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情况（《安徽文史资料12》第11篇）
作者：方向明（本文作者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和谈的烟幕下，完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各项准备之后，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并狂妄宣称要在三至六个月内击溃我军主力。但由于内战极端不得人心，国民党在军事上连遭失败，到一九四七年三月，被迫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我东北、热河、冀东、晋南等地解放军先后转入反攻。这时蒋管区内国民党大员骄奢淫逸，大搞“五子登科”（“五子”即：金子、票子、房子、女子、车子），不顾人民死活，搜刮民脂民膏，同时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惨杀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蒋群众运动逐步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特别是在敌人的心脏——上海、南京、芜湖一带，开辟“第二条战线”，发展进步力量，分化瓦解敌人，配合我军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 当时，皖中的新四军七师已奉命北撤，留在皖南、皖西的少数部队，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还有一些同志分散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上海、南京等地，进行隐蔽斗争。曾希圣同志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多年来建立的工作基础，向华东局提出建立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机构，以加强这方面工作领导的建议。华东局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决定成立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任命曾希圣同志为部长，李步新同志、黄耀南同志为副部长。国区部设在山东日照县的坪上，下设组宣、联络、交通、财贸等部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中央数次指示，要加强国统区工作的领导，提出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群众斗争沿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的方向前进。从此，华东局国统区的工作，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蓬勃展开。 派出上海工作组 华东局国区部成立后不久，我被任命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组长，并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上海开展工作。这里先要回顾一下在此以前，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皖中根据地主要以贸易形式掩盖的隐蔽斗争。因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的工作是过去隐蔽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皖中原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粮食自给有余，但由于敌伪顽对我重重包围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内部食盐、布匹、药品、日用工业品非常缺乏，军需物资更难以采购。当时担任新四军七师政委兼皖中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同志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决定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以满足我方民生、军用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他亲自过问贸易工作。早在一九四三年秋，就成立皖江贸易局，蔡辉为局长。联络部长段洛夫、社会部长唐晓光、财经处长叶进明等也参与贸易局的领导工作。皖江贸易局成立后，公开号召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无为汤家沟一时成为商人云集之地。蔡辉叫亲友朱玉龙、蔡志锷、盛慕莱、石原皋、卢方等在上海、芜湖二地先后设立了与贸易有关的公司。在这段时间里，对敌占区的贸易很活跃，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不仅向解放区供应了一些食盐、药品等紧缺物资，而且增加了财政收入。新四军军部机关支出，可说大部份是由七师支援的。 抗战胜利，七师奉命北撤，在淮阴成立了大成公司，蔡辉为经理，吴锦章、谭伟为副经理。派出舒展民、沈君常、徐德明等到上海与各有关人员继续保持贸易关系。一九四六年初夏，曾希圣派吴文瑞到上海将上述关系统一领导起来。吴文瑞在上海住在天主堂街（四川南路）49号石原皋家中。石通过友入卢方（曾开设瑞裕钱庄）将吴的户口安在江西路同和古里七号，搞到了上海的正式居民证（身份证）。吴在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大成公司搞贸易以及和皖南游击区的交通联络工作。一九四六年冬，大成公司随部队由淮阴迁到山东。 那时，从山东解放区到上海，主要是走水路。连云港港口，敌人检查甚严。特别是对北方过来的“客商”更为注意。为了保证我方来往人员的安全，钱之光同志（当时跟随周总理）曾给石原皋法币五千万元，石将此款加入上海的正原公司，成为股东。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汤恩伯的机要秘书胡静如，汤部下的将领如张雪中也是股东，余亚农的内弟朱尧安当经理，杨忠尧当副经理。石原皋同志以正原公司股东身份作掩护，北去南来活动就方便得多。一九四七年二、三月间，吴文瑞、祝华、余亚农、朱尧安去山东汇报工作返回上海时，在连云港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正原公司要和解放区做生意，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不可能置之不顾。石利用这些关系，要杨忠尧携带胡静如的亲笔信，赶到连云港营救。未几天，吴文瑞等获释，平安回到上海，吴仍住在石家。 以上是国区部成立以前的情况。国区部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其任务除了继续开展贸易工作以外，主要是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民主进步势力，策动一些国民党部队和地方官员起义，以配合解放战争，同时建立交通联络站，打通去皖南、皖西游击区的路线，在长江两岸形成一个沟通南北的交通网。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原来七师派在上海、南京、芜湖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均划归上海工作组统一领导。 当时，我任山东大学预科部主任。预科部设在下裕，国区部在坪上，相距不远。一天，曾希圣同志派人找我，我即随来人同去坪上，见到了曾希圣、李步新同志。自北上以后，我们已有一年多未见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同志之间的相聚，是十分难得的，相见时那种喜悦、激动的情景，至今令人难忘。曾、李部长向我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斗争形势，指出：敌我力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军共歼敌军七十一万人，迫使敌人将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中央指示我们要趁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兵力不足，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有利时机，有步骤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后方，以配合我军正面战场作战。同时，加强和统一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把上海各校学生正在进行反内战的宣传示威，迅速扩展到其他大中城市。使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为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曾希圣同志还对我说，根据白区工作的特点和需要，我们已向华东局建议、国民党地区工作部上海工作组由你担任组长、吴文瑞同志任副组长。你去后要因势利导，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团结和推动民主进步力量，揭露和打击反革命势力，打开上海国统区工作的新局面。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激发了我的革命责任感。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他们考虑到任务的艰巨性，需要作长时间的打算，要我和爱人、孩子一道去。我考虑自己已很久未去上海，那里有些熟悉的朋友，多年没有往来，他们现在那里，情况怎样，都不知道。而且在敌占区时时刻刻都可能遇到麻烦，携带家眷行动不方便，所以我提出还是一个人去好。组织上同意我的意见，我去上海工作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我回山大办完移交手续，即去国区部待命。组织上为我赶制了一套新的行装，装扮成商人模样。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已是四月下旬了。在我动身的前一天，李步新同志来到我的住处，十分关切的对我说：“上海形势非常险恶，你的任务又是这样艰巨、重要。你千万要小心，遇着特殊情况，你可以相机行事。那里是敌区，处理事情要机智果断，有时稍一犹豫，就可能造成失误。你对工作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我叫张石平陪同你一阵去，他有许多安徽无为的同乡在上海。你们先在张的同乡家落脚，再去找个可靠的地方居住下来。刘文同志和小孩由我照应，你不要记挂。”李步新同志的话真是语重心长，组织关怀，党的温暖，给予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巨大勇气和力量。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我和张石平同志乘坐杜海林的货船离开了山东。杜海林，安徽人，原来是招商局轮船上的茶房，抗战时，他经常到七师地区做生意，与唐晓光、蔡辉等都熟悉。他家住在上海南市。七师北撤到山东后，杜也随着往山东做生意，是可以信得过的商人，有时他还帮助做些交通工作。因此，我就乘他的货船。组织上交给我几十担豆油，作为我和张的生活费用。船从日照县的涛雒出发，进入黄海。这一带海面上常有海盗和国民党“海上保安队”出没。几天后，这只船就遇上了国民党的“海上保安队”，他们登舟搜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敲诈了一些钞票离去。 在海上飘浮了十六个昼夜，到达了崇明岛。从北方解放区来的船只，是敌人注意的目标。船停泊在崇明岛码头，杜向检查人员贿送了几担豆油，好在杜与这些人混熟了，轻易地闯过了最后一关，进入吴淞口。船到吴淞，我和张石平改乘汽车到上海。 张石平的无为同乡，大都靠拉人力车、挑饺儿担、卖炒货、摆小摊度日。他们住在原来法租界的木棚区，是上海的贫民窟。张石平带着我到了这个贫民区，住在一家木棚屋的阁楼上，这些地区是敌人最注意的，经常有各种便衣暗探出现。我们到上海时，天气已经热了，还是头戴呢帽，身穿夹衣长衫。我们二人这种非工非商的打扮，和劳苦大众生活在一起，稍久一定要出问题，必须尽快转移。于是我俩去找翟树荣。 翟树荣是安徽泾县水东翟村人。翟姓是大族。我幼年跟着父母亲从老家桐城迁居在太平县一个小山村，与翟村相距甚近。少年时我们二人就成了好朋友。大革命时期，翟树荣参加过革命，在泾县、太平一带活动。大革命失败，敌人捉拿他，他就逃到上海，继续读书。后来他加入国民党，但他还参加左联活动。我在上海青年中学教书时，他担任建国中学的教务主任。那时，上海的中学校长或教务主任，必定要到庐山集中受训，他也受了训。可是他在上海，暗中还是做爱国救亡的工作。我二人往来不辍。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他回到泾县翟村。新四军军部近在咫尺，他帮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抗战胜利，翟树荣回到上海。那时，他担任北四川路某小学校长。这个学校是上海规模很大的小学之一。根据我与翟树荣旧日的友谊和他平时的为人，我断定他即使万一不能帮助我，也决不会破坏我的工作。我分析了这些情况后，决定到学校去找他。我同张石平来到某小学，由张出面去探询一下情况，我在小学大门口对面的马路上，慢步缓行。我早已将翟的身材、容貌、举止动作诉告张。张进入小学，迎面就碰上了翟。张问他：“你认识方彬（我原来的名字）吗？”一个陌生人，突然提到我，翟感到惊愕。他迟疑一下，才说：“认识，多年未见，没有通过音讯，不知道他的情况了。”张知道翟有警惕，告知是受我的委托来看望他的。并表达了我对他的记挂，希望有机会看到他。翟就问：“他在那里？”张指着校门说：“就在门口。”翟将信将疑地随着张走出校门，一眼看见我站在马路对面，他赶快穿过马路，老友意外相逢，欣喜异常，彼此寒喧了几句，我即向他说明来意。他对我突然到来，开始感到惊异，当他了解情况后，十分高兴，愿意尽力帮助我。我二人的衣衫相差很大，恐怕引起过路人的怀疑，不便久谈，我约定他，第二天到我的住处见面，再作详谈。第二天，他如约到我的住处，我告诉他住木棚区不安全，必须早日离开，请他去找陈维稷，商议另找安全的住所。 陈维稷是安徽青阳人，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赴英留学，专攻纺织。一九二九年归国后，历任暨南、复旦大学教授。创办进步报刊，如《天下日报》、《起来杂志》。后来参加救国会，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这个时期，因救亡工作的关系，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上海沦陷，陈回到青阳老家，他家是青阳世家。一九三八年夏我到青阳工作，首先找着陈。我陪他到新四军军部看望袁国平、黄诚同志，陈应邀在军部大礼堂对群众作抗日救亡的报告，慷慨陈词，很能鼓舞军民的杀敌斗志。不久，陈参加了共产党，为特别党员。后来，因工作需要，经组织决定，他离开皖南，前往四川重庆，搞合作社工作，与徐冰同志单线联系。抗战胜利，他回到上海，担任中纺公司（没收日人开设的各纱厂而成立的）的总工程师，兼任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家住在中纺公司宿舍，地址是澳门路106弄A22号。 翟树荣到中纺公司找着陈维稷，告诉他我已来到上海。陈听到我来上海非常高兴，约我次日在外滩沙逊大楼的英国俱乐部见面。到此午餐的都是外国人和留英学生，个个西装革履，没有一个长衫客。我与翟的身材大致相同，他选择了一套西装，连汗衫、领带、皮鞋等全副行装送给我，要我换装前往。次日，我整容换装，并告诉张石平，我不回来了。叫他不要外出，安心等候转移。我应约前往英国俱乐部，陈维稷已先到。我们边吃边谈，在大庭广众之中，只谈一些不相干的话。餐毕，我随他到中纺宿舍，在他家中，才开始畅谈一切。他家中客人来往频繁，久居恐不安全，就将我安顿在他的弟弟陈次泽家中。陈次泽也是中纺公司的职员，住在中纺宿舍D21号（A、D两处相距约半里），一楼一底，独家居住，无闲杂人出入。我在那里住了下来，随即考虑张石平的迁移问题。那时，上海有个现代经济社，办了一个《现代经济通讯》，对外，吴觉农是董事长，勇龙桂是总编，实际是许涤新同志暗中负责。我知道陈维稷在上海是与许涤新同志有关系的，就请陈设法将我的户口（我改名施志方）安排在《现代经济通讯》社，搞了个采访记者的头衔，领到一张正式居民证。