖文史资料2》第010篇）
作者：张华 风景秀丽的镜湖素为芜湖胜景之一，波光明媚，云影徘徊，湖上有湖心亭、喷泉，还有水上九曲长桥，环湖有烟雨墩、迎宾阁、留春园、留春亭、观岚亭以及纪念中日友好的高知园等园林胜景。亭台典雅，花木葱茂，环堤绿柳如丝，湖上波平似镜，天光倒影，上下一色。荡舟其间，浑如船从天上过，人在画中行。她似嵌在江城中心的一颗明珠，光彩夺目。中外人士光临芜湖的，都以一游镜湖、饱览湖光景色为快。如果我们回忆一下镜湖过去的岁月，便不难想象到那阳春烟柳，夏日林荫，秋菊耀波，冬梅映雪，四时不同的景色，无不留下历史上一位诗人热爱家乡的深情厚意！遗风流彩，烁古耀今，使我们游目骋怀，浮想联翩！ 这位诗人就是生长在芜湖的南宋状元张孝祥、张于湖先生。 镜湖，又名陶塘，北依赭山，南带江河，原是他家的三百亩莲湖，是他读书吟咏、优游林下的处所，附近的状元第（今状元坊），是他的住宅。名山胜水，孕育了他爱国爱乡的高尚情操，成为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生前写了不少吟咏镜湖的诗篇，临终嘱将莲湖全部捐赠给地方，作为公众游乐场所，高风遗泽，民不能忘。八百年来，镜湖历尽沧桑，到了今天，更加容光焕发，顾盼流波；她多姿多彩的景色，为游人所倾倒、所陶醉；而诗人张于湖先生亦因之为人们所景仰、所怀念。览景怀人，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位诗人的史迹吧！ （一）张孝祥生平简介 张孝祥字安国，原籍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为唐代大诗人张籍之后裔，生于南宋绍兴二年（公元一一三二年）。金兵进犯和州，其父张祁举家渡江移居芜湖，时，孝祥尚在襁褓中。稍长在芜湖就读，莲湖为他游咏瀚墨之所。二十三岁廷试第一，太平（今当涂）知州王侯和在其芜湖故居为建状元第。他历任礼部尚书员外郎、秘书郎、著书郎、集英殿修撰、中书舍人、建康留守、知抚州、静江、平江、潭州并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等职，致仕归芜，于乾道五年（公元一一六九年）病殁，享年仅三十八岁，葬于秫陵（今南京市），座南向北，以示不忘收复中原之志，墓地简陋，一碑数木，不事增饰。 张孝祥的伯父张邵，“直龙图阁，假礼部尚书，充通问使，不屈、囚于北国”（《宋史・张邵传》）。“父祁，任直秘阁、淮南转运判官。”“孝伯参知政事，世称贤相，孝曾以节义闻，孝才、孝章以文学著，公之诸兄弟也，贤才萃于一门，公实有以启之”。（《宣州张氏信谱传》八百余年来，后人散居宣城、和县、当涂、合肥、无为等地。 （二）张孝祥所处的时代背景 孝祥出生前五年，即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东京（今河南开封），次年四月，金兵俘徽、钦二帝、宗室、后妃、侍臣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并勒索掳掠大量公私财物北去，史称“靖康之变”。同年五月，高宗（赵构）在河南商丘称帝，后迁都临安（今杭州市）建立了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在这以后的三十多年间，金军不断南侵，一度兵临扬州、镇江，迫近杭州、越州等东南沿海地区，又与傀儡政权刘豫合兵南犯，一度围攻庐州（今合肥市），占历阳乌江，偏安南宋朝廷岌岌可危。孝宗即位以后，力谋中兴，曾获得“采石之战”的胜利，但因积弱过甚，无力规复故土，与金续行和议。在“绍兴条约”的基础上，照旧维持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每年贡纳银20万两、绢二十万匹，只较旧约减五万，并且仍以侄叔之国相称，是败亦割地纳贡，胜亦屈膝称臣，人民身受双重压追，苦不堪言。张孝祥就是在这战乱屈辱、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度过了很不平凡的一生。 （三）爱国忠愤义填膺 1、钦点状元不阿权贵 当时南宋朝廷内部，有抗金派与投降派。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对金人予取予求，唯命是听，对抗金派的打击则不遗余力。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以及史称“南宋贤相之首”的赵鼎，或被诬冤死，或罢黜，或流放……（见《宋史》岳飞，韩世忠、赵鼎传）。“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松用事，以诬陷善类为功，凡论人亲疏，皆桧自草以授言者。”（明・钱士升《南宋书》）张孝祥在秦桧气焰薰天的时候参加会试，与秦桧之孙秦埙同科。主考官仰承秦桧鼻息，早就内定“秦埙冠多士”。但高宗却以“张孝祥词翰俱美”钦“擢第一，而埙第三”。据《宋史・张孝祥传》载： “上（指高宗）之抑埙而擢孝祥也，秦桧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与胡寅厚，桧素憾寅，且唱第后，曹詠揖孝祥于殿庭，以请婚为言，孝祥不答，泳憾之，于是风言者诬祁有反谋，诏系狱。” 这里所提到的曹泳是什么样的人呢？据《宋稗类抄》称：“为人凶狡尤甚，桧信爱之如子。”他请婚，意在拉拢，未料遭到拒绝，于是便诬陷张孝祥的父亲张祁“有反谋”而下狱（不久即出狱）。这对张孝祥说来是一次打击。但是，却促使他更加清醒地面对现实，忠勇为国，反对投降派。他青年高中，初登仕途，不阿权贵的风格，难能可贵。 2、干犯朝廷首为岳飞鸣冤 岳飞是民族英雄，为南宋抗金的名将。正当乘胜渡河直捣胡庭之际，为当朝的投降派所冤杀。秦桧是刽子手，高宗赵构实是主谋，这是后人所公认的史事。当时为岳飞鸣冤平反，实即干犯朝廷、给投降派以严厉打击的勇敢行为。谁敢捋虎须？只有张孝祥！他是历史上第一位挺身而出为岳飞鸣冤平反的人！ 据《宣州张氏信谱传》载称： “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而陛下所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 他以刚刚取得陛见的资格，不但敢于对权势薰天、炙手可热的秦丞相公开进行打击，而且直刺赵构恋位、害怕钦、徽二帝还朝的阴暗心理。这种至大至刚的精神和公忠谋国的气魄，震撼朝野，千载以下，犹虎虎有生气，实在令人无比钦敬！ 孝宗继位后“与海内更始，士大夫流窜降黜，一皆抆试，待之如初”的措施，他极为满意，便继续对秦桧专横迫害士大夫的种种罪行，进行揭露，他上书孝宗云： “前者大臣窃陛下之威福，济私心之喜怒，逮其暮景，狠恣尤甚。士大夫稍自振厉，不肯阿附，或小有违忤，则罗致之狱……有司观望风旨，锻炼烦酷，使之诬服，今虽屡降诏旨，许以辩雪，然有见贤能之士，或蒙陛下奖拔，则忌之更深，乃令虚被诬蔑，自新无路，人才终弃。” 孝宗以后，岳飞终于得到平冤，树立起民族英雄形象，万世留芳！而卖国投降、残杀忠良的秦桧则受到历史惩罚，受万人唾骂！张孝祥为岳飞平反的愿望终于在身后实现了。 3、信言改革起用人才 孝宗朝，秦桧专权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一时难以清除，内忧外患、百孔千疮的局面，也难立即改善，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他不甘缄默，大声疾呼： “今天下之事，可谓极矣。国威未振，士气未立，财用殚匮，甲兵脆弱，譬之元气虚竭之人，百疾俱见……非有湔胃浣肠之术，莫能起也。”（《论治体扎子》） 他倡言改革：“政或偏敝，当勿惮改作，不宜习见闻之旧，”应该“尽舍拘挛，扫除积弊，去其所以害治者，而行其所当为者。”