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希平先生的战斗历程（《安徽文史资料04》第33篇）
刘希平先生的战斗历程———根据访问高一涵、光明甫、周新民、朱蕴山四老记录整理作者：穆孝天 小序： 刘希平先生是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的先导者之一，社会进步人士，安徽教育界的一颗明星。他对“五四”前后一连串的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并同当时许多先进学者、名流、学生、工人一道，为革新教育、改造社会，在“六二”惨案，反对贿选，驱逐伪省长李兆珍、废督裁兵等运动中共同奋斗，立下了重要的业绩。二十几年前，我初接触其生前有关资料时，每为其崇高的品格和忘我的爱国主义言行所感动。时时因念“吾生也晚”，为未能亲聆教益而悔恨。一九五八年初，由于工作机会，我有幸先后访问了他的老友高一涵、光明甫、周新民、朱蕴山四老，益增我对刘老的敬仰之情。为使其光辉不致为时间所淹没，检出旧日访问笔记，据以整理成这份资料。挂一漏万之处，必不可免，敬希前辈补充、指正。 四老评价： 高一涵老人说： “希平先生乃文弱书生，与人交，胸无城府①，劝善规过，知无不言，人皆谓其蔼然可亲。虽终身不参加任何政党，然论及政治，词严义正，敌我分明。” 光明甫老人说： “刘君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先导者之一，尤其是我省‘六二运动’中之一员健将。其人真诚纯洁，勇敢不挠，系同辈中所罕见。” 周新民老人说： “李光炯、光明甫、刘希平三校长在安徽教育界声望很高，在政治上有一致的进步的看法和做法。他们三个人是‘五四’和大革命时期安徽教育界的中心。” 朱蕴山老人说： “在‘五四’运动前，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和在安徽的刘希平、李光炯和我等都有联系。”注：①“胸无城府”：即胸怀坦荡，没有令人难以揣测的用心。 战斗简历： 公元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刘希平生。原名畹蘅，字兰香，中年自号希平。安徽六安施家桥人。 诞生前的二十四年——从一八五〇年太平军起义到一八七三年回军消灭，中国几乎极大部分划为战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规模是空前巨大的。反革命一手造成的罪恶是：无数的无辜人民遭到了屠杀，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外则帝国主义环伺；日政府藉口曲解台湾为番地，不属中国版图等等。 希平先生幼年时，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烟台等辱国丧权的条约。先生少时读书于私塾，即不屑习词章制艺。 公元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海陆军皆败，割台湾，赔兵费以求和。希平先生二十二岁仍在私垫读书。 公元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之说兴起。希平先生醉心于维新之说。时二十六岁。 公元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灭洋之举未成，八国联军入寇。欧洲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从此，孙中山先生之革命论风驰电骤，深入人心。希平先生遂弃改良说，而服膺革命论。他说：“欲革命必先开民智，而开民智又必自办学始。”遂与江朴斋等倡议创办“六安中学堂”。六安之有学校，于此开始。时年二十八岁。 公元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三十四岁。因合格师资阙如，希平先生亦深以学业未成为恨，毅然去“六安中学堂”，而于是年东渡扶桑，入东京弘文学院习师范。毕业后，回国措资，再渡日本，入明治大学习法政经济。 公元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辛亥，三十九岁。在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得法学士学位，整装归国。 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壬子，四十岁。民国肇兴，当道有知希平先生者，推其为安徽省司法筹备处长及高等检察厅长，均坚辞不就。独与光明甫、谢家声等同应安庆“江淮大学”聘，自任教授，而以校长一职让光君。从此，决心以教育为终身事业。 他痛心祖国沦为半殖民地，时在校中向学生阐述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实况。曾谓：“军事侵略其害显，人人能知之，而经济侵略其害隐，非深谋远虑者不能预见也。”但当时言者谆谆，而闻者一时难以领悟，且有以此讥笑者，希平先生益惧益愤。时而亦有以“迂儒”污之者，希平先生亦无所顾。 公元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癸丑，四十一岁。赣、苏、皖、粤、川、湘各省独立，革命者扣押省警务处长朱家珂，把东署、南署和西北两署的中下级警察，以及巡查一大队，共千人集中起来，成立安徽讨袁军第一军，同时组织安徽讨袁临时军政府。希平先生为此奔走呼号，兴奋无似。不久，事败，遂去安庆而亡命上海。当时在安徽的卢仲农、王肖山等亦常来上海，与他研究推翻军阀倪嗣冲的计划。 公元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甲寅，四十二岁。应济南友人之召，授课于山东法政专门学校。 公元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乙卯，四十三岁。韩国钧为安徽巡按使，慕希平先生名，欲请其为政务厅长，他坚辞不就，但愿以友谊助韩为政，以冀利国利民。因返安庆，时居安庆近圣街，昕夕备韩氏顾问。彼此对于政治、教育、军事、经济、道德、文章等，无所不论。韩氏礼之如老师，称其为“安徽之圣人。” 同年，袁世凯称帝，韩氏与希平先生讨论去留问题，希平先生劝其挂冠而去。希平先生亦同时只身赴上海寄居。 公元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四十四岁。 高一涵先生由日本留学归国，与希平先生在沪把晤，相谈甚欢，高老亲见希平先生虽于流离穷困之中，但终日仍手不释卷。出外乘车，亦常为节省一文钱而步行一两站始登车。然对救济流亡同志及求学青年，往往倾囊倒箧以待，一无所惜。如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秦成道，就是在希平先生的直接帮助下，由中学到唐山路矿学校，后来考取“庚款”去美国留学，得了博士学位以归。这类事例很多，不胜枚举。人人只知其如此慷慨，而不知其百日有九十日之穷困。 同年，高老去北京任《晨钟日报》编辑，希平先生知该报与研究系汤化龙有关，而汤恰是当时进步派孙洪伊的对敌，急函高老宁可在家闭门读书，亦不可与彼辈为伍，嘱高离京去沪。高遂辞去编辑事。 公元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丁已，四十五岁。 高一涵因母丧返皖小驻，时倪嗣冲主皖，杀进步人士无少惜，希平先生愤甚，力劝高不能在皖久留，免遭毒手。高后来表示：“余于彼时，在政治上未入歧途，皆君指导之力也。” 同年，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报》，约高为该报撰写社论。希平先生知章接近政学系，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进步派，遂急函劝高拒绝。 十月，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推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朱蕴山先生应鲁北平原混成旅胡翊宇和济南第一混成旅张克瑶的邀请去山东，交换反对安武军、迎接孙先生北伐的意见。此时，希平先生和卢仲农去信请朱老在适当的时候抽空回芜湖，共商在皖西建立第三甲种农校事。 十一月初，朱老离开济南，路经芜湖，和希平先生一起到安庆，会见李光炯、光明甫诸老，商定由朱蕴山回皖西六安筹建第三甲种农校。 公元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戊午，四十六岁。希平先生友人潘光祖（仰仙）任芜湖安徽省第五中学校长，聘请希平先生为教师，先生始回安徽芜湖任教。任修身课，即现今之政治课。此为希平先生第二次在本省致力于中等学校教育，亦为其在本省正式参加社会活动之始。 公元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巳未，四十七岁。“五四”运动爆发，希平先生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礼教，宣传提倡科学，提倡新文化，不仅热烈拥护，尤极力赞助，认真工作。五月七日，芜湖各校开联席会议，出席者有：刘希平、王肖山，蒋光慈、翟宗文、郑协之等教职员和学生多人，除决议游行示威并通电声援北京学生“五四”运动外，即席成立“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此时，以希平先生和朱子帆、李光炯、卢仲农、朱蕴山等为首，做了许多工作： 在经济战线上，积极发动抵制日货运动； 在政治战线上，发动罢课、罢市、示威游行； 在教育战线上，创办：商业夜校，对象是青年店员（学徒）；工读学校，对象是工人子弟、失学青年；半工半读学校；平民夜校，对象是穷人家的失学儿童；半工半读的公立职业学校，分机械、木工、纺织三科。 首倡学校“财务公开”和“校务公议”两大原则。 公元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四十八岁。是年，安徽法专和一师更换校长的斗争胜利后，安徽教育的革新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芜湖五中校长潘光祖乃倪嗣冲爪牙，该校学生早想驱之而去，此时趁势罢课反潘，公推希平先生担任校长。他继续率领师生投身各项运动之中，站到安徽社会政治改革斗争的最前列，带头冲锋陷阵，成为各项运动之中坚，是广大群众信赖的人物。 为了进一步推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希平先生和李光炯、光明甫等发动安徽各公团提请朱蕴山先生筹办《评议报》，并兼任总主笔，以评议时政，宣传革命思想。经费由各校自行筹集。 公元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辛酉，四十九岁。年初，恽代英同志应“芜湖学生联合会”之邀请，到芜湖为学生演说。希平先生与之把晤，彼此倾盖如故，相聚甚欢。 六月二日，安徽学生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改进本省教育事业，掀起“六二”运动。请愿学生遭军阀官僚马联甲、倪道烺毒打残杀，学生姜高琦、周肇基身受重伤，不治殒命。希平先生与光老诸公为伸张正义，挺身而出，欲置马、倪二贼于法律制裁之下，而马、倪二贼欲得先生等而甘心。彼此水火难容。 “六二”惨案发生后，为了加强领导，便于斗争，由五中校长刘希平、法专校长光昇（即光明甫）、一师校长李光炯等发起，组织“安徽六二惨案后援会”。 同年秋，安徽三届省议会选举，贿赂公行，激起皖人公愤，上诉至大理院，最后判决选举全部无效。但当选议员力谋召集，遂携巨款往北京贿赂。此时，省长许世英、政务厅长王淮琛，因北京当道迫使召集，王淮琛亦意为之动。希平先生闻讯由芜到安庆，与王淮琛激烈辩论，拍案力争，杯盘为碎。希平先生警告王说：“尔如不顾皖省三千万人民公意，而贪权恋位，尔可同意召集！若果良心尚在，即应坚决抵制，否则尔我私交，由今晚断绝，明日即为仇讐矣！”王淮琛与希平先生本来私交颇深，经此辩论后感愧交加，遂弃职而遁。许世英亦不得不停议召集之事。 三届议员贿选案发生时，安徽省长系聂宪藩，聂以“六二惨案”发生不久，群情愤怒未消，不敢轻易下令召集，因而被迫去职。倪道烺仍横行无忌，又以四十万元贿买国务总理靳云鹏发表靳的老师李兆珍为安徽省长。安庆学生闻讯起而罢课，并发动罢工、罢市。此时，希平先生亦相率带领学生代表到安庆支援。李兆珍无法招架，狼狈败退，匆忙离皖。继任者为许世英。 公元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癸亥，五十一岁。马联甲长皖之令下，希平先生预知大事不好，正准备与芜湖二农校长卢仲农等辞职离去，马联甲已下令通缉希平先生。 公元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甲子，五十二岁。春，往南京筹设新民高初两级中学，自任校长。四处张罗，集资开学，不足之数，则典衣鬻物以继之。其兄在山东，亦卖了衣物助其办学。 校事部署方就绪，即患重病。 八月，因积劳成疾，遂返芜治疗，病转剧痛。在病院中仍念念不忘校务，命家人扶坐，力疾作书，令长子志燮星夜赶赴南京，拜托友人主持校务。 八月十七日与世长辞。临终前犹以校事为念。并语家人日：“方寸乱矣，奈校事何！”独对家事一言未发。
朱蕴山同志早期进行的革命活动（《安徽文史资料04》第32篇）
