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绮丽的芜湖，历史悠久，地灵人杰，物华天宝，贤才辈出，是座名扬遐迩、声蜚四方的古老城市。考查文字记载，芜湖建置迄今，已历两千多个春秋，古称鸠兹，后易今名。 解放后，古城旧貌焕新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市人民不断的努力，芜湖市以她崭新的社会主义城市的英姿，屹立于扬子江畔，犹如镶嵌的一颗明珠，更显晶莹璀璨，光彩夺目。 芜湖市位于我省东南部青弋江与长江交汇处，襟江带河，山水相间，风景秀丽，享有“江城入画”之誉。她是皖南的门户，又是长江中下游和宁铜、皖赣、淮南铁路的水陆交通枢纽。水路上溯九江、武汉，下达南京、上海；陆路东往沪宁，南通浙赣，北接省会合肥；也是通往著名旅游胜地黄山、九华山、太平湖的必经之地。 芜湖地处江南，气候宜人，雨量充沛，物产富饶，素称“鱼米之乡”，在历史上就以长江的重要商埠著称；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更是驰名中外，誉满寰宇。 早年芜湖的文化教育事业，亦比较发达。曾闻名省内外的安徽公学、省立五中、高职、二女师以及民生中学等校，于辛玄革命前后在芜湖相继建立。进步人士李光烟、刘希平、陈独秀、柏文蔚、高语罕、恽代英、卢仲农、宫乔岩、钱杏村、蒋光慈、李克农等，曾分别在芜执教，从事过革命活动，留下了光辉的史迹。 在各个历史时期，芜湖曾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诸如：戊成变法时期，芜湖人民有反洋教、抗租、抗税、抗役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有光复会、岳王会的活动；北洋军阀时期有讨袁运动以及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对芜湖的侵略引起芜湖人民的反帝斗争；“五四”运动时期，有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教育革新、抵制日货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出版《半月刊》、科学图书社出售马克思主义书籍、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组织的建立和芜湖人民支授“五卅”运动、支援北伐战争等活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党领导的农民暴动；抗日战争时期，有新四军在芜湖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和党领导下统战工作以及打击日伪汉奸敌特罪恶活动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有我军游击队在芜湖地区坚持敌后斗争，组织和领导芜湖人民开展反蒋示威和迎接大军渡江活动，等等。极有史料价值。 在政协工作中，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编篡，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对于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编辑、出版《芜湖文史资料》乃我会之夙愿，亦为对此关心者所渴望。 几年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大力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爱国人士，已撰写各类文史资料123篇，约八十万字。其中已由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选用的有23篇，约十六万字。我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次编写的《芜湖文史资料》第一辑，现已正式出版，同读者见面了，这确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芜湖文史资料》第一辑的出版，无疑是我会初衷的良好开端。今后我们将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进一步做好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我们恳切地期待政协委员和各界爱国人士积极撰写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共同耕耘好这块芜湖文史的园地，使之百花争艳，结出丰硕的成果。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从中了解旧时代社会制度之腐朽黑暗，认识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之灿烂辉煌，更加体会到革命先辈创业之艰辛，珍视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建设“四化”、建设芜湖，做出积极的贡献！ 喜看《芜湖文史资料》第一辑问世，纵览历史名城、鸠江形胜，不由欣然命笔；谨志菲言，是为序。刘健农，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
古城芜湖建置沿革简述（《芜湖文史资料1》第001篇）
作者：叶孟明 一、芜湖古称鸠兹的由来 芜湖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最早的行政建置，据现存古代文献记载，是春秋时期吴国的鸠兹邑。《左传》襄公三年（公元前五七〇年）载：“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晋杜预注云：“鸠兹，吴邑。在丹阳芜湖县东，今皋夷也。”《后汉书・郡国志》“芜湖”注：“鸠兹意指鸠鸟棲息繁殖之所。”《安徽通志・舆地志》载：“鸠兹港，芜湖县东四十里，入于长江，或以为古鸠兹也。《左传》楚伐吴，至鸠兹，杜预以为皋夷，今作勾慈，以音相近而讹也。”民国《芜湖县志》记载相同，又云：“芜湖县德政乡有勾慈社，即鸠兹之讹也。”关于衡山，杜预以为在浙江乌程，距今芜湖县之鸠兹太远，与具体情况不合。按《太平御览・地部》引山谦之《丹阳记》云：“丹阳县（治所在今安徽当涂县正北小丹阳镇），东十八里有横山，连亘数十里。或云：楚子重至于横山是也”。《芜湖县志》亦载：“似即今当涂之横山，盖横与衡本通也。” 关于鸠兹在今何处，《芜湖县志》、《太平府志》载有在芜湖县东四十里、三十五里、三十里及在咸保圩诸说。北大教授侯仁之于一九七八年曾亲领研究生作了实地调查，到了芜湖县黄池镇南一里见一土墩，为古城遗址，当地群众称为“楚王城”，因而认为此地即古鸠兹城。这里曾发现印纹硬陶、绳纹陶片、简瓦残片及五铢钱，安徽省博物馆同志鉴定为汉代物，汉芜湖县治所当亦设于此。 春秋吴、楚争夺此地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扼中江要冲，中江即今之青弋江（一说青弋江中段始为古之中江，相传伍子胥伐楚时开挖，至今民间仍有称此段江流为“胥溪”者。），为东通吴越，西达楚国的一条重要河流。《汉书・地理志》“丹阳郡芜湖县”下注云：“中江在县西南，东至阳羡（今浙江吴兴）入海。”《读史方舆纪要》载：“今县河（即青弋江）东达黄池，入丹阳、石白等湖，至银林堰，乃中江故道也。苏常（今江苏苏州、常州）承中江下游，常病漂没。及五堰筑（唐末杨吴时筑），而中江不复东，宣歙之水，皆由县西达于江。”楚兵东伐，先占鸠兹，继续东进到横山（今属当涂），是符合地理形势的。 周元王四年（公元前四七二年）越王勾践平吴。鸠兹亦属越国，楚威王六年（公元前三三四年）楚大败越，杀（越）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史记・越世家》）于是鸠兹属楚。秦王赢政二十四年（公元前二二三年）灭楚，以楚地为楚郡。二十六年完成统一，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将楚郡分为九江郡、鄣郡，会稽郡，（一说鄣郡是汉初置）而鸠兹属鄣郡丹阳县。刘邦、项羽的起义军灭秦，公元前二〇六年，项羽分封诸侯，以鄣郡属九江王英布。西汉初期，郡国并行，鄣郡先后属于楚王韩信、荆王刘贾、吴王刘濞、江都王刘非、丹阳候刘敢、广陵侯刘成。（《史记年表》） 二、汉武帝时设芜湖县于鸠兹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〇九年）改鄣郡为丹阳郡，领县十七，内有芜湖县。（《汉书・地理志》）这是芜湖作为县名的开始。原来这个地方有一湖泊名“芜湖”。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芜湖”（水名）长七里，蓄水不深而多生芜藻，故曰芜湖，因以名县。”宋代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引《宣城图经》曰：“芜湖山在（芜湖县）西南，山因湖名之。汉末于湖侧置芜湖县，以其地卑，蓄水非深而生芜藻，故以名县焉。” 汉芜湖县在哪里？顾祖禹说：“芜湖故城在芜湖县（指明代县城）东三十里古鸠兹。”《芜湖县志》载：“汉芜湖城当在咸保圩。”咸保圩在今芜湖市东约三十五里，位于水阳江之南。但光绪中重修《安徽通志・舆地志》载：“芜湖（水名），在芜湖县西南十五里，源出丹阳湖，过黄池，合五丈湖、路西湖诸水，至县入江。蓄水不深而多芜藻，故名。”清康熙《太平府志》记载相同。这样说，县城在湖侧，湖又在县西南。这些记载是否有矛盾？应该怎样理解？因为古代作为湖泊的芜湖，从大小荆山以东到古鸠兹处都是湖泊。后来农田建设发展，出现许多圩田，湖泊的面积渐渐缩小，只剩下一个小湖在小荆山之东。所谓“湖侧置芜湖县”，当是指古代芜湖（水名）之侧。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一〇六年），分天下为十三刺史部（监察区），丹阳郡属扬州刺史部。东汉时期，芜湖县仍属扬州丹阳郡。（康熙《太平府志》） 三、东吴时，芜湖县治始迁今北门鸡毛山 东汉末年，芜湖县属孙吴。孙权在黄武中（公元二二二——二二九年）将芜湖县治由水阳江南向西移到青弋江下游，即今鸡毛山高地，靠长江边。 为什么县治要移到长江边呢？因为孙权原驻扎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后迁秣陵（不久改称建业，今南京市）。孙吴凭长江之险立国，所以对沿江地区很重视。刘备曾经对孙权说：“江东先有建业，次有芜湖。”（《南齐书・州郡志》）为着保障建业，芜湖县治就迁到长江边了。此后，孙休永安中（公元二五八——一二六四年）在芜湖县置故鄣郡。西晋时，芜湖县仍属扬州丹阳郡。（康熙《太平府志》） 东晋、南朝偏安江左。当时从北方南迁的人民与士族多相聚而居，保持原籍。统治集团为了缓和南北士族的矛盾，争取他们的支持巩固政权，设置了一些侨州、侨郡、侨县。所谓侨置就是把彼处的地名移置此处。东晋南朝的统治区限于南方，却在北方南迁的人们聚居之地设置一些州、郡、县，仍用北方地名，甚至一地有几个州、郡、县，有官而无辖地；又或分或合，或废或复。所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盖自晋成帝以来，州郡类多侨置，损益离合，不能悉详。”就芜湖县地方说，除保存扬州丹阳郡芜湖县外，东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三二九年）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而州治设在芜湖县。（西晋豫州辖地相当今河南省东南部及安徽省淮北一部分，州治在项城）。以后或设在历阳（今和县），或设在寿春（今寿县），八十多年后才以寿春常为豫州治。（见《南齐书・州郡志》）晋成帝时又分丹阳县境（今当涂县）侨立淮南郡（西晋时辖地相当今寿县至和县一带，不包括今六安地区、安庆地区及巢县），郡治在于湖。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三七四年），以上党郡（西晋时辖地相当今山西省东南部）流民侨置襄垣县（原在今山西省境内）于芜湖县西南，并立上党郡，属于侨置的南豫州（州治在姑熟，今当涂县）。后省去上党郡为县。 四、东晋末，取消芜湖县，于湖县仍存 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四一三年）省去芜湖县，其地并入襄垣县。（见《续通典》）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又省去上党县，并入襄垣县。历南齐、梁、陈三朝，襄垣县与于湖县都属于南豫州淮南郡。这里有一个问题：有些古人记载“芜湖即于湖”，但据《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中淮南郡下并列有芜湖县、于湖县，可以证明这是两个县。这两个县有什么联系呢？《宋书・州郡志》载：“于湖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分丹阳县立，本吴督农校尉治。”汉丹阳县在今安徽当涂县地，本与芜湖县境相接。《读史方舆记要》载：“于湖城，在府治（明太平府治在今当涂县城）南三十八里。”说明于湖县是原丹阳县之南境，与芜湖县连接。据侯仁之教授指导的调查，于湖城可能在今芜湖县王𤰙；又民国《芜湖县志》引唐朝魏王李泰主编的《括地志》云：“（芜湖）县东四十里有圩，曰咸保，古丹阳于湖县址。”也可能于湖城即在今芜湖县东咸保圩一带。但这两个地点都在芜湖县境内。为什么史志载于湖湖是分丹阳县境设置的，而实地调查与《括地志》所记县治却在芜湖县境呢？这里须要仔细分析一下：于湖县与芜湖县是紧紧相连的，它的县境大部分是在原丹阳县地，而作为县治的于湖城设在邻近的芜湖县的东境是有可能的。加上东晋侨置豫州在芜湖，淮南郡在于湖，刘宋又侨置南豫州在于湖，当时的芜湖、于湖都属于这些州、郡管辖的，所以于湖城也可能是东晋时作为县治而在芜湖县境。 隋朝统一后，对地方行政区域加以调整，裁并不少郡县，规定地方分州（后称郡）县两级，取消了大州。襄垣、于湖都并入蒋州（后名丹阳郡，治所在今南京市）所属的当涂县。唐初，芜湖是一个镇（巡抚注：此处有误，唐初芜湖因为地处军事要冲关系紧要，设立军镇，属于军事管制区，与县同级或高半级，但与郡县并无隶属关系。），在长江边，属江南道宣州当涂县。唐肃宗时，当涂县改属升州（治所在今南京市），复改属宣州（治所在今宣城县）。唐末期昭宗时又改属升州。 五、唐昭宗时复置芜湖县 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七载：唐昭宗大顺中（公元八九〇——八九一年）杨吴（吴王杨行密）复置芜湖县，属升州。《太平府志》载：“唐哀宗天四年（公元九〇七年），杨吴割当涂五乡、宣城二乡，复置芜湖县，隶宣州。”《文献通考》载：南唐烈祖李昪升元中（公元九三七——九四三年）改杨吴之金陵府为江宁府，置芜湖、铜陵、繁昌三县。《十国地理表》载：南唐析当涂县置芜湖县。这些记载虽然对芜湖县复置的年代有所不同，但芜湖县自晋以来并入襄垣、当涂，历五百余年又恢复了。县城在今芜湖市神山以南，青弋江以北。 六、芜湖与江南经济的发展 芜湖县之所以得到恢复，与江南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经过东晋、南朝近三百年间，来自中原地区的人民与江南土著共同辛勤地开发江南，因而使江南地区“良畴美柘，畦垅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陈书・宣帝纪》）。到了唐代，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唐朝兴修的水利工程有二百六十九项。而江南道有七十一项，居全国十道的首位（引自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到南唐时，“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资治通鉴》卷二七零）。手工业商业亦有发展。芜湖地处“江津之要”（宋史《太平寰宇记》），正如宋代杨颢诗所云：“山连吴楚周遭起，水会湖湘汹涌来，”境内水道纵横，有利于灌溉，因之它的地位不容忽视。自唐迄今，县治历代不废。 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九七五年）取江南，以芜湖县属宣州。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九九七年）以芜湖县改属太平州（治所在当涂），后来在州、军（地方单位）、县之上设路，而太平州属江南东路。此后历元、明、清三朝，芜湖县皆属“太平”，惟元代升太平州为路，属江浙行省；明代以太平路为府，属南直隶（即南京）；清初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康熙中、江南省划分为江苏、安徽两省，而太平府属安徽省。（《安徽通志》） 七、宋代开始筑芜湖县城 宋代芜湖县经济有所发展，兴筑了大量圩田，著名的万春圩即在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一〇六一年）重修，使十余万亩土地成为良田。南宋时江南东西两路“有茗荈（即茶）、治铸、锦、秔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宋史・地理志》）显得芜湖在政治经济、军事地位上，日益重要，因此宋代开始在芜湖筑城。“宋城不知筑于何年，至宋高宗时方毁……观林和靖过芜留詠诗云：‘山掩县城当北起，渡冲官道向西流’，则其位置与今无甚出入。今北门外高城坂，东门外鼓楼岗等处，皆为故城遗址。明初筑城，收缩甚多，则宋城之大亦可想见。”（民国《芜湖县志》）由此可知宋城至迟在林和靖生存的年代（公元十一世纪初）已经建成，而且范围比明城大。至南宋高宗建炎年间（公元一一三〇年前后）毁于兵乱。孝宗淳熙七年（一一八〇年）重建城垣，至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公元一三五五年）又被兵火所毁。一直到明代前期，芜湖虽设县署，却没有城垣。 明代，芜湖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因为它的附近是稻米产区，皖南所产的木材、货物，多通过水道汇集于此地，再入长江运销别处；同时长江上中游四川、湖北、江西的货物东下，下游的货物西上，皆经过芜湖。所以清初顾祖禹说：芜湖“今商旅骈集，明天启中置榷关（即收税所）于此。”明中期以后，我国东南地区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芜湖成为浆染业的中心和炼钢的基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防卫的需要，明神宗万历三年（公元一五七五年）重新建筑了城垣，仍在宋城位置而范围缩小，周围七百三十九丈，其旧城垣地基即今环城路。而实际建城区东起大垄坊，沿青弋江北岸一直向西伸展到江口，形成著名商业区“十里长街”。清顺治十五年（公元一六五八年）就明城基重修，划长街于城外，周围五里。此后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街市逐渐扩大。 八、清光绪二年芜湖辟为通商口岸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芜湖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和货物的集散地，就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目标之一。清光绪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英国和清朝订立《烟台条约》，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并规定租界内洋货免收厘金，洋货运入内地只纳子口税（进口货在海关交纳正税后，运到省的税关再交半税，叫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第二年，英国设领事于芜湖，与清官吏订立“租界约”，划出租界区：东起普潼塔，西至江边，南起陶沟，北抵弋矶山麓。（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接着，俄、法、日、美等帝国主义者也来到芜湖。清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芜湖关道台童德璋和英国领事柯韪良议定《各国公共租界章程》十条，把上述“租界区”作为各国公共通商租界。（民国《芜湖县志》）于是帝国主义者在芜湖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控制长江水运；同时外国传教士在芜湖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分布于鹤儿山、二街、长街、凤凰山、狮子山、范罗山等处（民国《芜湖县志》），进行文化侵略。封建官僚、买办把广州等地的米商从镇江拉来芜湖开设米号，芜湖遂成为“四大米市”之首。芜湖市区遂由青弋江岸扩展到长江岸边。据清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丈量，建成市区由县城向西北扩展约有二点五平方公里。（民国《芜湖县志》）此时民族资本在芜湖有些发展，但因帝国主义、封建官僚、买办势力垄断市场，使民族工商业受到摧残。 民国建立后，废除州府，地方行政机构为省、县两级。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增设道。安徽省分设三道，芜湖道治所在芜湖县，辖皖南地区。又设皖南镇守使驻芜湖县。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废除道，县直辖于省。民国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国民党政府于省下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以专员兼该地区保安司令。当时安徽省分十个行政督察区，芜湖县先后属于第二、第九、第六等区（俞顶贤《安徽行政区划概述》） 九、新兴的芜湖市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凌晨，芜湖解放。是年五月十三日设皖南行署，驻芜湖市，辖芜当、池州、宣城、徽州四个专区和芜湖市，芜湖县属芜当专区（即芜湖专区）领导。从此芜湖市与芜湖县分开。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二日，撤消皖北、皖南两行署，置安徽省。同年八月二十五日，省人民政府成立，辖五市七专区，芜湖市为省辖市之一。此后，芜湖市除两度归芜湖专区领导外（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一九六五年七月至一九七三年二月），则均为省辖市。一九八〇年一月芜湖县划归芜湖市领导，四月十日芜湖市辟为对外贸易港口。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国务院批准将原属宣城地区的繁昌、南陵、青阳三县及九华山管理处划归芜湖市领导。（见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及俞顶贤《安微行政区划概述》） 解放以来，芜湖市区有较大的扩展。西向跨长江是我国最大的内河煤港裕溪口，一九五四年划归芜湖市；北向伸到四合山区；南向扩展到青弋江南岸。市区面积在解放前夕为七平方公里，现在己发展到二十三点四平方公里。连所辖四县及九华山管理处合计，总面积共达四千四百九十八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为二百零三平方公里（含市郊）。更为重要的是，芜湖市已经成为新兴的轻纺工业城市，拥有五百三十五家工厂企业；水陆交通远胜昔日，芜湖港已成为长江沿岸著名的大港之一；向北有淮南铁路，东西有宁铜铁路，向南有皖赣铁路；公路四通八达。 以上是芜湖市的建置沿革及城垣演变的概况。解放以前，芜湖市与芜湖县是在一起的，上述材料中包括着市县的建置沿革，不能分开。 历史悠久的芜湖，得天独厚，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有腹地雄厚的经济潜力，是轻纺、机械、电子、化工、建材和冶金工业俱全的重要城市，在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指引下，迈步向前，方兴未艾。
作者：芜湖市工商联史料小组供稿，马永欣整理 芜湖位于长江中下游，气候温暖，土壤肥沃，沿江两岸，河港交错，盛产稻米及其它农产品，素称鱼米之乡。江流上溯赣、湘、鄂、川，下经苏、沪出黄浦江；皖南青弋江水系由此汇入长江，北岸由裕溪口入裕溪河，联巢湖，通舒、庐、合等地，水运极为便利，大江南北稻米和皖南山区土特产均由此集散。由于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条件，因而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形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尔后，公路、铁路相继建设，使芜湖逐步成为水陆交通枢纽，米市因之更为发展。 （一）米市的崛起 十九世纪中叶，芜湖是座小城镇，人口不满两万，以生产铁器制品的手工业著称。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一八五三——一八六四），芜湖为其后方屯聚军粮之所，但尚未形成米粮流通渠道。随着岁月的流逝、客观形势的变化，米粮行业逐渐发展而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据《芜湖县志》记载：“前清嘉庆，道光年间（约一七九六——一八二一年）芜湖有土著砻坊二十余家，设在仓前铺、大砻坊及东河沿一带。”它们多为地主租谷存储服务，收取存仓费，并代客舂米，收取加工费，有的也雇帆船赴附近县份，进行少量稻米交易。另有箩头行（又称小市行）约二十家左右，分设在南、北关，专为近郊农民介销余粮，从中收取佣金，属于行纪性质。居民日用食米，悉赖小市行供应。此时整个米粮业的经营范围，尚不及湾沚、澛港两镇，市场交易量器，澛斛与沚斛并用，但澛斛比沚斛每石大二升。一八七四年以后，就专用沚斛了。由此可见，当时芜湖的米粮业，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清廷腐败无能，鸦片战争以后，国事日非，列强群启觊觎之心，多次胁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沿海沿江城市相继辟为通商口岸，芜湖亦于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辟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势力相随而至。美商轮船公司“其昌”洋行、英商“麦边”洋行、德商“瑞记”洋行，分别在芜开展客货运输业务。它们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争夺较量，英商“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终占优势，建码头，设趸船，置仓库，串同海关（海关归外人管理），控制运价。嗣后，日商“日清”洋行亦挤入航运业，少数华轮（招商、三北、宁绍）难与竞争。光绪三年（一八七七）芜湖建立海关，进出口（指芜地而言）货物可就地检查课税。于是，进口的工业品则运芜倾销，芜湖及内地的农、土产品，均由此输出。形势的发展，为芜湖粮食的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是芜湖由原来的自然经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转折点。 芜湖下游的镇江，早在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依据《天津条约》已辟为商埠。外轮、海关齐全，沿海缺粮地区的广州一带米商，已先后在镇江设号采购，形成长江下游的米市。我省产粮地区的粮食也直接帆运镇江七浩口集散。芜湖虽为商埠，而帆运商仍不得不冒长途江运风险，运投镇江如故。面对这一不利情况，非具强有力的权威，不足以扭转。一八七七年李鸿章奏准清廷发布将七浩口米市迁移芜湖的命令。这是转变这一不利情况的关键措施。至于李鸿章为什么要上这一奏请？以及迁移的过程怎样？关于前者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李在晚清久任封疆大吏，是洋务派的代表。对于创办实业，具有卓识远见。且李又是合肥人，家族亲朋居芜地者甚众，芜湖素有合肥“大门”之誉，他预计芜湖一旦成为米市，市面必将繁荣，出于造福桑梓嬴得身后名的考虑；其一认为，李鸿章为其家族从农民手里剥削的大量租谷寻找销售市场并以芜湖为其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地而出此举。从客观情况来看：镇江地小人稠，粮食自给不足，号称米市，粮源悉赖我省调节。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保存的资料记载：“皖省米产总额（年产）共为肆仟肆佰壹拾陆万贰仟参佰捌拾陆石，除本省消费叁仟陆佰肆拾贰万叁仟柒佰捌拾伍石外，剩余柒佰柒拾叁万捌仟陆佰零壹石之谱”。余粮县份计有：太湖，潜山、芜湖、当涂、南陵、无为、巢县、宣城……等28县。而芜湖既成商埠，附近各县产粮如此丰富，集散自不宜舍近就远，奏请迁移米市，顺理成章，当能获准。关于后者，据前米粮采运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和前工商联付主委张台望（已故）所写回忆材料称：当时驻节芜湖的徽、宁、池、太、广皖南兵备道兼任芜湖关监督的张荫桓（字樵野）、广东人，为开辟税源和逢迎李氏（或系李氏示意），利用同乡关系，亲赴镇江劝说广帮客商尽先迁芜，许以种种优惠条件，即：（1）发给广帮粮商营业执照；（2）不论华南华北客商来芜采购粮食，必须由有执照的米商代办，不能直接采购；（3）一切打包等费统由卖方支付。商轮由芜运米至沪的运费仍照镇江至沪的运费计算，不另加价。这就造成了米市迁芜湖的有利形势。李奏陈于上，张劝说于下，上下结合，其事谐矣。至于迁芜的确切年份，根据江广米行一九四八年重建会所碑文记载：“逊清光绪八年，李文忠公（按即：李鸿章）请准将米粮市场，由镇江七浩口移植来此”。据此，判定米市迁芜为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较有根据。 在张樵野动之以情、诱之以利的劝说下，广、潮两帮率先迁芜，稍后，烟、宁两帮接踵而至。从此，芜湖之为长江下游米市的地位，正式确定。但由于惯性之故，起初邻近各县，尚有部分米粮迳运江、浙。我省当局乃在芜湖设立米捐局，规定本省米粮必须在芜湖完税，方准出境，因此以后邻县粮食乃集散芜湖。到了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江苏也在大胜关、大河口及瓜四等处设立厘金卡，征收过境粮食厘金，部分米商为避免重税，又不经芜湖出口而迳运镇江。后来，两省当局协商决定，江苏省仿安徽例也在芜湖设米捐局，就近征收米捐（现中二街还有江苏米捐局巷），粮船入苏境后，不再课税。双方重申前令，严禁米粮偷运出境。自此以后，芜湖米市才算名符其实。光绪二十四至三十年间（一八九八——一九〇四），米粮出口多达五百余万石，少亦三、四百万石。一九一八年以后，出口米粮一度增至八百余万石。此时兴起的机器碾米厂七、八家，每年可出机米六十余万石。杂粮米行的业务有增无已。真是“堆则如山，出则如江”！ （二）米粮业内部组成、经营特点、相互关系及其早期代表人物汤善福 1.米粮采运业，通称米号。它们以代各地米商购办米粮出口外销为主要业务，由广州、潮州、烟台、宁波四帮组成。广、潮两帮来芜较早，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以后的几年中，广帮的隆泰昌，广发源、利源长、盈丰泰（后改元昌兴）等八、九家；潮帮的协丰、信丰、成益等七、八家陆续迁芜。烟、宁两帮有复和、元生东、利源涌等十余家，稍后来芜。广、潮与烟、宁两帮的组合，稍有不同。前者由广、潮两地的殷实坐商投资开设，其中大部分是合资，少数为独资。各号资本少则一、二万两，多则三、四万两银子不等。（银子是清代银元问世之前的货币，有关平、库平之分。海关采用关平，此处即为库平。银元通行之后，它成为一种结算单位。与银元的比价系参考上海、汉口两地金融界的牌价而订出芜湖的牌价，一般在1：0.72之下，绝不高于1:0.72。北伐之后，这种结算单位逐渐淘汰。）但老板坐镇老号，并不住芜，只派其子侄或代理人在芜主持，有的送代理人干股，使其具有股东身分，以提高其经营积极性。芜号只遵照广潮老店的委托，在芜采购，运往广、潮销售，从中收取佣金作为芜号收益，粮米销售的盈亏与芜号无涉，芜号盈亏与老号无关，论性质属于“代客”一类。后者多系烟、宁两地旅芜商人，集资开设（其后也有外帮参加），资本额与广、潮帮相仿佛。它们是独立的商号，无后台老板，整个交易的盈亏，统由自负。彼此的区别在此。 广、潮、烟、宁四帮米号的粮源，来自大江南北产米各县，如江北的合、巢、舒、庐、无；江南的繁、南等县。但须经过江广行才能成交（原因详后）。销路则分数路：广、潮帮由上海黄浦江出口运销华南沿海缺粮地区广州、汕头等地；烟、宁两帮则运销天津、烟台、青岛、威海卫等华北地区；也有部分顺江而下运往南京、峡石、无锡、南通、上海等地。广、潮帮系华南老号投资开设，销路基本固定，烟、宁两帮较为活动，除基本顾客以外，对其他客帮亦竭力拉拢，以期多做交易。这四帮之中业务发展并不平衡，各帮内部实力也不平衡。吞吐量最大的首推广帮，约占全市出口总额40％，而该帮的利源长米号通常占全帮的十分之三。潮帮居其次，约占全市出口总额30％，该帮的协丰亦占全帮十分之三。烟、宁两帮居末，只占30％。先是各帮米号均以“代客”为主，兼有自营，遇有利时机，则自营收进，待价而沽，就地出售或出口销售，端以利润高低为转移。经过一段时期的资金积累，各号实力大增，变为“代客”与“自营”并重，这就是商场中习以为常的现象。 各帮米号在用款方面，均赖银号、钱庄周转，这是资本主义商业的通例。但广、潮与烟、宁亦有差异。当一笔买卖成交，货款由米号与之往来的钱庄（银号）垫付，一般订期三天归垫，但到期并不付现，而以“申票”抵付（即持票向上海钱庄兑现），而且注明见票×天后兑现。若广、潮帮的“申票”，在上海兑不着现款，又可转开“粤票”（即持票向广州有关钱庄兑现的票据）抵付，照例注明见票×天后付款。这样延缓兑现的日期，使他们营业的范围，就不受本号资力的限制，可以等米粮到达脱手后，再兑付票据。银号钱庄从中收取米商一定贴现利息，是为银、钱业的正常业务。一般收受票据的银号、钱庄、在上海或广州都有分号或同业往来，交换票款，调剂余缺，两全其美。在私有制的经济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等于一蛛丝网，银钱业居于蛛网的中心，它用货币资本，便利各行各业的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保证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荣则同荣，枯则同枯。在它们之间的经济活动中，最重“信用”。商人的“信用”重于生命，“信用”丧失，就寸步难行。 采运业的经营方式，与传统的商业一样，以追求高额利润为最大目的。它们包办了芜湖米粮的全部出口交易，极尽其操纵把持的能事。粮源滞乏，则提价以招远客，货源涌到，又贬低价格，操纵市场，权衡谋利。四帮之间勾心斗角，无论进货销货，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利益一致则水乳交融，利益冲突则冰炭不容。同帮之间亦复如是。其表现形式如以下数例：（1）各帮组成小团体，维护本帮利益。一八九四年，芜湖没有警察局，更无商会，外地驻芜采购米商组成最早的商业团体——米业公所，自雇巡勇，维护米商利益。继后各帮迁芜日众，于是公所以下又分组小团体：广帮有广肇公所（原址即今新芜路邮局），潮帮有潮州会馆（原址在接官厅），烟、宁两帮力量较单，乃联合组成烟、宁米业公所。直到一九三〇年才合并为米帮采运业同业公会。这些小团体主要是便利同业间互通声气，协调步骤，维护本帮利益，具有浓厚的排他性。（2）招徠顾客也是竞争的一种手段，先从物质享受上使顾客满意，以达到广为招徠的目的。特别是烟、宁两帮以实力较弱，竞相在招待拉拢上翻新花样，力求胜人一筹。烟台帮“泰来”米号店后的一排房屋，专供顾客住宿，布置极为讲究，当时芜湖的上等旅馆无以过之。吃食则鸡、鸭、鱼、肉不断，有时摆上一桌酒席，尽是珍馐美味。此外，还备有鸦片、麻将供客消遣，并利用妓院、酒楼作为拉拢顾客的交际场所。（3）在进货上同业间利益固然一致，但遇粮船到埠稀少，供不应求时，便不惜暗中放价，以图自肥。 各帮米号雇用的职工，广潮两帮是清一色的同乡，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烟、宁两帮以来芜较晚，对当地情况不够熟悉，除雇用同乡外，也录用一些熟悉业务的苏皖人。那时较大的米号雇用职工达三十人左右，小号也有十至二十人。职务分工如次：（1）经理（管事），综理全号事务；（2）管帐，办理文书会计事务；（3）档手，专司看货评价；（4）监载，专管米粮装卸；（5）跑关，办理报关纳税手续，专与海关、米捐局联系；（6）管仓，仓库管理；（7）厨师，茶房，专管伙食、卫生及杂务；（8）学徒，学习业务并侍候客人。上述职员中，档手必须有一定的业务知识，以能识别米质的优劣并熟悉市场信息者为合格。那时江广米行代客售货，照例先送小样（即米的样品）看货讲价，双方同意后即可成交。这种看货讲价的责任，档手完全承担，买卖双方都很重视。关于职工的待遇，实行折帐制。当米号做成一笔交易，收号佣每石一角六分八厘（一九三三年废两改元后规定的数目），另外向卖方加收同人照料费每石五分。照料费交与职工按照不同职位规定的比率，实行折帐。职工食宿由米号免费供给。旺季照料费收入多，同人分得的便多，淡季所得则少。据该业老年职工说：“那时平常年景，普通职工每年收入约在三、四百元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足以赡养数口之家。如遇荒欠年分，就要大打折扣。对学徒只管食宿，不给工资，但客人的赏金和打牌的“头钱”，则归厨房、茶房、学徒分享。这种折帐制给消费者增加了负担，节约了米号开支，增加了利润收入。 2.米行业又称江广米行业，是采运业买卖粮（包括本地外地）的中间介绍人。原先镇江七浩口是长江下游的米市，开行的几乎都是镇江人，他们早与广、潮帮米号有了业务往来，迁芜以后，故取名江广米行，意在显示这种悠久的历史关系，有与广、潮两帮做交易的特权，以防芜湖米商侵夺他们的权益。更重要的是他们都领有营业执照，俗称牙帖，取得合法保障。当时这种执照归北京财政部门核发，请领手续麻烦，不仅要缴几百两银子的帖费，还得走门路。据说米市初迁芜时，有些米行领不到牙帖，后来还是广、潮帮米号帮忙，通过张荫桓等的奔走，先后领到八张。起初几张的牌号都冠以“广”字和“潮”字，即：广鑫祥、广益祥、广泰昌、广盛祥；潮丰、潮胜和、潮盛祥、潮生和。到了民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牙帖改由省财政厅核发，分长期、短期两种。前者有效期五年，帖费头等六百元，二等四百元，三等二百元；短期一年，头等六十元，二等四十元，三等二十元。本市米行大都领有长期执照。凡领有执照的就是米粮买卖的法定介绍人。也有一些米行股东或股东的至亲密友，不领牙帖借用某行的牌号（即某行为其开发票、单据等），照样营业。由于芜湖米市日益兴旺的形势，与经营该业者不需巨额资金，只要一个铺面，挂上招牌即可营业，是以该业应运而兴，户数日渐增多。 领有执照的江广米行，应具有两个条件，业务才能兴旺。