他指出：“玩岁月，则将失有利时机；饰文具，则必违责实之旨。”应该“令在必行，不当徒为具文。”他提出要赏罚分明：“赏不当功，则不如无赏；罚不当罪，则不如无罚。”他认为：“国之强弱，不在甲兵，不在金谷，独在人才之多少。”他主张“广求实干可用之人，善谋能断，文不足而质有余者”，应该加以培养，使之“奔走御侮捍患”，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要敢于打破常规，破格录用：“古者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取于仇雠，取于姻戚，苟才矣，初不问其生出之本未也。”他还举例说明“邻之富者有二子，一欲坐而商，一欲行而贾，”由于意见分歧，“相非而相残，相戾而相倾，其家卒以大困。”因此他呼吁“大僚群臣”同心同德，“共济艰难之业，不为朋党之私”。他这些切中时弊的改革主张，在积弱已深的南宋王朝，实行起来，谈何容易？但是他自己却能身体力行，任职各处，具治有政声。据史书记载，他在历任地方官时，内修外攘，百废俱兴，“筑守金堤，以免水患”；置万盈仓，以储漕运；整饬吏治，抑豪强，济贫困，关心人民疾苦，颇有政声。他在荆南请祠回朝时，“荆南人民哭送登舟，绘肖象于湘中驿。” 4、矢志抗金呕心沥血 张孝祥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矢志抗金，恢复国土。他勇敢地为岳飞鸣冤平反，无情地打击投降派秦桧之流，倡言改革，爱民如子，都是为富国强兵，达到抗金爱国这一目的。他虽未统兵御侮，却参与戎行，亲赴前线任建康留守；他没有执干戈以杀敌，却以笔作刀枪，与一切敌人战斗；他把满腔爱国的热血，写成壮丽的诗篇，鼓午人民斗志，振作民族精神；他闻胜则喜，闻败则忧，形成于肺腑，发端于诗词，与国家命运同呼吸，不愧是一位卫国的战士，爱国的诗人！这里仅择录二首词，概括他为民慷慨悲歌的精神面貌。 《水调歌头・和庞佑父》 雪洗尘虏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余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 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此词作于一一六一年“采石大捷”之后，以炽热的爱国情操和昂扬的战斗精神，渲染出一幅抚剑欲舞的壮士形象，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除此，还有“忠愤义填膺”的《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消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擅腥。隔水氈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明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千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义填膺，有泪如倾。 此词作于“符离之战”失败以后，当时秦桧已死，抗战派重臣张浚复召为相，孝祥被荐为建康留守，擘划经营，秣马厉兵，积极准备北伐；对规复形势极为有利。谁知由于前线将领之间的不和，竟致败绩，以汤思退为首的投降派势力又得抬头。国耻未雪，心血空抛；时光易逝，大业难成，忠愤填膺，万感交集，写下了这首悲壮苍凉、震撼人心的词章！据《朝野遗记》、《气概》及有关传闻所记，当他在建康留守席上吟诵此词时，声泪俱下，满座皆哭。张魏公（即张浚）也为之掩涕，竟然罢席！时人称颂此词“如大海之起涛澜，泰山之腾云气。”不错，这不仅是对他的词的评价，也是对他如波涛之汹涌的爱国情思，如云气之蒸腾的抗金意志的赞歌。 （四）故乡山水寄诗情 1、自号于湖居士 张孝祥二十三岁中状元之前的峥嵘岁月，大半是在家乡芜湖度过的。他从政十五年，常回芜小住，辞官后归芜休憩，自号“于湖居士”，以诗文名于世。其诗文集亦署名“于湖文集”，时人曾以“张于湖先生”尊称之。按于湖乃芜湖的雅称，因唐代复建芜湖县治，县境包括了古于湖县辖地之故。由此可见诗人对故乡眷念之深。 2、诗人在芜湖的遗迹 张祁避战乱迁居芜湖之初，构屋于升仙桥（今花津桥）西，诗人中状元后，又建筑状元府第，二者联为一体，是诗人的故居，并在通衢建状元牌坊一座，还有一座张氏宗祠，状元府第在抗日之前成为湖南公馆，今之芜湖联合大学是其旧址；“文革”前，张氏宗祠还陈列历代祖先牌位、谱册，后遂无存，祠宇已成为民居，尚有墙界石碑三块，字迹清晰。状元牌坊早已不在了，但“状元坊”之名，作为街巷名称，却传流至今。 张孝祥“以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请祠，进显汉阁直学士，致仕”归芜湖故居，增建“归来堂”于莲湖之畔，为优游林下读书吟咏之所。今烟雨墩曾为于湖祠。由此通向状元府，有一座石桥，刻有石狮，人称狮子桥，今桥毁名存。诗人在湖上广植芙蓉（莲花），湖边遍栽杨柳，花树果木，亭台阁榭，点缀其间，北望赭山，南揖长河，风雨阴晴，景象万千，诗人徜徉其间，盖以国事蜩螗，进而不能达其志，只得退而寄情山水，以诗文自遣了。 诗人在故乡题咏留诗也很多，见物咏怀，多为忧国忧民之思，兹录两首，以概其余。 《赭山分韵，得成，叶字》其一：（成韵） “昨日一尺雪，今朝十分晴，昊日上积雪，火做若虹气升。江平镜新磨，地迥玉琢成，赭山有令色，令我白眼青。竹树纷掩冉，珠幢间霓旌。野僧不惯客，仓皇门前迎。屋古少完壁，堂虚有危凳，石上迹宛宛，山腰塔亭亭，劫火偶不烧，百年费支撑。我有一尊酒，高处得细倾，谅非无事饮，忧国空含情，长歌渺寥廊，归路已戴星。” 其二：（叶韵） “……哀哉此迁民，苦事乃稠叠。累累庭际炊，采采涧底叶。问渠胡为来？悲泪不盈睫。连年避胡乱，生理安可说？今年更仓皇，芻稟亦焚劫。扶持过江南，十口四五活。斗米六百钱，兼旬又风雪。传闻菰蒲中，相杀血新喋。本是耕田农，饥寒实驱胁。愿公语县吏，早与支米帖。” 前一首写出了他对乡土的眷念和忧国之思，后一首则对人民的痛苦，表达深挚的关切。其他如《满江红・于湖怀古》等诗词，则是对芜湖名胜古迹：玩鞭亭，莲湖等的题咏，俯仰今古，爱憎分明，词义沉涵，流传久远。 3、桑梓遗爱难忘 诗人告归回芜湖后，热心地方公益，为家乡做了许多好事。一是修“观澜亭”，下以为讲学、敦品、励志之所。凡寺观台榭，多为修饰，吟咏殆遍。二是纾民困。芜湖地当水陆要冲，送往迎来，人民不堪其扰，他能多方加以体恤。在“符离之战后”，败将邵宏渊“拥兵还镇，所过市肆皆空，芜民甚恐。”诗人“自籴米数百斛，着紫衣、乘使者车，犒师江上，众得饷，扬帆而去，遂秋毫无犯。县丞袁益之迎至江浒，士民夹道，指目夸艳。卒之日，商贾为之罢市，两河（指芜湖河南河北）之民。惶惶如失所恃。”三是，赠莲湖：诗人有民胞物与之胸怀，平易近人之雅度，据载“叶绍翁云：张于湖尝舟过洞庭，日照龙堆，金沙荡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作词，呼群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类此。”（见《宋词三百首笺注》142页）致仕归芜后，也是常偕乡亲父老，曳杖过烟林，置酒莲湖，呼邻共饮。曾言莲湖捐赠地方，与民同乐。诗人逝世后，其子太平，举家迁居宣州，遵父遗愿，将莲湖三百亩以及林园台榭，概予捐赠，即今之镜湖！ 诗人留给芜湖的何止这些？最主要的要算留下一部《于湖文集》，凡四十卷，收诗、文、词、铭、赞、制、表、尺牍、奏议等十余类。文学价值很高，其中爱国忧民之诗词，与当时的陆放翁、辛稼轩相伯仲，是鸠江古文化开放的一枝灿烂鲜花！最宝贵的要算是他留下了忠义爱国的情操和热爱家乡的心意！今日镜湖姿容秀美，正显示诗人遗爱长存。 这里谨录张孝祥《蝶恋花・怀于湖》词一首，作为本文的结束，以见八百多年前诗人笔下的镜湖风貌，永志风怀长在之思。 “恰到杏花红一树，撚指来时，结子青无数。漠漠春阴缠柳絮，一天风雨将春去。 春到家山须小住，芍药樱桃，更是寻芳处。绕院碧莲三百亩，留春伴我春应许。”
