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在安徽“清乡”的罪行录（《安徽文史资料10》第17篇）
作者：张大荒 大汉奸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权时期，曾配合日寇先后在苏、皖两省开展了罪恶的“清乡”活动。安徽“清乡”的前一阶段，我曾参与。回忆当时经过，不仅那些头目们是国家民族的罪人，即我这样的配角，也是罪无可逭。为防止这段史料湮没，特回忆所见所知，以供史家参考。 一、“清乡”是怎样开始的 一九四一年，伪安徽省政府改组，“维新政府”所任命之伪省长倪道烺去职，由汪政权任命曾任伪江苏省长、伪南京市长之高冠吾为皖省主席。高系江苏省崇明县人，北伐时代做过第十军副军长（军长是王天培）、徐州镇守使，素有政治野心，蛰居上海，在大汉奸江亢虎所办之南方大学任教。日寇侵华，江亢虎首先投敌，任“维新政府”要职。高正久蛰思动，同时日语又极流利，适合当时需要，竟然由南京市长而江苏省长，成为日伪时期的著名人物。汪精卫粉墨登场以后，伪维新系的人大多失势，但因高精通日语，与入侵日酋能直接交谈（如当时汪伪之特别顾问日寇中将影佐祯昭、南京特务机关长三国、原田等，都和高声气相通），因此，汪伪对高不敢得罪。江苏省是块肥地盘，被汪之亲信特务头目李士群夺去，汪伪不便让高落空，就把高调任安徽。原汪伪省长倪道烺，则给予一个伪国府委员的空衔。高到任后，看到当时的安徽地瘠民贫，环境又相当复杂，一肚子牢骚。同时，看到李士群在江苏大搞反共清乡，官上加官，发了大财，更加眼红。因此，时刻都想在安徽也来一番“清乡”，借此献媚敌寇，扩充实力，发发横财。但是，李士群在江苏搞“清乡”，有其特务武装做基本武力，又得伪绥靖军司令任援道与之合作，所以能做出那样市面。高在安徽本无历史渊源，手下又没有可供指挥的部队，要搞“清乡”，实无条件。但高寇吾政治野心既大，个性又刚愎自用，到任不久，即仆仆于南京、蚌埠之间，其谋臣、策士也为之奔走，结果在一九四一年夏季，经南京伪清乡委员会核准，高兼办安徽省“清乡”准备事宜。 二、“清乡”的阶段和步骤 敌伪在安徽进行的“清乡”，可分为两个阶段、四个步骤。两个阶段是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四个步骤是：第一步清查户口，统制粮盐：第二步设检查哨，封锁物资；第三步并村立堡，坚壁清野；第四步武力清剩，实行扫荡。第一阶段只进行一、二两步骤，第二阶段则进行三、四两步骤。高寇吾由于没有武力，所以只能先搞第一阶段。当时计划皖南“清乡”以芜湖为据点，皖北“清乡”以临淮关为据点。后因看到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地方抗日爱国武装力量相当强大，深恐南、北同时进行，分散人力，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先在芜湖设立据点，开始清乡准备工作。首先成立清乡人员训练班（班址在环城西路小学内），派省府高参、绩溪人胡宗王为班主任。招训学员以市区十三个坊公所的坊保干事为主要对象。其次是城市无业游民及流氓地痞。规定三个月为一期，结业后，派往乡、镇任乡、镇、保甲长，或派充检查哨的检问员。又设立省清乡事务局筹备处，胡宗王兼处长，所有经费一律由田赋附加和货物税附加中拨充。当时的“清乡事务局”在“清乡高于一切”的口号和经费特别充裕的条件下，被认为是一个特权机关，争欲插足大捞一把。胡宗王既负责筹备工作，又主持干部训练，对未来的局长一席，抱着“舍我其谁”的态度。但实际情况却恰相反，因为胡、高之间本无渊源，胡之得任斯职，一方面由于胡之族兄、伪省府委员、伪蚌埠新报社长胡大刚竭力推荐。另一方面由于胡自吹自擂，夸张自己在皖南有很大的潜势力，特别是在旧徽州府属有如何大的声望。因此，高才委派胡来芜湖打头阵，但胡在筹备期间，只会搞钱自肥，并无成绩。高在考虑清乡事务局人选时，已决心去胡，但一时也无法找到适意人选。恰巧汪伪省府秘书长兼财政厅长谢学霖（芜湖的出名劣绅，军阀时期曾任安庆道尹、教育厅长等职）向高自荐，高对谢的关系本来不好，很想把他调开，所以趁机让谢到芜湖当清乡事务局长。胡得悉后也就此捆载而去，既不交待也未醉职，后来不了了之。一九四二年，正式成立汪伪安徽省清乡事务局，局址在芜湖和平巷原广益中学内（即现在十中校址）。 三、“清乡事务局”的组织和活动 汪伪安徽省清乡事务局，设局长一人，由谢学霖调任。省委秘书一人，为湖南人张民铎；局委秘书一人，为芜湖人贺相卿。秘书室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管财务、事务、行政及不属其他科之一切公务，科长为江西人徐凤翔；第二科管文教、宣传及在校学生与社会青年思想动态之调查研究，科长为江苏人朱友白；第三科管建设工程和检查网，科长由贺相卿兼。附属机构有清乡人员训练班（谢到职后，班主任为湖南人缪某），芜湖军宪警联合稽查处是一个直接危害人民的机构，也是“清乡”工作中一个执行伪法令的机构，一切罪恶勾当大都由这个处去干。该处人员也从这些罪恶勾当中发了大财。如因为要清查市区户口，就首先实行了户口粮盐制度，规定凡属市区正式户口，一律计口配粮。这样，既可限制外来流动人口，又可以把荫蔽在市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查挤出来。这一个办法是极其毒辣的。但由于并未取缔私人经营的米盐店，致使一般坊保甲长，大肆利用职权克扣户口粮盐。市内居民经常十天半月才配到一次，而最大的数量，每口不过三升；粮质之坏，达于极点。至于地方上的绅士和汪伪的在职人员则不受限制。以我为例，我家有六口人，配给数总是超过人口的十倍以上，粮是精米，盐为白盐。一般户口，则必须求诸私商，用高价购买，以度苦难的岁月。又如在管理粮食方面，有米粮统制委员会，负责人为伪商会会长李慧龙。在管理纱布方面，有棉纺统制委员会，负责人前一阶段为伪商会副会长龚伦甫，中间一阶段为青帮头子肖达三，后一阶段不详。这两个所谓统制委员会在大的方面为管理粮食和棉纱外运，小的方面则分配给私营商店以货源。所以他们都经营粮行、纱号，操纵市场，垄断投机。同时，这两个统制委员会都与“清乡”工作配合，把民生所需的主要物资，完全掌握在伪官与奸商之手。沦陷区的民生疾苦，也不难想见了。 四、“清乡”准备阶段中的一些罪恶事迹 “清乡”的第一阶段中的第一个步骤是清查户口，管理粮盐。办法是抽查：认为某一户有嫌疑，白天不动声色，夜深人静后才由“军宪警联合稽查处”派出荷枪实弹的军警，会同当坊保甲长，闯入民居，翻箱倒箧，大事搜查。例如住在石桥港附近之汪某，系一书店店员，因平时不善逢迎，又享有先人遗产，于是便成了清查对象。在某一深夜，十多名伪军警带着保甲长到汪宅搜查，凡是稍可入目的衣物，都视为违禁品，概予没收。最后在一衣箱内查获一张旧照片，遂指为私通中央军的证据，连人带货，一起送到稽查处。讵意此案又为伪特工站所知，认为既是通敌案件，应由该站处理，向稽查处要人，双方你争我夺。结果汪某倒霉，两边花钱，八方请客，才算保全性命，但已一贫如洗。不久，其妻病死，汪亦落泊他乡。另有居住北门附近之郑某，薄有家财，不知在何场合，开罪了伪特工站的杨某，于是杨化名向清乡事务局告密，检举郑私藏军火。局方不察，转令稽查处迅即处理，当即宣布临时戒严，出动大批伪军警去搜查，结果一无所获。正准备撤回，日本宪兵队突然驰至，把稽查处的官兵包围，勒令缴械，平日狐假虎威的伪军警都吓破了胆，口呆目瞪，俯首听命。这一场纠纷，把芜湖闹得风声鹤唳，大经济汉奸如汪××等，都吓得避往京沪。事后才知道：郑某原是日宪的便衣，杨某想报复他，又恐引起日宪的反应，於是使个坏主意，让清乡事务局来背黑锅，而杨某则坐山观虎斗。 其次，“清乡”第二步骤的设检查哨，封锁物资。按照汪伪中央清乡委员会的计划，凡在“清乡”地区的一切主要物资如米、盐、糖、火油、棉纱、棉布、颜料、西药等，都不准外运。清乡事务局在芜湖近郊设立检查网，通往远乡或内地的交通孔道，都设有检问所，每个所都建有碉堡，有日伪军驻守，由清乡事务局委派检问员驻所检查往来行人。他们不仅在其辖区内任意没收商品，处罚旅客，还凭着一张检问卡，在市区横行不法。例如居住东门附近之合肥人何某，其妻因携带木机黑线呢五段，经过下长街被检问员扣住，要没收货物并罚款若干。妇女不知厉害，出言顶撞，致触其怒，当即连人带货送往稽查处扣押。同时又逮捕何某到案，严刑拷打，要他承认“私运通敌”。后经人疏通，货物没收，罚款数千元，何某夫妇才得出狱。何於受刑之后，倾家荡产，一气之下，一病不起。又如长街某商号，因出售少量颜料给一屯溪顾客，被检问员侦悉，认为“资敌”有据，竟将其资产充公，店主经有力者缓颊，方免入囹圄。以上所举，不过是扰民罪行的一鳞半爪。另外一个事例，当时纸烟供应非常紧张，买纸烟必须交铜元二枚，才能买一包中等烟。这是日寇想出来的恶毒办法。搜刮铜元做子弹壳，然后再来打中国人。其次是日寇侵略我国，每占领一地，首先推行毒化政策，企图使我国陷于亡国灭种。在“清乡”区更是如此。任何非法经营，只要认缴“清乡捐”，就是合法的。当时的芜湖，鸦片烟就是公开买卖，且设有统制机关，美其名日“宏济善堂”，其主持人为大烟贩兼蒋匪特务蔡公一。由川江和汉口等地运来的烟土，除由该堂便衣武装保护外，清乡事务局附属之稽查处，亦负有保运、保储之责任。市区内烟馆林立，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不知有多少人终日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特别是皖南自开展“清乡”后，由芜湖至宣城一线，大种烟苗，只要认缴“清乡捐”，就能得到伪乡政府保护。 同时，封建地主组织的“刀会”武装，亦被认为合法，并且视为“清乡”的基本武力，于是会道横行，无恶不作。地方保安团队，对此不仅不加管理，且互相勾结。由芜湖到湾沚镇（伪宣城县政府所在地），相距仅几十里，刀会大坛就有三个，小坛有八、九个，终日烧香念咒，妖言惑众。 五、“清乡”准备工作结束后的概况 一九四三年春，伪安徽省政府突告改组。伪省长高冠吾调任江西，继任者为伪行政院长周佛海之亲信罗君强。当时汪伪中央决定以罗易高，是因为高冠吾在皖搞“清乡”，自己没有基本武力，所恃者仅其把兄弟、伪省保安司令李干青所统率之三个保安团。李为正阳关人，辛亥时，曾组织淮上民军，军阀时期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年代，均未能爬上去，但在家乡却成为坐地分赃的山大王。李的烟瘾很大，高冠吾常戏称之为“双枪将”。所部伪军几乎全是土匪收编，不仅毫无纪律，又缺乏战斗力。汪伪中央不信任高的基本武装力量，才以罗君强来代替高冠吾。周佛海并将拥以自重的“精锐”部队——伪税警团一部分交罗，作为“清乡”的基本武力。所以罗君强到皖以后，第一步就抓“清乡”，派蔡羹舜为安徽省芜湖“清乡”督察专员兼芜湖县长，在芜设立“清乡专员公署”。至此，“清乡”准备工作宣告结束、以后即转入“清乡”的第二阶段，即实行阶段。同时，为了配合“清乡”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伪安徽省党部亦在芜设立“清乡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由曾充蒋匪军统特务、皖北人程中匡为特派员。并就原清乡人员训练班旧址，开办清乡党务人员训练班，目的在于随同“清乡”军事进展，把反动派的党务活动也推行到每个角落。我因高已调任、又与罗、蔡均无渊源，遂被淘汰。 最后，必须说明：汪伪在安徽开展“清乡”，不论在皖南、皖北都是以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为“清乡”对象。封建地主武装，则做为“清乡”武力中的基本势力。总之、在汪伪统治时期，除卖国殃民而外，“清乡”活动是最突出的罪行，今天所写出的，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片段罪恶实例而已。 （附）几点补充 1、高冠吾和谢学霖的矛盾，主要是派系不同，高是“维新”系，谢是旧“安武军”倪嗣冲系，且为高之前任倪道烺的亲信，也是安徽地方势力的代表。当伪省府改组时，倪之亲信蚌埠财阀唐少侯，原任财政厅长，这个位置必须与伪主席有深厚渊源，才能应付裕如。但唐的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为了去唐，又不太刺激倪系，所以就荐谢出任财厅。讵省府组成后，谢对高一切措施，大都阳奉阴违。例如省府拨款签发了支付命令，下达财厅，经常以无款可拨，一再推迟。当时主要税源为凤阳、临淮两个地方税局，这二局又被谢视为禁脔，因此府厅之间，明争暗斗。嗣高将谢调为伪省府秘书长，财厅一缺，由伪省委邓某继任。于是高谢之间，矛盾更为尖锐，大概八、九个月后伪省府改制，省主席改称省长，省府设政务厅，裁撤秘书长，谢学霖被外调为清乡事务局局长。 2、芜湖军宪警联合稽查处，其内部组织是在处长之下设副处长一人，由伪警察局长兼任，秘书一人，并设有总务科、行动科、侦讯科、拘留所。其主要职权是按照汪伪清乡法令，对市区户口，能随时机动清查。同时对车站、轮埠和特种营业之旅社、酒馆、烟馆、妓馆、戏院等，都有管理、检查和逮捕之权，但在大体上系以维持治安的名义，肆行其扰民之实。 3、伪芜湖军宪警联合稽查处，最初原系军警联合，嗣因时的车船交通，完全为日寇控制，特别是日本籍的浪人，经常在市区滋事，所以才通过日寇的宪兵队，派遣一部分宪佐参加稽查处活动。这些宪佐，都是日寇宪兵队募集的流氓地痞，施以短期训练，作为日寇宪兵队的辅助兵，所着军服，也和日寇一样，当时芜湖市民喊这些人为“二鬼子”。这样，才打出“军宪警联合稽查处”的招牌。 4、关于政治迫害案件，因我所述的是清乡事务局的经过，也就是“清乡”准备阶段、当时的有关政治案件，是由日寇特务机关、宪兵队以及汪伪特工总部芜湖站（代号是西门十一号）直接处理的。同时，清乡事务局在芜湖的武力，只有省“保安司令部”派遣的两个连，专门担任局内勤务和配合检问哨所做盘查工作，其它的武装部队，如伪中央的绥靖军第三团，伪县保安大队，都不可能直接指挥。至于日寇宪兵队虽然配合了一部分宪佐参加稽查处，但是对“清乡”工作，基本上是有矛盾的。因为在未开始“清乡”以前，关于盘查出入境货物，机动检查户口，这些有油水的事，都是宪兵队的财源，开始“清乡”以后，不但宪兵队的职权缩小，而且利益也受到损害，所以遇事掣肘。特别是汪伪登台以后，日寇为了实现“以华治华”的阴谋，有许多机关都不设“指导官”，例如清乡事务局就未设指导官或顾问之类。但稽查处的工作是机动的，没有指导官或顾问，与日寇的联系，就不可能快速及时，文中有关搜查郑某住宅一事所述的敌伪内部矛盾情节就是一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九日
安徽汪伪的党务活动（《安徽文史资料09》第16篇）