作者：陈忠贞、吴之信整理 为推翻清廷而奔波 朱蕴山同志，一八八七年生于六安县嵩嶚岩（现嵩嶚岩公社）。青年时代便离开家乡，出外求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到处千疮百孔。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统治者的卖国，造成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青年的朱蕴山，为了振兴中华，开始参加光复会，进行反清活动。斗争中，他非常勇敢，置生死于度外。他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被带到刑场陪斩，面无惧色，大义凛然，准备为救国救民而献身。随后，他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绞杀了辛亥革命，朱蕴山义愤填膺，奋起投入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一九一六年，朱蕴山与六安同乡刘希平，霍山的沈子修，舒城的宋竹荪等密谋在安庆起义，不料事泄。安徽军阀倪嗣冲令警务处长于端阳节前一天下午，将朱蕴山等逮捕，沈子修等逃亡上海。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但民主共和的浪潮不断兴起，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下台，忧愤成疾而死。这时孙中山通电全国，要求释放政治犯，朱蕴山才获得自由。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北京政府的实权却操在段祺瑞的手里。北洋军阀内乱不断，张勋又乘机复辟。倪嗣冲利用手中的军权，对安徽人民实行血腥统治。朱蕴山为了推动反倪斗争，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初，与刘希平同赴上海活动，并写了《燃犀录》，控诉倪嗣冲祸皖的罪行，呼吁在京、津、沪的同乡会一致起来，救乡救皖。是年八月，朱蕴山转赴北京，与在京的陈独秀和寿县籍的议员常恒芳等人共商反倪之事。十月，朱蕴山又到山东，与鲁北平原混成旅胡翊宇和济南第一混成旅张克瑶交换了反对安武军、迎接孙中山北伐的意见。 为青年觉醒而办学 朱蕴山在斗争中认识到，要振兴中华，就必须提倡科学与民主，提高国民觉悟。要提高国民觉悟，必须首先从青年教育入手。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朱蕴山和刘希平从芜湖到安庆，会见法专校长光明甫（光异）等人，共商办学之事，决定由朱蕴山回六安，创办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以下简称“三农”），以此为阵地开展新文化运动。一九一八年九月，朱蕴山回到六安，并亲赴六区金家寨，请皖西教育界进步人士桂月峰共同筹建“三农”，桂月峰欣然同意。朱蕴山十分高兴，赋诗一首《喜见老友桂月峰》赠之，诗曰：“五年不见鬓先斑，忧国情怀火一团。闭户但闻勤课读，出门从不礼衙官。家贫心苦能长乐，道梗时危岂畏难。淮水皖山荆棘满，愿君长此种芝兰。”表现了他们忧国忧民，进行教育革命的决心。两人来到六安后，多方活动，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捐出五千元为开办费，借北街赓飏书院旧址为校址，于当年冬筹备就绪，次年春正式开学。为团结友邻县共同办好学校，公推时任芜湖“二农”校长的霍山籍沈子修出任“三农”校长，桂月峰任学监，朱蕴山任文牍兼修身教员，聘请进步知识分子钱杏邨（阿英）任国文教员，晏从白任数学教员，苏章之任英文教员，沈子臣任体育教员，李晴峰任事务主任兼教员。他们在治学上，废除一切封建的陈规陋习，成立学生会，参与决定学校大事，实行师生平等，校长、教员以身作则，不用雇员，外出不坐轿子，自背行李，与学生同桌共餐，一起过简朴的生活。在教学上，取消尊孔读经，侧重于新思想的传授；不学文言文，教以白话文。在课外活动上，禁止豪门子弟的不轨言行。 来自皖西和豫鄂边的“三农”学生，在新文化的学习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觉醒，涌现出一批优秀分子，其中不少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皖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据不完全的记载，三农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就有数十人之多。 为反帝反封建而呐喊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运动一爆发，朱蕴山就积极支持，迅速投入安徽响应“五四”运动的战斗。他和沈子修、桂月峰等帮助“三农”学生联合城关部分高小师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领导学生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组织了日货纠察队，到各商户检查登记，宣传买卖国货为荣，买卖日货为耻。 五四运动以后，朱蕴山以在京、沪读书的皖籍进步青年为桥梁，不断把革命书刊传到皖西。他自己在“三农”和一些最接近的学生，经常在一起阅读《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书刊。他支持钱杏邨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苏联十月革命，介绍列宁、高尔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物和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一年秋，二届省议会届期已满，理应进行三届议员选举，军阀倪道烺为把议会变成自己的御用工具，从省里拿出三百万元进行贿选，令其走狗集团——公益维持会派爪牙到全省各地，贿买选票，指定人选，公开舞弊，甚至把死了多年的人的名字也写进花名册，丑闻百出，全省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面对军阀横行，践踏民主，朱蕴山挺身而出，起程赴省，与省教育界及社会进步人士光明甫、李光炯、刘希平、沈子修、宋竹荪等共商，创办《评议报》，作为反对贿选、驱除倪、马分子的宣传工具。推选宋竹荪为经理，朱蕴山为主笔，评论安徽政弊，揭露选举丑闻。同时支持“三农”学生公开揭露贿选内幕。还利用合法手段选出代表，公开向北洋军阀政府控诉倪、马非法贿选议员的罪状。 这时，全省已有四十多个县的学生和进步人士先后上诉了贿选案件。按省议员选举法中关于“省议员的选举，一县无效就全省无效”的规定，三届省贿选早该推翻，但倪、马还是强令召开贿选出来的三届省会议。这时倪、马的亲信马仲武等人觉得自己又已得势，更加趾高气扬。学生代表想找他谈谈，他根本不理。朱蕴山等十余人，对其蛮横态度气愤不已，作为学生代表，跑到马仲武家里，彼此见面没说二话，便唾了马仲武一脸唾沫。马仲武不敢对抗，说：“吐得好，吐得好！”接着，朱蕴山等又把马拖到街上游街，打下了他的嚣张气焰。省长聂宪藩慑于人民的威力，又不敢妄行，被迫辞职。最后，各界人民终于迫使新任省长许世英宣布三届省议员选举全部无效。这一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大创举。 为国共合作而斗争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朱蕴山受到极大鼓舞，他看到了中国真正希望的所在。他认真学习和研究党中央的机关报《响导》周报，对中共的最高纲领，表示由衷地敬佩和赞同。 一九二二年八月，朱蕴山在上海晋谒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参与酝酿国民党的改组计划。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召开，着重讨论了和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与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还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决议。从此，朱蕴山同志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并在革命活动中，与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势力展开坚决斗争。 一九二六年元月，朱蕴山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二大。会议结束时，经朱蕴山等提名推荐并得到中共华南局负责人陈延年、谭平山的支持，国民党中央发表了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藩侯、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九人为国民党安微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朱蕴山随即返皖，经过一番筹备，在安庆正式成立国民党临时省党部（一说是筹备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秋，为避免军阀迫害，安徽省党部曾迁往上海旧法租界马浪路景益里，不久转移武汉，在联堡里设办事处。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旬，省党部又由武汉迁回安庆，并发出通知，决定召开全省代表会。这个时期，在朱蕴山的支持下，皖西各县国民党县党部在一九二六年初至一九二七年春相继成立。一部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县党部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势力，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起来。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朱蕴山以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投身这场伟大的革命战争，并作出自己的贡献。北伐军分三路进军，取得节节胜利。安徽军阀陈调元看到北伐军渐渐逼近，加紧镇压革命力量。这时，国民党皖省党部被迫迁到上海，朱蕴山等在上海，以皖省党部名义发电国民党政府，保常藩侯为安徽宣慰使以策动军事反正，迎接国民革命军入皖。常藩侯就职后，与省党部共同决定，派员返回安徽组织地方武装，策动各地军阀军反正。朱蕴山、沈子修也来六霍一带进行策反工作，因事泄未成。陈调元迫于形势，向北伐军投降。经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努力，一九二七年初，安徽地方武装统一组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公推中央执委柏烈武任军长，常藩候任政治部主任。六安亦成立了三十三军独立第二团，由朱蕴山之弟朱衡山任团长。北伐军所到之处，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的支援。 就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时，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开始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公开叛变革命。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安庆指使青红帮党羽及流氓，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省工会筹备处、省农会筹备处等革命机关团体，接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内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朱蕴山的好友，共产党员陈延年同志在这时英勇地牺牲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公开背叛革命的三大政策，背叛革命的行径，引起朱蕴山的无比愤慨。他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并受到反动派的通缉。不久宁汉合流，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更大规模的屠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这期间，朱蕴山曾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掩护过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他看到了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6页），受到很大的感奋。在共产党员的引导下，他毅然来到江西南昌，参加了震撼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起义的领导工作。接着，党的“八七会议”召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朱蕴山坚定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国民党只有始终不渝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又来到上海，继续进行反蒋活动，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开辟鄂、豫、皖苏区。 朱蕴山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以及建国以后，长期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在开展反蒋活动，组织和推动抗日，支援坚持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和积极开展民主活动，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以及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薛卓汉烈士传略（《安徽文史资料04》第29篇）