一要与各县帆运米商熟悉，广招粮源，二要与采运业有密切联系，销路才能畅通。他们选设的店址均靠近采运米号，便于就近联系。后来该业户数增多，同业间竞争益趋剧烈。首先它们拉拢帆运商，每隔三、五日即寄发行情单（价目表）一份，粮价倘有大的波动，就用电报通知。其次广设“接江”人员，遇有粮船到埠，“接江”人员上前联络，把他们接到行里殷勤招待，直到成交为止。各行视其规模大小，设“接江”多寡。“接江”人员必须生长于产米县份并与帆运米商有一定关系的，才有入选资格。对一些较大的帆运商，还特地派员登门促驾，以示尊重。帆运商抵埠之后，照例由卖样员取样交采运米号看货开价，以决成交与否。对卖样员来说，如何取得善价取悦客商，是能否继续长期交易的关键。所以对卖样员的人选比较严格，一要人头熟，吃得开；二要机警；三要有一定的业务知识，才能笼络客人。如因卖样员无能，使卖方在货价上吃亏，那以后就别想做这位卖客的生意了。与此同时，各行对卖客的招待，也很殷勤，虽不如采运业阔绰，但一席宴饮十元八元，也是司空见惯的。 米行设经理一人，大都由业主自兼，其次是管帐、卖样、接江、中班同事及小班同事、厨师、茶房等名目。大行职工约十余人，小行仅三、四人，职工待遇与采运业一样，实行折帐制，食宿由米行供给。每做成一笔生意，行佣每石收一角一分三厘，外加同人照料费每石四分。分配办法大致是：经理占1.3-1.4股，管帐、卖样占1.2-1.3，中班同事0.8-0.9，小班同事0.4-0.5股。以同人照料费总金额除以个人所占股分的总和，即可得出每股应摊若干，再乘以每人应得的股分即可。厨师、茶房由行里付给固定工资，每人每月约3-4元，另分客赏及“头钱”，学徒待遇与采运业相同。接江人员在本人经手的交易中，每石另加收一分，作为工资。据此间人说，抗战前的普通年景，一名中班同事，每年收入约有三百元之谱，亦足以养家室。 3.杂粮市米行业，俗称小市行，又名箩头行。他们是近郊农民（包括少数米贩）与消费者之间进行粮食交易的中介人，分布在东、南、西、北关四处。约在光绪末年（一九〇八）有行户近三十家，其中南关十家左右，北市约七、八家，东、西两市各五、六家，都领有执照。一般都是小额资本，不雇职员，只用一名杂工，专司负重和打杂等事务，月工资二、三元，另供宿食。个别范围较大的行户，雇佣二、三人，分别担任管帐与过斗等工作，工资不过三、四元。行里设备简陋，只备少数用具和放置粮食的场所。农民挑运来的粮食（包据杂食、豆类等），分别陈列，供客选购。清晨开市，下午一时收市。买卖双方直接议价，成交之后，买方付给行佣，作为收益。收佣标准，宣统年间（一九〇九——一九一一）按米值每元收钱二十四文，旋改收铜元三枚（当时本洋一元，可兑制钱一千五百文）。二十四文钱约值一分六厘至二分左右。其后铜元贬值，最低时每元兑三百枚，经同行协商改收每元八枚佣金，约合二分七厘左右。（注：制钱即铜钱，中有孔。最初官制铜元即铜板，一枚当十文钱。一块银元换铜板一百枚。其后，贬值，一块银元换铜板三百枚）据原从业人员回忆，当时旺季，一般小市行每天约成交二、三十石，个别大户有达百石者，行佣收入甚为可观。他们对托售的农民不收分文，且供应茶水，农民因生意耽搁不能赶回，必须在行里吃一顿中饭时，才收米半升，抵作餐费。不过在粮食成交时，常有溢余米粮三数合，（十合为一升）农民均不带回，转送行户（农民恐过斗不够，总多带一点），有时过斗不够，行里也代凑上三数合。总之，赠与的次数多，添补的次数少，无形中也是行方的一笔额外收入。特别是赶上粮食滞销，农民急需钱用时，他们就以低价垫款收下，既帮了农民的忙，取得农民好感，又有利可图。彼此交往日久，少数行户凭籍手中的余资，趁农民需款之际，发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则是后来业务发展所常见的。 由于小市行本小利大，同时米市日益发达，吸引了很多人参加到这个行业，约在一九一二——一九二一的十年中，该业激增至百户之多，单就南关为例，该处增至三十户，且有继续增加趋势，新户中并非户户有执照，更多的是通过亲友关系搞到挂帖（即借某行的名义做生意）。户数一多，竞争激烈。据说在旺季时，凡农民挑粮上市的必经路口，都有人等候，等到农民走近，就连拖带拉地拖到自己行里，因此常常为此发生争吵斗殴事情。后来经同行协商，南关大户李裕兴行的李玉伦、詹祥泰行的詹庆庚提出倡议：（1）号召南关小市行，只许歇业，不准新开；（2）号召小市行一律拒绝挂帖。自此以后，小市行的户数才固定下来。 通过历年业务发展，资金积累，小市行原以“代客”为主，逐渐向下列两方面发展：（1）开展自营业务，利用有利时机，零收整售，与采运业直接发生联系（通过江广行转手）；（2）添置小型碾米机，兼营粮食加工。这项业务始于一九二八年，以后逐渐成为碾米业。此外，有些户接受砻坊或本市某些资本家的委托，代收稻米，从中取佣。经营范围不断扩大，资金积累加速。南市的李裕兴、詹祥泰、詹祥盛，北市的翟源裕、陈源生等行户都拥有巨额资金，每逢旺季，它们的吞吐量高达数百包至千余包，以此致富而购置大量田地房产。 此外，我市尚有部分所谓零米店，从小市行购进，供应升斗小民，并零售其它商品如火柴、肥皂、香烟、兑换银元等，因性质不定，又无组织，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就不赘述了。 4.砻坊业。原是芜湖所固有，早在前清嘉庆、道光年间（约为一七九六——一八二一）就有二十家左右，设在仓前铺、大砻坊、东河沿一带。它的业务是为顾客存放稻谷收取存仓费，也代客加工收取加工费，有时亦自买自卖，它们的业主，原先多为商人，后来也有大官僚大地主及其旅居芜湖的亲故，本身掌握大量租谷，以该业利润优厚，且有发展前途，也开业经营。如一八八二——一九〇八年间，崔国英开设的汇丰，崔登开设的广厚、李鸿章家族开设的源德裕便是。辛亥革命以后，崔、李经营的砻坊先后歇业。继而恽云亭兄弟和胡雨亭，谈弼丞、陶荫槐等开的崇发、利丰、平丰、宝丰祥、农记、顺余、庆余等，先后加入该业。又原先为商人的砻坊业主，积累多了，也抽资在四乡购置大量土地，扩充租谷来源，逐渐由工商业兼地主演变为地主兼工商业了。经营该业者须有大量房屋，通常有五、六进，用于仓房、生产场所（砻稻、舂米、筛米、风米等）、店堂、帐房及职工住宿等。门前须有大片平坦空地（多用大块石板铺成），用以晒稻。临近河沿，上下货便利，所以它们便集中大砻坊、东、西河沿一带。 该业原分两帮：太平帮与本地帮（包括杂帮）。光绪末年，太平帮有汇丰、谦吉、大有等十五、六家，本地帮有源德裕、何福源、立成、同顺祥等四十余家。资金在二、三千两至一、二万两银子不等。其主要业务有“自营”与“代客”并重，自营的粮源除自己的租谷以外，也收存其他小地主的租谷（先存入后作价收购），或派人到附近县分购买，有时委托熟船户代办，加工砻成熟米，自运江、浙销售，或经江广行售与采运业，贱买贵卖为其一贯手法。荒欠年分，青黄不接时期，它们往往加工成糙米堆存，待善价而沽。作业所用工具，先是原始的木杵、石舂、木砻之类。一九二八年以后，逐渐改装小型碾米机，以马达为动力，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可谓一大进步。有些资金少的砻坊，为加速资金周转，边砻边卖，同业称之为“转砻坊”。代客收费方面，因早年资料不全，不能妄加揣度。现据一九三五年后的资料，砻米一石，收取加工费三角，另外砻米的下脚——粗、细糠及筛下的碎米，全归砻坊。按一般情况折算，每次砻稻谷二担（每一担100斤）可成糙米一石（150斤），下脚有粗糠50斤，碎米六、七合，糙米一石可碾熟米八斗五升（每斗15斤），外有细糠一斗二升，碎米约三升左右。长年积累，数目相当可观。后来同业竞争，竞相削价，只留下脚不收手续费，甚至还招待货主茶饭。可是暗中捣鬼——过斗时使手法，掺杂使假，商业道德就每况愈下了。各户另备简陋仓库，供碾客堆存，每季每石收栈租六分，一季以后，按月计租，每石二分。除此以外，他们在青黄不接之际，假乡镇米行之手，向农民放款，赚取高利。同时帆运米商运货来芜，需款周转，可将货向砻坊抵押，借得现款。一般按货价六成抵押，月息一分二厘左右。 早期，大官僚地主除开设砻坊外，兼营典当业，以达到高利剥削的目的。如崔国英既开汇丰著坊，同时又设汇丰典当；李鸿章家族设源德裕砻坊，同时又开源丰、源成、源庆三升典当；其他著坊合股经营的还有和济、复太等当铺。他们之所以兼营两业者，因其淡旺季刚好相反，资金周转可以川流不息。彼辈聚敛，渐成巨富，农民终年辛苦，难得温饱，农村凋敝，势所必至。 砻坊业内部人员，除经理（有的店主自兼）、帐房、同事、学徒数人外，一般中型的大约雇工五、六十人左右，小型的亦有二、三十人，担负加工稻米、重活、杂活等任务。这些工人大都是江北农闲时流入城市的农民，他们的进退与管理，资方授权掌作（工头）处理，另有二班一人，协助掌作。工时长达十二小时，工资却很少。前清宣统年间（一九〇九——一九一一）规定每工日春米三石半（三石为正工，半石归掌作）合一个整工，整工工资分农忙（农历三、四月——八、九月）每工八十四文（约为五分六厘），其余月份低些，仅七十二文（约四分八厘），以每人每月做二十五个整工计算，另外利用闲空时间，兼做晒谷，每担四文，下米（即扛米下河）每石五文，两相合计每工月得2——3元，宿食归店供给。（清宣统年间，本洋每元约合一千五百文，米价每石三元）。据说当时工人曾因不堪资方残酷剥削，发动过多次“靠锤”（罢工）斗争，由于当时环境险恶，工人的这种自发性行动，经不起资方和工头软硬兼施的压力，往往无显著成果。 5.碾米业又称碾米堆栈业。产生于一九一二年以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小型马达和碾米机国内不能制造。而进口的大都是外国厂矿企业用旧的机器，零部件供应及修理都很困难。加之旧式商人多保守，所以迟到一九一九年前后，全市碾米厂才发展到八家。各厂的职工人数约在50——90人左右，经营业务与砻坊业大致相仿，即：一面利用本身资金于新谷登场时，购进稻谷，碾成糙米，待价售出。另方面代客加工，收取手续费。收费标准，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七年间规定是：稻谷单碾每石0.22元，双碾0.24元，三碾0.29元。糙米双碾0.16元，籼米单碾0.16元，下脚全归厂方。各厂另设堆栈，供客户堆存谷物，收取栈租。米每石月收栈租0.015元，外加袋费0.02元，保险费0.007元，其他杂费0.035元，合计栈租每石月需七分七厘。客户粮米存入，由栈出具栈单，凭以取货。客户如需款用，可凭栈单向银行抵押借款（必须是银行认可的厂栈存单），一般按货价六成抵押。此风兴起后，固然便利客户，亦滋长投机之势。特别是一九二六年以后，芜湖金融界纷纷兼营堆栈业务（详情见后章）并租用各米厂原有的堆栈作为他们的堆栈，投机倒把之风，尤为猛烈。那时部分粮商首批抵押六成现款后，复购进粮米再作抵押，如此展转，直至粮价上涨，才肯脱手，归还本息，获得利润。行情好转时，兴高彩烈；粮价一蹶不振，就有破产、吃烂帐的危险。更有甚者，一些狡猾商人用不正当手段，勾结米厂或银行人员，把粗糠打包装成大米存入堆栈，进行抵押，大做其买空卖空的投机交易。也有的米厂利用银行租赁它们的堆栈，盗卖米粮，进行欺诈买卖。盈利则买米归还，亏蚀就等吃官司。该业到了后期，商业道德败坏，完全丧失了正当商人的本色。 该业工人的待遇，系按工种计值，与砻坊业相较，略胜一筹。如：碾米、上斗、下斗论斗，堆庄、盘放论包；共有三十几种项目。在一九三二年前后，工人每日工作十小时，所得工资约为四角，宿食归厂方供给，生活处干中下水平。 上面介绍的米粮业中的五个部分，名义上经营的都是米粮，然而它们的流通渠道和业务范围却泾渭分明，不容混淆。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行业之间的关系，而且利益交叉，情况较为复杂。 采运业可以说是米粮业的魁首。芜湖之所以能成米市者，以有采运业之故，否则，只不过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米粮市场而已。它的粮源基本上是购自产米县份的帆运商，本市砻坊、碾米厂及小市行也补充一部分。但江广米行因有对出口粮食居间介绍的特权，这种业与业之间的交易，必须通过江广米行才能成交，也就是卖方应照例付佣金给江广米行。江广米行与小市行均属“代客”一类，可是业务对象不同，界限分明。江广米行专营出口粮食的“代客”，而小市行则为近郊农民与城市消费者或小零售米店之间交易的“代客”，各不相扰。当小市行业务发展到与采运业打交道时，则常引起纠纷，甚至发生武力冲突。后经第三者调解，双方得以妥协。小市行承认江广米行的特权（居间介绍），江广米行则在收取佣金方面，给予优待，问题才告解决。另外，有些小市行发展到添置设备，兼营粮食加工，还有些新开行户，实际上经营的是砻坊，他们反而加入小市行组织，原因是小市行户数多，在捐税和摊派费用方面，能占便宜，因而产生砻坊与小市行之间的业务交叉的矛盾。砻坊与碾米业都是粮食加工，性质相同，不过前者是由人工操作发展到机器加工，后者一开始就是机器加工，论业务性质可以合并为一个行业，然而他们坚持要各自成业，不愿合并。另一方面，砻坊业中有的想摆脱采运业而自营出口，如顾永裕、恒立、成康、周品记等都曾运米赴粤销售，但因当地坐商区域观念浓厚，多不予支持，再加上各地使用的通货不同，比率涨落不定，外地人难于掌握，因而不少砻坊为此吃亏蚀之苦。 米粮业作为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一个中转环节，贱买贵卖，利用米粮业内部交易对象的不同和层层收取佣金，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兹分述如后：（1）小市行在居间介绍近郊农民与消费者交易的同时，那些积有余资的行主，趁青黄不接之际，凭信用给农民高利贷款，用货币借出，加利息（利率也高），到粮食登场时，按低价折成实物收回，剥削程度是惊人的。农民负担这种高利贷，无异饮鸩止渴；（2）替采运业和砻坊输送粮源的各县、镇米行、砻坊，为广开粮源，多获利润，在合适的情况下，也使用上述方式向贫苦农民放高利贷，进行剥削；（3）县、镇米行、砻坊，当市场销路旺盛，米价陡涨之际，往往利用农民不明行情，低价突击收购，碾成糙米，派伙随船运芜兜售。同时经运粮食的船户中，积有余资，而又熟悉行情者，乘粮价骤涨之机，也常下乡低价收购，运芜脱手。这种贩运粮食的船户，俗称“自买头”；（4）米粮业在经营过程中，视粮源盈缺，运用价格规律，操纵粮价，无形中给农民造成损害。总之，农民终岁辛劳，幸逢丰年，除缴纳地租、税捐和偿还高利贷，加上米价低廉，所余无几。“谷贱伤农”，正是此意。荒歉年份，则卖儿鬻女，逃荒异地，惨不忍睹。 芜湖原是铁器手工业发达的小城镇，自米市迁芜，市面日趋繁荣，米粮业本身财力既雄，利润亦厚，凡地方兴办各项公益、过往军队的支应，都唯该业马首是瞻。该业兴起于光绪年间，辛亥革命后，历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战祸连绵，国家处于混乱局面，政客、官僚、党棍、军阀都以该业为一块肥肉，而起垂涎之念，寻机诈勒，甚至利用官僚资本，进行垄断、控制，与商民争利。米粮业为应付这种复杂局面，它的代表人物，必然要在正常业务活动之外，和官府周旋。各期代表人物中以早期的汤善福最有影响。 汤善福原籍广东花县，其父汤彪是太平天国军官，太平军失败后，寄寓江苏溧水。汤善福生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十三岁就在镇江广帮的广发源学徒，精明能干，不久就成为得力伙计。迨米市迁芜（一八八二年）后，号方派他来芜筹设广发源分号。此时正逢芜湖米粮业发生了一起承办赈米掺杂泥沙嫌疑案件、官司无法了结之际，汤凭其胆识与手腕，办理妥贴，因而脱颖而出。当时江苏清江县发生水灾，江苏当局奏准清廷在芜湖购办赈米数万石赈济灾民。采运业承办了这笔交易。据说在船运途中，船户捣鬼盗去米粮掺入泥沙凑数。事被当时督办赈济的某钦差发觉，罪名统统加到采运业，声言将予揭奏。在那封建专制时代，蒙受了赈米掺沙的罪名，哪能不有大祸临头之忧。当时商人最怕见官，殷实商人尤其如此。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这个“差使”很自然地落到精明干练的汤善福身上。汤年少气盛，胆识兼备，正不甘寂寞，一经同业推选即慨然承担，当即提出两项条件：（1）有代表身份；（2）可以全权行事。同业一致推他为广、潮两帮总董事；只要保住大家无事，一切条件都可以接受，要钱给钱。在同业的一致拥护下，他放手做去，经他施展酬酢贿赂伎俩，得与某钦差当面陈述，毕竟钱能通神，满天云雾，顿然消散。不但不再追究掺杂事件，还博得清廷嘉奖他们采办赈米有功，清廷之腐败黑暗，由此可见。不久，汤因事进京，经他示意，同业为他花了万把银子捐了个四品顶戴，借以提高身份，好与官府交往。从此，汤在同业中的威望就树立起来，先任广、潮帮米业公所总董，继而被推为广、潮、烟、宁四帮总董——全业的代表人物。光绪卅二年（一九〇六年）芜湖工商界成立商务总会，他的地位又升高一步，历任该会协理、总理和会长。此后，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安徽省政府还聘他担任咨议、顾问等职，赫然成为炙手可热的全省耆绅了。 他的全部活动，主要是结交官府，维持地方，照顾本业，从而树立个人威信，并谋取私利。但同业出了岔子，如税局罚款、官吏藉端勒索等，他也不惜为之奔走斡旋，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汤善福殁于一九二八年，死前不久当选为安徽省商会联合会第一任会长。那正是他的社会地位登峰造极的时候。总之，汤善福的一生，可谓一帆风顺，名利双收。 （三）米市兴起带动各业发展 1、运输业相应发展 芜湖米市之所以兴起，关键在于建立了海关，和外轮在芜停泊，运输畅通，已如前节所述。但粮源来自周围各县（镇），于是民间运输业应运而兴。内河均以木帆船为运输粮食的唯一工具，视河流深浅、顺逆和途程远近而决定收费多寡。如宣城——芜湖距离180华里，运费每石0.28元，南陵——芜湖160华里，每石0.25元，无为——芜湖180华里，每石0.29元，巢县——芜湖190华里，每石0.26元，其他各地价格不一。据芜湖关一九三一年统计，当时共有各类民船58，338只，分别来自湘、赣、鄂、苏和本省等地。就我省而言，有无为、和县、合肥、含山、舒城、庐江、巢县、桐城、望江、潜山、太湖、怀宁、宿松、宁国、太平等各帮。这些船只种类不一，有乌江子、鸭梢子、舢板、摆江、斗子、了梢、五舱、黄梢、巴斗、大渡、板船、槽子、划子及白石舟等十余种。它们专载粮食来芜，回程则带杂货，往来于苏、皖、赣、鄂四省。船只载重不同，大船千石，小船二百石，一般载重五、六百石之间。船民以长途载运收费为唯一生活来源，每船平均5-6人，约有30万人赖以维持生活，赡养的眷属，尚未计入。（船民眷属一般均住船上）外江出口方面，几为外轮所垄断，以一九三一年前后情况而论，长江航行的外轮有：英商太古洋行大轮12艘，载重共19，385吨；英商怡和洋行大轮8艘，共16，252吨；日商日清洋行大轮9艘，共16，222吨；外轮总数29艘，总载重量为51，823吨。当时航行长江的招商局、三北公司和宁绍公司所有华轮虽有18艘，但因外轮财力雄厚，雇用广、潮或宁波人为买办，利用同乡关系拉拢生意，且暗打折扣，以示优待（据熟悉内情的米业中人说，雇用外轮运米出口，可得三个“九九”折，商号派去经办人员得一个“九九”折，经办商号得一个“九九”折，如有第三者介绍，从中也得一个“九九”折（最多时可打“九五”折）。华轮因而无力竞争，芜湖外江出口粮运紧紧地掌握在外轮手中。这些外轮下游行驶时，装载的是大米及农、土特产品，上游行驶时运进的以进口的轻工业品为大宗，如布匹、煤油、糖、香烟、火柴、肥皂、矿烛……。所以说长江航道是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一条重要渠道。另有一种铁壳轮，专做货运，不营客运，而且能由芜湖直接入海出口，不须经上海转载，运费亦较客轮便宜，如客轮由芜运米至天津，百公斤0.91元，烟台0.60元，广州0.58元，汕头0.55元，宁波0.53元。而铁壳轮运米至天津，百公斤只收0.50元，烟台0.30元，广州0.36元，汕头0.32元，宁波0.30元。采运商贪其便宜，又可省去一笔上海转载费，均愿以铁壳轮运输。外轮在拉生意时，虽百般迁就、招揽，一遇特殊情况，又居奇提价或以苛刻条件迫使米商不得不予以接受。如内战期间，交通受阻或华轮难雇，就是外轮居奇良机。历来外轮洋人，都是以蛮横的态度同我们打交道。抗战前，国势积弱，人民在国内也得不到与外人平等待遇，何论在国外！ 2.银钱业相应兴起 随着米市的迁芜，钱庄相应兴起。米粮业依赖钱庄贷款，调剂有无，钱庄资金的投放也以米业为大宗，彼此有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道光年间（一八二一——一八五〇）芜湖钱庄仅十余家，随着米市的兴旺，到光绪廿年（一八九四）发展到廿三家，每年进出汇划达一千三百余万元，其中以米业进出为大宗。一九一二年以后，银行次第建立，大宗业务多被取代，钱庄规模渐次缩小，更由于银行滥做押款，进一步助长了米商投机之风。一九三一年芜湖遭遇罕见的水灾，导致米业及各业业务衰落，其后更由于上海金融紧缩，对芜庄不再放款，促使钱庄进一步走向没落。到一九三二年，该业缩减为14家，共有资本额不过585，000元，进出营业额下降为2，190，000元，尚不及光绪年间的十分之二。与此相反，银行业则蓬勃发展。兹将各行开设时间和业务范围列表如下： 从抗日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起，以四大家族为后台的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合作金库，先后在芜设立分支机构。它们已不满足于原有的汇兑押款，分得米商部分利润，进而直接插手收购粮食，从而掠夺更高的利润。中央合作金库委托砻坊代办是项业务，而中国农民银行则以替粮食部收购军粮为幌子，委托碾米业代办。导致采运业与之展开明争暗斗，仗着人面熟，渠道广，收购成绩不亚于它们。这就引起了官僚资本的愤恨而招来打击。据说（可能在四六年四月），本市24家米号代华北粮商购运大米170，000包，船已开出，粮食部突然禁令粮食出口，把轮船扣留在吴淞口，船上米包全部起卸上岸。采运业乃敦请芜湖商会理事长李家衷，赶到南京疏通，并通过政客吴忠信、端木杰等打通粮食部的关节，结果卖了五万包大米给粮食部，价格低于市价30％，余粮才得放行。可是三个月后，粮食部又派员来芜调查该案的行贿情节，要把主要关系人带京审查。采运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因事先闻风逃到汉口，乃将其家眷扣押县府，结果又花去一亿余元（约值一千石米），此案才得了解。不过，采运业此次所受的损失，后来还是转嫁到客户头上。 此外，由于法币通货膨胀，币值一日数贬，人心浮动，一些官僚资本和社会游资纷纷在粮食市场中找出路，造成的投机歪风，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3.对本市其它工商业发展所起的作用 芜湖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商人往来频繁，工商业渐次发展，特别是米市迁芜，大量粮米由此集散，真是商贾辐辏，市面繁荣，带动它业相应发展。商业方面以布业为例，在前清同治年间（一八六二——一八七四），仅有批发商数家，全年营业额不过数十万两银子，但到了一九一九年已有26家，营业额增至五百余万元。京广百货业也是通商之后发展起来的，到一九二九年营业额亦达三百万元左右。饮食服务行业，如茶楼、旅馆、酒肆、澡堂、小吃、戏院等等，也亦步亦趋应运增长。工业方面，芜湖早年只有染坊、制墨、铁器、竹艺、木艺等手工业，光绪廿三年（一八九七年）以后，各种新型工业逐渐兴起，如有三个烟囱之称的电厂、面粉厂、纱厂，以及火柴厂、肥皂厂、翻砂厂、机器厂、玻璃厂等先后创立。但因资力不厚，技术力量薄弱，没有长远规划，这些民族工业难与进口商品竞争，大多时兴时停。现在芜湖的新兴工业中，有些是在上述工厂的破旧底子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说，旧芜湖这个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之所以形成，米粮业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此外，芜湖地方曾利用米捐（附加教育费）收入，作为固定经费，创办了一所完全小学（六年制）——米业小学（原址在今新芜路廿三中），为普及儿童教育做了一定的贡献。 4.劳工队伍相应扩大 米粮业中五个主要行业除各有其固定职工外，另有下列几种工人为它们从事劳务。（1）斛工——斛工自成一业，专以量米为业。各地粮船到埠，买卖双方成交后，须由斛工过斛。一九三五年前后，芜湖设有三家斛行：汪万源、汪有林、唐义春，约共有工人二百名。工人受雇量米，须由斛行介绍，才能工作。按一九三五年每石米的斛力为十八文（约六厘），酒钱一分五厘，开舱费一分五厘，又散工倒斛等杂役一分，均由卖方负担。此外尚有其他陋规。但上项收入，斛工只得到一部分，除斛行老板应收一定数目的行佣外，尚须受工头的剥削；（2）绞包工——米粮过斛装包以后，第二步由绞包工用铁针麻皮，缝严袋口。当米市鼎盛时，全市约有绞包工人四百名左右，其中工头约五十人。表面上他们分属于采运业各个米号，但米号却不付工资，也不供给食宿。只在米号进货时，按绞包多寡，向卖方收取绞包费，作为他们的报酬。一九三五年前后，每包绞费规定为五十二文（约一分七厘左右），米贴廿文（约合七厘）。另外也有陋规收入。他们除受工头剥削之外，还须经常为米号及其主要职员做些繁重杂活，讨他们的欢心；（3）掮包工——即码头工人。米包经缝固后，即由掮包工人搬运上岸，或由栈房搬至码头。由于封建把头的把持，帮派甚多，大致可分为山东帮、湖北帮、寿州帮、金斗帮。约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间，各帮共有工人830-970名左右。至于掮包力资，按一九三五年情况，由船中掮入货栈每包约五分五厘，工头（俗称老板）所得较多。上述三种工人，每月所得工资平均在5-10元左右。 此外尚有码头散工，俗称码头夫，担任各种繁重杂活，如斛米时倒斛、掮包时提包、下包及堆放等，他们的收入，仅能温饱而已。 （四）米粮业各个时期的消长 从一八七六年芜湖辟为商埠米市迁芜时起，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的73年中，米粮业经历了由兴起到衰落的四个时期。 1.一八七六——一九二七年为不断发展的兴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虽有起伏波折，总的趋势仍然是上升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米粮业仅有砻坊及小市行。后由镇江迁来广、潮帮米号十余家，江广米行十余家，全行业发展为采运业、江广米行业、砻坊及小市行四个主要部分。当时的营业情况，据《芜湖县志》“实业志”记载：自光绪廿四至卅年（一八九八——一九〇四）米粮出口多达五百余万石，少亦三、四百万石。同书“赋税志”则载有：“江苏驻芜米捐局征税数字，清光绪卅年（一九〇四年）左右，该局收税旺时，年达四、五十万两。”按当时该局税率规定，每石米，征银一钱，以此推算，应有四、五百万石之谱。两志记载，互相印证，上述的粮食出口数字，当属可信。同时，从各个行业逐年增加的户数来看，也能证明该业有蒸蒸日上的趋势。一九〇八年采运业连同新迁的烟、宁两帮发展到40户，江广米行亦有40户，砻坊约70户，小市行约50户，比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户数，已有成倍的增长。 一九一二——一九一八年的七年间，粮米出口趋于减退，据《芜湖县志》记载：“民国以来，赋税既多，运费加重，是以邻近之米粮，相率径运浦口、通州等处销售，不由芜湖出口。数年以来，统计每岁不过二百万石左右。今昔相差，几逾半数”。这显然是因为“赋税多，运费重”造成粮运改道不经芜湖出口所致。但考其时代背景，尚有如下因素：（1）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前后，连年水灾，粮食欠收，而且在此以后的几年中，我省还发生几次局部旱灾，粮源减少，势必影响出口数字；（2）辛亥革命以后，时局不靖，军阀混战，商贾裹足，且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轮航行，不无减少，也可能影响米粮运输。这一时期该业的户数也相应锐减，采运业由原来的40户减为26户，砻坊由70户减为50户，江广米行实有39户，但新增碾米厂8户，小市行不增不减。凡此，足资说明。 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两年，全国著名产米省份连续获得大丰收，不仅我省粮食在芜集散，川、鄂、湘、赣等省也有部分米粮经芜出口，是以一九一九年出口米粮突增至八百余万石。各业利润丰厚，采运业盈利尤高。各米号兴高采烈，广帮为庆祝一九二〇年农历元宵节，拨出相当数目的款子，作为大玩花灯之用。事前，在广州请来艺人、灯队、乐队，运来各种彩灯和用具，其中包括驰名中外的狮子灯和龙灯舞。规模之大，场面之精彩，为芜湖历史所罕见。在玩灯的那几天晚上，真是江城不夜，灯市如海，万人空巷，轰动遐迩，附近县、镇前来观灯者，亦接踵摩肩，不绝于途。广帮公所还大摆宴席，地方军政长官、士绅名流都在被邀之列，凡旅居芜湖的广东人，除妇孺外，不论老少，均邀请入席。盖非生意兴隆，利市倍蓰，焉能有此壮举？之后直到一九二七年，年出口量维持在五百万石左右。在这段兴盛时期，整个行业欣欣向荣，资金积累，迅速上升。就所知道的，例如采运业利源长米号曾用巨款购置大批产业和投入其他事业的经营。整个永福里的住房，旧中央饭店和吉和街的几处市房，均系该号所有。另在芜湖县方村购进良田三千多亩，在河南（青弋江南岸），设有堆栈一处。该业隆东昌米号也执有来龙里全部房屋出租，购置田产一千余亩，还兼营同丰碾米厂和一爿钱庄。砻坊业恽云亭兄弟五人，分设砻坊五家，原在芜湖县麻凤圩有田二千余亩，经过十余年经营，又陆续购进一万余亩。碾米业虽创设较晚，该业东来恒、华丰、同丰也积累了大量资金。这是米粮业的鼎盛时期，往后就江河日下了。 2.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为芜湖米粮业的衰退时期 米粮业之所以衰退，有以下的原因：（1）一九三〇年国民党政府实行裁厘加税，即：裁撤五十里外的内地常关及各地厘金局，改征营业税和统税。江苏、安徽两省米捐局因而裁撤，成立营业税局和统税局。原先两米捐局的存在，对限制我省粮食出口，起了一定的约束作用，纵有私自出境，究属少数，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了稳定的局面，两米捐局撤销，藩篱已去，粮食外流，无所拘束。从此各县米船分集芜湖附近的港及裕溪口观望，向价高处运销，粮源顿行分散；（2）一九三一年长江流域发生空前水灾，我省收成顿减。灾后，国民党政府借来大批洋米、洋麦（面）、倾销国内。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五年间，数量尤多。据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八月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表16”所列：一九三三年洋米进口数为12，954、001公担，洋麦进口数为10，714、634公担：一九三四年洋米7，710，610公担，洋麦4，649，419公担；一九三五年洋米12，964，481公担，洋麦5，209，087公担。三年合计进口洋米33，629，092公担、洋麦20，573，140公担。这对于我省粮食出口，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3）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导致米粮流通渠道变更，影响芜湖米粮的出口。粤汉铁路虽早在前清末年开工兴建，因系采取分段铺筑的方式，直到一九三六年才全线通车。以往华南地区缺粮，因旱路运输不便，不能向附近的湘、鄂、赣等产米省份采购，所以舍近就远，求诸芜湖米市、后来由于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广东与湖南、江西之间，辟一通道，情况发生变化，故皖米在广东的销路，大部分为湘赣米粮所取代。上述三条是粮源及销路的不利条件。此外，银行业逐渐直接插手粮食业，也增添了米粮业的混乱，逐步使之走向下玻路。这一时期米粮出口约数，根据国民党中央建设委员会编印的《芜乍路沿线经济调查》资料推算，一九三二年出口米粮约在三百万石左右，比前段时期约低40％、这一时期各业的户数是：一九三〇年采运业27户，江广米行50户，杂粮市米行126户，砻坊49户，碾米堆栈9户。一九三五年采运业25户，江广米行89户，杂粮市米行115户，砻坊42户，碾米维栈9户。 3.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为敌伪统治、粮食行业混乱时期。 “七・七”事变揭开抗战序幕，“八・一三”淞沪战事继起，国军在上海坚持数月，兵力消耗至巨。撤出上海之后，不能作有计划的撤退。芜湖人民不明军事形势的变化，在日寇兵临城下，始仓惶逃亡，损失特别惨重。一九三七年底芜湖沦陷时，各业毫无准备，米粮业储存在江口及沿河两岸数十家仓库的粮米，统统被贪婪的侵略者所没收，多年聚敛，尽付东流。据烟台帮复成祥米号老板孟祥仪说：“那时的情况真混乱极了……我的企业在同业中算是较小的，也损失了大米三千包，小麦千余包，麻袋三万多条，以及存在河南仓库的一部分米粮，合计币值三万元左右”。又据前米粮采运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说：“抗战时，我的企业元昌兴分存在无锡、通州、孙家埠等处共有小麦二万多担，大麦、糯米两千多担；菜子和稻谷四千多担。随着上述地方的沦陷，都被敌人抢走了。芜湖陷落前夕，我个人有些准备，曾将储存在河南仓库大米八千包，雇船运往桐城，我带家眷随船前往，在桐城一住大半年。后来桐城还是沦陷了，除在危急关头，以极贱价格卖出三百多石米作为川资出走外，其余七千包大米还是被敌人没收了”。上述只是两个小的例子。可见当年的米粮业损失之巨大。 敌寇的先头侵略军洗劫过后，随之而来的是日寇驻军和伪政权（包括维新政府和汪伪政府）的双重压迫与掠夺，局面极度混乱，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为止。芜湖经过这场兵燹变乱之后，有些逃避到附近的居民和商人，逐渐返回，重理旧业或改操新业。这些人中有一小撮败类，认贼作父，甘当汉奸，做洋行买办，充当日商搜刮粮食的工具。那时，日军部和日商业部门加紧搜购粮米，日商三井、三菱、大丸等洋行，承揽日军军部这一任务，分包与小洋行雇人在市场或下乡采购。与此同时，汪伪政权粮食部设驻芜管理处，作为搜购粮食的据点。另有上海不法商人（多数是买办分子），通过上海日本洋行的关系，也到芜湖开设米号为日寇效劳。到一九四一年，日本驻上海大使馆导演的所谓米粮统制委员会（简称米统会）在芜设立分会，网罗一批工商界败类如火祥文、龚伦甫等供其驱使。接着属于日寇军部后勤系统的华中区力行社也成立了芜湖区分社，曾留学日本的汪子东，任力行社的负责人，更加剧了粮食的搜刮。汪子东还凭借力行社的权势，控制了五洋（即：洋火、洋烛、洋皂、洋油、洋烟）货源，大做其以五洋易米粮的交易，致使原五洋商人不得不以买卖粮食为副业，造成粮食的求过于供而导致粮价的上涨与民食的艰难。在这乌烟瘴气群魔乱舞的情况下，商场道德沦丧，欺诈成风，没有碾过的糙米用石粉搅拌充作熟米，菜籽则掺和泥土，使消费者蒙受损失。至于近郊农民同样是他们掠夺的对象。挑粮食上市，经纪人往往施以哄吓诈骗等手段，不能售得公平的卖价。力行社还在各产米地区设有办事处，经常靠日寇汪伪武装向农民强购，所付的只按“限价”，比市价压低不少。农民无力抗拒，只得忍气吞声。较后的一个时期，敌伪经济崩溃，伪中储券急剧贬值，迫使人民重货轻币。投机操纵、囤积居奇成风，造成民食极度紧张。因而在一九四五年春间，一度发生饥民抢米风潮。后经日伪武装镇压，始告平息。 在这一混乱时期中，米粮业也形成大动荡、大改组的局面，有合并的，也有停歇的（客籍的离开芜湖）。也有新设的采运业共四五十家，因与各地坐商断绝了交易关系，专为日寇洋行服务。至于江广行、小市行、砻坊和碾米业复业和新创的都有，户数不详。 4.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米粮行业没落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芜湖人民异常兴奋，满以为混乱局面可以结束，过去的繁荣恢复有期。但是，这种期望不久就被严峻的现实冲刷得一干二净。首先，迎来的不是什么久别的亲人，而是“五子登科”的“劫收”大员。视沦陷区为金山银库，尽情搜刮，填其欲壑，待沦陷区人民如草芥，极尽压迫之能事。其次，官僚资本随着“劫收”而来，大肆掠夺，对米业尤甚。当时在芜湖的官僚资本，除抗战前原来的几家银行卷土重来，正在通过营业往来，加强对米市的控制外，新成立的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等，更公开收购粮食，对米市进行垄断；再次，国民党政府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掀起不得人心的内战，致使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飞腾，大量游资集中米市盲目投机。特别是四八年的“八・一九”限价，给该业带来深重灾难。按当时限价售出的粮食，几乎无法补进现货，损失不计其数；随之而来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那时经营粮食的要完纳以下各种捐税：行商出口税，按米值每元四分；市建设捐每元一分，救灾捐每元一分，印花税每元三厘，其它各种摊派，不胜枚举。这就更使各地帆运商视芜湖为畏途。是时，地方封建把头亦乘机拾头，码头上的陋规，也是花样百出，其陋规有：（1）头包香烟，这是码头工人上船扛第一包米时需索的香烟费，应付多寡，须视船载大小和货主的交际手腕而别，大概装五、六百包的船只，付五、六包香烟即可；（2）包酒，绞包工人的酒资，每船需付一、二元；（3）斛酒，量斛工人的酒资，数字少于“包酒”，不过每船过斛完毕后，斛工另索空仓米一斗或八升；（4）走筹费，工人从船上扛米包赴堆栈，照例要由船户发筹计算，船户工作时如果疏忽，漏发一筹，要想补上，就得交走筹费，以示惩罚。数字多寡视时隔长短等情节而定；（5）捕快费，当时长江及内河设有水上巡捕，货主必须应付，每船约需三、四升米不等，否则将会遭到留难；（6）茶水费，一些无业游民，趁上、下米时，在堆栈门口摆设“茶摊”，免费招待米业中人，但却向货主索取米贴，每船约一、二升不等。上述陋规中，除（5）、（6）两项以外，封建把头都要分得一定份额。 基于以上所述，益以米粮业本身经营混乱，矛盾重重，以致日趋没落。这几年中出口米粮从未超过二百万石，只占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相反，该业中五个行业的户数，却比抗战前有所增加：采运业增至124户，小市行218户，碾米堆栈和砻坊合计134户，只有江广行减少为48户。行业没落而户数反增，原因何在？一句话，社会游资充斥的作祟之故耳！不过它们结算时，货币数字增大，折合实物减少——实际是亏损。这就是解放前夕各业的反常现象。 （五）解放后米粮业的改造情况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芜湖很快获得解放。全市人民欢欣鼓舞。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开始。芜湖米粮业与全国工商业一样，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整顿、改革，逐渐纳入国家经济计划轨道。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五反”的教育，思想上逐步认识到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重要意义，在市工商联积极辅导下，各个企业的从业人员逐步得到改造，各得其所，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 解放之初，米粮业资本家因受反动派欺骗宣传的影响，较大的商号多数携带巨资逃到宁沪，或解雇职工，缩小规模。一般较小的也轻信谣言，停业观望。如采运业德太米号、东来米号；碾米业的恒康米厂等资方就是携带黄金银元，逍遥沪上。小市行及剩下未歇业的，也因与各地座商联系中断，业务冷冷清清。由于当时解放战争尚在继续，为保证军需、民食的供应，党和政府迅即采取紧急措施，一面召开会议，阐明政策，一面取消过去各项陋规，减轻成本。