张石平也安排在该社刻钢板，并住在那里。我二人安身下来了。我再去天主堂街49号石原皋家中找吴文瑞，后来，舒展民、沈君常、徐德明等也都遇着了。 我来到上海之前，对蒋政权极端腐败、军政要员互相争权夺利、彼此倾轧、纪律败坏、民不聊生的情况略有所知。到上海后，经过各方面的了解，更加丰富和加深了我的认识。蒋为人阴险多疑，凡非嫡系的军政人员，他是不予重用的。他很相信陈诚，就把他放在总揽军事指挥大权的参谋总长的位置上。凡是战略要地，都把他的亲信派去。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这个独夫民贼自认为万无一失，即冒天下之大而不韪，悍然发动内战，不料一年多时间，其大量有生力量即被我军歼灭，形势的逆转迫使他采取地区固守的方针，加强各省和地区的防卫，他特别注重苏、浙、皖地方，尤其侧重对淞沪和京、杭等地的防卫，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蒋介石派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统辖指挥苏、浙、皖、赣地区所有部队，派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毛森为上海市的警察局长，黑暗统治，血腥镇压，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但是，就在蒋帮加强反动统治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大中城市罢工和抢米运动如火如茶。我同吴文瑞、石原皋、舒展民、徐德明、沈君常等同志在一起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既看到我们开展工作的困难，也看到了有利条件。 建立和加强交通联络站 国区部成立后，派出许多干部，分期分批经上海到皖南、皖中游击区工作；还有一些上海、南京的进步青年和进步人士，也要到游击区参加工作，这必须有可靠的交通人员护送他们进入游击区。我就把原来胡明同志（皖南游击区负责人）派在南京的联络站加强起来。该站负责人是张京武同志，他是太平县人，一九三八年就参加新四军部队工作。“皖南事变”以后，他以茶叶商人的身份作掩护，住在“正泰茶行”，担任了党的地下交通员，掩护与护送南来北往的同志。一九四七年春天，张京武到上海，吴文瑞按照黄耀南同志的指示，付给他一笔经费和物资。他回到南京，邀集了几个同乡旧友，筹资合开了“聚兴茶栈”，地址在南京中华门马道街。张又在芜湖、青弋江两处建立了交通联络点。先后由张这个联络站护送到皖南、江北等地的干部有李友白，罗伯桦、李平、康大川、罗枫、葛子清等六、七十人之多，从来没有发生过危险。还有一个联络站是在当涂县采石，由查效华负责，查妻和王国治都在站上工作。在南京还有唐晓光建立的联络站，王桢兴（升州路玉带巷7号）、高大妈等联络点与我们取得联系。在上海专门跑交通的有程龙、李庆萱、冯振国、石原皋。沪、宁、芜的交通联络工作加强以后，确保了护送人员、传递情报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那时，上海工作组尚未与皖西游击区联系上，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政治交通，怎么办呢？这时我想起在山东大学时，和我在一起工作的赵卓同志，他的家住在上海陕西北路，临别时，他说，如有必要可找其父赵家元，他会帮助我们的。赵是安徽怀宁人，对去皖西的路线可能熟悉，我决定去赵家。那天正巧何东初同志（皖西游击区派来的）也在那里，商得他们同意，赵家元就跟着何东初经安庆进入皖西游击区，在桐城叶家老屋，找到皖西游击队的总负责人桂林栖、何伟群。我请桂林栖派人在安庆搞一个联络站，以便今后联系，他们当即答应要物色一个适当人选。不久，皖西游击队与进入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接上了关系我就不再与其进行联系了。 安徽的政界、工商界还有我熟识的人，得设法联系，争取和扩大外围力量。我找查效华来沪，派他到芜湖去打听张台望的消息。张是安徽和县人，出身贫寒，早年在芜湖商会当小职员，“五四”时期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爱国运动，抵制日货，反对贿选，反对军阀。大革命失败后，他家为地下党的联络点。我与他的妹夫王盈潮是好朋友。王原是我江苏如皋县委书记，如皋暴动失败后，在张家躲避了较长的时日。因此，我与张台望也成了要好的朋友。抗战发生，他全家逃到后方。我们约有十年，未通音讯。我要查效华打听一下，如他已回芜，而且政治表现较好，则约张来上海晤谈。 我刚把这些事办了，突然又发生程自立同志被扣的事情。程夫妇携带小孩同苏帅仁一起从山东石岛附近张家铺乘四个桅杆的大民船来沪，船上装有花生油等，在海上遇着十二级台风，船上大桅杆被吹折，飘流十几天。船到崇明岛附近，他们遇着海上自卫队，实际上是海盗。船上舵工送海盗四担花生油，海盗将苏及程的爱人赵茜放行，而将程囚于海盗船中。苏帅仁和赵茜赶到上海，苏住在杨大炎、庄更生的运输行，地址在天主堂街京江弄内。该运输行是我们的外围组织，杨大炎是青帮，又是船帮的头儿，一直帮我们搞运输，讲义气。赵茜住在亲戚家。后经协成商行的老板蔡万云（与我们有贸易关系）送了海盗26担花生油，程自立才被放出。他在船上过了三个月的拘禁生活。程出来到上海住亲戚家中，我次日就去看程夫妇，给他们一些钱。大约一九四八年一月初，查效华来上海，我就叫查护送他们到皖南游击区去了。 一九四七年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南京的梅园交给民盟代管。我同陈维稷到南京，准备找周新民同志。我俩住在旅馆，第二天到梅园附近一打听，才知道梅园附近已被特务严密监视。后来探知周新民仍住在梅园内，不能外出。罗隆基便乘了一部吉普车直驶入梅园，因罗是美国留学生，与驻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有往来，特务没敢阻拦。罗将周接出，开快车飞奔，特务也乘汽车尾追，吉普车速度快，特务的汽车没有追上。周新民中途下车，避到王同荣家。数日后，周化装由王陪他乘火车到上海。我同陈维稷在南京住了两天，即返沪。到沪后找着周新民，他向我们介绍了中共代表团撤走的情况，并相约定期会晤。 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伪“国大代”，制定伪“宪法”。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到了南京，真是群魔乱舞，丑态百出。当时的民谣有：“南京三大害：一是军官总，二是国大代，三是新闻记”的流传。我认为这是宣传党的政策，了解敌人情况的极好机会。我又赴南京去找朱子帆（由周新民介绍认识的），朱复介绍李荫五、耿家舒给我。耿家舒与张治中的关系很深，做过张创办的黄麓师范学校校长。耿在南京自置一住房。我在耿家住宿过。他们告诉我，蒋介石大力拉拢国大代表，特别收买曾琦的青年党和张君励的民社党中的国大代表。曾、张二人同蒋介石讨价还价，争夺部长的席位。他们暗中做交易，以期制定反人民、反共产党的“宪法”。我马上将这个内部消息写成报告，由朱子帆写信给驻在浦镇的国民党的萧师长，让张京武通过萧的防地，把信安全送到江北。同时了解到有些同志北撤时留在南京，我就叫张石平动员留在南京的同志回到江北打游击，并由张带领同去。林凤池同志是经过组织批准潜伏在南京的，后来我到南京，时常住水西门外林家，或者由胡评（胡适的侄子，在教育部工作）陪我去住旅馆。 我们在上海、南京、芜湖、当涂等地的联络站都相继建立，并加强了力量，打通了上海、芜湖同皖南、皖江等游击根据地的交通线，从此我们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策反工作上来。 打入敌特组织搜集重要情报 一九四七年春，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豫西，陈粟的华东野战军进至豫苏皖地区。这三路大军歼灭、调动、吸引了大量敌军。西北、东北解放军也相继发起进攻。我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的一些军政人员深感蒋政权大势已去，今后何去何从，正在犹豫徘徊之中。我们上海工作组不失时机地设法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情，搜集情报，积极配合我军作战。 查效华同志到芜湖了解了张台望的情况，认为可以见面，我立刻写信约张到上海相晤。张接着我的信，非常高兴，马上来沪。他到中纺宿舍找到了我。久别重逢，促膝畅谈。他还特别详细地介绍其儿子张力化的情况，说他能为党为人民做些工作，政治上是可靠的，他愿以全家生命担保。 张力化由于家贫，以及其姑父王盈潮的指导，少年时在安徽职业学校机械科半工半读。该校在芜湖东门外，系安徽省教育界进步人士李光炯、刘希平、朱蕴山、沈子修等创立。李光炯为校董事会的董事长，时绍武任校长。毕业不久，抗战爆发。他本已考取清华大学工学院，但家中和王盈潮都无力负担他的费用。他的姑父希望他为民族效命。他听从王盈潮的话，进了国民党中央军校十四期（校长是蒋介石兼，教育长是张治中，主任是李明灏），学的是无线电通信，一九三九年一月毕业，留校担任十五期、十六期、十七期区队长等职。后来历任连长、副营长、营长、团副等职。一九四三年任二十集团军总部（总司令霍揆彰）少校作战参谋，后升中校参谋。抗战胜利后，他在国防部所属预备干部受训处任中校人事科长。他在蒋的嫡系部队工作，深得上级的信任。一九四六年七月，国共和谈破裂，他得知蒋介石决定发动内战，对国民党开始不满，于九月间借口祖母病逝，请假到芜湖治丧，委婉辞去南京的工作，以军官总队的队员身份在芜居住下来。 我知道了张力化的情况，乃同意张台望陪他来沪。不久，张台望带儿子来了。我详细的询问了他的经历和其对时局的看法，以及个人前途的打算。因为他平时受王盈潮的影响较深，思想较进步，向往革命，颇有抱负。他知道我是王盈潮的好友，故对我较信任，他表示愿意跟随我做点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他说国民党腐败透顶，不可救药，人心业已丧尽，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一些有志青年都很苦闷，急于摆脱困境。他说：“过去我参加国民党军队是为了抗战，并不是什么党派之见，今天它发动内战，我不能跟它走，所以弃官回家。今后，我一切听候党的安排。”我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青年，能够分辨是非，只要善于引导，注意发挥他的长处，他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我教育他要忠于党的事业，严守党的机密，遵守革命纪律。他表示绝对服从。第一次接触，他给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决定放手使用他。根据张力化的经历及他同国民党军队的关系，我要他设法回到国防部去做事，但一时找不到机会，就同意他先去湖北方面活动，然后伺机回华东。那时恰好湖北咸宁成立第十六绥靖区，霍揆彰任司令官。我叫他相机进行活动。他去南京见着霍本人。霍叫他到湖北该部工作，任上校作科课长兼任指挥所参谋主任。指挥所在监利。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敌军一切作战机要、秘密图表，包括各部队的兵力、番号及武器配备等重要情报，特别是“华中剿总”拟定的“华中剩匪绥靖计划”等，都复制寄给了我。他是用宫方的信封由军邮寄出的，没有受到检查，没有出问题。不久，“华中剿匪绥靖计划”被我军粉碎，康泽被俘。蒋介石的梦想又破灭了。敌十六绥靖区指挥失策，损失惨重，蒋介石非常恼火，特派一个视察组前去检查。张力化是指挥所的参谋主任，当然压力很大。幸而司令部的刘参谋长，先用电话通知了他，得以早做应付的准备。他立即快函上海，用隐语请示，那时我因事离开上海，同石原皋一同到皖南游击区去了，由陈维稷代我复信，对他要“回乡”一事，陈回答最好等我回来再定，如等不及、则根据情况自行处理。我以前也曾对他说过，如遇事情紧急，来不及请示，他可相机行事，但必须慎之又慎，事后要作详细汇报。他的行动由我负责。视察组到后，开始调查每一作战文电，登记的承办人都是张力化。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指挥所李主任身上，一切都请示过，按刘参谋长计划进行、他预感受嫌疑很重，必须赶快离开。 蒋介石以为有庞大的特务组织，可以控制局面，谁知发动内战，军事上节节失败，起义之师屡起，无法防止。蒋决定改变敌特组织，接受美国建议，彻底建立军事保防，即美军简称“C.I.C”的反情报机构，聘请美军泰勒为顾问。反情报队的指示，即使统帅部也要立即照办。因此，参谋部规定该队成员的条件很严格，要绝对可靠，要军校正式毕业生，要有高中以上文化，要当过连长以上的官职，要参加抗战五年以上，要打过仗，要当过参谋。所有这些要求，张力化都具备。他利用要抽调得力人员去南京国防部受训的机会，申请准予去“华中剿总”初试。符合上述资格的人员不多，十六绥靖区司令部只能挑选他去密试，初试在汉口“华中剿总”进行。他初试被录取后，即乘轮返芜。他听说我在上海，又赶忙去上海找我。我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后，对他说：打入敌特组织，要有更坚强的毅力，万一出了问题很难营救，嘱咐他要谨慎从事。“C.I.C”反情报组织主要是监视敌人自己的行动，反正是狗咬狗，他可以放手去干。这更有利于掩护我们的活动。我同意他到国防部情报学校特种情报班受训。按惯例，他是华中选送来的，受训毕，应该回到湖北，因湖北不属我活动范围，联系工作不便，恐难发挥作用。我叫他受训结束后设法留在华东。他到南京后，利用人事关系，由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槐保荐，免试入学。结业时国防部分发他回武汉剿总，他请假回芜湖，借口卧床不起，避开了到武汉的风头。后再回南京，请求分在南京直属队。恰值直属队扩大编制，正需要人员，于是准许他的请求，发表他为“国防部反情报队”中校参谋，继升为代上校队副。不久，敌直属队又奉命赴台待命。当时敌我斗争极为紧张，我叫他不要赴台，想办法留在南京。他千方百计搞到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南京区代理中将视察组长的职位，领取了最高统帅部颁发的红壳金字的“国防部侦察证”，即所谓“红派司”（敌人惯以红色代表将级，黄色代表校级，兰色代表尉级）。这个“红派司”上面，明确规定：“能代表最高统帅就地指挥当地军警一切武装人员，有权扣留陆、海、空交通工具和搜查逮捕可疑分子”等，张力化就变为一个超权的神秘人物。我由他护送、朝繁地往来于上海、南京、芜湖之间，在近二年时间里，安然无恙。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没，歼敌一百五十多万人。至此，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已消灭殆尽。一九四九年春，除安庆孤城困守外，江北沿江各地全部解放，芜湖就成为敌军云集，特务如毛的重镇。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驻扎在芜湖。绥靖区下设有三个前线指挥所，一个在安庆、一个在大通、一个在芜湖。芜湖指挥所又有城防指挥部，专负作战和芜湖城市的治安工作。皖省保密局头子唐玉昆也从江北撤退到芜湖，国防部二厅的主要特务刘启瑞（贵池人）也经常来到芜湖布置任务。中统的安徽头目，几乎全部都集中在芜湖。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叫张力化设法来到芜湖。张力化自打入特务组织后，他来往于上海、南京、芜湖三处、假装执行上级的任务，实际上是按我的指示在做工作。他在沪宁等线上川流不息，行踪没定，只有我能排算到他的所在地点和行动处所。他接到我的信，即刻来芜。我要他设法调到芜湖。他是蒋介石嫡系军官学校出身，又参加陈诚的部队，可以说属于陈诚嫡系人物。汤恩伯既要讨好陈诚，又要利用他这个高级特工，来巩固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所以发表他为南京区代理中将视察组长。他根据我的要求，找到汤恩伯，强调：“南京人物多，芜湖一带为共军渡江要地，对那里的驻军应明察暗访，以防投共。”汤恩伯十分称赞，于是下令特派他到第七绥靖区视察江防，藉以监察动摇的部队。张力化拿着手令回到芜湖，我又叫他赶到上海，利用他在上海军政部门任职的黄浦同学，设法搞些军事情报。他找着王之师，王是张力化在军校十四期的同学，一九四六年就同我党有联系，后因联系人调动以致联系中断，这时王在上海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校作战科长，张很想争取他，但不敢鲁荞行事，就找机会和他在一起议论时政，试探他的政治态度。王和张是同窗好友，说话极其坦率，主动说起自己和党失去联系的情况，张这时才把自己与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告诉他。王迫不及待地要求和我见面。张只答应代为转达，不便直接引见。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国民党军事防务的要害部门，我很重视这个关系，要王协助张力化工作设法弄清敌人的军事部署。