作者：张大荒 我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间，由于名位利禄的思想作祟，不安于干老本行的中医，而甘心投敌，做了汉奸的爪牙。在这一阶段，历任汪记国民党（称汪记国民党，旨在别于蒋记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宣传科科长（当时的伪省党部不设部，宣传科等于宣传部）、伪安徽省芜湖清乡事务局秘书等伪职。对这一时期汪伪政权在安徽的党政活动情况，略知大概。 一、汪伪政权在安徽建党经过 自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以后，由日寇操纵的傀儡——南京伪维新政府不得不改头换面。把伪中央政府主席的“宝座”让给汪精卫。汪本人一贯以国民党的正统派自居，同时领袖欲又极其强烈，所以到了南京以后，第一步就是重建国民党。于是留在沦陷区的一班落泊党棍都奔走若狂，弹冠相庆。以我所了解的安徽情况而言，首先是办理党员总登记以为重建党部的张本。在芜湖方面，主持这一工作的，是日伪特工芜湖站外围组织——“和平建国大同盟”的负责人过庭。总登记手续非常简单，只要填写一个登记表，就算承认了过去的党籍。个人是如此，集体更欢迎。于是三教九流、牛鬼蛇神都通过登记这一手续，摇身一变成为汪记国民党的“同志”。按照规定，全省要登记到三千至五千人，才足法定人数，才可以正式组设省、市县各级党部。但是当时的汪伪省会设在蚌埠，伪省长北洋余孽倪道烺是维新系的人，又有日寇海军在背后撑腰，因此不同意在蚌埠办理党员总登记。于是总登记的工作和活动，也只能局限于芜湖一隅。1939年秋，据说登记党员人数已足法定，遂在芜湖上二街组设“中国国民党安徽省执行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伪中央指派张拱辰（霍山人，改组派的走卒，自命为汪精卫的嫡系）、王震生（寿县人，美国某大学法学博士，抗战前在上海充律师，家庭出身是经营华茶出口的买办阶级。他是汪特丁默村的亲信，因此又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胡大刚（绩溪人，改组派，伪蚌埠新报社长）、林仰溪（六安人，一说合肥人，流氓出身，识字不多，言语粗野，因在沦陷后投身于丁默村的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特工总部，所以被派为汪伪安徽的省党部委员，同样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王耀庭（潜山人，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抗战前任中学教师）、潘寿恒（江苏人，职业特务，丁默村系统，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潘国俊（江苏人，职业特务，丁系，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洪一鸣（合肥人，抗战前曾为缝纫工，嗣因参加蒋匪特务组织充大江报记者。芜湖沦陷，洪又参加日特西门11号，与伪站长庞道生狼狈为奸，洪因系“地头蛇”，故能助纣为虐，为日特广开财源，大事敲诈勒索。因而得到庞道生的力保，为地方势力的代表参加了伪省党部）等人为执委会的筹备委员。内部的组织形式是常务委员制，由张拱辰、王震生、林仰溪三人为常委，轮流驻会办公。常委以下，分设四科一室，四个科为总务、组织、宣传、社会服务科。科长由执委分兼，总干事代理。一室为会计室，主任是王震生的情妇陆某担任。我当时任宣传科总干事，代理科长，因而可以列席委员会会议。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时，讨论事项，首先着重于与日寇驻军及特务机关的联系。其次则为调整芜湖市党部与积极扩建各县县党部，以充实力量，扩大影响。所谓省党部也就在这样粗制滥造下鸣锣开场了。但令人伤脑筋的事，却接踵而至。因为汪伪小朝廷虽在南京粉墨登场，并且打着“正统”国民党的旗号，大谈其汪记“三民主义”；无奈“太上皇”的日寇军方，似乎仍在偏爱其最忠顺的伪维新政府，“爱屋及乌”，对维新政府所打的一面五色旗，迟迟不肯更换。这就使干党务工作的人，无法自圆其说。既然堂乎其皇的组设了省党部，就必须举行纪念周，孙总理的遗像和遗嘱，可以画画写写，唯有“党旗”、“国旗”却不能乱挂，这就让宣传科的人挖空心思也想不出补救办法。为了奉行故事，就只好请大家朝着空白的墙壁行礼如仪。一直等到1940年初，伪中央才通令易帜。这所谓易帜，是有附加条件的。汪逆徇日寇意旨，在原来的“青天白日”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党、国旗上各加上一个狭长三角形的黄布条条，在黄布条上又用墨笔大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当时曾有人依稀附会地解释道：日本人是坚持要使用五色旗的，因为却不过汪精卫的面子，才允许换悬原来国民党的两面旗帜。但为了保留五色旗的实际意义，所以加上黄条黑字，如果合并起来看，仍然是红、黄、兰、白、黑五色俱备。同时又写上这六个字，则汪逆之反共活动，将更加旗帜鲜明，有进无退了。这种解释当然无案可稽，但亦有蛛丝马迹。我清楚的记得，在我们刚把这面非驴非马的怪旗扯上高竿，还不足一小时，就来了两个日寇宪兵，两个中国宪佐和一个翻译，气势凶凶地查问这面怪旗的来历。我因负责宣传科，就和他们接谈并将伪中央来令及附发旗帜式样交其阅看。但他们仍坚持说：“日本军方尚未奉到公事，纵然南京已经实行，芜湖还等一等。要我们马上把它落下来，否则，发生误会，自己负责。因事关重大，我只得又将这面怪旗落下来，过了半个多月，才获准公开悬挂。上面的黄布条条，直到迁蚌前夕才奉令取消。 二、伪省党部迁蚌和党政间的矛盾 当时的汪伪安徽行政中心是在偏处皖北的蚌埠，日寇的特务机关长樱庭也驻在那里。芜湖的特务机关曲长源（一般都称之为指导官）是县一级，伪省党部为省级机关，在等级观念上，不愿接受他的指挥监督。同时，这个特务机关曲长源，所偏爱的又是他一手组成的“大民会”和伪维新政府警政部领导的“青年团指导部”，现在，由于伪省党部成立，这些伪组织都停止了活动，这仿佛剪去了他的爪牙，所以他对伪党务工作也就由怀疑而变为厌恶。伪省党部由于这种不协调的情况弄得终日无公可办，各个科室的人员，上班以后不是下象棋，就是闲聊天。这种现象延续了几个月之久，不仅工作人员觉得无聊，即常执委之流也表示相当苦闷。因此，张拱辰不断奔走于京、蚌之间，寻求倪道烺的谅解，好把伪省党部迁移到蚌埠去。直到1940年秋，才得到倪的同意。迁蚌后的会址，被指定设在经一路特务机关隔壁一座大楼内。据当时的说法因蚌埠接近新四军的活动地区，省党部没有武装警卫，所以把我们安顿在特务机关的隔壁，以保障安全。等到我们住进去以后，始恍然大悟，所谓保障安全，只是骗人的鬼话而已。我们后进宿舍的平台上，就没有岗棚，日本哨兵日夜持枪守望，正对我们的办公大楼。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不能避开日本哨兵的耳目。我当时兼任伪蚌埠新报编辑，夜间回来得很迟，在经过院落时，日本哨兵总要高声呼叱，或者用手电筒照射。这明明是监视，哪里谈得上保卫呢？不过，自从迁到蚌埠以后，工作方面似有所开展，县级的党务组织纷纷成立，从而内部的矛盾也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因为三个常委都具有野心，都想扩充自已的实力，在内部则大抓科室，在外部则大抓县党部。张拱辰原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后为汪精卫的改组派，自居为汪派嫡系，更认为迁蚌之能以实现是他的大功，事事都想独揽大权。但绝大多数委员都是丁默村系统，怎样也斗他们不过。内部的四科一室，都未能抓到。各县的党部，张所提名的人员在委员会议上又多被否决。张在这种难堪的情势之下，只好不多过问党务，而长期呆在南京。王震生是丁系，在这一群委员中，只有他一个是镀金博士，同时手头的经济又比较活动，在不知不觉间，成了独霸之势。果然过了不久，就改为主委制，由王任主任委员，潘寿恒为书记长。也适在此时，伪安徽省政府改组（时间约在1941年初），伪省长倪道烺去职，高冠吾任伪省府主席。王震生有省党部做政治跳板，被任为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党政双跨。按常情说，王应该得心应手，举措自如，但自就职之日起，高、王之间就大闹磨擦。例如在省政会议上，对于各县县长的任免，照例是由民政厅长提名，主席会议通过。但高对王所提名的人选，却不付诸讨论，置之高阁。于是，王对高交议的人选也不附议，互相牵制。中间却便宜了一班要换要撤的伪县长，而急煞了一班奔走钻营的未来“县太爷”。又例如省府与民政厅本是比邻，虽然设有两道大门，但在内院却有便门可通，府、厅的人员经常往来联系。在倪任是如此，高任初期一仍旧贯。自高、王磨擦后，王竟雇工把便门堵塞，并告戒僚属不得向省府乱跑。这种越来越尖锐的矛盾，是有其政治根源的。因为高冠吾是维新系，与汪系很少渊源。高在维新政府时期，原任沦陷区第一肥缺的江苏省长。汪精卫登台以后，这块肥肉被李士群夺去。但高在抗战前，做过第十军的副军长，徐州镇守使，在所谓政治地位上不无号召作用，同时又有日寇的海军做后台，汪精卫自不能不予以安插，所以就调到安徽来了。可是安徽这个地盘逐鹿者又大有人在，据我所知，就有以中国的“戈培尔”自居的伪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伪中央组织部长褚民谊，伪中央社会部长丁默村等人。特别是褚民谊和林柏生，在高、王磨擦期间，都先后以视察党务为名，到过蚌埠，也都召集过伪省党部科长以上的人员作了个别谈话。根据这些迹象，高冠吾是疑忌王震生的，王震生确也准备打倒高冠吾。丁默村紧紧抓住伪省党部不放，并且安置了这许多人在内，当然别有打算。在这群犬争食、互相倾轧的情势下，局面越搞越僵。最显明的一个例子，就是伪芜湖市党部主任委员方建中（无为人，原来经营小米商，为一道地的市井纨挎）通过王震生和芜湖特工站的关系，搞到丁默村的一封“八行”，到蚌埠去活动芜湖县长。当时的伪芜湖县长胡延禧，高到任后本拟将其撤换，因钻营者太多，解决不易，故暂维现状。方建中到蚌，以为既持有中央当权派的介绍信，又有省党部和民政厅在撑腰，这个县长是稳可到手的。谁知到省以后，接连三次去谒见高冠吾，高都托辞未见。嗣又贿通高的亲信秘书赵华三，从中斡旋，才勉勉强强接见他。这一次不愉快的会见是有我在场的。因为我与伪省府的关系比较接近，又经常为高的眷属诊病，所以王震生一再要求我陪方一道去见高，以便拉得靠近些。可是，见面以后，高的态度很倨傲，和方谈了几句云淡风清的话，即端茶送客。当天下午，我又去高宅诊病，高笑着对我说：“你们王主任委员怎么会叫方某搞芜湖党务？这个人浮而不实，是个道地的纨绔子弟”云云。我听了后，知道方所活动的县长是无望了。于是把情况告知王震生。王听后大骂高不识抬举，并且表示一定要在省政会议上提出来和高碰一碰。结果是真的提出来了，但又被否决。于是府、厅之间裂痕愈来愈深。我于1942年离开伪省党部，也就是因为我和伪省府有关系，在他们的矛盾夹缝中被挤掉的。还有伪省府按月发给的党务补助费，也经常的推三阻四，故意留难，甚至把拨款书开发到外县去，使我们拿着一张空头支票，而不能及时兑现。本来当时的党务经费是按月由伪中央直接签发支付命令，向伪中储行支取的。这笔经费相当充裕。据林仰溪在一次纪念周上公开地对大家说：“我们的经费是有保障的，大家尽可安心工作。因为这笔钱是由特捐（鸦片税）项下拨来的，专款专用，不受地方财政的影响。”根据这种说法，似乎党部经费不成问题了，但由于一班执委个个明借暗欠挪用太多，同时内部冗员也不在少数，以致不得不争取省款的补助。伪省府付这笔款，既非甘愿故每有留难。 三、伪省党部的罪恶活动 汪伪政权积极开展党务工作，其目的所在是企图用国民党的老招牌来迷惑沦陷区的群众，巩固其反动政权。同时，在这一块老招牌的掩护下，大搞其所谓“和平、反共”宣传以麻醉人心，消磨民众抗日意识，进而遂行其出卖祖国的阴谋。这一种阴谋和目的是非常恶毒的，从下列一些事实，就不难举一反三。 伪安徽省党部当时的工作重点，首先是在沦陷区各市县积极设置党务机构，把触角伸展到腹地去，以扩大影响，充实力量。先后在芜湖、繁昌、宣城、合肥、寿县、滁县、嘉山、盱眙、望江、蚌埠、凤阳、含山等市、县，设置了市、县党部或特派员。其次是加强宣传。日寇的特务机关设有宣传委员会，其组成份子为伪省党部宣传科、伪省政府宣传科、伪蚌埠新报社、伪县教育局、文化馆等单位，实际受日寇特务机关宣传室的操纵。同时伪中央宣传部于每周颁发宣传要点，一切宣传活动，连同标语口号，必须按照宣传要点办理，不得稍有变更。我在职时，曾搞过两次最大的宣传活动。第一次是1941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在蚌埠南山公园召开了大会。到会的真正群众虽有数千人，但都是通过保甲长以不到会就不能领到户口米、盐来威胁，而被迫参加的。其余就是中、小学生、机关职员、工商团体，还有近郊“爱路村”的一些刀会组织，七拼八凑，号称万人。开会后，第一个讲话的就是日寇特务机关长樱庭，其次才是伪省长高冠吾。又一次是汪精卫效法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搞了一个新国民运动。这个运动，一切以新生活运动为蓝本。不过还多一条，就是要沦陷区的人民，个个都得按照颁发的式样，穿着新国民服，尤其伪机关职员，要以新国民服为常礼服，不准穿长袍马褂、西装革履这些参差不齐的服装。这个运动，汪伪为了要把它推行得彻底，在中央设有总会，省设分会，市、县设支会，都有专职人员管理会务。但是有一特点，就是这个会的领导权属于行政部门，党务机构无权过问。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嗣据王震生和我谈，这个会是伪中央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搞起来的。林因党务工作被丁默村把持住了，自己插不下手，为了培植干部，扩充实力，所以就搞了这样一个组织。由林自任总会会长，在省、县各设分支机构，而以各地方的行政长官为领导人。由于这个运动，除去伪省府门首添了一块大招牌而外，其它毫无表现（安徽是如此，其它地方，可能也差不多）。所以伪中央宣传部就要党部发动一次大活动，以促进这个运动的推行。因此又由伪党部领导召开了一个数千人的大会。会后由伪县教育局、文化馆合组宣传队和纠察队去街头宣传并劝导路人靠左边走，行路勿吸香烟，衣帽穿着要端正等等。在开会的当天倒也搞得热热闹闹，可第二天就烟消云散了。至于所谓新国民服，我只看见高冠吾做了一套，其它各厅、处、局长都没有穿过，人民群众就更不必谈了。 关于组织活动概况。据当时的说法，宣传和社会服务是党务工作的肢体，而组织活动则是党务工作的灵魂。所以组织科的一切活动，大部分是保密的。该科科长金石，为一职业小特务，是南京夫子庙“四十大弟兄”之一，行动异常诡秘。我们虽然和他们同一机关，对他的活动也不易了解。他除在纪念周上公开报告一点工作概况外，其他具体活动都讳莫如深。同时，该科有规定的机密费，由书记长室直接付给，不经过会计室，数目若干，用途如何，当然我们无法知道。不过他在外面奔走的时间多，做伏案工作的时间少，逐日都要到各机关、企业、学校、团体去吸收成员，发展组织。当时宣传队有个姓钱的女队员，是凤阳人，被他看中，就硬说她的行动可疑，调到组织科察看，而后将钱由一个普通的办事员而提拔为干事，在威胁利诱之下，终于和她同居。此人，上级对他十分信任，可见他是负有搞情报使命的。比如我亲身体验到，自己虽然堕落到出卖灵魂来当汉奸，但是机关领导和日寇特务机关仍旧是不太放心。如我由于兼任记者，对外界的接触较多，即使参加一次平常的宴会，或者偶然接触一两个圈外的朋友，也很快就会被书记长知道。我时常猜想是什么人在做这种工作呢？想来想去，只有金石和我最接近，我们两人同住一个宿舍，一举一动，都不能避开他的耳目，这些生活细节只有他知道得清楚。但在同时，组织科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这主要还是由于互相猜忌，一个不放心一个，上行下效，层层牵制所造成。按照省党部组织科的职权，除指导下级党部的组织活动外，一切人民团体的管辖，都在该科职权范围以内。无如当时却有一个特殊组织，名称是“安徽省社会运动委员会”，会址设在蚌埠大马路，主委是胡志宁。它的人事组织比伪省党部还庞大。它的活动内容是由组织人民团体到指导监督人民团体，从大体上看和组织科的工作是并行的。而实际上则是抢夺了组织科的权。因为这个会可以颁发“许可证”，而组织科就不能。所以在组织人民团体这一方面，组织科只好做做“社运会”的尾巴了。另外，就是发给党证的问题，也使组织科碰到意外的困难。因为党员总登记后，第一批三百多份党证，是由王震生亲自由南京带来的。第二批是因潘国俊去南京之便叫他回时带蚌。谁知潘在南京某舞厅吃醉了酒，和一日本兵争风吃醋被打得头破血流。恰巧第二批一百七十多份党证装在潘的皮包里，于纷乱中不知去向。过了很久，潘伤愈后回到蚌埠，谎称这批党证被重庆方面的特务偷去了。这样一说，潘是减轻了责任，但是那些登了记的党员却都吓得神魂不安，深恐自己的姓名、照片落到敌对方面会召来横祸。影响所及，使组织科的工作发生阻力。纵然机关职员在“非党员不得任职”的威胁下，勉勉强强履行了填表手续，但再也不肯交照片，弄得实无办法，只好临时以加盖本人指模来代替。 再次是社会服务活动。社会服务科也有一笔事业费，在芜湖和蚌埠各设有社会服务处，举办所谓社会事业。计有：流动图书车、义务诊疗所、专业介绍、贫苦救济（如米票冬衣等）、平民小学等这些事业，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干的社会福利工作，其实，则是道地的糖衣毒药。例如流动图书车，上面所有的书籍图画，都是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中日共同体”以及恶毒地污蔑共产党的一些东西。通过它经常在街头巷尾的流动，也就把这些毒素广泛散播。又如平民小学，简直是“瞎扯淡”。随时随地集合几儿个街头流浪儿童，每人发一本识字课本，讲一遍、读一遍，就算上了课。而这课本的内容又是老一套的“和平反共”滥调。这不仅毒害了儿童的纯洁心灵，而且是盗用社会服务之名，在推行奴化教育。 伪省党部的罪恶活动，还不仅限于上述的范围。