同时国营粮食公司本着公私兼顾的精神，在业务上给予照顾，鼓励他们经营的信心，一些观望的厂、号，纷纷复业，米市交易，顿呈生气。 粮食市场情况的好转，在协助国营公司和供销合作社调剂粮食供应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本质必然在生产、经营上表现出来。随着米业市场的活跃，他们又使出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手法，兴风作浪，导致米价剧烈波动，其它物价随之上涨，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党和政府为了稳定市场，采取了应急措施，一方面成立市场物价指挥部，加强市场管理，特别是管理粮食市场；一方面由国营粮食公司抛售大批粮食，按正常价格供应，刹住了这股歪风，保证了米价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 继此之后，市工商局对米粮业进行组织整顿，加强管理。该业原有五个主要行业合并为三个整理委员会，即：米粮行号商业整理委员会，粮食产销加工业整理委员会，杂粮米行业整理委员会，吸收从群众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到委员会中来，以增加积极因素。同年十二月一日成立了米业市场，规定粮食交易应一律遵照公司牌价。凡廿包以上的交易（后改为十包）须经市场登记，方得成交。这就使一度混乱不堪的米市，逐步纳入正轨。经整顿后，本市粮食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这一年（四九），由于芜湖周围广大地区遭受严重水灾，谷物产量大减，统计七——十二月份上市米数为76万石，其中由私商运销出口的约七万余担，占采购总数的10％，市销256，000石，占总数33.5％，国营粮食公司收购430，000石，（包括私商代购数），占总数56.5％。 一九五〇年进行财经整顿，政府对粮食管理加强，本市粮食业起了显著的变化。皖南区粮食公司在各县普遍设立分支机构，各县、乡供销合作社也同时成立，新的商业网点取代了旧的商业结构，这就意味着国营经济的不断壮大，私营企业的逐渐收缩，特别是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人民生计的粮食业，尤应如此。限制其消极的一面，利用其积极的一面，以便在适当时期，辅导它们转入其他行业。 一九五一年四——六月间，在市党政机关的领导下，由市工商联筹委会具体指导，该业先后改组为四个同业公会筹委会，即：米粮采运商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为唐蔚生；机器碾米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查富滋；米粮店（杂粮米行业中划出的一部份）商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吴仰芸；杂粮米行（部分小市行）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为王国千。到一九五一年年底，采运业由76户降为11户，一九五二年减为9户；一九五三年减为7户。杂粮行业原已由同业联合组成东、南、西、北关和北岸五个联合粮店（包括一百户小市行），到一九五一年底已减为一户；一九五一年底米粮店业仅有53户，一九五二年减为24户；一九五一年底碾米业为19户，其后无甚变动。该业的日趋没落，反映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并为日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奠定了基础。 米粮商业的私营性质决定了它们没落的命运，三个米粮商业从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的营业额除一九五一年比一九五〇年增长108.31％以外，（一九五〇年因受四九年的严重水灾影响，春季粮食上市量减少），一九五二年比一九五一年降低33.54％，一九五三年比一九五二年又降低42.48％，大势所趋，私营米粮商的业务不可避免地逐步被国营公司所代替。 至于机器碾米工业的情况如何？当时国营粮食公司已办有四个厂（内中三个厂是接收国民党的），足以满足本市粮食加工的需要。但国营公司仍拨出一部分粮食加工业务，照顾私营碾米厂。一九五〇年十月，曾召集有关单位开会，决定成立市粮食加工协商委员会，由工商局、总工会、粮食公司、工商联和碾米业同业公会参加，通过公私协商，订立加工合约。关于加工数量、交货期限、工缴费用及稻米折合比率等，都有明确规定。因而各厂的生产、经营，一般尚属正常。 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米粮业原是芜湖的大行业，运动中暴露了一些间题。经过工人的斗争、查核，最后由五反办公室给予怡如其分的处理，在承认资方三权（财权、人权、管理权）的前提下，加强对资方的监督，搞好营业。工资福利方面，根据各厂的实际情况，经过劳资协商，适当提高，以发挥工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政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这是我国粮食史上一次空前的大革命，对于保证供应，稳定物价，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一九五四年安徽等省遭受空前大水灾，如果不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由外省调入大量粮食供应，就很难保证物价稳定，渡过灾荒。这就表现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与优越性。实施以后，获得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向政府出售余粮，因而也很快割断了私营米粮业与农村的关系，把农民与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 与此同时，对解体的米粮业全体职工和资方都作了安排。当时米粮业所包括的几个主要行业：采运业只剩七户，杂粮米行1户，米粮店24户，碾米业21户。由于各该业的性质，统购统销之前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在调剂粮食供求上更失去作用，因而整个企业，随着统购统销的实行，宣告结束了。剩下的只是对人的改造问题。那时除碾米业外，其余三个行业所有的职工、资方连同全市米贩（摆米摊的贩子）约共490人，其安排情况如下： 1.由粮食公司根据地段需要，设立代销粮店（每区约十余个），依照先劳后资的原则，先后安排280余人，这种代销粮店是新型的粮店，采取量才录用的方针，安排各人的职位，内部订有必要的规章制度，而不象初期那样利用原有米粮店，付以代销业务，资方仍保有三权的那种代销店。到了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时，这种新型粮店也一跃而成为国营公司的粮店了。 2.部分拥有一定数量资金的厂、店和粮行，在市工商局的领导下，由市工商联副主委张台望任该处主任，张振庭、范侃、查富滋等八人为筹备员，旋即决定筹设芜湖玻璃厂（现光华玻璃厂的前身），一九五四年初建成，三月正式投产。米粮业转入的有：联合粮店、裕农米厂等六个单位（以上单位都是私营联业的组织，包括66户），资金29，192万元（旧币），从业人员92人，其中劳方26人。另有东河街联合粮店、转建粮店自行转业，前者经营粉丝坊，资金3，000万元（旧币），后者开办石灰窑，资金1000万元（旧币），转业人数为18人，内劳方8人。 3.另一部分约110余人，有的由粮食公司吸收，派以临时工作。有的由劳动局统一调配，派到新的工作岗位。 至于碾米业职工和资方的安排，则是在一九五四年秋季开始的。因该业各厂在一九五三年七月至一九五四年六月的一段时间，尚有部分加工任务。一九五四年秋，企业才批准报歇，除裕农米厂转业芜湖玻璃厂以外，内中天生、裕成、公盛三厂是由市人民政府介绍，并贷款协助其内迁六安专区，承担该区加工任务。其余十七家所有职工和资方，亦由政府全部安排，内有工人百余人，调马鞍山厂、矿工作。从此芜湖米粮业的资方随着职工一道，先后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一九八三年三月
作者：杨邦太、朱渭滨 一、钱庄的兴起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陆交通方便，建有港口、码头，是大江南北粮油的集散地。历史上曾称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各地粮商云集，中外船只往来如织，每年吞吐大量的粮食、菜籽、豆类等农产品，运往国内外，堪称盛极一时。与粮食采运业有着密切联系的钱庄行业，此时也相继设立，相互促进，从而带动了整个市面繁荣和有关行业的发展。据从事这个行业的前辈说：早在光绪年间，李鸿章之子李伯行，即在芜设有宝善长、恒泰两家官僚资本钱庄。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一二年——一九三〇年间，为芜湖钱庄业的兴盛时期。先后创立有承馀、单瑞丰、西合泰、同和、久馀、厚丰等二十余家，除少数几家独资外，大多是合资经营的。每店资本从白银万两至数万两不等，大致可分为镇扬帮、徽帮和本地帮。 各钱庄规模不等，一般雇用职工二十至三十余人，设有经理、副经理、跑街、管帐、管钱、书信、管杂务、中班同事、学徒、炊事、杂役等。经理掌管人事、财务、业务权，对股东会负责。跑街对外负责联系业务，每天上午到有关粮号联系申汇和用款数目，上公所与同行洽谈交易，到有往来的商店承揽存、放、贷款、汇兑业务、调拨头寸等等。跑街人员对各行业情况、市场动态，以及往来户家底，必须膝如指掌，方能对经放贷款的安全回收，做到心中有数，确有把握。因此，跑街在店中相当于高级职员的重要地位。学徒在三年期内，除扫地、擦水烟袋、搞清洁卫生外，还要学会识别银元真伪的本领，夜晚操练珠算。 银元的种类繁多，有龙洋、鹰洋、本洋、站人洋等，价格不同，要分别整理，每百元为一包，在整理中，如发现有夹铜、全铜、灌铝、挖补、锉边、硬戳、哑板、烂板、轻头等，都不能流通市面，只能贬价处理。识别银元要一敲、二听、三掂、四看，敲是用右手拿银元二十块左右，翻到左手中指上，以银元敲击银元，听其发出声音，掂其份量轻重，同时用眼看，发现有毛病的，随即从左手中指上滑下来，不需停手剔除，两手翻掂非常敏捷，每百枚银元一般只需五、六分钟。这种功夫，没有较长时期的认真锻练，是不能操作自如的。 旧社会钱庄对学徒管教甚严。学徒必须在店住宿，有事须请假，不得随便离店。全店职工都有责任对他们进行管教，而他们也很少违抗。因为在旧社会进钱庄当学徒，视为“有出息”、“金饭碗”。学徒期间，每月只发月规一元，供理发、洗澡及零用，偶有客户在业务空闲时，与经理或跑街凑一牌局，学徒、炊事、杂役等也可获点额外（抽头）收益。学徒三年期满发给工资，定为中班同事，按工作能力给予提升。 全店职工皆由资方供应伙食。辞退职工，一般例规为每年正月初七为定事日，在这一天，每个职工都是提心吊胆的。担心丢饭碗而遭失业，但毕竟每年都有更送或被辞退的，由经理个别谈话，予以留店，续用或调动工作，都必须绝对服从。店中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经理，股东平时不得干预店务，每年春季召集股东会一次，由经理主持，陈述一年来店务情况，提交红帐。倘个别股东无意继续经营，可以退股。盈利一般按十四股分配，即股东得十股，经理付经理得两股，全店职工得两股。除此以外，无其他福利。老弱多病不能继续工作的，辞退时只酌给旅费，不发解雇金，更谈不上象今天享受劳动保险，按月领取退休金了。 二、钱庄的主要业务 钱庄的业务范围主要是存款、放款、汇兑。因此，与各行业商户都有业务往来。这对调剂余缺，便利工商户，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那时芜湖只有中国、交通两家官办银行，对外办理存放款、汇兑业务，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有它专业范围。以后上海陆续来芜分设的上海银行，实业银行，由于他们对工商户的往来手续繁琐，借款限额小、限期短。大宗借款还要抵押品，不及钱庄简便，远远不能满足工商业户的需要。这就为钱庄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的钱庄，大多集中于十里长街的中心地段。有几家资本雄厚的大户，既经营钱庄，又开设货店，即所谓前店后庄。如上海籍宁松泉经营承余钱庄和宝裕纱号；合肥籍虞渐逵，经营鸿丰钱庄和鸿义兴纱布香烟号。 钱庄的主要业务往来，是与粮商米号极为密切的。当时的广、潮、烟、宁等外地粮商，常年派员驻芜，委托粮号采购粮食、菜籽等，运往潮州、汕头、厦门、烟台、天津、青岛、上海、宁波等地销售，回笼货款，大都在上海金融中心轧帐，申票亦都交钱庄代收。有的粮商在芜采运粮食不带现款，是出申票给钱庄按期兑取。申票一般为三天例期，如一号在芜出给申票，四号在上海兑取，如遇例假顺延。申票汇率按票期天数贴息，通称毛水，视银根松紧情况，贴息有大有小。如银根松时，例期申票直过，即不需贴息，偶而甚致升水；银根紧时，毛水就大些，钱业公所对此每天议价拍板挂牌为准。钱庄收粮号申票，按当天牌价酌加收手续费，商店如需到上海进货，则向钱庄汇出申票，如此一进一出，从中获得一定利润。钱庄对申票进出数额，每天有专人码牌推算，以免误期影响信誉。如有到期多头申汇，可出售电汇，电汇密码由副经理掌握。各主要大城市，一般都有常驻代理人（即庄客）办理钱庄汇兑收付业务，普通城市汇兑业务不多，各地同行可互相代理。 三、钱庄的资金来源与结算本位 钱庄的资金来源：除自筹股金外，主要依靠吸收存款以及市场游资，本店亦可签发庄票，辅助资金周转。当时的币值比较稳定，定期存款月息约在一分至一分二厘，放款月息约在一分六至一分八厘之间，存放活期存款约在五至六厘，每月变动幅度不大。汇款，都以信用为主，不提供其他保证。这在当时工商业户往来中，对“信用”二字是极为珍视的。所以，钱庄创立时，大都邀请殷实富户并负有声誉的人入股，或担任名誉董事长，藉以号召和扩大影响。 民国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以前，钱庄与工商户往来进出都以银两为本位。但市面上仍以银元流通使用，偶有元宝出现，只能送钱庄入帐，不许在市面流通。银元折合银两价格，每天上午同业都到钱业公所共同议价，全市各业一样依照当天牌价折合计算。议价挂牌项目有：镇二七、汉沪或称洋例纹、规元（即镇江、汉口、上海的银本位）；各种银元（龙洋、鹰洋、本洋）铜板等，有专人抄送各项牌价，每天都有升降，但一般只在分厘之间。 钱庄还有一种惯例，平时进出均以银两为本位，但到农历年终，对客户欠款，除收回者外，不能及时收回的作为开期（即开年的借款），由银两折成银元贷款，另换借据。到次年正初，又将银元折合银两。例如：上年年终，公所收盘的银元牌价为六钱七分，到次年正初开盘价为六钱九分，两比，每千两可获利二十两差额，开期利息另计。这也是钱庄的生财之道。 开始使用银元，大约在清光绪年间（具体年份不详），银元图有“龙”的叫龙洋，为清政府银元铸造局铸造。鹰洋、本洋、站人洋都是从国外流入的。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又铸有孙中山像和袁世凯像的银元。因袁像头部大，民间普遍称作“袁大头”。银元的重量，每元规定为七钱二分，但钱业公所牌价，约在六钱六至六钱九分之间，因银元内含有少量铜质，无铜敲击不响也没有回声，故银元实质上不是纯银。铜板也始自光绪年间使用（在这以前使用铜钱），流动量大，是零星买卖的辅币。前己叙述，铜板每天也有牌价，但在平时每万枚铜板折合钱两为二十一两六、七钱，按银元牌价六钱七分左右计算，每一银元可兑换铜板三百二十余枚。但在下半年冬腊月之际，每万枚铜板折合银两为十九两三、四钱，而银元牌价又相对提升到六钱八、九分。这样，每一银元只兑换铜板二百七八十枚，这是每年常见的规律性幅度较大的升降。这对当时以铜板为主要收入的做零星买卖商贩和人力车夫等劳动人民来讲，无疑是被盘剥的。铜板的兑换业务，仅属小同行经营，如当时设在红墙院的和泰钱庄，供应对象是当铺、箩头粮行等找尾之用。此外，街边还有摆钱桌的，如石桥港的童复兴钱桌，就专营铜板兑换业务。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正式宣布了废两改元，银两作为一种货币本位遂从法律上宣告中止。”（见千家驹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芜湖同全国一样，在这一年废除银两，改以银元为结算本位。从此，钱庄以银两升降的剥削也随之取消。当时纸币发行量不大，市面流通的大部分是中国、交通两行的纸币。偶有民族资本的上海通商银行、中南银行、实业银行发行的少量纸币。市面流通的还是使用银元为多数，而持有纸币的随时都可以向各该银行兑换银元，故而币值稳定。记得在这期间，上海实业银行发行的五元票面红马图案的纸币，在芜因谣言发生挤兑，当时承余等三家钱庄立即筹足大批银元代为敞开兑换，因而平息了挤兑风潮。可见当时钱庄业珍视、维护同业信誉和互助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四、日伪时期的钱庄业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十二月间，日寇侵占芜湖，所有钱庄都一律停业避离。翌年，日商洋行纷纷设立，日货充斥，市面逐渐恢复。市面流通的货币，有法币和军票两种。当时的纱、布、五洋、油盐、杂货等大都控制在日商洋行手中，必须用日军票购买。于是泰成、泰升、成美等四、五家钱庄相继设立。它们以兑换日军票为主要业务，日军票与法币的兑换比率，开始以宁、沪行情为依据，台湾银行在芜设立后，每天公布日军票兑换牌价。这时安民银行、华兴银行也先后在芜设立，但与工商户往来不多。一九四〇年起，市场渐趋繁荣，又有久大、久泰、大华、康永、生大、晴记、泰昌、泰和等二十余家钱庄陆续开业。当时钱庄资金不大，而且皆是合股经营，大多依靠吸收游资来周转运用。主要职员多系股东兼职，也雇用一部份职工。工资待遇，视各店规模大小而定，差距不大，也供应伙食。在这期间，汪精卫公开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组织汪伪政权，芜湖也相应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伪中储券大量发行，搜刮民脂民膏，市场畸形发展，游资更加充斥，因而钱庄家数激增，最盛时有八、九十家之多。此外，还有芜湖商业银行，芜湖实业银行，德泰恒银号等，可谓盛矣。由于伪中储券发行量激增，物价波动甚剧，工商业户普遍重货轻币，钱庄本身亦鉴于纸币日趋贬值，手中也掌握一部份货物，以保值资本，而应付万变。所以，在日寇投降时，伪中储券更加贬值，不如草纸，而钱庄所受损失不大。 五、国民党统治下的钱庄业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人民群众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以为从此可以建设国家，安居乐业了。讵料从大后方来的官员实行“劫收”政策，汉奸、经济汉奸帽子乱扔，闹得人心惶恐不安。当时有点名气的资产者，大都远走避风，工商业又出现停滞现象，钱庄亦全部停业。至一九四六年春间，始由国民党芜湖县政府发给民康、新华、同大、蔚大、泰昌、鼎成等二十余家钱庄临时开业执照。其业务仍如前述，都是合股经营的，是年秋，国民党财政部明文规定，凡是在抗战时停业的钱庄，只要提供证明资料报部经核准后，可以发照复业。但经过八年抗战，老钱庄一切帐册资料，幸能保存者，已寥寥无几，只有承余、鸿丰、庆源，蛀大、长余、义昶、晋孚等十余家领到财政部正式执照批准复业。其中一部份还是花钱找门路，提供假证明获准的；有的虽花了钱并不一定办成，个别反弄巧成抽。记得源记香烟店店东钟家康，通过“门路”获得一张德源钱庄复业执照。于是觅址在长街陡门巷上首，新砌石库门面，张灯结彩，发送请帖，择吉“开张”。迨将现钞送至国民党中央银行国库验资后，始被财政部发觉，这张批复文件，不是由财政部签发核准的，而是财政部从重庆迁回南京途中，被一高级专员利用职务之便，窃取了盖有财政部大印的空白公文纸，私自填写的。再找这位“专员”，已杳如黄鹤不知去向了。由此可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到了何等严重程度。而德源钱庄只得偃旗息鼓，参加到“地下钱庄”的行列。 由于国民党财政部的执照难以领到，而抗战胜利初期县政府发的临时执照又不顶用，拥有正式执照的十余家钱庄，远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因此，无照钱庄，即俗称“地下钱庄”如雨后春笋似地兴起，最盛时多达七、八十家。其中以中小同行占多数，这些无照钱庄，是在当时地方政府默许下开业经营的。而这种默许又是通过“金钱”渠道获得的，它们与有照钱庄经营业务相同，相互之间也调剂余缺，后来还在钱业公所内共同办理票据交换所，只是不能以钱庄名义签发庄票和向中、交、上海银行等直接出售申票。当时不论有照钱庄或“地下钱庄”，除个别外，一般都很重视信誉。此间虽有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安微省地方银行、芜湖县银行相继设立，但由于钱庄经营灵活，手续简便，因而大多数工商户还是乐于与之往来。 一九四七年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为了弥补愈来愈大的军费开支所导致的财政赤字，于是滥发纸币，投放市场，造成物价波动，纸币贬值。由于大量纸币踢来踢去，钱庄忙于收付，钞票来不及清点、签封，只打捆、装麻袋，进出数额激增，毛利收入也相应增大。当时工资发放形式：有的以米（担）或棉纱（包）等实物为折算单位，按发薪当日市价计算；有的以底薪为基数，每月以毛利、票贴收入提成发给。当时钱庄大多兼营副业，如经营棉纱、布匹、五洋、百货等，以保住资本。那时国民党溢发纸币，通货膨胀己达到惊人的程度。据笔者记忆：一九四五年度，约为一万亿元；一九四七年底约为三十三万亿元；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元券发行前夕）约为六百六十三万亿元。由于法币崩溃，国民党政府宣布币制改革，限制物价，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八・一九”限价。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金元券发行额宣称为二十亿元，以一比二百的比率把法币收回换给金元券，欺骗人民说是以黄金作储备，保证金元券的稳定，金元券一百元，可向中央银行购买黄金一两。于是有人头天晚间在中央银行门前排队轧黄金，不知挤踩伤了多少人，也没有抛出一两黄金。与此同时，国民党财政部还命令有执照的钱庄，将改革后的金元券资金，送交中央银行国库验资，这笔验资款，直到国民党政府垮台时也未发还，可谓残酷的掠夺。 所谓“八・一九”限价，实际上物价愈限愈涨，商店货物被抢购一空，群众拿着金元券买不到商品。蒋经国在上海大查囤积居奇，严惩“不法商人”，芜湖也有“戡乱”大队到商店查抄存货，搞得人人自危。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金元券发行额己猛增到六十八万亿元，金元券等于废纸。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加之国民党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军、警、宪、特的敲诈勒索，工商业户碰得焦头烂额，濒于倒闭。钱庄亦遭受到同样的命运，一律停业清理。 六、解放初期的钱庄业 芜湖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解放的。解放军进城后，“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政府的政策是：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个政策得到了人民的一致拥护，市面又逐渐恢复，趋向繁荣。钱庄相继复业或新开业的有：晋孚、庆中、大丰等近三十家。它们接受当地人民银行的金融管理。人民银行的经营宗旨是：扶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凡当地各类工商户，只要符合政策，都可给予扶助和贷款，而且利率低，汇费小。因此，市面金融活动绝大部分集中于人民银行，钱庄业务自然地逐渐减少。一九五〇年春，国家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艰巨的恢复工作，使财经情况逐步好转，结束了国民党多年来通货恶性膨胀的局面，物价渐趋稳定。当时粮食采运业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前，已日趋自行淘汰。而与粮食业有着密切联系的钱庄业，这时所经营的存放汇兑业务既少，利润又薄，同时也不能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至一九五〇年底，均陆续呈报人民银行批准歇业。从此，钱庄已成为历史名词，不复存在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芜湖手工棉织业简史（《芜湖文史资料1》第014篇）
作者：范长茂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陆交通便利，曾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商业兴旺，市面繁荣，是我省经济文化发达较早的城市，芜湖棉织业正是在这些优越条件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地逐步发展起来的。最盛时期，曾有一千多家机坊，拥有近五千张手工织机，产品销售到邻近五省的部分地区，行业之大，花色品种之多，销路之广，不仅居于全省首位，而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屈指可数的。现在芜湖棉织业的手工生产的历史己经结束了，然而它在八十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还是可以称道的。抗战前，芜湖市区的人口不过十万左右，而直接或间接依赖棉织业为生的，却占市区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芜湖沦陷期间，棉织业虽趋于衰落，但依此为生的人口，仍占市区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左右。因此，忆述芜湖棉织业的产生、发展和变革的历程，是有其一定意义的。 （一）萌芽 芜湖棉织业产生于十九世纪末，清光绪三十年间。经营此业者主要来自巢县、肥东一带的农民。因为一方面此处是丘陵地区，适宜种植棉花，所以很早就有手工纺纱织布的传统。一般都在农闲季节，女的纺纱，男的织布。生产的纱、布通过农村集镇市场进行交换，从而逐渐成为农村的副业生产。一方面肥、巢一带人口较多，土地贫瘠，加上水旱灾害，农民生活艰苦，被迫离乡外出谋生。于是便把手工织布带到芜湖来，从而使农村的副业逐渐转变为城市的专业生产。 芜湖棉织业的最初创始人名叫鲁福庆，是巢县西乡人。他到芜湖来开机坊，一切都很简陋，住的是草屋，使用的是手抛梭织机（俗称腰机）和手摇纺纱车。起初是用手工纺的土纱（又叫本纱）作原料，后来才改用机器纺的纱（又叫详纱），门幅窄，尺码短，也没有一定的规格。如要染成色布，还得送到染坊去加工。生产全是自己动手，织成的布，也是自己扛去出售。这样的生产经营方式，当然是难以扩大生产了。 自从鲁福庆在芜湖扎根以后，肥、巢一带相继来芜开设机坊者不乏其人。这时对产品规格作了一些改进，也增加了一些花色品种。但生产工具简陋，操作技术落后，以粗支纱为原料，因而生产出来的布匹，仍然是产量低，品种规格少，质量差，不美观。当然销售也就不广。因此，棉织业初期的发展是缓慢的。从它的诞生到辛亥革命近十年时间，芜湖棉织业机坊只发展到三十几家，估计全部织机，也不过五、六十张。当时芜湖人称之为”机花子”，可见这个时期的落后状况。 （二）早期的发展 民国初年，我国机器纺织工业，已在沿海大中城市蓬勃兴起，而手工棉织业要求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改变落后生产方式。因此，首先对生产工具进行了改革。把原有的“腰机”一律改为手拉脚踏织机（俗称平机），以增加产量。其次，钻研和提高生产技术，改进产品规格，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扩大产品销路。从而使棉织业的生产得以较快地发展。不但原有的机坊，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纷纷增加机台，而且还吸引了一些人陆续来芜湖添置机台，开设机坊。在不断扩展织布机台的同时，又添置了生产毛巾、腿带的机台设备。随着生产不断扩大，机台逐渐增多，劳动力不足，需要补充。起初从巢县、肥东一带农村去找来亲友协助（后来大多数自行开设机坊），继而招收学徒和雇拥工人。从此，在棉织业中开始出现了雇拥关系和剥削行为。一般小机坊以业主及其家庭成员劳动为主，雇用少量学徒或工人，有轻微剥削；而那些拥有数十台布机的大机坊，雇用工人学徒较多，其剥削程度亦较严重。 北伐战争时，芜湖棉织业的机坊已由三十几家发展到五百余家，拥有机台近两千张，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手工棉织行业。 大约一九二零年前后，芜湖棉织业就组织了“机业公会”，一九二七年以后改为“棉织业同业公会”。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一九五六年。 （三）兴盛时期 北伐战争以后，芜湖棉织业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机坊年年增加，机台设备不断地扩充，因而需要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产量的日益增高，而销售市场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处于发展时期的棉织业机坊，只有积极改进操作技术，努力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方可增强竞争能力。例如：有的改进染色配料和操作方法，以改善色泽光彩；有的翻新花样，以增加花色品种。通过艰苦努力，棉织业的产品花色品种繁多，色泽鲜艳，质量良好，扩大了销售市场。这时芜湖的棉布不仅遍销于本省各地，而且还远销到湖北、江西、河南、山东、江苏等邻省的大部分地区。芜湖的毛巾，畅销于长江中上游一带城镇。许多浴室都使用芜湖“邰兴记”机坊生产的澡巾。当时市场物价稳定，商业往来活跃；原料既能赊购，产品也可赊销；淡季，资金周转困难，可以预收货款或向银行、钱庄抵押、借贷。这些都有利于棉织业生产的发展。这时，芜湖最大的一户“鲁声记”机坊，有两个生产场地，拥有手工织机八十余张。 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棉织业机坊已发展到千家以上，拥有各种织机五千张左右。棉织业机坊不仅遍布于东门、北门、吉和街以及河南等地区的僻街小巷，而且逐步向闹市延伸，就连最繁华的十里长街，也能听到机杼之声了。先后迁到长街的机坊有：“韦义泰”、“昂华新”（织毛巾），“陈自新”“鲁声记”“何顺祥”“王永泰”（织布）等六家。以后它们大多转营纱、布、颜料等商业。从北伐到抗战前这十年期间，是芜湖棉织业的鼎盛时期。 （四）衰落 抗日战争时期，芜湖棉织业遭受日寇的严重摧残而衰落下来。这是因为： 一、当日寇侵占芜湖前夕，棉织业几乎全部停产。绝大多数业主携带财物逃往外地，为维持长期生活而消耗殆尽，逃难中也有遭到重大损失的。而留在芜湖的部分财物，或遭日寇破坏劫掠，或在混乱中被人掳去。因而回芜时资金严重不足，生产设备残缺不全，难以恢复原来的生产能力。例如：王永泰机坊，原来拥有手工织布机五、六十张，是芜湖棉织业中大户之一。在日寇侵芜时，他家的东门厂房和住宅二十余间，被日本兵当作马房，房屋受到严重毁坏，所有生产工具、家具都被当作柴火烧掉；屋内夹墙（即暗库房）亦被拆除，存放的纱、布、颜料等物资，被洗劫一空。长街门面及后场的房屋亦被烧毁。总计损失约两万元。昂华新毛巾厂，在日寇侵芜前夕，将一批物资存放英商怡和趸船上，结果被日机全部炸毁；长街的门面房屋，亦遭日机轰炸，损失严重。 二、在敌伪统治时期，“洋布”“洋缎”充斥市场，抑制国产棉布销路，同时进行“封锁”，物资进出都要受到严格的检查和限制，因而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加之敌伪爪牙横行霸道，敲诈勒索，弄得人心不安，使机坊主不愿扩大生产。 三、在敌伪统治下，有些机坊主认为，搞手工业生产，赚钱不多，不如搞商业。于是抽出大部分资金去经商，甚至干脆抛弃棉织业，把全部资金用于开店，专营商业。据不完全统计，这时由棉织业转到商业，仅开设的纱、布、颜料等商店，就达五十余家。还有一些业主抽出一些资金与别人合伙经商。 由于敌伪的摧残，芜湖棉织业本来就没有恢复它的原有生产能力，加上抽出大量资金经营商业，生产能力大大缩小，因而形成“外表庞大，内在空虚”的状况。到抗战胜利时，棉织业的机坊仅有七百余家，机台减少到两千张以下。 抗战胜利后，芜湖的机坊重整旗鼓，恢复生产，并一度出现过繁荣的景象。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祸国殃民的“内战”，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民不聊生。使刚刚恢复起来的棉织业又逐渐衰落了。 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挽救经济崩溃的严重危机，用“币制改革”来抑制通货膨胀，用强制的限价政策来稳定市场物价，摘了一个所谓“八・一九限价。”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不但未能稳定物价，反而激起抢购物资浪潮，弄得人心惶惶。这时芜湖的棉织业，不愁产品卖不掉，只恐原料进不来，常常因买不到棉纱而停产。限价政策的破灭，招来通货的恶性膨胀，物价的涨风如无缰之马，一放而不可收拾。转眼间钞票贬值，造成亏本，使棉织业生产发生了严重困难。特别是资金较小的机坊，临近破产边缘。加上当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溃兵残部来到芜湖，不是抓兵拉扶，就是要钱要粮，闹得市面非常混乱，因而多数机坊，被迫暂时停工，另找生活出路。到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大军渡江前夕，棉织业机坊能维持生产的，不足五百家。开工的机台只有一千二、三百台左右，且大多数处于时开时停的状况。这是芜湖棉织业的历史上最为衰败的时期。 （五）发展与变革 解放后，芜湖棉织业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很快恢复了生产。为了使棉织业生产持续发展，根据行业的特点和同业的意见，于一九五零年初组织了全行业产品销售市场——芜湖市棉织业联营社。采取了分散生产、集中销售的经营方式，设立了十七个营业部（五二年划出毛巾帽袜另行成立联营社），实行价格统一管理，按产品质量的优劣，议定合理的销售价格，受到远近顾客的信任和欢迎。同时还接受了国营公司的部分加工代织任务。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除大力扩展原有生产能力，增产各种棉布外，还积极发展了宽幅织机生产被单、罗纱蚊帐等新品种。到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开始时，芜湖棉织业又恢复到一千余家，拥有各种机台四千余张。这是解放后的芜湖棉织业的复兴时期。 一九五四年秋，国家对棉布实行了统购统销，棉织业的自营业务，全部改为加工代织，联营社撤销。为了妥善处理公私之间、劳资之间的关系，经市手管局、棉织工会、纺织品公司共同协商研究，决定成立九个棉织加工组，由棉织业同业公会统一领导。每组设专职业务人员三名（内工人一名），负责办理有关加工业务。如签订合同，分配任务，检查规格质量，督促各组按期完成加工任务。参加各组的生产人员，既有工人，也有业主。通过加工组的形式，将原来的劳资关系逐步转化为互助合作的关系。从而为走合作化道路，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到一九五六年初，在合作化的高潮中，九个棉织业加工组，顺利地转为九个棉织业生产合作社。同业的全体工人和从业人员都参加了合作社组织，成为合作社的社员了。加上市合作总社、环城区、棉织业工会、市劳动局等组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棉织社，共有十三个棉织社，统由市棉织专业联社领导。另外，还有两个针织社，归针织专业联社领导。 根据党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在完成了所有制改造，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又逐步地对手工业生产进行了技术改造。为此，市手工业生产联社针对当时棉针织行业单位多、力量分散，不利于发展生产的情况，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将上述十三个棉织社和两个针织社合并组成灯芯绒厂，红光针织厂、丝绒厂、锦华被单厂和湖光毛巾厂等五个企业。到六十年代初，这些棉针织厂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结束了手工生产的历史。一九八四年八月