有一天，王之师在特务营营长郑远钊办公桌上发现一个卷宗里有份绝密件：《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附有上海地区全部防御阵地、工事构筑、兵力配备图。这是汤恩伯总部精心策划编制的绝密件，印有号码。这一份是给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陈交给郑远钊，要他按照这个计划，制定特务营警戒工作方案。由于王多年从事作战参谋业务，深知这份密件的重要意义，它将关系到我军解放上海战役的全局，有了他就能够使我军对敌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准确指挥进攻。他迅速将这份密件藏入大衣袋内带回，电话通知张力化快到他的宿舍。张力化看到这份密件甚为震惊，认为至关重要，决定由张复制一份。不料张力化复制出的文件上面字迹模糊，兵种代号看不清楚。他俩商量结果，毅然将原件交张带到芜湖。第二天王之师又得到汤总部参谋长黄辉亚交给他同样的密件，只是编号不同。汤恩伯、陈大庆一向高高在上，对这些密件并不注意。关于作战方面，都是由王直接与汤、陈周旋，所以始终未露出破绽。张力化带着绝密作战计划，飞快赶到芜湖。我马上派交通员将这个《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送交胡明同志，请胡明同志用电台转报三野司令部。胡明同志叫韩铭新同志发出。粟裕司令员复电嘉奖。 后来王之师又兼任少将代理参谋处长，关于兵力调整，阵地巡查，战场汇报等等，统统由王之师主持。汤恩伯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经营一年多时间，构筑上海近郊周围碉堡工事，区分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大都是水泥钢筋永久性的。市内核心阵地准备巷战，决定利用四行仓库、国际饭店、中国银行、法国兵营、警察总局等等高大坚固建筑房屋，作为逐街逐巷的抵抗据点。必要时将这些建筑物进行破坏。而且在各街还布置有水泥活动堡垒，堆集沙袋，拉架铁丝网，可以说是步步为营、层层设防，企图作最后的挣扎。 我曾叫张力化转告王之师，要王尽量设法保护国家和人民所有财产、物质设施。尤其是所有桥梁、码头、船只等，凡是能保存下来的，都要尽量保存。王之师知道复兴岛停泊几十艘渔管处的渔轮，都有现代化设备。汤恩伯打算利用这批船只作海上交通工具，三令五申要把这批渔轮拉到吴淞口备用。如果不能拖走，就要炸毁。王之师曾趁视察阵地的机会，到复兴岛现场看过一次。遇着在渔管处工作的旧同事蒋俭铫，要他找些人保护渔轮，蒋就找了朱必公、李启蒙、杨巨成几个人。汤恩伯先是要将渔轮驶到舟山，船上人找不齐，无法开动。后来想用拖驳船把渔轮拖走。王和蒋商议，将停泊在码头船坞靠外航道的一艘船的船底螺帽打开放进水，船身即行倾斜。这样，就以一条船阻拦了里边所有船只的出路，其余的船都不能拖走了。汤即下令到作战处，将全部渔轮早日彻底炸毁。王之师写了一个签呈，说明不宜过早炸毁，如过早实施爆炸，势必引起市民军心不安，对作战影响很大。王保证在必要时彻底炸毁，决不贻误戎机。王千方百计藉故拖延，始终没有把他控制的工兵开往复兴岛。最后将全部渔轮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揭开上海战役序幕后，汤恩伯、陈大庆、毛森等凶狠毒辣，对市民稍涉嫌疑的即行残酷迫害、乱抓乱杀。盛慕莱同志即在这个时候被杀害了。五月十六日，防守外围阵地的21军、123军被我解放军猛烈攻击，伤亡严重，先后放弃了外围阵地。汤恩伯看到战况吃紧，曾集结5个团的兵力，在高桥附近和我军死拼，很快地被击溃。汤恩伯下手令给王之师，要他随战况变化负责炸毁沿黄浦江的码头和外白渡桥及苏州河上所有的桥梁。并在外白渡桥附近安插了一个工兵营，住在苏联领事馆隔壁，随时做好炸桥准备。王答应负责，并又陈述不宜过早炸毁的理由。然后，王下令将这个工兵营调到大名路，离外白渡桥较远，叫他们不要乱动，没有王的命令，不得擅自炸毁，如违严惩。五月二十一日，12军、75军大部被歼，陈大庆又打电话给王催办炸桥事，王还是答应作战处负责，决不贻误。王之师知道汤恩伯、陈大庆在这时已不敢冒险亲来市区，王也借故不去与他们见面，仅用电话联系，来一个拖延之计，他们也无可奈何了。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已有一部攻入市区、大场、江湾，吴淞也行将解放。这时汤恩伯、陈大庆仓惶率残部乘船出吴淞口，逃窜到舟山、台湾去了。沿黄浦江的码头和外白渡桥及苏州河上所有桥梁，均被保护下来。 控制芜湖的特务活动 在渡江战役临近时，敌人加强了芜湖的防务工作。原芜湖县党部书记长水泽柯，芜湖县调查专员王墨林，《中国日报》驻芜办事处主任陈晓钟，调统的胡百练、经绍周等都是老特务，他们的嗅觉灵敏，在垂死挣扎的斗争中，非常嚣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张力化为了保卫地下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他亲自兼任芜湖城防指挥部视察主任，控制地方一切特务单位，禁止乱抓人，明确指出抓人要经他批准。并且禁止乱发通行证、乱带武器。他借统一管理之名，集权力于一身。宣布夜晚戒严，使特务不能任意行动。他与城防指挥官约法三章，指挥官专负江防作战，维持市内秩序完全由他主持，一切城防处理全由他掌握调度，连第七绥靖区也不能干涉他的权力。他这样一整顿，叫做“明帮曹操，暗帮刘备”，对地下工作有利。特务曾报了一个黑名单，约计百人，请他批准，以便捉人。内中有洪绍侠（朱子帆的妻子）、陶若存、陈天任、王贯之、程士范。张力化说这些人都是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士，只凭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怎能乱抓呢？他不但不批准，反而把特务责备一顿。在这个时期，被捕的人确实很少，偶而被捕的人，不久也都放出。他又成立芜湖城防五人小组，他兼任组长。芜湖县县长谢汝昌、第六行政专区保安副司令刘格非，都是组员，五人中，我们占了三人。一天，张力化说，观察谢汝昌的态度，我们可以争取过来。我不好将谢、刘和我们的关系告诉他，只是含糊地说，再观察一下。实际上，可以说五人小组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又有一次，特务机关伪造解放区的证件，被他发现，为此事他与某部队的负责人发生冲突，他来告诉我，准备运用他的特权，调动一些军、宪、警与他对抗。我劝阻他，不能这样蛮干，后来就算和解了。我叫他在江防上多动脑筋，他以高级特工的身份视察芜湖附近沿江驻军情况，了解到沿江的驻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是一些杂牌军队，沿江的工事没有隐蔽火力点和交通壕，都是一级配备，没有纵深，没有坚固的据点工事。只要几炮一轰，就会烟飞灰灭。由此可以证明蒋的官兵毫无斗志，准备逃跑。 张力化有一军校同学叫做刘和平，他是66军185师555团的营长，驻扎在当涂江心洲。他与刘和平共过患难，非常要好。张力化有信心能说服刘起义。他抱病乘火车到采石，在山炮营营长何崇德处借电话打给刘和平，何和张也是同学，见了张，非常热情地接待，张对何说，现在我要到江心洲去，过几天再来和你谈。刘和平得知张力化要去洲上看他，特地派人选一匹马到采石夹江边来迎接。采石距离刘和平驻地的江岸二十余里，张力化因为急切要和刘会晤，奔驰时极为快速，甫行到达，腹绞痛不已。他是军人作风，拼命顽强克制。刘和平将张接到洲上，大办酒席欢迎，张却不能下咽。他向刘和平及其亲信公开说明来意，指出今后前途，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抛弃个人偏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接受起义。并说你们若能接受我的意见，和共军方面的联系，则由我负责。大家都拍手称赞，表示服从他的指示。不过认为即行起义，则有困难，因为孤军处在长江孤洲中，前不能进，后无退路，一发难即可能被敌军包围消灭，必须待解放军向江心洲这方向渡江时，刘才能率部起义，迎接大军。刘和平为了表示决心将该营防御配备，包括江边桥头堡阵地，东西梁山布置水雷的区域详图，交张带回。并告诉张，他的右翼是131师，东西梁山是郑飞营长在防守，要张去活动。郑飞与张也是同学，共过患难。张打算前往。可是他一夜腹痛难熬，实在支撑不住，张只好叫刘先设法将情况转告郑，以待自己下次再去。翌晨刘和平派兵护送张力化到当涂夹江边渡江，由66军军部派来吉普卡直送到芜湖。张拿出地图并将活动情况详细告诉我。我叫张台望速送他到弋矶山医院医治，嘱张力化好好地休养，不要再过于活动了。不料他的胆囊炎，胆石症又突然发作，于四月十二日在弋矶山医院施行手术，以致他在这个紧要时刻未能再往江心洲和东西梁山与刘、郑晤面了。张力化同志对于解放事业，尽了极大的努力，做出显著的成绩。 在白色恐怖之下 我到上海不久，石原皋对我说，曾希圣同志叫他到山东办理入党手续。办理完毕，他就赴烟台，领舒展民、吴若浜、罗枫等乘民船经汉沽到了天津。天津到上海的海轮，不是每天都航驶，要隔几天才有一班。他未上轮之前，发了一个电报到上海，告诉他所乘的船名和船期。我和吴文瑞叫人到码头接他们。并告诉石：金谷、沈惠文（地下交通）被捕，供出他和汪伯威的名字，恒只说是经济上的负责人。因此，石从山东回沪，就没有回家，而径往愚园路柳林别业55号仙鹤草素药厂。过了数天，特务到石家搜查，吴文瑞、程龙等在石家打牌为戏。特务一进家，到围住他们。程龙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拿出中统派司。这张派司是一九四六年石原皋为了保证安全护送洪琪同志（胡明同志的爱人）进入皖南游击区，叫程龙找浙江中统的头子田天铎搞到手的。程龙对特务说他与石的妻子是亲戚。特务看见是“货真价实”的中统派司，就让他们走了。吴文瑞不能再在天主堂街居住，就搬到药厂与石同住。上海的环境越来越险恶，工作更难做。不久，约在十一月中旬，吴文瑞就同程龙进入皖南游击区了。这时，石原皋除了天主堂街、江西路、河南路几处外，照常到各处活动。 一天晚上，石原皋雇了一辆人力车，准备到先施公司楼上的东亚旅馆去看人，车正要拐湾到先施公司这个方向时，忽然迎面奔来一辆人力车，两车相撞，人力车翻了。石的右小腿骨跌断了。他一想，医院是不能住的，药厂恐怕也不安全。他就叫人力车夫把他拉到海防路303号谢浚家，请中医骨科医生治疗。 谢是蒋介石的军队挑选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回国后任少将旅长。谢与四川一些部队关系甚深。抗战初期，戴笠拉拢他，叫他做瓦解四川部队的工作，他不肯干，与戴笠吵起来。戴笠捏个罪名，将他关在贵州息峰集中营，这个集中营是蒋介石关押进步人士的地狱。谢在息峰，与进步人士有接触的机会，思想有了转变。国仇家恨，身陷牢狱，怎能不痛恨蒋介石呢？一直到了抗战胜利，戴笠坐飞机坠死后，他才得恢复自由，全家来沪，生话费用完全由谢的好友华士润供给。谢与杜月笙、杨虎都有私交，经常往来。因此石与杨、杜也有接触。上海是杜月笙和杨虎的天下，石认为住在谢家治疗骨折比较安全可靠。 自从石原皋住在谢浚家，我也常到谢家去。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我到海防路谢家，穿的是布鞋，轻轻上楼，没走几步，我看见谢的姨妈站在楼梯口，向我摇手，示意不要上楼。她轻步走下楼，告诉我，昨天谢浚夫妇、石原皋、宋亦英等被上海宪兵第三营逮捕，特务尚在家中监守。我知道出了事故，赶快就走，回到陈维稷家，就与陈商议。我俩分析，石原皋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过，受过严刑，经过考验。以他的外柔内刚的性格，是能够顶得住的。我决定仍住在陈次泽家中，和他们研究营救的办法。陈次泽的妻子姓胡，是安徽明光人，地主家庭出身。她有一个本家的弟弟，在宪兵第三营当特务。于是她设法将其找到家中，探听情况。先谈家常，后谈时局，最后问他最近上海发生什么新闻。他说：“最近几天，我们在海防路抓了一些共产党，内中有两个很漂亮的女大学生，他们都加入了共产党，唉！我看，国民党快要完蛋了。”陈妻说：“报纸上登载的新闻，说是贩毒案件，怎么说是共产党呢？”他说：“海防路是共产党的机关。”陈妻又问：“他们承认了吗？”他说：“案子是我审问的，他们没有承认，只承认同共产党做过生意。”陈妻趁机说：“是啊！我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内中有二三个人，我是熟识的。他们同共产党做过生意，确实不是共产党。你要积德，只能要人家的钱，不能要人家的命。托你设法，用钱赎人。做姐姐的，既是为了熟人，也是为了你。他说：“我可以想想办法，钱少不济事，要尽快预备钱。”我就抓紧设法筹款。不数日，那个特务来了，对陈妻说：“不行了，案犯决定押送南京，我无能为力了。”他们被捕后，杜月笙、杨虎两人派人到宪兵第三营去保谢浚夫妇，宪兵营也以案情重大没有允许。我正在着急，宋亦英忽然来到澳门路找到陈维稷的妻子胡宜南。她与谢浚夫妇、石原皋同时被捕之后，只承认自己与石是亲戚关系，特务找不出她有什么可疑的证据，关押十几天之后，就由同乡陈慕三保出。胡宜南叫其女陈玮若到陈次泽家告诉我宋亦英来了，我赶快与宋见面，得悉他们被捕前后的详情。 谢浚认识陆军的军官很多，但空军人员认识不多。他的弟弟谢松年是飞行员，曾在美国受过训练，后来受了处分被开除军籍。他住在哥哥家中。谢浚叫他设法找空军做些工作，动员一些飞行员，驾机飞到解放区。他就设法与他要好的飞行人员联系。一天，空勤人员杨某伙同香港贩毒商带来一些毒品，交给谢松年。谢拿回家，藏在他的床底下，事情被宪兵队侦悉。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上午，上海宪兵第三营派宪兵到海防路谢家来搜查，在谢松年床底下搜出毒品。当场被捕的人有谢浚夫妇、谢松年、石原皋、汪伯威、宋亦英、华士润等，关在派克路同济医院对门一所大屋子里。关押期间石原皋、汪伯威、谢松年三人遭受了酷刑。汪受刑很重，除拷打外，还十指插针。石遭受了两夜的酷刑，先是吊打，后是灌辣椒水，弄得遍体鳞伤，动弹不得。第三晚有一个年轻的特务询问石与胡适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到石的家中仔细搜查，找到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放在石处的物件，所以特务才问石，石说同胡适是亲戚。从此，特务就没有再审问石了。石受重刑，不能行动，特务叫宋亦英照料石的饮食。宋与石就有机会谈话了。一天晚上，宋告诉石，她明天可以取保出去。石叫她出去后马上告诉我，他只承认与新四军做过生意，别的事情都不承认。我听了宋的汇报，知道了一切，就放心了。我最怕是捉了人，秘而不宣，私下干掉，来一个不承认。后来见登了报纸，就知道不会私下被干掉，他们在狱中很坚强，可以设法营救了。 石原皋、汪伯威、谢浚夫妇、谢松年五人押送到南京后，我将上海的事情安排一下，立即赶到南京，石的哥哥石在民也从徽州赶到南京，共商营救。开始我们打听不到石等关在那里。那时候，南京雨花台，几乎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在那里被公开杀害，我常去那里暗暗察访，真叫人悬心！不久，恰巧胡梦华（石的表哥，任天津市社会局长，CC分子）因事从天津来到南京，石在民找到他，托他打听，才知道关押的地方。于是请秉志（著名老科学家）和程士范先生写信给胡适，石在民写信给江冬秀向他们求助。石原皋等最初关押在“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不久，转移到“陆军看守所”。这时，才允许送衣服和一些食物，但不准接见。后来又转到南京水西门外陆军监狱，每星期准许接见一次。石原皋关在陆军监狱时，谢浚住在陆军医院，病重不治而逝。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胡适来南京参加选举蒋介石担任总统的丑剧，石在民去找胡适，胡将秦德纯（伪国防部次长）、陈雪屏（国民党青年部部长）给胡适答应设法保石出狱的回信交给石在民。石原皋的哥哥以为他的弟弟不久可以出狱了。一天，吴铸人（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CC的重要人物）和中央大学教授程憬（即程仰之，石的同乡同学）到陆军监狱看望石原皋。石与吴是中学同学，在北大时又是同班同学，早年私交甚好。吴劝石原皋到特效药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保他出去。特效药物研究所是CC头子陈果夫办的，石知道这是诱降，坚决地说：“关也好，杀也好，听你们的便，我决不会帮你们做事。”石原皋没有中他们诱降的奸计，当然也就不能出狱了。一天晚上，江冬秀对胡适说，时局这样的紧张，国民党撒退时，石头（指石原皋）的生命怕不能保，你要赶快设法，不能再拖了，万一有所不测，亲友们会责怪的。胡适认为江冬秀的话有道理，他这次不得不真的出力了，去函请陈雪屏设法营救。江冬秀即写信，告诉石的哥哥，石在民知道胡适是真的在帮忙，就同程憬去找陈雪屏，陈满口答应，以青年部长的身份设法奔走。石原皋、汪伯威二人最后关在特种刑庭看守所，特种刑庭法官张叔夜是石的中学同学，张也从中帮忙。石在民聘请中央大学法律教授戴修瓒大律师做石的辩护人。戴撰写辩诉状，大意是：在一九四七年“裁乱法”未颁布以前，同共产党做生意是允许的，是合法的。石和共产党做生意是一九四六年以前的事情。金谷、沈惠文因讹诈未遂，有意诬陷。既无物证，又无其他人证和旁证，单凭金、沈二人一面之辞，于法于理都不能定罪。