利济巷・利济公司・小轮业片断（《芜湖文史资料2》第011篇）
作者：贺楚森 （一） 在芜湖江岸路十三号人民饭店的右边，有一条小巷，巷子的一头正对着芜湖港一号码头，另一头笔直通向吉和街，巷口和天主堂隔街相望。这条巷子名叫利济巷，它的一侧是一排较低矮的居民住宅，另一侧除了人民饭店外，往里是市百货公司利济巷仓库和皖江旅社，据附近一带年老的居民和过去从事小轮航运业多年的老人回忆说：这排房屋就是过去利济轮船公司所在地。由于经过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军占领和十年动乱，几经沧桑，原来公司的房屋已面貌全非，但从它那高大宽敞、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来看，当年公司的气魄犹依稀可见。如今，利济轮船公司早已不复存在，但公司所在地的利济巷，作为街巷的名称，仍然沿用至今。 （二） 利济公司是李鸿章家族在芜湖开办的一家轮船公司，说起李鸿章家族开办这家公司，其中还有一段轶闻。原来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曾居住在芜湖，现在芜湖六中的校舍，就是他当年的住宅。在淮南铁路未修通以前，李府的人要回肥东临河集老家，必须乘坐轮船，这是当时芜湖与合肥间唯一的近代化交通工具，乘船的人很多，一艘长约九丈的小轮往往要载运旅客五、六百人。（据王启礼老人回忆，当时小轮最大的号称十丈长，实际不过九丈。）有一次，李经方的两个儿媳妇搭轮船回老家，上船以后，拥挤不堪，她们没有买到铺位，嫌船小人多，埋怨在船上受到冷遇和怠慢。船员不知她们是李府的少奶奶，有人故意说些冷嘲热讽之类的话：“搭轮船又怕挤，想定个舱位图舒服，那就自己开办轮船公司好了！”这两位少奶奶在船上受了一顿奚落，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家里向李经方诉说。李经方也觉得在芜湖与合肥间航行的轮船，不在临河集停靠，自己家里的人从芜湖回老家，要随船先到合肥，然后再折回临河集；从临河集回芜湖，也要先到合肥购票乘船，很不方便。如果自已开办轮船公司，有了自己的船，就方便多了，也不会再发生因乘别人的轮船而在途中受奚落的事。同时，李府主管收租谷的总管也向李经方反映租船运送租米遇到的种种困难，极力建议李经方开办轮船公司，认为开办轮船公司，经营客货运输，可以便利李府租米、物资的运输，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何乐而不为？基于上述原因，李经方遂决意在芜湖开办轮船公司。李府有的是钱，说办就办，购置了芜安号、芜通号和芜太号三艘小火轮和十几条木拖船，就这样办起了利济轮船公司，公司设在距离李府（今芜湖六中）不远的地方，即现在的利济巷。 利济公司大约于民国初年间开业，三艘小轮分别在内河和长江航行，载运客货，如芜安号在芜湖与安庆间航行；芜太号在芜湖与巢县、合肥间航行；芜通号在芜湖与大通间航行。 后来，利济公司又陆陆续续地添置了六、七条小轮，即：飞骑号（飞骑号触沉没打捞起来后，，在上海换了一艘大烛号轮船），逍遥津号（后来被英轮吉和号撞沉），芜需芜号，增利浦号（是烧油的快轮），丰乐和号和宣城号。另外还有十多条木拖驳，其中有四艘载客的大拖驳，取名永安、久安、吉安、祥安、寓有“永久吉祥”之意。 据曾在利济公司轮船上工作十多年的李家庆老人回忆说：利济轮船公司船员的工资待遇按等级付给。他初上船当徒工，没有工资，只供应伙食；后来当生火工月薪银元四元；提升为加油工月薪六元；最后当上付司机（二轨）月薪十二元。老大（船长）和老轨（轮机长）负责向公司承包，除去每月向公司交付一定的金额（大约一百至二百元不等，按船的大小而定），付给船员工薪、伙食等项开支以外，剩下的赢利全归他们所有。 据民国十二年（1923年）五月二日芜湖《工商日报》报导说：解“新任皖南镇守使、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王慈生（又名王普）于昨日乘利济公司轮船来芜。”利济公司的轮船被选作地方重要官员上任的专轮，足见当时它在安庆与芜湖间的长江航运线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迨至抗日战争爆发利济轮船公司有六艘小轮，连同所有的大小拖驳，都在抗战爆发后不久，或被日寇飞机炸沉，或被毁弃。如：宣城号被抓差航行到苏州，被日机炸沉，芜通轮船被国民党第二十军调去运兵，下落不明；芜需芜号和大烛号在日军入侵芜湖时，溯长江驶往上游，途中沉没；增利普轮在刘家渡搁浅，船员离船后，被当地农民拆分了，丰乐和号被抓差开到淮河被拆了。永安、久安、吉安、祥安等四条主要拖驳及十儿条小拖驳，也因没有轮船拖带而废弃被毁。曾在芜湖经营小轮航运业达二十多年的利济公司，终于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因为损失所有船舶而倒闲。 （三） 芜湖于光绪二年（1876年）开放为通商口岸，当时在长江航行的有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在华开设公司的轮船，其中主要是英商太古公司和怡和公司，日商大阪公司等。华商经营的轮船公司有鸿安、宁绍等轮船公司，以及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过去芜湖长江沿岸是一片荒滩，靠近岸边的水很浅，没有码头上下。各大轮船公司起初就在江心安置趸船，进出货物都依靠木驳运输至江岸。至于旅客上下，则由划子（舢板）接送，很不方便，如遇大风大浪，也极不安全。直到1912年至1925年（民国元年至十四年），各大轮船公司才陆续在芜湖江岸修建码头和仓库，以便上下旅客、搬运和存放货物。最早在芜湖修建码头和仓库的是英国怡和公司和太古公司。据居住在健康路一带的老人回忆说：现在的健康路至江边这一带地方，过去统称为太古，现在的芜湖港十码头，就是过去英商太古码头；现在芜湖健康二马路25号群健旅社对面的一幢二层老式楼房，就是过去英国恰和洋行，也就是怡和轮船公司芜湖分公司的所在地。早几年是弋矶山派出所，现在作为派出所家属住宅。这幢洋房，现在乍看起来貌不惊人，只是二层的楼房，一般人不大注意它。但若仔细端详一下，就可以发现它与众不同之处：陈旧窗户上的百叶窗至今犹存；耸立在楼房前面有十八根粗大的钢筋水泥柱栏杆，水泥柱栏杆之间，还有残留的粗实铁丝网，密密麻麻地呈菱形交织着；还有两扇巨大的铁栏杆大门，现在搁置在屋后的墙边。从这些陈迹中便可以看出，这幢过去的英国“洋房”，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曾经是何等的显赫和森严！据说在当年，一般的中国人是不能随便出进这幢楼房的！上面讲到的是与芜湖小轮业有关连的长江各公司大轮航运业的梗概。 至于芜湖的小轮航运业则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年，这一年发生戊戌变法运动，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法令，允许各省成立商务局，奖励和保护农、工、商业，正是在这些法令的保护和鼓励下，芜湖商人才创办私营轮船公司，开始在芜湖与合肥，以及芜湖与南陵内河一带航行小轮，载运客货。