作者：周新民遗稿 薛卓汉烈士，字云长，共产党员，安徽寿县人。薛卓汉同志思想纯洁，自奉俭薄，饮食粗糙，穿着朴素，但对同志则慷慨接济，常倡议“有饭大家吃，不劳动者不得食”。他好武艺，会拳术，勇于打抱不平。安庆“六・二”惨案爆发时，卓汉同志正在芜湖省立第二农业学校读书，他在学生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发动工人群众，他曾化装黄包车夫，同工人一起进行罢工斗争。他同刘希平等创办职工学校，推选朱子帆同志为校长，他当教员，大力宣传革命理论，培养一批革命青年。曹渊烈士（曾任北伐军“铁军”即独立团一营营长，在北伐中屡立战功，后牺牲于武昌城下）就是该校的学生。后来由于军阀马联甲的压迫，他于一九二三年离芜赴沪，进入上海大学，并参加职工运动。当时寿县孙家在上海开设阜丰面粉厂等企业，寿县农民多往做工，卓汉同志在该厂开展工人运动。薛卓汉参加革命较早，一九二三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知道毛主席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即与裴济华（后改名华夏，共产党员，寿县人）前往学习，受到了毛主席亲自教育。从讲习所毕业后，他于一九二五年冬回安徽，专做党的工作。他将毛主席的思想作风和革命经验向同志们作详细介绍，使大家对毛主席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我在当时能够入党，得到薛卓汉同志的启发和帮助极大。 一九二五年冬，左派国民党安微临时省党部成立，薛卓汉同志任委员兼农民部长，对农民运动做了不少工作。一九二六年元旦，薛卓汉等九十六人为促进文化事业，改革陈腐教育，起草了《关于寿县中山学校发起的宣言》，积极创办中山学校，教育青年。一九二六年冬，薛卓汉同志到大别山区三十三军做了不少工作，历经艰辛。一九二七年春，党组织任命薛卓汉同志为安徽省农民协会主席，主持筹备工作。不久，蒋介石由南昌到安庆，公开叛变革命，一手发动了“三・二三”事变，薛卓汉同志被殴伤甚重，不得不离开安庆。 大革命失败后，曹广华任中共寿县县委书记，在该县正阳关集中八百多支枪，发动长淮起义，后因脱离群众而失败。接着由薛卓汉同志任寿县中心县委书记。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经常奔走皖北各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他准备在寿县城乡发展十一个支部。鉴于城乡间交通不便，敌人封锁严密的情况，他决定以小镇市为中心，成立三、五人的支部。当时已经发展了六个支部，共有四十多名党员。其中两个在城内学校，四个在乡间学校或村庄。同时准备在瓦埠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组织一部分武装进大别山，但是瓦埠地区的党组织，未曾明确依靠贫下中农为基础，而暴动的消息又泄露出去，因此引起了寿县反动政府的注意，他们集中大批武装，从东、南、西三面包围瓦埠，致使敌我力量异常悬殊。在危急关头，薛卓汉同志和县委曹鼎、曹广华、方敦一等，为保全革命武装力量，决定先将一部份党团员及革命群众分散和隐蔽起来，他们自己则携带武器，冲过严寒冰封的瓦埠湖，使瓦埠暴动告一结束。事后他们在党内进行检查，吸取了经验教训，另组成一个游击队，由曹鼎担任政治委员，继续进行斗争。他们先在寿县境内开展游击活动，后逐渐扩大到凤台县境，建立与开展皖北游击区，配合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活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为挽救其危机，调集大军围攻游击队，并四处悬赏捉拿薛卓汉同志。一九三一年一月，他刚秘密回家，即被敌人所发觉，跟踪追捕，破门而入，这时薛卓汉同志越墙走脱，由此不能留在寿县工作，乃辗转进入大别山苏区。不料他到鄂豫皖苏区不久，即在革命斗争中与方音（即方运植）同志光荣牺牲。（永济整理）
王步文烈士在大革命前后的英勇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4》第25篇）
作者：王传厚、余兴 “是革命家，是教育家、怀如此奇才，生而无愧。为革命死，为大众死，仗这般大义，死又何妨。”这是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代理书记王步文就义前、自己朗诵的一副挽联。这用鲜血凝成的词句，是烈士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光辉誓言，是烈士的品质、志向、人生观的真实写照。 （一） 王步文同志，字伟模，化名王自平、朱华、王华。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生于安徽岳西县（原属潜山县）资福寺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当时的满清腐败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对外屈辱投降，对内加紧压榨各族人民。青少年时代的王步文同志，目睹民族的危难，人民的疾苦，对清朝反动政府非常痛恨，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一九一七年春，他徒步来到衙前镇，考入粹新小学读书。在这里他和王效亭等进步同学发起组织了“乐群会”，以团结同学，砥砺学业为宗旨，学习新思想，讨论新问题。在他的主持下，“乐群会”积极地开展了各种活动。一九一八年秋天，学校当局擅自决定增收学杂费。步文同志看到许多家庭困难的同学被迫中途辍学，他满腔激愤，带领“乐群会”的同学和代表封建势力的校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这件事，王步文也被校方诬为带头“闹事”，而开除学籍。王步文同志满怀对反动统治的愤恨心情，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来到当时的省城安庆六邑中学读书。这时正是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列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新青年》等各种革命刊物也在青年中广泛传播，王步文同志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启发他对一些新的问题探讨，更痛切地感到中国再也不能照老样子过下去了，坚定了他立志改造中国的志向。他在一篇题为《中国今日大病之安在》的作文中，明确提出：“政治不良，从而革新之，社会不良，从而改造之”，“收回民权，发扬民权，推翻军阀”的政治主张。在《试各述其志愿》一文中，又抒发了自己的伟大抱负：“和民众团结起来，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挽救危若卵石的中国”，并且坚定地表示：“予决不以一败而心冷，再败而心灰，终必达其志而后已”。表示了高昂奔放的革命热情和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奋斗到底的坚强信念。 （二） 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后，王步文同志奔走呼号，积极联络，组织安庆各校学生，以各种方式勇敢地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五月十日，安庆全市各校学生一致罢课，统一行动，各校学生三千多人，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反动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经过省长公署时，王步文和周新民、方乐舟等六位学生作为全市学生代表，向省长公署请愿，要求以安徽省名义，向北京军阀当局提出：“死保青岛，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的严正要求，迫使伪省长同意照办。由于王步文在斗争中坚定，勇敢、指挥沉着、在安庆的学生运动中，一开始就显示了他非凡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深孚众望。因而，被推选担任安庆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成为我省学生界有威望的领袖人物之一。 随着运动的发展，安庆各界组织了“抵制日货委员会”，王步文同志是“救亡十人团”的成员，他带头把自己用的日货全部烧毁，又率领各校学生日夜巡查。并在安庆黄家操场召开了有各界数万群众参加的焚毁日货大会，王步文登台演说。在激昂的口号声中，将没收来的全部日货、当场焚毁。 一九一九年六月，王步文和蔡晓舟等创办了传播新文学的《黎明周报》、《安庆学生》、《寸铁》、《洪水》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鼓吹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废除封建的等级制度，实现人身和言论自由。同年八月，又先后成立了工农夜校、工商夜校和义务小学。以王步文、蔡晓舟为首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利用这些学校为基地，向工人、店员、城市贫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教育。一九二〇年，王步文还同余大化等进步青年在安庆第一师范的学生宿舍内，办了一个秘密“图书室”，购买了许多革命的书刊，组织了一些进步的爱国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热烈的讨论。这些人都成了当时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的骨干，推动了安微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 （三） 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蔡晓舟主持下，王步文、许继慎等团结了一批愿为共产主义献身的青年，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在安庆菱湖公园茶社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议。一九二二年，王步文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组织的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从此，他一面读书，一面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事青年运动的领导工作。一九二一年六月，他曾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安微青年学生和部分进步教师参加的、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的安庆“六・二”学生运动，斗争取得了胜利。学联为了纪念在“六・二”惨案中牺牲的姜高琦、周肇基两位烈士，在安庆菱湖公园内建立了“血衣亭”，王步文同志在这个亭子里愤笔疾书“醒皖第一声”的横匾，以表达对死者的缅怀和崇敬。接着，王步文同志又领导了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驱逐反动省长李兆珍，反对盐斤加价等一系列的斗争，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显示了群众的强大力量，沉重打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气焰，增强了人民争取胜利的信心。 一九二二年三月，芜湖上千名黄包车工人为反对反动的警察当局增加牌照税和车行老板提高车租，举行了全行业的罢工，这月的二十一日，王步文同志以省学联代表的身份，赶到芜湖和薛卓汉等同志一起领导了这场斗争。并组织芜湖各校进步学生参加黄包车工人的游行示威。他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高呼“劳工神圣”的口号。最后，迫使警察当局减少了牌照税，取消了车行加租。在安徽工人和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发生后，王步文同志怒火填膺，他在安庆联合各界，组织了“二・七”惨案后援会，积极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正义斗争。 同年十月，曹混贿选当了“总统”。王步文同志和安庆学联其他负责人，动员各界人士数千人，高举“反曹锟贿选”的大旗，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率领学生捣毁了吹捧曹锟的《社刊》报社，和“猪仔”议员何雯、张伯衍的住宅，有力地打击了军阀的反动统治，因而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王步文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脱险，前往上海。 