不久开庭，石和汪出了庭，戴教授穿律师服，出庭辩诉，侃侃而谈。几天后下了判决书，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准予取保释放。石由黄炳琳运输行出面担保，黄是黄慧同志的弟弟。黄慧在南京隐蔽时，我给黄炳琳一些钱，叫他搞运输，获点利润作为他姐弟的生活费用。黄就在下关设一个运输行。石和汪伯威同时释放，时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次日，我和石原皋在程憬教授家中相见了，心中的喜悦、宽慰，难以形容。 谁知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陈维稷同志又被捕了。 皖南游击队胡明同志派人带来约有一斤重的戒指、耳环等金首饰，要我购买两部电台，说是部队急需要用。我将金首饰交给陈维稷的爱人胡宜南，托她代换钞票。她到上海银行找到她的妹夫徐景薇，兑换的都是联号的新钞票。电台及其部件都是军用物资，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我请陈维稷同志想办法。陈找上海工业合作协会的颜泽龙转托在工协工作的英国人唐生向联合国救济总署买了两部电台，由经济周报的某某取回，商量好在一月十九日上午由陈次泽乘中纺的吉普卡，到黄陡南路附近的莹荫针织厂当面转交。陈次泽拿回电台送到陈维稷家中，当晚我和陈维稷夫妇将它装在皮箱里安放在客厅的沙发背后。我们在一起又闲谈了一阵，不觉已是深夜二点了。这时，我才回到陈次泽家中就寝。凌晨正在睡中，忽听到门外有人急促地喊着：“方叔叔！方叔叔！快开门！”我预感到可能出事了。我立即跳下床开门。陈维稷的长女陈玮若奔进来告诉我：爸爸被特务抓走了。客厅的日光灯不起明，幸好电台未被发觉，只搜到两本香港《群众》拿走了。我想，敌人为什么未追踪到陈次泽家，可能还不知道内情。不管怎样，我得马上转移，离开陈家，离开上海。我要陈玮若转告其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敌人未作认真搜查，可能还要回头搜，也可能在附近安上钉子，要提高警惕，不要接见生人，防止上当受骗。（2）现在电台来不及转移，要设法藏好，埋在米里或煤堆中，万一不行就销毁。（3）派人到澳门路的两个三岔路口，等候张力化（前几天我写信给张力化，叫他于一月二十日到陈家来取电台），告诉张已出事，行动要谨慎，决不能鲁莽，掉以轻心。（4）打听陈维稷、苏延宾（中国纺织公司工程师）被捕原因，找你外公（大同大学校长）及其他的亲友想办法，要通过各种渠道营救。送走了陈玮若，我将身边一些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销毁掉，告别了陈次泽同志，趁着清晨昏暗的天色，混入职工上下班的队伍里，从容地走出宿舍的大门。这时，大街上的警车还不时地发出疯狂的吼叫声。 后来我才搞清楚，陈维稷、苏延宾被捕是因为杨渡欣被捕后供出的。杨是浙江人，系民盟盟员、医生。陈苏二人介绍他和我认识，他要求到皖南游击区工作，我同意了，派人送他进山。他在游击区工作不久，患了肠炎，要求出来医治。走到绩溪的小九华乡胡家村，该区是拉锯区，白天国民党控制，因他的口音不对头，被绩溪地方的自卫队盘查逮捕。初押在歙县皖南清剿指挥部，后押到浙江衢州汤总部的指挥所。他熬不住严刑，供出他到皖南游击区的经过。他只知道我姓施，住在陈家，而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更不知我是住在陈次泽家。衢州特务机关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司令部，要它逮捕我们。上海方面接到电话，就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深夜派特务先到苏延宾家。苏家招待了他们烟茶，还请他们吃了夜点心，想尽办法拖延时间。苏的爱人颇有心眼，暗暗记下捕车的号码，以便日后打听丈夫的下落。一直拖到翌晨三点钟才到陈家。逮捕证上将“陈维稷”错写成“程维稷”，陈据此提出抗议，加之“施先生”毫无踪影，特务们在这种情形下，匆忙地把陈押走，就没有仔细搜家。当天张力化如期到澳门路，在路口遇着陈玮若。她将夜间的情况和我的意见告诉他，并说，特务没有留人在家中，屋外是否有人监视，不得而知，张力化仔细考虑，决定尽快将电台抢出来，如果落入敌人之手，对陈维稷的安全就有严重的威胁。他到澳门路侦察了一天，凭他的经验，判断敌人未作任何布置。第二天，他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找着王之师。张力化非常焦急地告诉王，说陈维稷被捕了。他俩急忙转回王的宿舍计议，对情况作了具体分析。认为陈维稷是交大的纺织系主任，他的这个公开职务必须尽量利用，要设法发动学生，配合营救工作。他们查好交大学生会的电话号码，就跑到警备司令部特务营。适营长郑远钊出外查勤，趁着这个空隙，张力化要王坐在郑的办公室门口，防止有人进来，或被人听到打电话的内容。他自己则迅速地接通了交大学生会的电话，说：“你们的纺织系主任陈维稷先生已被警备司令部无理抓去了，很危险，你们要赶快设法营救，迅速通知报馆……。”他俩打完了电话，驾驶着王之师专用的那辆贴有“特别通行证”的吉普车，开到纺织公司宿舍附近停下。王留在车上，张进入陈家，找出了电台，迅速带出了宿舍，驱车直奔上海北站，车站口遇上值勤宪兵拦阻，要检查。张力化拿出“红派司”说：“国防部的电台，立即要用，误了军机由你负责！”宪兵见是“红派司”，吉普车上又有特别通行证，不再检查了，不仅放行，而且帮助张力化把皮箱打上了火车，平安地运到了南京。 他俩电话通知交大后，第二天报纸上披露了消息，交大的学生组织队伍游行，向警备司令部“请愿”（实际是示威）。陈大庆被迫出来接见，婉词解说，担保从速释放。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蒋军全部被歼，黄伯韬自杀，杜聿明、黄维被俘，敌人真是如丧家之犬，四散奔逃。白崇禧突然发出通电，力主言和，逼蒋下野。蒋介石无可奈何，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以退为进的“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在这种形势下，汤恩伯召集科长以上的军官联席会议，讨论陈、苏案件。许多人认为，这个案件一无其他人证物证；二怕交大学生上街游行，风潮闹大，引起社会舆论不满；三因陈在社会上有地位，在学术界有影响。汤恩伯迫于情势，不得不予以释放。后由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泉将陈、苏二人保出，前后关押五天。他们被押在警备司令部临时拘留所一天，后转移到威海卫路和成都路口的宪兵司令部。陈、苏二人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地抗辩，终于顺利地出狱。 我那天离开澳门路，赶到翟树荣家中。告诉翟出事了，托翟设法买一张赴南京的头等火车票。我在翟家住了一晚，一月二十一日我就乘火车安全抵达南京，住在陈次泽的内弟胡绍源家中。我立刻叫胡到上海打听陈、苏在狱中的情况和电台转移的结果。胡绍源刚走，张力化就携带电台到了胡家。我叫张力化赶快运到芜湖，藏在他家。几天后，胡绍源返宁，欣悉陈、苏已平安回家。一场风险，总算平安渡过了。 在陈维稷被捕之前，赵家元也被捕了。他被捕的那天晚上，我正好从皖南回到上海。原想住到赵家元的豆腐店，但恐深夜叫门不便。我就雇车到澳门路，住陈次泽家中。第二天早晨，我拿了一斤茶叶，来到赵家不见赵家元，只见她的女儿在店中。她告诉我，昨晚深夜，特务捉走了他的父亲。我问了情况，知道是涉嫌被捕。后来才知道何东初托一船老板运电台到皖西，被敌人发觉，船老板供出安庆森大木行是何东初的落脚点，敌人又从森大木行了解到赵家元到安庆时也曾在这里住过，所以赵家元被捕。后因查无实据，赵也就被释放了。我到上海那晚如到赵家居住，也要成为阶下囚了。我又一次幸免被捕。 胡敏如从山东经上海去皖南游击区，他介绍我认识他的弟弟胡祥模。胡的父亲与友人合伙开设一个怡昌福毛巾厂，批发所在天主堂街。胡祥模在法学院读书，住在店中，我有事就找胡祥模。一天，我到怡昌福店屋内，管帐先生胡茂才告诉我，胡祥模于数日前被捕，现已查清被捕原因：胡有一个姓程的亲戚，参加皖南游击队，担任武工队长。程被捕供出游击队的许家宝到了上海，说胡祥模知道他的住址。上海的特务就逮捕了胡祥模，迫胡供出许的地址。胡祥模只承认与许是同学，许曾看过他一次，至于许的情况和地址坚说不知。敌人无可奈何，将他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直到上海解放才恢复自由。后来我知道许家宝不肯回游击队，恐许被捕对我们的活动不利，就叫人找到许家宝，要他急速离开上海。许就到浙江兰溪躲避，我才放心。 不久，舒展民手下的交通员余某也被捕了。舒在沪有家眷，他来不及通知我，就仓促地离开上海，乘海轮赴香港了。在这期间，上海确是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石原皋出狱第二天，我和他见面时，叫他写了一份被捕及释放详细情况的报告给我。我分析当时的形势，蒋介石集团妄图凭借长江天险，做最后的挣扎。将来的战役，只有渡江一次大战役了。为了迎接大军渡江，计划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芜湖。我写了报告，派张京武去江北，向李步新同志请示，并将石的报告也交张带去。李步新同志批准了我的报告。我随即到芜湖，要石原皋在南京休养一些时日，待身体复原后再去芜。我到芜湖，住在北门陡岗街张台望家中。不久，石来到芜湖，我又找范治农来芜。由于工作任务有了改变，而吴文端同志早去皖南，上海工作组实际上已不存在。为了适应情况的需要，乃成立芜湖地下工作组，由我任组长，范、石为组员。我们就今后的工作作了详细的研究和安排。 一切为了迎接渡江 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迅猛发展。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我军必胜局面已经形成。国民党人普遍哀叹蒋介石大势已去，末日即将来临，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抓住人心思变的有利形势，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将今后的活动集中到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进行策反工作。 当时正处于我军渡江前夕，若能将沿江城市如安庆、贵池、大通、芜湖、当涂、和县等地国民党驻军、专员、县长等争取过来，这对渡江战役是有很大意义的。工作组研究决定，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使他们认识到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揭穿国民党的和谈阴谋，申明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敦促他们弃暗投明，並具体交代政策。 二是扩大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一切爱国的进步人士；通过他们去影响和分化瓦解敌人，扩大进步力量。 三是开展策反工作。要物色好策反对象，确定具体任务，指定专人联系。特别要注意抓武装，选择适当时机，策反起义，以配合我军渡江作战。 根据以上任务，芜湖从事地下工作的全体同志分赴各地积极开展工作。现将策反活动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郑汉、陶若存、陈天任的策反活动 郑汉，安徽潜山人，一九三八年在铜陵当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大通沦陷后，他到铜陵乡下利用修谱的木刻字办江南战报，宣传抗日。新四军到皖南不久，就派人把他找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亲自接见他，并派张伟烈同志同他一道去铜陵开展工作。一九三九年上半年郑汉到青阳当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由我介绍，经东南局批准他为中共特别党员。不久，国民党安徽省第八区党务督导专员宋振渠根据特务密报，得悉郑汉通新四军，就要郑汉写一篇反动文章以“表明态度”，郑汉坚决拒绝，遂被撤职。郑被撤职后，安徽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罗洁莹要郑到专员公署任科长。郑汉绕道石台，访石台县长徐顺兴，徐即告知郑汉，罗並不是真的要郑去当科长，而是在一次专区县长会议上，太平县长王梦梅说郑是共产党，罗企图把郑骗到专署关押起来。徐送给郑汉三十块钱作路费，当天晚上派自己的卫士送郑到泾县万村（新四军军部附近）。郑汉住在我家病了一个多月，病愈后，我建议政治部研究安排郑的工作。袁国平同志说，郑还是到国民党统治区活动，作用比较大。我说，郑的面目已暴露了，在皖南是呆不下去的。袁要我问郑，在江北有无社会关系，能否找到工作。郑说，庐江县长郑铁桥是他的本家哥哥，到他那里可以找到工作，但郑铁桥曾在潜山杀过共产党，到他那里不能起什么作用。我对郑汉说，先到郑铁桥那里找个落脚的地方，等找到好的社会关系再离开。郑同意了。新四军政治部介绍郑汉到江北指挥部，赖传珠接见了，说郑今后在白区的活动，由他自己安排。赖说，以后我派人找你。郑汉接上关系后就到庐江去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郑汉被调到大别山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举办的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受训。适遇陈天任在该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陈天任是安徽五河人。一九三六年在铜陵县民众教育馆大通施教区工作，郑汉经常同陈天任交谈时政，志同道合。郑汉到大别山后，同陈天任住在一个地方，朝夕相见，交谈大别山的政治形势。陈介绍郑认识陶若存、玉汉昭。陶若存，安徽舒城人，政治上一贯反蒋，一九三三年任十九路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闽变失败后，戴戟介绍他到广西投奔新桂系。抗日战争初期，陶随新桂系到安徽，先后任舒城、无为、怀宁等县县长，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他在怀宁被撤职时，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在怀宁工作的共产党员撤退，国民党特务说他是安徽四个左倾县长之一。王汉昭，广西人，是新桂系中一个较突出的青年军人，与新桂系中的各方人物有广泛的联系，和我党在大别山工作同志常有往来。钟国松、董启翔同志和他接触较多。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后，他是李品仙的机要参谋，曾一度是大别山炙手可热的红人。郑汉因有王、陶、陈等人的密切合作，就决定留在大别山活动。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CC系主要人物方治（当时是安徽省的教育厅厅长）为了缓和CC系与新桂系的矛盾，拉拢新接任的李品仙合作，一致反共，打击革命力量。方治狂叫要在一年之内肃清共产党在大别山的势力。郑、王、陶、陈在白色恐怖下，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通过灵活的活动方式，粉碎了国民党CC系同新桂系合作反共的阴谋，打击了反共势力和特务活动，特别是通过王汉昭、陈天任的活动，掩护了一些同志到解放区去。还团结了一批进步爱国人士，为后来的策反工作准备了一些有利条件。 一九四七年七月间，我探知了郑汉的地址后，就写信给他，约他到上海见面。这时，余纪一同志也在上海白区从事地下工作，郑汉已先收到余纪一的信，在上海同余取得联系，并根据余的意见仍回合肥活动。不久，余纪一去皖浙赣边区开辟游击根据地，由范治农与郑汉联系。稍后，皖南地区党委负责人胡明同志确定范的工作由我领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郑汉到南京找着我，向我汇报了他同王汉昭、陶若存、陈天任在白区的活动情况。我听了郑汉的汇报后，认为郑在白区的活动，有了较好的工作基础。我叫郑汉转请陈天任到南京，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工作；并与王汉昭及时联系，商议起义的工作。转请陶若存到安庆做好郭坚、张湘泽和安庆专员全无若的工作。由范治农同陶陈联系。这些同志在大军渡江前夕的重要时刻，在策反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郭坚在黄石港起义 郭坚，安徽怀远人。他最早是十九路军翁照垣的部下，闽变失败后，翁把部队交给李宗仁、白崇禧，郭随军转入新桂系。抗战军兴，郭随新桂系到安徽，在任阜阳县长时，刘邓大军经过阜阳，在城内住了两天，他恰好因私事回家去了，省政府就以“擅离职守”的罪名给予撤职停用两年的处分。