它因为在政治上暂时还不能搬掉高冠吾，不能达到其党、政一元化的目的，同时与它同一系统的“安徽省特工站”（设在蚌埠二马路天锡里，代号简称“天锡里”）在工作上又不能协调，（天锡里是拥有武装实力的，对伪省府说话，一是一，二是二，照例没有价还。而伪省党部则是一个空架子，任何事件，都是能说不能行），所以王震生一心想把特工站抓过来，凭借实力地位好和高冠吾一较长短。于是一再到南京活动，并拟具计划，在省党部添设调查统计科，专搞特工业务。不料，日寇特务机关认为，独立的特工站都设有日籍指导官或顾问官，如果这一工作划归省党部，就不便设置日籍人员，在工作上也就不放心，故坚决不同意。王震生这一罪恶计划，未能实现。但王是有政治野心的，这一炮打不响，就又想出一个主意。利用安徽省即将开始“清乡”的机会，通过伪中央清乡委员会的默许，在省府会议上提出设立“安徽省区长训练所”，轮流抽调沦陷区各市、县的区、乡镇长集中蚌埠受训。食宿学杂费均由受训人自理，不需要省库多大的负担，所以很容易地通过了。所址设于经一路伪省党部斜对面，所长由王震生兼任，授课教官是由民政厅、省党部各科科长分兼。课程内容是“清乡法令”、“和平建国文献”等等，最主要的是“精神讲话”这一门课，多半是由王震生、潘寿恒轮流担任。这个所的组织目的，除上述以倒高冠吾为中心外，还想通过这次集训吸收党务基层千部，以充实各县级组织和扩充私人势力。但是，只办了一期（三个月）即告结束。 四、奉迎孙总理肝脏的一幕 时间大概是1941年冬天，具体时日已记忆不清。有一天，突然接到伪中央宣传部的电令，要我们在第二天的下午，发动一次有万人以上的“奉迎总理肝脏去京（南京）奉安大会”，并要求越隆重越好。我当时只是从报纸上看到有孙中山总理病逝北京后，肝脏保存在协和医院。当汪伪在南京组织伪政权后，为了更进一步地欺骗群众，打出“国民党正统”的臭招牌，曾多次与日寇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交涉，要把总理的肝脏奉迎到南京中山陵安葬，并将派大员去北京奉迎。现在接到这个电令，才知道这件事已经交涉成功。奉迎专使是汪伪组织部长褚民谊，津浦路局还调了一列奉迎专车，沿途经过有伪省党部组织的地方，必须举行隆重集会，以表敬悼。在这一天下午三时许，通过工商团体、机关、学校、保甲等单位，在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的压力之下，集合了男女老少数千人的队伍，由车站直排到天桥过去，在凛冽的寒风中鹄立等候。一直到天快黑时，专车才进站。首先是党、政、军、警的头目上车行礼，接着是日寇特务机关长樱庭上车行礼。随后就是褚民谊身穿燕尾礼服，左臂缠黑纱，双手捧着盛肝脏的玻璃方盒，缓步绕行月台一周，让参加的群众瞻礼，礼毕，即又登车南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回忆我在皖南行署的两年（《安徽文史资料09》第23篇）
作者：戴戟 一 一九三七年底蒋介石不战而放弃南京后，安徽沿江各县先后沦陷，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从安庆迁六安（后又迁至金寨），对皖南各县已无法控制。这时安徽在军事上，江南划属顾祝同的第三战区，江北划属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我在名义上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委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中将高级参谋（后改任总参议）。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得到顾祝同的同意，已去湖南湘潭暂住（抗战爆发后，我的家属移住湘潭）。 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改组，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不久，李给我电报说，安徽省政府为了加强对皖南各县的领导，决定在屯溪设立皖南行署，已报经行政院任命我以省政府委员兼任该署主任，要我即赴屯溪开展工作。旋又接到顾祝同的电报，对李电所说表示同意。我既不是李宗仁的所谓桂系，更不是顾祝同的所谓蒋介石的嫡系，他们为什么忽然烧起我这个“冷灶”来？我想，除了我过去同李宗仁、顾祝同的私交还不错外，主要由于我是皖南人，对搞好地方关系，利于他们的军政统治是具有一定条件的。当时我想：抗敌御侮，人人有责。我作为一个军人，终日闲住后方，既难以见谅於人，也无以自解。皖南接近前线，又是我的故乡，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为抗战、为故乡贡献一点力量，不应该只考虑李宗仁、顾祝同的个人好恶。因此，我就决定接受这一任命。 二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在屯溪成立。根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规定，行署内设一个秘书室和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五科（到三九年后又增设一个军训科）。秘书室的人员由主任自行物色，其他各科的人员均由省政府各厅处调来。行署没有正式部队，只从驻在屯溪的一个省保安团调来一连多人归我指挥，其力量仅能维持屯溪当地的治安。当时皖南有四个专区，二十二个县，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份或者完全沦陷，或者县城沦陷；未沦陷的县份，也因江、浙战争失利和蒋介石不战而放弃南京的影响，人心惶惶不安。各县县政府人员都随时准备逃跑，很少有坚持抗战的打算；有的县长更趁火打劫，胡作非为。如黟县县长祝家饶是蒋介石、俞飞鹏的私亲，竟趁混乱之际，假手县国民兵团一个姓潘的上尉贪污舞弊，敲诈勒索，后又以分赃不匀，擅将这个姓潘的上尉枪杀。当时皖南的驻军，有国民党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屯溪附近的梅林，后移江西上饶），川军唐式遵的集团军（驻太平、青阳、石埭、歙县、东流、至德一带）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部先驻在屯溪附近的岩寺，后移驻泾县云岭）。这时蒋介石还未公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部队对新四军也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合作。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川军，对当时动荡的人心和混乱的局面，不但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反藉口抗战需要，大兴徭役，加重人民负担，制造地方纷扰。而新四军则处处为人民着想，从不向地方要一针一线，并极力开展政治工作，宣传抗战，安定人心。面对着上述情况，我的打算是：首先必须整顿县政，树立廉洁的政治风气；必须团结地方公正士绅，发动民众，提高抗战信心。对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要表示尊重，对川军的上层要多加联系，对新四军更要保持接触，以免发生纠纷。只有这样，才能使行署的工作顺利开展，皖南的抗战局面得到稳定。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正准备在歙县召开皖南的专员、县长会议时，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以下简称省动委会）派周松圃、余华、焦鸣銮、范治农同志来到屯溪，筹划开展皖南的动员工作。我就根据省动委会的指示和他们的意见，成立了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以下简称省动委会办事处），我兼主任，江𬀩、周松圃为副主任，余华、焦鸣銮、范治农和省动委会介绍来的邵之枢负责实际工作。当皖南的专员、县长会议在歙县开幕后，我在会上着重地强调了发动民众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县成立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省动委会办事处领导下积极进行动员工作。会后，动员工作开展很快，特别是广大的知识青年被发动起来了。省动委会办事处组织了八个特种工作团，并按县成立了直属青年工作团（一县一个）。这些工作团的成员，绝大部分是积极要求革命的进步青年。他们不计待遇，不畏艰险，深入农村，深入敌后，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帮助各县广泛地建立了青年抗敌协会、农民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等组织，一时皖南各县出现了坚持抗战的生气勃勃的局面。 由於民众动员工作的开展，皖南局面日渐稳定，原来逃往后方的国民党一些官僚政客也先后扛着抗战招牌来到皖南。其中有安徽省教育厅长方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教育厅和省党部本应设在省府所在地，因为他们怕驻在江北向后方逃跑不便，故单独跑来屯溪）和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余凌云等。他们一到屯溪，就对皖南动员工作造谣生事，企图插手。由于我对他们采取不理睬的态度，他们无法施其伎俩。一九三八年七月，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从上饶（当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已迁上饶）来屯溪，向我提出：皖南属于第三战区，皖南民众动员工作应由第三战区领导，省动委会办事处应该改组。我对他说：省动委会办事处是根据省动委会的指示，按照安徽省的行政系统建立的，不好随便改组，如真要改组，组织人事也应由皖南行署负责，不能随便变更。他当即表示改组后，组织人事不动。我认为这只是名称上换一下的问题，关系不大，所以就同他商定由第三战区政治部、皖南行署和省动委会办事处各指派代表会商改组的手续和时间。接着第三战区政治部指派巫兰溪、许闻天和张某为代表，皖南行署指派程万孚为代表，省动委会办事处指派邵之枢为代表进行会商。不意在会商中，巫兰溪、许闻天等改变了谷正纲和我原来商定的原则，一定要改变组织和人事。范治农得悉赶去，坚决不同意这种要求，同许闻天大吵起来，不欢而散。后来听说谷正纲所以临时变卦，是由于刘真如、余凌云等从中怂恿，他们企图趁着改组把皖南动员工作抢将过去。我对谷正纲这种反复无信的行为非常不满，就率领皖南行署和省动委会办事处的一些工作人员前往各县视察行政和动员工作，表示不愿再同他商谈省动委会办事处的改组问题。 谷正纲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一九三八年十月，他利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打电报商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同意后，又以顾祝同的名义电促我接受改组意见。至此我已无法拒绝，于是就把省动委会办事处改组称为第三战区皖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仍由我兼主任委员，以刘真如和金慰农为副主任委员（这时周松圃已病故），常委有焦鸣銮、葛剑寒、程中一、吴蝶卿等。委员会内设总干事一人和组训、宣传、情报、服务、总务五组。在决定总干事和各组人事时，谷正纲介绍巫兰溪充任总干事，许闻天充任组训组长，刘真如则介绍他的科长王枞充任宣传组长，张俊充任情报组长，只留服务和总务两组由我派人，显然他们想将皖南动员工作一把抓去。我除介绍范治农充任组训组副组长，余华、王光道、朱纪章等充任服务和总务组的组长、副组长外，由于组训组工作重要，而许闻天在先前代表谷正纲会商改组时又同范治农大吵，给我的印象不佳，因而我就向谷正纲表示不同意许任组训组长。僵持很久，谷正纲改提孙耀五充任组训组长，我才不再拒绝。改组后，由于范治农、余华继续参加实际工作，谷正纲、刘真如虽然派了几个组长，并未能实现他们把整个工作抓将过去的企图，各县和各工作团的工作仍然蓬勃地向前发展。 三 皖南是我的放乡，我在决定当皖南行署主任时，就想尽量争取做点有益于地方的事情，给家乡父老留下一点好的印象。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皖南局面稳定以后，我曾利用行署职权和个人关系做过如下的事情： （一）不征兵。皖南人民一向没有当兵的习惯，听到征兵，如降大祸。我曾藉口皖南山多人少，农村劳力不够，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安徽省军管区司令部以软抗硬拖的办法，一年多没有征兵。 （二）恢复公路交通。战前皖南公路交通就不发达，抗战开始后，公路破坏，车辆无踪。我曾督促各县积极赶修公路，请托中国茶叶公司负责人章某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代购新、旧卡车十二辆（这在当时很难办到），改装客车，行驶各县。 （三）恢复和扩建学校。除恢复扩建皖南原有的学校外，曾帮助南京安徽中学、芜湖芜关中学、上海复旦大学附中、上海法学院和江苏联立中学等在皖南复校。 （四）创办屯溪市民医院。皖南是地方病相当严重的区域，屯溪过去从无医院。我与地方人士倡议创办市民医院，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不给经费，我商准国民党中央救济会，拨给两千元开办费，又按月补助经常开支五百元；同时由皖南出口的茶叶税上附加一定的医药捐款，并组织董事会负责实际领导。当时有病床四十多张，每日门诊有时多到一、二百人。 （五）设立戒烟所，严禁鸦片。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从不拨发禁烟经费，经我商请地方人士筹募经费成立戒烟所。从一九三九年春开始，每县每期送十人到所戒烟，医药伙食完全由行署供应，每半月一期，一年内共有二千多人戒去鸦片烟瘾。 （六）救济难民。当时流落在屯溪的难民为数甚多，他们生活极为困难，而一到严冬更是饥寒交追。我曾商请国民党中央救济会驻皖南区的特派员弘伞法师拨款救济，但为数既少，且不及时。地方人士金慰农、吴蝶卿等提议在皖南发行“彩票”，我认为流弊太大，没有实行。后来征得香烟商人的同意，在每包香烟上适当的附加难民捐，使救济经费有经常的来源。隆阜设立难民收容站，经常收容难民数百人（多的时候有过二、三千人），组织他们生产劳动。一九三八年的冬季，还发放了一次棉衣。 （七）设立皖南食盐调剂处。皖南由于对外交通不便和被敌人封锁，食盐问题，时感紧张。经我商请地方人士成立食盐调剂处，推金慰农、程荷生主其事，经常向浙江方面换进食盐出售，消除人民淡食的恐慌。 （八）储备抗战物资。为做好长期抗战准备，我曾极力筹措经费，收购相当数量的食盐、稻谷、煤油及硝磺等军用物资，储存于距屯溪四十五里的深山黄尖一带，并指示各县政府也做好这项工作。一九四〇年四月我去职时，这些物资都如数交给了后任。 这些工作，我开始以为对皖南地方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实际上是自欺欺人。如恢复和扩充学校，收容了不少流亡失学的青年，而这正好使国民党的军训处和教育厅麻痹青年思想有了更多的便利。又如设立戒烟所，当时虽使一些吸食鸦片的人不能不暂行戒绝；但同一期间，国民党中央财政部高唱所谓“寓禁于征”的政策，在屯溪设立土膏行，允许鸦片公开买卖，从中抽税。因而有些人这边戒掉，那边又吸，戒烟所只是徒耗民财。再如购储抗战物资，不但使当时有些品质恶劣的官吏可以从中舞弊，而且在我把这批物资如数移交后任后，听说他全部中饱私囊，无异于我替他扛了一次搜刮人民血汗的口袋。解放后，我看到烟、赌、娼完全禁绝，看到国家工业、农业和交通、文教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看到过去谁也认为无法防治的皖南地方病得到根除，不但使我认识到党的领导正确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同时也使我愈加感到作为反动政府的一个官吏，仅凭个人善良意愿，想做好事，是不可能的。 四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认为屯溪接近江、浙前线，是走私资敌、大发国难财的最好场所，从重庆派到屯溪来的军政机关和特务组织，日益增多。如军委会动员视导第三团、财政部禁烟督察员办事处、前线日报社以及各种垄断性的经济组织等。他们一面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讹诈；一面腐化堕落，荒淫无耻，把屯溪弄得乌烟瘴气。当时有人把屯溪称为“小上海”。这些贪官污吏、特务兵痞，是所谓“中央”派来的，谁也不敢过问，因而我感到不能再千下去了。一九三九年十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病死，继任的李品仙是我早年在广东时就熟悉的阴险狡猾、什么钱都想捞的家伙。我不愿同这样的人共事，于是就藉机辞职，到一九四〇年四月正式交卸。前后整整两年。本文作者曾任安徽省副省长，已故。巡抚附：本文关于皖南征兵的描述，可谓恰如其分。和江北相比，皖南灾荒兵祸较少（抗日战争期间皖南所受影响也很小），山货湖产富饶丰足，人民相对安居乐业，江北灾祸连连兵祸不断，灾荒之年处处饿殍遍野，人民无法生存故此大多落草为寇或者外出谋生。