作者：刘伯璜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有巨幅落地《迎客松》铁画屏，古松坚韧刚劲伸出巨臂，挺立于高路云端，而迎百代过客。这是以我省黄山玉屏峰旁千年迎客松为蓝图，由芜湖市工艺美术厂工艺师和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专家通力合作而成。二十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迎客松》前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友人留下多少珍贵的历史影集，铁画的独特艺术受到交口称誉。《迎客松》已成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象征。 铁画，是芜湖特有的工艺美术品。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民族工艺美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以低碳钢等金属材料冶铁锻制，吸取了我国传统国画构图和金银首饰、剪纸、雕塑工艺等特点，锻锤焊接，精工制成山水、人物、花卉、虫鱼、飞禽、走兽等。运用黑白对比、虚实结合的手法锻成，富有较强的立体感。它以挺拔豪放、刚劲有力、古朴典雅的特点独树一格。诚为陈设室内、馈赠亲友之佳品。不仅受国内欢迎，而且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诸国，誉满中外。 下面就芜湖铁画之产生、发展、衰落与振兴、提高的历程，略以言之。 “铁到芜湖自成钢” 芜湖是具有二千年历史的古城，它内濒长河（即青弋江下游），外临大江，水陆襟带，舟车辐辏，交通十分方便。“百里芜湖县，封侯自汉朝。”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设置芜湖县以来，一直是皖南重镇，素称鱼米之乡，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中期，在江东首屈一指的十里长街己经形成，钢铁业一度兴盛，冶炼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民间有“铁到芜湖自成钢”之谚。 相传春秋时期，吴越地方最先发明炼钢，楚国的造剑专家干将莫邪，曾经在芜湖县北赤铸山铸剑、淬剑。这里有火炉山、铁门槛、试剑石、淬剑池等遗迹。北宋诗人黄庭坚、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均相信此说，并有诗题咏。南宋时，为逃避金人祸乱，山东治铁师卜七南迁至芜湖，利用当地矿藏，开设过颇具规模的治铁作坊，今卜家店有其遗迹。卜家世代炼铁治钢，没有间断。明代中叶，卜家在县城内铁作巷（一称铁锁巷）开设钢坊，后人称为卜家院。不久，又在二街永平里、花津桥等处开设了钢坊，规模较大。卜七的后裔卜万伦技术最精，是百工中声名较著的冶铁师。这时，芜湖已形成商业城市，成化七年（公元一四七一年），朝廷在芜湖江口设立工关，崇祯元年（公元一六二八年）增设钞关。专抽竹木及船运百货税。一年税银从开始一千两增加到四万两。入清，芜湖关税银有增无已，以康熙八年（公元一六六九年）为例，常关（工关和钞关的合称）税银有十六万八千四百两。接着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情况，把“铜斤脚价银”作为单项征收。时至嘉庆四年（公元一七九九年），常关增收铜斤脚价银三万三千两，几乎相当于关税收入的六分之一。县志说：“今按芜关完纳铜斤水脚向以钢为大宗。”所谓“铜斤脚价银”就是包括铜料在内的钢铁运输税。嘉庆十年芜湖关道宋镕发布了一道《贩运钢觔章程檄》说：“照得钢为芜邑土产，贩运百有余年，原无贻误。嘉庆六年，奉督抚二宪查办铁斤案内议及芜钢。”对芜钢的经营管理有了一套办法。当时，专门经营钢铁业的有“十八家铺户，”它们资本雄厚，雇有工匠。其时卜七后代卜万兴一户已屈居第九位了。可见芜湖钢铁业十分发达，竞争也很激烈。他们普遍掌握了“苏钢”的冶炼方法，而且技术水平要高于邻近地区的同业。县志云： “百工中惟铁工异于他县，居市廛冶钢业者数十家，每日须工作不啻数百人。初锻熟铁于炉，徐以生镤下之，名曰镂铁，镂饱则镤不入也。于是渣滓尽去，锤而条之成钢。其工之上者视火候无差忒，手而试其声，日：若者良，若者楛。其良者扑之皆寸寸断，乃分别为之记，檺来而授之客，走天下不訾也。”可见芜湖工匠都掌握了一套看家本领：会镂铁，去渣滓，看火色，掂分量，听声音，试硬脆，辨优劣。正是在铁工技术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于康熙年间出现了汤天池的铁画，以及后来著名于世的“三刀”（剪刀、菜刀、剃刀）。 特定的艺术环境 铁画的产生与当时芜湖特定的艺术环境有密切关系。清军入侵，义兵兴起。这时，在芜湖聚集了从各地逃避战乱和被清廷通缉的一些文士和明遗臣，有的潜依沙门，有的隐居山林，其中也有参加徽宁地区抗清活动的。如曾经史可法征聘的太平县人汤燕生、歙县方兆曾、韩铸，僧人一雨、渐江、海涛、碧澄等，他们都长于书法诗画，日以诗字相琢磨，钻研画艺，渐江为新安画派之先驱。世居芜湖的画家有姑熟派萧云从、萧一旸及萧一芸父子，还有姚宋、彭浚、刘梅江、梁璠等众多画家，一时集中于芜湖，这在芜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些诗人画家，交谊甚笃。诗名甚高的宣城人施闰章也参与其中。爱国活动家、学者顾炎武化名“蒋山佣”在南京三谒明孝陵后，也来芜湖活动过。历史激流把他们冲汇在一起，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寄情笔端，痛感战乱，宁贫守志，孤高自赏，情调苍凉；挥毫作画，多远山、淡水、怪松、奇石、老梅、修竹、秀兰、细柳之类，表现了高尚脱俗、素节不屈的情操。他们的诗、画在当时颇有影响，又身沦民间、寓居陋巷、庙庵，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下层社会，且以心怀亡国之痛，与士农工商四民有共同的命运。因此宁愿把作品赠送给贫民（如渐江），而对州官的索求则拒之于门外（如萧云从）。所有这些，对汤天池来说，适逢其会，正是有助于他研制铁画的社会（艺术）环境。在爱国名画家萧云从的帮助下，铁画终于能在艺苑中独树一帜，大放光彩。 谢堃《金玉琐碎・铁画》：“幼闻芜湖铁工汤鹏与萧云从邻居，暇辄观萧作画，萧恶其蠢，呵责之。汤发愤曰：‘尔谓我不知画耶？’乃锻铁作画。”《画友录》的作者黄钺，否定了谢堃的说法，他把汤、萧合作创制铁画的关系，在《汤鹏铁画歌・引言》中作了详细解说： “钱塘梁侍讲同书作汤鹏前后《铁画歌》，一时属和者甚众，顾传闻有异辞。鹏字天池，钺乡人，幼闻先大父言其事甚详。初，赁屋于先曾祖，贫甚，技也不奇，有道士乞火于炉，炉灭，诘之，曰：‘月余未锻也。’道士击其灶曰：‘今可矣！’径去。后觉心手有异，随物赋形，无不如意。第惜山水未能也，往诣萧尺木，求其稿，今所见萧画也。” 这段引言除了关于汤鹏的技艺得力于道士的神授不足信以外，其他该是可信的。原来，黄家有临街房屋出租给汤鹏，汤鹏租居时间很久，付不起房租，每到年终就以铁画抵偿，黄家因此收藏了很多灯屏烛檠。黄钺出生于乾隆十五年（公元一七五〇年）八月，家住芜湖西门外升平桥旧宅，儿时闻其祖口述，当是事实。黄钺还说，汤鹏曾经特地登门求师，终于得到萧云从的竭诚传授画艺，提供画稿。大幅铁画屏风就是萧、汤合作制成的。 铁画独有汤鹏名 汤鹏，字天池，大约生活在清初顺治到康熙年间。原籍江苏溧水县神巷村人（一说是溧水县南乡石白湖畔汤家边人）。据铁画工艺场老师傅储炎庆说：汤鹏由家乡逃荒来到芜湖，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才在一家铁作铺当上徒工，从此，以打铁为业，在芜湖定居下来。 这家铁作铺在西门铁作巷，是冶铁作坊集中的地方，离萧家巷不远，年近六十的老画家萧尺木（云从）住在这里。汤天池白天劳作，夜晚只能寄宿在城南门外老浮桥边一艘破船里，与乞丐为伍。尽管生活艰苦，对绘画却很有兴趣，常去观赏萧尺木作画，晚上就在青弋江边沙滩上用竹枝练习，经常熬夜到鸡鸣天亮方才住手。长河两岸的垂柳、芦苇，水上渔舟，水里鱼虾螃蟹，都是他的写生对象。经过长年累月的勤学苦练，初步掌握了绘画技艺。其时，西门外有一条河叫花津，水源来自西湖池和陶塘。陶塘四周有达官显贵的别墅，也有画社。汤鹏常来看画师如何作画。一次，老画师的点烛灯檠跌折，汤鹏把它修理如新，老画师很高兴。汤鹏要求学画，老画师答应了。不料连学三个晚上，汤鹏使笔总不能如意，画不成形象。老画师忍不住说了一句：“真是其笨如牛也！”个性倔强的汤鹏也火了，发话道：“我不会画呀，用铁锤打一幅给你看看！”据说，汤在陶塘边转悠了三个夜晚，思考着如何打出铁画来。他终于从红菱角得到启发，触动创作契机，偷偷地锻制成第一枚菱角，相当逼真。传说，他起初打的铁菱角丢在墙角落里，他的师傅还以为是真的，用手一抓，烫得叫起来，问汤鹏从那里学会的这个真功夫，汤随口应道：“用手捏的！”当场掐出具有两角、四角大小不等的菱角，师父大惊，以为他有一副天生“神手”。后来便有了道士吹炉火并对汤鹏的一双手吹了一口“仙气”之传说。 为了专心致志研制铁画，汤鹏满师后独立开店，在升平桥边租赁黄钺祖父的临街房屋，除了锻打农具及生活用具以糊口外，主要精力是用于锤制铁画的工艺。开始，只能锤制知了、螃蟹、柳枝、芦叶等小景物，虽然形象逼真，但不脱儿童玩具范围，缺乏艺术性。不仅价值低廉，销路也不广。这样他的生计日见窘迫。但他毫不气馁，前人歌咏他“扬锤柳下”，“解衣任槃礴”，“穷岁月事摹绘，百炼要与九朽争，”终于突破难关，技术上精益求精，提高到“攻金竟类攻皮鞣，赋形有物，无不如意”的程度。锻制动植物小景，应手而成。可是，汤鹏并不满足已得的成就，想作山水屏幛，苦不得法，心甚烦恼，最后登门向萧云从求教。那时，萧尺木已从萧家巷迁回城东梦日亭遗址附近的故宅“梅筑”园林，知汤鹏打铁画意志坚韧，乐于与他结下忘年交，共同切磋画艺。为了适合锻制成大幅山水铁画，萧云从特地运用了“减笔皴”的笔法，用以表现山石、峰峦和树身表皮的各种脉络纹理。后来黄钺题诗道：“汤亟造请遂所求，皴为减笔林不稠。寒山古寺宜深秋，间有衰柳维扁舟。请看真本铁笔遒，果与萧画无别否？”（见《壹斋集》） 铁画远传到北京，受到朝野人士的一致赞誉，乾隆时侍讲学士、著名书法家梁同书（山舟）连作前后《铁画歌》，其中有句云：“至今画手排浮萍，铁画独有汤鹏名。仙人化去神龙迎，三十六冶皆不灵。”（见《频罗庵遗集》第一卷）说明汤鹏勇于创新，有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 汤鹏铁画有四大品种 汤鹏创制的铁画，按体制和题材分，可以区分为四大品种。 第一类：尺幅小景。有兰草、松树、翠竹、老梅、荷花、豆架、瓜藤，以及雨鹭、鸣蝉、蜻蜓、飞蝶、跳蛙、游鱼、奔马……这都是画幅直径不过一尺左右的小景，嵌进红木框里，以素绢作背影（衬底），挂在粉壁上，黑白相衬，分外醒目。凡书斋客厅挂上一幅供人欣赏，更添雅兴。这一类还有仕女人物，大都是历来流行的渔、樵、耕、读和牛郎、织女、八仙过海等神话故事人物。这类作品传世较多。光绪六年（公元一八八〇年），谢堃在当涂县张瑞庚家，见到壁间悬挂铁画四幅：山水、花鸟各一，人物二幅。“肥瘦阴阳与笔画相似，款署‘汤鹏锻’三字，亦铁为之也。”（见《金玉琐碎》）今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柳蝉》、《芦蟹》都是这类作品，另有无款《竹石》一副，可能也是汤作，因年久脱落了款识。 第二类：铁画（花）灯。这种灯是用四幅或五幅、六幅精巧的铁画（花）合嵌而成，用云板（涂上云彩的木板）制成画框，或以云母装饰，镀金雕玉镶嵌，紧紧扣束。蒙上洁白如云的素绢或茧纸，中燃银烛，光彩夺目。无论是风清月白之夜，或秋雨冬雪之天，高悬一盏铁画（花）灯，颇富情趣。铁画灯既可吊挂，也可加上灯柱立于墙角，随时搬动，美观实用，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当年芜湖民间习俗，中秋节前后七日，家家户户结彩张灯，以祝延年益寿，名为挂“万寿灯。”除红烛灯笼之外，还有铁花灯，高竿挑起。悬在屋檐下庭院中，灯月交辉，分外悦目，给人们生活平添一层艺术美的光泽。 第三类：铁画屏风。屏风是室内挡风或作为障蔽的用具，通常用竹、木结构成框架，镌上木板、大理石或糊上名人字画，有四扇、六扇、八扇……之分，扣束联结，可以折叠、移动，把堂室隔成里外间。汤天池别出心裁，创制大幅山水铁画屏风，有宽广达十二折叠者，这种大幅巨制，需时非数月甚至期年，人们惊为屏风艺术中别开新生面的杰作。 第四类：铁字。这是将古代和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的手迹，正、草、篆、隶四体，尤其是行草，锻制成铁字。人们把铁字视为旷古未有的一种书法艺术。现存安徽省博物馆的一幅铁字对联：“晴窗流竹露，夜雨长兰芽”草书，苍劲洒脱，就是出于汤天池之手。此联作于“丁卯春三月”，即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迄今将近三百年了，保存完好，已列为珍贵文物。 铁画创制成功，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迅速打开销路。那时芜湖市场百物俱备，著名土特产有二十二类，而铁画名列前茅。诸名家如梁同书、韦谦恒、钱萚石、谢金圃、吴杉亭、陈宝所等，纷纷作诗唱和，赞扬汤天池“炉锤之巧，前代未有，”并说：“此技亦可喻至学，研穿铁杵吾儒硎。”要学习汤天池锲而不舍的精神，读书治学，砥砺意志。 “雪摧老干撑松杉” 生活在所谓康熙盛世的一个巨匠汤天池，他的命运并不好。在那个时代，他终究不过是个社会地位低下的铁工而已。然而，汤天池铁骨铮铮，不失铁工本色，他藐视达官显贵，厌恶市侩俗儒，宁守穷困而不折腰献媚，晚年生活十分潦倒。好饮而囊空，“独怜奇技坐无穷，江天日暮酒钱空”，是诗人对他穷困生活的写照。芜湖人、国子监祭酒韦谦恒颇为之惋惜，说他的作品“传至日下可值数十缗，然性颓放，不受迫促，故卒以技穷”。他逝世后，两个孙子继承了他的技艺又传至他人。至嘉庆，芜湖铁工仿制铁画的人越来越多了。销路颇广，“四方多购之，以为斋壁雅玩。”（见嘉庆十二年重修《芜湖县志》）汤天池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文明财富。地方志书为他立了小传。 汤氏铁画技艺历代相传，使这一工艺美术品的生产不至于中断。但是，铁画生产的继续和发展，道路是曲折、坎坷的，每进一步都很艰难。许多不知名的工艺匠师，默默无闻地付出劳动，这不仅是为了个人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艺术事业。清代仁和（今杭州市）文士朱文藻对汤天池铁画叹道：“雪摧老干撑松杉，”可以借来说明芜湖铁画艺人的创造精神和铁画史的发展过程。 乾隆、嘉庆年间，芜湖工匠成批生产铁画，制作虽然不如汤天池之“神工”，但技艺水平还是较高的，“一如丹青家而无襞积皴散之迹”。（嘉庆县志）像画图一样，没有折迭绉纹、裂拆积垢、粗劣的痕迹，说明铁画的精致雅观，所以“四方远客多购之。”（同上）封建社会制度严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道光以后铁画生产日趋下降，这与芜湖钢铁业的衰落，有密切关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推向殖民地的深渊。太平军兴起，在芜湖建立地方政权十年（公元一八五一——一八六三年）之久。经过一场战乱，芜湖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经济萧条，十里长街变为瓦砾场。在所谓“同治中兴”时期，生产逐渐复苏，钢铁业“尚存炼坊十四家，均极富厚”，（见民国八年《芜湖县志》）比原来减少了四大家。光绪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芜湖辟为通商口岸以后，“洋货”大量涌进市场，芜湖手工炼钢业面临覆灭的威胁。辛亥革命后，芜湖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对炼钢业不予扶植，让它自生自灭。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县志编者对芜湖炼钢业的衰落惊呼：“自洋钢入口，渐就消灭！”这时，只有“冶坊一家，鼓铸釜甑农具及钟鼎器皿”而己；另外有“铁厂三家，修理机器，配制机件，仿造简单机器。”冶炼工业的破产，必然带来铁画生产的衰落。原有的冶坊都已歇业，幸存为数不多的铁工铺，主要是锻制刀、剪、农具、环钉之类，只有少数工匠坚持生产铁画。民国八年县志在《商业》一章里记述：“铁画虽无汤天池之神工，而衣钵传流，精巧者亦自不乏，甚至可以乱真，远方仍争购之。”这时，铁画艺人一概以汤天池的作品为样板，进行仿制汤天池的作品更日见珍贵了。某些以牟利为目的的铁工铺老板，便打出“汤天池作”的款识，冒充真品。仿制最精巧者是一个绰号黄胖子的工匠能手，他的店铺在寺码头。“结火”是他擅长的绝技。产品都是四幅挂屏，多卖予“洋关”（即外国人把持的芜湖海关）和天主堂的相公、嬷嬷.（即外国传教士、修女）。黄胖子也打铁字，原来北门花津桥“第一泉”浴室，有一副铁字对联，就是黄胖子在三十年代以一百块银圆高价卖给浴室老板，落款是汤天池，其实是黄胖子的作品。这副铁字对联一直保存到解放后，十年动乱中被砸毁了。 旧中国，封建性行帮陋规之一是：“传媳不传女。”这是为了技艺保密，保住饭碗。黄胖子不然，把技艺传给自己的独生女儿，指望招女婿进门顶香火。抗日战争爆发时，黄大姑娘逃难武汉，从此没有下落，不久，黄胖子去世，成了绝户，他的精湛“结火”技艺也绝了。比黄胖子略晚的铁画艺人只剩下几个了，他们的境遇比当年汤天池，更是每况愈下，只能流落街头巷尾磨剪镪刀糊口，最后幸存者只有唯一的老艺人储炎庆。铁画，已濒于人亡艺绝的境地。 铁树开花迎春来 新中国成立后，枯木逢春，铁画也获得新生。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扶植下，成立了芜湖市工艺美术厂，铁画老艺人储炎庆不负嘱托，继承和发展了汤天池的技艺。在“百花齐放”的方针指引下，于五六年间拿出了样品，当年八月《安徽日报》专文报导“铁画复活了！”翌年，储炎庆被推为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手工艺术老艺人座谈会。朱德委员长与储炎庆握手交谈，鼓励他说：“老储啊，穷人总是有志气的，汤天池就是一个有志气的人。汤天池的铁画好不好呢？当然好得很！但是只要我们有志气，肯努力，就一定可以超过他！”储炎庆受到很大鼓舞，他决心尽余生竭余力，为铁画工艺进行新的探索。一九五八年，《关山雪霁》、《黄山莲花峰》等作品参加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塑艺术展览会。是年九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在省博物馆欣赏了依照徐悲鸿画稿锤制的《奔马》，勉励有加。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储炎庆和一部分铁画艺人在合肥模型厂锻打铁画。国画家们纷纷提供画稿，在造型工艺技术人员的积极合作下，创作了题材多样的作品，《松鹰》、《花蝶》和《牛郎织女笑开颜》三幅，被选送到法国巴黎世界和平理事会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展出，受到国际友人的称赞，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一九六〇年夏天，朱德委员长来安徽省会合肥视察，再次接见了储炎庆，在听取了储炎庆汇报他的铁画班子以后，用手指指自己的头发，又指指储老的头发说：“老储啊，你看看，我们都老了，各项事业都该考虑考虑后继有人的问题，铁画工艺，也要好好地培养接班人啊！”储老不辜重嘱，言传身教，突破了昔日门户之见和传统观念，无保留地传授技艺。解放后新一代的铁画工艺师，如颜昌贵、张德才等，都是他一手培养的。 新社会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提供了前所末有的有利条件。储炎庆师徒和国画家、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副教授王石岑密切合作，创作了巨幅铁画《迎客松》。还根据其他画家提供的画稿，创作了《梅山水库》（又名《佛子岭水库》）和毛主席诗词手迹《沁园春・雪》等作品。这些铁画均经著名喷漆工艺师、屯溪人俞金海喷漆处理，蒙上一层薄薄的漆衣，不仅防锈，而且放出光泽。上述三幅铁画于一九六一年被选入陈列北京全国人民大会堂。储炎庆为人民作出了贡献，人民相信他，选他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芜湖铁画蜚声海内外，凡来江城的专家、学者、归国侨胞和外国友人，都以一睹铁画为快，观赏工艺流程，惊叹、钦佩劳动者的芝术创造力和坚强的意志。一九六四年五月五日，郭沫若同志特地来到芜湖市工艺美术厂参观铁画，赞不绝口：“是个创造！是个创造！”欣然题词： 以铁的资料创造优美的图画， 以铁的意志创造伟大的中华。 这是一幅行草，笔力雄健，极有气势。不久，储老把这副题词锻制成铁字书法工艺品，送给郭老，郭老说：“不敢当，不敢当。这是一件珍贵的工艺品，我个人不能接受，应该送到国家博物馆珍藏起来！”这幅珍品现存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雨过天晴，铁画茂盛 正当铁画百花争艳之时，不幸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受到无情的摧残。诬蔑铁画是“黑货”，“黑画”、“铁渣”……储炎庆遭到了批斗，罚他看大门。强令他的徒弟们全部“洗手”改行。所有铁画一扫而空。铁画艺术面临着人为的毁灭危险。 风雨过后是晴天。历史惩罚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以后，铁画又梅开二度，喜迎春来。芜湖市人民政府拨出专款新建了一座四层高的二千多平方米的工艺美术大楼。这座大楼建在风景如画的赭山公园东麓。招收了十多名新艺徒，成立了铁画技艺研究会。创制的铁画题材更加丰富多彩，艺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诸如：《蔡文姬》、《木兰从军》、《天女散花》、《西厢记》、《洛神》、《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红楼梦菊花赛诗会》等传统题材作品，被选送到北京全国旅游内销展览会展出。为毛主席纪念堂，精心制作了毛主席手书《长征》七律诗巨幅铁字。铁画展览厅一尘不染，粉墙上挂满各种规格的作品，有齐白石的《跳虾》，徐悲鸿的《奔马》，刘海粟的《松鹰》和《山水》，唐云的《螃蟹》，光元鲲的《老虎》、黄近玄的《岩鹰》，以及熊猫食竹、鱼戏水、蝶恋花、晴、雨、风、雪中的梅、兰、竹、菊、荷……反映历史、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诸内容的佳作，形神兼备，风格清新。安徽省政协副主席、著名版画家赖少其，以他特有的漆书体，撰写对联一副，锤制成铁字联：“笔墨顽如铁，金石掷有声。”过去铁画容易氧化生锈腐蚀，所以汤天池的作品传世极少。现在采取烘漆新工艺防锈处理，可保存数百年之久。一九七八年，日本著名风景画家东山魁夷赞扬说：“把铁锻成画，这是中国艺人的伟大创造。我是画家，但是我无法达到这种高超的艺术水平！”他高兴地买了《毛竹》等铁画带回国去。 自从党中央提出建设两个文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以后，铁画艺人充满信心，要为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一九八三年春，创制了大型立体铁画：①《松鹤图》（扬长胜画稿，张德才锻制），②《墨竹图》（张振家画稿，杨光辉锻制）。两幅作品均为宽1.68米，高1.42米。取意“竹苞松茂”、“松鹤延年”，象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祖国生机蓬勃繁荣昌盛的可喜景象。这两幅立体铁画，镶嵌在我省铜陵市天井公园的楼阁里。一九八三年五月，艺人们又创制了小品瓷版作为衬底，配以动物及山水等铁画小品组成。富有强烈光泽，铁画经洁白瓷板的映衬，形象突出，格外鲜明，别具情趣。既能经久、不锈，又便于保洁除尘。在形式上也是多样的，如有用正方形嵌扣的《小熊猫食青竹》，有直径不过一尺的圆形瓷版镶嵌的《斑鹿》，还有菱形的等等，均系上镀银的链子，便于悬挂。这一铁画新品种，自投放市场以来，颇受顾客欢迎。当年九月，在江苏镇江市召开的十五届全国旅游工艺品会议上，一次即销售五百八十件，一跃而为旅游工艺品的后起之秀。一九八四年春，几个青年铁画艺人发扬创新精神，研制了彩色铁画。这年七月上旬，在美国首都儿童博物馆举办了“中国芜湖铁画展览”，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新华社专发了照片，刊登于《安徽日报》（1984年7月13日）。芜湖铁画，成了沟通中外友谊的媒介。 汤天池、萧尺木、储炎庆诸前辈与有关画家、工艺匠师，对铁画的贡献，在美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抹煞的。一九八四年十月
芜湖佛教史拾零（《芜湖文史资料1》第024篇）
作者：龚佛龙 （一）东晋时芜湖始建佛寺 佛教传入芜湖有悠久的历史。为便于说明，首先简述一下佛教传入中国的梗概。 释迦牟尼于公元前六世纪创立佛教于印度，其时相当于我国春秋时代，迄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后来作为一个宗教陆续传入许多国家，为亿万人民所信奉。我国云南、西藏、新疆与印度毗邻地区的少数民族接受佛教较汉族为早。秦始皇时代已有桑门（沙门）十八人来到中国的记载，这时只不过在少数人中传播奉行而已。汉武帝使班超通西域（新疆地区）时，西域三十六国的佛教徒众多，佛教已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现象。佛教广泛流传并得到中国朝廷承认和崇信，是在西汉明帝年代。史册记载，明帝永平七年（公元前六四年）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当是印度）求佛。永平十年（公元前六七年），这些使者带回佛经和佛像，同年在洛阳建造第一个佛寺，即现存的白马寺，供奉佛像，招收僧徒，翻译经文，开始传播，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它分为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各立门户，弘扬佛法。（见赵朴初《佛教常识间答》） 由此推知，佛教正式传入中国，迄今已有一千九百三十多年的历史，其间教义有所演变，产生消极迷信的影响，但佛教在我国多姿多采的古文明的长河洪流中，对自然、哲学、文学、诗歌、音乐、戏剧、绘画、雕塑、医药、武术和修桥、植树、楼台建筑等方面的发展，对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对传播中国文明，促进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盛事是史不绝书的。天下名山僧寺多，有的已成为我国古文明的宝贵遗产，并驰名中外。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佛教最早于何时流传到芜湖，还无法考证，但有史册可查的：佛教正式传入芜湖，当在东晋永和二年（公元三四六年）建造永寿院开始。（在今新芜路吉祥寺里）。正当高僧慧远（公元三三四——四一六年），创立净土宗于庐山东林寺，名士如许询、王羲之等热心佛寺建筑之时。北宋景祐二年，永寿院改名吉祥寺，（见《芜湖古今》二三九页）几经兴废，始终保持佛寺的殿、堂、楼、阁出色的建筑。北宋名士苏东坡、黄庭坚，明代吴琛，清代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等，都到此流连瞻仰，流传不少诗话。吉祥寺是芜湖最早建成的古寺，今已不存，仍留此街道名称。唐朝初期，“朝鲜新罗国国王的王子金乔觉（公元六二九——七二八年），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时年二十四岁）出家为僧，渡海南来，曾先在赭山结茅居留、建寺，初名永清寺，后上九华山，开辟道场，于玄宗开元十六年（公元七二八年）七月三十夜跌坐逝世，寿九十九岁，颜容如生，灵异昭著；佛教徒相信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见孙毓飞编《东南第一山》）九华山因之成为中国四大佛地之一。而赭山的永清寺乃金地藏修道的起点，亦享有“小九华”之称，北宋祥符年间（一〇〇八——一〇一六）改名广济寺。此际，芜湖已有完善的四大名寺：东，能仁寺，西，吉祥寺，南，普济寺，北，广济寺，分布县城四面，象征佛教四大菩萨道场（佛地）。 民国初年，中国佛教开始有联合的组织。当时一批趋时过激之辈，乘辛亥革命的风暴，掀起销毁佛像，侵夺庙产之歪风，全国各地佛教徒为挽救危劫，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会集上海，在留云寺召开中国佛教总会成立大会，公推天潼寺（宁波）方丈敬安，即著名诗僧八指头陀为首任会长。设本部于上海静安寺，设机关部于北京法源寺。敬安和他的嗣法弟子道阶奔走南北，要求政府根据约法下令禁止各地侵夺寺产。一九二八年前后，知名高僧圆瑛法师创立中国佛教会。太虚法师创立世界佛学会。旨在加强僧侣教育，与世界各国佛教进行交流，弘扬佛学。据记载，迄民国初年，“芜湖共有庙坛五十二所，寺观一百三十八座。”（见《芜湖》四十一页）但到抗战时期，仅存完整的广济寺一所。他如能仁、吉祥、普济三大佛寺以及功德林、佛经流通处（在罗家闸，是清代进士濮秋丞为施主，供养洁缘法师终身）和其他七十余尼庵，均残破不全或湮毁无存了。 （二）芜湖广济寺与功德林 广济寺源于禅门的临济宗，是子孙承袭的丛林制，设方丈、监院、都监、首座、维那、香灯等职。平时作应赴（度亡）佛事，农历七月三十日前后三天，是地藏菩萨圣诞传统节日，香火极盛，省内外朝礼九华的善信，大都经过芜湖，到广济寺敬头香，有的自山下三步一跪叩，直拜到大雄宝殿礼佛，求在黄布袋上盖金印。 素有“小九华”之称的广济寺，是江城硕果仅存的佛教文物古迹，也是国内重点保护寺庙之一。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历经兴衰，终得保存。“文革”期间被毁，正在修复中。兹就记忆所及，略述旧观如下： 从一天门经赭山公园大门前行二百余步，首先望见黄墙一角，寺门外有经幢两座，水塘一口；池塘四周，古树参天，浓荫复盖；景物倒映澄水中，宛如图画。 寺门内，正中佛龛坐着一尊金灿灿的弥勒佛像，坦腹露胸，笑容可掬。龛的上方挂有“皆大欢喜”四字横匾。两旁一副对联：文曰：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金光耀目，醒世涤俗。龛后一尊三州感应护法韦驮尊天菩萨金色立像，两壁厢有金刚塑像。 第二进是延寿殿，正中一尊丈六全身的消灾延寿药师佛像，趺坐在莲花座上。佛座后面，有华严三圣像。两壁厢二十四诸天立像，栩栩如生。大殿左侧，通藏经楼。有一部宋碛砂藏经，二部频伽大藏经（每部装四十函，一千九百十六部，八千四百十六卷。）楼东三间精舍，院内有葡萄架藤罗花卉。步入其中，令人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真实感。 第三进是大雄宝殿，庭院中有座巨鼎式的香炉，两株常绿的柏子树。殿中三尊大佛像趺坐在千叶莲花宝座上，正中是释迦牟尼佛像，像前两侧侍立着迦叶、阿难二大弟子：左边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琉璃光佛，右边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两壁厢十八尊罗汉和四大菩萨像。大佛像的壁后是海岛塑雕背景，高大的南海观世音菩萨手执杨枝、净瓶，屹立在普陀洛伽山海之间的鳌头上，两旁善财童子和龙女侍立，金光灿灿，慈祥庄穆。佛像前均设香炉、烛台等供具。大佛像前的雕漆香几甚精致，配套的香炉、烛台、花瓶等，均较高大精致。上悬大缦帐，琉璃灯，幢、幡等庄严饰物，下置铜磬、大红漆木鱼、拜垫等，殿角有铜钟、皮鼓等法器。举行仪式时，香烟缭绕，幢幡飘拂；击鼓撞钟，叩磬敲鱼，梵呗声扬，一派佛教仪式的“妙庄严”景象，引人入胜。 大雄宝殿右侧是法堂，两壁悬挂“佛说八大人觉经”条屏，中有“接引佛”立像。（自功德林迁来。）法堂前庭院对面有伽兰菩萨、监斋使者像龛。此处是讲经或做佛事场所。法堂楼上是职事僧居住和放置佛学书籍之处。前面寮房和香积厨前院，是茶毘（火化）场所。 出大雄宝殿后门，有“一线天”，八十八踏陡峭石阶，直上九华行宫。两边蕉阴浓绿，花卉斗胜。游人缘石栏，攀铁链，拾级而上，仰望行宫，殿宇轩昂。“九华行宫”红底金字四围镶有云边竖匾，和黑底金字的柱对，非常显眼。上到殿前，两边开阔的石砌平台，顿觉由险峻转为平坦，游人可坐石磴或依石栏小憩，观赏殿外风景。殿旁有两株古老的银杏树，摩云盖顶。东侧两扇红漆门，漆有黄底黑字对联：“明珠照彻焰摩罗界，金锡振开地狱门墙。”殿内正中石台上，有四面一式的佛龛；内供四尊金漆一式的地藏菩萨像，各配闵公长老和道明侍者像；琉璃灯悬挂四面。两壁厢十殿阎王像，躬身侍立。前右侧有判官、药叉立像。后壁通接宝幢，即赭塔；内供“谛听”神兽，传说：这种动物，就是当年驮着地藏菩萨从新罗国渡海来到九华的坐骑；又具特异功能，听到地狱冤魂的悲苦声，报与菩萨救度，故名“谛听”。这是神话。据说，弘一大师题赞地藏王行迹图画的金地藏坐在海船上南来，身旁有洋犬一头。因为金地藏入九华修行时，在荒山老林中，野兽出没，此犬起到保护主人的作用。为其“善体人意”，故起了个“谛听”名字。这似乎符合情理。 九华行宫西邻是滴翠轩，原是北宋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在芜湖时读书会友之处，黄庭坚欣赏挚友郭祥正吟“桧轩”诗句：“青幢碧盖俨天成，湿翠濛濛滴画楹，”改“桧轩”为“滴翠轩”。轩为双层建筑，下层两壁嵌有黄山谷石刻像及诗碑，中供六臂准提菩萨小金像，上层三尊高大的弥陀，观音、势至西方三圣像，像身金色，雕塑精细。下悬草书对联，是高手之作。文云： “当年滴翠为轩，两壁交横苍桧影。” “有客闻香悟道，满山盛放木樨时”。 （“为”字疑是“名”字之误） 观此，可以想见当年轩前广植苍桧香桂的胜景。 滴翠轩前面是宽广的平台，石栏雕砌。台外陡坡下接法堂，翠竹摇曳，花鸟宜人，游客到此小憩，发怀古之遐思，足怡情而悦性。 滴翠轩内藏有旧拓黄庭坚书《幽兰赋》碑帖二册，笔力遒劲，观者叹为稀见的古文物珍品。 广济寺藏有唐肃宗至德二年御赐金印，重八斤半，砂金铸成，上镌九龙背钮，印刻“地藏利成”，为稀世之宝。另有仿制铜质方印，上镌龙头手柄，供香客请印之用。 功德林是净土宗，专修念佛法门，不应赴。其实，自清代盛行禅净双修，禅门也设念佛堂，两宗融会，唯各有信众而已。 当芜湖佛教处于衰落之时，九华山东岩禅寺住持接任安庆迎江寺方丈的高僧心坚老和尚，任期届满（十方选贤丛林制度，六年一任）放弃退居老和尚的尊养生活，发愿来芜湖荷担如来家业，选地赭山南麓（今安徽师大）构筑双层精舍，取名功德林和侍者唯定种菜为生。一时感动在家佛教徒聚会护持，其中有名门闺秀和教育界人士十二位女居士为施主护法，这些女居士博学多才，时人尊称她们为“先生”。笔者四十年前，曾于书肆购得汪大先生手书心经注解，见过崔氏与弘一上人往返尺牍遗编，也见过教育家沈二先生削发紫竹林后的比丘尼相。 心坚老和尚戒行谨严，慈善爱众，领导念佛，仪式庄严。在家佛教徒请求皈依者甚众，心老为之传授三皈、五戒（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酗酒）。教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言教身传，众生受化。功德林不作“度亡”应赴佛事，无焚化纸箔等迷信举动；故为通达佛学的信教人士所推崇。 日寇侵占芜湖时，功德林精舍被占用；驱逐心坚老和尚等至北门九莲塘牛车巷。那时，万春圩民工在圩埂下挖到一个铜菩萨头，抬在北门货卖。心老以净资换来，塑成一尊坐在六牙白象上的普贤菩萨像，供在中间便殿上；十余间寮房，围成四合院；关起门来念佛修行。 这时，女居士中汪、崔两大家去世，沈二先生出家。心坚年迈喑哑，除领众礼佛外，念佛诸事付托唯定主持。举行佛教仪式时，唯定担任维那之职，执引磬作先导，带领石观音庵寂祥、天寿庵广才、紫竹林本裕等二僧（即尼姑）各执法器领众诵经念佛。佛经流通处的洁缘老法师拄拐杖到功德林任首座和尚，作开示。在兵荒马乱、人命草菅的沦陷区，有此清修场所，确实难得。可谓“浊世净莲，处污泥而不染”者矣。 功德林常住客僧，只有双目失明的门头师和长年不眠的禅僧（称“老修心”）各一人而已。以后，唯定剃度两个徒弟，名传因、传戒，故平时开支不大。念佛期供罗汉斋（每桌一大碗杂烩素菜），炊事由斋公（信佛吃素的在家佛教徒）担任。伙食费随缘乐助，从不计较。因此二僧、斋公、居士及一般信众，咸乐赴会。从逢佛菩萨圣诞举行一天仪式，逐渐延长一星期“佛七”。根据法缘情况，有延长到一百零八天的长期佛七。后来市面上，以“功德林”、“紫竹林”命名的素餐馆，即此“罗汉斋”的发展，颇有名气。功德林曾礼请高僧法成升座讲经，虽局处陋巷斗室，法缘昌盛，诚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矣。 心老德高望重，名士参谒，都有供养。然自奉简朴，积有余资，供给九华山修建东岩下院，（现作宾馆）。耄耋高龄，慈祥和蔼，近之者咸觉无言自化。皈依弟子中有颜智超居士，品德正直，人多称颂，精究佛乘，“解”、“行”、俱优。先皈依苏州灵岩寺印光法师，后就心老受五戒；亲送媳（孀居）在六度庵出家，自投功德林依心老修行。一九四八年发起心光莲社，依灵岩仪规集会修行。一九五四年大水后，城市建设局扩建陡岗路（今名九华山路）拆迁功德林；时心老已去世，住持唯定与颜居士赍佛像、经书、法器上赭山广济寺，铜头普贤菩萨像等，安置大雄宝殿东厢，一部宋碛砂藏经和一部频伽藏经充实藏经楼。唯定和尚任芜湖市佛教会副会长，十年动乱中，被斗身亡。广济寺大劫难免，损失惨重。现存宋碛砂藏经二十一函，是劫灰中幸存的残本。颜智超居士原为陈调元某部军需，该部驻芜时曾借商界银数万两而去，后数年，突由颜携银十数麻袋来芜还借，实出商民意外。六四年华侨领袖陈嘉庚眷属回国，来芜朝拜广济寺，由颜居士陪同接待。此后不久（六四年冬季），颜居士逝世，时人称颂。 （三）芜湖佛教衰微缘由 芜湖在历史上寺庙甚多，为中外闻名的佛教胜地。民国以降，日趋衰微，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佛寺屡遭毁坏 芜湖佛教寺庙、庵堂的兴废过程，有其历史缘由。当其兴建之初的位置，大都在当时芜湖郊外幽静之地，远离人烟稠密之区。既为佛门弟子静修的丛林，亦为文人瞻仰观游的胜地。远不像今天座落闹市之区的情况。下面试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芜湖市区的扩展来探索芜湖寺庙兴废的过程。 1、据明代吴琛的记述，那时芜湖的吉祥寺还是“美奂美仑，连云耸日”，蔚为壮观。吉祥寺如此，其他后建的亦不逊色。到清初雍正年间，朝廷降旨封闭寺庙，勒令僧尼还俗，没收庙产入官，以防反清的明朝义士聚啸山林，隐入佛寺。到乾隆年代，才启封寺庙，发还庙产，僧人可以收纳僧徒，只是官府不颁发度牒而已。芜湖寺庙亦经历此劫。 2、清咸丰年间，太平军占领芜湖十年，天朝是反对佛教的。此时，佛门子弟大多逃散，加上湘军攻打芜湖，反复争夺，战争激烈，寺庙亦多毁于战火。战后虽略有修葺，也未复旧观。 3、光绪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芜湖辟为通商口岸，李鸿章奏请清廷，将镇江米市迁移芜湖，芜湖商业从此长足发展，人口增多，市房紧簇。另一方面，烟馆赌窟，歌楼妓院，比比皆是，昔日寺庙清幽地，此时变成繁嚣区。如吉祥寺却与妓院为邻，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同时，外国教会亦纷纷进入芜湖，各设教堂传教，广诱教徒，影响佛教的发展，以致有的寺庙被挤占，有的寺庙难以整修，任其败坏。 4、民国年代，旧政府不重视保护佛寺文物，各地“有攘夺寺庙产，销毁佛像的情形。”（《中国佛教》第二辑三一七页）芜湖寺庙亦难幸免，当地官僚、军阀、土霸、地痞乘机侵占寺庙。以芜湖四大名寺为例，如吉祥寺大部分房屋为旧警察局所占用，仅存后殿一所，寮房数间；能仁寺（今胜利电影院是其遗址）仅剩观音便殿一所，僧房数间；普济寺（今中江桥下首一带是其遗址）仅有殿宇寮房二十余间；广济寺离市区较远，虽未被侵占，然亦年久失修，其他小庵堂则被阔佬作为停柩寄厝之所。 5、日寇侵占芜湖时，日酋多次企图掠夺广济寺珍贵文物，功德林被日寇占据。 6、十年浩劫期间，芜湖仅存的赭山广济寺遭到彻底破坏，藏经仅存残本，佛像被打碎，文物被偷盗，殿宇僧房改作电表厂。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市人民政府决定，将电表厂迁出，归还寺产，并拨款按原状重修庙宇、佛像。深信不久将恢复旧观。 二、芜湖佛教徒后继乏人 芜湖佛寺大都是高僧募化，善信献资而兴建起来的，芜湖佛教兴起，高僧名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溯自清代，废除官发度牒以后，私度僧尼不受限制。清末民初，内忧外患，水早频仍；多少苦难儿童逼入空门。自幼出家的僧尼，多因入世未深，不悟出世真谛；一般学会念诵经忏就靠“应赴”活命。侥幸接法承嗣者，只依靠寺庙田产房租寄生，虚度时光而已，故少出类拔萃的僧徒。僧尼界有识之士，亟思培养人才，接振宗风。无奈“有意插柳，偏不成荫”。例如广济寺，选自度子孙自安往著名禅林金山寺参学，学成回寺后，经不起外界色情诱惑，犯淫破戒。不得已另选自懃接法承嗣。六度庵选自度子孙昌法，往北京僧尼学院培养，学成回来时，大众赞誉仪法庄重，又因沉念世情，不甘清修，舍戒还俗。能仁寺住持宏志和尚善医道，亦与一尼相偕还俗。 芜湖佛教中大德长老，认为佛教衰微的原因是戒律松驰。各寺庵私度的僧尼多数未具戒相。若不整肃清净戒律，不能使“三宝住持，续佛慧命”于是有开坛授戒之议。 一九五四年，礼请诸山大德十位戒师，在赭山广济寺开坛授戒，历时一个多月，仪式庄重。得十戒者为沙弥（男）、沙弥尼（女）；比丘僧得二百五十戒，比丘尼得三四八戒。戒满，发给戒牒。 功德林唯定的长徒传因，得比丘戒，送往上海园明讲堂，入楞严专宗学院，依当代大德僧园瑛法师培养，学有上进，惜肺病天亡。幼徒传戒，得沙弥戒，送往苏州灵岩山寺依妙真和尚培养。因文化水平低，无法深造，在灵岩下院护国寺当值（杂务）。 以上说明芜湖佛教后继乏人的概况。究其根源不外乎外侮内乱，社会污染；僧尼入世浅，文化水平低，戒规松弛所致。 由此可见，佛寺被毁，佛徒后继乏人，为芜湖佛教衰微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过去年代，芜湖佛教徒在浊世莲池中，处污泥而不染的还大有人在。现就我所知简列如下： 一、广济寺方丈志懃，首座昌明，都监律慧，香灯仁谦。 二、功德林退居老和尚心坚，住持唯定。 三、佛经流通处（罗家闸）法师洁缘。 四、能仁寺法成法师。 五、住西梁山普光庵果澄法师。 六、石观音庵二僧（尼）寂祥。 七、天寿庵二僧（尼）广才。 八、在家佛教徒，虔诚信佛，吃素守法的斋公，如：何斋公、唐斋公等。有坚持五戒，解、行高洁的男居士颜智超、钱圣泗、周圭棠、宋介眉、邱大、邱二先生以及汪大先生、沈二先生等女居士。 值得介绍的，还有下列几位著名高僧：出家的义方法师，原是崔玉记布店小主人，高中毕业后，深厌尘俗，投九华山出家，住天台正顶数十年，远隔尘寰，潜心修养。到全国解放，佛日重光，义方毅然出山往北京，就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一九五五年十月，缅甸政府和缅甸佛教协会派遣代表团到中国迎请佛牙舍利，义方法师奉使护送佛牙舍利到缅甸巡行，供缅甸人民瞻拜。促进了中缅两国人民友谊的巩固和发展。 日寇侵占芜湖，原在赭山的功德林（今安徽师大是其遗址）被占；广济寺时有日酋滋扰。一次日酋带着一小队鬼子兵，去广济寺砍伐大门外池塘边的大树，方丈志懃大和尚抱住大树誓死保卫，迫使日酋放下屠刀，幸免劫夺。又一次，日酋到寺逼取金印，首座和尚昌明率众僧念佛护持，日酋悻然而去。为保护古寺文物，由文昌阁和尚律岸出面维持，挂起芜湖佛教会牌子，取得当时合法地位，避免日寇滋扰。 高僧弘一，俗名李叔同，（公元一八八零——一九四二年）精通七国文字，早年加入“南社”。是我国早期研究和介绍西洋绘画、戏剧、音乐的先驱和爱国人士。一九一八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精究佛乘，严守戒律，敬仰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弘愿，一九三〇年在浙江校刊胡宅梵著《地藏菩萨本愿经》白话注解后，行脚安徽，芒鞋竹杖，朝礼九华，途经芜湖，为当地居士礼请逗留，法师以精妙书法写经偈佛号结善缘。文艺三昧，留传遐迩。笔者曾得法师遗书：华严经偈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和“南无阿弥陀佛”条幅。（“文革”中失去）。曾在崔思乔居士家，见珍藏弘一法师尺牍，不知尚幸存否？一九八二年秋，笔者旅游九华，在化城寺博物馆的大殿正中，展出十余幅弘一法师工楷题赞地藏菩萨行迹书画，堪称近代佛教文物珍品。