一九四七底李品仙为了巩固新桂系在安徽的统治，要扩充四个保安团，郭坚向李品仙要求工作，李以郭是新桂系的老人，跟他多年，又知兵善战，很想起用，但碍于郭受停用两年的处分，犹豫未定。就在这时，郭坚的好友陶若存、陈天任、李荫五、王贯之、陈雁峰等人以省参议员的名义联名写信向李品仙推荐郭坚为保安团长，李就名正言顺地起用郭坚为安徽省保安第十团团长。郭坚这个团是新编的。三个营，五个直属连，一百三十多名军官，二千五百多名士兵，都是他亲自物色和招募来的。我根据郑汉的汇报，请陶若存去做好郭坚的工作。一九四八年底郭坚由淮北调防到安庆。一天，陶、郭交谈了对时局的看法。陶坦率地告诉郭：他已与地下党有联系，对郭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起义军队的政策。郭坚毫不犹豫的表示：诚恳接受老朋友的意见，坚决起义，决不动摇。并说，他的部队马上要编到张湘泽的一二六军，要起义就在安庆行动，否则部队要开到黄石港，起义就麻烦了。陶考虑安庆周围都是国民党的部队，不便行动；又想到黄石港是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口岸，如在黄石港起义，对配合大军渡江作用更大。同时因当时正在和谈期间，地下党没有指示，不好办。要郭先到黄石港，等他请示后，再行通知郭，临走时与陶约定了通电暗号。郭到黄石港后，积极地做好起义准备。在郭得知解放军到达长江北岸时，当机立断，主动派代表并带一些家属到长江北岸找解放军联系，说他是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准备起义的部队。郭坚的这一行动，受到解放军的热烈欢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郭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的领导下，率领全体官兵在黄石港宣布起义。起义后，郭坚即将集中在黄石港内一百多只民船和一条小轮开赴长江北岸，迎接解放军渡江。使四野的四十三军得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渡江任务，分兵南进，追击国民党部队。长江南岸的国民党江防部队，闻风丧胆，武汉的白崇禧剿总，也惊慌撤退。郭坚在渡江战役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新华社向全国广播了郭坚所部的这一正义行动。郭坚同志写有《黄石港起义》一文（见《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详情我就不另述了。 三、张湘泽接受任务 张湘泽，安徽寿县人，他父亲张练之与白崇禧在保定陆军学校同学。张在青年时代就到广西，跟白崇禧当随从参谋，白对他很信任，曾把他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抗日战争后期，张任安徽省保安副司令（司令由省政府主席兼），执掌全省地方部队。一九四九年初，调任一二六军军长。他与陶若存同是新桂系，私交颇深。因陶的关系，张与朱子帆、陈天任、王贯之有些来往。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迁到安庆，陶、张都在安庆。我请陶若存与张湘泽联系，对张明以革命大义，晓以个人利害，劝张弃暗投明。陶即有意识地与张较多地接触。某一天陶约张到安庆一家有名的澡堂洗澡，包了个小房间。陶问张对时局的看法如间？张说：蒋介石不行了，美国决定大力支持德公（新桂系对李宗仁的尊称），看看有没有一线挽回希望。陶说：美国对蒋介石还能说不是大力支持，给的东西还少吗？结果又如何呢？大势已去，谁也挽回不了。张颇以陶的看法为然。接着陶就从国家前途，个人利害，劝张起义。张问陶的打算怎样？陶坦率地告诉张：他已与华东局派到芜湖地下党取得联系。张恳切表示坚决接受陶的意见，积极准备起义。不久，陶若存与张湘泽同车到达芜湖，我要陶若存与张湘泽谈好，约定时间，到王贯之家与我见面交谈。王贯之那天设便宴招待，陶若存为了避免被人发觉，未去参加。张湘泽的态度很直率，他说，他调任一二六军军长不久，这个军有三个师九个团。内中二个师，六个团，是由安徽的保安团编的，一个师、三个团是广西部队配编的，尚在广西。现在防地的两个师长，一个叫韦介伯（安徽人，新桂系），一个叫郭鉴淮（安徽人，新桂系），都是张义纯的亲信，是不能同他们谈起义的事的。下面的六个团，我能完全掌握的只有一个团（可能是指郭坚这个团），还有一个团不能完全掌握，但可以做工作，两个师、六个团都驻防在大冶、石灰窑、黄石港一带。张要求我派个人带一部电台跟他行动。我因手中没有电台又无人可派，无法答应张的要求。我根据当时的形势，要张在大军渡江时，放弃沿江一带桥头堡，边打边退，能起义就起义。张完全接受我的意见，并请王贯之为他的全权代表。后来陶若存说，张湘泽对起义已考虑了一个方案，带了国民党部队的江防图给我看，准备商谈起义的时间和地点、办法。恰好那天范治农也去找王贯之，张不认识范治农，不便将江防图拿出来进一步商谈。听了陶若存的话，我相信张湘泽对起义是有诚意的。张回到防地后，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他是按照我们交谈的意见做的。最显著的表现，是郭坚在未起义之前，师长郭鉴淮派了一个工兵连长带了一排工兵到黄石港（郭坚的防地）去破坏港口。要把一些大船沉在黄石港口，抵抗解放军渡江，郭坚不要他们沉船，工兵连长坚持要沉，郭坚就把工兵连的枪全部缴了。师长郭鉴淮打电话给军长张湘泽说要以三个团的兵力来包围郭坚，把郭坚这个团打掉。张湘泽及时到了郭鉴淮师部，不准郭鉴淮这样做，由张亲自到黄石港处理，实际上是掩护郭坚。因陶若存已告诉张，郭坚决定在黄石港起义。张湘泽知道这个情况，所以采取这样的办法。这样，郭坚就争取时间一面做好反击郭鉴淮包围的准备。一方面派人到江北找解放军联系起义。在郭坚起义后，张湘泽在无法控制部队，难以率部起义的情况下，从大冶一直退到广西玉林。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四、保五旅在绩溪通电起义 一九四〇年王汉昭是李品仙的机要参谋，他曾利用这个特殊职务和他在新桂系中的人事关系，掩护过不少我党在大别山的工作同志。一九四三年因王汉昭长久掌握李品仙的机要大权，遭到李品仙的妻子、兄弟等公馆派的嫉妒，李品仙受了他们的包围，把王汉昭调到望江任县长，后调任怀宁县长。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王汉昭辞职不干了。一九四七年春，王汉昭到合肥找到郑汉、陶若存、陈天任。郑告他已到上海与党取到联系，王很高兴，当即问现在怎么搞？郑说，现在刘、邓大军已到了大别山，形势大变，要抓武装，配合军事行动。王十分赞同，他在新桂系部队中，当师、团长的同学很多，要郑汉同他一道到新桂系部队中去做策反起义的工作。郑认为到新桂系部队策反起义还不到时候，建议王汉昭亲自抓点武装。郑又说，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指挥调动，运用自如，可以在重要的地方，重要的时刻配合解放军行动，作用就大了。王汉昭同意郑汉的意见，但一直找不到机会。一九四八年夏威到合肥接任安徽省主席。不久，机会到了。夏威要王汉昭去当明光专区的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汉昭到明光接任专员后，就积极行动，计划把所属滁县、凤阳、嘉山、定远、天长、来安、全椒、盱眙八个县的地方部队编为八个团，利用李宗仁扩充新桂系武装力量的企图，配备新式武器，成立一个师。结果，只编了四个团，成立安徽省保安第五旅。因郑汉不在合肥，王汉昭就要陈天任向地下党请示部队今后的行动。我在南京白敬宇眼药店见到陈天任、范治农。听了陈的汇报后，我考虑王汉昭的保五旅是几个县的地方部队刚刚拼凑起来的，情况可能很复杂，在江北起义，很难控制掌握，搞不好会出问题。当涂是大江南岸的一个重要桥头堡。当涂县长操竹友同我们有联系。假如保五旅开到当涂与操竹友配合行动，这对迎接大军渡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我请陈天任即去江北向王汉昭转达我的意见。王表示同意。他冲破重重障碍，迅速地把部队开过江，南撤到当涂。几天后，王汉昭到芜湖，程中一（当时的省参议会秘书长）设宴招待，我和石原皋、范治农都到程中一家赴宴。王汉昭汇报了他在当涂调查民船数量和沿江守军的番号、人数、防卫、工事等情况，引起南京卫成司令部的怀疑，说当涂不是安徽保五旅的防区，下令六十六军速将保五旅部队驱逐出当涂县境，我考虑到这个情况很危险，保五旅有被六十六军吃掉的可能。当即告诉王汉昭，将保五旅开到绩溪县，这样即可加强皖南地方武装力量，又便于和胡明领导的游击队就近联系，以后保五旅的行动由胡明同志直接指挥。我即派石原皋同郑汉一道去找胡明，介绍王汉昭和保五旅的情况。我告诉郑汉，要向胡明同志汇报清楚，保五旅是由几个县的地方武装临时拼凑起来的，情况复杂，要十分注意。胡明同志听了郑汉的汇报后，即派郑汉、顾永康、李民到保五旅协助王汉昭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郑等到后，即协助王汉昭整编部队，把四个团编为三个团，集中精锐，成立一个直属营，把一个有中统特务嫌疑的团长江恕和一个对起义有抵触思想的团长韦驹，用调升副旅长的办法，使他们离开部队。江被调后，借故跑走了。韦经过说服，后来跟着一道起义了。郑汉还给保五旅写好了起义通电的文稿。后来王汉昭要郑汉以旅部参议的身份同李海（李当时是民革成员）一道到太平麦镇涛团去慰问，实际上是去了解麦镇涛的动态。这时麦已被张义纯收买，将郑汉、李海二人捆绑押赴屯溪处置，到达岩寺，解放军已经胜利渡江，张义纯慌忙逃走，弃麦于不顾。麦此时进退维谷，经一营营长胡明玉力劝，把郑汉、李海放掉，为自己保留后路。麦已是自身难保，只好听部下随意处理了。郑汉、李海受尽折磨，几乎丧命。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安徽省保五旅在绩溪县通电起义。王汉昭同志写有专文，详情我就不赘述了。 五、怀宁县长钱镇东起义 安庆扼长江中游，形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怀宁县政府设在安庆。县长钱镇东，怀宁人，他有个朋友叫刘干，也是怀宁人，曾做过县长。刘干是民盟盟员，在安庆做民盟的工作。刘干动员钱镇东起义，钱顾虑重重，不肯答应。陶若存当时在安庆想策动安庆专员全无若起义，全是广西人，与陶若存私交颇好。陶开始信心很足，可是去全家几次试探，说不进去。郭坚的部队又开到黄石港去了，陶若存很着急。为了有助于解放军的胜利渡江，安庆不遭到破坏，做好钱镇东的工作，就格外重要。一天，陶若存去找刘干，问刘干对钱镇东的工作做得怎样？刘说，这个人真难搞，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还说要破坏安庆，把自卫队拉下乡打游击。刘又说，钱镇东对陶若存的印象很好，要陶去同钱镇东谈谈。陶考虑钱镇东虽未接受刘干的意见起义，但对刘干并没有什么不利的举动。钱与新桂系毫无关系，不会跟新桂系跑到广西去的，大势所趋，除起义就没有路可走。陶与钱虽无深交，但钱是建设研究会的会员，有过一些来往。这样，陶就去找钱镇东，单刀直入地对钱说，刘干劝你起义，你应当好好地想一想。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消灭光了，你这个自卫队能顶什么事。再说安庆是你的家乡，如果遭受破坏，你对家乡不好交待，为国家利益和个人利害，接受起义是光明正路。陶还反复地阐明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政策。钱听了陶的一番恳切的劝告后，很爽快的答复，听你的话，接受起义。不久陶若存离开安庆，到芜湖曾向我们谈过钱镇东的情况。大军抵达安庆时，钱镇东率部迎接解放军入城，并执行我军的命令，公布安民告示，维持秩序，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六、110师于义乌起义 廖运升、廖运泽，安徽凤台县廖家湾人。他俩是堂兄弟。他们的父辈们参加辛亥、讨袁等役，抛头颅、洒热血，遭受了很大的牺性。廖运泽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曾是共产党员，参加了南昌起义，后脱党，任过国民党的骑兵军长。廖运升毕业于黄浦第四期，在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一年两次反过蒋介石。因为他俩是黄浦生，蒋认为“败子回头”，既用他俩，而又不敢重用。淮海战役时，廖运泽任第一纵队司令，廖运升任副司令，纵队所有事情都由廖运升负责，运泽兼任他职，不管纵队的事情。当时，他俩另有一个堂兄廖运周，任国民党110师师长，属于黄维兵团。他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廖运升得着这个消息，觉得再跟蒋介石走是死路一条，投向人民还是有光明前途的。于是在一九四八年他俩就决定找机会和党联系。廖运升派人去找廖运周，恰好三野的联络部派人在淮南、寿县、正阳关一带搞策反工作。此人化名朱怀武，住在寿县城南廖的最好朋友常世清家中。经常和廖见面并初步研究了起义的事情。 蒋介石对廖家兄弟本不放心，自从廖运周起义后，就更不放心了。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安徽站站长唐玉昆接到上级的命令，给阜阳组组长刘惠生密电，要其接受保密局的命令到廖部任随军组长，监视廖部的行动。 刘惠生，安徽阜阳人。一九三八年春，他在武汉，参加军事委员会战干团受训。同年秋季转入中央警校特训班（戴笠办的特务学校）。受训一年半，一九三九年冬，经特务头子戴笠多次谈话，分配到安徽阜阳地区做秘密情报工作。一九四二年春，他由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调查室调到阜阳地区任阜阳组组长。所辖的活动地区有阜阳、太和、临泉、颖上、涡阳、蒙城、亳县、凤台、寿县等十县及界首、三河尖、正阳关、阳湖等几个大镇。他任军统局阜阳组长计有七八年的时间。当他接到唐玉昆的密电后，感觉到很为难。论私交，他与廖氏三弟兄情谊很深：论纪律，他又不敢不服从。最后还是带了电台台长、译电员、文书等人员到廖部去了。他到廖部，为了公私两全，他将密电交给廖运泽看了，后来廖运升也得知此事。廖知道刘的身份，看了密电后，心中虽然稍放心，但仍然不踏实，恐怕刘做成圈套，引他上钩。廖还是存了戒备之心，只叫部下对刘的生活予以特别照顾，刘都婉言辞谢。 国防部保密局派了刘惠生到廖部后，蒋介石还是不放心，随即命令廖部离开正阳关，率全部官兵，约计万人开到江南芜湖，使廖部在国民党大军云集的芜湖，不敢异动。一九四九年一月初，第一纵队到达芜湖后，被改编为110师，以填补原来的番号。调廖运泽为某军副军长，这叫做明升暗降。可是他的部队大都是安徽皖北和风台、寿县一带人，可以叫作淮上子弟兵。因怕发生变化，不得不任命廖运升为该师师长。刘希文（黄浦二期生）任副师长、盛燮勤（黄浦六期生）任参谋长。储培基任该师第一团团长、朱振业任第二团团长、张普庆任第三团团长，全师共八千多人。该师离开正阳关后，廖运升即与地下党失掉联系。他派人去找廖运周，一直没有消息。如何再能找到共产党、解放军呢？事关个人的安危和全军的命运，他忧心仲忡，但又丝毫不能吐露。 刘惠生虽将密电给廖运泽看了，内心还是很矛盾。他眼看形势的迅速变化，国民党已是日薄西山，作为一个在军统混了十几年的特务，何去何从？终日坐卧不安。他随着廖部到了芜湖，怀着苦恼的心情去看望张台望。他与张有金兰之谊，他知道张在大革命时期与共产党有关系，虽然一别十余年，但私交仍在，可以畅谈一切。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就叫张台望做通刘惠生的工作。经过张台望宣传革命形势，解释党的政策，阐明个人利害得失，刘惠生反复考虑十多天，决定弃暗投明。于是，他先做好该师第三团团长张普庆的工作。张是安徽太和人，是刘的老朋友，张普庆经刘劝说，决定随刘行动。刘又向廖运升说明了自己与张台望接触的详细情况。这时，廖运升对刘惠生的怀疑顿然冰释，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但廖对于我们代表哪一级组织还不了解，要约我们当面谈一谈。我叫石原皋出面去谈。一天下午，石和张台望到新芜路大观园澡堂一个雅座小间与廖运升、刘惠生、张普庆三人见了面。石对廖运升说：“我与岳丹秋是在德国时的同学，是好朋友。你们廖家的情况，我完全知道。前两年华东局叫我通过岳丹秋找你们弟兄联系，始终没有遇着。今日相逢，真是生平快事。”廖家与岳家是世交，两家共过患难。廖知道我们的情形和使命后，一切疑团都消失了，他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尽快起义。 廖的部队驻在芜湖，虽不担任江防任务，蒋介石还是不放心，又令110师开赴泾县。这时，国民党的部队驻在皖南一带约有十几个军，廖部在国民党的大军包围之中，自然不能轻易行动。当廖等离开芜湖的前几天，我叫张台望转告刘惠生，说有两部电台急需送到皖南游击区。这两部从陈维稷家抢运来的电台，藏在张台望家中一直未能送交胡明，现在需要他们掩护送去。刘惠生和张普庆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临行前一天，刘、张从张台望家取出电台，藏在他二人住的旅馆房间内。我派查效华乘坐刘、张的吉普车同往。到了南陵县城南35里的三里店村，查效华提着装有电台的箱子下了车，张普庆送查出了村头，看他进入山林，才驱车前往泾县。 110师到达泾县，师部驻在城内，第三团驻在茂林。刘惠生起草了一封说明情况的信，由张普庆具名，派了可靠的勤务员高鸣鹤，送到当地游击队的防地，交给了洪林同志。