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安徽文史资料09》第05篇）
作者：蔡志锷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江北游击支队扩编为新四军第七师，在其抗日根据地皖中地区的经济情况与当年红色区域相仿。在敌伪顽重重包围圈内，根据地分割为若干小块，从区到中心（师部以无为、巢南为中心）要过江、过封锁线；皖东到皖中要穿过敌人据点林立、岗哨密布的两条铁路。残酷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缺盐少布，部队冬天没有棉衣，生活极端艰苦。 皖中原是“天府之国”，粮食确实自给有余；但食盐、布匹、工业品、药品、日用品等奇缺，军需物资更是无从采购。虽然部队可以通过打据点、打伏击，从敌人那里缴获一些物资，可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一九四二年，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了加强财经工作，打开封锁局面，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及时制订了对外特种贸易政策。在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的要求下，决定抽调在华中党校学习的蔡辉去皖中开辟对外贸易（蔡辉于1939—1942年任江抗总办事处财经处长期间，开展苏南对上海贸易干得非常出色）。蔡辉同志从苏北盐城出发，步行一个多月，于同年十月到达无为。到任后，担任七师财经处副处长兼货管总局税务局长，先后在无为三官殿设立税务总局、开办大江银行和筹备对外贸易业务。 一九四三年秋，皖江贸易局正式成立，蔡辉任局长。贸易局的主要任务是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以满足我根据地民用、军用和建设根据地的物质需要，贸易方式为易货贸易（以物换物）。对外特种贸易由曾希圣同志亲自抓，联络部长段洛夫、社会部长唐晓光、财经处长叶进明具体领导贸易局的工作。师部相应地增建水上武工队（队长周云祥），负责水上治安并秘密护航。贸易局设在汤家沟西北的陈家湾（对外不公开），开辟无为二坝为对外商港，由李树华负责联系接待；汤家沟为开放商埠，镇上派了专人开设饭店（由赵以勤负责主持）和“集成号”商行（由沈益民老先生出面）。专门接待来往客商和进行贸易活动、收购运进来的各类货物（以盐为主）；对江芜湖设立联络点，由船帮头子杨大炎负责联系接待和货运。以上诸种，都以公开面目出现，广事招徕客商。 自我们公开号召物资交换、易货贸易、公平买卖之后，汤家沟顿时商业繁荣，曾有“小上海”之称。不仅肩挑背负的各路行商小贩多如过江之鲫，且资本雄厚的私商亦趋之若鹜（其中有不少是爱国商人）。当时，公私并举，各种形式的公司、商号尤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兹举其较有影响者简介于后： （一）汇通公司。成立于大九四二年冬，地址设在上海成都路汉弥尔登大楼。经理朱玉龙出身是海关职员，办法较多，可算是神通广大了。他与蔡辉过去曾一起在江抗根据地沙洲县搞过贸易。当蔡辉到皖中后，就多方扶植、支持他建立汇通公司。公司业务是运过药品和军工物资。营业额虽不大，贵在雪里送炭，做得及时，最主要的是给汇通公司闯开了路子。例如，在上海采购时如何避宪、特的侦察监视，运输时如何瞒过海关检查；在长江水城航行时如何对付敌人等等，为嗣后开展的秘密贸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使之少走弯路，避免风险。该公司于一九四四年秋结束，朱玉龙本人后来担任了中华物资公司采购主任。 （二）扬子江盐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一九四三年秋，在芜湖中山路设有办事处，内有我方人员进驻，接待来往革命同志。经理周云海夫妇组织了一支帆船队，从苏北盐、阜地区装运食盐经运河、长江辗转至皖江交换大米。本来在皖江就有小商贩与群众进行盐米交换，因系零星贸易，交换比例是照顾性的三斤大米换一斤食盐；但是扬子江盐运公司乃系大宗交易，皖江贸易局就规定比例为二比一。虽然换出比例压低了一些，但食盐市场一时竟为“扬子江”所垄断，因而盐运公司获利仍然极厚。同时，也的确解决了根据地的食盐问题。这种交易原是公私两利各有所获的，可借周云海好讲排场，挥金如土，一年后终为高利贷所压垮，其时公司已名存实亡了。不过芜湖办事处仍被作为我们的“接待站”而维持了一段时间。 （三）利记杂粮部。于一九四三年冬开始和我们进行微妙的通商。由我方代表汪宗汉（汪仑）派驻该部。经理汪子东早年留学日本，原系日商某洋行买办，为芜湖商界巨头，抗战开始后，曾任汪伪“军粮采购委员会”主任。利记杂粮部和日军后勤部“登部队”驻芜湖分队“吉村部队”直接挂钩，“登部队”派日人楠木驻汪处为顾问。我皖江贸易局由蔡辉冒着风险去芜湖和汪子东谈判，与他们签订合同，作了四条规定：所商定的物物交换的品种不得随便更动；不得临时增减数量；不能提早或推迟交货日期；不得任意改变交货地点。我们主要是考虑安全，防止因战争而受损失。我们发货以大米、烟叶、山货为主，他们来货以布匹、食盐、食糖、纸张、五金电器、医药和医疗器械为主；同时，合同还规定，每次要夹运30％的军用物资。由于交通上的方便，我们已积储多年的烟草、山货顿时成为畅销商品，换到了我们兵工厂急需的物资及大量布匹和高级纸张，除解决了新四军七师部队的穿着问题外，还支援了军部及兄弟部队，解决了必需品的供应问题。 一九四四年秋由皖江贸易局蔡辉出面，函邀汪子东和他们的顾问楠木同来江北我抗日根据地观光，商谈扩大贸易的问题。参加会谈的还有七师敌工部和皖江城工委的段洛夫、谭伟等。会谈进行了一天，颇有进展，对上述四条贸易规定有了新的补充，确定在皖南地区增辟交换点，扩大贸易额和增加换货品种。 在其观光、会谈期间，我们发现日本人楠木有厌战情绪，正在寻找靠山，准备后路。于是我们在商业往来比价中，压扣了一些财物送给楠木私人，楠木非常感激，表示愿意为我们作某种效劳。果然，当一九四四年冬日寇到无为东乡扫荡时，我方的王愚（即现省轻工局长王渔）、朱革（已故）、何东初（现为省文史馆馆员）等五位同志被俘，未暴露身份，组织上要蔡辉立即设法营救。蔡辉即当面交待楠木，要他立即去安庆日军本部，以该五人为“登部队”职员名义予以保释；楠木照办，该五同志遂获无条件释放。 一九四五年八月，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汪子东处除原有我方派去工作的汪宗汉外，师部对芜湖又派了工作人员，我们在贸易工作的基础上立即转变到：一、对敌顽开展受降的政治工作；二、抢运（不再是交换而是赠送）各项重要物资到根据地。楠木利用他的日军身份用小火轮抢运物资过江，大部分是军用物资及“吉村部队”的机、步枪和子弹，最后连小火轮也驶出停泊在淮阴根据地的码头上。随后经上级批准，楠木等一行二十多人随同皖江贸易局、七师联络部一起，于这年十月北撤（当时同行的还有石原皋、李宁等）到淮阴，复被转送军部。未久，楠木等全体日本官兵都参加了反战同盟组织。 （四）中华物资公司。成立于一九四四年秋，系公私合营性质，总资金计黄金四百两，公私各半。公方代表蔡志锷（原在独立旅搞贸易），为公司副经理；私方代表汪国华（原是美孚公司经纪人），为公司经理。芜湖办事处主任盛慕莱（公方），采购主任朱玉龙（公方），还有吴武汉亦系我方重要工作人员（不公开出面）。公司地址在上海吕班路30号汪伪海军部驻沪办事处内。汪伪海军部驻沪办事处主任叶树初、日军顾问松岗，预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末日即将来临，而眼下却有利可图，即自愿和我们合作，调派了载重一千吨的军舰一艘，专供运输来往的物资。条件是从上海发货收运费30％，支付现金；从无为方面去货亦收运费30％，支付大米。发货表面上以布匹、食盐、焦炭、医疗器械和药品、五金为主；去货以大米、烟叶为主。每次大米到沪之后，由公司出面假八仙桥聚昌米行以平价出售（略低于市价）。 汪伪海军军舰进出吴淞口以及在长江上航行，不受关卡检查，通行无阻；抵二坝时在江心停泊，舰上人员一律不得上岸，由贸易局组织人力于夜间用驳船装卸货物。 由于叶树初、松岗等贪财，我们就将计就计利用汪伪海军军舰在航运上通行无阻的机会，购运军用物资；与此同时，我们又给汪伪海军军舰上人员一些额外的好处，以便我们夹运军工用品。此事由朱玉龙、吴武汉负责组织采购并包装，然后将这些炸药、雷管、工作母机、钢轨等夹在其他货物内运到根据地。接着又由盛慕莱贿通汪伪兵工厂厂长，卖给我们大批枪械毛坯及零部件，相机运出。同时，一九四五年春，蔡辉布置盛慕莱通过中医蔡玉堂在上海找到印钞票的技工过雪川，筹建造币工厂。当时中华物资公司将成套印钞机设备运至汤家沟，由上级委派过雪川为造币厂厂长，带领六十多个技术工人，在皖中建立了新四军第一个造币厂，印制和发行大江纸币，为抗日根据地的市场供应了货币，也为经济流通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另外，朱玉龙、吴武汉等在上海负责掩护来往革命同志（包括华东局领导同志），动员一批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进入解放区，所用经费均由公司利润支付。中华物资公司于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战胜利前夕结束。 （五）安源公司。石原皋（原系爱国民主人士，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留学德国，抗战期间担任上海仙鹤草素药厂厂长。他与胡适是亲戚（胡的家属由石照顾住在上海），在科技界的熟人很多，并有广泛的上层社会关系。他的朋友汪伯威与根据地的孙仲德、程明远是好友，早年即帮助孙、程等做过革命工作。七师成立后，汪更积极地帮助我方搞物资。一九四四年夏，石和汪携带一批仙鹤草素止血药品资助七师，当由唐晓光接待，并由曾希圣同志接见，相见甚欢。曾希圣同志嘱附石要做对敌工作，还写了亲笔信交石转交上海唐寿民（唐为交通银行总经理，金融界巨头），劝他立功。唐欣然同意。恰好唐的内弟华士润（日本西京帝大经济系毕业，有抗日救国之心）又是石的朋友。石原皋有此背景，遂与友人卢方在上海组织安源公司，地址设在江西路同和古里7号，卢任总经理，石任芜湖分公司经理，专对七师进行贸易。 卢方利用日本人渊上，石原皋沟通目寇军队的关系，华士润又沟通三菱洋行上海营业部的主任，促使日商愿意以较为优惠的条件和我方交换物资。我们进的货有布匹、纱、食盐、西药、颜料、五金、钞票纸、焦炭等；由根据地运出的货仍以六米、烟叶为主，杂以皮苹、油脂、酒类为辅。石原皋根据蔡辉的意图，曾诱使日商迅速地大量交货；而我们则是缓慢地小批量地发货，这样既掌握了主卖权，又套取了大批物资。 华士润为抗目救国，曾谅慨解囊，先后资助约十万元，采购“违禁物资”如炸药、机械等存放在仙鹤草素药厂内，伺机运往七师。 此外，石原皋还争取团结了不少上层人士，如爱国民主人士姚惠泉、方庆咸、曹鸿翥、陈叔文和老科学家秉志等；并且还动员了细菌专家郭成周、医师孙艮生、张守智及机械、化工方面的技工和青年学生等数十人去七师工作。 回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一段时间，新四军七师的特种贸易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二师的枪械，七师的钱财”当时曾被传为美谈。实际上，军部机关的财政支出也大都是由七师从贸易上的盈余给以支援的。那时，七师抗日根据地内商品流通活跃，经济发展迅猛，加之轻征薄赋，人民安居乐业，群众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同时由于经济战线上的节节胜利，政治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大，党的统一战线获得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团结争取了更多的爱国志士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个特种贸易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期间，仍然继续进行。在一九四八年前后很多人为此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坐牢，有的牺牲了生命。在“文化大革命”中，过去为七师搞过贸易工作的同志大多受到“批斗”，有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烈士盛慕莱的墓碑亦被砸烂。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在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拔乱反正，这些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又重新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当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烈士们，我们将永远地景仰和怀念。本文作者现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巡抚附：新四军7师的贸易输送工作是十分成功的，借助芜湖地区独有的运输枢纽地利和商贾云集的商业环境，为敌后物资输送起到了非常好的掩护效果，而师长曾希圣也由此走上了坦荡仕途，直到解放后安徽省第一书记。
回忆大哥张恨水（《安徽文史资料08》第27篇）