芜湖十里长街史话（《芜湖文史资料2》第09篇）
作者：市工商联组稿，许知为执笔 前言 芜湖是东南胜地、商业名城。长街昔乃芜湖精华，江左明珠。自西门口至宝塔根、店铺林立，鳞次栉比，互连“十里”。店铺五六百爿，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者绝多。其由小到大、日渐发展、历几十年乃至百年不衰之原因何在？我们对此几经探索，如实记载下来，作为当前城市经济建设、发展商业之借鉴。另对长街历史上重要事件、著名商人、独具江城特色的商品、轶事遗闻和风情习俗，亦加以搜集，供后人研究。 一、十里长街的历史概貌 长街历史有多久 十里长街，应是宋代筑芜湖县城墙时开始形成的。东吴孙权黄龙年间（公元二二三——二二九年），将芜湖县治自黄池移至今北门鸡毛山高地。那时鸡毛山周围还是一片湖泊，可能只在县治附近有原始的集市。唐代以后，开始大修东南水利，疏河道，筑东坝，使中江之水分流而入江归海，太湖之水不致倒灌芜湖。到了宋代，在芜湖郊区大事围垦农田。水落后，鸡毛山周围陆地随之扩大，人口增多，商业兴起。特别是筑城以后，商业街道，相继出现。这座宋代城较之明万历三年（公元一五七五年）重筑的县城为大。宋城的范围：东至今东门外“鼓楼岗”，北至北门外“高城坂”，南至南门外的“南门湾”，西至西门外“大城墙根”。今存的“兴隆街”、“仓前铺”、“笆斗街”、“打铜巷”，“米市街”、“薪市街”、“鱼市街”、“花街”、“油坊巷”、“铁锁巷”、“南正街”、“西内街”，都属宋城内的商业区，是昔日当地各行各业的集中场所。宋城毁于南宋金、元之乱，明代重筑的县城范围大为缩小。县志云：“弼赋门西连长街大市”，说明这时西门内缩，把原来的一条西门大街截断，西门内叫西内街，西门外叫长街。所谓“长街大市”，原来也在宋城之内。所以形成十里长街始于宋代筑城。因此，从宋代算起，长街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明代建都北京后，户部设置芜湖关。官府文书传送，朝廷官员往来，都要通过江口，故从县衙门到江口修建一条高出水洼地的官道，以便人马通行。在江口还建造了一所“接官厅”设有官驿站（现在还有巷名官驿，在寺码头附近），以便送往迎来。这条官道也是青弋江的堤岸，作防洪设施。官道两旁，自然是开店设摊的好市场。所以西门口的“长街大市”，逐渐延伸到江口，形成一条十里长街。 十里长街独擅长江，特别是长河青弋江水上运输之利，这更促进了长街商业的迅速发展。县志云“长河汇宣泾诸水，由东而下，直逼南城，经浮梁西达于江。”（编者按：浮梁指浮桥）长街的后沿，紧靠长河北岸，有徽州码头，寺码头有头道渡，二道渡，有老浮桥，利涉桥，后来又有中山桥，都通向长街，因而水陆交通，极为便利。长街货物进出长河，可以直达皖南的宣、泾、南、繁以及苏南地区；进出大江，可以上溯湘赣鄂川，下达宁沪苏杭，北至无、含、和、巢庐、合等地，因之商贾踵至。百货咸集。这就是十里长街商业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 长街有多长 据县志记裁：“宣统二年，安徽巡抚朱，派委会同关道赵、丈量西门口至宝塔根六百一十五丈九尺。”按一百八十丈为一里，长三里又七十五丈九尺。即长街实际长3.42里。“南北平约三百四十九丈七尺，合算总面积为二十万五千三百八十平方丈，拆合为六平方里”。 县志又载：“清代由新市街（即薪市街）出弼赋门（即西门）西抵江口，名十里长街。”这里说的起点是薪市街，上面说的起点是西门口，两者不一致。因此，市工商联主委胡恩森于一九八五年夏季，派员实地丈量，得出确切数字：从鱼市街顾顺兴酱园至西门口，共长343米，自西门口至江口宝塔根，长1440米，合计为1783米。按500米折算一里计，长街的东西长度为3.56里。长街南北宽度平均为200米，长街占地面积约为356，600平方米。 这两种起点不同的算法，其长度同为三里多，但其面积则大不相同。原因是宣统二年的南北宽度，以南至长河沿岸，北至蒲草塘（北门外九莲塘附近）沿老电灯公司、陶家沟（弋矶山南边）一线。按这个平均宽度，要占长街长度的一半以上，把长街的范围扩大了。在宣统二年还没有中山路和二街市面。这个宽度，几乎把当时芜湖零散商业地点都包括进去。可见宣统二年丈量的十里长街，意味着是芜湖除河南岸以外的整个商业区域。 长街商业逐渐发达了，城里的商业逐渐西迁因而冷落下来。但是人们还习惯把城里的西内街至鱼市街一段，叫作“长街头”把长街分为三段，西门口至状元坊一段，叫“上长街”，状元坊至宁渊观一段，叫“中长街”，宁渊观至江口宝塔根一段，叫“下长街”。整条长街两边还有许多横向的巷道，也是附属于长街的商业区。兹附“芜湖十里长街示意图”。 长街的店房：现存的长街老店房，是太平天国以后清同治、光绪年间重新修建的。此后的商店概数为493号，其中大致如下： 鱼市街（自长街头顾顺兴酱园西店起至堂子巷上首止）1号至64号。 西内街（自堂子巷下首起至西门口止）1号至69号。 上长街（自疏菜公司门市部起至状元坊上首止）1号至148号。 中长街（自状元坊下首至中山桥东首）1号至146号 下长街（自中山桥西首至寺码头上首止）1号至66号 共计商店493号。 这里要说明两点：（一）据访问在宝塔根开设“大成德”杂货店的店主吴本浩老人说：他开的店是当时的下长街164号。解放后沿河筑埂，靠南边沿河店房拆除了，现在靠沿河的房屋门牌已不算是下长街而是沿河路了。如果按抗战前门牌实际计算，就可以把宝塔根与寺码头以及沿河建埂拆除的门牌计算在内，以“大成德”杂货店门牌为终点，应增加门牌98个号，即商店总数为591号。（二）一家门面里面，有的设几家商店或作坊，加上横向巷道商号，其商店总数，不下六七百家，“殷实商店，尽萃于此”。 据商界老人谈，原先长街店铺是沿官道也就是长河堤埂两边搭草屋、本板瓦房，或露天摆摊设点，低洼积水路段，还设有店铺，大商店还在城里和西门外一带。这大概是指宋代的长街而言的。 明初，江南地区生产发展了，货物骈集于芜湖，长街成为闹市。据明史记裁：“成化七年设芜湖、杭州、荆州关，征竹木钞，后改银。”芜湖关设在今泗关街。其时芜湖商埠地位已在杭州、荆州之上了。清初顾祖禹说：“明天启中（公元1621一1627年）设榷关于此。”榷关是征收货物税的机关。至崇祯年代，芜湖关银，年达七万两。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向长街市面计间（编者注，按店屋房间数量）派征“江夫河篷差银”，年达两千三百零四两。这说明长街此时已是很繁茂的市场。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重筑芜湖县城，“弼赋门西接长街大市”。可见此时西门外长衔已是店房林立。到清初才有“芜湖长街七里长”的民歌。 县志记有“十里长街”的名称，大约此际长街店房，方延伸到江口。但是咸丰年间（公元1851年一1861年），十里长街全毁于太平天国之战，“肆墨为墟”。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中英签定《烟台条约》，芜湖辟为对外通商口岸，镇江米市移至芜湖，江城遂成为闻名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商业大兴。在此前后，李鸿章家族来芜，大量投资于房地产，兴建房屋，开辟新街道如二街、中山路、四明路（今新芜路）等，其中长街店房属于“李府”修建的占很大比重；长街原来店主以及富有绅商，也同时在长街修建店房，出租或自行营业，因而长街商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县志也有记载：“繁盛视昔有加”。所以现存的十里长街店房，基本上是同治、光绪年间建筑的。 长街阛阓之盛 长街两边店房骈立，都讲究店面装璜，美奂美仑，争奇斗盛，以广招揽，门楼大都高耸，飞翠流丹，如银楼之类大店门面更为堂皇，古雅牌楼式样，雕砖刻木，油绘彩色“福禄寿”三星神像，栩栩如生；店家一律高悬大小不一的金字黑漆招牌，闪光耀眼，还立金字竖匾，书“财通四海，利达三江”，“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招财进宝”等字样。这些大店招牌匾额，很多出自名家手笔，如武进唐驼写的颜柳体，于右任写的行书，最引人注目。“魁陛斋”招牌字是谭延闿之弟谭延泽书写的。其他名人写的也很多。这种名家题匾，足为商店增添光彩，招引顾客。还有写上“大减价”“划一不二”之类的市招，临风飘拂，五彩缤纷。店堂之内，货物山积，货架之上，琳琅满目。由于街道长而窄狭，来往顾客如云，人头拥挤，更显得长街之长之远，店房之高之大。其人声之嘈杂，场面之壮观，真不愧为“甲于江左”的闹市。招牌、门面宏伟，是显示财力雄厚、货物充足的重要方式。商家懂得这一点，顾客重视这一点。 重修长街街道 据商界老人谈：长街街道原是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路面泥泞，后以鹅卵石铺垫。到清朝中叶，官府拨款，商家集资，购荆山麻石，凿成石板铺之。但经轮车长年碾压磨损，已成沟槽，槽深达三、四公分。1931年大水，长街水深过膝，自江口至西门，路面被冲坏浸毁，石板松动，排水沟道淤塞，不但推、拉、扛、抬货物极感困难，就是徒手步行，也很不便。灾后街道，急待修建。 31年秋，大水退后，官商即着手筹划重修十里长街。名为官商合办，实际是由商家出钱。据直接参加施工的老石工过裕隆和管理财务的老药师王礼卿与知情人金仲平等老人介绍：施工规划是县政府“市政建设委员会”和商会共同制订的。商会成立了“修建长街筹备处”主其事。“市政建设委员会”负责人为邵立洲、刘兆庆。修建长街筹备处管经费的是正裕布店经理徐馨圃，管银钱出纳的是张恒春中药店经理王子勤。经费来源以房铺捐附加名目向各商店和房东征收。 承包施工，采用投标方法。商会召集全市二十多家石匠店开会，按设计要求，公开招标。结果由十三家石匠店集体中标。领首的有裴祥记、汪义兴、胡家馀三家石匠店，由其店主裴宏祥、汪绪乐、胡家馀三人负责安排施工。 筹备阶段：时间——31年大水退后到年底的半年时间。准备工作——①调集石工：共集中了一百二十把锤（石匠大师傅才称一把锤）。除本地石工全力以赴外，还从合肥、巢县请来一些石工相帮，并集中大批杂工，担任拾石料、挖下水道、砌涵洞以及后勤等工作。②备料：到枞阳县花山采购大量石加工，运回备用。 施工阶段：时间——自32年（民国二十一年）春节开始施工，33年（民国二十二年）夏季全部竣工，费时一年有半。铺设长条石路面，长1783米，宽1.2米，还有两边石板砌成的街沿；砖砌下水涵洞长1783米及两侧街沿阴沟；整个街道皆用长三尺五寸、宽一尺二寸条石三条并列联结铺成中心路面，两旁各铺横一块直一块的长石条，再铺一块长五寸宽四寸的厚石板，砌成街沿，直到两边店屋墙脚。一色条石，整齐美观。 施工期内，采取分段施工方法，预搭跳板。不但便利行人过街，而且不影响店家做生意。用拆下的旧麻石块，凿平沟漕，铺砌街沿，既省工又省料。全线工程，耗资两万五、六千块银元，投入施工的总人数约两千多人，仅短短的一年半时间，能完成规模这样大、质量这样高的工程，真是难能可贵。 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条街道已经磨光的路面，出现了坎坷不平之处，似乎标志着芜湖十里长街所走过漫长的历史足迹。 二、十里长街的各行各业 芜湖十里长街商业有其独有的特点。县志云：“长街百货咸集，殷实商铺，尽萃于此。”又云：“江口一带，米、木商及行栈居多，东南北门商务较逊。”由此可知，长街商业以百货为主，大都是资金雄厚的殷实商户。长街没有米、木商行，没有客栈、茶楼、酒馆、浴室、照相、戏院、医院等服务性行业。这是长街商业的特点。 长街有哪些行业呢？总的说来，凡是经营人民群众所必需的日用品的各行各业，应有尽有。主要的是：百货、绸布、杂货、中药、西药、酱坊、烟酒、陶瓷、铁器、铜锡器、戥秤、香烛、笔墨、纸张、书店、银楼、皮货、鞋帽、钱庄等等。各行各业的商店，大都货物充足，花色齐全，交易额大，除门市销售之外，还做外埠的批发，生意非常兴隆。其原因有：一是外地人来芜开店经商的占绝大多数；二是与手工业相结合。 外地人带来资金、信息：不论来自天南海北，只要有资金，找到门面，就可以领照在长街开店。这些外地人，带来大量资金和外地商品信息，生意路子熟，经验足，办法多，交易越做越大，销路越推越广，整个商场也因而蓬勃兴旺起来。芜湖对外来者习惯上按其籍贯称帮，各帮各有擅长。例如徽州帮长于经营皖南丝茶竹漆、徽墨以及典当钱庄；泾太帮长于经营纸张、酱坊、布匹；江西帮长于经营瓷器、中药、夏布；江浙帮长于经营绸缎、银楼、钱庄、百货、西药；宁波帮长于经营五金、五洋；山西帮长于经营药材皮货等等。他们都是内行，各有各的门道，故尔财源滚滚。他们这些行家，是十里长街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外地商人为了增进乡谊，共同发展，在芜湖设立了各自的会馆，如徽州、曹州、湖北、湖南、江西、山西等会馆以及四明公所。会馆与各同业公所的性质是不同的，因后者属于商会性质，亦另有专文谈及，本文不赘。 手工业产品是主要货源：芜湖手工业的出现，比商业市场要早得多。长街形成之前，就有了手工业产品。相传春秋战国时期，干将，莫邪就在芜湖市郊赤铸山为吴王铸剑，炼铁炉火，染红了旁边的一座山，因之叫作赭山。虽是传说，却可以说明，那时己有治锻铁器用品，如刀斧、镰锄铲勺锁链之类、制作石器的手工业，较铁器手工业还早。那时石器用具人们生活中、古有重要地位，如石磨、石臼、石杵、石磙、石柱、石础、石碑、石像。过些手工制作的铁、石器，也就成为交易的商品、销售干家万户、大江两岸、四面八方。浸及后世，各种手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产品流入市场。在芜湖来说，当地手工业产品都是长街商品充足的货源。这又是十里长街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兹将抗日战争的前一阶段长街一些行业著名商店列表于后，可见长街当时各业兴旺的盛况。 抗战前十里长街著名商一览 1、百货：三友实业社，大中华橡胶厂芜湖发行所、黄恒生、大元福。 2、西药：五洲大药房，中法大药房，中英大药房。 3、什货：单瑞来，同裕元、鸿泰源、王大隆，凤大兴。 4、纸张：范隆太，王润记、春生恒，文华堂、 5、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中国图书社，文富山房。 6、银楼：宝成，老宝庆，新天宝。 7、银行：上海银行，安徽地方银行。 8、酱坊：顾顺兴，慎案隆，王怡泰。 9、茶庄：泰丰裕，南记茶庄，德丰，永春。 10、铜锡器：谈涌茂，福茂恒，顺太。 11、陶瓷、铁钢：吴谦泰，程合兴。 12、牛肉馆：金隆兴。 13、五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芜湖分公司，亚细亚煤油经理部。 14、酒庄：聚兴益，天增裕。 15、估衣店：庆大。 16、剪刀店：赵云生。 17、油漆：同泰永。 18、笔墨：沅记胡开文。 19、绸布：永丰裕，共兴，崔玉记，均益祥，庆泰祥，胡祥发。 20、秤店：范正椿。 21、中药：张恒春，王太和，满江春 22、丝绒：朱复和，慎太和。 23、帽子店：侯运记。 24、染坊：聚兴祥。 25、香烛：濮恒昌，刘义太。 26、旱货：王裕兴（竹藤棕麻）。 27、花粉：妙香室。 28、盔头店：周万九（出租戏具、戏服；孝服、棺罩） 29、肥皂：上海肥皂厂（铁锚肥皂） 鸦片战争以后，芜湖对外通商，洋货亦源源输进长街。这些洋货无孔不入，充斥市场，数量种类之多，不胜枚举。销路很广，深入农村，不可抵御。 这许许多多洋货中，以日货比重较大。“九一八”事变后，长街商家抵制日货，销路锐减。芜湖被日寇占领的时期，日货随着日寇的刺刀卷土重来，独霸长街市场。 在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时期，洋货倾销，是带有经济掠夺的性质。与今日对外贸易往来，有本质上的不同。它在历史上却起了两种不同的作用，一是民族工商业以及传统的手工业受到排挤打击，利权外溢；一是带来西方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的冲击，迫使我国古老的生产与消费方式，逐步走上更新之路。长街市场，在流入洋货的历史阶段中，它既是洋商吸取中国人民脂膏的管道，也是一个引进西方物质文明的窗口。 纵观芜湖十里长街八百多年的商业发展史，宋元以后的长街商业情况，无可查考，现在只能就长街几位商界老人口述，记其近百年的梗概。大体言之，在太平军之战以后至解放前夕，可分为三个时期，各有其特色。 鼎盛时期：明代至清咸丰年间的大约四百八十多年中，是闭关自守的发展民族经济时期，长街商业繁盛，“甲于江左”。太平天国之后的同治年代到抗日之前（同治二年到民国二十七年）的一百七十多年中，长街商业“视昔繁盛有加”，乃为其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特色，是外来商品逐步打入长街市场。长江增添了轮船运输，带来了现代化商业的色彩，与闭关锁国时期的长街面貌大不相同。 残破时期：1938年至1945年日寇占领芜湖期间，其初，长街殷实商户纷纷挟资避难，街道被轰炸，店房被占用，存货被掠夺，市面虽非全毁，却残破不堪。其不能移动而继续经营地方土产和织布手工业者，皆奄奄一息。外埠交通阻隔，西方各国商品来源亦告断绝，市场萧条。稍后，日货大量涌入，代理商纷纷出现，长街成为日寇独占的市场。商品输入全归日寇统治，转手则由少数大汉奸经营操纵。日寇还用日货为筹码，换购大米等军用物资。如芜湖两个米粮统购机构，与日本华东军部签订合同，日方付给统购米粮等军用的物资价款，百分之五十为伪储备券，百分之五十为日货。这些日货，又由大汉奸包销，分配给商户出售，市场价格，全由此辈操纵，以致民、商俱困。据查有关史料，此际长街商户，不依附这一帮，便投靠那一帮，无独立自由竞争之可言。抗战八年，实为长街商业最黯淡的残破时期。 衰落时期：抗战胜利后，1945年下半年至1949年四月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在国民党政府接管芜湖之后，清除了日寇和汉奸在长街商业统制的影响，正当的百货商业得到恢复，曾出现了繁荣的市面。但好景不长，不到一两年，生意便难做了。此一时期的特点是：一、由于长街市场繁荣，加上米粮出口大发展，芜湖增加了大量消费性的行业。在二街、三街、中山路等街道上，大旅社、酒楼、戏院、舞场、妓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使芜湖进一步成为一个大消费城市。二、法币贬值，物价波动，长街正当商业无法正常经营。特别是发行金圆券，“八・一九”限价，长街出现了抢购风潮，多数店家濒于破产。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应运而生。三、美英等国货物，大量倾销。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国统区经济破产民生凋敝，社会没有购买力。具有八百多年历史的长街商业，到解放前夕，已走到衰败没落的地步。 然而，物极必反，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长街原已衰落的商业和手工业，通过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却已起死回生，走上了国营的康庄大道，融入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工商业之中，得到更大更新的发展。 三、十里长街商业经营管理 长街商业经营管理，自有一套传统的经营方式。各家商店经营好坏，完全在于店主是否管理得当。其管理不外两个方面：一是业务管理，就是怎样把生意做好；二是人事管理，即怎样支配店员、学徒会做生意。长街商界老人对此有不少经验之谈，兹按店主、店员和学徒三个部分，如实的记在下面： （一）店主必须是强有力的行家 私营商店经营管理，完全由店主负责，利润归店主所有，折本倒闭，全由店主承担损失。所以店主有责有权，独立自主地经营好他的商业。这就要求他必须是强有力的行家，外行是不能做生意买卖的。 据了解，长街的店主，原来大都不是资本家，多半是店员出身。他们开店目的，首先是养家活口，其次才是发财致富。他们知道，开店始终存在着自由竞争，摆脱不了优胜劣败规律的支配，经常要冒亏损的风险。所以店主都必须悉心锐意地做好生意，力求赚钱，避免亏本、倾家荡产。在这种有切身利害的严峻事实面前，不论店大店小，店主都必须符合以下的几点要求： 1、经商内行：市场有竞争，还有尔虞我诈；价格有高低变动，商品质量有优劣差别，货源有供求影响，商情都在不断的变化。作为店主，必须随时了解行情，掌握信息，主动、恰当地应付这些变化，才能在竞争中获利取胜。过去讲“抢生意做”，的确要抢时间、抢货源、抢顾客、抢销路，抢夺最佳的做活买卖的条件，这是店主必备的本领。外行，瞎碰，没有不折本的。十里长街折本的商店极少，正是由于这些店主是内行的缘故。 2、讲究信誉：长街不论是著名大商店，还是小商店，莫不以树立商店信誉为第一要务。决不肯做毁损自己商店信誉的事。信誉卓著的商店，生意越做越活，赢利也就越多；没有信誉的商店，生意便越做越死，结果只有关门。 树立商店信誉，主要的有两方面。一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以赢得顾客信任。“不怕顾客不识货，只怕顾客货比货”，一比就比出“欺”字来，人家下次再也不来上当了。信誉卓著，口碑载道，是最好的商业广告，高山打鼓，声名远扬，顾客不召自来，生意就兴旺了。二要“帐款往来，恪守信用”，以争取扩大交易。在商业往来上，信用至为重要，长街上的店主原来大都不是资本家，别看货物山积，其实资金并不太多。既然如此，又怎么能把生意做开呢？那就是靠树立信誉，赊购赊销。例如：有些长街大商店与上海店家长期共往来，信得过，进货时或派人或寄一张购货单去上海，便能凭单发货，托运到芜，还可不付现款，三节结账，或销售完了付款。外地商店向芜湖店家购货，也采用这个办法。后来芜湖出现的洋商，也懂得这个窍门，也采用赊销的办法，扩大生意。这种赊购赊销办法，可以小本钱做大生意，赚大利，关键在于商店的信誉。 货真价实，恪守信用，是建立和维护商店信誉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可以说：商店信誉就是资本，就是利润。 长街商家宁可做一笔折本生意，也要维护信誉，例如：张恒春药店，常将变质或不合规格的中草药大批烧掉、倒掉，制茸参丸不用雌鹿；熬虎骨胶，上面一层都撇掉不要。金隆兴的店主闻到一大锅红烧牛肉气味不对头，便把整锅红烧牛肉埋掉。一些大百货店，大布匹店，对短斤缺两，尺寸不足的，实行赔补或退款。还有的商店为创名牌商品，在名牌商品上不赚钱，以别的商品盈利补充之。他们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树立商店信誉，不以小失大，而要舍小利谋大利。 3、勤俭节省：长街店主大都是店员出身，从苦中锻炼出来的，懂得勤俭节省办商店的重要性。他们事必躬亲，以店为家。除聘请经理的店家之外，店主大都住在店里，起早睡晚，深夜还起身照看门户，白天坐在店堂里，虽不上柜台，却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注视着店里一切买卖活动，无时无刻不在悉心筹划，绝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 店里开支有定规，没有什么浪费的。主要的是堵塞漏洞，不使货物、银钱暗中流失。对此，长街店家都有这样的店规：店员、学徒在店里住宿，家在本市者，一般也不回去住宿（钱庄的店员例外），绝不能与别店人员私下往来，防范“吃里扒外”，因此漏洞很少。 善于经营的店主，利润便如针头吸铁，集腋成裘，无有不发财致富之理。当然，因不善于经营，导致破产者亦不乏其人。 至于怎样经营盘算，店主各有神通，不尽一一。总之，内行、信誉、勤俭三者，乃店主生意经之要领。此外，作为一个店主，在那旧社会里，还要注意社交，应付各种社会势力。如结交官府，寻求靠山；结识名流；打牌设宴以招待大贾富商；送货上门，以巴结阔佬贵客，等等。这就是说，店主要长袖善舞，八面玲珑，才能达到生意兴隆赚大钱的目的，否则，说不定哪一天“祸从天降”破财折本。 （二）店员要有过硬的基本功： 十里长街是个大市场，行业多，同一行业常有十家乃至二三十家商店。同行是一家，又是冤家，竞争、抢生意，是不可避免的。顾客来自四面八方，挑精捡肥。要把生意做开。就必须争取顾客，不能姜太公钓鱼。因此，作为一个店员，必须有争取众多顾客做成买卖的本领。 店员要有哪些本领呢？根据长街商界老人所谈，归纳起来，有“涵养工夫”和“工作能力”两个方面。 甲、涵养工夫： 1、和气生财：做生意目的，是为了赚钱，这就得依靠顾客来买货。顾客多，买货多，赚的利就多，所以商家有句俗话：“顾客是商家的衣食父母。”招徕顾客，接待顾客，真不是简单的事。顾客从这家店挑选到那家店，以挑选所中意的货物。但首先挑选的是店员脸色，看他和气不和气。如果店员面孔铁板，顾客望而生厌、生畏，那就谈不上进一步挑选货物了。因此店员要仪表大方，态度和蔼，笑容满面，热情满怀，期使顾客近者悦，远者来。有的顾客不认店号，只认店员。店员实际就是店家的招牌。商家有两句俗话，一句是：“人无笑脸休开店。”另一句是：“钟馗开店，鬼不上门。”这就生动地说明：店员接待顾客态度的好坏，必将产生不同的效果。态度好，买卖做得好，赚到钱；态度不好便做不成买卖，喝西北风。 长街店员有一套和气生财、礼貌待客的规矩，主要的一条：站起来做生意。俗话叫站柜台。店员总是站在柜台边，顾客一进店堂，就笑脸相迎，主动招呼。柜台里面不设坐位，还不允许背对柜台站立，也不允许自相谈笑而不理睬顾客，即使偶尔坐在货柜里面，也不允许当顾客进店了还坐着不动，因为这些，都是不礼貌待客，都会得罪“衣食父母”，店主是不允许的，说是坏了店里生意。 2、言语到家：店员还要有语言艺术。俗话说：“买卖做不成，言语不到家”。如果顾客空手而去，店主往往归咎店员话说得不周到。这就要求店员对顾客不但说话文明，还要察言观色，了解顾客心理，做到有问必答，百问不厌，百挑不烦，主动介绍商品，帮助顾客挑选。店员说话亲切热情，会使顾客感到盛情难却，不想买也得买了。即使顾客不买，也热情礼送，“生意不成仁义在”，还要图他下次再来，决不冷言挖苦：“你买不起！”“找麻烦！”或者说些粗话脏话，使顾客难堪。 3、忍辱负重：店家有时碰到兵痞、流氓用假银元，掼刀摔枪，以买货为名，进行敲诈的事。店员则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尽量忍让。如果对着干，哪怕口出一句粗话脏话，也会授之以柄，使事态扩大。 乙、基本功： 1、会写会算：要会记账，会开发票；会打算盘，并工于心算。一旦生意成交，就能迅速结帐收款。 2、熟习商品：要熟悉各种商品规格、价格，顾客有问，如数家珍，顾客购买，迅即结帐。 3、包扎货物：那时长街商店销售零散货物，出门必须包扎。如是礼品，则更要求包扎美观，如果自用品，则要求包扎牢固。包扎讲究规格，随商品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规格的包扎。这关系到商店声誉，马虎不得。包扎不合规格，还会贻笑大方。 至于称秤、量尺都要有熟练的手法，做到准确迅速。 这些基本功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接待顾客、谈话、取货、量尺寸、称斤两、算帐、收钱、包扎等等程序，都是在生意繁忙中几乎同一时间完成的，既要准确又要迅速，既不让这一顾客等得不耐烦，又要不冷淡别的顾客，可说是耳、目、口、脑、手、脚并用。没有这种真功夫，便会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心里急燥了，还怎么能开笑脸？由此可见，店员有了过硬的基本功，才能驾轻就熟，工作热情，服务周到，笑脸常开态度好。 丙、操守与待遇：对于店员道德品质的要求与工资待遇等问题，在长街也有一些传统的规矩： 1、一介不取：商店里尽是货物，尽是钱。售货的铜板，随手扔进钱柜，散落店堂的地板上，“哗哗”作响，当时也不拾，说是“遍地黄金”，意图吉利。在这种环境里，店员要做到一尘不染，一介不取。如果手脚不稳，小偷小摸，那就要被赶出店门，而且别的店家也不敢雇用，就把饭碗彻底砸了。 2、一只土饭碗：长街店员待遇也是比较低的。据调查了解，当年店员的工资因商店的大小与利润的多寡而有不同。一般情况是，店员每月工资三到五元，平均是四元。账房先生和经理的待遇，一般比店员高一倍，特殊的还要高，如张恒春药店经理谢树德的月工资，高达七十元。钱庄的店员的工资较普通商店高，平均月薪20—30元。店员伙食由店主供应，一日三餐，并供店员住宿，给治病，有的年终还分点红利。 店员的劳动是繁重的。长街商家开门早，约在上午七点多钟；打烊晚，约在下午七八点钟，每天约工作十二小时。晚饭后结账点钱交柜。结帐点钱，不许在营业时间内进行。最后还得把明天应市的货物准备好，以便次日一开门就能营业。做好这些准备工作，才能就寝。有时工作到深夜，店里供应宵夜点心。这样繁忙的工作，也不是每天如此，也有生意清淡、工作轻闲的时候。 长街店员的待遇低，为什么他们还愿干而且干的很好呢？商界老人打了一个比喻说：“把土饭碗当金饭碗捧！”考其原因有： 1、店员的雇佣期为一年，干不好是要被辞退的。平时店员有差错，店主看见了也不大当面指责，必要时轻轻一点就行了。东家满意与否，年底才见分晓。正月初五店主总要办酒、宴请店员的。此时，众人彼此问候寒喧，客气备至，然而这正是店员最痛苦、不安的时刻。假如某店员被店主客气地请入首座，或暗送一个“红包包”，这就是解雇的信号，那店员也就心中有数，不再回店上班了。数百年来，十里长街上，有多少店员就这样苦笑着离开店主的宴席，脚下布满冰冻和鞭炮纸灰的麻石路，又落上多少幻想破灭的碎片！ 试想，为了保住吃碗，养活家小，店员能不拼命工作吗？ 2、店员的工资虽然不高，却比农村人生活好。如一个好劳力，当长工一年的报酬四五十元左右；农村塾师一年束修，也不过五、六十元，而店员一年能得到百元，能养五口之家。 3、学好本领，将来也开店发财。长街的店主大都是店员出身。这些活榜样，使店员产生“我也要开店发财”的想法。而且当店员时可以学到经商的本领，成为内行人。这又是店员辛勤工作的动力。 4.店员社会地位较高。他们虽比不上官僚和财主有权有势，但因其经常笑脸迎人、和气待客，也得到社会的尊重。社会上称店员为先生或朝奉。“朝奉”是宋代就有的官名，“朝奉大夫，正五品”，经管朝廷贡品、赐品出纳。称店员为朝奉，和称医生为郎中一样，都是赞美的意思。 以上种种，说明当店员是不简单的，必须具备会做生意的本领。他们的本领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旧社会没有培养店员的学校，他们只是从三年学徒期间勤学苦练得来的。学徒是店员必经之路，几乎没有不当学徒而一进店就当店员的情况。 （三）学徒必须刻苦磨练 学徒大都与店主有沾亲带故的关系，乡村穷人家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因上不起学，就送去当学徒，愿受三年苦，求得一碗饭。 能当上学徒很不容易，必须找到一个殷实的保人，递交投师纸，写明：保人负责学徒守规矩，老老实实学生意，若走失或遭灾祸死亡，与店主无涉；如拐带偷窃或造成其他损失，概由保人负责赔偿，等等。店主收学徒之后，彼此便是师徒关系。遵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旧习惯，一切听从师父师娘的吩咐，不听话是不行的。学徒学什么呢？内容大致分为两方面：做生意的态度和做生意的本领。 学做生意的态度是基本的。一是学乖巧、灵活，做到行动敏捷、口齿灵利，改变呆头呆脑、笨手笨脚的土气。二是扫除调皮、任性、轻浮、弄虚作假的坏习气，养成吃苦耐劳、安份守已的好习惯。学徒在此阶段的工作是打水扫地，递烟端茶，尽是做些杂活和侍候人的事。有时出了差错或者偷懒，就要挨骂，甚至挨打。不过，打骂不算严，赶出店堂才算是最严的。学徒三年，没有工资，店里供给伙食，此外，每个月有剃头洗澡的月规钱，店主打麻将的头钱也可分到一份。学徒经过这一阶段的磨炼，待聪明灵巧、规矩老实了，再进一步学习做生意的本领。 学生意的本领是重要的。学写应用的字，记流水帐，学珠算。这些都是在晚上跟店员（师兄）学，店主检查督促，学不好就挨罚、打手心。同时搬送、堆放货物，以熟习商品种类、价格；还要学会包扎货物，在晚上和店员一起做，边做边学，反复练习，一直到合格为止。学称秤、量尺时，有师兄复验，错了重来。这些基本功，不但要学会而且要熟练，否则不给满师。满师后在本店当店员，站柜台，还要向师兄学习怎样接待顾客。学徒初当店员虽有工资，也是从最低档的开始，以后逐年按月增加五角或一元。 中药店学徒还要学会认识成百上千种的草药，那就更难了，非下一番苦功不可。他们满师后，在柜台上还要实习两年，才能独立应市。发错药，人命关天，绝非儿戏。中药店学徒是从识别、筛晒、炮制药材学起的。不但要认识药材，而且要熟悉药性，会背诵“汤头歌”，“十八味”、“十大忌”等中药常识。加上站柜台按中医处方发药的实践，朝斯夕斯，日久也能成为中医师。西药房的学徒容易学，不满师就可以站柜台，只要认识中英文药名、商标，就可以卖药。 店主总是要收学徒的。虽然是培养了学徒，却能获得学徒三年无偿的劳务。有的商店多收学徒，以代替店员工作，节省工资开支。这只限于论包论盒论瓶售货的商店，如西药房，五洋商店等。 从学徒到店员是一个人的终身职业道路。他们差不多过的是“少小离乡老大回”的生活，不能带家眷到店，一年只有几天的探亲假期，（请一个月假的，扣发一个月增发的双薪），以致他们长期不能夫妻团聚，彼此得不到家庭欢乐。例如，徽州人出外做生意的很多，早有“无徽不成市”的说法，长街店家的学徒、店员中，徽州人也不少。有一段顺口溜：“不幸生长在徽州，十三十四往外丢，一世夫妻两年半，回得家来已白头。”离家千里从商，只为蝇头之利，一生回家的天数，凑起来不到两年半，他们笑脸迎人，把生活艰苦深深埋在心里。当然也不仅是徽州店员而已。但是当店员自开商店、发财致富以后，这种情况便改观了。 解放以后，长街店员这种艰苦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和学徒跟店主一道，随着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洪流，进入社会主义工商业阵地，贡献聪明才智，有的成为国家工商业的干部或职工，有的已经退休了，晚年过着幸福的生活。 长街商界老人语重心长地说：随着市区工商企业的新布局，社会主义把十里长街的商业，把十里长街的店主、店员、学徒，一起带上社会主义大道，然而十里长街的经营管理的好经验，特别是店员的好作风、好态度却不曾带进社会主义商业战线。这个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是值得思考和探索的。 四、十里长街的人文物产 历史悠久的十里长街，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致力于地方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著名商人；出现过创造了著名物产的能工巧匠；出现过一批信誉卓著，长盛不衰的百年老店。这些都构成了十里长街的古老文明。 往事如烟，史册缺漏，远者多不可追考，兹就太平天国前后到民国末期的百余年中，关于这方面的史料，略举一二。 （甲）著名商人： 这里所举的几位著名商人，仅限于长街的商家。在长街以外的商业、米粮业巨子，或虽在长街有名但行为不端者俱不录。至于市工商联历届委员，多系著名商界民主人士，当另有记载，也不在此重述。所录不多，仅借此一观旧时长街商家的风貌。 （一）吴兴周创办地方实业 光绪年间，在下长街开设“宝兴京广洋货号”的吴兴周先生，凭自己的才能成为商业巨子。他是芜湖著名的实业家。 吴兴周，皖南绩溪西乡人，1866年生，家贫。1879年，他十三岁，就远赴江北六安县城，在一家钱庄当学徒。由于聪明精干，为人忠厚，书算娴熟，不数年即在县城商界中崭露头角。旋得友人集资相助，到庐江县城开了一家商店。比时，他认为芜湖商埠，大有发展前途，便将庐江商店停歇，资金转移芜湖，在下长街开了百货商店。因他才力过人，善于经营，不久即成为长街商界闻人。辛亥革命前，芜湖明远电灯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负债过多，资金枯竭，濒于破产。经股东会议定，聘请吴兴周为公司总经理，时在1912年。恰好，这年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王朝被推翻了，明远公司大债主芜湖大清银行，亦随之倒闭，明远所负巨债，也就不了了之。这样，公司债务减轻了，吴兴周放手整顿，锐意经营，发电量日益扩大，公司逐步走上巩固、发展的坦途。 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运用公司所掌握雄厚资金与技术力量，倡议集资兴办芜湖大昌火柴厂（今芜湖火柴厂前身）；赞助创办益新面粉厂（今大砻坊芜湖面粉厂前身）；合资创办芜湖电焊厂；还独资创办芜湖电话局，开始只有两个接线生，都是绩溪人；并且抽调明远电灯公司职工张希寒前往建平县（今郎溪县）创立郎溪电灯公司。可以说，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饱受外国侵略的年代，他在芜湖创办了这许多实业，在客观上起了发展民族工业的作用。是一位有名望的民族资本家。 吴兴周还热心教育事业，在芜湖，他创办一所工人夜校，聘请教员，供给课本纸笔，让明远电灯公司的工人读书识字，其他厂的工人、长街店员亦可自愿入学。在故乡绩溪周迁村，还捐资创办一所“兴周小学”，聘请名师教学。随后，又拨巨款兴建校舍，扩充为一所高级小学。为了这所小学能长久办下去，他从自己的明远电灯公司股份中划出一部分，另设专户，把股息红利作为小学的常年经费。这可能是他从切身的经历中体会到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而努力以赴的。 1938年冬，芜湖沦陷，明远电灯公司为日冠夺占并组成伪董事会，吴兴周大义凛然，不屑与汉奸为伍，愤然回故乡避难，甘于清苦，困居故园。