洪林回了信，叫他们各驻原防，互不干扰。不久，第三团与第一团换防，刘惠生又随第一团住在茂林。 三月间，蒋介石又调110师赴浙江杭州。我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派张台望赶到泾县，转告他们要找适当时机起义，千万要谨慎，不要被蒋介石的军队吃掉，并告以与皖浙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联络的方法。张台望到了师部，廖设宴招待，为了消除一些军官对张身份的怀疑，廖在会上作了解释，说张先生是师的参议云云。 110师经宣城向浙江开拔，到了杭州附近的萧山县驻扎下来。刘惠生没有跟随部队走，而是到芜湖、南京、上海等地看看，然后到杭州去找部队。他到芜湖后，很巧，碰上了奉唐玉昆的命令去阜阳潜伏的张纪泽、刘树端，得知张、刘二人在上海见着特务头子毛人凤，毛给他们五百银元，发给一部电台，叫他们回乡潜伏起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刘惠生对他们说，大势已去，你们带着电台回阜阳是找死，还是跟我一样，到时候将电台交出。二人听了刘的话，就按照刘讲的去做了。 刘惠生经上海赶回部队，到达萧山不久，解放军已胜利渡江。110师又奉命开赴浙江义乌县，担任城防任务。正好，义乌没有其他国民党部队，有利于起义。忽又接到85军的命令，要调110师连夜开到金华，归李延年指挥。廖运升考虑，如若该部开到金华，起义就比较困难了。因为那里是国民党部队麇集的地方。于是廖运升在五月三日夜召集团长以上的干部开会，把目前所处的形势和准备起义的事情讲清了，看看大家的意思、态度如何。他说清了利害关系，大家一致表示同意。会后，刘惠生和张普庆派上尉军官胡明理去同当地的党组织联系，很快联系上了。廖运升就叫张普庆派了一个排去扒铁路、断电线，另外派一部分武装包围了国民党一个专署的武装大队，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然后在地下党向导的带领下，向义乌西边山里的游击区出发。 第二天，即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部队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山村，廖运升召开了全体官兵大会。会上，廖运升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已经决定起义，投奔人民解放军，走向光明大道。”廖的讲话，得到全体官兵的支持，大家表示愿意跟着师长走上新路。会后向全国发出了通电。 然而，起义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就在廖运升宣布起义时，第三团有一个连长掏出手枪要向廖射击，被人按住了手腕。张普庆听到报告大怒，下令枪毙那个连长。刘惠生连忙加以劝阻，提醒他不能草率处理这件事，如果稍不慎重，部队很可能会乱起来。张觉得有理，便将那个连长关押起来，规劝其认清前途，顺应潮流。 廖师第二团的宿营地离师部约有15华里之遥。五月六日，廖运升接到第二团团长朱振业的电话，说他掌握不了这个团，请师长前去讲讲话，以安定军心。廖因连日劳累过度，疲乏不堪，不能前去。他叫参谋长盛燮勤去讲讲。盛假装不愿意，廖坚持要他去，他才答应。 盛去了半夜，毫无消息，电话又打不通。廖派人去探听，才知道二团连夜逃走了。经过调查，得知盛燮勤的家眷在当天下午已转到第二团。廖这时才恍然大悟，连说：“阴谋！阴谋！”原来盛与朱早已勾结，他们企图将廖运升骗到团驻地，将廖扣住。然后，逼廖将起义部队重新拖回金华。如果不从，就将廖架走或者枪毙。 自五月四日起义后，110师的给养全部由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供应，直到五月十日，才和解放军35师（师长李德生）联系上，给养才转由解放军供应。110师改编为两个团，分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2军34师（师长尤太忠）和35师。 五月底，廖运升带着张普庆、刘惠生及团以上的军官到达二野总部（在南京）学习。学习结业后，廖运升留在南京工作。刘惠生分配到芜湖，我在南京时遇见曾希圣同志，谈到刘惠生的情况，曾希圣要他到皖北去工作，刘持二野政治部和我的介绍信到了合肥，见着曾希圣，就由省公安厅分配他搞侦破特务案件的工作。刘就在蚌埠以摆纸烟摊为掩护，先后侦破了一批比较重要的案件。他已退休，现任蚌埠市政协委员。 七、严时信在安东舰的活动 严时信，安徽寿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海军安东舰航海官兼第四江防区指挥部参谋（舰长唐涌根兼任指挥官）。他眼看蒋家王朝覆灭在迩，就到南京找党的关系。他与耿家舒是表兄弟，一九四九年初，严通过耿家舒找到朱子帆，要求同我地下党组织联系。朱将他的要求转告我，我叫石原皋出面与严接谈，并负责海军方面的起义工作。一天，在芜湖牛奶坊朱子帆家中他们见面了。朱子帆、洪绍侠（朱妻）、耿家舒也在座。晤谈之后，石知道从大通至西梁山的江面上的军舰都归第四防区指挥，共辖20多艘舰艇。以安东舰为指挥舰，舰长唐涌根住在舰上。唐与严是海军学校的同学，私交很好。 严时信开始要求石给他十个人，暗藏武器，由他带上舰，强制安东舰驶至北岸起义。石仔细考虑，严在舰上只是单身一人，并且海军总部还派有特务在舰上监视。万一不成功，严肯定要牺牲，我们在芜湖的一切布置，也有前功尽弃的危险。就是起义成功，国民党也会立刻派飞机轰炸，定蹈重庆舰的覆辙。因此，石不同意他起义，请他做一个无名英雄，要他在平时不断向我们提供国民党的海陆空军在江南一带的军事行动和军事部署情况，设法让唐涌根离舰，取得实际上的领导权。以便大军渡江时，能使国民党海军舰艇“按兵不动”，协助大军顺利完成渡江任务。严欣然同意，接受任务，从此就参加了我们的工作。 严时信及时提供国民党第七绥靖区兵力和海军第四防区的兵力配备情况，附有草图，并有第七绥靖区和陆海空军守备江防的联络信号。他每次上岸，都到朱子帆家中，叫洪绍侠约石原皋到朱家晤谈。他说，国民党守备芜湖正面的部队是第20军，它的工事构筑较坚固，且多处于圩田和泥沼地带，易守不易攻。他建议大军在芜湖上游江北一带开辟渡江点，因自大通至获港一带，国民党的江防部队力量很薄弱，易于突破。我们及时将他送来的情报和建议转送解放军江北前线指挥部。 一天，汤恩伯亲自到芜湖，登上安东舰，要严时信将船炸沉于裕溪口，把裕溪河堵死，企图来一个“水淹七军”。严时信说，现在是枯水期，春水未发，巢湖水位不高，现在沉船堵口，作用不大，并会影响国民党军队在江北的阵地。等到春水一发，再行沉船。就这样汤恩伯被他搪塞过去了。 四月二十日上午，严时信同耿家舒来到朱子帆家中，洪绍侠迅即找着石原皋。严告诉石，国民党飞机侦察到今天荻港对岸的江面，集结大量民船和部队，准备渡江。石了解了情况后，立即决定三点：（1）想尽一切办法拖延舰艇上驶的时间；（2）安东舰不要向渡江船只开炮；（3）向北岸旷地开炮，方向和角度不要改变。下午五时左右，第七绥靖区副司令曾庆瑞即用无线电话通知严，要他即刻率领在芜湖江面的全部舰艇上驶，配合陆军作战，堵击解放军渡江。严以要向海军总部请示为理由，拖延时间。接着又将安东舰上的无线电话破坏。这样一来，要与海军总部通报，必须由第七绥靖区转达，这也可拖延上驶时间，应付情况。 二十日晚间十一时，第七绥区转来海军总部及国防部的命令，责令立即开船，上驶作战，他又借故拖延。二十一日凌晨三时左右，命令如雪片飞来，“如再不上驶作战贻误军机，定以军法从事”。 石原皋与严时信约定，于二十一日上午，在朱子帆家中晤面，听取他的汇报，再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石和耿家舒住在朱家。该日上午久候未见严来，他们非常焦急。终于把严盼来了，只见严神色慌张，不知出了什么事故。他坐定后才说出今早的惊险事情。海军部参谋长周宪章，今早带领军法官来追查海军责任，主要是追查严的责任。七绥区副司令曾庆瑞随同周前来，当着严时信的面向周控告说：他早就把解放军将要渡江的消息告诉了严，要严及时率领舰艇上驶作战，而严一再拖延不执行。严冷静的听着，一方面在心里打主意，等曾庆瑞说完，他当即提出三条理由：（1）他不是副指挥官，指挥作战的责任不在他身上；（2）太阳洲解放军向南岸发炮射击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弃芜湖防务责任，全部舰艇上驶作战，万一芜湖附近解放军渡江，责任谁来担当？他当然要请示海军总司令部以后才能行动；（3）解放军在八时开始渡江，何以在八时半就占领前沿阵地，陆军是怎样抵抗的？曾庆瑞不得不承认守旧县的陆军有一个营“叛变”（起义）。国民党的海陆军互相推委，都想把失守的贵任推给对方。周宪章听曾说完后，立即抓起电话机向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报告说：“陆军守江部队发生叛变，海军舰艇被打坏几艘，海军是没有责任的。”严时信的责任完全推脱了。他仍任原职，指挥机构还设在安东舰，由他掌握。 严时信惊魂甫定，余悸犹存。他认为解放军已渡江，提出离开舰艇的要求。石告诉他，二十一日夜晚，还是关键时刻，不能半途而废，不同意他离舰。耿家舒、洪绍侠也赞成石的意见。石对严说：“（1）赶快回安东舰，坚决完成掩护渡江的任务；（2）舰上既来了新派来的督战人员，那末，开船上驶的时间不能太拖延，千万要谨慎，不能炮击渡江船只；（3）必要时将安东舰机件弄坏，然后搁浅，设法上北岸；（4）我立即电告江北前线指挥部孙仲德同志，你如被俘，就去找孙，可保障安全。”严听了石的话，下了决心，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重登安东舰，根据石的意见，相机行事。石原皋离开朱家，马上通过由储文朗控制的电台（唐晓光、顾训方送来的密码）发了一个电报给江北指挥部孙仲德同志。严时信在晚上九时许，率各舰艇上驶。他为了完成掩护解放军渡江和避免轰击我军渡江船只的任务，只有把国民党舰艇控制在非渡江点的水域。因此，他把舰艇控制在芜湖和白茆洲一带江面，指挥各舰向江北农田和沼泽地乱发炮弹，打了几个小时，直到二十二日清晨，各舰才开回芜湖停泊。他又一次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二十二日八时一刻，安东舰开船，离开芜湖，到马鞍山时又复停船，等待永嘉舰。直到二十三日二时左右由林遵司令率领的永嘉舰，开过马鞍山，安东舰也随即起锚开航。当安东舰开到梅子洲附近（靠近金河口）时，他设法将安东舰开上沙滩搁浅，自己乘预先准备好的炮艇，开往江北探听解放军的情况。约过了个把小时，江水涨潮安东舰退出浅水，未等他回舰就开往南京。他也乘炮艇随后到南京。安东舰驶到南京巴斗山后，随着林遵率领的舰队起义了。 严时信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后，我向李步新同志汇报了严时信单身作战的经过，李步新同志亲笔写了介绍信，由石原皋陪严时信到南京市委报到，请市委安排工作。市委又转介绍到海军部，由海军部分配到东海舰队工作。严时信是解放后得到最早安排工作的一个同志。 八、争取芜湖县长谢汝昌起义 谢汝昌是安徽青阳县人，家在大通开设谢贻丰商店。我在青阳县做过工作，又在大通住过多年，知道谢的为人。他与石原皋是北大时的同学，谢学法律。他俩私交极好。抗战初期，戴戟任皖南行署主任，就发表谢任贵池县长，后历任休宁、宣城、芜湖县长。宋亦英同志被捕出狱后，我叫她离开上海，在芜湖等待石原皋的弟弟石士彦来接她去皖南游击队。我写信给谢汝昌，请他为宋安排一个工作。谢汝昌知道她的情况，就在芜湖教育局替她挂了一个县督学的名义，发给一张聘书。不久，石士彦到芜，她凭着这张聘书，顺利地经过宁国、旌德、绩溪进入游击区了。 石原皋出狱后，知道了这件事，虽十多年未唔面，根据谢的思想情况，觉得有把握把他争取过来，便写了一封信给陶贤棣（也是北大同学，住芜湖），要陶告诉谢汝昌，石不久要到芜湖去。陶来信说，谢欢迎石去，希望早点去。石和他的哥哥石在民就在春节前几天，来到芜湖，先住在三圣坊三号楼上。石让陶找谢，相约晤谈的日期。旧历三十日下午，陶来陪石到谢的家中过除夕。他俩十年未见，一旦相逢，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时谢汝昌正在何去何从迟疑未决的时候，急需要人商量、帮助，但他很自负，不轻易听信人言，也不轻易作出决断。他俩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一见面开门见山，敞怀畅谈。谢提出一些问题和顾虑，石原皋说明党的政策，谢放心了，顾虑消除了。石详细地问了芜湖的驻军和社会等情况，并问他：“你的部下怎样？县大队有多少人？装备怎样？你能否指挥？”谢告诉石，县政府的骨干都是跟他多年的亲信，决无问题。县大队正式名称叫做国民兵团，按团的编制，县长兼团长，大队长是团副。大队下设三个营，每营约有五百人，共计约有一千五百人，装备也还好，虽不能打仗，但维持地方秩序，绰绰有余。团副（即大队长）奚迺辉是芜湖本县人，与军统外围有关系，不是他的亲信。但奚酒辉是靠奚国光爬上去的，听奚国光的话。那时奚国光是民盟盟员，任芜湖县银行行长。石与奚国光也是老朋友。第一营营长王心一，潜山人。第二营营长金敦厚，桐城人。他二人的枪法非常好，忠于谢汝昌，谢倚之为左右手。谢确能指挥的占三分之二。石与谢约定，他们在必要时才见面，一般事情由谢的弟弟谢汝祥传递。并约定于旧历正月初三同阵去看王先强。王先强是合肥人，留日学生，黄绍任浙江省主席时，王任浙江省民政厅长和浙西行署主任。谢在他手下任秘书。王先强在北大任讲师时，石就与王很熟识。当时王在芜湖郊区濮家店养肺病。谢、石俩谈到深夜，抵足而眠。次日早晨，客人来贺春节，石就离开了。到了正月初三，谢汝昌向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借了一部汽车，同石前往濮家店，看望王先强。王说，他与朱子帆、储应时已有联系。吃了午饭，石与谢乘原车回芜。 我与石原皋研究了当时芜湖的情况后，决定和谢见面，共同商量和安排下一步工作。一天晚上，我和石同去谢家，在座有朱子帆、王贯之、储应时、王先强，共计七人，讨论如何开展工作。大家一致认为，芜湖非常重要，这个据点绝对不能丢。如若失去，对于工作的开展则很困难了。决定由朱子帆负责，在大军渡江前，确保谢汝昌的县长职务不能调动。储应时仍回上海，他是安徽岳西人，留学美国，抗战初做过安徽省建设厅长，参加民盟。他在上海继续做对敌工作（解放后，储任上海市参事室主任）。关于芜湖方面的工作，石根据我俩事先商定的意见，向谢汝昌作了布置：（1）把最可靠的王、金两位营长以及连排长和士兵集中在芜湖市区，好的轻武器也集中在身边，亲自掌握。对于奚迺辉，没有把握，可叫奚带领一部分士兵，分驻在芜明县乡下各集镇。（2）谢汝昌全力负责芜湖市区的治安，尽力设法保护进步人士的安全。（3）确保国家财产和明远电厂、裕中纱厂、益新面粉厂、火柴厂以及碾米厂等工厂的安全。（4）调查存在芜湖的军粮和四大家族囤积的粮食，查清数量、存放的地点及店号，防止他们偷运、疏散。（5）保护人民生命财产。（6）保存各种档案，不要丢失。石告诉谢，在紧要关头，万一找不到石，谢要果敢决断，以免贻误时机。石在芜湖第五中学读过书，他家又在芜湖开设药铺，认识的人很多，关系也不少。当时芜湖特务麋集，苏、浙、皖三省调统专员李仁甫，安徽省调统专员王进之，他二人在芜湖住了很久的时间才往屯溪。调统特务胡百练，绩溪人；经绍周，芜湖人，他俩都认识石。在这种情况下，石必须提高警惕，决不可轻易出面。他的住址经常变换移动，有时住在三圣坊三号楼上，有时住在长街泰丰南货店。石住的地方，只有我、石在民、张台望三人知道。其余的人，一概不知。不论何人找石，必须先找着石在民，再由石在民告诉石，然后约定晤谈时间及地点。 过了几天，我又约谢汝昌在程士范家中晤谈。那时，程任明远电厂经理。参加的人有石原皋，王贯之，操竹友。我们在房内开会，程士范的老伴在屋外看风。她在外面停留了一阵，见无动静，进房用绩溪话告诉石，屋外无人，要大家放心。那晚，主要是听谢、操二人汇报情况。操谈了当涂县的详细情况以及当涂沿江驻军的情况，并谈了与泾县县长俞步骐联系的经过。谢汝昌着重谈了芜湖城防情况。 谢汝昌是芜湖城防五人小组之一，但他不知组长张力化是我们的人，他在城防会议上，不轻易表态。在这个小组中，真正有实力的人物是谢汝昌，因为掌握着一千数百支枪杆。他又亲自兼军事法庭的庭长。可以说他操生杀之权。他在官场混了十多年，有一套经验，善于同特务周旋。他的计划是，万一特务要逮捕我们的人，在他无法抗拒时，就先下手为强，将人先抓起来，关押到县政府。公开是逮捕，暗中是保护。在芜湖的地下活动人员，没有遭危险，主要是归功于张力化，但谢汝昌也尽了力。 不久，南京派轮船来到芜湖，装运军粮。谢汝昌派人到存有军粮的堆栈和砻坊，对他们打招呼：没有得到县政府的准许，不得装运放行，如违即严厉惩办。南京派来的人，就找谢交涉。谢明拖暗抗，借口现存的军粮，只够芜湖及其附近各驻军的口粮，不能运走。倘若运走，则影响军心和民心，治安不能维持，这个责任谁能负责？只有一个办法，等到稻谷碾成熟米，再行打包装运。何时能够加工完毕，现在难定。他采取一方面硬拖，一方面热情接待来人，软硬兼施，致使南京来的人，空船驶回。 四月二十一日早晨、解放大军渡江成功的消息传遍芜湖。芜湖的警察局长陈浙民、是军统的人物，听说大军已渡江，吓得逃跑了。谢汝昌增派军警，加强巡逻、一切秩序如常。四月二十二日晚，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率部逃走，在芜湖的海陆军也全面撤退。石原皋于二十三日上午打算去找谢汝昌、刘格非二人。这时，张台望急急忙忙赶到吴大鑫（吴抗战时帮助我党工作，胜利后被捕，后经石花钱保了出来）家中，告诉石：张力化看到石的名字在特务的黑名单中，因为张力化没有批准，他们不敢下手。