作者：张其范 我的老家在安庆潜山县岭头镇黄岭街。祖父张开甲在清末做过江西省广信府的参将。父亲张庚甫在三湖县卡子（税务机关）里工作。母亲是个淳朴的家庭妇女。我兄弟姐妹共六人，大哥心远，1895年出生于广信县，二十五岁左右改名恨水。二哥心恒，三弟牧野，四弟朴野（现在河南新乡专科学校教书）。我名其范，六妹其伟。 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仅能看懂便条，自己不能动笔，深受文化程度低、被人瞧不起的痛苦，对子女读书抓得很紧。大哥五周岁时，就进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一年内便读完四书和一些杂文，能对简单的对联。一日，老师出了“九棵韭菜”的上联，大哥眨眨小眼，对出“十个石榴”的下联。父亲可乐了，叫妈妈午饭添做一碗虾仁炖鸡蛋，以奖励大哥。他常对我们说：“你们大哥五岁会对对子，大家要向他学习才好”。 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全家由广信迁居南昌。大哥进南昌大同中学读书，我在爱国小学读书，成绩都在前三名。大哥晚上补习英语，深夜还得看杂文，在好的词句上，打上红杠杠，书头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语；他还挤出时间练习写诗词，有时把编写的小说和故事，讲给我们听。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提倡剪辫子，放小脚，大哥积极响应。一天中午，他从学校回家，右手拿着纸包，兴奋的面色略带着几分畏怯的表情。二哥眼快，惊呼道“大哥把辫子剪掉了！”母亲责怪大哥不男不女，成何体统。父亲却用支持的口吻说：“没关系，现在是文明社会了，拖着条长辫子，又脏又费事，剪得好。”由于父亲的称赞，大哥神态才自如了。 我六岁时，母亲按照传统习惯，给我缠小足。白天痛得动弹不得，晚上痛得睡不着觉，躲在被条内哭泣。大哥不顾母亲责骂，果断地将我的裹脚布解开撕掉，气着骂道：“这么残酷，你别害怕，好好睡觉。”第二天，母亲发觉了，责斥大哥，大哥反抗道：“大脚嫁不了人，我养她一辈子。”多亏父亲也从中圆场，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使我摆脱了缠足的痛苦。 1911年父亲因吊友人丧，染上时疫，三天内死去。这真是晴空霹雳，震动了我们一家。经济收入中断，生活没有着落。大哥才十六岁，也没有办法。母亲牵儿携女回到故乡潜山，靠祖父遗下的田产过活，承担着教养我们子女的重担。这时大哥失学在家，二哥外出当学徒，我寄养在外婆家，一家人劳燕分飞，实在凄怆。贫穷难不了大哥，他虽不能上学，却下定了自学的决心。他收拾一间破烂的小屋做书房，在门口自撰一副对联：“一间东倒西歪屋，几个南腔北调人”（母亲操湖北口音，我们讲南昌话）。靠南边的土窗子，放着一张旧方桌，满满堆着文具、书籍。窗子上头贴着一张刻苦学习的座右铭，勉励自己要勤奋学习。 炎夏，火辣的太阳晒得书房象一个蒸笼，大哥不顾炎暑酷热，整日伏在方桌上埋头苦读。入夜蚊虫叮咬，他穿上老布袜子抵挡。村上人笑他是“老夫子”，他一笑置之。 寒冬，北风呼啸着钻进墙缝，吹得油灯光摇摇晃晃，大哥穿着父亲的棉袍，拴上条腰带，蜷曲着身子，伏在桌上，写个不停。手冻僵了，用嘴呵一呵热气暖和一下，或站起来搓一搓再写。时光荏苒，就这样整整苦学三年，打下了扎实的汉文知识基础。 1915年大哥离开了家乡，走南闯北，演过戏、卖过药，过着飘泊流离的生活。1918年，他经友人郝耕仁（怀宁县石牌人）介绍，到芜湖《皖江报》当编辑。为时不久，又和友人去北平，先后担任过《益世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的记者和副刊编辑，结识了很多新闻界人士。有了固定薪金收入，生活稳定下来，他就开始创作长篇章回小说《春明外史》。接着陆续撰写《金粉世家》、《剑胆琴心》等小说，深得读者好评，销路很广。特别是《啼笑姻缘》，更是风靡一时。记得当时国民党有一个大官的姨太太，与书中女主角沈凤喜遭遇相同，顾影自怜，对作者产生崇拜，经常作诗，亲自送交我家佣人老王转给大哥。大哥把她当“疯子”看待。有一次，我开门接待了她，见她穿得挺阔绰，面庞清瘦，缺少血色。汽车停放在远处。她笑着问道：“你是张小姐吗？”我点头默认。她匆忙从提包里递给我一封信，转身就走。我笑着对大哥说：“好香的信呀！”大哥皱眉道：“又是那疯子的，你拿去看吧。”我好奇的拆开信，里面原来是一条洒满进口香粉的绸手帕，上面写着红色的情诗。我非常同情她的遭遇，大哥不以为然，仍然认为她是“疯子”。又隔了段时间，老王来后院告诉我：“那太太又来了，还给我拾块钱。她说明天要离开北京，特来送礼道别。”我接过一看乃是一只象牙杆子的毛笔，上面刻着“赠恨水先生”五个大字。大哥把它交给我保管，我一直珍藏到今天。 大哥爱护弟妹，十分关心弟妹们的学习。记得我从外婆家回来后，大哥教我作诗填词，并多次告诚我，莫放松数学课。他外出后，我常练习作文、写诗词寄给他修改。他曾寄给我一本《白香山词谱》，不幸湮没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浪里，至今仍然十分惋惜！ 1920年，大哥在北平工作，薪金收入增加了，寄回五十元，要我到安庆考学校。乡下叔伯头脑封建，唆使母亲不让我进洋学堂。大哥多次来信，摆事实，讲道理，母亲才允许二哥送我去安庆考第一女师，因考试已结束，只得去芜湖第二女师，幸得录取，从此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走向新的生活。为纪念“五四节”，我们学生上街游行、演讲，劝阻商人不买日本货，将招商码头搜出的日货，堆在江边烧光。事后，我写信报告大哥，他回信大大夸奖我一番：“乡下姑娘，也有胆量革命，难得！难得！”他鼓励我更加积极地参加火热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5年，我考取北京女师大，大哥怕母亲挂念，遂把安庆的家，也搬来北京。全家十四口人，除二哥工作外，全依赖大哥生活。每个学期伊始，我们弟妹需缴一笔数字可观的学杂费（我读师大，两个弟弟读私立大学，妹妹读高中），都得大哥筹措。他从无怨言。遇到经济困难时，就叫老王打一两酒，买包花生米，借酒解闷而已。他这种爱护弟妹的情谊，我永远不能忘怀。 1926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母亲五十寿辰，我和妹妹陪老人到绒线胡同照相馆合影留念。正准备回家，不料街道戒严，禁止通行。我们正着急，大哥手持记者证，匆匆来接我们。途中，他哽着嗓子告诉我：“今天反动派要杀害李大钊先生。”他异常悲愤，泪水盈眶，有说不出的难受。 我家住在北京整整五年。大哥住北屋三间——卧室、会客室、写作室。写作室的窗子嵌着明亮的玻璃，窗外一棵古槐，一棵紫丁香，春天开着洁白清香的槐花，凋谢时落花铺满地面，像一条柔美的地毯。哥哥爱花，不让人践踏，一听我们推门声响，就立刻停笔招呼：“往旁边走，别踩着花。”啊！这洁白的槐花，象征着大哥坦白的胸怀。 妈妈嫂嫂和我姐妹，住在后进，院子里有棵高大的四季青，我们常聚在树下看书，做针线。有一次，后院的小门豁地推开，大哥边系裤带，边兴奋地说：“想到了，终于想到了。”原来他想好了小说上一个情节。母亲心疼地说：“你脑子日夜想个不停，连上厕所都在想，怎吃得消啊！” 大哥头脑灵活，思路广阔，提起笔来写作，犹如江河倾泻，滔滔不息。寒暑假期间，我和弟弟替他抄稿件，他写了两张，我们才誊写一张，累得满头大汗，还赶不上他的进度，积压许多稿子。这时大哥停住笔，叼着烟嘴笑嘻嘻地说：“歇会，歇会！”我和弟弟羞愧得相视而笑。 我在北师大二年级时，结识了桂惜秋，彼此处得来。惜秋出身穷苦，读书用功，爱好文学，大哥喜欢他，母亲虽持门户之见，经大哥再三开导，终于允许我俩订婚。结婚后，有孩子负担，大哥除经济上支援外，又帮助惜秋写作，使他写作小品文进步很快，投寄报刊，稿费收入很可观，这才摆脱了小家庭的困境。 1932年，农历五月初三日，大哥的爱女慰儿，因感染猩红热而死去。这孩子性情温柔，长得秀丽，出生八个月就跟我睡，我特别钟爱她。那时我怀孕第三个孩子，正待临产，当得知这一噩耗，那顾得自己健康，立即飞奔回家。家里大门紧闭，贴着“谢绝亲友探望”的纸条。我敲不开门，就在外面放声大哭。大哥呜咽着跑出来，接我进书房，又对哭一阵。不料惊动了白发老母，和卧病在床的嫂子，才抑制哭泣。大哥遭此丧痛，圆圆的脸，瘦成三角形，胡茬很长，显得苍老多了。 “九一八”事变，北平受波动，大哥怕母亲受惊，搬家到南京。我和二哥小妹，因工作关系仍留在北平。从此，和大哥相聚的机会少了。芦桥沟事变，日本鬼子打进北京城半个月光景，二哥病故，丢下寡嫂幼侄，情景凄凉。我和惜秋拖着两家十口人，逃到南京。适逢大哥病在床上，他见嫂侄戴孝，揣测二哥已死，足足痛哭一个多小时。叫二嫂、侄儿到床边，深切安慰，并替他们筹划今后的生活出路。 抗日的烽火，烧到南京外围，形势紧张，我们几家搬住安庆元宁巷。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日寇长驱直入，安庆危急，只好搬到潜山岭头的老家。大哥坐着黄包车，脚边堆着满满一网篮书籍、稿件，手捧书夹子，沿途不断地记录。投宿高河饭店时，深夜还点着蜡烛，伏在箱子上写通讯，整理白天的笔记。可见他终生与笔墨为伴，绞尽了脑汁，饱尝了艰辛。 1938年，他奔赴“陪都”重庆，继续写作生涯。这期间，他写过《蜀道难》、《八十一梦》等小说。大哥曾向我谈起在重庆期间，毛主席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时，曾在南温泉召见他，并送给他一套灰布制服。前几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何建明同志和大哥友人郝耕仁的女儿专程来访，他告诉我，在延安时，周总理曾评价恨水哥的《八十一梦》是进步书籍。大哥对党的关怀，常常谈起，深表感激之情。 抗战胜利，大哥定居北平。解放后，他寄给我《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磨镜记》等故事新编小说。 1955年，他来信说，不日将从合肥来安庆。我们全家高兴极了，接连几天，早晚都上车站迎接。终于盼来了。大哥发有银丝，面皮皱摺，显然衰老了。 大哥在1949年患脑溢血留下的后遗症，使他舌头僵化，言语不便，步履蹒跚。见此形象，我不禁暗地落泪。他在安庆住一星期，每天和惜秋叙述别后经过，谈论文学创作。又曾去迎江寺和月海方丈论证宝塔的历史，并在《安庆报》发表了《长日绵绵话安庆》的文章。大哥走的那天，惜秋拎着他简单的行李，我尾随在后面。至近圣街口，大哥回头对我说：“你回去，我有机会就回来！”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好频频点头，痴立在街头，凝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才怅然回家。谁料这一别，竟成永诀了。 1964年前，大哥的来信，惯用小说笔调和诗的口吻，文字流畅，情意盎然。1964年后，写信渐渐词句不通，意思表达不清，我和惜秋已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 1967年，古历正月初七日，大哥永别了我们，时年七十三岁。惜秋曾为他写过悼亡诗，追叙他的生平。可惜悼诗在“文革”中丢失了！（本文由安庆市政协供稿，张俨魁整理，作者是张恨水先生的妹妹，住安庆市元宁巷三号。）
李辛白先生二、三事（《安徽文史资料08》第22篇）
作者：黄华康整理（现任安庆师范学院党史教员）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因在“新世界”游艺场（北京珠市口西）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便衣警察捕去。全国各界人士对他寄于极大的同情和支持。有个署名“辛白”的人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上写了一首《怀陈独秀》的诗，赞扬他说：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这首诗，脍灸人口，堪称五四时代的心声，其作者为谁？日：李辛白。 李辛白（一八七九——一九五一），安徽无为县人，老同盟会会员，诗人，五四时期担任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新生活》周刊是由他一手创办的。该刊不仅思想新颖，富有战斗力，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丰富多彩，当时对北京学生的吸引力很大，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每本售两大枚铜元，发行率很高。封面印有长井形的方框，井边四周有“博爱、平等、自由、牺牡”八个字。把“牺性”与“自由、平等、博爱”并列，可谓别具一格，对当时的革命青年的宣传鼓动性更强。他在北大期间，一直参与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多次追随李大钊、陈独秀到长辛店参加工人夜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所举办的《新生活》周刊经常发表李大钊、陈独秀和鲁迅的战斗檄文。当鲁迅与章士钊进行论战时，他始终站在鲁迅一边，撰文抨击章士钊。章当时任司法部长，力主制订《出版法》，限制出版自由。李除办《新生活》周刊外，又兼办《北京第一小报》，撰文抨击其《出版法》，其中有名句为：“使名记者章秋桐若在，则章士钊不敢食言矣”（作者注：一九一四年章在东京以秋桐笔名办前《甲寅》，力主出版自由）。与此同时，吴稚晖也与李辛白站在一条战线上，在《京报》发表“讣文”以讽刺章士钊，文曰：“不孝友生，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府君章行严……，府君生于前甲寅，死于后甲寅”。（章士钊又名行严，办后《甲寅》杂志，跟鲁迅打笔墨官司，刊物上画了个老虎，人称为老虎总长）两支笔同时指向章士钊，互通声气，搞得章十分狼狈，几乎下不了台。 一九二六年因追随李大钊参加“三一八”事件，遭到反动军警的追究，被迫转移离开了北京。当他道经青岛转徙上海时，曾赋诗云：“行李萧条书卷重，旌旗杨柳一时新”，他对南方的革命寄予无限的关情。 一九二七年他转居安庆，当时安庆的白色恐怖很厉害，不仅革命活动无法插手，就连存身之地也难找到。从此失去了革命联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他到南京办《老百姓报》（其经费来源由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供给），兼在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因为他所办的报纸是冯玉祥系统的喉舌，经常讽刺时政，捣“蒋记政府”的老底，立言又偏激，因此在一九二九年底《老百姓报》被查封，反动政府通缉他，南京待不住，只好回到无为县老家办了三年国学讲习所（经馆），从事教学与国故研究工作。 一九三四年，杨廉来安徽担任教育厅长，因杨是北大学生，由于师生关系，杨推荐他到宣城中学教书，他主讲国文，教学很得法，又是满腹经纶，特别长于文字学，因此深得学生的欢迎。课暇，从事诗、书、画的创作，他写有《水破山人诗集》。书、画也别具风格。沈尹默称他是“三绝画、诗、书，五岳动摇一支笔”，说他的诗、书、画是“清新俊逸”，“挺拔不群”。同时，他又是收藏家，文物资料极其丰富，他当时收藏有李北海亲笔“千字文”，许世英称之为“海内孤本”，一时被人们誉之为“墨宝”。 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他任安徽省图书馆馆长。在此期间，他专心致力于我省图书资料的收藏保管工作，并执笔整理安徽地方史料，为我省通志编写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一九三八年六月，安庆沦陷，省图书馆奉命迁往立煌（即今金寨县）。由于年老体衰，经不起长途跋涉，所以未随馆去立煌。此后转回贵池家居，闭门不出，与世谢绝。后来他曾自书门联曰：“八年无岁月，万象失纵横”。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欢喜若狂，在贵池创办国学专修馆，由程演生任馆长，自与高节文先生任教授，专心致力国学讲授，并继续从事文字学的编写工作，写有《小学》手稿几本，惜解放后散失。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国学专修馆停办，失业在家，生活极端困苦，真是身世萧条，家徒四壁。尝赋诗自叹：“曲巷人稀桥影断，轻舟款乃橹声柔”，“何时了却临终恨，舵鼓频惊水上鸥。” 一九四九年贵池解放前夕，他安居家中，静盼解放。当解放大军挺进贵池城内时，他带头箪食壶浆以迎人民军队。解放初期，一直是贵池县的开明人士，一九五一年在贵池病逝。在逝世前后，高一涵同志曾两度来信，相约到北京从事国学研究工作，高是他的多年挚友，又在北大共事革命活动，解放后，多次查问李辛白的下落，直到一九五一年才联系上，惜因病逝未就。 安庆师范学院乌以风教授与李为文字交，又曾多年同事，在乌老的《岳云山馆诗稿》里有《怀辛白》诗一首：“诗城风雅独怀才，襟抱华为佳句开，一别终成千古恨，潜云池月共谁来。” 昔人已逝，为尊重历史，特为文以志之。（本文是根据刘剑卿老人回忆口述史料整理，刘系李辛白的内侄，现为东至县政协委员。）