由此可见，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但它对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据民国八年（1919年）撰修的《芜湖县志》第二十九卷《政治志・轮船》一项中记载：“自光绪二年定约开芜湖一埠为通商口岸，长江各公司均用趸船寄居江中，以便上下轮船停泊。近日租界码头渐次修筑，行将移迁租界矣。小轮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商人创设公司，先行江北合肥、巢县，次南京、安庆，今则宁国、南陵内河一带，无不通行，共有小轮二十余艘。惟冬令水涸则多半停业耳。” 过去芜湖究竟有哪些商营轮船公司？当时小轮业的状况如何？我曾经访问了一些过去曾在芜湖小轮业中工作多年的老人，如李家庆老人（现年82岁，曾在利济公司宣城号小轮上当过“二轨”，即付司机），王眉礼老人（现年78岁，曾在太昌公司轮船上工作多年，后来在江西轮船公司当过老大，即船长），吴尚荣老人（现年74岁，曾在太昌公司芜安号当过老大），赵世祺老人（现年76岁，曾任江西轮船公司经理）。据他们回忆，早在利济轮船公司开办以前，芜湖已有三家轮船公司，即太昌公司，源丰公司和戴顺昌公司，当时称之为“三公司”。 利济轮船公司开业以后，为了商业竞争，也为了对李府的人曾在三公司的轮船上遭受奚落一事进行报复，就决定采取对付三公司的办法，凡三公司航行的各条航线，都派利济公司的轮船与之同班航行。还专门派人到各旅社、码头去招揽旅客，兜售轮船票，并且规定每售出一张船票，就可以得到十分之一的回扣费；凡乘坐利济公司轮船的旅客，在船上一律免费供应伙食，每人赠送一条当时还颇为时兴的“洋”毛巾。这样一来，旅客都愿意乘坐利济公司的轮船。为了显示利济轮船公司资金雄厚，李经方还特意从外地运来煤炭一千吨，堆放在江岸上，准备作为公司轮船的动力燃料。表示要不计成本，决心和三公司长期拚下去，非把三公司拚倒不可。 三公司资金有限，当然拚不过利济公司，只好派人谈和，谈和的结果，决定这四家轮船公司合伙联营，统一安排各公司轮船的航线和班次，以避免互相竞争。例如：芜湖与合肥间的航线是四天往返一趟，利济公司有三条轮船在这条航线上航行，三公司也各派一条轮船在这条航行上航行。四家公司虽然名义上合伙联营，但实际上航运业务和营业收入仍归各家公司自理。联营后各家轮船公司的小轮和木拖船，分别在芜湖至江北、巢县、合肥，芜湖至安庆、南京，和芜湖至宣城、南陵等航线上分班航行。 联营以后的利济轮船公司，也和多数旧中国官僚资本家办的企业一样、经营不善，管理混乱，忽视航行安全，不时发生事故。而且用人只凭关系、李府有一个奶妈的儿子，名叫王纯之，既无技术，也不熟悉航运业务，竟委派他担任公司主轮之一的飞骑号的老大（即船长）。这个人虽然对轮船航运一窍不通，但却自认为是上海海关买办出身，洋气十足，目空一切，在船上跟别人讲起活来，满口洋话，事隔五、六十年，直到现在，王启礼老人还记得，他叫茶杯为“卡布”，（cup），叫帽子为“开布”（cap），叫竹蒿为“磅布”（bamboo）。在利济公司逍遥津号轮船于获港附近的板子矶被英国吉和号大轮撞沉后不久，飞骑号从芜湖开往安庆，轮船航行到枞阳夹口附近的江面之上，由于这位船长对航路不熟悉，再加上操作上的差错，轮船触暗礁、沉没。船上乘客和船员落水丧生者一、二百人，连副船长（当时称为“老轨”，相当于现在的轮机长）王洪升也在沉船中被淹死。当时正值严冬天气，派人捞上七十四具尸体，就放在当时芜湖水上警察派出所（今废品公司所在地）附近的关门洲上《位于中江塔附近江中），并拍成照片张贴，要死者家属前来认领。这些家属知道沉没的船是利济公司的轮船，就纷纷要求偿命，他们包围李府住宅，李府里的人，连男女佣人在内，都四散逃避。后来还是李经方从青岛打电报给当时安微督军兼省长马联甲，请他出面维持。马联甲软硬兼施，一面派一连军队，全付武装，如临大敌，在李府四周架起机关枪，吓唬群众；一面又装出一付伪善的面孔，宣称人死不能复生，问题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但不准你们这样“胡闹”下去，死者家属可以领取衣衾棺木和安葬、抚恤费。官僚资本家勾结封建军阀，总算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但是，正如《芜湖文史资料》第一辑《李鸿章家族在芜湖的轶事琐闻》一文中所说：“利济轮船公司由于乘客丧生，官司连年，赔损巨万”。 芜湖小轮业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利济、戴顺昌、太昌、源丰四家私营轮船公司以外，还有太丰和扬子两家轮船公司，它们的船只主要航行于芜湖与南京之间。这六家轮船公司合称为芜湖小轮业的“六公司”。“六公司”还共同组成小轮业同业公会，以加强联谊。 六家公司共有小轮二十二艘，除上面提到的利济公司的八艘小轮之外，三公司共有小轮十四艘。其中太昌公司有小轮十一艘，它们是：园立号，新广利号，浔阳号，新高升号，升太号，新升太号，芜宁号，升安号，新吉庆号，新升隆号和升隆号；戴顺昌（后改名大安）公司有小轮二艘，即永昌号和新宁安号；扬子（后改名协和）公司只有恒浮号一艘小轮。 老人们的回忆，与1919年（民国八年）《芜湖县志》所提到的芜湖“共有小轮二十余艘”的文字记载，基本上是相符合的。由此可见，他们头脑里储存的活资料，为过去芜湖小轮业提供了较为具体而详细的史实，弥补了《芜湖县志》文字记载的简略与不足之处，确是急待抢救的可贵史料。 在旧社会，芜湖小轮业管理不善，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固定的售票处，只由售票人在各旅社四处叫卖，到处是一片叫喊声，互相争着卖票，为了抢生意，时常发生争吵和殴打的现象。 2）船员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轮船舱面上归驾驶员承包，驾驶员称为“老大”，掌管一切，相当于船长。火舱管轮机加煤生火的，称为“老轨”，相当于轮机长，掌管机舱。那时在船上买一个铺位，要花四、五块银元；一个座位也要一、二块银元。为了赚钱，船员常常贩运货物，在甲地把货物低价购进，运到乙地高价出售，以赚取“外快”。 3）有些帮会里的人，或无业游民，乘船时不但不购票，还要在船上白吃白喝，不给分文，以此来炫耀自己有势力、有地位、混得开。如果得罪了他们，就寻衅捣乱。为了对付这些人，“六公司”曾用重金聘请世代祖传武术大师刘善平为总查票员，查票人员身上都带有手枪，以资防范，但也防不胜防，无票乘船者仍大有人在。 尤其严重的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外国帝国主义的船只凭借不平等条约，可以在我国内河自由航行，不但在经济上严重打击了我国商营轮运业，而且外国的兵舰和大轮，在我国内河横冲直撞，造成我国小轮和民船被撞沉没、乘客死亡、货物损失的惨剧。对此类事件，当时芜湖的报纸也有所披露，如1925年7月15日芜湖《工商日报》报导：“昨日在荻港上游之鲤鱼港地方，有日舰一艘，自下游上驶，撞沉盐船一艘，舟人全体落水，闻毙命者五人之多，其中且有孕妇一人。”又据该报1926年1月2日刊登消息：“日舰撞沉芜通小轮。”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旧中国的芜湖小轮业也和旧中国的其他私营企业一样，营业亏损，收入不敷支出，不但难以发展，而且日趋衰落。 跟利济公司一样，芜湖其他轮船公司，包括三公司和扬子公司、太丰公司的轮船，都在日军侵占芜湖前驶往江西、湖北、湖南一带。芜湖的轮船航运业完全为日本的三菱公司所垄断，现在的人民饭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日本三菱公司的所在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芜湖又出现了一些私营轮船公司，如江西轮船公司，同济轮船公司，胜利轮船公司，三九轮船公司，大华轮船公司，长风轮船公司，以及联合轮船公司等，几乎都是国民党军官或退役军官开办的。