一九二四年王步文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他在这里结识了当时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同志，并和恽代英、刘华等同志一道从事职工运动。同时恢复《黎明周报》。为了筹集办“周报”需要的资金，他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一件较好的制服，并把结婚的金戒子也奉献了出来。他们经常深入到闸北、小沙渡、杨树浦等地工人职工中进行调查研究，对工人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用典型事例向工人剖析造成贫困的原因，引导他们组织起来，为本阶级所肩负的使命而斗争。 一九二四年冬，王步文同志从上海回到安庆，同蔡晓舟同志一起恢复了安徽省学生会和皖江专科学校，组织中国青年救国会，并主持编写救国会章程草案。王步文等同志这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安徽反动当局的恐慌，他们企图以屠杀和封官的软硬兼施的办法威胁和拉拢王步文同志，受到王步文同志的严厉斥责，阴谋未逞。 一九二五年六月底，党为加强海外革命工作的领导，派王步文同志赴日本留学，任中共海外总支常委，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日总支政治部常委，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对海外青年和华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使许多进步青年和爱国华侨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当时在日本的以王先强、汤志先等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知东京党部选派一名代表回国参加。围绕代表选举问题，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王步文同志被选为代表。一九二六年冬，蒋介石加紧叛变革命的阴谋活动，派反共老手戴季陶为特使到日本，企图以出卖中国主权为条件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粉碎这一阴谋，王步文同志经过周密的研究，团结一切进步力量，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蒋、戴这一叛卖阴谋始终没有得逞。 （四） 一九二七年二月，王步文同志奉调回国，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先在上海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并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组织部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经常深入学校、工厂、里弄去作报告，启发群众的觉悟。尔后王步文同志任上海总工会青年部长，负责秘密训练全国各地派来的工会和青年干部。同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施行了惨无人道的野蛮杀戮，党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同年四月十八日他被迫离开上海，前往武汉。轮船在长江里缓缓地逆流而上，王步文同志站在甲板上，面对月朗星疏和浩渺的江水，他不禁赋诗一首：“明月江中照，清风海上吹，多少兴亡事，都在水中推。”抒发了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和革命到底的坚强意志。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在武汉成立，王步文同志任省临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八月安徽省临委由汉口迁至芜湖，直接领导安徽人民的革命斗争。王步文同志根据中央指示，也回到芜湖参加省临委的领导工作。当时省临委的主要任务是：恢复被破坏的安徽党组织，进行宣传组织，发动武装暴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同年九月王步文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回到安庆，在安庆成立了怀宁中心县委，联系桐城、庐江、潜山各地党的工作，王步文同志兼任中心县委书记。尔后在汤池畈又召开了潜山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使这一地区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烈火又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这年十一月，他回到家乡岳西衙前，深入到群众中去，以通俗的语言、深刻的道理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向党员传达上级指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并发动和组织了“一・二八暴动”。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也从中吸取了教训，丰富了斗争经验。 一九二八年，王步文同志除负责主编党报《血花》和编写《社会运动辞典》外，还用大部分时间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和进行农运工作。这期间，安徽省临委书记尹宽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排斥异己，大搞宗派主义，他甚至诬蔑王步文同志是“潜山代表”，“深山政策”，“右倾机会主义者”，并利用手中把持的权力，曾一度把王步文同志开除出省临委，还向中央写信，要把王步文同志调离安徽。王步文同志坚持对尹宽进行了斗争。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精神，把革命斗争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在怀宁、潜山、桐城、庐江一带农村，亲自领导了打土豪、杀劣绅、减租减息、平均地权的斗争。农民协会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组织起来了。 一九二九年，王步文同志任党中央巡视员，只身到桐城、庐江等地巡视工作，贯彻了党的“六大”会议精神，使这一地区出现了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到九月，在桐城县委领导下成立了两个区委，九个特支，十一个支部，党员发展到一百六十二人。 一九二九年七月下旬，王步文同志以党中央巡视员的身分到六安，出席并指导了六安县（包括霍山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研究了组织农民暴动问题，决定成立六霍暴动总指挥部，舒传贤同志任总指挥。同年十一月，先后举行了“独山起义”、“西镇起义”，点燃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星星之火，建立了皖西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九月，王步文同志被党组织调到上海党中央高干训练班工作，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在这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中，他还抓紧时间整理出版了《社会运动辞典》一书。一九三〇年七月党中央派王步文同志到江西工作，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沿途警戒森严，几经辗转，未能进入苏区，而返回上海。 一九三〇年九月、中央派王步文同志到芜湖视察工作，同年十一月他在芜湖召开各中心县委扩大会，传达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了安徽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部署了新的战斗任务。会后、尽管当时环境劣，气候寒冷，王少文同志又患病在身，仍然坚持到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表现了他一贯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五）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中共安徽省委正式成立（巡抚注：中共安徽省委于芜湖成立，系首次设立），王步文同志被任命为省委代理书记兼宣传委员。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由于叛徒何冰心、张照明的告密、王少文同志在芜湖柳春园主持省委会议时不幸被捕。十九日押往安庆饮马塘监狱。王步文同志被捕后，敌人成立了以伪省主席陈调元为头子的特别法庭，千方百计地想从王步文同志口里得到我党机密。先是封官许愿，企图收买，王步文同志巍然不动。继而要叛徒高翔来“劝降”，遭到王步文同志严词拒绝。后来敌人玩了一个花招，要高翔化名探监，王步文同志一见之下，怒火中烧，连声大骂“无肚叛徒，你还有脸来见我”，当即狠狠给他一记耳光。敌人诡计失败后，便恼羞成怒，施用了电刑，上老虎凳，用煤油灌鼻孔，香烧、铁烙等惨不忍睹的种种酷刑。王步文同志始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革命气节，抱定一息尚存，战斗不止的大无畏精神。他抓住一切机会揭露敌人，安慰和勉励难友，他说：“我们目前的不自由，正是为了给广大人民争取自由。现在的苦，是为了将来的甜……正义，真理，胜利是属于人民的！”这象钢铁一样的铮铮话语，坚定了狱中同志和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决心。凶残成性的敌人，黔驴技穷，就对王步文同志下毒手了。在临刑前一小时，王步文同志给他的战友、爱人方启坤同志亲笔写了一封信：“我为革命而死了，你不要悲哀，不要难过，应抚养爱生，以继予志。”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宽阔胸怀，高尚的情操，对革命后代的殷切希望，和对革命的必胜的信念。 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八时。安庆上空乌云滚滚，王步文同志昂首阔步，走出了牢门，被押赴北门刑场，狱中难友一齐拥向铁栅，目送着步文同志，不少同志放声大哭。王步文同志正气凛然，视死如归，慷慨激昂地向难友们说：“同志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敌人无可奈何，判了我死刑，让我的鲜血去浇灌自由之花吧！”说完拖着沉重的镣铐，迈着从容的步伐，告别了自己的亲人和战友。在通往刑场的路上，王步文同志毫无惧色，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敌人罪恶的枪声响了，王步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时年三十三岁。王步文同志英勇牺牲了，他的光辉名字和英雄事迹，将永远载入革命史册。（根据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步文烈士的爱人方启坤同志的口述以及有关史料整理）
我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始末（《安徽文史资料04》第16篇）