巢县民众反抗国民党镇压的流血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7》第19篇）
作者：鲍春谷等口述，蒋伯举整理 一九三四年春间，国民党政府为了将鸦片集中在云贵川边境种植，他们垄断鸦片贩运，从中牟取暴利，决定内地禁种鸦片，并且强令已种的烟苗限期铲除。巢县北乡有些农民起而反抗，反动当局则调集大批军队，实行血腥镇压。现据当时亲身经历者鲍春谷等人的口述，整理成文，供史家研究参考。 一九三三年冬，正值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发关于禁种鸦片烟的政令之际，洪子远调任巢县县长。洪是个十足的老学究，他认为禁烟令是例行公事，官样文章，不会认真实行的。所以洪到任后，虽知乡间遍种鸦片，也未及时制止。到了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鸦片遍地开花，收浆在即，忽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由南京派员来巢县坐镇，强令铲除，洪子远为了保护乌纱帽，遂慨然以铲烟为己任，亲率几十个县卫队队员下乡督铲。开始先到达柘皋，盘桓了一夕。第二天的上午，由柘皋士绅杨味埙和钱嵩亭二人作陪，洪坐四抬大轿，杨、钱跨着毛驴，一行数十人，前呼后拥，耀武扬威地向黄山地区进发。 先是一九三一年秋，长江两岸发生特大洪水，灾荒严重，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加之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繁重，民不聊生，到处盗贼蜂起。巢县北乡有家道小康的农民方立华和泥水匠吴忠鼎二人（方住小方村，解放初期一度任我人民政府副区长；吴住包家坊吴大明村），为首倡导组织红枪会自卫，一时附近村庄的丁男，相率响应参加。参加该会的人员，都是武装整齐，各执一支红缨枪，另备一柄匕首，插在绑腿上，无事则散而为农，有事则聚而对敌。负责领导的人，名为堂长，主要当权的是老师。大家都服从老师指挥。老师传授法术，化符念咒，焚香降神，宣传练成硬功夫，“刀枪不入”。一九三四年春，红枪会组织，在巢北一带遍地开花，几乎处处有会堂，村村有会员。 洪子远抵柘皋时，政府要用武力硬铲烟苗的风声，已传遍种烟区。民众闻知消息，异常恐慌。对于很快就要到手的收入，谁忍轻易放弃？红枪会决定先以武力抵制，然后进行谈判。于是以方立华、吴忠鼎二人为首，集合了红枪会员一千余人，埋伏在离柘皋约七、八里的杨庄附近，严阵以待。迨洪子远踏入警戒线以后，警笛一鸣，喊声四起，在大刀长矛交织之下，洪子远一行人马被全部包围。人们把洪从轿子里拖出，把轿子打得粉碎，跟随洪的队伍，也被缴了枪。陪洪子远的士绅钱嵩亭吓得乱窜，被红缨枪在屁股上戳了三下。经过一场纷乱，会堂负责指挥的谢逍遥老师，出来当众宣布：无条件把洪子远和县卫队立即放回，但钱、杨二人要暂留乡间。 洪子远狼狈返回柘皋，与有关人士见面，惊魂甫定，老泪纵横。谈及如何使钱、杨脱险，洪子远莫知所措，非常忧虑。后经大家研究，乃浼托翟少垣（柘皋大兴商号经理），到红枪会同其首领方立华等进行斡旋。红枪会方面提出两点要求：①保留烟苗不铲，遵章纳税；②不追究抗拒官府的罪责。经数度往返洽商，洪子远表示：①负责向上级恳求不铲烟苗；②自身所受惊扰，不加追究。红枪会方面遂将钱、杨二人放归。 不久，洪子远提出要红枪会方面派人赴县商讨保留烟苗的办法。由柘皋士绅担保，红枪会方面派了方立华前往。不意方抵县后，即遭监禁，并胁迫他宣布解散会堂，具结同意铲除烟苗。方立华婉言拒绝，形成僵局。红枪会探悉这个消息后，痛恨洪子远的背信弃义和柘皋士绅翟少垣等的狼狈为奸。在老师谢逍遥率领下，两千余名红枪会会众，向柘皋大兴问罪之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天，但见五色旌旗，迎风招展；双排刀矛，银光闪闪。红枪会的会众，潮水般涌向柘皋。所有参与担保方立华的士绅，均闻风而逃；举镇商民，也都惶恐万状。当时鲍春谷是柘皋镇一个自命不凡的青年（二十三岁），平素好交游，爱管闲事。见到这个场面，他认为是露头角的好机会，想凭自己三寸舌，解本镇的万众围。遂邀刘树堂（青帮中的小爷）、盛仲篪（翟少垣家的管家）、刘一尘（任过伪警察局长）等四人，出来维持局面。他们首先通知全镇饮食业商店，免费供应茶水和招待伙食，损失统由商会结算赔偿。接着亲自找红枪会方面主要负责人谢逍遥晤谈。谢逍遥年约四十余岁，身高体胖，穿一件夏布长衫，手执拂尘，态度从容。他很和蔼地对鲍春谷等人说：承蒙招待，却之不恭。我们敬神，不茹荤腥，请转告饭馆办点素食给孩子们吃。别的问题一句未谈。鲍等在会见谢逍遥之后，又转赴各处，分别拜访红枪会的堂长。奔走半天，他们并未摸清红枪会方面的意图。 迨至下午四点钟左右，红枪会员全部到北门东岳庙集中。白旗会堂长钱普祥特来鲍家通知说，谢老师立等他们去谈话。鲍等四人，急忙赶赴约会的地点。到那里以后，谢逍遥对他们说：为了既减少贵镇麻烦，又充分地交换意见，拟请各位先生屈驾随我们一道下乡商谈问题。事属两利，谅勿见却！鲍等内心都有点顾虑，惟恐被扣作“人质”。鲍对谢说：下乡聆教，固所愿也。但须回家告知家属，免生误会。谢说：我已派员通知过了，无庸顾虑。说罢，便指挥各堂会排队启程。鲍等四人，被领先开动的一队，数十人押着同行。行抵石塘韩村附近天已黑了。忽见有人持灯前来说道：谢老师请鲍先生你们去谈话。来人把鲍等引至一条大塘埂上。埂边有几排杨柳，树上挂着四盏手提灯，树下摆列一排躺椅和几张大方桌。谢逍遥与一班堂长早已迎候在那里。鲍等就坐后，有人送来茶烟。谢逍遥首先发言：今天拖累几位先生星夜下乡，又无好的招待，实感抱歉！但各位先生，不辞劳苦，为地方排难解纷，如能化干戈为玉帛，也是一件大好事。彼此一见如故，应当开诚布公，畅所欲言，毋庸顾忌。他接着说：现在政府许多措施，确实不能令人满意；有些政令，很难教人遵行。例如铲烟苗的问题，政府一定要铲除，就应早为禁种，及时劝导农民普兴麦菜，不误庄稼；延至目前，烟苗已经成熟，将届收获之期，如果铲掉烟苗，补种农作物的时机已失，午收全部落空，民生将从何出？那不是置百姓于死地吗？！谢又说：方立华是个忠厚农民，政府骗去议事，乘机扣押，这种做法，不能不引起广大民众无比愤慨。而方立华被扣，主要是相信贵镇士绅们的担保，以致受骗。依据众怒，大家要和贵镇为难。兄弟一再劝解，并强调指出，真正背信弃约的是政府，是洪子远，而负责担保，使我们上当的也只是柘皋少数士绅，不能殃及全体商民。这样才基本上消除了误会。此次赴贵镇，大家总算很守纪律。但去的目的未能达到（主要是找保人和与镇上谈条件）。所以不得不拖累几位先生枉驾下乡。这样做，对诸君来说，固属唐突，对贵镇来说，实是有利，一片苦心，希望鉴谅！倾谈后。谢又邀鲍等同到村上吃夜餐；吃的是大枣炖粥。饭毕，谢以较严肃的态度向鲍等郑重提出两点要求，请转达保人：①要尽快地把方立华营救出狱；②要保留烟苗不铲。并指出这两点要求完全实现，才算彻底解决问题。最后谢对鲍等说，请你们马上回去。鲍等不敢相信是真的，故作试探性的回答：我们听到老先生所发的议论，无任敬佩，仍愿作竟夕之谈，多聆教言。谢说：我也很想留请诸君长谈。但念诸君来得仓卒，各界不明真相，如果延迟不归，难免有坏人乘机造谣，扩大不利影响，加深双方隔阂。我们考虑：诸君去比留好，早归比迟回更好。鲍等始信放他们回去，完全出于对方的诚意，喜出望外，即刻动身。谢派了几个人，拿着手提灯送他们。 鲍春谷等从乡里回来，第二天同有关人士见面，把下乡的情况和会堂提出的要求，转告了大家。经过分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问题不好解决。由于鲍等无法给会堂以具体的答复，一时谣诼丛生：今日传闻红枪会在某村集合，准备蠢动；明日又传闻他们要到柘皋提人；风声鹤唳，一日数惊。镇上的富商巨贾，都把眷属（鲍等家属也在内）送往巢城暂避。 国民党巢县政府，为红枪会抗拒铲烟苗，具情向省告急。省里指派芜湖专区副司令胡佩庚领兵镇压。胡调无为、含山、当涂三县保安队，配合巢县保安队共约五、六百人，亲率莅境，号称“平乱”。以当涂县大队长任森（湖南人）为指挥官。先驻柘皋宿营。次晨，开赴黄山地区，准备沿路一面强制铲除烟苗，一面剿灭红枪会组织。他们行至离柘皋约五里地的周家岗村，即与红枪会布置的前哨接触。部队尚未站稳脚步，突然一声警笛，手执刀矛的丁男猛冲过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连续戳死军士七人；部队向后溃退，红枪会乘势追击。伪指挥官任森守在东岳庙背后张舒村，占据了制高点。他令轻重机枪疯狂扫射，弹雨横飞，火网密集，红枪会员连续有十八人被击毙，倒卧在血泊中。本来红枪会员迷信有神护持，刀枪不入，所以横冲直撞，毫无顾忌。至此，眼看符咒没有灵验，皮肉难挡炮火，便吓得惊慌自乱，畏缩不前。伪指挥官驱众猛攻，红枪会员四处溃散。军队紧随追赶，一直追到包家坊（离柘皋十八里）。这支镇压民众的军队，在沿途经过的村庄，任意掳掠，并纵火烧屋，各村遗留的尽是妇孺老弱，无法抵抗。事后调查，计被烧毁的村庄共有二十四个：周冈村、葛家岗村、金家冲村、东储村、汤家垌子村、北庄村、大储村、陆家岗村、挂山赵村、石唐韩村、河梢靳村、苑许村、小茆村、太平庵村、大树刘村、团山靳村、汤家岗村、闹市汤村、吴大明村、东韩村等。军队当晚驻宿大树刘村；翌晨，继续向黄山进军。红枪会聚众数千人扎在山边，闻到同人被打死，家室被烧毁，人人切齿痛恨，个个义愤填膺。在他们正要与前来镇压的军队接触之际，忽见空中出现一架飞机在周围盘旋飞翔，以为这是由南京派来助战的，他们惟恐飞机投弹轰炸，或开枪扫射，遂一哄而散。谢逍遥也乘隙不辞而别，“逍遥法外”去了。红枪会组织至此也全部瓦解。至于鸦片烟苗，除沿大路旁铲去若干而外，绝大部分未铲，国民党政府对此也未加追究，不了了之。巡抚附：遍搜文史资料，竟然也能发现如此文章，可喜可贺。本文幽默诙谐地记述了毒农抗法事件O(∩_∩)O哈哈~关于文中加粗部分，略为解释。当时属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安徽省十专区时期，芜湖为第二专区驻地，辖县有芜湖、当涂、巢县、繁昌、南陵、铜陵、无为、庐江，合计八个县，而此时1933年正处于首县制向十专区的过渡时期，首县制时期芜湖还下辖和县和含山，此时刚刚划归第五专区不久，所以文中说省政府令芜湖专区司令调含山兵力合围，属于合情合理。
安徽省府主席之争及其一再流亡的经过（《安徽文史资料07》第17篇）
作者：石慧庐 一九二七年春间，北伐军的势力达到了安徽。原北洋军阀的安徽总司令陈调元和旧安武军旅长王普（倪嗣冲之婿）从前方败退下来，均纷纷率部投降。北伐政府按接收政权的过渡程序，先成立了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以湖北人蒋作宾为主席。我于是年夏间，由上海回安徽，任国民党省党部秘书。经过两个多月，省政务委员会正式改组为安徽省政府，由当时“国民政府”发表安徽省政府委员若干人，我也夤缘转任省农工厅主任秘书，兼省府秘书处秘书。这个政权成立不到一个月，因何健东下，遂告解体，并由安庆流亡到芜湖，由芜湖又流亡到南京。其间党派与名利地位之争及其一再流亡的经过，特为追记。时间过久，记不清之处，尚望当时身历其事者订正、补充。 一、安徽旧党人的派别和当时局势 在这里先要讲一下过去安徽国民党人的派别：在军事方面和从资历来看，寿县人柏文蔚（烈武），于民国初年曾为安徽都督，癸丑二次革命讨袁时，又是发难讨袁四都督之一，资格最老。另一寿县人管鹏（鲲南），于清末曾鼓动安庆新军起义，民初任省议会议长。许世英任安徽省长时，管以半公开形式，在安徽组织国民党支部活动，遂隐为当时魁要。管柏虽同系寿县人，但由于他两人意气之争，有形无形地把安徽国民党人分成两个派别。当时便有好多人于谈话间，总要加点声明：“我既不是‘柏派’又不是‘管派’。”后来蒙城人张秋白，与管比较接近。张曾任国民党的交际部长。他认为柏文蔚有些老气横秋，不如管较易相处，所以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前后，和管拉拢一气，以分柏的势力。但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约在一九二七年阴历端阳节前，我从上海回安庆，记得是和省会公安局长曾贯吾（湖南宝庆人）的爱人一道乘轮船走的。曾应张秋白的邀请，已先到安庆就职了。张秋白则早任省政务委员会委员。我初回安庆，就觉得省党部内的委员接近管鹏的，如陈紫枫、李次宋等人，和张秋白已经貌合神离，而张除与陈李诸人虚与委蛇外，更竭力拉拢国民党省党委陈果夫系的汤志先、葛晓东、路锡祉三人，以与陈李对抗。在省政务委员会方面，又竭力吹捧主席蒋作宾和委员刘复，拉拢旧官僚、委员余谊密等，彼此沆瀣一气，形成张在安徽政治方面的特殊力量。 正当安徽省政务委员会酝酿改组为安徽省政府的时候，在安徽境内有两个拥有实力的军人，都想当安徽省政府主席。一个是从北洋军阀投附过来的新编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一个是新成立的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而蒋介石独把这两个人都搁在一边。这是蒋一贯的作法，他认为柏文蔚资格虽老，但是嚄唶宿将，不易驾驭。同时认为柏的队伍是新成立的，没有多少利用价值。陈调元确是蒋心目中的奇货，但蒋背叛人民在南京成立蒋家王朝的时间不久，武汉方面那时尚未反共，他一面要打“完成北伐”的幌子，另一面主要目的，需向武汉出兵，所以要实力较厚的陈调元部在前方打仗，作为他扩张势力的本钱。至于地方党务，他已经利用反动势力打毁了早经成立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易以“改组委员会”的省党部；地方武力，则以投附改编为二十七军的旧安武军旅长王普部的实力维持现有局面。由此可以看出皖省政局的改组，蒋是有一定打算的。 二、张管交恶和管蒋争主席的经过 蒋介石对安徽地方的人事，有他的打算，于是便按他的计划，发表了一张皖省府委员的名单，计有蒋作宾、刘复（原政务委员会委员）、管鹏、李因（原贺耀祖所领导的四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安徽巢具人）、周雍能（江西人）、何世桢（安徽人，原上海私立持志大学校长）、王普（安徽人，原二十七军军长）、张秋白、韩安（均系原政务委员会委员。韩系教会人士，原任安庆市政筹备处处长，后任安庆市市长）九人。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各省省政府的组织，省主席及省府各厅厅长皆由省府委员间相互推举，而不是由国府指定的。所以蒋介石这一命令的发表，使蒋作宾和管鹏都大感头痛，尤其在旁大发牢骚的是张秋白。他说：“主席的推举要本着人才主义，管鹏的才识远不如蒋作宾，若推举管鹏做主席是大错特错。”蒋以湖北人，自揣主持安徽省政没有什么把握，惟一的是倚仗张秋白为他大卖气力拉拢选票。管鹏开始以为皖省主席非我莫属，后见张秋白从中作梗，而蒋作宾先到安徽，曾任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已经树下根基，且其人来头亦显然比自己大，鹿死谁手，尚在不可知之数。双方在此酝酿期间，均以争取外来的周雍能和旧军阀王普的两张选票为目标，彼此摩拳擦掌，大肆宣传鼓动。管嚼利用工会等民众团体组织请愿，省党部的管派委员陈紫枫、李次宋等、则表面倡为调处，实则完全站在拥管倒蒋方面。我和管、张两人皆系旧识，和陈、李更为接近，因此，张对我便不似从前的亲热。 接着互选主席的一幕是这样的：双方形势均等，只争周雍能和王普的两票。周雍能看安徽人不愿蒋作宾当主席，自然就顺风转舵。王普本为北洋派旧军人，以安徽人的关系，同时又有人从中拉拢，便也投了管鹏一票。于是管鹏遂以五票当选主席，而蒋作宾以获四票落选。这一局面既定，复互选蒋作宾为民政厅长，周雍能为财政厅长，张秋白为建设厅长，李因为农工厅长，何世桢为教育厅长，并任命狄侃（江苏人）为省政府秘书长；复叠床架屋的任张拱辰（霍邱人）为省府秘书主任。这样一来，安徽省政府明显地划成了两派。 三、管记省府流亡到芜湖前的布置 省府内双方相持的局面是很短的。国民党汉口政府不久也反共了，一时军政情况甚为混乱；何健率军东下，态度相当暖味。皖省府和省党部诸委员鉴于王普和鄂军夏斗寅的军队从前方撤退，深虑省府没有实力保障，恐怕落入何健之手作了政治俘虏，于是他们连日密议作逃跑之计，表面上仍故作镇定，宣布将省治迁往芜湖，实际上便打算暂逃芜湖，再看风色。省府下令停靠南门外的小兵轮“安丰”号随时升火待发。