一家公司一般拥有人二、三艘轮船不等，有的公司仅有一艘轮船。其中规模最大的首推联合轮船公司，拥有十几艘小轮，各航线都有它的轮船航行。 芜湖小轮在抗战胜利后，约有船工（包括轮船和拖船的船工）共七八百人，每月工资只有五、六斗大米（因为那时国民党政府货币贬值，用米付工资），还要养家糊口，生活非常困苦。据王启礼同志回忆：他从十四岁起在轮船上当徒工五、六年，侍候“老大”，“老轨”，端茶、打水，没有工资，只有饭吃。那时船工中流行一首歌谣说：“官僚把头手遮天，船家含泪年复年。”为了争取改善待遇，1947年端午节前夕，芜湖船工举行罢工，军警竟架设机关枪，强迫他们复工。 淮海战役后，人民解放军进抵长江北岸，国民党军队封锁江面，所有船只只准沿长江南岸行驶，不准走北岸，芜湖小轮营业范围缩小，收入锐减，处境更加困难，有时甚至连工资也发不出去，船工们的生活更加困难。 1949年四月，解放大军渡江，芜湖解放，芜湖小轮业绝处逢生，境况大为好转。人民政权重视交通事业，首先成立船筏管理处和海员工会，把所有的私营轮船公司组织起来，成立轮船公营处，召回所有轮运业的技术人员，订立制度，采取措施，以加强轮船检修，注意航行的安全，并按轮船的大小和性能，规定各轮船航行的路线，设立固定的轮船售票处，以维护码头的秩序。 解放初期，小轮航运的收入，仍归轮船公司的资本家所有，职员、工人和技术人员，按职务和技术每月领取工资，船工的生活从此有了可靠的保障。有时营业收入不够支出，政府按劳资两利的政策给予补助，以维持营业，保持水上交通正常进行。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期。“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所有私人轮船都实行公私合营，原有职工由政府安排工作，工资由人民政府发给，小轮业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更加有了保障。他们安心工作，按各人的专长，继续为航运事业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力量。不少过去从事小轮业的老职工，现在已退休在家，领取退休金，享受公费医疗，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本文所述的内容，大多是他们口述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实。
芳草依稀何处寻——吴家花园兴衰梗概（《芜湖文史资料2》第012篇）
作者：郭健行 曾负盛名的芜湖吴家花园主人吴政修，字怡生，人称吴道台，绰号吴驼子，安徽泾县茂林村人。清末民初年间，曾历任德化县（今九江市）知事、粤海关监督、驻日本留学生监督。袁世凯执政时期，因他与财政总长周实之有金兰八拜之谊，得周援引遂出任四川造币厂厂长。卸任后，回到芜湖，在枣树园一带（今体育场旁边）购置地皮约二百亩，建造私人花园一座。它的东面与九莲塘相接，西抵六度巷，南至小营盘北至今“二院”。在西南部盖上房屋成片做花园围墙，东北角利用水塘为天然屏障。园名沿用明代尚书吴宽故宅“怡园”旧称，内部建筑仿照苏州尚书怡园形状设计。用太湖石垒假山一座，高约五、六丈，建造水榭一间，凉亭三座，金鱼塘两口，水池一个，停放花舫，供人荡舟游玩。另外，还有花厅一座，厅内陈设名人字画和诸葛亮军用的铜鼓古董一只，玻璃花房两大间，雇有花师三人，园杂工九人，园内遍植各种花卉树木。据园主人的孙子吴育英向我介绍：“昔年我家花园，种植杨柳、桃树、李、杏、柿子、石榴、枇杷、冬青、榆树不下千株，裁植腊梅、绣球、野山红、杜鹃、玉兰、白兰、紫薇等花卉达百种以上，奇花异卉，清香馥郁，花木扶疏，四季常青，园林幽美，游人如织。”当时在芜湖私人花园中，堪称首屈一指。星期天开放，供中小学生游览。 一九三七年冬，芜湖沦陷，吴怡生携带全家老幼，避难到他的老家泾县茂林村。从此，该园被日寇进驻，做了马房，因而遭到严重毁坏，杂草丛生，逐渐荒湮，呈现一片萧疏凄凉景象。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吴怡生携带眷属重返故园，便住在现为第二人民医院宿舍的这幢楼房里。他变卖部分房产，得价数万亿元法币，将本人住处的小花园进行了整修，种植花草树木，砌有假山和喷水池，并建茅草五角凉亭一座，亭名“啸月”，由已故郑晓（曾任庐山县知事）题赠横额一方，笔者书赠“啸起江声来槛外，月移塔影到亭前”的楹联一付，挂在亭柱两旁。 吴怡生在芜湖、泾县、南陵等地拥有大量房产田地，他除正室项氏以外，还有六位姨太太，全部靠房产地租维持生活。解放前，吴已年届八旬，其子少怡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因而入不敷出，家道逐渐衰落。到解放前后，他家的房屋已几乎陆续卖尽。记得他家在变卖房产中，还合家串演了一段“如姬盗印”的趣闻。五〇年春，吴怡生本人还健在，当时全家商议，瞒着他，以其孙吴育英为首，私将原租给胡开文墨庄的中长街66号市房一幢，作价400担米，由笔者介绍卖与范长旺经商。但在卖房契上，必须由房主吴怡生盖章，法律上方可生效。于是合家计议，由吴的掌印夫人六姨太将他私章盗出盖在卖房契上。成交后不久，胡开文墨庄验理曹筱庄告诉吴怡生，吴闻之，气得面色发白，目瞪口呆，一气之下，跑到南京向乃孙育英问罪，想讨还这笔房款。然而这位古稀老人经不起孙儿“热情”的百般侍奉，终于无可奈何，长叹而回。 吴怡生于一九五一年春在芜湖病故，享年八十四岁。曾负盛名的吴家花园从此消失了，只剩一个地名。
作者：沐昌根 皖赣铁路，北起安徽省的芜湖市，南迄江西省贵溪县，与浙赣铁路接轨。中经安徽的芜湖县、宣城、宁国、绩溪、歙县、屯溪市、休宁、黟县、祁门，至倒湖进入江西景德镇市、乐平和万年，共三市十一县。全长551公里，其中皖境349公里，1985年6月1日，正式交付国家运营。它是华东铁路网中的重要于线，华东腹地一条新的大动脉。 兴建历经八十载 皖赣铁路虽是刚通车不久的新线，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它自清末开始修筑，到新中国成立后建成，前后经过了整整80年时间。 1895年中日战争以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得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开展瓜分中国的活动，出现了列强抢修铁路的高潮。当时，帝俄控制东北，德国控制山东，英国控制长江流域，法国控制云南和两广一部分，日本控制福建后又从帝俄手里夺得东北的控制权。他们对中国铁路或直接经营，或参加管理，或占据重要技术职位，猖狂地进行侵略和掠夺，使铁路成为他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大的中国仅有詹天佑主持修筑的一条全长201公里的京张（北京至张家口）铁路。全国二万四千余公里的铁路线，百分之九十以上控制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二十世纪初，我国人民激于民族义愤，爆发了收回铁路权利运动，各省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安徽商办铁路公司，是由清末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安徽旌德县人吕佩芬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创议，经呈准清政府于七月成立的。 吕佩芬原主张修建自芜湖起，经湾沚、宣城、宁国、旌德、绩溪、歙县、屯溪、婺源至景德镇的铁路。