1940年病逝，享年74岁。 解放后，明远电灯公司改为地方国营企业，得到飞跃的发展，吴兴周之子吴子壮、吴名骝一直在公司担任重要的职位。吴兴周兴办实业的业绩常为人们所追忆。 （二）宁松泉船载食品救灾民 宁松泉在长街独资开设承馀钱庄、承丰裕绸布店、宝裕纱号；在上海还有宁松记申庄，资金雄厚，在长街金融市场上算得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因他不愿抛头露面，故大名不为社会所熟知。他常为人们所称道的有两件事，一是独资平息“马票”挤兑风潮。一次，芜湖谣传中国实业银行所发行的马头标记的钞票不能兑现，因而发生了芜湖中国实业银行挤兑风潮，迫使这家银行几乎关门倒闭。宁松泉为稳定芜湖金融市场，立即以承余钱庄的整箱整箱的银元，暗暗从后门抬入中国实业银行，支持前门兑现。一场挤兑风潮终于平息。二是拨款赈济灾民。民国二十年芜湖大水成灾，郊区农民陷于困境，大量灾民流入市区乞讨，长街商家纷纷设立施粥场。宁松泉还拿出大批款项，逐日用两只小船装载馍馍等食品，运往四郊圩墩施赈。此一义举，迄今还为人们称道。 宁松泉是青阳人，在家乡也广多田地房产，富甲一方，乐善好施。 （三）崔亮功 崔亮功，原籍徽州太平县，世居芜湖，在长街开南记茶庄，抗日之前曾任芜湖商会会长，并当选为国大代表。抗日期间避居屯溪，被称为皖南四老之一。抗日胜利后回芜，住堂子巷故宅，被选为商会会长和县参议员，他为人正直宽厚，无党无派，与本地任芜湖县银行行长奚国光齐名。解放后，同被邀请参加第一届市政治协商会议为委员。后在故乡太平县病故。 （四）赵云生剪刀店吴正启 吴正启为芜湖名产三刀之一的赵云生剪刀店主人。该店设在中长街，只半间店面，很不显眼。门边悬一块招牌：“赵云生剪刀店”上面注明“老店”。这块招牌很引人注目，慕名往购剪刀者甚多。原来吴正启是赵云生的女婿，赵家无儿，以女婿继承为店主。 别看赵云生剪刀店门面小，后店却很宽敞。有一座三层楼房，楼底是作坊，从澛港铁匠铺定制剪刀，取回加工，每日制成的剪刀不太多，够卖了就行。加工只求精细，长保名牌不衰。二楼是会客室，也是餐室，吴正启老人住在三楼，深居简出，不与官府往来。但是吴正启是芜湖青帮老头子，“通”字辈，名气很大。他收的徒弟虽不多，却都有财有势、有地位。如邹希荣，是寿县帮码头工人的把头，国大代表；牛自贵，也是工人把头、国大代表；芜湖工会会长、县参议长陈卓夫，是他的徒弟又是他的女婿。这三个大徒弟又开山门收徒弟，因此吴的门徒遍及芜湖，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据说，吴曾给新四军派往芜湖的地下工作人员不少帮助。因为码头工人、旧警察很多都在安靖帮，他们占据交通要道，吴正启的一句话就是一张通行证。若需要钱，他叫谁拿，谁就得服从。解放后，他在芜湖安居乐业，终享天年。 （乙）著名商店 长街上著名的商店已如前节所列一览。兹再简略记述几家独具特色的商店。 （一）长街的百年老店 （1）明代永春中药店 明万历年间（公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休宁人汪一龙，字正田，精医道，来芜在西门外大街（即上长街）创立永春中药店，慎选药材，精制丸散，对症取服，效验神速，四方争购。明季有外藩入贡，凡取道芜湖的外国人，常在永春购药携归。永春药店历二百多年，九世同堂。其子孙有不少取得功名，何时没落不详。事见《芜湖县志》卷五十八“遗事”。 （2）沅记胡开文墨庄 芜湖沅记胡开文是徽州老店的分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先讲一下徽墨的起源。其墨在南唐（公元九三〇年前后）就已驰名全国；胡开文徽墨，在清乾隆年间即闻名于当世。原来汉朝产墨地在西北延安、易州一带和西南广州等地区。唐末之乱，易州著名墨工奚超携子廷珪避乱歙州，操旧业，制出不少好墨，有的成为贡品。其墨“坚如玉、纹如犀”，时称“廷珪墨”，曾受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封廷为墨务官，赐“国姓”李。宋宣和三年，（公元一一二一年），歙州改为徽州，徽墨之名自此始。 公元一七八二年（清乾隆末季）绩溪胡天柱在屯溪开“文来墨店”，后在休宁经营其岳家“汪启茂墨庄”，采贡院匾额“天开文运”之意，改名“胡开文墨庄”，休宁为老店，屯溪为分店，业务逐渐发展，胡开文自此声誉远扬。过了八十七年（即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胡天柱六房曾孙胡贞益（号沅阶），集股一百五十元，来芜伙开“胡开文墨庄”，地址在南门大街。十年后，改由胡阶独资经营，改名“沅记胡开文墨庄”，店址迁鱼市街，资产已累积千元。时在公元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公元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店址再迁至上长街井儿巷口，时资产已扩大到三万银元，前店后坊，职工多到四十四人，成为徽州胡开文墨庄后起之秀。一九二七年，又在陡门巷增设分店。一九五六年同其他三家墨庄申请公私合营，四家定股为五万一千二百元，沅记胡开文股金约三万五千八百四十元人民币，占70％。百多年来，沅记胡开文的资产，比原来的一百五十元扩大了三百二十多倍。 制墨利润很大，沅记胡开文又经营得法，发展很快。在清末科举时代，以经销高级徽墨为主，普通徽墨次之，两者销售额比例，约为8：2，一年营业额约为两万元银元，纯利约五、六千银元。民国年间大兴学校时，则以销售普通徽墨为主，高级徽墨次之，两者销售额比例，约为7：3。一年营业额仍约两万元，纯利则约为一万三千元左右。这是因为普通徽墨成本低、售量大之故。如制墨成本：材料（桐油烟、广胶）、装璜（打磨、填字、描色）、工缴等费：高级徽墨每斤八、九元，普通徽墨每斤一、两元。（此为解放初以人民币折算的价格。） 沅记胡开文墨庄在百多年历史中，曾遭到两次重大损失。第一次：公元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胡沅阶动用墨店资金四、五万元，兼营茶叶出口生意，头两年赚了一万元左右，第三年由于印度茶叶出口的竞争，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销售额比重由原来的98％，突然降到49％，茶叶滞销，胡沅阶亏损四万元左右，墨庄资金枯竭。为恢复墨庄营业，曾发行“兴隆券”筹集资金，东山再起。辛亥革命后，此项债券始陆续偿清。第二次：在抗日初期，长街曾遭敌机轰炸，陡门巷分店中弹焚烧。紧接着墨庄人员疏散逃避，营业停歇，外帐收不回来，这两项损失，合计约有八、九千元，曾借债恢复了营业。 一九四〇年，胡恩森出任沅记胡开文墨庄经理。抗日胜利后，物价暴涨，法币、金元券贬值，沅记曾动用资金购囤大米和棉纱。囤米经常保持在一千担左右，安稳度过了金融市场混乱的难关，避免了损失。沅记于公私合营后，改为芜湖制墨厂，由胡恩森任厂长。胡现任市工商联主委、省工商联常委、全国工商联执委，同时他还任市政协副主席。 （3）张恒春国药店 芜湖张恒春国药店以重视中药质量，品类齐全、为病人忠诚服务著称。声名不亚于北京同仁堂、杭州庆余堂和汉口叶开泰，排入全国三个半中药店之列。 国药业利润比其他行业高得多。俗语云：“黄金有价药无价”，“药无十倍不出门”，张恒春发家致富史，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张恒春创始人张宏泰，江苏溧水人，一八〇〇年（清嘉靖五年），曾在安徽凤阳开设张恒春药店，因年荒饥馑，亏损歇业。其第三子张鸣鹿，十八岁在当涂护驾墩孙大春中药店当学徒，擅长外科医术，不数年接盘该店，仍名为“张恒春”，业务扩展，利润倍增。公元一八五〇年（清道光三十年），其长子张文金携资约一千两纹银，合一千二百块银元，来芜创设张恒春药店，店址先在金马门，数年后迁到西门内鱼市街，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迁至长街湖南会馆对面井儿巷口，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再迁至中长街状元坊对面的现址。此时资金积累已达两万两，折合银元两万四千元了。十七年的利润，合原资的二十四倍。 张恒春现址是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购地自建的，仿北京同仁堂模式，费时三年，始告竣工。城阜高墙，石库大门，金字招牌，宏伟壮观。店内双面柜台，陈设典雅，楹联匾额书画，均出自如米带、唐驼、于右任等名家手笔，“张恒春”招牌字，据说是清状元石秀峰的手笔。当时润笔费是很贵的，如武进唐驼为张家题店匾“永康”两字，每字一百块银元。该店门市，面临长街；后堂作坊，紧靠长河，上下货十分便利。从此营业长足发展，获利至巨，到一九二三年，资金已达三十万银元。 实际上张恒春百年来所获利润远远不止此数。据资料表明，张恒春“家店不分”，每年利润一部分，为张家三房比支抽走家用。各房在护驾墩，溧水购置田产二千五百多亩，在本市购置房屋，河南泗关街有一条巷子叫“恒德里”，均是张家的房产。在合肥等地开设药店，计有：芜湖：中长街张恒春、鱼市街张恒春两家老店。（老大房）丹阳：张恒春（老二房）恒春茂两家；护驾墩：张恒春（老三房）、张涵春两家；当涂：张恒远记、恒春和两家；合肥：春和义；薛镇：张涵春；如皋：春和义。共十一家。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另在长街、宣城各开一家钱庄，经营时间不长，亏损停业。估计其多年来抽取利润总数，约达三百多万银元。由此可见张恒春获利润之巨。 张恒春获此巨额利润，与其善于经营是分不开的。举其经营管理特点于下：（一）大批进货：中草药品类繁多，草本类、矿石类、虫介类、动物类不下两千种，产地遍及全国。该店特别重视成批采购道地药材，零星进货仅为临时的添补。采购方法有：坐庄，代理店，产区直接采购三种，常华派采购人员汉口、郑州、上海等地。收购旺季，资方经理还自出马。抗日之前，老二房张文玉父子就赴上海购药，回芜时，轮船在南京下关江面失火，不幸遇难。尸体打捞上来时，父子还是双双紧抱。成批采购好处多：价格便宜，不误季节，品类齐全，便于精选。成批采购，需要大量资金，其解决办法有二：一是银行、钱庄货款和吸收私人存款，作临时周转；如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贷款总计超过二十万元银元。二是赊购，大约在购进后四十天左右付部分货款，其徐三节结帐。因此该店库存各种药材充足，如有时存备燕客十六大箱（办公桌大小的木箱）别直参十六担（老称一百斤）。由此可见一斑。 （二）批发赊销：外地批发和门市零售并重，约各占百分之五十。批发以省内外县市乡镇中药店为对象，远及江苏、江阴、河南、湖北等省，大都采用赊销办法，三节结帐，有的可以延至年终清结。其赊销金额之大，时间之长，长街其他商家无法与之比拟。对外地前来批发的顾客，招待十分周到，如挑贩或替人带货的，除供伙食外，还给予佣金；客户派店员前来采购的，不仅留饭留宿，还招待洗澡、看戏；如来的是经理人员，招待格外丰盛，留住客房，上馆子，打牌、吃酒。并且代客备办制药器材用具，尽量使顾客方便，满意。因此获得外地顾客信任，长期贸易往来，历久不衰。 （三）门市信誉：精选上等药材上柜，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劣质药材一律销毁，次等药材改作烟熏驱虫剂，以保持信誉。门市售货有两个特点：一是零售贵重药材，如参、燕、银耳、茸、胶，货真价实。如售出羚羊角，每只必有角尖，圆尖不售。自制成药六神丸、牛黄清心丸、至宝丹、虎鹿、阿龟胶、益母膏等等，均按古法炮制，均贴鹤鹿商标为记。每年自宰雄鹿一头制药，宰杀时，邀众围观，以昭信誉。另是配方：认真按医生处方配药，必用戥秤分量，决不用手估抓，每方配齐后，由头柜、二柜复核，加盖“校对章”方可包扎出门。夜间有人值班，为急病服务。该店的信条是：“脩合无人见，诚心有天知”，并制成金字竖匾，竖在店堂，供职工信守。店员讲究衣著、仪表，一律穿长衫，手面干净，店堂不准谈笑。其门市营业，方法多样，如夏天门边备茶桶为顾客解渴；医生常指名在张恒春配药，方圆百里病家到张恒春购药才放心。据说农村有一家童养媳死了，娘家人来闹事，婆家出示张恒春配药处方，娘家人说：“吃过张恒春的药都救不活，没有话说。”一场风波，遂告平息。该店在民间信誉显著，有如此者。 张恒春最畅销的一种名药——鸡药。这个药和老母鸡一起煨煮，是盛夏，严冬两季的大补品，由于买的人特多，一天能销售几百付，甚至上千付。此药还需分别配一些银耳、燕窝人参等珍贵品。远在徽州的人也有很多来买的。 张恒春由于经营得法，故营业额大，利润高，如肉桂进价每斤三十至四十元，经精选后售价每斤为二百至三百元；厚朴进价每斤九元，售出每斤二十四至四十八元；又如草药论担论斤购进，筛选炮制后论两论钱售出，其利润之大，实在无法估量。 该店职工待遇比较优厚，一九四七年的职工总数达八十四人。其福利与别的商家不同，年终不分红，但在店里由资方垫资三千元，职工集股（每人三到五元）另设一个批发店，叫“公和兴”，经营本店不便出售洋药、土草药以及鹿制品、医药用具等。鹿制品为什么不在本店出售呢？主要避其祖张鸣鹿讳之故。年终分配盈余，资方不提，全分给店里职工。据老职工回忆，“我一年工资一百二十元，‘公和兴’分成，就有一百三十元。”抗日胜利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公和兴’利润下降，于是又实行“抽厘制”，办法是：从每天参、燕等售货款中提12％，丸散丹膏售货款中提30％，按三份分摊，职工得三分之一，资方家用得三分之一，三房在店职工和经理得三分之一（三房50％，经理50％），最初十五天一分，后为十天一分，到一九四八年改为五天，以应付物价波动，维持职工生活。 张恒春在营业鼎盛年代，每年冬季、春节前，施赈米二百担左右，夏天酷暑时施药，以周济穷人，溧水来人抓药，概不收钱。 张恒春在百多年历史中，也遭受两次重大损失。一九三一年经理王子勤不顾资方代表意见，陆续在上海赊进大批药材，从河沿堆集到库房，行走都不便，值银元五十三万七千元，不料这一年芜湖发生大水灾，生意清淡，积存的大量药材销售不出，资金积压，欠债达七十多万元，亏损二十一万三千元之谱，王子勤因而去职。据传闻，王子勤在张恒春任经理时，已另开一家王太和中药店，欲以此挤亏张恒春。后来由于张恒春信誉卓著，上海厂商延期索欠，张家三房各交出田地房产契据抵押，广收长街存款，渡过难关，逐渐恢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机狂炸芜湖长街，张恒春店面被焚烧一半，库屋全毁，仅存六、七万元之底货，欠外债四十余万元。日寇侵占笼湖之初，职工疏散，资方逃避溧水故居，仅留职工赵天财守店。不久赵天财死了，一说被日机炸死，一说因病伤回到漂水死去。张恒春除予安葬之外，并抚养其遗孤到成年为止。芜湖沦陷后，市面稍安，经资方张俊卿和经理谢树德竭力维持，才逐渐恢复。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营业复振。 （4）顾顺兴酱园老店： 顾顺兴酱园店是顾家祖传的百年老店，原在城里南正街，后迁长街头的鱼市街。这家制的酱菜，酱油等产品，素负盛名，人称“老顾家”，很多用户指名要“老顾家”酱油。这家老店所制的板酱，则需晒三个夏天，以此所制的酱油，叫作三伏秋油。后来采用天然发酵法，就是春天泡、夏天晒、秋天卖。这家酱园的醃苔菜很出名，畅销于本市和郊区各乡镇。 还有一家百年老店：金隆兴牛肉馆。《芜湖文史资料》第一集已有专文记载。不赘。 （二）长街几个有特色的行业和几家商店： （1）长街第一家银楼： 长街很早就有银器店，是银匠开的，出售自制的银首饰如银项圈等等。至于金首饰，钻石珠宝戒指等贵重饰物，很少在芜制造，由少数大百货店向沪宁大商埠购进出售。公元一八六四年，首次在长街出现了银楼，即宁波人朱锦紫创设的宝成银楼。 宝成银楼创设时，资金约五千两纹银，流动资金在外。开业时备有金首饰二百两，银首饰数千两，足够门市供应，资金可谓雄厚了。 朱锦棠原在汉口宝成银楼工作，而后集资来芜，购买下长街一幢市面房屋，修建三开门面。石库式大门之上，雕刻华贵楼台图案。店堂着色，全部楹柱门窗屏几贴金，描龙画风，金碧辉煌，令人眼花缭乱，宛似置身金色宫殿之中。宝成银楼扬名远近，生意兴隆，店堂装璜，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朱锦棠是银楼业的里手行家，买卖金银首饰和珠宝钻戒都很精通；定制首饰，都能按顾客要求式样制造。忙时，顾客川流不息。一天营业额，进出黄金首饰数十两，白银首饰数百两，皖南皖北男婚女嫁，常指定购买宝成首饰。金银按上海黄金白银牌价进出，出价则加上加工费，进价则扣除成色比重，一进一出，获利至厚。此外，也兼营黄金买卖，吞吐量亦不小。 宝成自设加工作坊，有冶炼工场，将金银杂质提净，保持金赤银足，维护信誉。银首饰可以镀上金色，价廉物美，销路甚畅。无论大小成品，均刻上“宝成制”字样，作为出品标记，顾客非常信赖。 前店有营业员二三十人，后场有工匠三四十人，杂工十人左右。除工资外，店里供应伙食，待遇与一般店家相似。工匠技术性强，如冶炼，雕花、嵌钻、镶宝、刻章等等手艺，要求都很高，不但式样美观，而且质量好。各道工序，均有专人督导。 宝成是长街第一家大银楼，带有典型性。其店房在一九三七年，被日机炸成废墟，朱锦棠后人携资回浙，其业告停。日伪时期，该店职工集资再度开业，招牌加上“老”字，叫作“老宝成银楼”，直到解放前夕结束。 除宝成银楼之外，一九〇六年，江苏人张叔藩又在中长街陡门巷上首开设一家宝庆银楼，规模与宝成银楼不相上下，此后开设的银楼逐渐增多，共计大小银楼二十多家，较大的银楼有宁波人开设的老宝成、老宝庆、老同庆、老天宝、方九霞；江苏人开设的老凤祥、天宝成、新天宝、丹凤、宝庆；本地人开设的老宝鑫等。除方九霞设在中山路，丹凤设在陡门巷，天宝设在二街之外，其余设在长街，门面辉煌，金光耀彩。 银楼业如此大兴，一方面由于长街市面繁荣，一方面也由于黄金价格能保持较长期间的稳定，当时正常金价，常在八、九、十换之间，即一两黄金兑换八十或九十银元。日本投降后，黄金也随物价大跌，一度跌至四十换，但不久回升并且暴涨了。金银首饰虽然是装饰品，却也易于保存，成为储蓄的重要方式，故营业兴旺。至芜湖解放后，才全部解散停业。 （2）长街的钱庄业： 朱渭滨老人谈的长街钱庄业情况，曾有文记述，现拾遗补缺，择录如下： 长街钱庄知多少 从民国元年至十九年（1911——1920年）长街钱庄有28家：久余、长余、承余、元康、单瑞丰、西合泰、钧和、勤大、兴大、同和、乾大、润昌、德源、鼎康、同丰、通孚、保泰、晋孚、兆丰、义昌、大源、滋康、阜昌、兴康、永泰、厚丰、瑞康、寿康。经营此业者，徽州帮、扬州帮占多数；合肥、青阳、太平、江西、湖北和本地人占少数。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徽州帮久余经理朱晋侯，元康经理舒紫封，扬镇帮兴大经理黄养之，青阳承余经理宁松泉等。独资经营者有：承余，西合泰、单瑞丰、同和、厚丰。资本雄厚兼营他业者有：西合泰兼营（萃升恒号）纸业和（泰来恒号）锡箔业，单瑞丰兼营（单瑞丰号）杂货业。承余兼业，已见前节。久余钱庄于1925年拨款十万银元在长街宁渊观上首巷口创立商办“安徽银行”，股金总额20万块银元，久余占半数，朱晋候任经理。兴大钱庄经理黄养之曾兼任上海银行芜湖分行行长。此外还有一些地下钱庄，不挂招牌而营业的，不在此数。 钱庄业利润有多大： 钱庄获利门道不少，高利贷款、低利存款、汇兑贴现，两元拆换等等，都能从中取利。各家利润多寡，视其营业额大小而定。以久余钱庄为例，年放款总额高达百万银元，年获净利四、五万银元。 钱庄除吸收低利存款外，还购进或抵押黄金，囤积棉纱、米粮，这都是生财之道。一般说来，在物价稳定的情况下，钱庄业都是赚钱的。但在物价波动时，有的就亏损倒闭了。这大半在投机、囤积居奇中吃了亏。 钱庄业店员的待遇： 长街的28家钱庄有大有小。大钱庄有店员30多人，一般的也有20人左右。职别有经理、副理、跑街、管帐、管钱、书信、杂务、中班、学徒、杂役、炊事等。工资：高级职员每月30——40元；中级职员15——20元；中班满师每月2元，次年4元，第三年6元，以后按能力大小定级。杂役、炊事每月6—8元。另外还有些小费和年终利润分成。年度决算得出纯利后，按利润总额分十四股，股东得10股，经理得一股，副理（1—2人）得一股，其余所有职工得两股。职工各人分的多少，由经理分配。如久余钱庄年利润五万多元，每股3，571元，股东10股的35，710元，经副理共得7，142元，职工以30人计算，平均一人得119元。这样，店员平均年工资300元，加上利润分成，一年可得400元左右。 长街钱业公所：这是钱庄之间调剂“头寸”余缺，交换金融信息的场所。每天上午各钱庄经理或付理或跑街，齐集钱业公所，听候上海金融行情，议价交易。废两改元以后，以上海同业行情为标准，申庄牌价电报一到，便开始议价，闹铃一响，拍板挂牌，全市商业往来结算，一律以当日牌价为准。 钱业公所坐落徽州码头下首，是前清年间钱业集资共建的，面朝长街，后临河沿，占地面积相当大。为砖、木、石结构，坚固、宽敞、壮观。前后两边墙界，立有钱业公所界碑。日伪时期，为汪伪警察派出所占用，钱庄之间交易，挪在河沿后大厅进行。解放后改为居民住宅。 业务竟争中的一曲闹剧： 商业竞争是正常的；但也有不正常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钱庄业曾发生过这样一曲闹剧。 约在民国十六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行址在长街蒋家巷口上首。（今农业银行）该行为开展储蓄业务，在街道和茶楼、酒馆、浴室等公共场所，张贴广告，其中一款：“一元即可开户。”一天，一位储户来到上海银行，送上五百元，递上《百家姓》一本，要求按《百家姓》上姓氏开五百户储蓄存款摺。该行经办人员知有晓蹊，不敢办理。于是储户振振有词，说是你们贴出广告，不照单开户不行。后来由该行经理沈雁南出面接待，婉言解释，始知这位储户系义昌钱庄店员胡鸿慈，暗奉经理之命，前来取闹，借以抵制上海银行不收中小钱庄票证的行为。经此一闹，结果是：上海银行承认以后对中小钱庄一视同仁。 （3）非同凡响的大鹏绸缎庄 这是一家门面小、本钱少、生意大、利润高的典型商店。大鹏绸布呢绒批发庄，开设在三圣坊巷内，现在的门牌是11号。 旧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低，穿布居多数，布的销售量比较大，绸缎呢绒之类销售量少。因此长街大布店很少直接向外埠采购绸缎呢绒，而是根据需要，就近添配花色应市，避免积压，于是专营绸缎呢绒批发的“大鹏”，适合市场需要，生意兴隆。 “大鹏”创始于1943年，原店址在新芜路吉祥寺9号，是赵家村开的，次年迁到三圣坊11号，经营罗纺、线春、绸缎呢绒批发业务。49年春，赵家村和他哥哥赵讷安邀陈辛承（即陈华英，老画家、本市民主人士。）代为经理业务。店是二层楼房，店堂不到二十平方米，两边是牛皮纸捆扎，看不见货架。 店里仅有两名店员，楼上是经理寝室，屋后是厨房和店员宿舍，很小，专营绸缎批发。当时杭罗、杭纺、线春、大纬呢、香云纱、哔绉被面，都是畅销外埠的紧俏货，皖南各县以及徽州、巢湖地区各绸布门市店，均来大鹏办货。1954年经销代销阶段，“大鹏”迁到中长街52号，改作门市，后来又迁到中山路62—64号，与永昌、陈克记等五家合营，改为大鹏联记门市店，在此五家同业中，大鹏资金占首位。 “大鹏”在与同业竞争中，有以下几点优势： 一、进货有联络网点。上海、杭州、长沙等大城市都有赵家的店号，只凭函电联系，即可发货托运到芜，不需去人携带资金采购，节省大量开支。二、重信誉。赵讷安视信誉为第二生命，凭信用向别家进货，事后结帐，也有货售完才付款的，可以大量节省资金。三、销售讲究足码足尺。杭罗、杭纺、线春、都按每匹重量为计价标准，外地商户来单购货，在复信中注明尺码重量，剪样附去，货由邮递，邮局可代收货款，不合格可以退货，客户很信任。四、自己加工。部分商品直接向产地厂家购进白坯，自行发往印染厂加工，如被面、洋纺、电力纺、生丝等，不购进成品，以减省成本。五、开支小。店小、人少、开支节省，保证必获利润。因此“大鹏”生意做得大，做得活，较早争取自报查帐纳税户，“五反”运动中为基本守法户。大鹏始终稳步经营，运用自己上述优势，获利至巨，在公私合营时，成为独秀之花。 （4）各具特色的三家酱园： 芜湖酱油、酱菜，有特殊风味，享有盛名。酱园业多是前店后坊，自制自销，批发为主，远及皖南各县镇，也批发到市区小店，还批发给沿街叫卖的小贩。长街酱园不下十几家，如广昌、广泰宏、大长、王恰太、红星、新昌、顾顺兴、王昌大、王荣泰、顺兴西店等等，各家产品各有特色。仅举三家为例： 鼎康酱园：是宁波人于1920年创办的，师傅、店员、学徒多为宁波人，制酱工艺，与众不同，采用压气发酵法，即一次性制作法，如制酱、黄豆下缸，加盐卤，任其晒露，很少翻缸。酱菜也是一次加工，盐下得重，因此酱菜带辛味，适合宁波人口味。这家的酱板，素有声誉。 鼎泰酱园：1941年，为扬州顾逸风集资创办、师傅、店员多是扬州人，制酱方法采氧气发酵，即勤翻勤晒，以酱菜、面酱为主，产品口味鲜嫩。顾逸风善于研究，不断改进工艺，质量迭有提高，畅销沿江各县镇。 王怡太酱园：据说是1900年旌德山区王姓一部分族人集资来芜创办的，师傅店员大部分来自旌德，也有本地和肥东一带的人。制作的方法和顾顺兴酱园一样，用自然发酵法，春天下缸，夏天晒，秋天卖。产品带碱，适合合肥人的口味。其最著名的产品是酱油干子和臭干子，吸引着郊区农村顾客。 长街这些家酱园，各以产品特色推开销路，各做各的生意，不致相互排挤。这是酱园行业的特点。 （丙）、长街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 （一）著名的手工业产品 （1）石雕、石刻。如镂空石刻人物花鸟门额，刻字雕花的界碑、墓碑、石门框、石狮、石础、石杵、石白、石磨等等。远近订购。它不但是实用品，有的还是艺术品。现在武能在城里、长街老屋看见。有些在“文革”中扫四旧扫掉了，但框架仍存。一种小石磨，小杵白，还有人家在使用。 （2）铜锡器皿：铜水壶、铜火炉、雕花刻字的锡酒壶、锡蜡台，以及铜锁、铜水烟袋等等，都是长街畅销远近的名产品，今俱绝迹。 （3）金银器：金银餐具是富贵人家用的，但簪环首饰，则是民间的通用品。首饰一项即有各种各样的花色，如金睿银簪、金环银环、金银项圈、手镯，插在头发上的金牌银牌等等。作工精细，花样各异，嵌珠点翠，光彩夺目。还有后来销售很广、刻名字的金银戒指，既可作婚嫁信物，又可作私章。现已为新工艺珠宝饰物所代替。 （4）秤、戥、尺等度量衡器，亦很出名。 （5）魁升斋鞋帽：这家鞋帽很著名，在芜湖市首屈一指，所制的皮鞋，式样大方，牢固耐用，虽穿破了底帮，也毫不走样。 （6）机织土布：芜湖手工织的土布有两种，一是本色布，二是花色布，远销合肥、武汉、无锡、常州一带，份量重，质量好，兴盛于抗日时期，适合当时群众低水平生活的需要，能与洋布抗衡，占领市场，经久不衰。 （7）芜湖三刀：赵云生的剪刀与杭州张小泉的剪刀齐名。澛港的菜刀，能和北京王麻子菜刀比美。还有老式剃头刀，则独占江左鳌头，但现已淘汰。当时这三刀基本上在澛港镇（位于芜郊十里）制作刀坯，然后由长街各作坊再次加工，以创名牌。只赵云生一家剪刀上刻有商标，独享盛名。 （8）芜湖铁画：这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品，已属众所周知，无须赘述。 至于芜湖徽墨、张恒春的丸散膏丹以及刺绣用的丝绒线和桃木梳篦，这不用说，都是长街的畅销商品。 （二）风味独特的食品 （1）芜湖雪酒：在清代，雪酒乃芜湖特产之名酒，取冬天雪水合酿，清彻味醇故名。产量不多，故极珍贵。雪酒产于撸港。长街有销售。清代诗人黄钺曾有：“我昨维舟澛港驿，但酤雪酒爵寒江”诗句，志此名酒之美。 （2）芜湖酱油：著名的有老顾顺兴的三伏秋油。民国年间有许永福酱油，味道鲜美，普遍为用户所欢迎，大酒楼菜馆非选用这家酱油不可。外地客商亦多购买馈赠亲友。许永福店主乃当时商会会长汤善福的儿女亲家，算来也是老店，现已不存。 （3）芜湖酱油干子：王永发酱园出的酱油干子很出名。抗战前，上海来客要买芜湖名产带回去，多选购这家的酱油干子。 （4）腐乳：各酱园都有，以瓦罐盛装红腐乳十块，浇麻油，贴商标，封口。味极鲜美，馈赠食用咸宜。 （5）芜湖板鸭、芜湖鸭饼：这两种食品都是马义兴产品。这家板鸭很考究，有“金钱眼，月牙口，脆皮嫩肉卤骨头”之称，连鸭骨头都能嚼出味道来。 马义兴出的鸭饼更著名，用咸腊鸭除皮去骨，把鸭肉制成饼子，有柿饼大小，味香可口，便于储存，随时食用。外地多有函托亲友购寄者。现已绝迹，殊为可惜！ 至于茶楼酒馆名肴佳点，虽不出在十里长街，也顺便题一下名，如同庆楼的徽菜，味珍酒家的腊味，林翠轩的沙锅鱼头，金隆兴的红烧牛肉，烟雨墩的菊花锅（为李府家用名菜），绿杨村的清蒸鲥鱼（五月端阳前后才有），紫竹林的素席，以及家家户户过春节吃的“平安菜”（七样素菜合炒）俱为芜湖的名菜；耿福兴的虾籽面，虾籽馄饨，以及各酒馆的三鲜干丝、小笼汤包，俱为芜湖的小吃名点。 五、长街历史上的几次事件 芜湖十里长街八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是极为坎坷，发生过与商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事件不少，兹就可以查证的事实，举几件较有影响的大事。 （一）汤寡妇义举免苛捐： 汤寡妇之夫汤某，歙县人，清初，其祖辈在长街开店经商，至乾隆时，汤某继承祖业，已成巨富，并为其子捐官。汤某逝世后，其子亦死于任所，汤氏一门便由两代寡妇撑持门面。 汤寡妇拥有巨资，因夫死子夭，遂萌行善修德之念，便与其寡媳商定，捐银两万两，解救长街全体商户年负朝廷派征“江夫河篷差银”两千四百零三两之苦。十里长街，人人感德，为之树立牌坊，名垂后世。 前文提到明嘉靖年代朝廷向芜湖长街商户派征“江夫河篷差银”。一直到乾隆朝还继续征收。这项征银按长街商店房屋间数分摊，系朝廷驿站皇饷官银，地方官府不敢妄改，因此一直荒唐地按照三百多年前嘉靖朝钦定的花名册派额征收。但年代久远，商户、房屋变化很大，与原花名册很不相符，册上有名无其人，册上有房无其屋，新增者又未列入名册，但地方官府死捧圣旨照旧派征，无人、无屋者的征额，一律摊到名册上有人有屋的花户头上。这种不合理的沉重摊派，害得商民叫苦连天，呼请省宪衙门改正。省宪官僚虽深知此弊，但不敢奏请朝廷更动，生怕忤旨获罪，因而一直拖延下来，几百年没解决。在这官民交困的情况下，汤寡妇概捐白银两万两，给商业公所运营生息，代交派征。她虽不能彻底解除沉疴。但暂舒了商民之苦，亦是好事。 汤氏此举，使安徽巡抚（其时可能属江南行省）大为震惊，颇为内疚，适逢乾隆皇帝下江南、游徽歙、登黄山、观民风之机，乃缕陈事迹，奏报乾隆为汤寡请旌，并请御题“节义”二字，树立牌坊，以敦教化。乾隆览奏，以事关名教，便亲书“节义”二字以赐；但一考虑到：成汤寡妇之义者，乃捐资代交朝廷派征，则朝廷此项派征为不义矣。于是又批示此项征银全部豁免，并拔库银两万两，归还汤氏。至此，压在长街商户头上三百多年的沉重负担，始得彻底解除。旧名教原来是统治者用来束缚老百姓思想的，不料此次也束缚了乾隆皇帝的手脚，一时称为佳话。 此时汤寡妇去世了，拨还的库银两万两，由其寡媳悉数捐给芜湖育婴堂，赞助慈善事业，以成其婆母的遗愿。以上事略见《芜湖县志》。 （二）长街所遭受的重大灾难 （1）战祸： 长街自宋代筑城开始形成，到解放前夕，曾三度毁于战火，第一次，南宋时金兵元兵先后南侵，金兵占芜湖对江历阳（和县），宋兵在四合山一带设烽山台，隔江对時，芜湖处于前沿阵地，商贾逃亡，终于城毁，长街商业遭受了严重破坏。经过元明两朝三百多年稳定的局面，始得以恢复和发展。第二次，清咸丰年间，太平军与湘军在芜湖一带鏖战十年，长街“肆屋为墟”。同治二年，天京陷落，江南经济逐渐复苏，芜湖长街又迅速恢复起来，“繁盛视昔有加”。第三次，抗日初期，芜湖长街三次惨遭日机轰炸，其中两次街面被焚烧，一次炸坍中长街状元坊一段房屋。日寇占领芜湖后，三圣坊中长街，成为日军养马场，拆楼房取木板烤火。拆屋时驱追数十市民，以长绳栓房柱，齐力扯倒楼房，木料尽取作柴火，市面残破不堪。 （2）火灾： 长街原来大都是木板门墙，木板楼房，最易引起火灾，加之旧社会缺乏救火灭火车具，发生火灾，难以扑灭，为害甚烈。尤其陡门巷、下长街一带，几乎年年有火灾。如李鸿章家族在陡门巷口国货路开设的典当铺失火，存当衣物，悉数烧毁。幸好“李府”资财雄厚，出告白：凭当票按价赔偿。直到民国初年，绅商共议才成立了万安救火会。备有救火车、水龙等和专职消防人员，经费由长街商家负担。这是芜湖最早的消防机构，地址在今日的新芜路交警大队部，有三层高的瞭望钟楼，可以俯做全市，一遇火灾，就及时鸣钟报警，消防队出动救火车，奋力扑灭。 （3）水灾： 芜湖原为湖滩低洼之地，长街又处于江河之滨，容易受到洪涝灾害。据老人谈，每隔十年左右一次小水灾，二十年左右一次大水灾。最大的水灾要数民国二十年（1931年）那次大水，长街水深过膝，各店家用木方板搭跳板为人行道，陡门巷还搭起天桥，桥上行人，桥下行船，昔日街巷，充满了浆声浪花。唯以芜湖周围灾情严重，购买力大受影响，长街生意清淡，有的店房浸圯倒坏，货物受潮变质，损失不貲。54年那次特大的水灾，长街进水很深，可以行船，商店能和乘船的顾客在窗口做买卖。经过这次大水，市人民政府大力兴办防洪设施，沿江河堤岸筑成石块水泥防水墙，高大坚实，绵延几十里，宛如长城，屏障市区，从此芜湖人民不虞水患。83年芜湖江河水位为历史最高峰，但仍低于防水墙二尺，低处内涝，有抽水站及时排除。在此特大洪水威胁面前，市区安然无恙，史所罕见。 （4）兵灾： 在民国年代，长街商家所受的兵灾是沉重的。驻军常以“军饷不济”为名，向商界索借巨款，还要什么“慰劳金”、“开拔费”，不达目的，便以“兄弟有所行动，当官的也管不住”相威胁，还振振有词：“维持地方有功。”“官也不差饿兵嘛！”等等。商人怕事，只得由商会出面摊派应付，满足其无理要求，以图苟安。然而，驻军调动频繁，此种送往迎来，遂成定例，负担之重，可以想见。下面略述几次具体的兵灾： 1926年，陈调元部借口关不出饷，向长街商界索借十万银元，商会派代表谈判，讨价还价，拖延未决。这年十一月三十日夜，遂发生了陈调元兵变，乱兵洗劫了长街，损失至巨。此事《芜湖文史资料》第一辑曾有记载，兹补充一些史料于下。 据目击的老人高庆国谈：陈调元属下的三十七师七旅的一个连，驻在陡岗缪家祠堂。当听到北门大街响起枪声，该连士兵即冲出营房，企图参与抢劫。其连长挺身而出，力图制止，被身后一个士兵一枪击毙。士兵洗劫长街，只抢能携带的钞票，金银、细软等贵重财物，棚户贫民也乘机涌向长街，专抢布匹等可以搬动的各色商品。经此一夜哄抢，不少商店被洗劫一空。当夜，商会就召开紧急会议，向皖南镇守使王普提出：“守土有责，请求制止”。直到黎明，抢劫停止，王普才出动所属第三十师官兵，把守水陆交通路口，拦截逃兵，搜缴所劫财宝。曾当场枪决数人，多数乱兵归营，少数乱兵从小路逃掉。同时，警察局也派武警搜查棚户贫民，收缴出不少布匹货物。但是，军警所缴获的大批财物，没有也无法归还受害的商家，下落如何，不知其详。过了几天，长街贴了许多“打倒军阀陈调元”标语，省里和南京中央政府先后也派员来芜湖调查兵变情况，结果官样文章，不了了之。据说兵变时陈调元不在芜湖，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兵变后一个多月春节灯会，长街商家特地搞了一个“七狮三女抢球”节目，狮子和女子的身上挂满金钱，这是影射陈调元三十七师七旅的暴行，以泄商民之愤。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陈调元军队开拔去芜之前，又向长街商家借银元十五万元作军饷。商会会长汤善福出面交涉，军方当即将汤关押，旋即放出。由汤向长街商家摊派七万元，米粮业摊派三万元，共交出十万元。因为还欠五万元，军方又将汤关押在河南军部，后由广潮帮米粮业巨商，出了五万元，军方才将汤福善释放。不意几年之后，陈调元某部军需官颜志超忽将此十五万元（一说十万元）用十数麻袋盛装，归还商会。但传闻此款下落不明，有的说会商侵吞了，也有的说是退还了商家，究竟如何，无法核实。颜志超后来在芜湖吃斋拜佛，人称为颜居士。 （5）金元券灾难：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为挽救经济崩溃，突于八月十九日凌晨宣布“币制改革”命令，发行金元券，停止法币流通，法币三百万元兑换金元券一元，并宣布金元券可以按官价兑换黄金。还颁布限价令，商品都以金元券标明价格出售，不准拾价。同时戡乱建国第二大队进驻芜湖，执行此项限价政策。长街商家遵守法令，照原价折合金元券标码出售。不到十日，芜湖物价飞涨。接踵而来的是抢购商品和挤兑黄金的风潮。不几天，长街商店货物，几乎被抢购一空。中央银行也停止兑换黄金。中央银行门前，商店门前，天不亮就排了长长的挤兑、抢购的队伍。在抢购浪潮中，长街商家慑于戡建大队的威压，不敢抬价，只得尽架上货物卖了为止。但是物价如脱僵野马，戡建大队已无力控制，虽然采取抓人、查囤积、禁货物外流等高压手段，也无济于事，反而更促使货物短缺，市场一片混乱。长街商人面对这种情况，有的隐藏存货不出售；有的亲自出马或派遣店员加入抢购人潮，去抢购别家货物，抢购黑市黄金、银元、沙布、大米等等，以致金元券满天飞，黑市猖獗。在这次抢购风潮中，长街多数商家吃了大亏。有的店家无处进货，抱着一堆金元券关门倒闭；当然也有少数发了黑市财捞到一票的。严酷的物价幽灵，折腾得十里长街满目萧条，一蹶不振。戡乱建国第二大队也偃旗息鼓，悄然撤走了。这是十里长街在历史上最后一次的灾难，留给广大商民的，是痛苦呻吟的生活；带给国民党政府的，是悲惨灭亡的命运。 （三）长街的武装商团 长街商界为了维持市面治安，于民国初期成立了“商团”。（一说在陈调元兵变后成立）。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盗贼丛生，警察不顶事。为防止宵小，遂组成商团武装。 商团约有四十人左右，步枪三四十枝，所有服装、粮、饷等费，均由芜湖商家摊派。商团听商会指挥，分三个班，一班驻在万安救火会，一班驻在湖北会馆，团部和一个班驻在宁渊观。团长陆廷祯，（钱庄业代表，扬州帮）。副团长张九皋（报界），谈尹耕，周迺祁（钟表业代表），军事教练胡鹏。各班派出团丁巡逻各地段，夜间在街道巷口站岗。商店有开张、喜庆大事，便派武装团丁，站在大门两旁，显示气派。张恒春每年当众宰鹿，以广宣传，也请团丁站岗。1930年以后，高铁君出任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芜湖首席县长时，成立区保安团，高兼区保安司令，将商团并入保安队。该武装组织，遂告结束。 查悉，十里长街自己成立类似的武装自卫组织，在明代设关时也就有过，名“商丁”，负责检查河面竹木货物运输，维持码头秩序。 （四）长街店员公会 1925年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陈独秀、王步文、李克农、钱杏村、刘芳钰等都曾先后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因此一部分店员在党的影响下，组织了“芜湖店员公会”，领导店员、学徒，开展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和抗日救亡的革命斗争，并且向店主提出改善店员、学徒待遇的要求。在芜湖历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抵制日货的运动中，长街店员在店员公会号召下，不顾店主阻挠，拒售日货，推销国货，并且与芜湖各界抗日团体、学生联合会、秘密联系，提供暗藏日货的商家和日货来路的情况，对于推动长街商家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店员公会以科学图书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几家店员为核心，向一般店员做宣传、组织的工作。有的店家暗中以停生意相威胁，阻挠其店员参加公会。图书社的店员程敷信（中共党员），商务印书馆的店员章剑虹，中华书局的店员李盛钰（中国农工党党员）以及刘芳棣等，都是这个店员公会的会员和领导人。 国民党清党，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人之际，芜湖店员公会失去党的领导。1928年即陷于停顿状态。但在芜湖商界却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九一八”长街奋起抵制日货 1931年“九一八”事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浪潮，席卷全国，长街商界亦积极投入到这个洪流中来。这年十月，芜湖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万人游行示威大会，长街罢市一天，商人亦参加游行队伍。还收缴一大批日货，在河南日本领事馆门前焚毁，芜湖商会亦出面，要求长街商家写出“不卖日货”的保证书，如发现再购进日货者，课以重捐，视日货多寡罚款二十到四十元银元不等。从此日货在长街一度绝迹。但其中也有就原存日货改头换面，冒充国货偷偷远销外地的情况。 