现在他们狗急跳墙，决定于今晚（二十三日晚）将石等逮捕枪杀。张台望劝石立即离开芜湖暂避。石想、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全部撤离，谢汝昌的自卫队有足够的力量维持芜湖地方秩序，并有刘格非协助，可保无虞。同时，石早已对谢交代过，万一有急事找不着他，谢可当机立断，一切由石负责。此时情况急迫，石就不找谢汝昌了，在将我交给他保存的电信（包活华东局、国区部、皖南地委的文电）处理掉后、即和他的哥哥、吴大鑫离开吴家，下午乘火车赴南京，上六点到南京时，南京已解放，蒋家王朝彻底崩演了。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打电话给谢汝昌，要谢率部一阵南逃。沈的武装只有一百数十人，装备很差，毫无斗志。谢在市区的武装有七八百人，两个中队长（营长）极可靠，枪法很好，士兵也听命。谢打算将沈扣住，派谢汝祥找石商议。那知石已离芜，无法找着。谢就放弃扣留沈的主意，与沈敷衍。入夜，沈率领一百数十人到北内街，带卫兵四五人来到谢汝昌住宅的楼上，威逼谢率部一同逃走。谢采取软抗的办法。最后，谢假装派人去找两个营长带队一同走，又装着没有找着。沈这时非常恐慌，怕解放军一到，他就逃脱不了。他不敢再逼谢，只好说：“我这手令给你，我们先走，在宣城等你。你在天亮以后一定把两个营全部带去，耽误了，就不能怪我不客气了！”真是死到临头还要装腔作势。沈无可奈何地率残部匆匆逃走了，在途中被解放军击毙。这时刻，解放军尚未到，芜湖成了真空，留在芜湖的逃兵散匪很多。谢汝昌立即召集王心一、金敦厚两个营长，亲自带领数百人，分头上街巡逻。谢巡逻到一个小街，遇见一个匪兵抢劫纸烟店，抓住后当场处决。这样，芜湖的社会秩序就平安无事地维持了下来。他一夜没有睡，二十四日，天未大明，第三野战军三十军军长饶守坤率领部队先行到达芜湖，谢汝昌无法抽身去迎接，由第六行政专区保安副司令刘格非前往迎接。早晨，刘格非陪饶守坤军长到芜湖县政府。谢汝昌在县政府大门外迎接，向饶军长汇报了一切，饶军长叫谢在芜湖市政府未正式接收前，仍暂留任，办理日常工作，以待接收，并叫他出安民布告。还叫他将国民党留下的军粮赶快搜集起来，以备军用。谢说，军粮已全部扣住堆存，要求饶军长派一个干部跟他去，提取装运。饶军长立刻派人跟他去收集军粮。 三十军因奉命改为追击。芜湖市由第二野战军第十军军长杜以德接防。二十五日下午，杜以德、李步新、江靖宇等同志到达芜湖，立即正式成立以杜以德、李步新为正副主任的军管会，谢即将芜湖县的自卫队人员，武器弹药集中起来，由军管会派人接收。过了几天，谢将所有的钱粮和公物以及档案文件，均一一列册清交。可以说，芜湖是毫无损失地解放了。 九、当涂县县长操竹友的活动 操竹友，安徽怀宁人，抗战初期，我在青阳县工作，他任国民党县长，也曾秘密到过新四军军部，那时我就与他取得联系。我离开青阳后，联系中断了。解放战争时，他任国民党宁国县县长，与余纪一、范治农取得联系。范派朱明在那里做联络工作，朱任县政府的指导员。后来操调任当涂县长，朱明也随之到当涂，任军需工作。 一九四八年底和含支队负责人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决定派原在芜湖做地下工作的任椿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在当涂、芜湖一线搜集军事情报。不久，又决定将任椿的工作关系交给我。我就叫任椿到当涂县政府搞个公开职业作掩护，我告诉了操竹友，操就给任挂了一个助理秘书的名义。我们在芜湖，可以从张力化、谢汝昌、严时信等各方面得到情报，但南京方面的情况，则较困难。故决定改派任椿到南京。操竹友找着芜湖的《复兴日报》社长吴博全，介绍任椿当《复兴日报》的特派记者，常驻南京，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可以到处活动，收集情报。于是，任椿即往来于宁芜两地，陆续送来一些情报。 这时我要王汉昭率领保五旅从江北撤到江南当涂，同时通知操竹友，如保五旅遇着困难一定要帮助解决。保五旅渡江后，由范治农同王汉昭先到当涂。王同操商量，希望从采石矶粮仓多拨五万斤粮食给保五旅运送到南京去卖，换取布匹制作夏季军装。操竹友如数拨给保五旅了。 操竹友要我派人到当涂，会晤县自卫队大队长。石原皋就到了当涂，住在县政府内，见着朱明，会晤了大队长席甘霖。当涂县大队有一千多人枪，石对席说明了党的政策，“既往不咎，立功受赏”，希望他率部迎接大军渡江，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席欣然同意。操竹友认为席甘霖既然答应接受任务，他就可以离开当涂，请调到贵池，另辟阵地。我同意了操的意见，他就赴贵池上任了。谁知时局变化迅速，大军渡江，一举成功。因此，操到贵池后，未能发挥预定作用，但总的来说，操在大军渡江前还是做了些工作的。 扩大统一战线 争取和团结进步人士 统战工作是我党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就是依靠统战政策，不断地发展和扩大进步民主力量。国民党的一些军政人员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纷纷弃暗投明。这些进步民主人士，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将主要成员情况简介如下： 朱子帆，安徽无为人，在抗战时期就与我党有关系。周新民、李云鹤、唐晓光等同志和朱都有联系。一九四七年秋我到南京，找着周新民，是周介绍与朱见面的。朱的身份是立法委员。我到芜湖后，就叫石原皋赴南京找朱、范二人。石去南京找着黄梦飞，托黄催朱、范来芜。朱到芜湖告诉我，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张义纯邀朱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朱口头同意，如我认为不妥，他准备辞去。我认为任职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同意他任省府秘书长之职。 以朱子帆的身份和当时的社会地位，他在皖南，可以说是民主党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和皖南的民主人士有广泛的交往，在他未去屯溪之前，一方面同我们联系，同时江北也派人来找他。我同朱约定，凡是江北派来找他的人，由他负贵，只须告诉我一声，我们不与来人接触。如唐光晓、顾训方派交通程效安与他联系，后又派人送来电报密码、都是经朱手转送的。后来朱赴屯溪就任秘书长，联络之事，他的妻子洪绍侠担任。 朱子帆介绍刘格非、储文朗给我们。刘格非，安徽广德人，那时刘任第六行政区保安副司令之职。我叫石原皋与刘联系，刘住在国货路，石经常到他家找他。他是芜湖城防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控制着一部电台，供我们使用。我们编了一份密码，派人送给胡明。刘控制的电台与胡明的电台虽已联系上，但由于两方面的报务人员技术不很熟练，不能很好配合，收发报都不清晰。以至这部电台未能很好发挥作用。 储文朗，安徽岳西人，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共产党，后被捕自首，曾任国民党的肃反专员及县长等职务。那时，他任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的秘书并兼任皖南青年救国团（特务组织）芜湖地区负责人。他在“团部”也控制一部电台，储的家就是“团部”，电台设在家中。朱子帆介绍可靠的报务员翁成林给他。朱子帆动员他起义时，他有顾虑。因为他叛变过革命，又任伪职，怕我们算他的老账。王贯之知道储的详细历史，向我详告一切，并说储没有血债。后经朱、王二人对储反复说明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储才放心。他与石原皋经常联系，石曾用过他控制的电台与江北通讯。解放后，储控制的电台和报务员都由政府接收。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的文件、档案也都保存下来。 我住在张台望家中，周筱珊常到张家串门。张台望告诉我，周筱珊是钟表工人，在大革命时曾参加过共产党，后被捕关在安庆的反省院，期满出狱，就脱了党，仍在芜湖操钟表业，人可靠，与张的私交最深，我就同周筱珊联系了。周介绍王贯之给我。我知道王与郑汉有戚谊，曾和郑汉、陶若存、陈天任、王汉昭一起极力反对CC系。我同王贯之联系后，他家也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常在他家开会。王贯之主要是协助我做些工作，他还和朱子帆一起共同策动沈克集、巫瀛洲保存建设厅的物资器材迎接解放。巫瀛洲是建设厅长，沈克集是巫的主任秘书。沈对国民党不满，感到没有出路，也曾把这些思想向朱、王吐露过。因此，朱子帆和王贯之商量认为建设厅物资器材很多，要尽可能保存，免遭损失，就决定动员沈克集参与其事，并叫沈相机策动巫瀛洲。巫在离开芜湖去屯溪的前一天曾到王贯之家，表示他对时局的看法，愿意同沈克集一起保存建设厅的物资器材，迎接解放。大军渡江后，解放了屯溪，这部份物资就保存下来了。我因王汉昭起义及其他事情，经三人小组研究决定，由我亲往绩溪，找胡明唔谈。在我离开芜湖期间范和石的工作分工是：范治农专与陈天任、陶若存等联系；其余的事情，由石原皋负责。如临时发生事情，也由石随机处理。四月上旬末，我和王贯之乘程中一搬家的汽车前往绩溪，途经宣城，住民主人士陈燕北家。王、程要陈燕北设法动员宣城的军、政人员起义，事未成。次日下午到绩溪县城，程中一前往屯溪，我和王贯之住葛剑寒家（进步民主人士，解放后任绩溪县副县长）。第三天，我二人翻山越岭到了石原皋的老家，住了一夜，再由石原皋带我俩到上金山（离石家二十里），找着胡明等同志。我向胡明谈了芜湖三人小组工作情况及王汉昭起义的有关事情，并做了谈话记录。王汉昭率部起义后，我即和王贯之经旌德、泾县、南陵回到芜湖。这时芜湖已经解放数日了。 周翠梅是王贯之的妻子，当时她任省育婴所所长，带有一批物资和五名工作人员迁到芜湖。她到芜湖后，知道王贯之已参加我们的活动，也随之做了些工作。她千方百计把育婴所的物资保存下来，芜湖解放后，立即造册交给军管会接收。我有时到王贯之家中（石桥港圣公会内）开会，她就坐在大门外望风。 芜湖在当时不仅是安徽省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文化教育中心，我到芜湖就找到了吴葆萼。吴是安徽泾县茂林村人，是石原皋在中学时的老同学。他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后偕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蒋光慈、曹靖华、韦素园等七人，前往苏联留学，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九二三年，他同曹靖华等回国，抵满洲里患神经分裂症，在家医治多年，病才痊愈。他就在皖、沪等地教书，与我也是好友。皖南事变时因掩护夏征农等而被捕，遭到酷刑。后经友人营救，得以出狱。我们到芜湖，他在芜湖中学任教务主任。当时芜湖的教育界，以五中的老同学为主力军。如芜湖中学、芜湖女子中学、芜湖师范三个学校的校长，都是五中的老同学。所以请他主要做教育界的工作。我和吴葆萼在吴寿祺家中开过一次会，研究在教育界如何开展统战工作。要吴葆萼设法稳定大家情绪，在大军渡江时，动员师生护校，防止敌人破坏。要吴寿祺做好培德女中师生的工作。吴葆萼根据地下党的要求，团结了芜湖几所学校的负责人，在维持学校秩序，保护学校财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芜湖解放，我们接管了这些学校，各校将图书、仪器等设备器材，完整地移交给政府，在解放的第二天就恢复了正常教学。 由于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确执行党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宣传党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利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有利条件，充分调动进步的爱国人士的积极性，依靠人民，我们才有可能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在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中广泛地开展工作。我们策动地方武装和地方官员起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渡江战役的胜利进行，而且在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等方面，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一九八二年九月）巡抚按：方向明：原名方石炳，又名方彬，太平县新丰人。1909-1999年，1938年入党，历任泾县县委书记、皖南特委秘书长、芜湖地下党负责人、山东大学政治处主任、山东省机关工委委员、上海工作组组长、芜湖工作组组长，解放后任芜湖文教局局长，皖南行署文教处处长，教育厅副厅长，安徽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安徽省图书馆副馆长，安徽大学副校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陈维稷：1902.10-1984.1，中国现代纺织科学技术奠基人、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解放后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力化：1919-1971年，原名德钦，生于安徽芜湖。国民党中将军衔，进入国民党反特机构卧底，多次传递重大情报和为多次行动打掩护，为大军渡江战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解放后安排在皖南公安局和芜湖文化局工作，文革开始后，惨遭迫害死于合肥劳改农场。张湘泽：1905-1986年，国民党少将军衔，如文中所说，有意起义，最终为形势所迫南下，一路撤到越南，后于1951年前往台湾与子女团聚。
党的优秀干部吕惠生烈士（《安徽文史资料11》第23篇）
作者：周蕙 吕惠生烈士，安徽无为县人。一九〇一年出生于一个寒士家庭。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农业大学农业系，一九四〇年投奔革命队伍，四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抗日根据地历任仪征县长，路东半塔联合中学校长、无为县长和皖江行政公署主任等职。一九四五年九月新四军北撤时，不幸被捕，同年十一月壮烈牺牡。 吕惠生烈士从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后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的英勇一生，永远令人敬仰。 少年壮志 无为县地处大江之滨，素称鱼米之乡。然而，在天灾连年，人祸频仍的旧中国，却越来越陷入贫困的深渊。吕惠生的父亲中过秀才，虽是“书香门第”，家境却并不宽裕，有时甚至落到没有饭吃的地步。但父亲生性耿直，常以“志士不嫌茅屋小，英雄总是布衣多”等语砥砺节操，教诲子女。他待人宽厚，与世无争，但又古道热肠，好为乡邻排难解纷，常年乐此不倦，因而声名远播，深得人望。父亲的言行教诲，使吕惠生从小就养成了急人所难、正直耿介的品格。 吕惠生少年时代，曾受到周佛航先生的思想影响。周先生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口才很好，擅长讲演。他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向学生陈述中华民族的危难，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赞颂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业绩。学生都十分尊敬他，思想纯真的少年吕惠生，更是十分崇拜这位导师。 周先生倡导实业救国。目睹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农业如此原始落后且日益凋敝，吕惠生立志学习国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冀图从发展农业着手振兴中华。依靠亲友的帮助，吕惠生小学毕业后投考了安庆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经过一年时间的发愤自学，一九二二年夏，他径赴北京报考国立农业专科学校。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所农业高等专门学校，人多向往之。在有两千五百名考生报考，而只能录取一百五十名学生的激烈竞争中，吕惠生以良好的成绩得以中选。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学校里刻苦学习，勤奋攻读。