后因芜湖至宣城、广德到浙江一线客货较多，于同年十月决定先建芜湖至广德线，并议定招收股本银400万两。但到1911年仅收集到200多万两。当时聘请挪威人薛文、劳克和日本人管野道三人，协助勘测和设计工作。到1911年4月，已收集的200余万两用完，仅完成芜湖至湾沚间32公里的路基和桥涵。1914年3月因无资续办，该公司经北洋军政府批准撤销。这就是皖赣铁路最早动工的一段路线。 1913年1月，曾任清政府云贵总督的李经羲等12人，向北洋军政府要求修建横贯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四省的宁湘铁路，3月得到批准。第二年3月3日，安徽铁路收归国有。3月31日由袁世凯政府交通部会同财政部与英商有限公司签订了宁湘铁路借款合同，决定以库平银100万两用于收回芜湖至湾沚的铁路路基。1915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借款无望而停止。以后又拟改修自南京、芜湖、宣城、祁门、乐平、南昌至萍乡的铁路，但也因战祸连年，成为泡影。 1932年6月17日，张静江、李石曾和上海财团申请国民党政府铁道部，经批准成立了“商办”江南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集资80万元，修筑芜湖至宣城段铁路。并决定以极不合理的36万元代价，将宁湘铁路芜湖至湾沚路基让售给该公司。1933年3月1日动工，次年11月25日芜湖至宣城孙家埠通车。这是皖赣铁路最早通车的一段路线。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政府估计沪宁地区难于保守，以退居西南为上策。于是决定修建自南京至浙赣线的铁路，经歙县、休宁、祁门入江西景德镇、乐平，迄贵溪。这亦是今天线路的走向。1936年5月，分成皖段和赣段，分别于同年9月和第二年2月开工，1937年7月和10月相继铺轨，11月日寇攻陷南京和宣城后停工。这时皖境自孙家埠至歙县60公里已开始临时运营，赣境的景德镇、乐平、贵溪三处也铺轨30公里。1938年夏，日寇逼进中原，国民党政府遂下令当地驻军破坏路基、桥梁、隧道，捣毁车站，拆除钢轨，运往后方。从此，几度兴建耗费大量资财，伤亡数千民工的皖赣铁路，只留下了残基断桥、废墟和荒冢。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又因百废待兴，一时未能顾及。直到1956年和1958年才先后两次进行了初步勘测和设计，1967年起陆续施工。到1970年，江西境内景德镇至贵溪138公里铁路修通。1974年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正式全面上马。担负这条铁路修筑任务的铁道部第四工程局第六处和第四设计院。在这片土地上穿透千山万岭，艰苦鏖战了十个春秋，完成了土石方3400多万方，架设桥梁209座，开凿隧道39座，终于到1981年底全线铺通，并开办临运业务，提前一年于1985年6月1目正式交付国家运营。从此，结束了皖南赣北自古“万山不通舟车”的历史，结束了沿线人民世世代代徒步、骑驴翻山越岭之苦。 华东五省变通途 皖赣铁路纵贯皖南和赣北，是继沪宁、沪杭、浙赣三线组成的一条东南沿海铁路干线之后，又一条与之结成网状的深入华东腹地的运输大动脉。它的建成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连成一片，不仅对于开发皖南赣北的山区资源，发展工农业生产，城乡物资交流和旅游事业，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架起了一座金桥，而且对于华东地区的经济建设，保卫东南沿海，巩固国防，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从路网位置来看，皖赣铁路北接宁铜（南京—铜陵）、淮南（芜湖北一蚌埠）等线，连通长江水运；东通沪宁（上海一南京）、沪杭（上海一杭州）线均与江海连接；南联浙赣（杭州一株州）线和沟通海港的鹰厦（鹰潭—厦门）线，同这些铁路线连接成路网。它可以分担人口稠密，工农业生产发达的华东地区最繁忙的沪宁、沪杭和浙赣等干线的运输任务，满足这些干线远远不能满足的迅速增长的运输需要。皖赣铁路以直通运量为主，地方运量仅占30％。直通运量主要是安徽的两淮（淮南、淮北）供给福建、江西的煤炭；福建、江西供给江苏、安徽、山东的木材。地方运入货物除煤炭外，还有上海、南京、马鞍山等地的钢材、石油、日用杂货、粮食等。地方运出的货物有木材、毛竹、景德镇瓷器和大量出口物资。有了皖赣铁路，由南京或淮南线到福州、厦门、南昌方面的列车，无需绕道上海和杭州，缩短近三百公里路程，按设计能力计算，每年通过1200万吨物资，仅运费一项就可以节省6400余万元。客运方面，皖赣铁路除担负沿线城乡客流外，主要是华北、华东和中南的直通客流。不久北京开往鹰潭、南昌和福州、厦门的直达快车，将经过皖赣线，比经过上海、杭州同样缩短三百公里路程。 皖赣铁路的起点芜湖，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港口，水陆交通的要冲和枢纽。它沟通淮南线、宁芜线和皖赣线、宁铜线，大量物资在这里可以办水陆联运，铁路转水路，水路转铁路，进行换装，十分方便。水路运载量大、运费低。火车每马力拖货能力为一吨半，而长江拖轮每马力超过十吨。芜湖港可以分担皖赣铁路的大量货运任务，进行水陆交通配合，条件十分优越。皖赣铁路穿林越野，紫山渡壑，沿途名胜荟萃，物产丰饶，钟灵毓秀，百态纷呈。 这里有名山奇观，湖泊风光，田园秀色，佛寺艺术，洞天世界，瀑布流泉，城池建筑，古迹名胜，园林美景，古塔巍峨，又有花木禽兽，特产工艺，风味佳肴，天下奇观几乎无所不有。因此，这条铁路的建成，又为发展皖赣两省的旅游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列车在江西段经过两大游览胜地，即全国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瓷都景德镇市和终点站贵溪。景德镇市保存很多古代窑址，观光揽胜者，都来探访。其中规模宏大的五代至宋初的白虎湾、北宋中后期的柳家湾、五代至元初的南市街、黄泥头和湖田等地的古代窑址，历为国内外陶瓷专家和游客所重视。景德镇市中心的珠山，明代街道，宋代红塔，水光潋滟、翠掩荷香的莲花塘，都是吸引国外游客之地。贵溪古迹很多，东有始建于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现为清代重建的张天师开展宗教活动的场所上清宫。其中有福地门、九曲巷、下马亭、午朝门、钟楼、龙虎仙峰、玉门殿、东隐院和元、明时代的石刻等珍品；贵溪中部有天师府，占地五万多平方米，天师住房和养生殿面积达九千多平方米，院内古木参天，风景优美。楼台殿阁，形似皇宫，巍峨壮丽；贵溪西南有龙虎山，山上有“七重天”、“天女散花”、“栈道”等遗迹以及众多的摩崖石刻，风光旖旎，古今都是游览胜地。宋王安石题咏云：“一湾苔径引青松，苍石坛高近晚风。方响乱敲云影里，琵琶高映水声中”。 皖赣铁路沿线不仅富山水名胜之美，而且有丰富的物产特产。在起点站芜湖能观赏到艺苑奇葩“铁画”。文房四宝宣纸、宣笔、歙砚、徽墨分别产于沿途泾县、歙县、休宁等地。还有景德镇瓷器等都是全国独有的珍奇，蜚声海内外。至于山货、土特产品更是不胜枚举。茶叶中的“祁红”、“屯绿”、“黄山毛峰”、“太平猴魁”、“九华佛茶”等是我国名茶中的上乘，更是誉满全球。“山野果王”宣木瓜、黄山猕猴桃、水东蜜枣、宁国板栗、徽州雪梨、三潭枇把、黟县香榧、歙县金桔等山货和长江三鲜——刀鱼、鲥鱼、河豚，螃蟹、桂鱼、鲫鱼、白虾等水产，都是质优味美，历为人们所争购争尝的珍品。以山珍野味为原料的徽菜，为全国八大菜系之一。它有“甜咸适中，南北皆宜”的独特风味，美甲天下。