作者：敏志 （一） 安徽国民党左派在大革命时期坚定地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同盟，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由于这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受到了当时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起核心作用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影响，具有革命的倾向。他们多半服务于教育界，其中包括一部分学生。在安徽学界，反帝反封建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历来占优势，这从历史上说，有其较深的渊源。 远在辛亥革命以前，安徽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倾向提倡实业，兴办教育，当时各重要城市官办或私立的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他们纷纷聘请留日学生或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学生为教员，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方式，一反科举旧制，开始接受新文化，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其中革命色彩最鲜明的要算是“安徽公学”。由于创办人李光炯和卢仲农都倾向革命，所以当时提倡革命的人多荟萃于此。安徽公学与其他具有革命倾向的学校均有联系，还与东京同盟会总部及南京、安庆、合肥等地的革命组织互通声气。所以当时的安徽公学就成了“中江革命之策源地”（《李光炯先生事略》）。 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韩蓍伯在安庆创办“安徽船报”，鼓吹平等自由，他同激进的同盟会员、首任安徽都督孙毓筠合作一致，组织青年军准备北伐。当时同盟会员与韩蓍伯经常在一起的有李光炯、卢仲农、张鸿鼎、史恕卿、朱蕴山、常藩侯等人，在安徽形成了反对封建势力、把辛亥革命进行到底的一股力量。可是，在都督孙毓筠去职以后，韩蓍伯突遭暗杀，安徽新兴的革命势力遂受到一次挫折。 在“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安微进步的国民党人分别在言论界、教育界进行活动，以朱蕴山主持筹办的“评议报”为活动中心。从“六二”学潮到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到驱逐李兆珍，到殴打猪仔议员等一系列的壮烈的政治行动，他们都密切联系各学校的革命青年，坚决同腐朽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为了充分发挥国民党左派的作用，在客观上需要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之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二） 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组织，根据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致力于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许多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起到领导核心作用。在安庆、芜湖两地自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的秘密组织起，即有秘密的国民党组织，“民校”是当时地下国民党的代称。最初每个青年团员几乎都兼跨“民校”。据安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统计，该市当时共有团员二十三人即有二十一人参加“民校”。芜湖市一九二四年五月登记，共有青年团员四十六人即有三十人参加了国民党。因此党领导“民校”的工作是通过党员、团员参加它的领导核心来实现的。据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安庆团组织给党中央的信称：“现一师‘民校’，尚能如愿改组，较为顺利。所有改选职员大多亦不出本支部同志意识之范围。”“此次‘民校’改选人员除一、二较为接近于吾等之非（党）同志外，余均以同志充之，使‘民校’事务为我们同志所指挥。” 一九二四年初，国民党左派深感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所以各市各县都从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入手，逐步建立市县党部组织。最先组织党部的，是芜湖和宿县，其次是安庆，随后继续组织的，有铜陵、寿县、郎溪、合肥、盱眙、滁县、绩溪、风阳、英山、贵池、宿松、潜山、桐城等三十余县。其中大部分为共产党员所领导，当时全省国民党左派约有党员一千七百余人。 安庆市党部常务委员周骏，委员有郭士杰、许杰、张浩然、方蓝轩、李竹声等。下辖三个区执行委员会和江南区执行委员会。 芜湖“民校”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先后由李宜春、李克农、王坦夫、杨士彬、周范文、钱杏邨等负责，下辖三个区党部。 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建立，是在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这次大会安徽的代表为黄梦飞、沈天白，朱蕴山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会上柏文蔚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闭幕后，由朱蕴山等提名推荐、国民党中央任命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藩侯、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等九人为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一九二六年春季，朱蕴山返皖，邀集光、周、沈等在安庆邒家坡成立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推举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为常务委员。 安徽国民党左派各级组织建立以后，迅即领导了全省人民开展支援五卅运动的斗争、支援北伐战争，支持学界反对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斗争，以及同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斗争，较好地发挥了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积极作用。 （三） 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左派组织，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领导核心，胜利地开展各方面工作，推动革命运动发展，引起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等一切反动势力的仇视，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打击、镇压。国民党左派组织是在不断地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中前进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以管鹏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眼看左派省党部即将成立，擅自在省教育会召集原来的国民党员三十四人开会，非法决定抢先组织所谓“临时省党部”，并派陈紫枫、万心斋到上海反动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接洽。同年三月公然在宣家花园十三号也挂起了“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牌子。这种无耻行为，激怒了左派和广大学生群众，结果由舒传贤率领一批进步青年到宣家花园十三号把右派挂的牌子砸了。并电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予以否认这个非法组织，管鹏也闻风逃走。 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盘踞安徽的军阀陈调元对革命势力进行镇压，捕杀国民党安庆市第一区党部常委，共产党员杨兆成烈士，省临时党部为安全起见，将党部由安庆迁至上海，在旧法租界马浪路景益里暂设办事处。省临时党部在迁沪后即去电国民党武汉政府，保荐常藩侯为安徽宣慰使，回皖相机在旧军队进行策反工作。常就职后就同周新民等，经桐城到达太湖策动了陈雷所辖的一个团宣告独立，陈调元得知后派重兵来袭击，常等随陈雷部退驻黄梅；同时派朱蕴山、沈子修二人，由六安而霍山，与沈子修弟沈子臣晤商策划马祥斌的部队独立。事泄，沈子臣等遇害。 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攻克武汉，安徽临时省党部迁往汉口联堡里，委派周范文为党务特派员留驻安庆，同留在安庆的许杰、高纯一、葛文宗、郭诚淑、姚佐元、顾纯等人一起，采取隐蔽方式，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安徽，军阀陈调元亦已归顺北伐军。一九二七年二月，省党部即派周新民返回安庆，准备党部公开的工作。与此同时，安徽总工会负责人舒传贤，省农协负责人薛卓汉、王绍虞等相继返皖。其后不久，临时省党部大部分负责人也随北伐军先头部队返抵安庆。 在芜湖，一九二七年二月下旬，周范文以省党部特派员的名义由安庆到达芜湖，参加了芜湖市党部由地下走向公开的筹备工作。一天清晨，天刚亮，百余名国民党员浩浩荡荡奔赴大马路，进占了豪绅陶玉堂的商品陈列所，市党部公开办公了。在市党部公开之后，芜湖县党部也随之公开。那时武汉政府发表陈调元为三十七军军长，王普为二十七军军长，陈、王在江岸举行就职宣誓典礼，曾邀请市县党部派员去监誓。 一九二七年六月，北伐军二十七师师长杨杰和政治部主任李世璋率部到芜湖，万民欢腾。政治部秘书召集芜湖旧有的各机关人员会议，告诫他们须接受党部的指导，听候改组。经过这次会议，市党部威信大增，平时遭受官绅迫害的民众，纷纷向党部递送诉状。与此同时，芜湖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亦相继成立，在农村，万春圩、麻铺圩一带农民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租抗税斗争，吓得大土豪潘伯和等纷纷逃出芜湖。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旬，安徽临时省党部由武汉迁回安庆，发出通知，定期召集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四） 正当省党部积极筹备召开全省第一次党代会，革命形势顺利开展的情况下，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由江西来到安庆，指使特务杨虎收买地宿流氓组成“敢死队”，先是在二十二日下午将省党部常务委员光明甫殴伤，接着于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唆使暴徒四、五百人携带刀棍等武器蜂拥而上，将省党部和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协筹备处等机关、团体的门窗、家俱、衣服什物捣毁一空；将代表薛卓汉、严子敬、刘剑冰、王昌焕、胡浩川等打得遍体鳞伤。省党部被捣毁后，当晚即由胡浩川、周范文等起草通电，向武汉国民党政府报告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反动行径。 四月上旬，党部除留周新民、童汉璋等在安庆，留钱杏邨、胡浩川等在芜湖，主持善后工作外，其余的负责人及各地代表搭乘专轮离皖，到武汉继续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有关政治决议，正式成立了省党部，新选的执行委员，除原有的临时执委九人外，还增补徐谦、王龙廷、高一涵、李宜春、张从吾、章伯钧等十几人，其中有半数是共产党员。当时执委会推选光明甫、朱蕴山，沈子修任常务委员，张从吾任组织部长，高一涵任宣传部长，周新民为秘书长。 从“三・二三”事件以后，到“四・一八”以前的近一个月中，安庆、芜湖全市和其它各地党部为自色恐怖所笼罩，负责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打伤，整个安徽变成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更为黑暗，国民党左派不得不转入地下工作。“四・一八”以后，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更加残酷，首先通缉光明甫、沈子修、朱蕴山、薛卓汉、胡浩川、朱子帆、周新民等一百多人。巢县县党部负责人方诚，宿松县党部负责人徐文藻、钟国汉、吴宝田，太湖县党部负责人戴天，潜山县党部负贵人余大化、范笑山、柳文杰、余良鳌等均先后被捕牺牡。一九二八年一月，芙湖反动派查获“互济会”的一份名册，即大兴党狱，搜捕了王绍虞、甘天沐、鲍玉兰、甘良媛、宫成栋等四十多名共产党员，王绍虞同志解往安庆后牺牲。至此，国民党省党部被迫解散，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安徽亦由于蒋介石的背叛而遭破坏。
芜湖教会学校的反帝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4》第14篇）