此外，芜湖学生会上街宣传抗日、演戏，为东北义勇军募捐。长街商家也踊跃捐款或捐献衣物、药品。特别是芜湖国货公司还发起为期一周的游艺会，由各中学学生会自编话剧，轮流上演，门票收入，全部捐献。如二农演的是田汉写的《湖上的悲剧》。据曾参加义演老人张子郭回忆说：“国货公司经理洪文斌和二农教师佘贻谦在开幕式上都发表了讲话。他们说：‘你们今天出钱不是为看戏，而是为买命的。日本鬼子天天在杀我东北老百姓，东北义勇军天天在冰天雪地和鬼子拚命，我们要做他们的后盾，多捐一块钱，就多救一条命”，一席话说得在场听众无不热血沸腾。这次游艺会场场客满，效果很好。 长街商人这次爱国行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但并不是一蹴而就。五四运动时期，全国为反对北洋政府签订廿一条卖国条约，掀起了抗日爱国运动。芜湖学生会曾在长街挨家劝令抵制日货，要求在不卖日货的保证书上签字，那时长街商家态度是消极的，说什么：“只要商会有通知，我们就签字。”学生我到商会会长汤善福交涉，汤亦多方推诿，引起学生无比愤怒，当即捣毁商会，痛打汤善福一顿。此后全民抗日情绪高涨，加上芜湖店员公会号召店员拒售日货、检举日货加以推动，到“九一八”时，长街商人认清形势与工农兵学各界走到一起，同仇敌忾，投入抵制日货抗日救国潮流中来。 六、十里长街遗闻轶事 （一）慈禧幼年在芜湖 据传说：慈禧曾随其父惠徵来芜湖，度过了童年。时在道光末季，惠徵任芜湖关道台。有一位锡匠王某，为酒厂制锡蒸锅最精，憨厚、好酒，人呼王烧酒，轶其名。道台衙门在泗关街，距中长街宁渊观旁的青莲阁茶戏楼不远（在今中山桥北头），过河就到。慈禧还是孩童，常跑到青莲阁玩耍，王烧酒常在此喝酒吃菜，与慈禧熟识了，便带她到里面看戏，有时还把慈禧架在肩上看。到咸丰三年，慈禧已经是小姑娘了，适太平军沿江东下，直扑芜湖，惠徵一家仓促逃难，慈禧幼弱，跌扑不能行，忽遇王烧酒，大声呼救，王即负慈禧迅跑，遂免于难。 后来慈禧垂帘听政，王烧酒还是锡匠，并未做官。有的说王烧酒早死了没运气，有的说他不愿借此邀赏，还是喝烧酒自在。上述史迹，芜湖县志亦有简略记载。 （二）重视子女教育 十里长街的商家殷实富裕了，便要让子女读书上进。自芜湖开办学校以来，除省立的中等学校之外，教会办的中学，也有好几家。进这些中学读书的绝大多数是长街商家的子女。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好，很多愿意出较高的学费，进教会学校，如萃文，内思、圣雅阁、务实女中等校。 此外，长街还有很多商家，重金聘请有学识的士子做家塾老师，专教其子女。在广办学校之前，家塾很多。即使开办学校之后，家塾也不少。先在家塾打下国文基础，再进中学，事实证明，语文有了根底，其他各科的成绩也会好的。 长街商界还集资创办“私立乙种商业学校”是旧制七年的小学，珠算、记帐为主要课程，培养一些贫寒人家子弟，以便进商店当店员。长街湖南帮商家还集资在湖南会馆创办一所“私立襄垣小学”。芜湖在东晋时曾名为襄垣县，故用为学校名称，亦有谐湘字之意。 （三）长街与寺庵 长街商人家庭富裕了，商家老人，尤其老年妇女，为求福寿延绵，保佑子孙长命富贵，便求神拜佛，信奉佛教。芜湖自东晋以来，就相继建立几座大庙宇，如吉祥寺，能仁寺，广济寺等，僧尼众多，香火鼎盛，庙产富足。为迎接香客和运进寺庙地租米粮，特建一座码头于长河北岸的下长街江口，叫做寺码头。可见当时芜湖佛寺名声之大了。然而这些寺庙僧多，香客多，不适宜于老年妇女的佛事活动。于是长街有的商家集资捐助，建筑了许多庵堂。屋宇小，占地不多，只有一、两个尼姑，也有独资捐建作为家庵，作为停柩之所。尼庵停柩，是长街商家所急需。因为他们多是外籍人，亡故之后，其子孙不愿为之就地埋葬，要等待找风水好地，或运柩回乡，安葬祖茔。故需庵堂作临时寄柩之处。迄于清末芜湖寺庙庵堂共计95所，其中庵堂即占60所。可以说，芜湖尼庵多，是十里长街派生的。这也是芜湖佛教界的一个特色。 （四）最早的一家电影院 民国二十二年前后（1933年）中长街有一家电影院，是教会的青年会办的。场内地板，一走就摇动，有三行一二十排长木靠椅座位，设备简陋，可容观众二百许。星期天上午为学生加放一场电影，收费五分。当时放的还是无声黑白影片，有胡蝶主演的“啼笑姻缘”，王人美、金焰主演的“渔光曲”等等。这算是芜湖最早的一家电影院了。没有正式名称，俗称“青年会电影院”。 （五）芜湖防痨协会 民国年间，芜湖社会卫生事业很可怜。46年，听说美国慈善团体要赠送芜湖防痨协会一架Ⅹ光机，以便为老百姓免费透视肺部，防治肺痨病。“痨病”，实际就是肺结核。过去患者特多，有“十有九痨”之说。当时芜湖还没有防痨协会。消息一传到，才赶紧组织起来。经地方士绅商议，公推县银行行长奚国光（结核病老病号）为会长，崔亮功等为理事，高钱君为名誉会长。Ⅹ光机送到了，只得临时请长街一家西药房（可能是五洲大药房），腾出楼上一个房间，安放机子。协会成立之下午，为每一与会者透视了一次，结果如何，自己不知道。操光机的任务，就由药房药剂师担任。这X光机究竟为多少老百姓透视过，不清楚。那时老百姓生怕透视，说是一透视就把魂“偷摄”去了。不重视卫生宣传教育，好事也难收良效。 （六）文化书店 长街有一家旧书店，名“文富山房”，出售石印、木版印的古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等等，供远近各县村镇私塾蒙童读本。也售线装珍本古书。这个旧书店，在历史上起过促进文化的作用。后来长街有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的分支店，销售中小学课本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还有一家科学图书社。这是一家传播新文化的书店，出售革命进步书刊。早期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曾在这家书店楼上斗室里（原址中长街20号），编写、出版《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理论，启发民智。这几家新书店又是店员工会发韧的基地。它们为古老的十里长街添上了一笔新时代的光辉。 （七）造太平军大炮 芜湖铁器产品久负盛名。上自古代干将莫邪铸剑，下至清季汤天池铁画和芜湖“三刀”，都是出类拔萃的产品。长街的三圣坊、花津桥一带，原是铁匠作坊的集中地。据传说：咸丰年间，这里的铁匠师傅曾为太平军制造武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侍王李世贤镇守芜湖，以兵器、粮食源源供应天京，曾集中所有铁匠锻制各种兵器，还造过重型武器——大炮。现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文物馆所陈列的六尊大炮，上有“安徽省制造”字样，炮长不及一米，炮口直径约十多公分，装铁砂子引燃火药爆发，威力很强。据九莲塘的一位老铁匠师傅说：它就是芜湖制造的。因为太平军占领安徽省的几个大城市，只有芜湖出铁，又有技术力量，可以铸大炮。别的地方如安庆、宁国、宣城等处，都没有这种条件。 （八）官商勾结 十里长街财力雄厚，便产生左右政治的地方封建势力，官府也惧怕三分。 国民党政府的苛捐什税如毛。在长街明代户部就设芜湖关征竹木银，光绪年代增设了海关，征进出口货物税，民国年代，又设芜湖税务局，征收营业税，屠宰税，印花税，筵席捐等等。还有直接税务局，征收所得税。由于税制税法不健全，地方恶势力大，税务局难以应付逃税、拒征、抗税，便利用地方势力，采用包税的方法。对大厂商采取派驻税务官坐征，一般税收采取分地段、分行业包给私人承办，包交定额税款，欠收包赔，盈余归己。承包人又把税额层层加码，再分包给别人。因此，税额可以讨价还价，造成了官商勾结，相互利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到芜湖办税务的官员，首先要取得长街商界有势力人物的支持，否则这个官就做不下去。商家也要拉拢税务官员，取得方便，否则就得按章纳税，加重负担。各承包的税吏，也照样勾结拉拢分肥。 包税的人不是官派的，大都由当地有势力的地头蛇充任。有的是商界推举，有的是税务局借重。税额一经治定，包税的便派人定期挨户收税，实际也是按户包缴。一任届满，上自税务局长，下至承包人都发了财，而政府税收所得，则占少数。因为是包税，税收伸缩性很大，有势力的大户商家可以少纳税，没有势力的小商户，要纳重税。 例如抗日胜利后有一位张竟候，秘密身份是军统特务芜湖站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警光通讯社社长，社址在新芜路一座三层楼房里。他是一个凭借势力承包税务的人。他可以叫特务，警察帮他收税，坐收厚利，生活甚为阔绰。 如果税务官不与长街商界勾结、不受拉拢，便要遭受打击，甚至干不下去。 民国初年潘赞化到芜湖任海关监督，他是同盟会会员，为人正派。下车伊始，他没有去拜会商界，商会马会长与商界策画，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并且招妓陪酒，企图拉拢。潘赞化不惯此套，未终席离去。马会长更进一步把雏妓张某乘夜送至潘公馆，又遭拒绝。马会长见拉拢不成，便利用新闻界，在报上刊出潘赞化为官不正，终日狎妓游乐的新闻，进行诬蔑打击，迫使就范。不料潘赞化洞烛其奸，即日公开登报与张某结婚，马会长竟无可施其计。 芜湖十里长街，如此这般的官商勾结，书不胜书，强龙难伏地头蛇，确是一个明争暗斗很激烈的市场。 七、长街昔日习俗风情 江南商家信奉陶朱公为商业始祖，并且供奉财神爷像，长街商家也不例外。陶朱公是越国大夫范蠡，弃官泛舟五湖，载西施，经商致富。所以长街商家门楹上常写有“陶朱事业，端木遗风”大字对联，把陶朱公与孔子的会做生意的学生七十二贤人之一端木子贡并列。芜湖古属吴、越，当然就格外信奉这位乡贤，以光门楣了。 长街还有一些特殊的习俗。似有迷信成份，在那时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被信为关系家财命运的大事，渗透在商务和生活之中，形成十里长街特有的社会风情，略述于下： 祭江河神灵：长街商家运货船只经过蟂矶庙江面，押船货主要焚香烧纸祭拜灵泽夫人，否则据说就要翻船。因为这处江面有股激流旋涡，若不幸则会翻船，本来是自然的现象，却误传为灵泽夫人发怒之故，必得焚香叩拜，祈求保佑平安无事。其实原来焚香叩拜的对象，是刘备夫人孙尚香，因她误闻刘备战死，乃投江以殉，遗体漂流到蟂矶，后人敬其节义，故立庙祀之。事迹见《三国演义》，蟂矶庙门前有副对联云：“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世称佳作。作者为谁？有的说是清初诗人吴梅村，有的说是清廷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还有的说是清代书法家郑谷口。今据县志记载，同治间，彭玉麟督长江水师，重修枭姬（蟂矶）庙仍书此楹联刻于石柱。 祀奉孙夫人，本来是一段风流佳话，祀与不祀，可以自便。到了北宋徽宗时枭姬庙住了道士，为繁盛香火，便传出灵泽夫人是一只老蟂，过往船只，必须焚香献祭，枭姬讹成“蟂矶”，从此成为一种迷信。 运货船只经过江口宝塔根转入长河时，押船货主要拿一点点船上食品，撒在水面，没有食品则以米粮代之，说是投祭黄鳝精。据传这座中江塔之下，镇住一条老黄鳝精，如不给点吃的，黄鳝精尾巴扫动，就把船搅翻了；它一翻身滚动，芜湖就要陆沉，厉害得很，不给不行。但是还有一说：很早以前有位姓黄的老船工住在江口河边，他每晚在草屋窗口点一盏油灯，为江河船只导航，船民称为黄善人。后来黄善人死了，船民劝募集资，在黄善人原住地建了一座宝塔纪念他。重要的是，每晚在塔顶挂一盏风灯，仍作导航之用。因此过往船只，随意抓点物品扔在塔下，以供守塔、灯油之费。年长日久，把黄善人讹称黄鳝精，以讹传讹，弄成迷信。追溯原由，这两则传说，乃是迷信外衣之下，掩有美好的故事，流传长远，未可厚非。 又是龙灯又是会：在旧社会，每逢三大节目——春节、端阳、中秋，芜湖十里长街热闹非凡，又是龙灯又是会，倾街盈巷，仕女如云，喜气洋洋，尽情观赏。这也是长街生意最兴隆的时刻。办灯会主要还是长街商家出钱赞助，商界年轻从业人员参加表演。有必要记述一下，以见十里长街商界也有丰富多彩的一个生活画面。 玩狮子灯：在清初，长街每年春节，举行迎春会。迎春队伍必在吉祥寺桥头前暂停，县官骑马来到酹酒，然后启行。穿过长街，到达县府，庆贺年丰。黄钺有诗云：“酹酒三杯令拥驺，长街七里看春牛，娇儿鹁角红如火，闹攘攘花簪满头。”彩纸剪成的人物、鸟兽、花卉，男女插在头上，叫“闹攘攘花”，牵着披红挂彩的春牛，舞着狮子，锣鼓喧闹，人头挤动，鞭炮连天，其盛况不难想见。各路狮子灯向长街穿过时，在宽敞处舞起来，各家燃鞭炮欢迎，一时锣鼓震天，硝烟缭乱，围观如堵，好不热闹。每舞一处，最后是狮子登上三张方桌叠起的高台，昂首觅取暗悬在房檐阁侧的红包，内有喜钱，多寡不等。摘取红包后，狮子始振毛跃腿欣然离去。有时还有龙灯，轮番递进。民国二十年的灯节，张恒春药店出动一条银龙，龙身全用银耳装饰，轰动江城，传为美谈。某年芜湖米商从广州请来十条狮子、龙灯，在长街会舞，盛况空前。 端阳龙舟竞渡：在这个传统节日里，青弋江是龙舟竞渡的好地方。旧俗，河南青龙，河北红龙，两家抵死竞遂，互不相让。两岸随堤坡高下，黑压压挤满了人群，一眼望不到头。长街也按地段行业，挑选年轻力壮的店员、工人组成龙舟，参加竞赛，胜者有奖，引以为荣。在乾隆时，芜湖有小南京之称，每逢端午节，秦淮河“凉蓬子”小画舫，溯江而上，至芜青弋江，达百十只，长街富商争雇，携眷荡舟，以观竞渡。 中秋的盂兰会：也叫财神会，也有在七月半举行的。这可能是芜湖特有的传统节目。无论是在中秋或七月半举行，都是农村秋季收获后的农闲季节，农民手中有钱了，是长街大做生意的好机会，所以规模很大。出会的那天，以其方式奇异，吸引了无数的四郊男男女女，外地游客，也纷至沓来。抗日之前，这种会差不多每年一次，抗日胜利后的1946年还举行过一次。那算是最后的一次了，如今只有一些白发的老人依稀记得往日盛况。 这是一种化装游行，专门有一套班子，有化装师傅。参加游行者多是澡堂、柴行、船上的青年工人，因为他们只做半天生意，能抽出工夫。队伍由城隍庙出发，首先是装扮凶神恶煞的五路猖神，举着钢叉开路，接着是十路财神，勾脸、袍服，和戏台上的一样，有捧着元宝的，背着钱袋的，举着算盘、毛笔、帐簿的。还有吹长号，打大锣和吹锁呐的，一路燃放鞭炮，浩荡行进。后面便是由四人拾的城隍爷、关帝爷、牛王爷、药王爷、张天师等神像队伍，跟着乐队吹螺打鼓，还有和尚，道士敲木鱼，念经。和尚、道士是请来的，穿法衣，真人，不用化装。再后面是十殿阎罗王、判官、牛头马面。再后就是重点的十恶队，化装成各种各样的屈死鬼。其中有的是刀杀鬼，头部砍进一把快刀，血流满面；有的是瓷碗砸死鬼，面部嵌入一只破碗，血迹模糊；有的是吊死鬼，披发翻眼拖出舌头；有的是淹死鬼，还有断腿、缺臂、无头的鬼。头顶烧香炉的，怀抱赤铁的，大铁针穿腮而过的，带铁镣、铁条穿手心的，凡是死于非命的鬼形都有。装得活灵活现，看了令人毛骨悚然。再后面便是“活捉王魁”、“铡陈世美”、“杀子报”等戏曲化装队伍。踩高跷，跑旱船，舞龙灯、狮子灯、什耍等队伍殿后。主事的绅商人士长袍马褂随后压队。逢店主熟人，便拱手作揖，十分庄重。 据老人谈，面部凶恶之装扮，是把桂元肉、黄鱔血和在一起制作的，蒙在头上、脸上、活像真人肤色一样。 这样盛大的游行队伍，走大街穿小巷，鞭炮盈耳，锣鼓喧天，街道两旁观众挤得水泄不通。游长街是重点，商家还要红包赐赏，放爆竹送走，以示送瘟神之意。数里长的街道游遍了，仍到城隍庙收兵。长街上剩下的是余兴未尽的人们、蓝色的烟雾和满地飞飘的花炮纸屑。 这种会，动用财力，是可观的，也只有殷实富裕的十里长街，才能办得起，虽然这种化装出会的迷信色彩浓厚，但就那个历史阶段而言，可能也有寓神道设教、戒恶劝善之意。应当说明，这里写的绝非宣扬迷信，而是如实地反映昔日长街的历史风情。 八、长街的名胜古迹——宁渊观 在长街，有文献可查的名胜古迹，最著名的要算座落在中长街西头的宁渊观了。这座道士所居的香火盛地，来历不凡，殿宇宏伟，为历代诗人文士游览、瞻仰、吟咏之所，名噪江南，流传后世。其当年风貌，现已无从看到，但我们还可以从明代诗人周讷《宁渊下观》那首七律中，领略一二。 诗云： 琳馆珠庭老子家，清虚仙境寂无哗； 松巢碧落九皋鹤，桃种玄都千树花； 宝鼎丹砂除宿火，石田瑶草带烟霞； 寻师正问长生诀，相对多时数煮茶。 原来，自北宋以迄明清，在十里长街西头，还有这样一处琳馆珠庭、遍植青松、桃树、瑶草的仙境！其实，宋代宁渊观还在长河边一片空地上，长街还没有延伸到这里。逛罢长街，再游仙观，风光绮丽，极目逞怀，此乐何极！ 宁渊“下观”指的就是中长街的宁渊观。既有“下观”，那么“上观”又在哪里呢？再看南宋诗人张孝祥的五律。 《宁渊观》 “极目洪波渺， 轰轰浪接天。 江心分殿宇， 敕赐号宁渊。 日照山如画， 云浓水似烟。 休寻蓬岛地， 只此水中仙。” 由此诗看来，当时的宁渊观殿宇，却在江中心了。这是什么道理呢？据县志有关咏宁渊观、蟂矶庙的诗注：唐宋时，蟂矶还在江中，早有蟂矶祠于矶上，并传其灵异，好事者争以镜奁床帏奉之。宋徽宗信奉道教，政和年间（公元一一一一——一一一七年）敕赐蟂矶祠名宁渊观。当此时，郡县恶蟂矶之名，又以大江阻隔，乃筑宁渊观于近邑、距城三里许的长河北岸，“门对中江万里潮”。当时从宁渊观至江边还远，要过一道“观头桥”，才可踏上江边的泊船。 宁渊观在民国年间曾为长街商团的团部。现在已改建为宁渊小学。其所在的街巷，还命名为宁渊观。 后记 芜湖十里长街虽然是历史悠久，远近闻名，但其史事，史册几无记载，芜湖县志也没有系统的采录。往事烟散，难以追寻。这篇史话，仅就长街商界老人所谈见闻，并搜集一些民间传说，查阅一些诗词、古籍，旁征侧引、勾稽核校，拉杂成篇，内容不免繁芜，史迹足可征信。长街还有一些商家子弟成为高僧、诗人、政界以及慈善事业的闻名人物，拟待以后专文记述，在此略去。虽然篇幅较长，仍属挂一漏万，不足以反映十里长街历史全貌，仅供管窥一斑而已。 这篇史料是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下，由市工商联组成专题小组征集史料，召开长街商界老人座谈会共六、七次，程荣钧老同志走访核证达十多家，有七、八位老人提供了书面材料，费时将近一年，始编写完成。其间三易其稿，对所提供的材料，不免有取舍删简之处。对此，除向热心赞助表示感谢之外，还对有所割爱的表示歉意。究以笔者能力有限，错误在所难免，尚乞指正！
芜湖天主教简史（《芜湖文史资料2》第016篇）
作者：张凤藻 建堂过程 江南原是我国的一个行政区的名称。明代南直隶辖江苏、安徽地区，清初改称江南行省。公元一六六七年（清康熙六年）开始划分为两个省份（江苏和安徽）。江南教区也就是沿着这个名称而来的；同时也包括这两个省份教务。在江南教务统计表上是一七七四年至一八七五年才第一次注上属太平府（府治在当涂）的芜湖堂口。凡是到过宁国府（府治在宣城）和安庆的传教士都认识到这一地区的重要性，由于芜湖面临长江，位于皖省的东南部、清弋江与长江的交汇处，襟江带河，风景秀丽。它又是皖南的门户，上溯九江、武汉，下至南京，为水陆交通的枢纽及大江南北物资集散的中心，商贾云集，人烟稠密。又经李鸿章奏请将镇江的米市迁移到芜湖，于是芜湖的地位愈加重要，因此早为一班洋商和传教士所觊觎。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驻北京的英国使馆派翻译马嘉理从云南到缅甸，引英军从缅甸到腾越（原云南省），腾越人民愤怒地把马嘉理杀死，赶走英军。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以马嘉理被杀为借口，大肆要挟。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九月，威妥玛与李鸿章签订所谓“中英烟台条约”，其中列有：“添开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西北海四处为商埠”；“新旧各口岸其租界未定各处，应由英国领事馆会商各国领事馆，与地方官商议，将洋人居住处所划定界址。”于是芜湖成为新开辟的一个通商口岸，英国领事署建立在范罗山下。到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清芜湖道台童德璋与英国驻芜领事柯韪良议定《芜湖各国公共租界章程十条》，把陶家沟北、弋矶山南沿江一片土地划为“租界”，占地七百一十九亩多。因之，洋商纷纷在芜湖江边设立轮船码头，占地兴建仓库、货栈，以致沿江一带被称为洋码头。随之而来的英、法、美等国的传教士纷纷占领芜湖所有风景最优美的山头，如：狮子山、弋矶山、凤凰山、鹤儿山、范罗山等。一八七四年在芜湖的天主教传教士金式玉（法籍）就在沿江购到一片土地建造了几间简陋的小屋，曾作为宁国府被驱逐的神父们的避难所。一八七八年三月金神父又买进了邻近的一片土地，把它扩大并正式建造住宅和教堂（今吉和街与迎江街交会处）。 抢购鹤儿山 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金神父又抢购了鹤儿山的半部，企图建造住宅和教堂。但此举激起了一场轩然巨波，始终未得平息。原因是鹤儿山乃风景秀丽、历史悠久的名胜之地，民国年间修订的《芜湖县志》所载：“鹤儿山，在县西北四里，临大江，有亭名八角，崇祯间（一六二八——一六四四）榷使王思任，本谢眺“天际识归舟”句，改亭名为“识舟”，最为地方名胜。山为长圆形，东低西高，高处约出平地六七文，低处约出平地一丈二。陟其冈，右瞰弋矶，左揽白马，后拥范罗，前临大江，西南则与法国天主堂毗连。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有人盗卖与该教堂。邑人鲍世期等禀县，详请南洋大臣曾批饬禁止，嗣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议结芜湖教堂，订明由华官筑墙围禁，民国三年，知事查钟泰勘丈，围墙周围一百三十二丈（约占地十五、六亩）。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后有人盗契卖之，经南洋大臣端饬芜湖道，芜湖道饬县，速商天主堂退出契约，收回银条，以清纠葛。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因六安、霍山、英山各教案，由安徽财政厅龚心谌与安庆天主堂教士议决，租与芜湖天主堂。是时，地方士绅，齐集明伦堂会议，佥以“八角亭滨临大江，俯瞰城市，为一县形胜之地。清光绪十七年，芜湖天主堂被焚，估值建筑费四万两，嗣因该堂要索，鹤儿山地方人民以国家土地，虽尺寸不能轻易割让，兼以该山坟冢累累，尤难迁毁，决不承认，遂由总理衙门议结赔款十三万两，订有专约，早成铁案。民国肇造，凡前清所订约章继续有效。三年以来，相安无异，忍令割地之举始于芜湖，况六安各处教案与芜湖绝不相涉，尤难牵及，合同请县转详。”以后，竟未挽回。芜湖教堂既占有鹤儿山的绝大部分以后，其占有的产业成为完整一片，又致力于争取八角亭山。 强租八角亭 按八角亭交涉案，是在一九一四年经安徽省官吏连同六安奚神父被戕案及英山杨柳湾教案，在省城安庆与荣神父（经金神父授意）一并议结。将八角亭山租借给法国人为建筑天文台之用，并签订租借合同如下：“芜湖八角亭山地，现在空闲无用，兹由皖省政府与天主堂，以四十九年为期，为建造天文台及其附属紧要建筑品，不作它项之用；租期届满，若天主堂仍愿续行承租，亦可双方妥议，另订合同。该山地将来退还皖省时，所有建筑物，如皖省情愿接受，按其实用之费，减半偿还。该地四至界址，以现有围墙址为限，由芜县知事勘丈，明确绘图存案。界内如有旧坟阻碍建筑工程者，即由天主堂知会芜湖，传主迁葬。其无主者，由知事选择义地迁葬。从前天主堂所出地价银三千两，即改作租价，将来迁坟费用，可在此项内开支。”从此，整个鹤儿山及八角亭山便被芜湖教堂所占有。正是这样的侵略行为，激起了芜湖以至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恨和坚决反抗。因此一八九一年以后的教案层出不穷，无时或已，这是必然的后果。按芜湖教堂强行租到八角亭山以后，始终未遵照条约建造天文台，而是久置不用。一任它童山濯濯，聊供牛羊徜徉栖息。直到一九三一年才在八角亭山的东北侧的空地上，由裴礼相神父（西籍）亲自规划并督造了一座日晷。这座日晷设计精密，报时准确，教堂钟楼上的大自鸣钟就是以它为标准的。这一点给群众方便不少。可惜，这座日晷的外表酷似一架防空武器，目标暴露过甚，故在抗日战争初期，便被日机投弹炸毁了。 教案迭起 金神父既强占到鹤儿山以后，便于一八八七年与辅理修士顾培源（法籍）负责正式动工，在鹤儿山南麓开始建造住宅及教堂。一八八八年五月中旬，建筑工程因受到人民反抗，停顿了三天。起因是建筑工程中雇用的一名教外工人，殴打了一个小孩，激起了公愤，无数的群众涌到神父的居处，严厉诘责。历时达三日之久，才暂时平息下去。到了一八九一年四月份，以反清灭洋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在扬州第一次行动被清政府派兵镇压失败后，前来芜湖发动反洋教斗争。在五月十二日的群众怒火中，把落成未及一年的住宅和正在建筑中的教堂全部焚毁。这就是轰动全国的芜湖教案。这次教案的起因和经过是：五月十日（星期天）下午，芜湖教堂的两位修女到城内出诊时，被人们指为女拐子，将其扭送到县衙门。这时法籍传教士滕伯禄神父，急忙赶到县衙门，要挟知县当场释放两个修女。另外一位神父夏鸣雷去见英国领事科林福特，要求他向芜湖道台交涉，尽快释放修女。在外国人的压力下，芜湖县衙于次日（五月十一日）宣布两位修女无罪，予以释放。十二日下午一时，一位妇女闯进天主教堂，她身后跟着大批群众，她大声喊叫说，她自己的和别人的孩子被拐骗到天主教堂内……五点五十分，教堂大门被冲倒，住宅被闯入，神父们从围墙小门逃出，奔到江边，登上一只外国趸船。六点十分，他们看到住宅火起，烈焰冲天，便乘船逃往镇江。整个住宅和正在建筑中的教堂被焚毁了。住宅是西式大型建筑，落成还不到一年，大堂还在建筑中，四周搭着的鹰架，也付之一炬，只有女校未被烧。因为怕波及邻居的缘故。十六目（星期六）早晨五点钟，法国“变幻号”兵舰开到芜湖江面，进行武力威胁。六点十分，随舰而来的滕伯禄神父和能耀宗修女一同登岸凭吊了鹤儿山下的一片废墟。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调派大批清兵到芜湖镇压群众，把带头焚毁教堂的王光金、傅有顺二人“就地正法”，同时与上海法国领事馆议结赔款十三万两。芜湖教会获得巨款后，重建工程又复开始。一八九一年十月哥老会又发动了第二次反洋教斗争，他们在芜湖各街道、各教堂墙壁上，遍贴揭帖，声言誓与洋人为难。由于清政府派兵严密防范，并拿获了会首“九千岁”罗永发九名解县候讯，这一场斗争又被镇压下去。一八九二年新教堂重建工作又复开始，但在重建中途，又遭受一次大火，木工车间全部被焚，烧去房屋六间，幸未波及住院及老教堂。一八九五年六月建成。滕伯禄神父在新教堂内首次举行了弥撒，同年七月六日，江南主教倪怀纶（法籍）祝圣了新堂，第二天他在新教堂内作了大礼弥撒。同年八月成立了芜湖总铎区，包括太平府、和州、庐州府、滁州。常驻芜湖的神父是滕伯禄和两位辅理修士。十九世纪末，芜湖教堂周围共有教友三百余人。 芜湖教区的划分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江南教区划分为江苏和安徽两个代牧区。安徽第一任代牧胡其昭（西班牙籍）主教，座堂在芜湖，统辖全省三道（芜湖、安庆、淮泗）教务。胡主教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受祝圣于芜湖主教大堂。一九二九年，安庆、蚌埠两教区又从芜湖代牧区分离出为安庆代牧区，代牧为梅耿光主教（西班牙籍）及蚌埠代牧区，代牧为赵主教（意大利籍）。自一九二九年起芜湖教区大为缩小，只辖有：芜湖、当涂、宣城、郎溪、广德、宁国、旌德、绩溪、休宁、歙县、祁门、婺源，太平、石埭、青阳、铜陵、南陵、繁昌、黟县、泾县、无为、和县、含山、巢县等二十四县，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二日，芜湖教区进行了一次小的调整（一九二一年是以长江为界，即以旧行政区域芜湖道为芜湖教区）。把江南的东流、至德、贵池三县划归安庆；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芜湖教区胡其昭主教病逝于芜湖教堂，由蒲庐（西班牙籍）主教接任，他是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受祝圣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奉宗座命，又从芜湖教区内划分出屯溪教区，由扶神父（西班牙籍）兼任监牧主教，于同年六月二十三日举行就职典礼。所辖为屯溪、歙县、黟县、休宁、祁门、婺源（后划归江西）等县。屯溪教区是监牧区，由圣母圣心孝子会士主持，全区司铎五人，辅理修士二人，修女九人，教友约二千人。 女修会的建立 献堂会的修女是传教士的最得力的助手，从事教导女生、开保守学、讲解教理、接待女教友等工作。她们既有文化知识，又有品德操守，对于传教、教学、医疗、家务等工作，总是热情主动，做得有条有理。一八八二年江南教区就有献堂会修女二十多人。一九〇二年她们已经散布在四十六个堂口，一九三二年她们的人数已达二百七十二人，分散在五个代牧区，一〇三个堂口。一九二二年成立安徽代牧区，包括芜湖、安庆、蚌埠三个平行的代牧区，大家都感到积极培养献堂会修女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好在赎掳会①修女的来芜，也就是负有这项任务的。一九二六年起，芜湖圣母院内的献堂会初学院成立，一九二八年即有二十人入会（戴圣牌），初学者，须先经过两年的宗教业务学习及一年的初试（实习），经过考核成绩及格的，方能戴圣牌（入会）。之后每年一次，于春节前集中于芜湖圣母院，进行休整，并做“避静”三天。一九三一年芜湖献堂会新院大楼破土兴建，两年后方告落成。实际上，一九二三年西班牙本土的利斯赎掳会的总院，就开始酝酿着这一种传教计划了，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她们正式收到了芜湖教区胡其昭主教的邀请信。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圣母赎掳占礼，赎掳会修女一行六人（姆姆四人、姐姐二人）由法国马赛启程来华。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夜间九时到达芜湖，是时，北伐战争正酣，她们转往上海学习华语九个月，再回到芜湖帮助献堂会修女十四人，她们始终和献堂会的修女开办女校。一九四〇年已经有修女密切合作，对传教事业作出了贡献。一九三九年，芜湖圣母院内成立了难民收容所，有二百零四名难民在这里避难，得到修女们的妥善照顾，难民非常感激。 善会的建立 一、祈祷宗会：这个会本来是世界性的。一八三八年江南教区的谭神父首先在他的本堂区内建立。后来推广到全国各教区以及各个堂口。该会的宗旨是为教外人的皈化而祈祷。（注：赎虏会，是修女中的一种小组织。）其次有定向的为平息战争、维护和平、避免灾害等共同祈祷。该会由总会（上海徐家汇总堂）印发每月份的“祈祷会总意及附意”，会员们即按照定意，举行公共祈祷，望弥撒、领圣体，成年或未成年教友只须向本堂神父申请入会即可。 二、圣母会（圣母无玷始胎会）：该会的目的是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始胎，男女教友均可报名参加。该会常由本堂神父亲自掌握，凡愿入会的，必须表示特敬圣母，并接受入会礼（戴圣牌）方能成为会员。会规很简单，即每逢占礼七（星期六）要佩戴圣牌而望弥撒、领圣体，为恭敬圣母。 三、善终会：这是一般成人和老年教友的善会。它没有什么特殊组织及形式，往往是堂口内教友的自发组织。他们的目的和任务是：每逢教友中有病重垂危的他们就集体或个人或伴同传教士，到病人家中慰问，劝勉病人及帮助病人，领受终傅圣事。若病人死亡，他们就共同念经祈祷，并为病家照料丧事，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送殡典礼。这个善会没有特殊的组织形式，但是每个老年教友都愿作该会的成员之一。 四、公教进行会：一九三〇年，芜湖天主教成立公教进行会（分会）。该会是由芜湖总司铎莫正熙（西班牙籍）所积极倡导，由芜湖总堂男教友中文化较高、社会活动能力较强的人所组成。为数约五十多人。其目的是为协助传教士对教外人士进行传道活动。因为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广，故对外的收效较大。例如：该会会员经常动员他们的亲友来堂学习教义、教规等。此外他们还集体参加对外访问，如访问安老院、探监等。总之该会会员对传教事业是起到推动作用的。 五、公教青年会：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芜湖公教青年会（包括女青年会）宣告成立。该会的宗旨与公教进行会完全一致。该会男女青年共八十余人。一九三二年九月芜湖公青会曾召开一次扩大会议，会前发出通知，邀请本教区各县公教男女青年代表前来列席大会，按期来芜湖报到的共计二百多人，即使远在休宁、旌德、祁门等县，亦有代表前来参加。 六、传训班（传教训练）的成立。一九三七年春，在芜湖北坛街天主教堂神父顾启民（西班牙籍）主持下，开办了一期传教训练班。受训的目的是深入地学习教义、教规，并研究传教的方式方法以及如何配合传教士进行传教工作等。该班受训人数约二十名（大多数是教会中学毕业生）虽然该班只开办了一期，但是收效甚好，因为受过训的人，不少都参加了教区的传教工作。 文教事业的开展 一八七九年芜湖教会开始创办了男女教理小学各一所。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二日事件以后，曾经停办过一段时间，但不久即告恢复。一九二三年芜湖总堂正式开办内思男女小学各一所，四个班共收男生百余名，女生八十多名，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芜湖内思高级职工学校新校舍落成，该校校址在雨耕山（即范罗山）——旧英领事馆址。英领事馆撤销后廉售给芜湖天主堂——该校舍系西式三层楼房，颇为壮观；该校女子部设在太古码头圣母院内。一九三六年该校改称内思工业职业学校——简称内思工职学校。一九四二年二月，该校呈准立案（该校虽有校董会的成立，但学校的一切实际大权都操在外国人院长的手里，学校董事会董事长及校长都是由外国人指定担任的）。学校分男子部和女子部，当时只招收二年级生。注册人数为男生一百一十二名、女生为三十四名；该校附设小学有男生六百九十八名、女生三百一十三名。另芜湖总堂小学有男生二百二十名、女生一百八十四名。一九三七年秋，蒲庐主教在他的公署（太古码头）花园边开办了一所贫民小学，一概免费。每日除教授普通小学课程以外，还教授一堂教理课。该校有男生三十九名，另在内思女子部附近设立一所小学，有女生四十一名，这所小学和上述小学是同一性质的。一九三九年芜湖北坛街分堂设有崇志（祟德）小学，有男生一百三十五人，女生一百一十五名；一九四七年七月又开办崇志中学，有学生二百三十四人。一九三九年芜湖总堂另创办主日（星期日）小学，专供教外儿童学习教理之用，该校范围曾一再扩大，据统计在一九三九年一年之中，受洗人数达一百五十名之多。一九三九年三月起，在圣母院（太古码头）成立了难民收容所，院方为他们开办了一个教理学习班，一年之内有八十四人受洗入教。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芜湖总堂成立了圣心大修院，该院原来设在宣城天主堂内，抗战初期由宣城辗转到芜湖，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改组为大修院，一九四二年仍迁回宣城，于一九五〇年解散。 医疗事业的开展 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三年金式玉神父在鹤儿山建造住宅及女校后，开始了施诊工作。当时的献堂会的修女都是由上海徐家汇献堂会总院分派来的，她们都学习过一般的医疗知识，特别是小儿科。所以她们都能随时随地一面传教、教书，一面诊治病人。她们的女校同样是诊所。一八八七年教堂曾经正式开办过一所小型病院，设置病床二十五张，专收传染病人或病危在芜湖的西洋人。一九二九年芜湖教堂正式开办若瑟诊所，聘有医师何德凝（西班牙籍），及助理医师汪寿勋等二人，每年就诊人数约三万人。至一九三六年截止，有医务人员七人，每年就诊人数达八万人以上。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圣母院增设诊所，负责人是沙慈心（西班牙籍、女）外籍医生一人，事务员二人。一九四三年开办内思诊所（交通路1号），负责人是易伯鸾（西班牙籍），有西班牙籍医生一人，助理一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增设天主堂巷分诊所（江汉里21号），负责人是沙慈心，有医生一人，护理一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增辟环城路诊所（环城东路83号），有医生、助理各一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增辟河南天主堂诊所（在二多桥），负责人平守和（西班牙籍），有医师邬礼寿及护理二人。抗战前本教区所属各堂口诊所应用的药品、器械等，都是由芜湖总堂统一购置和分发的，抗战期间，因交通阻绝，后方西药极感缺乏，因此本教区所属各堂口的诊所，随时有停业的危机。芜湖总堂便经常设法冒险通过澛港到繁昌一线，源源不断地将成批西药偷运到后方堂口，以应急需。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联合救济总署人员居住在芜湖内思中学校内，芜湖总堂曾经接受该署分配的大批救济物资，其中有大量的药品及医疗器械，以后由芜湖总堂分批转发给本教区所属各堂口教会诊所应用，为教会节约了不少的经费开支。 芜湖教区的经济状况 芜湖教区的经费来源，最主要的是罗马梵蒂冈传信部每年拨给的一笔传教经费，它的数目是不固定的。其次是由西班牙耶稣会总会不定期地供给一部分经费；此外，即是以教区的名义向国外的私人和团体劝募得来的捐款，及弥撒献仪等，为数不少。芜湖教区由专人负责，将上述经费汇总存放在国家银行和私人钱庄，以便随时支取。自一九三一年起，在上海虹口天主堂设立办事处，主任是鲍朴庐（西班牙籍）神父，他专门办理与海外联系汇兑、存款、支取等业务。由于外汇的兑换率高，加上长年存放的利息，日积月累使教区的经济能力更加充裕。每个堂口只须按期作好预算、决算，呈报教区帐房（负责人是平守和神父），就会按时领到所需经费的。再者，由于传教士和修女、修士都是独身，又无特殊嗜好，衣食用品由教会供给，所需不多。此外，各地堂口尚有若干田产或房屋及诊所，不无若干收入；加上副业生产，如饲养奶牛、猪、羊、鸡等，均能自给自足，节约开支。因此可将绝大部分的经常费，用于传教事业。如修建房屋、开办学校及诊所等。 传教工作概况 传教士是秉承耶稣基督的“往训万民”的教导，向人民传播基督的福音的，象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是值得人们钦佩的。但是那些披着宗教外衣巧取豪夺、欺压中国人民，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服务的传教士，却是人民所深恶痛绝的。他们不仅贻害人民，而且给教会也招致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教案的迭起，便是其所造成的后果。近百年来，全国人民，尤其是芜湖的人民，对外国人来办教会抱着强烈的反感，其原因正如当年英国公使何礼国所说的：“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最大敌人，就是传教士自己和自称为保教者的西方强国。”史式徽神父也指出：“一般新教友的皈依圣教，其目的是十分复杂的，其中一部分人只是为了物质上的利益，或获得传教士的保护。”法国公使白来尼指出：“尤其在教友与非教友之间的任何敌对行动中，传教士应当尽其所能，保持冷静，只有留心避免一切能引起刺激的借口，福音的精神才能进入教外人的邦国。”白来尼在北京公使馆内部文件的报导中，并经常叮咛传教士“要有礼节，要有分寸、要谨慎明智。”法国公爵德卡兹也曾经指出：“要尽可能避免一切足以引起政治纠纷的外交事件。”以上的言论是值得导致教案的外国传教士深思的。芜湖天主教会自一八九一年的事件后，十多年间，传教工作，困难重重，稍为平静之后，教务才有进展。翁继伟神父（法籍）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一九一四年教友人数达1100人，“保守”（即预备教徒）1900人。一九二二年芜湖教区成立后，传教士大部分精力集中于开办学校及诊所等方面，而对直接传教工作则比较放松。如对开办男女保守学方面，重视不够。因此成年人受洗入教的很少，只有读经文小学的学生领洗的较多。另外本堂神父对所属分堂（原先有方村、竹丝塔、澛港、清水河、窑头共五所）巡迴传教工作，不能经常化，该地尤其对教外的传道工作，无所作为，又不开保守班，所以只能保住老教友本身，不能向外发展。此外，还有北坛街分堂和河南两所分堂，它们的情况也基本相同。抗战期间，由于许多群众到教堂避难，而教士能予收容，因此得以缓和了不少群众对教会的敌对情绪。因此，在整个抗战时期，教友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明显的增加。（本教区所属各个堂口都是如此）附表：人口数学校及人数诊所及孤儿院数工厂人数全教区总人口：6967120人内思学校594人诊所：58所内斯印刷厂16人教友总数：36964人小学男校39所孤儿院：1所缝纫厂215人保守教友数：23522人男生：1109人孤儿：31人 小学女校27所托儿：3人 主教：1人女生： 耶稣会传教士：49人经文小学303人 会外司铎：1人男生：749人 读书修士：6人女生：663人 辅理修士：14人宣城圣心修院 赎掳会修女：15人修生：47人 献堂会修女：34人 传教员：30人水东备修院： 教会据点：小修生：37人 总铎区：5 本堂区：23 分堂（公所）219 芜湖天主教成立“三自革新会” 一九四九年四月芜湖解放了，百余年来被外国传教士所控制的天主教会也获得了新生。五十年代初，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党的宗教政策的指引下，芜湖天主教会成立了“三自革新委员会”，后改名为“芜湖市天主教爱国会”，从此走上独力自主自办教会的康庄大道。广大教友摆脱了外国教会势力的束缚，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和四化建设而努力工作。 一九八五年五月本文参考资料：（1）法籍、史式徽：（P・DELASErvie.）著：《江南传教史》。（2）《芜湖教区年鉴》。（3）《皖政辑要》。（4）《安徽史学》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和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芜湖海关百年史略（《芜湖文史资料3》第014篇）