安徽省立商校往事漫忆（《芜湖文史资料2》第014篇）
作者：刘通俊 今日芜湖商校的前身，是安徽省立商业职业学校。其艰难创建的过程和实际教学的经历，我都有亲身的体会。为保存这段真实的史料，遂写此文，事隔几十年，难免记忆有误，希望原校同事和同学不吝指正。 一、成立经过 自1942年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各省设立审计处，直属中央监察院审计部，不受省政府节制，监督审核各省省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财政收支情况。当时，安徽沿江一带被日军攻陷，安徽省政府迁住大别山的立煌县（今金寨县），新式财会人员奇缺。财政厅及会计处为适应形势需要，即派人与教育厅治商办校事宜，教育厅表示赞同。不过当年教育经费预算内没有这项开支，几经磋商，财政厅和会计处先将他们训练财会人员的经费拨出，充当从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的学校经费。从43年下半年开始列入省教育经费预算之内。根据这个决定，商校就办起来了，校名叫“安徽省立立煌高级商业职业学校。”那年四月，我应安徽学院之聘到立煌任该院讲师。42年年六月份我由安徽学院调派为商校校长，负责筹建工作。八月招生，九月正式开学。从成立到45年底，学校都在立煌，但校址经过三次变更（详情见后）。46年春季迁到芜湖，改名为“安徽省立芜湖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直到解放。我从42年6月负责筹建到49年9月调离，在商校任职七年零三个月。 二、招生与分配 商校内部行政组织与一般高级中学相同，但是开设的班科、教授的课目及毕业生的去向等是不同的。42年下半年成立时，招收两个班。一班是速成的，报考资格为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持有高中二年级肄业证明书），学习期限定为一年，名为“簿记专修班”，类似大学专修科。一班是正规的，报考资格为初中毕业，学习期限为三年，名为会计科，与高中同等（即现在中专）。簿记专修班办了两届（第一届42年下半年——43年上半年。第二届43年下半年——44年上半年）就停止招收。因为到45年暑期第一届会计科已在校学习三年即将毕业了，不再需要续招速成的簿记专修班。会计科自42年下半年学校成立开始，每年招收一班，到49年解放共有六届毕业生（44年春季曾招收春季班一班）。招生根据当时社会需要而决定随时添设新专业。安徽省地方银行为各分行和财政厅为各县设县银行需要一批人员，与教育厅和学校协商，希望办银行科，于是学校就从43年下半年招收银行科。省政府统计室为各县县政府设统计员，需要一批统计人员，与教育厅和学校协商，希望办统计科，于是学校就从44年下半年招收统计科。建设厅为各县县政府建设科推广合作事业，需要一批人员，便与教育厅和学校协商，希望办合作科，于是从45年下半年招收合作科。解放前，校内共设有会计、银行、统计、合作等四科。报名资格为初中毕业，学制三年，相当于现在的中专毕业。各科课程，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各科授课标准，结合我省当时实际情况开设。教材采用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发行的有关课本。当时正处于战时，山区交通不便，书籍买不到，学校就将这些教材加以翻印。由于各科成立有先后，校内班级最多时有八个班，共约400人。 各科毕业生的出路是这样的：某科是应某厅、处的要求而办起的，即由该厅、处分配工作。如会计科毕业生，学校于该科学生毕业前造具名册，附上历学期在校成绩以及各生作文一篇，大小字各一张，会计帐表一份，供分配时作参考（当时叫样品），报请会计处分配。其他各科也同样办理。届时有关单位（财政厅、会计处、统计室、建设厅）的人事科（或股）与学校当局会同讨论确定分配名单，填好介绍信（当时叫委任令），毕业考试结束，即时宣布名单发给介绍信，每个毕业生持介绍信前往派定的单位报到。当时会统人员非常缺乏，每届毕业生供不应求。许多单位与厅、处联系，甚至找学校要人。如省驿运管理处、省企业公司等。1946年江苏省政府迁回镇江（战时在我省阜阳），也曾与安徽省财政厅、会计处协商，希望分配一部分毕业生给他们，同时直接派人来校联系。学校为今后毕业生广开门路，征得厅、处同意在46年到48年曾先后派去几十名。 42年建校、到1949年解放的七年间，各科毕业生共800多名。其中簿记专修班两班约130名，会计科六班约300名，银行科三班约150名，统计科三班约150名，合作科两班约100名。由于年久，人事变迁，多已失去联系，情况不明。现在尚能忆及的：在芜湖解放初期激于革命热情，同学中报考空军的有毕武斌、史常元等人，在抗美援朝时，毕武斌赴朝作战，英勇牺牡，追认为烈士。有响应号召参军解放大西南，如万士骧等二十多人，途经湖南曾有信到校报告情况，以后留在西南四川等地工作。解放前分发到江苏的三十多人，至今仍在苏州（范顺卿）、兴化（沈振华）、南京（肖大文）等地工作。此外，绝大部分在本省财经部门任职，担任主办会计和会计师等，成为中层骨干。其中以在合肥、安庆、蚌埠、六安、淮南、芜湖等地为多。如王士㪰（合肥）、王学锐（芜湖）、向道同（巢湖）等，都担任一部门领导工作，为同学中之佼佼者。 三、学校管理的几点做法 商校是职业学校，学生一律享受公费待遇。特别为家境贫寒的子女提供了学习机会。而商校学生就业不成问题，这在当时更令人欣羡。因此，每年报考的人数较多，但名额有限，录取的标准较高。学生进校后，绝大多数能自觉地抓紧学习。分配工作一般凭学习成绩。成绩列在前三名的可以分配到厅、处任科员，不须经过办事员一级。这对学生们的学习情绪，起着鼓舞和促进作用。 学校对教学工作很重视。除聘请专业教师（如语文、外语、珠算、商业数学、商业簿记等等）外，至于一些专业课，如会计学（政府会计、银行会计、成本会计等）审计学、统计学、合作、会计法规的教师，则请有关单位支援，邀请各厅、处派主管科室主任、专员、稽核等来校兼课。这些老师既有理论知识又具有实践经验，教学效果良好，多能满足学生的要求。学校除给予应得的报酬外，并为他们安排好吃住（因当时为预防日机袭击，各单位散处在各个山坳里，相距较远，来校时每周必须住校二三天）。当时各厅、处对此也很支持，来校兼课的老师亦很乐意。 学校还采取一系列措施，督促学生学习。 （1）对考试极为认真重视。不论期中考试（当时叫月考，每学期两次）期末考试，各科各年级集中在大礼堂举行（坐位不够，则用一部分教室），教导处将各科各年级学生混合编排座次，加派监考人员，杜绝任何作弊现象。若发现违法情事则严加处理，切实做到考出真成绩。教师评分后，教导处根据各科各班学生成绩优劣顺序排列名次，张榜公布。 （2）还有一种抽考办法。利用每星期一第一节课时——“总理纪念周”的时间，将全校学生集合在大操场上（阴雨在礼堂）举行抽考一次。教导处备好两个竹质签筒（毛竹筒）和若干竹签。一只签筒放置姓名签，每枝竹签上写上各科各年级学生一名（如当时校内有七班，每班一名，共写七个学生姓名）。一只签筒放置课目签，每枝竹签上写上一个课目（如语文、外语、数学、各专业课课目）。纪念周开始，由担任总值日学生登上讲台，从姓名签筒内任意抽出一枝签，即时宣布某科某年级某同学中签。而后中签的学生挨次上讲台自己从课目签筒内随手抽出一枝签，自己宣布抽出的课目。如果抽出的是语文或外语，当场在台上面对全校师生高声朗诵课文，（每周教导处向老师了解教学进度，教到哪篇就背诵哪篇）台下师生一致静听。若是抽中数学或任何一门专业课，则于当天午饭后到教导处单独测验（上午请任课老师拟好试题两三则），经老师评分后，将试卷张贴在教导处公告栏内。抽考成绩作为平时成绩一部分。由于每周人人都有中签的可能，人人都不敢等闲视之。