作者：王能树、汪仲仪 教会学校的黑暗统治 帝国主义在实行经济侵略的同时，进行政治、文化侵略，通过遍设各地的教堂、学校和“慈善”机构进行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帝国主义在芜湖办的教会学校有：狮子山圣雅阁中学，风凰山萃文中学，石桥港圣公会圣雅阁初中，福音堂美以美会育才中学，后家港励德小学，周家山女学，来复会小学，青山女学等，其中以圣雅阁中学和萃文中学规模最大，是帝国主义在芜湖实施奴化教育的重点。 萃文中学（今芜湖四中）校长初为溥尔齐，后为华尔登，他的继女，女教士毕英索，为其助手、两人都喜欢研究中国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他们中国话说得很流利，经常混在学生中间，企图博得好感，便于获得情报。圣雅阁中学（今芜湖十一中）校长卢义德，后为蓝裴然（圣雅阁初中由饶桐荪任校长），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在芜湖进行文化侵略的打手。 这两个学校把实施奴化教育、宣传宗教迷信，当作办学的目的。“圣经”是学校的必修课，学生中不管是教徒或非教徒，每星期天都要做“礼拜”。每天早晚和三餐饭前都要做祷告，否则受惩罚。他们以宗教教义、蒙昧主义麻醉学生思想，教育学生说：“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要给他打，有人要脱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脱给他”等等，妄想使中国人民俯首贴耳地做帝国主义的奴隶。他们以孔孟之道和封建家长式统治，束缚学生。修身课课本，是《论语》、《中庸》；国文课（他们称汉语）教材，不准选白话文。他们禁止学生阅读新出版的图书报刊，限制学生只能在星期日下午外出。他们对所谓“善良”的学生，引诱入教，免缴学费，允许送进教会大学。对触犯教规、校规者，斥令在“天主”、“圣母”象前立正，低头忏悔，作为一种惩罚。 打开禁锢的铁门 “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们群情激愤，大家议论纷纷，自动地集合一起，主张声援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革命的火种最早在芜湖五中开始燃烧，当时人们都称五中是芜湖的北大。经过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的串连活动，教会学校和其他学校一起，组织了芜湖学生联合会，萃文中学的代表翟宗文担任了芜湖学联的副会长。学生们有了自己的组织，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成了一个战斗整体，那些校长、神甫的指挥棒失灵了。萃文中学校长华尔登，一向以主教、校长两重身份对待学生。谁要是不听他的，就被罚在“圣母”面前仟悔，重则记过、开除。五月七日，学生第一次整队上街参加游行时，华尔登站出来压制。学生们说：“这是我们的爱国行动，非去不可。”华尔登说：“你们爱国行动不能搞到学校里来，在我的学校里，我就要管。”学生代表翟宗文当场指着他说：“你管不了！”学生们一起呼应说：“你管不了！管不了！”华尔登气得毫无办法，只好悄悄溜开。后来，学生们将每次散发的传单，都贴一份在他门上，他亦无可奈何。 反奴化教育的风暴 教会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走向社会，积极参加爱国反帝活动，引起教会的无比恐惧和仇视。校长配合主教、神甫加紧对学生的管教和压制，学生在校内的反抗斗争也愈益激烈。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晨，石桥港圣雅阁初中及高小学生在甘天沐带领下，全体不作祷告。十五日晚祷告时，全体学生在礼拜堂顿足，把地板轰得如同雷鸣，吓得校长饶桐荪闻讯赶来，见此情景，大为恼火，宣布非教徒退出礼拜堂。五月十六日，学生向校方提出向教育厅立案和取消圣经课、早晚祈祷、做礼拜等四项要求。饶桐苏采取拖延办法来欺骗学生。学生们识破了他的“缓兵之计”，要他限期答复。饶桐苏于十八日宣布放假两周，妄图釜底抽薪，瓦解学生运动。学生团结得更紧，成立反耶教委员会，举行罢课，散发传单。学校又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发通知给家长要其将学生领回。同时勾结军政当局，于十九日派来警察和巡官威胁学生。学生进行静坐绝食斗争，并各自写信给家长，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二十二日上午，反耶教委员会召集学生开会，一百八十余到会者一律签字，表示不实现四项要求，决不罢休。学校采取最后措施，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甘天沐、孙佐华、江去疾、宫成栋（宫乔岩弟弟）等。学生没有被屈服，被开除的学生先在大方栈旅馆，后又迁到临江滩吴春林同学家办公。 五月十九日，圣雅阁高中学生在王稼祥带领下集会支援初中的学潮。下午第二班学生开会，晚上全校学生集会，推出十二人，又从中公举五、六两班代表二人，向校长蓝裴然提出两项要求：圣经课改为选科，礼拜祈祷听学生自由。学校拒不答理，学生于二十日上午拒绝祈祷，全体罢课，并推举执行委员长领导斗争。学生又派王稼祥、戴传林、王世界等四人到县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和各校联系，同时向社会发出声明。蓝裴然宣布放假，要家长领回学生。学生除给外埠家长写信，还组织恳谈队，对本埠家长劝慰，击败学校的阴谋。 圣雅阁学潮发生后，萃文中学首先响应，全体罢课，大群学生把行李搬出学校，结队上街游行示威。他们发表《萃文中学学生会宣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走狗李静涵，并列举其十条罪状，提出反对奴化教育的九个条件。育才中学、萃文中学决定与圣雅阁高、初中合作，组织教会学生联合会，萃德、萃华、工农、五中、芜关、职业、女师、华中、敬业等校都表示支持。外地的合肥一中、安庆圣保罗均派代表前来联系慰问。 芜湖学联和各界给予强有力的声援和支持，二十日下午成立各界声援委员会，公推学联主席周范文为声援会主席。他们连续召集会议，发通电，并作出决议：（一）各团体发宣言，反对教会教育；（二）函告安庆学联，一致援助；（三）函告圣雅阁和萃文学生，勉力苦斗；（四）由学联出面召集各界开会，统筹援助办法。 这场反奴化教育斗争，是在我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党派张秋人、周范文，团中央派陶淮，直接领导这一运动。积极分子如教师宫乔岩、钱杏邨、李克农、杨士彬、佘小宋等和学生王稼祥、甘天沐等，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确保了斗争的胜利。结果，除少数地主、资本家子女外，几乎是全体，将近五百名学生，坚决脱离了教会学校，使圣雅阁和萃文无法再办下去。学生退出学校后，教育界进步人士为他们办了民生和新民两所新型的私立中学。至此，这场反奴化教育的革命风暴，取得了完全胜利。（本文根据访问当时学潮的参加者和见证人胡铸人、江去疾、骆振群、万树庸等老人记录，和查阅有关资料写成。）
芜湖工人三次罢工斗争纪实（《安徽文史资料04》第13篇）
作者：芜湖市政协 糟酱工人大罢工 二十年代的旧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芜湖的糟酱工人无时不在死亡线上挣扎。资本家为了赚钱，每到“淡季”就借口生意不好大量解雇工人。在资本家的残酷压榨下，工人们被迫向资本家借高利贷或流落街头，沦为乞丐。生活困苦，不堪忍受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到达芜湖后，市县迅速组织力量到糟酱业工人中宣传党的方针，启发工人们要敢于同资本家斗争，教育工人之间要团结，象兄弟般的相互帮助。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年底即建立了糟酱业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徐铸新，委员有崔子先等。 党组织成立了，工人们有了主心骨，大家更齐心，更团结了，逐渐形成了一股战斗的力量，到一九二七年取得了糟酱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 这年七月里的一天，芜湖糟酱业的老板们召开了一个“店工酒会”，借口生意不好，要把一百零五名进步工人开除掉。党组织得到这个消息，首先召集党员开会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资本家欺人太甚，我们不能软弱，要与他们斗一斗，不获胜利，决不甘休。接着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长街青年会召开了一个全体糟酱业工人大会，会上作出了四项决定：（一）坚决反对资方无理开除一百零五名工人；（二）要求增加工资；（三）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四）组织一个“防失业后援会”以资助被开除工人的生活。会上工人们情绪激昂，斗志旺盛，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第二天早饭后，全体糟酱工人在徐铸新、崔子先等人的带领下，包围了糟酱业同业公会。工人们高喊“劳工神圣！”“坚决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反对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等口号。吓得资本家紧闭大门，既不让工人代表进屋交涉，又不敢出面答话，躲在里面一筹莫展。工人们更加激怒，纷纷用石块、木棒砸门。资本家更加害怕，生怕遭到工人们的痛打；另一方面还不甘心失败，妄图拒绝工人们的合理要求，于是一个个如丧家之犬，狼狈地越墙逃跑了。工人们砸开门窗拥进公会时，资本家连影子也不见了。这时徐铸新和崔子先等同志又开了一个短会。接着宣布：今天工人们先回去，明天大家都不要上班给资本家做事，实行全业大罢工。工人们热烈鼓掌表示坚决拥护，高兴极了。 次日全市糟酱业工人没有一个人上班工作，每个工厂和作坊都静悄悄的。这样一来，急坏了老板，忙坏了工头，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一反平时气势汹汹的常态，到处找工人上班，却到处碰壁，连一个人也找不到；于是他们又玩弄起新的花招，到工人家甜言蜜语，用拉拢欺骗的方法，企图分化工人队伍，破坏罢工。由于工人们受到党的教育，懂得了团结的重要，识破了资本家的阴谋，谁也不信工头们的花言巧语，继续罢工。 资本家一个一个的花招都失败了，工人们齐心协力就是不复工。罢工狠狠地打击了资本家的气焰，使他们受到经济上的损失，最后只好乖乖地向工人们让步，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经交涉形成了以下七条协议：1.每月工资六至八元的工人，月薪增加三元，每月工资八元以上的再加二元；2.水作工的工资除一般增薪外再另加二元；3.后场三坊大师傅每人每月加薪三元，下手工人每月增加二元；4.初学艺进店的徒工每月津贴大洋五角，次年一元，第三年三元；5.各职工常年工作应按十二个月算，每月工资均要照发；6.增加工资的日期自十五日起计算；7.恢复一百零五名被解雇工人的工作。罢工取得了成功，工人们扬眉吐气，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一方面锻炼了工人阶级，使他们更团结，更坚定；另一方面也锻炼了我们的党，为今后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火柴厂工人大罢工 一九二〇年七月，徐士同等土豪劣绅创办了芜湖火柴厂。二百多名劳工怀着养家活口的心情涌进了该厂。然而工人们的美好愿望被残酷的现实所淹没，他们工资微薄，捐税繁杂，物价飞涨，资方高压，工头横行，到处是“茫茫的黑夜”。 一九二七年春，共产党员王绍虞受党的派遣来到芜湖。他首先和该厂工人宋筱垣交上了朋友，以后又广泛接触工人，广交朋友，在工人中宣传十月革命，大讲苏联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情况，说明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的道理。继而组织了工会。 该厂工会选出了七个委员，宋筱垣被推选为主席，王绍虞聘为秘书。工会成立后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先与资本家开展说理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即大车间工人的工资应该增加一倍，装盒车间工人的工资应增加六成。由三个工会委员，十二个工人代表组成了一个谈判组，并决定宋筱垣领头。 第二天，谈判组来到经理室，向经理徐士同提出上述要求，工人们在外面助威，并严词要求徐即速转告老板和董事们，在三天内给予答复。然而资本家却有意拖延，三天后借口要开董事会决定。为了有理、有利、有节地与资本家斗争，代表们表示，再等三天，若不答应，我们就不客气了。 但是这班吸血鬼，却诡计多端，他们商量定下了坏主意，用软拖和硬吓的两手来欺骗工人，派出探子在工人中活动，分化破坏工人们内部的团结，声言要抓为首分子来“杀鸡吓猴”。 由于工人斗争经验不足，被资本家一拖、二骗、三吓，搞了三个月未解决问题。到了九月份，有一天晚上，王绍虞和宋筱垣两人召集工人到二农开会，请李克农、甘天沐等党的干部作报告。他们着重讲了国际、国内形势，鼓励大家要团结，要坚持斗争，才会取得胜利等。这些讲话，大大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增强了胜利信心。工人们更加团结，斗志旺盛，一致要求采取有力措施。 十月里，工会日夜召开秘密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在王绍虞同志的建议下，果断地作出了罢工的决定。于是，罢工斗争开始了。按工会的部署，全体工人每天只按时到厂保护原料和机器，但不开机生产。车间大门紧闭，工人们用愤怒的眼光看着窗外的资方人员。罢工进行了三天，资本家既急又怕，请来了二百名警察和便衣侦探包围了工厂。一警官带领了一批人要绑架宋筱垣，说：“宋是共产党，煽动罢工闹事，今天要给点颜色看看。”并吓唬：“马上执行枪决”。警察的横蛮和暴行，使工人们怒气冲天，大家握着拳头，卡着腰，个个虎视眈耽，怒吼道：“谁敢动宋筱垣一根毛，我们就扒他的皮！”又向经理重申：“不加工资，不放宋师傅，我们决不复工！”