省党政诸人的逃跑也是各走各的，彼此不顾。我记得上“安丰”兵轮的当晚，在省府召开会议，来的人也零落不全，仅到管鹏、李因、何世桢、狄佩、张拱辰和我，及省党部委员陈紫枫、李次宋、秘书徐仲白等几个人。蒋作宾、张秋白、刘复、韩安等并未到场。大家先讨论走后的布置，即城防与治安问题交给谁人来负责？对这个问题讨论很久，相顾无策，后来由李因想出办法，去找他当时住在安庆的同学陈某（名字记不得了），请省主席下一手令，任命他临时权代省会公安局长；这人和何健相熟识，何健来不会敌视他的，也许还会叫他继续干下去。大家都认为李说可采，若此人能接受这项命令，那便是临时维持治安的最适当人选了。当下李即去找陈，陈已睡觉，询知来意，初尚不肯答应，后经李一再劝勉，陈才答应了。当时有人笑这人可算是“幸运”，在家睡大觉飞来一颗印信。其次是讨论有没有在临走时需要释放的人。谈到有一个女人，好象是情节重大之王步文的妻子，因逮捕王未得，搜出其家有共产主义书籍，因而逮捕的。当时她已经有了身孕，原来是拟待其分娩后再为判罪的。何世桢认为此人应该释放，我也竭力赞成何说，众无异议。我催主席下手令，管鹏那时正躺在沙发上，说：“你替我写吧！”我拿起毛笔立即写“×××着即释放”几个大字，随即钤了管的印章，将这人放掉。当时促成这件事，我觉得是做了一件心安理得的事情。 四、管记省府流亡到芜湖后种种 我们到芜湖后，借十三道门袁仲轶宅作为省府办公地点。管在那里发表汪绍周为芜湖市公安局长；对各县也仍然发号施令，并派出若干委员赴外县提款。但是由于省局动荡，各县县长大半观望，不肯付款，弄得省府开支顿形桔据。这残破的流亡省府，蒋作宾、刘复等从未来过，张秋白等亦只来过几次，省党委汤志先、路锡祉、葛晓东等也很少来过，只有接近管鹏的省党部委员陈紫枫、李次宋等天天在那里。那位秘书长狄侃，也无事可做，凡事主席只找主任秘书张拱辰商量，狄终日郁郁，不久也就走了。其实在那时候，根本也谈不到有事可做。谁知祸不单行，到芜湖后不久，汉口方面刘兴部队东下到了芜湖。何健与刘兴部队东下时，号为“江左军”与“江右军”，是以钳形的攻势向下游来，何健的江右军，既不费一兵一弹先占领安庆，刘兴的江左军也就趁势东下，占领了芜湖。刘兴到芜湖后，即委派芜湖市公安局长，号令一切。那时时局已根本上起了大变化，号称宁汉合作的局面正在酝酿，从前宁方所委派的各省文武官吏都待改组变动；芜湖既成刘兴部势力范围，则宁方的省政组织已成废物，所谓省府命令，已经不出十三道门袁宅一步。刘兴虽未派兵干涉，其情势，这一批人纵想赖在那里撑起一块流亡省府的招牌亦不可得了。我还记得在阴历中秋节这天，省府卫队例须犒赏点过节费用，计卫队尚有三四十人，大家说：“每人可发一元。”管主席说：“只能发五角钱了。”大家也就默然。过节后，大家无事可做，只有三几个人聚在一起，研究如何获得每人全部欠薪，还有人提议，要求主席就各人职位发一张正式委任状，以便将来铨叙时有根据；每人都在作散伙的打算。恰巧省府卫兵上街，碰到刘兴部队检查他的臂章，问他：“你是哪个省政府？”卫兵回答：“我是芜湖省政府。”刘兴的士兵说：“安徽省政府在安庆，芜湖哪有省政府？”便要扣留他；经卫兵说明，这芜湖省政府就是安庆的省政府迁移过来的，才免去一场风波。这样一来，省府诸人在芜湖更呆不住了，遂把卫队遣散。那时宁汉正演“合作”一幕戏，蒋介石假装下野，树倒猢狲散，人人各奔前程，流亡在芜湖的省府诸人，既在芜湖呆不下去，便又度第二次流亡生活。管鹏和几个省府委员又把安徽省政府一块木牌挂到南京红纸廊不远处的一个小学校内（记得是安平街小学）。省府迁治迁到芜湖尚有可说，由芜湖再迁到江苏南京，那真是十分滑稽而不可解说了。或许他们的用心，认为自己是出于南京方面所委派的，现一再被逼，既不能在安徽存身，只好仍然搬回南京，叶落归根，以示不忘所出；况且宁汉正议合作，可能还有向新组织认货讨价的意思。 在迁宁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十三道门附近路上，遇到张秋白坐在私人装有电池的包车（人力车）上，车夫拉得很快，张秋白瞥见我走在马路上，连忙招手，高声喊叫：“石秘书！石秘书！”转瞬车已不见，这是我和他最后的一面。后来张在南京城北梅溪山庄被人暗杀，据说是王亚樵派人干的。王与管鹏交谊不深，与蒋作宾更无渊源，但与柏文蔚交谊素笃，这暗杀案的内幕外人不得其详。究竟是什么关系？经过如何？我想或有人能够知道而可以写出来的。总之，这事有关安徽政争，是可以肯定的。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安徽的兵患匪祸（《安徽文史资料07》第10篇）
按：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安徽期间，兵急连年，盗匪蜂起，股匪所过之处，十室九空，一片焦土。反动官僚、军阀，养尊处优，醉生梦死，全然不顾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些则是兵匪相通，互为补充，狼狈为奸，残害人民。下述四篇记叙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浩劫，便是这个时期兵患匪祸的一个缩影。 芜湖兵劫见闻 一九二六年冬，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被北伐军击溃后，孙仓惶逃回南京。进驻鄂东的北洋军阀陈调元部队也退回安徽；陈调元回安庆，王普仍返芜湖。芜湖除王普直属的一个步兵团和其他部队外，尚有陈调元的骑兵团和炮兵教导团。反动派凡是经过战役的部队，无论是胜是负，没有不骄横的，又值陈调元两个月未发薪饷，士兵们更加浮躁。在十二月某夜，陈部骑兵团便首先鸣起枪来，接着各处部队也都鸣枪响应，蜂拥到繁华市区各商店、居民家中大肆进行抢掠，直至天明方才各返驻所。商民损失严重，特别是金表店和布匹店更是他们抢劫的重点对象。次日大部份商店门前都贴着“被抢一空，无力营业”的字条。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官兵竟将所抢劫的东西，公开的摆在市区出卖，特别是芜湖北门外，如同集会一般的热闹。有些商民，为生活所需，又拿钱去把自己被抢去的东西买回来。这些官办匪徒把抢的大批东西变卖成钱，便大吃大喝大赌起来。事后芜湖全市商民对公然肆行抢劫的所谓官兵，联合向陈调元报案，陈调元仅把其骑兵团长撤职，敷衍了事。 当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安徽广大人民对陈调元进行猛烈地声讨，特别是芜湖的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抬着睡在棺材内纸剪的陈调元假象，伸出手来要钱，喻为“棺材里伸手——尸（死）要钱”，藉以泄愤。但由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置人民的愤怒于不顾，反委任陈调元为安徽省主席。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董绍周） 李老末股匪焚掠六安的罪行纪要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盘踞在河南的匪首李老末（又称李老猫），率领大股匪众由河南窜到金家寨（距六安二百一十里），后复相继东窜进占麻埠和苏家埠（距六安只四十里）。匪徒凶悍异常，防堵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一触即溃。李匪向六安县城愈逼愈近，国民党县长邢元伟、警备营长蒋鹏程弃城逃到县城东二十里铺，所携枪械，被当地红枪会缴去。二十三日拂晓，李匪遂由苏家埠一路顺利进入六安城。 李匪进城后，挨门逐户，搜劫金银手饰。铜钞不要，撒于地上。有贫苦居民未及逃走者，被匪提去，须出十元八元，始行放走，否则砍其头或断其手足。夫子庙水池中死尸累累，四肢多残缺不全。青年妇女多被奸污，有轮奸而死者，有奸后而以刀穿破肚腹者，也有的妇女惧被侮辱投井而死，南内三道巷苏家大井一处即死妇女四十多人，残酷之状，不能尽述。二十四日李匪离开六安，临走时绑去男女有一千余人，又在四门内放起火来，直到二十五日下午四乡红枪会进城，才把大火扑灭，仅存北门内几道街未烧，余则尽归灰烬。李匪离六安复进窜霍山，因霍山早已得到六安失陷的消息，人民纷纷逃走。李匪到时，除抢劫放火外，所绑肉票不多，仅住一夜，即呼啸向潜、太的山中而去。 不料三十日黎明李匪又回窜六安，匪众比前增加，红枪会未与接触，亦先时而逃。匪众如入无人之境，搜索一空，越两日扬长向西而去，进驻苏家埠不作走计。 李匪住在苏家埠不走，其主要目的，乃为利于赎票者就近赎票。对前来说赎票者，非常客气，名曰“接财神”。但无钱赎票，则一日三审，不分男女，用长大板凳压其手足，不使动弹，用铁丝鞭其背脊，名曰“刷鸭子毛”；有因受刑过重，立时死于鞭下。历时过久无钱赎票，即以大石砸其脑壳，名日“砸鳖”。故被匪砸死者，全是贫人以及家中无人奔走者。 至五月初四下午（注：即在匪徒两度窜入县城，放肆烧杀淫掠、如入无人之境达十二天之后），驻防蚌埠的国民党第九军第十五师师长黄国梁才率领军队，经六安向苏家埠进剿。匪被击溃，向麻城逃窜而去，黄部即停止追剿。 那时六安已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市民不许弃职逃跑的县长邢元伟复任，公推六安商会主席周子谦（合肥人）为临时六安县长。鉴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皖西一带红枪会自发地发展起来。 关于匪首李老末，有人说，他是河南禹县人，弟兄有六个，他最小，故曰“老末”，本名叫“振威”。曾在刘镇华镇嵩军当过下级军官，以闹饷淬变为匪，联络豫匪韦大邦、刘开泰、李效忠（李老末侄儿），号称三团；另外有李祥玉骑兵一营，最为残酷。一九二八年腊月大雪，李老末在商城山中，被夏斗寅部击毙，余匪缴械遣散，所绑肉票未赎者亦同时给资回里。（史慕山） 股匪老洋人陷阜阳记实 阜阳县为皖北较大的县份之一，土地辽阔，物产丰富，向为股匪垂涎劫掠财物之地。一九二一年冬季，有河南鲁山县匪首外号老洋人（其真实姓名，隐讳不详），啸聚、裹胁鲁山、宝丰一带匪众不下万余人，窜犯阜阳。此时城防部队是民团组织。民团司令倪道煦，是倪嗣冲之侄，乃一纨绔子弟，且昧于军事，谬掌兵权。所属之团长倪德馨是其族侄，其年龄较长于倪道煦，双方争权夺利，对城防责任却互相推诿。老洋人匪众在攻城前即以少数匪徒，化装商贩，携藏短枪、炸弹，混入城内，城防部队尚不知不觉。入夜，匪众逼近城郊，驻防西关的民团部队，约有一营兵力，与匪一经接触，即被击溃。当时已混入城内之匪，响应而起，一面袭击守城门官兵，一面呼喊：“老洋人进城了。”遂纵火焚烧民房。当大股匪众攻入城中，民团司令倪道煦、团长倪德馨仓惶失措，竟恬不知耻地杂入难民中一同而逃。老洋人匪众在城内盘踞三日三夜，纵情烧杀淫掠而去。临行架去青年少女六十余人，连同所劫掠的财物，回窜鲁山老巢。被架妇女之家，携钱去鲁山向匪赎票。老洋人以绑架之票，按其家资多寡，或成万，或成千，最低者五百元现金，予以赎回。官僚富豪之家，有此财力者，都将其妇女赎回，无此财力之户，只有忍痛将其女儿弃之不问。这是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给人民带来的浩劫。（谭昆山） 阜阳西乡的一次匪劫 阜阳柴集西十二里李楼鼓寨是一个较大的寨子。一九二八年秋，匪首老王泰纠合数股杆匪，号称五万之众，盘踞柴集以西一带，纵横百余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四乡居民到李楼鼓寨避难的八百余户，男女老幼共三千五百余人。当匪众攻寨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闻不问，不发一兵一卒。该寨寨长李老秉，为自卫计，率同圩户各执土枪与匪对抗，激战一天一夜，终因众寡悬殊，天将明时，被匪众从寨西北角攻入。因为圩户敢于抵抗，匪众不由分说，遇人即杀。有怀抱婴儿的妇女，先用刺刀扎死婴儿，后杀其母；六、七岁儿童，亦无一幸免。寨外匪众布岗如林，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犬牙相错，任你插翅亦难逃出。避难的三千六百余人，连同寨内居民共四千七百二十口全部死于匪手，其中只有一名叫李老显的见杀势太凶，钻进死尸堆里，得以漏网。匪退后，有外村王焕章者率人掩埋死尸，共占地四十余亩。匪徒惨绝人寰，不忍卒述，迄今回忆，尤令人胆寒心颤！（张凌九）
祖晨烈士英勇战斗的一生（《安徽文史资料06》第14篇）
作者：祖盛祥 一 祖晨同志，原名祖茂林，化名李春亭、朱文淦、朱涛等，安徽宣城人，一九〇一年出生于宣城县油榨沟镇一个竹工的家庭里。祖晨同志少年时就胸怀坦荡，勤奋好学。一九一八年秋，他考进了设在芜湖的安徽省立第五中学。“五四”运动的浪潮蓬勃兴起，祖晨同志积极投入到这场火热的斗争之中，并立下了扫除妖孽，拯国救民的抱负。一九二二年初，祖晨同志参加共青团，并积极参加芜湖市人力车工人为反对军阀政府增加牌照捐和资本家增加车租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夏，祖晨同志回到家乡宣城。当时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正在席卷东南各省，他发动学生和部分工农群众组织起支援“五卅”运动的“外交后援会”，在宣城、油榨、水阳等地设立检查站，抵制英日货物，销毁鸦片和绅士们用的烟具，打击投机奸商，组织募捐救济殉难志士家属；同时，组织反帝爱国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游行的队伍高唱着歌曲：“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齐努力，用我们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上前，稳着脚步，要高举我们的旗帜。”这一行动，震动了宣城大地，奸商豪绅惶惶不安。开始，他们拉拢行贿，暗地送给祖晨同志一批钱，劝他远走他乡，遭到祖晨同志的坚决拒绝，于是奸商、豪绅和官厅互相勾结，伪宣城县地方审判厅开庭“审判”祖晨。开庭那天，法庭内外挤满了人群。祖晨同志大义凛然地站在法庭上。伪法官道：“私进民房，犯侵犯人权之罪；拦船查车，犯盗窃之罪；烧毁烟具，犯破坏私人生活之罪……。有此数罪，诛有余辜！” 祖晨同志镇定而从容地驳斥道：“进私房，我们没收的是鸦片；强登轮船，我们是为了查禁日货。当今国难临头，贩鸦片，就是抽我们的筋，销日货，就是喝我们的血，凡有血性的人，对此能麻木不仁吗？请问，反帝救国，何罪之有？！”祖晨同志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义正辞严，法庭内外，顿时骚动起来，口号声连成一片：“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士绅、法官、检查官们，见此情景，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一九二五年秋，祖晨同志于厦门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到长崎医科大学读书。临别前，他写信给父亲表示了他的远大抱负。在日本，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日本特支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了，他毅然放弃学业，于一九二七年初归回祖国，参加实际斗争，表现了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 二 祖晨同志回国后，党安排他在上海作宣传工作。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又调他参加北伐，在张发奎所部的政治部工作。在那里他坚持我党的各项主张，扩大党在北伐军中的政治影响。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祖晨同志立即组织所部奋起抵制，不久接到党的指示，他率领在我党领导下的部分北伐军从武汉急行军，七天七夜赶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随军转战潮汕等地。后因战事不利，为保存有生力量，由党出资，他又重返日本，但学籍已被取消，只得又返回祖国。 祖晨同志返回后，中共安徽临委派他到宣城建立党的组织。他一到宣城就和打入国民党县党部的秘密党员田道生同志取得联系，积极进行活动。