背诵不出，当场丢脸。因此，有的学生星期日还孜孜不倦地学习，不肯轻易外出。 （3）规定写日记，写大小字。每个学生自考取到校之日起，规定每天每人记日记一篇，写大字一张，小字三行，于每晚自习时间由值日生收齐送交级任导师（即班主任）批阅，第二天早上发还。寒暑假期中也不得间断，于开学时连同其他各科作业一并交教导处检查无讹，方准注册。学生在校三年，记三年日记，写三年大小字，在文理方面，书法方面，都曾取得较好的成绩。我每晚必到各个教室看看学生自习，看到讲台上堆放的日记本和大小字本，随手抽出几份看一看，看到有明显进步的即提名口头表扬，发现有草率敷衍的，则当场口头批评教育，晚上是我与学生们接触的机会。 （4）严格执行升留级制度。学校规定学生学期各科总成绩主科（专业课）两门不及格，主副科（一门主科两门副科）三门不及格，应予留级。有些家长平时不教育子女好好学习，到了子女成绩不及格又多方托人说情，学校坚决拒绝。学校教学秩序一切全靠制度。制度是通过全体教职员研究制定并向全体学生公开宣布的，一切按照制度的规定执行，久而久之，别人也就不会再有什么无理要求了。商校的学习风气，曾得到社会上的称赞。 （5）一套管理规章制度。商校在各方面工作中目渐形成一套规章制度，45年下半年将有关学生学习、生活等项规定汇编成一个小册子，叫“学生注意要点”。其中有报到注册、考试、升留级、请假、奖惩及一些生活上的规定。例如学生一律住校，除非例假及请准假外，一概不得离校。平时学校大门紧闭。只有星期六下午课后开放，方可自由出入。此时，本地学生可以回家，外地学生就寝前一律回校，训导员逐个寝室点名检查。平时学生只能在校内小天地里自由活动。学生互相戏谑把学校叫“第二模范监狱”。（因解放前芜湖东门有一所所谓模范监狱）关于衣着发式方面的规定，男女学生一律穿着一色灰布制服，佩带符号，上有校名，某科某年级学生姓名等字样，便于识别，男女生一律短发，当时芜湖其他学校学生给商校女生起绰号叫“男密斯”。此外，还有不得抽烟、殴斗、骂丑话、不得随地吐痰，要讲究个人卫生、环境卫生等等规定。为了贯彻执行，从我做起，以身示范。 学校在每学期开学举行第一次全体教职员工会议上，讨论该学期应兴应革事项。教导处、总务处根据大家意见，草拟一学期行事计划，将有关活动如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大扫除、清理登记校产、各项比赛（如大小字、珠算、论文、墙报、演说、蓝球等）都排定、印发给教职员工，并张贴在教导处、总务处、校长室以及各班教室。各部门依照行事，不需遇事请示（校领导也及时检查落实）。46年下半年我患肺结核遵医生嘱迁地疗养，离校半年，校内工作一切照常进行。 解放前，学生经常“闹事”，除不满国民党统治的原因外，还有在学习上不能满足，在经济上不能公开等原由。商校自成立起，关于学生应享受的待遇、公费、公粮与学校其他经费完全划开，由学生自理。每学期开学，各班学生推选一名同学担任膳食委员。膳委会设主委（由三年级学生担任，因他们已有经验。）负总责，下分会计、出纳、采购、保管等股。出纳股保管现金，会计股登帐做帐，保管股保管粮油等主食，采购股编派每天采购员（每天每班一名）购买副食品。膳委任期一个月，期满公布帐目、改选。可以连选连任，但一学期内不超过两任，以免影响学业。膳委会受总务处领导，派一名事务员从旁协助、监督。负责与田粮处、财政厅联系领取领粮单和副食费拨款单，而后交给主委。膳委会利用下午课后时间动员全校同学去粮站搬运。拨款单由出纳从银行兑取现金。粮食和现金事务员概不经手。膳委会开会，事务员列席。（因此，在解放前的七年中商校从没有过学生闹事。）这样做，既可以锻炼学生们办事能力又做到了经济公开。 学校内设有小商店。资金由学校经费内借支，买卖文具及日用品。又与邮电局挂钩，在学校门前设信箱，并代售邮票，提供师生及附近居民寄信的便利。由教导处商请有经验的老师任指导，经理和售货员由学生选举担任。学期终了，公布帐目，偿还学校借款，盈余作为下期资金。学校迁芜湖后，范围扩大，改称合作商店。资金除教职工投资外，曾与安徽省地方银行芜湖分行签订小额贷款，供学生实习之用。 在立煌（金寨）时，专业课的教本买不到。学校决定成立印刷组，由总务处指派事务员负责。购置石印机一部，将上海立信出版社出版的课本自行翻印。聘请印刷工一名负责印刷。征求学生担任缮写，规定缮写一张给予手续费若干，由讲义费内支付。学生们踊跃应征，印刷组从中挑选。一个学期一个学生缮写收入能有几十元，对一个贫苦学生来说帮助很大。 四、编辑商校丛书和物价指数 在金寨时，由于僻处大别山区，交通不便，教材难得，学校除将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出版的有关教材翻印外。还鼓励教师们根据理论结合实际自编教材，列为商校丛书。当时出版印行的有程禧震老师的审计学一书。张茂林老师编写的会计数学。由于张老师兼任校内行政职务工作很忙，未能完稿，后来学校迁回芜湖，张老师曾对立信出版的会计数学中若干处，提出意见并致函该社编辑部，曾得该社复函致谢，表示更正。 自迁芜湖后，统计科贾宏宇老师指导学生编制芜湖物价指数，逐月在本市工商日报公布，并且复印若干份分寄国内各大学（如中大、北大、武大、南开等有经济学系的大学）图书馆供参考（可能上述各校图书馆内仍可查到）。另外，当时国民党面临崩溃，物价瞬息万变。国民党政府为安定人心，对各地中央级和省级公教人员实行生活补贴。在芜湖的中国银行分行，交通银行分行，中央银行分行，合作金库，中国农民银行分行以及省直接税局、货物税局等单位，都以商校编制的物价指数为根据，呈报上级。说明高校所编指数在当时深受各界重视。 五、校址数迁 商校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42年九月商校初成立，校址在立煌郑家湾。不料一学期未结束，43年元旦日本鬼子攻进大别山。消息传来，人心惶恐，各机关紧急疏散。学校接到教育厅通知，决定采取应变措施，组织撤退。三日到达杨滩小镇，酸机前来袭击轰炸，机枪扫射，丢燃烧弹，顿时一片火海，老百姓被炸死炸伤多人。所幸商校师生无人遭难。四日直奔霍丘李家北圩（皖北李梦庚大庄园），各机关人员多逃避在此。一周后日寇撤回信阳，各机关人员陆续返回立煌，立煌已成一片焦土，商校仅存教室两间。学校与教育厅会商决定，43年春季暂时迁流波䃥第一临中初中部开学上课。一面择定原财政厅旧址，在废墟上重建新校舍，地点在若干故硖口。两地相距90华里，我来往奔波于其间，工作格外繁重。43年冬季迁入新校舍，直到抗战胜利。 46年春季学校奉令迁芜湖原甲商学校旧址（该校后来为省立二职商科），不料被第六、七、八区（皖南三个专区）内联训班占用，几经交涉，芜湖专署召集各方面会议，决定暂将西门老女中校舍让给商校（当时女中校舍也被三个单位占用，后陆续让出）。46年春季就在西门女中（现在的十五中）开学上课。下半年女中恢复（国立八中复员），商校又要迁让。学校请教育厅转请省政府解决，我本人在芜湖与合肥之间来回奔走交涉。最后决定联训班结束，校舍还给商校。直到46年下半年开学上课才一步一步让出原甲商校校舍。以此商校才安定下来，就是现在芜湖环城东路商校这个地方。 六、迎接解放 48年底江北解放，国民党部队败退江南。芜湖有张世希、杨干才、刘汝明等部队防守，商校在寒假期间一度被张世希部强占作司令部。49年春学校开学、几经交涉才撤走。临走将学校收音机、台布等一而去。教学稍事恢复、但大军渡江在即，教育厅（已迁屯溪）命令芜湖学校迁往皖南山区，一再来电催促。芜湖专署也三番五次来电话催行。经教师们密商，学校决定不迁，仍然照常上课，一直到四月二十三日大军过江。二十四日解放军由河南入城。清早，师生齐集老浮桥口（弋江桥附近）欢迎解放军，二十五日仍照常上课。不久军管会文教局派秦惜观等同志来校接管，全校员工一律留校继续工作。七月我和部分教师奉令参加市中小学教师暑假讲习会学习。九月派石原皋同志为商校校长，我调到中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