罢工继续进行着。 在相持阶段，王绍虞同志通过内线了解到国民党驻军和地方当局存在着矛盾，他们之间相互拆台倾轧。于是找到了驻芜的国民党三十七军政治部主任蓝少弥，说明警察胡闹，乱抓人。蓝听后大发雷霆，大骂警官，遂释放宋筱垣。资本家也看到了工人力量大，心又齐，生怕把事情再闹大，也就自找台阶下，乘机圆场，同意了工会提出的要求。工人们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 通过这次斗争，大部份工人的生活有了一些好转。更重要的是，广大工人渐渐明白了生活之所以痛苦，完全是资本家的残酷剥削造成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与资本家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党在工人之中的威信大大提高。 黄包车工人第一次罢工 二十年代的芜湖街道狭窄，其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据记载那时计有十多家车行，一千余辆黄包车。但这些车均为大大小小的资本家所掌握，工人们只得向资本家租用。起初每辆车的租价每十二小时是二十四个铜板，后来老板和警察所相勾结，玩花样增加牌照税；资本家又乘机增加租钱，因而同样的车子，相同的时间其租价激增到三十八至四十三个铜板，甚至更多。这样一来，工人们辛辛苦苦一天的劳动所得，往往连交租钱都不够，又怎能谈得上养家活口呢！工人们在苦水里煎熬着，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伸。 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一些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对工人们的遭遇深表同情。他们省吃俭用，接济工人，并且办起了工人业余夜校，教工人识字，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为罢工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二二年的一段时间里，在“黄包车停车处”（现皖南供电局对面），一批进步学生经常召集工人开会，研究如何改变目前的现状，指出他们生活之所以如此之苦完全是资本家和警察所压迫剥削的结果；要翻身就要与这些骑在工人头上的吸血鬼斗。工人们从此心明眼亮，越来越心齐，越来越团结，最后商量决定：1.全市黄包车工人举行罢工；2.反对增加车租；3.成立劳动大会；4，罢工期间工人的生活由学生募捐来解决。按照会议决定，学生和工人代表来到警察所与所长交涉，要求立即答应工人们的要求。警察所长自恃有靠山，不但不接受，反而在“停车处”宣布戒严令，不准在此集会。这可把工人们气坏了。当时地下党活动中心的二农，即派学生胡金台等在工人中鼓动，提高大家的斗争信心。在这些进步学生的组织和策动下，一千余名工人宣布罢工，并举行示威游行。他们用白布做了一个大横匾，上书：“劳动大会”四个大字，拾着横匾，高呼着口号，排着整齐的队伍，雄纠纠地向警察所进发。到达后，又派出代表再次重申了反对增加车租和牌照税的要求。游行的工人则把警察所围得水泄不通、并在外面高呼口号助威。吓得所长惊慌失措，一面向工人发香烟打圆场，一面被迫召来车行老板大声斥责。 斗争取得初步成效，工人们并未感到满足，他们还要召开劳动大会，当工人们按计划前往大戏院（现大众电影院）召开劳动大会时，反动军阀马联甲却千方百计地妄图阻止工人们集会，把戏院大门锁上，并在门口的木牌上贴着一张“戒严期间禁止集会”的布告，旁边还站着几个持刀的守卫。工人们一见大怒，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军阀！”“劳工神圣！”等口号，一个进步学生挺身而出，气愤地撕毁了“布告”，砸碎了木牌。工人们拍手称快，扬眉吐气，吓得守卫目瞪口呆，仓惶逃走。其后，马联甲又派兵镇压，并出了一张通缉“暴徒”的布告来威胁工人。工人们识破了反动军阀虚张声势的把戏，不予理睬，反动军阀毫无办法。 罢工进行了三、四天，使全市交通中止。警察所长急的团团转，不得不向工人们让步，终于宣布“取消增加牌照税的决定”，把租价也降低到原来的标准。（根据《芜湖工人运动史》整理）
芜湖人民支援“五卅”运动的大事选录（《安徽文史资料04》第12篇）
芜湖人民支援“五卅”运动的大事选录作者：程明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派学生来芜作了一次“五卅惨案”实况报告，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著名共产党员恽代英也于“五卅”后不久来芜，在第二农业甲种学校作了一次精采的演讲。他慷慨陈词，热泪纵横，台上台下，群情激愤。很快，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就遍及芜湖，斗争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封建军阀统治者。 ▲六月五日上午八时，由芜湖市学生联合会、店员工会、律师工会、新闻记者工会、教职员联合会等十余个民众组织发起，在北门市农会会场召集会议。会议决议组织“芜湖市各界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作为这次运动的领导机构。 ▲六月五日下午二时，由共产党员起领导和骨干作用的国民党市党部在市农会召开会议。周范文（共产党员）为会议主席，会上不少人慷慨陈辞，“一种刚毅果敢之精神，闻之使人奋发。”为进一步推动运动，第二天发表了义正词严的《宣言》，全文如下：“同胞快醒！同胞快醒！日人横暴，枪杀工人。沪江学子，触目伤心，散布传单，代鸣不平。不料英捕，阻止游行，逞强肆虐，开枪杀人。死伤数十，尸骨纵横，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嗟我同人，孰不欲生，谁无妻子，谁无长亲，暴骨异乡，家属莫闻，似此荼毒，何能再忍。外人欺我，莫为此甚，若不力争，国岂能存？时机紧迫，一发千钧，凡我国人，应表同情。急起雪耻，奋勇行进，务使凶恶，依法究惩。还我国权，偿我人命，不达目的，誓不中停。” ▲六月六日，全市各校均停课，学生仍上街演讲，大部分商店罢市。各界举行联合示威游行，抗议英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工人、学生的罪行。游行队伍高呼口号，由长街经陡门巷、中山路向英、日领事馆进发，群情激越。走过中山路日人开设的牙科诊所博仁堂时，不少人愤怒地投掷石子砸毁诊所的玻璃窗。 连日来，学生、工人组织检查队到轮船码头阻止乘客乘搭英、日轮，查禁英日货物。检查出英、日货，第一次劝告，第二次没收。数日内就扣留了大批货物。如：亚细亚“洋油”两船（英货），华美药房白药棉十包（日货），三进直贡呢两匹（日货），凤宜楼玻璃罩铜钟一件（英货），永丰裕绣花玻璃纱五件（英货）。 这时日商开办的工厂中，中国工人积极酝酿和进行罢工。如上水门外有一家日人石川开办的“石川钮扣工厂”，该厂专门收蚌壳，制成毛坯，然后运回日本用电气磨光，再转至我国发售。全厂有中国工人三十多人，他们深感“五卅”事件的惨痛，连日“递相离厂而去，以示不为所用”。斗争中，一向供给该厂原料的商人苏某，也拒绝为该厂提供原料，自愿地参加斗争。 ▲六月十日，是芜湖历史上闪耀着反帝斗争光辉的一天。这一天，全市停市、停工、停课，对上海被难同胞志哀。城乡内外的商店都未开门。不少店家在门板上贴有白纸条，上写“上海英、日惨杀同胞，停业一日，以志哀思”字样，并悬挂白旗。 上午即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其中工人占十之六、七。人们手举小白旗，高呼口号，群情激昂。游行队伍至十三道门时举行了大会，公推钱杏邨（共产党员）为临时主席，报告反帝宗旨，揭露帝国主义暴行，重申：不买英、日货，不卖原料给英、日人不为英、日雇工，要求大家坚持到底，并提出惩办凶手，赔偿损失的条件。会议进程中，台上、台下同仇敌汽，会场不断响起雷动的掌声。 这天，所有学生，各业工人，以及外轮上的华工都参加罢工，游行人数达三万余人，主要马路人群拥挤，“街谈巷议，纷然而起”。运动规模之浩大，气势之激烈，影响之深亚远，实属芜湖历史上所罕见。 此后，运动连日持续发展。 ▲六月十六日起，为“五卅惨案”被难者募捐。连日自动捐款送至后援会者，颇不乏大。 ▲七月二日，各界公祭沪、汉、粤殉难烈士于市农会会场，由钱杏邨主持，宫乔岩作报告。参加会议者众多，几无立足之地。 就这样，伟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芜湖日益迅猛地发展。 芜湖的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历时三个多月，有力打击了帝国主义分子，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通过这场运动，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壮大了革命的力量，锻炼了芜湖人民，提高了他们的斗争觉悟。抚今追昔，这场运动为芜湖这座古老而光荣的城市增添了斗争的光辉。
访问何世琨同志记录（《安徽文史资料04》第10篇）
作者：何世琨，徐则浩整理（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四日于南昌市何世琨同志宿舍） 整理者注：何世琨同志，安徽合肥人。1899年生。1917—1921年间，为宣城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生，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和宣城学生会会长，继又任过宁国府属六县学生联合会会长。现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五届人大代表。 这篇口述材料，主要反映了：（一）宣城第四师范学生运动的情况；（二）恽代英在该校任教期间进行革命活动情况。 五四运动前后，我在宣城安徽省立第四师范读书。该校是五年制的师范学校。我在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入学，当时校长是鲍光照（芜湖人），直到一九二一年冬（寒假）被新来的校长李康源（和州人）开除了。一九二一年春，宁国府属六县学生联合会成立后，我当过会长（宣城是旧属宁国府所在地）。 在军阀统治下，师范教育搞得很腐败，师范学校校长号为二等厘金缺。当时只有师范学校为官费待遇，规定师范生的伙食每月三元五角，但是层层克扣、层层盘剥，最后我们只能吃到一元五角左右。学校当局还用迟开学、早放假、延长假期的办法从中贪污，主要搞学生的伙食费。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宣城的学生运动也开展起来了，成立了宣城县学生联合会。当时宣城的中等学校，除了省立第四师范外，还有省立八中、皖南中学、蚕桑学校等。四师闹学潮打了先锋。一九二〇年暑假前后，斗争比较激烈。校长张和声（伪省议会议员）劣迹甚多，学生们对张也不满。伪教育厅派杭克严（杭是安庆讲武学堂毕业的武人）来当校长，想用军阀势力压倒学生，没有得逞，反而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恨。开展“拒杭运动”，并通电全省、全国，反对武人长校。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九月九日，由当地县长出来保驾，杭克严强迫进校，学生极为愤怒，扣起杭克严，并由童子军站岗看管，这就是四师学潮发展达到高峰，即所谓“三九”运动。最后，当局被迫答应学生代表的某些要求，才把杭放了出来。伪教育厅又派督学江辛（江是坪）当校长，学生们认为他是官僚，仍不满意，又派一个姓陈的科长来当校长，又被我们抵掉了。总之，一九二〇年暑假前后，我们连续驱赶几个官僚任校长，可见斗争的激烈，也说明当时学生运动的力量。不久，才由章伯钧来当校长。 章伯钧是安徽桐城人（现属枞阳县），一九一九年前在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毕业，同恽代英认得。一九一九年，章伯钧在宣城四师曾任教，同校长周少庵（泾县人）搞翻了，派他课，他不干。这样，章就到芜湖省立第二农校任教。一九二〇年，在张和声任校长时，他来四师任教，后当校长。从武昌聘辉代英来四师任教务主任，当时就是章伯钧聘请来的。 恽代英是在一九二〇年冬季到四师的（肖楚女是第二年春天来的）。他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在学生中很有威信。对当时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很有贡献。他是一位很好的演说家、鼓动家。他的讲课、讲演，生动活泼，对群众心理、思想活动掌握得很清楚，因而很吸引人。我记得，在上国文课时，他自己作了若干短篇文章，散发给同学，如“我的恋爱观”、“我的生死观”等等，事先对我们作一些启发性的引导，叫我们思考、帮助我们树立新的人生观。在课内外，他常常给我们讲一些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他在四师任教期间，我们还知道他经常给《少年中国》月刊写文章。他生活艰苦朴素，写信一般都用明信片，每次都写得密密麻麻，除了姓名地址外，几乎没有空的地方。 一九二一年寒假，芜湖赭山省立第五中学，还有第二农校来请他去讲演，我记得是由芜湖五中学生祖晨（又名祖茂林，宣城人）来接他去的。这年寒假期间，恽代英找了一些学生同他去游黄山，那次是冒雨冒雪去的。一路上考察农村的情况。这是我听陪同他的同学说的。去过黄山后，他回湖北一趟。 一九二一年春，在宁国府属六县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各县代表要他作讲演，他作了讲演，号召青年要努力学习，说如果你们不好好学习，思想就不能进步，还未到三、四十岁，就象个老头子那样，老态龙钟，那就该死。地方上豪劣绅借此歪曲，向教育厅控告说：恽代英说人到四十就该杀死。可见当时新旧势力斗争之激烈。 我被学校当局开除，是在恽代英离开四师以后的事。（徐则浩整理，记录稿经何老审改过）