作者：张华、齐金辉 第一章：概说 在中江塔至弋矶山江岸线中间偏南的地段，有西式楼房三幢和钟楼一座，俯瞰长江，虎踞一方，这就是当年根据不平等条约建立的芜湖海关关署。 海关是一个国家设在口岸管理进出国境货物、人员、运输工具及有关事物的行政机关，它对外代表国家行使主权，对内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 我国的海关起源于周代，在其后的约三千年中，从对外关系的角度上看，长期以来海关的管理大权一直是中国政府独立掌握的，但自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入侵神州大地之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开始了近代中国海关受帝国主义控制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屈辱历史。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对外屈膝投降，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相继签定，丧失了大片的领土和大量的主权。 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清政府和英国又续订《烟台条约》，增辟芜湖为通商口岸，翌年四月一日，芜湖海关就如一条恶蟒出现在黑云笼罩的江城。百年之间，风云变化史料繁多难以详论，谨将海关业务方面情况分为两个时期加以粗略记述，作为引玉之砖！ 第二章：清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海关 芜湖地处长江中游，青弋江横贯东西，港汊纵横，航运便利，物产丰富。自一八七七年四月一日设立海关，五月底正式开始业务，至年底仅七个月，进出口贸易总净值即达一百六十三万二千余两关平银，一八七八年的贸易总净值又达三百二十一万九千余两关平银。光鸦片一项，净值就为一百三十四万余两，一年之中的销售量竞激增至二千三百八十担之多，销往庐州府为七百二十担，销往安庆府为四百二十担，销往宁国府为三百五十担，销往徽州府为一百八十担，销往池州府为三百六十担，销往太平府为三百五十担，而且第二年鸦片的销售量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五！此时的棉、毛织品以及煤油、火柴等工业产品又如潮水般涌入国内，更严重打击了中国农业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者的生产。通过芜湖这一个口岸的对外贸易，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人民在不平等条约的沉重枷锁下，是怎样日趋贫困，怎样在苦难中煎熬！在此必须指出，海关关税虽巨，中国人民是得不到的，皆被清政府用来支付了战备赔款实即流入帝国主义的血口！ 第一节：进口洋货 （一）鸦片贸易 自清光绪三年到宣统元年的三十多年里，鸦片始终稳占进口洋货的第一位，据海关税务司葛立宛在《清光绪十年芜湖口贸易论略》中说：“本埠贸易跌落之项正多，然购买鸦片，一年之中，络绎不绝，进口量为本埠开关以来之最高记录，净重三千六百担。白皮土之销路极广，多至三千五百五十九箱。每担值关平银三百八十五两至四百十八两之谱。芜湖附近区域吸鸦片烟者占大多数，且常增加，将来此项贸易，尚有继续发展之可能也。”清光绪十一年，税务司恩司在其年度《论略》中称：“鸦片进口总净重为四千八百三十五担，于十九个收聚烟土之通商口岸中，芜湖已跃居第四位，”光绪十二年恩司又于年度《论略》中称：“鸦片为本埠最重要之进口货，今年能继续如去年之增多，为由于厘金之特殊关系，去年有大批烟土偷运过关，贸易受相当之刺激，然有害于他埠。今年初，厘金局包与他人代受税钞，偷漏大减，厘金实获大利，而鸦片贸易如施魔术，发生极大之变动，华商也获得厘金局之谅解，运烟土入口，毫无隐匿。” 光绪十四年，鸦片进口量下降约一千余担之多，原因是：一、土制鸦片已能大量生产，收割制作均佳，使有专吸外土之癖者，改而吸国货。二、土药多半私运入芜，并不完纳厘金。三、白皮土市价为每担五百二十两至五百三十两之谱，土制鸦片价值仅为洋药之半，价既低廉，味也不差，故大批运进，能与外土竞争，当年江苏徐州、砀山、丰县，安徽颖州、亳州，都已广种罂粟，河南省种植者也复不少，在准许鸦片可以公开买卖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广种罂粟以谋生计，诚所谓“饮鸩止渴”，可痛而又可悲！ 十数年间，鸦片进口年平均数约在二千担之谱，价格增至每担七百五十两与九百九十余两之多，以每年进口两千担，每担值银九百两的粗略估计，每年耗银即达一千八百万两之巨，为数实在惊人。富户经常以外国烟土作为馈赠的责重礼品，烟具如象牙管、金丝灯、翡翠盘，价值万金，侈糜无度；中产人家，遇有婚丧大典，则广陈烟榻，自认非如此则不足以饷客；一些穷户则至烟馆“过瘾”，整日吞云吐雾，继以宿娼、聚赌，成为罪恶的渊薮。 光绪末期及日本占领期间，芜湖几乎每一条街巷都有一至两家烟馆，嗜者蓬头垢面，形销骨立，因此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嗜者不仅丧失工作能力，且亦丧失生殖能力，其害不仅亡国、亡家，甚而至于有亡种的危险。 （二）棉、毛织品贸易 清光绪四年，芜湖海关棉织品进口净值白银二十二万七千三百余两，占洋货进口总值的百分之十一点八三，毛织品进口值一万九千一百余两，占进口总值百分之五点六六。三年后，进口数量无较大的变动。税务司白恩针对这一情况说：“吾人仍可希翼进口贸易之相当发达，此虽难必其如此，然因居民将货物（主要指米、丝、茶、纸等土货）运往他埠获得利益，自然有一种贪慕侈华之势，于是必须求较贵之进口货，余料此种状况稍迟便可实现。” 光绪八年棉织品贸易净值少有跌落，仅值关平银二十九万九千余两，毛织品之情形也与棉织品相似。光绪九年“原色布较去年少四百一十九匹，标布少四千九百一十六匹，白布增加二千零五十五匹，差可相抵，美国斜纹布降落甚巨，因织布厂已能制成质量相等、打包及一切外装极似美国之布匹供给予市场故也。”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人民虽被不平等条约束缚了手脚，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但在经济战线上仍在坚持作战。税务司葛之宛在《清光绪十年贸易论略》中说：“回顾以前两年之情形观之，本埠贸易仍揽于华人手中，现时外商尚无侧身于此作贸易竞争之趋势，一年来本埠标准货之进口，已有一强固之基础，希望来年丰收而使出口贸易充分展开。这里所说的“标准货”，实指鸦片，这便是历届税务司在年度《论略》中所一再强调的稳站第一位的“标准货”。今天，西方有识之士如闻其声，也必为之汗颜无地！ 至于各种洋布、哔叽之类的“华侈品”，其所以不能如愿以偿地大量倾销，固然由于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着的自然经济，对洋货的倾销尚有一定的抗衡力量，而另一重要原因，据税务司白恩在年度报告中论及“子口税”时指出：“芜湖子口贸易为海关之旁支，现已逐渐减少。”关于减少之原因，他吞吞吐吐地说道：“余尚未能作满意之说明。”但终于不得不承认这一严酷的事实，即：“本省多数民众甚为穷乏，内地之洋货商人几等于小贩，购货甚少。”其所谓“于洋糖消费之增加，可知人民生活幸福之程度。”云云，则于此已不能自圆其说。 （三）杂货贸易 进口杂货主要包括糖、煤油、火柴、肥皂、玻璃，铁皮等，光绪七年进口杂货总值关平银二十七万余两，占进口洋货总值的百分之十一点四。税务司白恩在该年《论略》中说：“在所谓洋糖中，余再于统计册上举其减少数字，即去年赤（红）糖一万三千三百余担，白糖一万七千六百余担，今年分别减少为一百余担，但由已发表之统计册观之，本糖进口之量足以偿洋糖之减少而有余。”从这里又可看出芜湖人民对于潮水般涌进的洋货，仍在积极堵口复堤，一直顽强战斗了二十多年，然而力量有限，市场上充斥着洋糖、洋油、洋纱、洋火、洋伞、洋蜡……几乎是无货不洋，且以光绪二十九年为例：进口洋货竟达八百三十余万两，其中洋糖净值一百三十余万两，棉织品净值一百一十八万余两，煤油净值六十余万两，火柴净值十六万余两，毛织品净值十三万余两。《光绪三十一年芜湖海关论略》中指出：“去年似有棉纱消费较少，而棉布消费增多之趋势，可见本地家庭纺织工业已渐趋衰落也。”彼言之色喜，余记之则心悲。至于鸦片，自然是独占鳌头，遥遥领先，净值一百七十二万余两，为害之烈，简直无法估计！ （四）贸易船只 光绪七年，海关雇用船只总数为一千六百六十九只，计一百五十二万四千余吨。 这个时间，中国长江航运事业在行程和吨数上仍占第二位，运费则居第一位。到了光绪十七年，情况虽有变化，中国船只仅占总吨数百分之二十八点一。（是连领有“特种凭单”之民船及池州煤船一并计算）。其中官督商办的招商局轮船与外轮尚有竞争力量。但自此而后急转直下，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德国及日本旗号之船只，进口次数及吨重有极大之增加，日本夏关、大阪株式会社新制大轮，设置精美，为长江航运之冠，初秋又添置一轮船。德国麦其尔轮船公司江轮三只，于十月间按期航行。”到了光绪三干三年，中国长江贸易船只急速下降，一蹶不振，仅占百分之十八，我国轮船设备、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无法与外国竞争。到了宣统年间，长江航运上自重庆，下至上海，几乎全由英、日、德、法、美等国所掌握，芜湖江面，但见各种外国旗帜纷乱飘动，令人简直不知置身何地！中国仅有小轮载客，来往于安庆、南京、庐州、无为、南陵、宁国之间。”因竞争激烈，而获利甚微！ （五）白银外流 据税务司白恩《光绪四年贸易论略》统计：“白银进口为四十二万四千九百余两，出口为二百四十九万五千余两，超出进口金银几达五倍。”据税务司威尔脱在《清光绪十三年芜湖口岸贸易论略》中称：该年出口总值，较去年之四百零九万余两，尤为增多，他对大量金银外流，解释为：“一、每天须付由镇江来此进口之盐价。二、本埠人口增加需盐增多。”这真是避重就轻，亡顾左右而言它。税务司莫锐尔在《清光绪二十七年芜湖海关贸易论略》中说道：“此种永久性出超之情形，虽在贸易有利本埠之年也所不免，其理由似难得满意之解释，但综合若干年观之，其出超之数较进口商品入超所多并不甚巨，例如自一八九二至一九〇一年之十年间，进口总值超出出口总值银一千万两之上，而出口之银超出入口之银一千一百万两，十年间出口银仅为一百万两也。”在《光绪二十九年贸易论略》中又说：“出口货物之值超入口之值约二百万两，而银出超仍在一百万两以上，此种异常事态，从前有种种之解释，然也因时间而进步，除商业交易所必须运出之款外，官方付出赔款，亦占出口银之大宗也。”这也只说出了问题的一半。第二年税务司金说：“金银出超一百二十三万余两，但出口货物超出进口货物也巨，此种事前已详言，余不欲对此详加讨论，以其并无极大之关系也。”细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芜湖出口货物主要为米，只销往国内各地。其余如丝、丝织品及茶叶，系由镇江或上海转运出国，然数量极微，大量白银外流，主要是因鸦片公开进口，其余洋货也占一定比重所致，仅芜湖一个口岸，每年即外流白银一百万两以上，人民安得不穷。每年输入消费鸦片达二千余担，人民又安得不弱？ 第二节：土货进出口略论 本文这里所指的是芜湖口岸，与今日国际上的“进出口”名称有所不同。 进口土货，主要是红枣、木耳、夏布、桂园、药材、土布、柏油、桐油等，净值为六十九万四千余两，大都是供本埠消费的，这些土产的贸易交往，今天自应加以发展。 出口土货主要为：米、丝织品、茶、纸等十余种，自一八七九（光绪五年）至一九〇八的三十年间，各种出口土货数字升降不一，变化很大，扼要论述于下： （一）米市贸易 税务司亚列门在光绪五年的年度报告中说：“在此新通商口岸，余以外人新来此地，对于本年的商务之情形，尚未能作透彻之观察，余仅全力注意于随时发表之统计册。”他在《报告结语》中说：“余所料知不久之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芜湖必声誉鹊起，即余居此之几个月中，芜湖之繁盛已有显著之增加，在城内及西郊已建成许多住宅与货栈，”繁盛的原因，除了有此“一大口岸为鸦片聚散中心（当年鸦片进口三千余担）外，米市的兴盛也为重要因素。”当时芜湖有二十个大米行，另有南方一、二家商行，住有专人设办事处于芜湖。全年米价稳定，每担一元七角，出口总量为六万六千三百余担，第二年即增为二十一万余担，值银为三十九万七千余两，占出口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三，跃居出口土货的第一位。出口米中有五万八千余担直运至天津为军米，有九万三千余担以海轮直运广东，其余由招商局轮船运至上海转运南方。 米由庐州运入芜湖占出口量三分之一，系用容量一百担至三百担的小船运载，税务司白恩针对这一情况指出：“必须有大货栈以为收积之所，以备雇用海轮运出，今年有海轮八艘于本埠运米，余敢预料明年之数目必增，因运货者常厌恶招商局江轮之运货，当轮船之抵岸也，无充分之位置储存，而必须待至一星期或十日后再运。”此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翌年，米总出口量（运稻在内）跃增至六十六万五千余担，超过去年百分之七十以上，又有三家新米行开张，竞争益剧，“本市场当更加扩大，收运者之人数必增，供给之米将源源而来，此时芜湖必成为附近区域过剩米之出口处。”这一估计是符合事实的，三年后（即一八八五年）米出口总量竟达一百二十万担，为出口最多的一八八二年的两倍，税务司恩司探讨其原因，认为： 1、广东遭遇水灾，需米骤多。2、至广东之米百分之九十四领有官厅护照，免税过关。3、向日产米地运往镇江者，皆改运芜湖。4、米行增多，商人竞争，交易手续合理化。5、店主至出产区购米，有货栈可存，农人运米，立可售出。同时他也指出“缺陷”是无适当区域停靠米船，江北来此之小船，只能停于江面，并认为：“应辟船坞或建立更多之贷栈，则安徽殆不致有一担米舍此而他趋也。”芜湖之米为商业之原动力，凡百货贸易皆以此为中轴而旋转。此年米市贸易充分开展的原因，除了本省丰收，广东继以旱灾之外，还由于去年贸易获利，一班米商增加勇气，促进五家新米行开设而盛大竞争。 自此之后，大米出口总值由一八八九年的三百四十二万九干余两，增为一八九六年的四百七十四万七千余两，又跃增至一九〇三年的一千一百三十五万五千余两，一九〇五年度竟高达八百四十三万八千余担。为芜湖开关初期六万余担的约一百四十倍，累计运往南方之主要市场：销售广州三百三十余万担，销汕头三百二十四万余担，销往厦门十四万九千余担。运往附近市场者二十万一千余担，占米出口总额百分之二，运往北方市场一百四十八万九余担，占米出口总额百分之十八。合计米出口总值占土货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一。《清光绪三十一年芜湖海关贸易论略》中指出“至于烟台米市能维持若干之久，则依照满州（东三省）之情形而定，其运往关东，将可取高粱小来而代之，但出售米价，必须使贩者获若干之利益，税钞一项，自为重要问题，幸而除出口税外，各项税钞之税率，可依其时之需要而变化也。故有行将改食米者四百万人在吾侪之门前。芜湖米粮之贸易已遍及全国，诚可引为满意也。”税务司莫锐尔在两年前也说道：“由于前两季米出口极盛，农人、米商、水手、搬夫无不获厚利焉。”故必须品、奢侈品耗费至巨，洋货于前三年输入激增”从这一现实中，他清楚地认识到：“光绪二十五年鸦片进口三千一百九十二担，逐年减至今年之一千三百二十五担，从税钞之见地观之，似为憾事，但以土药代替洋药，则其银币仍储于地方，有利于他种贸易，则海关税收仍无损失，若减去鸦片问题而弗论，则今年洋货进口贸易，实为最高记录。”他较历任海关税务司专以鸦片为“标准货”的见解大有进步，当然，他还不可能认识到，如果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外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正当的商业贸易，互通有无，必将相得益彰，发展更为迅速。 芜湖位居全国四大米市之首，这时便已奠定基础崭露头角，主要产米地方（庐州府、宁国府、无为州、和州和芜湖附近地区）的广大农民，是在天灾人祸、苛捐杂税、极端艰苦贫困的处境下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关于这一点，在《芜湖海关贸易论略》中有过如实的记载： （光绪十四年）“春季及夏初，遍地旱灾，继以黄河之水冲毁圩堤。受灾最重要为庐州府，人民每日从庐州到芜者川流不息，有将被褥系于竹竿之顶以行者，有担二竹篮，一盛寝具一盛幼孩者”。------------------------------------------- （光绪十九年）“本省有无名病疫流行，甚至有几村居民同归于尽，熟禾无人收割，任其腐烂，芜湖工人每人仅能赚钱二百文。（约合一角二分）以每日五百文雇工，无人愿往（灾区收割）。” （光绪二十七年）“实为最可记忆之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灾祸之大，为四十年来所未有，八月水势高度在标志零点二十九时之上，下落非常迟缓。七月终时，所有芜湖四周平原望眼可及者，均被淹没，尚流山峦于水面，若大湖之小岛屿。除与太平府（今当涂）间有一重要小圩堤，其中米田甚多幸得保留，此外，离芜若干里之圩田无一存者，数千难民无家可归，流落野外，籍山麓为掩蔽之所，有时狂风巨浪，既将难民摄卷而去，复将茅蓬衣物挟入深渊，其栖迟于山麓者，支竹竿、盖乱草为蓬籍以安身，暴风雨间以烈日，难民日夜蜷伏于草蓬，身受此非人生活之痛苦，难民得救者，均为逃亡在外，牛豕鸡鸭及农村使用之物，或遗弃在外，或贱价售出，平素节用之钱，早花费净尽。至九月中，傍芜湖一边之水已退落，地面露出，彼等复回旧居，此种房屋均为土墙，已为水溶蚀而倾圯，于是复行修葺，而从事小季之耕种。在芜湖对岸之情形则迥然不同，至年底尚有多处为水所没，此区域之人民未能归至故乡，仍栖身于芜湖之山野，天气寒冷，穷困万分，其痛苦诚有不忍言者，因饥寒而死者枕籍也。其影响于贸易之大自不待言。” 广大农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于第二年的耕作的，使出口米总额又恢复到四百三十余万担，不尽的民脂民膏皆流入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们的巨口，真令人欲哭无泪乃至发指的境地。 （二）丝、茶等贸易 丝、茶等土货一八八〇年出口总值一百零一万四千余两，丝织品为四十万一千余两，占出口总值百分之三十九点五五，居于首位（米占出口总值百分之二十六点十四，仅占第二位）。生丝为十一万八千余两，占出口总值百分之十一点六四，居于第三位，茶值六万七千余两，占百分之六点六一。居第四位，纸值六万三干余两，占百分之六点二一，居第五位，棉花值四万余两，占百分之三点九四，居第六位。自芜湖开关五年来，丝织品出口量逐年增加，计一八七七年为一百一十四担，一八七八年为四百一十三担，一八七九年为六百三十九担，一八八〇年为九百八十五担，一八八一年为一千一百七十六担，除复进口税外，共纳税一万四千一百余两。生丝也由一八八〇年的五百三十四担增加为六百零五担。据《年度报告》称：“预算将来此贸易必臻隆盛。此丝想不运往欧洲，大部分运往南方各省，一部分将载往印度。”至一八九五年，丝与丝织品仍为重要出口货，计值银八十三万六千余两，占出口土产百分之三十五点五二。至一九〇二年生丝已降为出口货之第五位。自此以后“曾为重要出口货之丝织品，现已不见于统计表中。”据《年度报告》分析：“产地（徽州）自地图上观之，虽不甚远，然交通不变，运费昂贵……”实则因为贸易受外商的操纵、买办压价收购，再加上捐税过重，以至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人竞争。丝的情况如此，茶也一样，而且不独芜湖口岸如此，以福建为例，外商洋行压价收买的情形逐年严重，六种茶叶的每担平均价从一八七〇年的三十六两，跌至一八八五年的二十五两，芜湖丝、茶一蹶不振的原因，由此便可见一斑。 一八七八年，纸出口一千零三十一担，其中除四十担外，全由泾县运出。关于纸张从制作到打包出售，以及当时的运费，税率和价格等情况，税务司白恩有详尽的记述，颇有史料价值，其全过程及诸种情形特摘录于下： “泾县西南八英哩许有村庄甚多，傍小山之谷，皆造纸之场所，其制法采取檀树皮、桑树皮及麦杆等，洗涤多次，加若干石灰而煮之，复行洗涤，终年陈于山麓以俟其干，经历年之吹晒，多次之洗涤，再置于砧上以木椎击碎（约一千四百下）移至别处，乃以杨钩藤之枝煮成胶状之液，置于瓦缸中，将此投入，至溶成泥浆状，倾入水槽中，以粗棒搅之，然后用一精制之竹架，或一长方形之筛，两人各执一端，放入液中，使筛以等速度横过液面，如是有顷，此溶液即平均流入筛面之全部，上有薄薄一层，即刻成纸一张、乃移至干燥室，室内置一大砖炉。炉外以石灰涂之，离屋脊仅几尺许，将纸分一尺厚一束，置于炉顶烘干，一张一张叠好，送至打包室。分为八十斤至一百二十斤之包，最大张之纸，据云每张二尺长，值洋一元。特料纸全用檀树皮，普通纸为檀、桑、麦杆混合而成。从泾县到芜湖，每包运费约一角五分至二角五分，每担缴纳厘金，计在码头须付皮税一百二十文（青弋江纳税十六文、湾沚纳税一百二十文），东河大关（常关之支关）纳税银二钱。” 一八七八年纸出口一千零三十一担，一八八一年为一千五百八十担、一八八二年为一千八百一十六担，一八九三年增至三千七百四十七担，到一八九五年出口数量减少甚巨，原因是：“上海已能制作，取而代之矣。” （三）其他土产品贸易： 一八八一年芜湖口贸易表中未记名的各种货物，计值七万五千六百余两，药材出口四千九百余担，值二万零五百余两，也占有一定的份量。今天为了发展生产、搞活经济，这些传统的土产自应加以扶植，兹将药材的产地、产量以及当时的价格列表于下，以供参考：名称数量（担）价值（关平银）产地柴胡2.695.38芜湖桔梗73.99221.94运漕镇及和州芡实1836.695509.48含山及桐城菊花3.417.00南陵种术3.4834.80徽州二丑17.9540.20繁昌枫树叶24.3492.08铜陵旱莲草0.601.20南陵辛夷0.973.08宁国府徽州花粉1.202.40芜湖黄蓍3.3350.00泾县龟板3.4727.76巢县明党1054.849782.30巢县、运漕镇、和州南星1.458.70芜湖白藓皮6.5013.00和州白果99.94399.76和州白苏子4.1512.45芜湖半夏19.95125.70庐州府鳖甲32.5297.51芜湖及徽州首乌2.024.04繁昌及铜陵丹皮537.762852.00繁昌及铜陵丹参138.26394.74繁昌、和州、巢县丹须33.56100.68繁昌及铜陵党参5.1560.70南京及宁国府苍术9.3620.13芜湖及和州紫苑6.3931.85徽州及庐州府药菇92.23396.45徽州及运漕镇茵陈2.383.51芜湖银花3.8011.40全椒县玉竹19.9779.88繁昌萸肉17.87142.96徽州榆皮20.0040.00浦口 药材主要销往香港，为当地华人购用。 此外，毛羽由一八八四年出口一千二百八十七担，一八八五年的四千零七十三担，跃增到一八八六年的七千零五十五担，共值三万四千余两。主要销往汉堡，再由彼处分散至各市场，大部分为柏林及司特加纺织厂之用，这些毛羽的产地为庐州及其附近区域，由各地零星收买，约十文钱一斤，芜湖有一洋商专作此项贸易。至一八八九年，出口竞达一万三千担以上，已逐渐成为出口中的重要货物。同年间，其他出口到国外市场的土货：如棉花计一万零二百六十二担，豆类为三万六干九百五十九担，小麦为四千四百担，煤为九千二百七十二吨（为池州煤矿所产）所有这些传统产品项目，在今天“四化”建设中对出口创汇仍具有重要的作用，应积极扶植起来，使其作出新的贡献。 第三节：税钞 不平等条约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规定值百抽五世所罕见的低税率，洋货源源涌进，不可遏止，以糖为例：据《芜湖口岸一八八三年贸易情形论略》载称：“今年赤糖增七千零六十七担，白糖增四千一百九十九担，冰糖增三十三担，虽其实际为国产，然因欲得子口凭单之特权，（半税）先由本国南方商埠出口至香港作为洋货进口，续绕道上海运至芜湖。”这更是世所罕见的怪现象！国货得不到国家关税的保护，商人为取得子口半税的特权，甚至不惜跋涉往返多花运费以牟利，其对生产、贸易和消费者，都造成巨大的损害！ 当芜湖海关开关第二年（一八七八年）进口贸易共征税款三万一千四百二十一两，十年后，征税达五十六万九千一百九十五两，超出十六倍，到了一九〇五年共征税银高达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余两。 鸦片进口，先通过上海关纳税后，再送到厘金局，查验后每担征银十七两四钱，加印贴条以资证明，运入货栈，如在芜湖收买，不须再完厘金，如欲运往内地，商人先将数量呈明厘金局，得其允许，始能改包。白皮土常定为十八两二钱重一包，证明已缴纳一次厘金，故每包于离开本埠之先，厘金局再贴封条，通过内地关卡，每包须另纳钱一百八十文。对于鸦片课以重税，如果是“寓禁于征”，还有其有益的一面，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所谓“厘金”是一种货物通过税，厘金局初建于清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清政府为了支付镇压太平军的庞大军费，准许各地设卡抽取厘金，初期大体按百抽一，不久即无限制增加，遍地设卡。从芜湖至大通有关卡三个，至安庆、至庐州府、至凤阳府各有关卡六个，至宁国府、至徽州府、至和州各有关卡三个，至广德又有关卡六个，共有关卡三十六个之多。致使商民裹足，生产凋弊，关卡成为地方官吏贪污自肥的重要来源。 大米除通过关卡缴纳正常的出口税外，每担（一百五十斤）还增收税厘一钱，一九〇二年十二月每担又增加四分五厘，上等米价每袋（一百四十斤）从年初三两一钱五分，涨至十月间的三两六钱。嗣后复有各种名目的附加捐，例如一九〇五年即有所谓“路矿捐”每担纳捐一钱，修筑芜广铁路，后因未见成效，米商不满，相继停捐，但口气很委婉曰：“如将办法改善，仍可照常纳捐”云云，为了取得商民信任，仅将江边至东河沿一段路面垫平石子，并为湾沚河桥兴工砌置石基籍以敷衍门面，后遂寂默无闻，一直到解放前也未完成，堪称为世界筑路史上施工期间最长的路线，究竟耗资多少？实已无法估计。同时，因外国赔款到期，除米及他种货物加征税收外，尚有“屋捐”征每年中一个月赁金。“店捐”分九种，依照店的种类及贸易大小，从铜钱五百文起至银十两止，按月缴纳，“鸦片店”每一卧榻，日征钱十文。“屠店”日征百文，真可谓“无货不洋，无地不捐”。这些又与海关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随着清政府的日益腐败和侵略者得寸进尺，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日签定了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阴谋撮合汇丰、德华两银行一千六百万镑的借款合同，期限四十五年偿还。在此期间内，海关总税务司由英人充任，苏州、淞沪、九江、浙东厘金和鄂、皖盐厘统归税务司管理，不但长期控制海关，还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厘金、盐课，将大量的白银掠走。同时更提出直接控制中国领土的要求，并通过海关包揽港口事务，甚至还干预地方行政。从历年《芜湖海关贸易论略》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同时，芜湖海关的洋人税务司，还经常与其主子相勾结，利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芜湖建立了租界。随着这个租界的设立，逐步垄断了当地的金融资本，使我们这个早期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的芜湖，也出现了某些畸型的繁荣。实际上这种虚假繁荣是建立在我国被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主权被剥夺和人民的血汗被榨干的基础上的。 第四节：《海关贸易论略》所反映的社会情形 自芜湖海关设立以迄清末的三十多年间，税务司几乎是每隔一年至多二年更换一任，每年照例有一篇长达数千乃至万言的《论略》向总税务司汇报，其中包括对过去一年进出口贸易的综述，对未来的展望，在“地方情形”或“杂项”中则记下了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情况，真可谓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给我们留下一份有关地方史志的珍贵资料，谨将其反映的史料摘录一二，以供史志部门及有关单位参考： 一、关于新兴工业的出现 外资大量侵入，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关条约》以后，清政府谕令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纺织等局，广为制造。”芜湖和全国一样，也出现了新兴的民族工业。 1、面粉厂 “……近两三年来，已有人于本埠建立新工业，为用外洋机器制米及麦粉之工厂，定名为益新公司，出产之质甚佳，因资本缺乏未能获利。厂中每日可出上等米四百担，面粉六百担，产品较洋货为低廉，在本市甚受欢迎，有大批民船转运南京，为改良产品，于一九〇六年运进最新式转动碾磨机，并于下半年扩大屋宇以安置此机器。” 2、收制蛋黄、蛋白之工厂 “……一八九七年开设两家收制蛋黄蛋白之工厂，此种工业以俄国之加里西亚及西里亚为最盛。德国有几处区域如厥司顿之生产品其质甚好。收制蛋白，仅用蒸馏，不须化学品及防腐剂，故蛋价及人工低廉之处必能获利。在极优情形时，芜湖每年能供给蛋一千二百万枚，，可制蛋黄六千担，蛋白八百担，鸡蛋每千枚值洋六元至八元之谱，购者以德国及法国为最，主要功用为制皮革乾，蛋白为制印花布之用，也有用于制饼干者。” 3、砖瓦厂 “在芜湖下游七里之遥，又开设一砖瓦厂于江边之四褐山，机器已运进口，房屋已建成，本埠急需此类工厂，因土窑所出砖极薄，其质极坏，且仅有一半着火者，现聘一外人管理，已经开工。” 4、肥皂厂 “产品出口并无优点，售价也贵。” 5、议而未建之兵工厂 “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南洋大臣魏光焘来芜，欲于湾沚觅一兵工厂之位置。十二月间铁良及署理北洋大臣周复，也奉同样使命来芜。”但因他故，兵工厂未建立。 二、关于学校及公用企业的创办之反映 1、皖江中学 “……皖江中学于一九〇五年三月十六日开学，教授中西课程，收苏皖青年，名额一百二十人，课程为英文、中文、算术、地理、体操、教员均为华人。“两年前皖江中学开办后，人数尚未满额，于夏季停课，现正改建房屋。” 2、湖北、湖南旅芜学堂 “……都是两省士商集资筹款所创，学堂课程有关英文者寥寥，皆为经费窘迫，不能随心所欲而扩充之。” 3、邮政局 “……自一九〇四年邮政局设立以来，邮件岁月增加，至一九〇八年已有四个分局，代办商铺四十五，邮政柜二十个，到一九〇九年内地又设立二局，及二十个代办处，处理邮件由一九〇六年的二十万一千余封增至一九〇九年的四百八十七万余封，包裹增到四十五万余件，给人民带来极大方便。“一般人对邮政有坚决之信任，小资本商人尤可利用传递丝、毛、棉等织品之包裹，本区及他地邮区，常有当地绅豪人士，请设立邮政局之呈文也。” 4、电灯公司 集资十万两，每股一百两，均由商店、饭馆购认。“……所设在康衢要道之灯计二百盏，各商号及茶楼酒肆之订购者三千盏，公司所用之引电机器系由德国运来，其余机器并蒸汽炉系由英国运来。一九〇九年续购机器不仅可多装电灯，且可供给本埠四家采用外洋机器制米厂之用。” 芜湖自辟为通商口岸后，城市建设确实较其他地区发展为快，也较早地吸收西方物质文明。而这些成就都是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取得的，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悲。《海关论略》中所载这些资料，看起来散漫零碎，如实记述，无关重要，但若与以后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联系起来，就可看出其中的因果关系，例如《论略》所记公私立学校材力物力之不足，难有发展，尔后圣雅各、内思和萃文等教会办的学校便相继设立，此外，关于资源方面：先有“晋康煤矿公司，无良好管理，利益减少”（一八九九年）之汇报，紧接着“矿区数处已得外资扶助，如大通区机器已运到，在外国专家指导下进行。”到了一九〇三年，“中英已成立租借矿区协议，闻有大量铜铁煤等矿，开采者可获巨利，此租借之矿区，将继续扩张也，”关于地方治安等方面，亦有一些记载，总之，各种《海关论略》，给我们客观地留下了当年的不少很有价值的史料，值得我们精心研究。 第三章：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芜湖海关 辛亥革命的炮火摧毁了腐朽的满清王朝，其功将如经天之日，永照青史。但是，这次革命因为种种的局限，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北洋军伐政府为了扩军，彻底绞杀国民革命，便利用关税作担保，大举借贷，因此，芜湖虽然较早地“光复”，但其海关的半殖民地性质不但未稍减，反而进一步深化！ 直至一九二八年七月，南京国民政府才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和各国“重订新约”，“收回关税自主权”。先后得到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并相继签订“新关税条约”。国民政府遂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公布实施“国定税则”，提高进口税率为百分之七点五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五之间，茶叶、绸缎等物品免税出口，一九三一年正式裁撤了各地厘金、关卡和常关，取消了厘金和常关税，也取消了“子口半税”和复进口税税款的办法，即“值百抽五”的税款仍存外国银行（英国汇丰银行），超过值百抽五的部分改存中央银行，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五年，进口税率分别是百分之八点五，百分之十点四，百分之十四点一，百分之十九点七，百分之二十五点三，百分之二十七点二。因此，中央银行控制了大部分税款。同时，国民政府也加强了对关务行政的控制，建立关务署，专门负责海关事务，加强了海关监督的职能。在清政府统治时期，各地海关税务司只听命于总税务司，对海关监督的命令经常是拒不执行或拖延不办，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国民政府财政部专门发文“嗣后对于部署命令，一经总税务司或该关监督转知，务即遵照办理，毋得稍有稽延，”同时大批任用华人担任税务司等高级职务，并分配税务专门学校毕业生到各地担任外勤职务，还将总署从北京迁至上海，以便加强对总税务司署的控制，关税税率提高后，国民政府的税收，由一九二八年的一亿二千万元，到一九三一年已达三亿六千万元，占国民政府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一。可惜的是，如此巨额税款，取之于民，但却并非用之于民。一部分用于内战，一部分被官员贪污，海关人员亦借海关以自肥，将国家利益抛至一边。笔者至今犹记当年芜湖海关人员的一段话：“上船时我们将制服往船上一挂，便不管了，当然这是故意的。查验后，提起制服一掂份量，便知对方在我口袋中纳入多少银元，彼此心照不宣。”这只不过是查验人员的一点“油水”而已，大宗税款的偷漏减免，其数不知几许！ 抗战爆发，芜湖于一九三七年冬沦陷，海关直接在日本人控制下，无任何主权可言。抗日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经国民政府财政部核准，原范罗山海关楼房拨给安徽区直接税局办公，同年五月二日，江边原海关关署，也拨为安徽区货物税局办公处所，同年七月，芜湖和镇江海关同被裁撤，由金陵关税务司接收代营。 第四章：结语——人民的海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卓著成效，芜湖遂成为我省的外贸港口之一。一九八〇年，国务院批转海关签署的关于开放长江港口、设立海关机构的请示，至此，芜湖海关重新建立，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领导，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受所在省政府监督、指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负责监管国际航行船舶和整个安徽省陆运、水运、空运进出境的货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征收关税，并依法代征进口环节的产品税、增值税、工商统一税、调节税等，收入直接解缴国库。一九八六年间，监管进出口货物近十六万吨，出入境船舶一百二十二艘次，征税九百八十七万余元，代征税费五百六十四万余元，审批或减免税款总数达七千三百余万元，查获走私货物估值六十余万元。建关伊始，即发挥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令人振奋不己！回顾一百年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大肆攫取的所有特权都已一扫而空，可以设想，今后在我国“平等互利”原则下进行的“外向型”国际间的贸易交往，随着新的“十项”优惠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必将有迅速的发展！美丽的江城将更加耀眼生姿，人民的芜湖海关，则将成为一条金龙。为振兴安徽的经济，为四化建设而舞跃腾飞！并以其应有的贡献而将永载誉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