不久，发展了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江涛（又名江干臣）入党，正式成立了党小组，接着又吸收了范用兴、戴云龙同志为党员，成立中共宣城县独立支部，祖晨同志任支部书记，负责全面工作。他带领支部成员发动工人，建立了店员、布业、肩舆、袜业等各行业工会，入会者达一千多人。同时，加强了学生和农民群众的工作，建立、健全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组织，使宣城的革命斗争开展得热火朝天。一九二七年冬，省临委决定宣城成立中心县委，祖晨同志是县委主要成员之一（据范离同志回忆是县委书记）。县委成立后，及时召开了会议，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把革命重点转移到农村。 祖晨同志到宣城北乡，重点抓了油榨沟镇附近的农运工作。他经常白天以打鸟为掩护到附近农村作社会调查，晚上在镇上办农民夜校，和农民群众谈心交朋友。他善于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事例，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不多久，农民协会和赤卫队都先后组织起来，在斗争中逐步壮大。他带领大家开展了抗租抗债斗争，惩办了恶霸，开仓分粮，济苦救贫，农民们很受鼓舞。 祖晨同志留学日本，国民党政府每年都要发给他一笔补助费。一天，他从宣城县领回留学生补助费二百块银元，走到北门时，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北风呼啸，寒气袭人，他看到路上一些穷人衣裳单薄，无米为炊，就用这笔钱沿途救济，走到了庙埠，二百元钱就全部散光了。 过年了，按照当地习惯，家家都要在除夕这天写副对联贴在大门上，祖晨同志认为这是宣传人民的好机会，他写了许多词句新颖的对联，免费送给穷人。他父亲在油榨镇开了个小杂货店，店号“兴记”，他就以此二字为首，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兴礼由义纠正世界，记仇雪耻誓复山河”。又在偏门上写了一联：“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他以此来号召人民，激励人民。 祖晨同志重点抓北乡，但他也抽时间巡视和指导面上的工作，帮助大家解决斗争的难题，宣讲革命的前途和远景，增强大家必胜的信心。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宣城四乡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相继建立了几个支部，大多数村庄都有党员在活动，抗租抗债斗争那时在酝酿之中。 革命风暴的到来，引起了土豪劣绅和反动当局的惊恐。国民党宣城警察局到处搜捕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正月初二清晨，伪警察局派人到油榨来逮捕祖晨同志。祖晨同志还没有起床，听到打门的声音越来越急，觉得不对头，起来从门缝向外望，见警察已堵住了前门，即跑向后院，又遇到警察，问他：“祖晨在哪里？”他机智地回答：“他还没有起床，我去叫他。”说罢返身奔向母亲房间，打个招呼就上了楼，拔掉椽，掀开瓦，腾身上了屋，越毗邻数家屋脊，从胡家天井坠下，在邻居的帮助下，入夜到了乡下姐夫家。第二天鸡鸣，化装后由姐夫徐爱轩等护送至新河庄乘船到芜湖。那些家伙又砸门又开枪，到处搜查，但祖晨同志早已无影无踪了。路上他对送行的人说：“这次斗争暂时失败了，但革命的种子却播下了，它一定要发芽。告诉乡亲们，要坚持斗争，黑夜不会长久的，天总是要亮的。”确实，打那以后，宣城地区的革命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 不久，党调他到上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在文化艺术界，团结进步作家，办报纸，写文章，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 三 由于反动势力的猖獗，革命队伍内部少数不坚定分子的变节，山东省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省委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一九三一年初，祖晨同志受党中央之命，化名李春亭来到山东，在省委工作，据说是山东省委负责人之一。同年四月，他根据省委决定，去青岛进行恢复市委的工作，领导青岛人民继续进行草命斗争。 祖晨同志来到这座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英雄城市后，首先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区域——四方、沧口一带，联系失掉关系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实际考验，先后吸收了王良栋、武嘉澍和孙殿舜入党（孙以后脱党），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四方机厂宿舍南大院秘密成立了四方支部。支部成立后，立即向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发展新党员，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与此同时，祖晨同志又恢复和建立了沧口区宋哥庄小学党支部、青岛大学党支部。在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建立和恢复的基础上，经请示省委同意，正式成立中共青岛市委，并在无棣二路二十二号新生养蜂场设立市委机关。市委成立后，祖晨同志经常到工厂、学校和郊区农村，深入各阶层做社会调查，指导群众斗争，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壮大党的队伍。他先后在全市各处建立了工会、互济会、反日救国会和时事讨论会等群众组织。他还主办了《工人之家》和《大众》等刊物，宣传党的主张，登载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工人、学生运动的消息，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和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实况，配合全市的罢工、罢课斗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进一步觊觎我山东。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处在反日前哨的青岛人民，对此群情鼎沸，怒不可遏。青岛大学当局却强调环境特殊，不允许学生进行任何反日爱国活动。祖晨同志亲赴青大，直接领导了青岛大学的抗日救亡活动，秘密散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成立抗日救国会，募捐支援坚持在东北抗击日寇的义勇军，还发动了签名罢课运动，组织南下请愿团，这些活动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给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以沉重的打击。 祖晨同志非常重视工人运动，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日营铃木丝厂工人闹工潮，祖晨同志亲临铃木丝厂做调查，亲自写了《铃木丝厂工运指导和组织方法》的小册子，用以指导工人的斗争，并向全市的工人阶级介绍该厂工人反对日本资本家的斗争经验，使工人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 一九三二年五月，日本富士纱厂厂主宣布自五日起，延长工人工作时间，加之厂主对工人的压迫变本加厉，有病不准歇工，动辄开除工人，因而引起工人的不满。全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于五月十九日举行了罢工。祖晨同志即刻赶到沧口，以宋哥庄小学为据点，指导沧口、四方十多个日营工厂的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到处散发传单，揭穿日本资本家的阴谋诡计，迫使富士等纱厂的资本家给工人增加了工资，保证不随便延长工作时间，使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 由于祖晨同志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废寝忘食地从事革命，到一九三二年六月间，青岛市的党组织大部分均已恢复与发展起来，联系和发展的党员达八十一人，团员二十一人，工运、学运蓬勃发展，革命形势很好。 当时统治青岛的国民党反动当局，伪市长沈鸿烈，公安局长余晋和等，对于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惶恐不安，召集狐群狗党进行策划，最后决定派遣特务高振东（又名高俊卿，一九五二年畏罪自杀）以大康纱厂工人身份，伪装积极，混入党内，暗中窃取党的地下组织活动情况，向反动当局密报。一九三二年五月底，中共山东省委决定调祖晨同志回省委工作，派李伟仁同志（原全总巡视员）接替他的工作。李伟仁同志到青岛的第五天（即五月三十一日）就被敌人逮捕。敌人在市委机关所在地新生蜂场搜出一些文件和宣传品。六月一日一大早，祖晨同志知道出事的消息以后，立即冒着危险去海泊桥通知有关同志迅速转移。特务高振东探知祖晨将要于六月一日上午十时在海桥水场和区委接头，便带领侦缉队按时前往该地逮捕了他。接着，市委其他同志也先后被捕，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 四 环境的恶化，对于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来说，绝不能动摇革命的信仰，磨灭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优秀的共产党员祖晨同志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不屈不挠战斗的一个典范。他自被调青岛的第一天起，就置白色恐怖于不顾，积极地投入到炽热的革命斗争之中。被捕后，在敌人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面前，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八月八日，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将祖晨和其他几名同时被捕的同志砸上手铐脚镣，一道押往济南伪高等法院。途中，当他知道有人因为经不起考验，也因为缺乏斗争经验，在敌人的威逼下，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和组织情况时，就抓住时机，避开押差，在火车上对同志们进行保持革命气节的教育，教给对敌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说：“在青岛，不论怎样承认的口供，到济南审讯时都要坚决推翻，就说在青岛口供是被逼胡说的，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斗争。”在他的教育与影响下，同志们坚强起来了，决心同敌人斗争到底。到济南后一概翻了供，弄得敌人手足无措。 祖晨同志在济南监狱里，继续领导狱中难友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有一次，敌人派一个特务假装政治犯，到监狱侦察青岛案犯的情况。这个特务进屋后就大叫大嚷，发“牢骚”，“骂”国民党，祖晨同志察觉到他的气味不对，就故意和同志们为象棋的输赢问题，争吵得脸红脖子粗，大家都非常“生气”，几天不说话。过了三天，那个特务捞不到一点东西，只得悄悄地溜走了。敌人走后，大家又笑着照常说起话来。 叛徒王洪九，在敌人的授意之下，来到狱中监视他们的行动。祖晨同志就约定大家，“狗”在的时候不说话，或者乘“狗”睡觉的时候用在地板、大腿上写字的办法互相谈心。 祖晨同志对同志们非常关心。田海山同志（现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是个刚入狱不久的新难友，和他同押在一起，祖晨同志经常向他讲革命道理，教他唱国际歌，海山同志非常崇敬他。祖晨同志还团结同狱的其他蒙难者，抗议监狱当局的暴行，进行绝食斗争，还对可能出狱的同志交待怎样寻找组织和向党反映情况。 由于长期做艰苦的地下工作，劳累过度，祖晨同志患上了肺结核病。被捕后，在敌人的摧残下，病情进一步恶化，有时饮食不进，呼吸困难，别人认为他生命垂危，但他始终乐观自信。有一次，他日夜咳嗽，大量咯血，病情十分危险，看守们把他抬到隔离室，纷纷议论他“不行了”，他听到了，就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不行了？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活下去。”他是那样的坚定乐观。后来病情果然一天天好起来，他顽强地活下来了，继续和同志们一道坚持狱中斗争。 一九三三年五月间，敌人把与祖晨同志关在同一个号房的陈文其同志送到第一“模范”监狱去了。祖晨同志知道文其的问题已被“判决”，一天，趁放风的时候，他站在高高的窗口向文其同志打着招呼，并在手上写字问他判了几年。当文其同志在地上写了“无期”两字时，他警惕地意料到敌人对他采取的手段将会更凶残。他写信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家里，在信中劝告父母，不要为他过分难过，要看远些，干革命就会有牺牡。祖晨同志早在革命初期，就写信对父亲这样说过：“豺狼当道，道路崎岖，世间如此昏暗，中国如此沦落，男儿有血，岂能凭时事而不解救。人之生灵，岂能容得几个鼠贼之徒宰割虐杀乎！中国人非天生的奴隶，中国定有厚望，中国定有晨光。父亲啊！人间就是如此，斗！斗！斗！男儿的鲜血换得世间的公平，神州的黎明。”这是何等高尚的革命情操啊！祖晨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早晨，乌云笼罩着泉城的上空，天色昏暗，细雨蒙蒙。凶残的敌人把魔爪伸进济南监狱里，嚎叫着来捉人了。被囚禁的英雄们从睡梦中醒过来，毫不畏惧。当看牢小丑们喊到李春亭的名字时，祖晨同志知道，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他很平静地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牢房。狱中的难友一齐涌向牢门。当他看到有的同志悲痛流泪望着自己，有的同志咬牙握拳怒视着敌人的时候，他不断地向大家点头，并大声向同志们告别说：“难友们，同志们，这没有什么关系，革命的细胞是新陈代谢的，永远死不完的，好好干下去吧！”这是多么响亮的声音，这是对后来人多么殷切的期望啊！汽车开往刑场的路上，他从容不迫，誓死如归，带领同时遇难的同志，沿途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这位无产阶级的不朽战士，就这样英勇地就义于济南泺口以西马家道口刑场，年仅三十三岁。祖晨同志虽然牺性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他的光辉名字和英雄事迹，永远载入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册，流芳万世，永垂不朽。（一九八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