回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安徽文史资料04》第08篇）
作者：韩子佩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达到高潮的重要历史时期，我刚刚毕业于芜湖赭山中学，怀着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愤怒的心情，跑到武汉接受了大革命的洗礼。那年三月毛泽东同志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在招考学员。我以一个普通青年学生的身份，考取了农讲所，参加学习，经历了四个月的革命锻炼，这是我毕生难忘的大事。现就我记忆所及，将武昌农讲所的大概情况，实事求是地叙述如下。 一所培养农运干部的革命学校 早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到一九二五年底，彭湃、阮啸仙等同志先后在广州主办了一至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六年五至九月，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讲所。一九二七年初随着北伐军占领武汉，两湖的农运高涨起来。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又继广州农讲所之后，主办了武昌中央农讲所。所址在武昌旧街道斗极寅街附近。 中央农讲所的领导机构是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任常务委员，是主要负责人。由于当时国共合作，还有邓演达（国民党左派）、陈克文担任常务委员。招生办法是采取审查和考试。学生来源是来自各省，特别是湘、鄂、赣三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民、工人以及青年学生，其中学生超过半数。先后录取近千人。干部方面，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如：周以栗同志任教务主任，夏明翰同志任秘书，恽代英、萧楚女、彭洱、方志敏、瞿秋白、陈荫林等同志都在农讲所讲过课，这就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还有邓演达、陈克文、施存统等也讲过课。 用马列主义武装学生 农讲所极端重视以马列主义教育和武装学生，经常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研究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教唱《国际歌》等等。学生们在这样培养教育下，对革命事业，提高了热情，充满了信心。 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刚刚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亲自讲授了这篇文章。记得春光明媚的一天，他身穿长衫，精神焕发，站在讲台上，以革命的激情，生动的言语，大讲湖南农民运动。他运用马列主义理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几方面，精辟地分析了广大农民受压迫被剥削的痛苦情况，我们听了，对于万恶的农村封建势力，有了深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讲课时，满腔热情地赞扬农民起来斗争不法地主、土豪劣绅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记得他讲“好得很”的时候，声音洪亮，响彻了宽敞的大教室。我是一个普通中学的学生，平时只听文化课，还没有听过这样生动的马列主义阶级教育课。听过以后，启发教育很大，深深地认识到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以上，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是何等的重要啊！ 毛泽东同志工作繁忙，但一有时间就深入群众，和学生亲切交谈，了解思想情况，随时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经常告诉同学们要努力消除自身航脏东西，准备为中国革命贡献一切。 恽代英同志以及他的讲课情况，给我印象也比较深刻。记得一九二三年我在芜湖赭山中学读书的时候，学校曾经聘请他来校讲演一次（因为那时他在宣城四师教书），讲题主要是关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九二七年他在农讲所讲的也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恽代英同志生活朴素，身穿灰布长衫，为了革命奔走，时常忘了理发。他虽是江苏人，但说的却是一口湖北腔调。他讲演或讲课，很受听众欢迎。记得他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特别是经济侵略情况，分析得非常透彻。他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结合具体历史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破坏了中国关税自主，阻碍了工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工农大众的痛苦。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变本加厉，又对中国同时进行资本输出，在我们国家开设工厂、矿山、银行，建筑铁路，霸占租界，夺取内河航行权，搞军事侵略、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他们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鱼肉百姓，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恽代英同志讲得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给群众以很大的感染，而对我的启发教育，尤为深刻。过去我也能讲讲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怎样侵略和侵略影响如何，却又很模糊。听了他的讲课，真正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因而大大加强了爱国主义思想。 在农讲所给我们讲过课的还有许多老师，他们讲课的内容，都记不清楚了。但是他们对我进行的马列主义教育，将永志不忘。毛泽东同志已经离开了人间，而他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则将青史传名，永垂不朽。其他如恽代英、萧楚女、彭湃、方志敏、瞿秋白等同志，也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伟大的贡献，他们都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不屈，壮烈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以上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我青年时代的老师，虽然为时不久，而受益无穷。惭愧的是：我辜负了老师的教育，对革命未能作出应有的贡献，今后唯待于有生之年，作继续不断的努力。 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 农讲所经常结合形势，组织学员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择其要者，简述于后：一次是配合外地农民协会，捉拿潜逃武汉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当时湖北省有个县的县知事，营私舞弊，欺压人民，贪污了地方经费几十万元，北伐战争之际，潜来武汉隐匿。后来被发现，农讲所派学生前往捉拿，勒令游街示众。该县知事在游街时，被迫边走边喊：“我是贪官污吏！，有罪！有罪！”威风扫地，丑态百出，有力地打击了贪污风气。 又一次是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指使走狗杀害了江西赣州总工会领导人。接着，他又指使爪牙在南昌、九江、安庆等地捣毁了工会、农会和左派国民党省党部，打死打伤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安庆称为“三・二三”惨案）。蒋介石这种倒行逆施，令人发指。记得在四月的一天，农讲所全体师生齐集校园，为赣州等地死难烈士举行追悼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的滔天罪行。会后师生结队渡江，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请愿书，要求严惩蒋贼，以申法纪。 又一次是破获农讲所内的反动组织。当时蒋介石秘密派遣一个反动组织，打入农讲所内，主要搜集共产党情报，进行破坏活动。其中一个反动头目，还骗取了代课教师的头衔。不久，他们的行动被觉察了。记得有一天趁那个头目正在上课的时候，把许多同学组织和武装起来。一部分把守校门，一部分包围校室，一部分搜查寝室，一举破获了这个反动组织，逮捕了所有的反动分子，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活动。 以上这些政治斗争，有的我直接参加了。例如从武昌到汉口渡江请愿，我记得是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我们到国民政府请愿的，请愿的目的是要求严惩蒋介石。离开国民政府时，师生一致高呼“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口号声响彻云霄。有些斗争，虽未直接参加，也都是亲眼所见。参加这些现实的政治斗争，对学员的教育更加深刻。 从进行军事训练到参加武装斗争 农讲所实行军事编制，所内设有总队部，大队长是安徽桐城人杨树松同志。下设几个队部，聘有军事教官。学生们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每人发给汉阳造七九式步枪一支，每天进行军事训练，有时又到野外演习，夜晚只要听到紧急集合的军号声，学生们立刻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当时同学们学到了许多过硬的本领，成为一支能文能武的干部队伍。 自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革命形势，日益严重，各处暴乱，时有发生，这就迫使农讲所学生不得不从校内的军事训练投入到各地的武装斗争。如：参加镇压麻城反动的“红枪会”。当时湖北麻城的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地主武装，组织“红枪会”，发动暴乱。中共麻城县党组织和农协会，派人来武汉求援。农讲所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派出三百名武装同学，前往剿匪，当时我也亲身参加了这一战斗。记得那时国共合作的湖北省政府也派了警卫营到麻城协助剿匪。我们和警卫营及麻城农民武装配合作战。半个多月捣毁了匪巢多处，打死许多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红枪会”匪首，救出了不少干部和群众。因年代久远，已记不清数字。那时我是一个十八岁的文弱书生，平时缺乏尚武精神，不喜拿刀弄枪，只爱谈今论古。这次参加武装斗争，还是平生第一次。每日里行军数十里，身负行李枪弹八十斤，连长拿着盒子枪，跟在后面，有时渴得要命，还要走路。就这样，锻炼了身体和革命意志，同时也初步意识到武装斗争和中国革命的重要关系。 当我们正在麻城剿匪时，国民革命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叛变革命，当时武汉处于紧张状态。农讲所又派学生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工人纠察队等在叶挺同志指挥下，一举粉碎了夏斗寅攻占武汉的阴谋。 农讲所的结束 夏斗寅的叛变，虽已平息，武汉转危为安，但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汪精卫又和蒋介石勾结起来，革命形势，岌岌可危。正在这个关键时候，一九二七年六月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了毕业典礼，记得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大意是勉励同学们回到各地开展农村大革命，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道路如何曲折，一定要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他语重心长，言犹在耳。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愿望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