学习期间，农业专科学校改制为国立农业大学。 一九二六年，吕惠生大学毕业，他回到故乡无为，准备从事棉、蚕事业的改造。但此时的安徽农村，贫困落后，农民连简单再生产尚难维持，更何谈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研究。因此，吕惠生的宏图大志简直是一筹莫展，寸步难行。 激流砺志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在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由于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北伐军指战员的英勇战斗，各地工农革命运动的响应和支持，国民革命军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开始崩溃。令人振奋的大好形势，激起了吕惠生的政治热情。他从自身的痛苦经历中，开始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光凭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能济世利民的，“实业救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开始学习社会科学知识，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迅速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吕惠生回无为不久，就听说了一桩刑事案。农民邢学年被县长刘朝纲的卫兵所枪杀，刘朝纲却纵凶不问，邢学年亲属无处伸冤。疾恶如仇、血气方刚的吕惠生得知此事，极为愤怒。他深入摸清案情后，在无城老衙口召开群众大会，当众讲明了事实真相。与会者无不愤慨，当即推举吕惠生等人成立了邢学年刑事案件后援委员会，与县长刘朝纲交涉。群众激于义愤，将邢学年尸体抬至县府大堂示威，终于迫使刘朝纲审理了这个案件，给凶手以应得的裁决。这是吕惠生步入社会以后，第一次同恶势力搏斗。通过斗争，他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逐渐成为“新派”中的“健者”。 一九二六年秋，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的精神，在无为的共产党员黄人祥、卢光楼等同志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左派县党部起骨干作用。经他们介绍，吕惠生加入了左派国民党组织（黄、卢二同志以后都为革命牺牲）。在共同的斗争中，他结识了无为的共产党人宋士英、邓逸渔、何际堂等。在与他们日益密切的交往中，吕惠生开始为一种比三民主义更光明、更理想的新思想——共产主义所吸引。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开进无为。以左派国民党人胡竺冰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转入公开活动。他们组织了欢迎北伐军的群众大会。根据北伐军的主张，县党部与各界人士协商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行使无为县的行政职权。吕惠生被命为五人委员会成员兼第一科科长，参与执掌无为县的革命政权。无为县人心振奋，革命形势热气腾腾。 不久，北伐军离开了无为。接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为的反动势力又嚣张起来，形势急转直下。 四月下旬，无为县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卢瑞麟等与混在革命政府中的自卫团团长王绍成（县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军事科长，国民党右派）勾结起来，经过一番密谋策划，杀气腾腾地发动了武装政变。他们封闭国民党左派县党部，逮捕县党部工作人员，解散县行政委员会，下令通缉胡竺冰、吕惠生等四名县行政委员，禁止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的活动。胡竺冰、吕惠生等得知消息，携带县府大印，连夜翻越城墙赴芜湖找北伐军联系，但时局己无法挽回，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无为和全省各地一样，开始处于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世路多艰 一九二八年间，无为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无中择师运动。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下，无为中学的一些学生积极追求进步。我党因势利导，在学校成立了学生会，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形成了一股进步势力。国家主义派的校长金唤狮对学生中的进步倾向十分恐慌，他激烈反对学生的革命活动，严格限制学生的一举一动，严厉禁止学生中革命思想的传播。混在教师队伍中的个别反动分子也张牙舞爪地为之充当镇压学生运动的鹰犬。他们的倒行逆施，激发了一场罢课斗争。学生响亮地提出：“择师自由如同耕者有其田”、“金唤狮不学无术，贻误青年”、“金唤狮不走决不复课”等口号。他们在全城大街小巷张贴传单标语，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校方和反动当局虽千方百计加以压制，但在学生坚持罢课十二天后，金唤狮终于被迫“辞职”。学生们又趁势驱逐了几个很坏的教师，并提出“拥护吕惠生来校任校长”。由于吕惠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当时的无为县政府已撤销对他的通缉令。这时迫于学生运动的压力，只得任命吕惠生为无中校长。在学生们的欢呼声中，新校长吕惠生上任了。进校后，吕惠生大力整顿校治，支持学生们的正当要求，补充了一批进步教师，无中择师运动大获全胜。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以无中为主的无为县教育界一千多人冲破当局的阻挠，在无城老衙口集会纪念“五卅惨案”三周年。会后举行了游行，无中学生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给人民以政治自由”等口号。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无为人民精神为之一振。无为中学学生运动的发展，使当局深为不安。他们千方百计打击排挤吕惠生，使吕惠生只任了一学期校长，就不得不辞职离校。 一九二九年，无为圩区发生水灾，粮食歉收。为牟取暴利，地主勾结外地粮商将大批粮食贩运出境，致使新谷登场时粮价上涨。一场严重的粮荒已迫在眉睫，无为人心浮动。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开展了禁粮出境的斗争。吕惠生见义勇为地联络了一批开明绅士，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支持群众的斗争，投机商终于被迫将抢购来的一批粮食以平价就地出售。 一九三〇年春，无为又发生一起“烧当事件”。无为城米市街“昌和”当铺老板朱石帆，为了侵吞群众典当的财物，在偷偷地将这些财物转移之后，放火烧了自己的当铺，谎报“火灾”，企图“废除债务”。广大受害群众怨声载道。我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组织了“被烧当人联合会”，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吕惠生激于义愤，发动社会舆论热情支持。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迫使政府责成当铺赔偿群众损失。我党通过吕惠生等进步人士居中斡旋，又使县政府释放了因领导反烧当斗争而被捕的人员（都是共产党员）。 此后，吕惠生离开无为，在凤阳女中、池州乡村师范等校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三四年，在知交胡竺冰的支持下，吕惠生在无为城办起濡江书店，他自任董事长，经销发行进步书刊。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使吕惠生在青年学生和社会进步人士中的声望越来越高。 一九三五年，在吕惠生出任无为县建设科长期间，一次县府会议决定在东门外公有的土地上建造一座仓库。豪绅宋、杨两家多年非法霸占着这块公地，并在公地上建房筑室，自成一统。县府作出建库的决议后，这两家豪绅就凑了两百块银元派人偷偷地送给吕惠生，请他“通融”取消这项决议。向来廉洁无私的吕惠生对这种行贿丑行深恶痛绝，坚持要两家豪绅拆房让地，同时用劣绅送来的这笔钱在绣溪公园构筑一亭，题名为“洗心亭”，并作诗一首表述心志：“孽孽货利已根生，哪得人人肯洗心。只有铲除私有制，人心才可不迷金。” 吕惠生这种不媚权贵、不畏强暴的高洁品质，在那时当然难容于世。不久，他就被迫挂冠卸职。这又一次的挫折，终于使他省悟到，在这样举世污浊的社会里，是没有任何公道正义可言的；单靠个人洁身自好，无济于事。吕惠生的思想进入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时期。 投身抗战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使国土大片沦亡；对内则严厉镇压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调集重兵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使内战愈演愈烈，国事日非，民不堪命。吕惠生对国民党早已绝望，一九三六年，他愤然从组织上退出国民党，在思想上完全倾向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吕惠生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他办起《无为日报》，宣传抗日救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为抗日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工作。同时，主动与共产党、新四军联系。 一九三七年八月，张恺帆同志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获释后，受中共长江局的派遣，回到家乡无为担任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恢复党组织的工作，领导开展抗日革命活动。吕惠生闻讯，立即登门拜访。他恳切地陈述了自己对时局的观点，愤怒指责国民党的弄权误国。张恺帆同志十分赞赏吕惠生的爱国热情，高度评价了他对抗日救亡运动所作的贡献，两人谈得十分融洽。一九三八年，吕惠生又与中共无为县委书记胡德荣同志接上关系。自此以后，吕惠生心中燃起一盏不灭的明灯。在共产党和新四军身上，他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对抗战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他曾书联抒发宏愿：“八千里路江山，方共策同筹，收拾平章臻上理；四百亿兆意志，看磨金炼铁，开张挞伐靖群妖。” 国民党安徽当局企图利用吕惠生的声望收揽人心，同时限制他的活动，聘请他担任官办的《大别山日报》主编。吕惠生一眼看穿了他们的用心，严辞拒绝。国民党当局就卑鄙地对他造谣诬陷，吕惠生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 在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初创阶段，武器和给养十分困难。吕惠生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四处奔走募捐，不遗余力地为之筹集粮饷弹药。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发展与壮大，有着吕惠生的一份贡献。 抗战初期，无为县长韦廷杰为自立山头，搜刮民财，拼凑了县常备队。这支军队名为抗日自卫，实际上是一支官办的土匪队伍，军纪松弛，管理混乱，经常外出骚扰，打劫民财，四乡对之切齿。为了把常备队改造成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在党的指导下，吕惠生利用他当时任县政府政训处主任的合法身份，把胡德荣、何际堂、周新抚、阮振础等十多名共产党员安插到政训处和县常备队的五个中队里从事政治工作。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工作，县常备队得到初步改造，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川流入海 在日寇的猖狂进攻面前，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政府却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一溃千里。他们还不顾天怒人怨，猖狂进行反共活动，镇压广大抗日军民。无为的反动派也蠢蠢欲动。吕惠生因积极参加抗日工作，早就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他的名字被列入李品仙特务的黑名单，阴谋对他加以杀害。一九四〇年二月，吕惠生毅然投奔我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从此与我党我军风雨同舟，安危与共。 党和抗日军民热烈欢迎吕惠生的到来，对他表示了极大信任和重视。同年四月，吕惠生即被我淮南根据地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淮南行政公署的前身）分配任仪征县县长；以后又分别担任路东半塔联合中学校长、无为县长等职。皖中行政公署成立，吕惠生即被任命为行署主任。由于吕惠生一贯的进步立场，特别是参加革命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热爱，经张恺帆、周新武同志介绍，吕惠生于一九四三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为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建设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 皖中根据地曾拥有无为、巢县、庐江、含山、和县、桐城、铜陵、繁昌、贵池、青阳、南陵、芜湖等县部分地区，土地面积达一万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二十万。在敌、伪、顽三面夹攻中，皖中行政公署担负着头绪繁多的政务。为适应当时的战争环境，行政公署实行精兵简政，工作人员很少，吕惠生经常轻装简从，戴一顶斗笠，穿一双麻草鞋，下乡做群众工作。他熟悉农村，熟悉群众，善于运用群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宣传讲解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又从群众中了解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带回机关认真研究、解决。从而使皖中行署的政权建设和各方面工作，开展得非常扎实。 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吕惠生很重视做好统战工作。他经常找地方上的一些上层人士做工作，向他们阐述党和民主政府团结抗日的大政方针，晓以共御外侮的大义，在政权建设中坚决执行“三三制”的原则，团结各界人士，共同做好政府工作。他还认真主持选举参议员的工作，成立了皖江行署区参议会，并发挥其积极作用。这些都有力地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农村工作方面，吕惠生同志认真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用极大的精力来从事根据地的水利建设。 皖中根据地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黄丝滩大堤修建工程，就是由吕惠生领导兴建的。黄丝滩位于长江北岸，是无为东乡的一段江堤。据历史记载，明末以来近三百年间，大堤曾决口九十六次，严重地威胁着皖中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历代统治者都只知借修堤向人民派捐要款，从未认真加以整修。为了根除这一水患，我皖中区党委和皖中行署决定兴修这个大堤。一九四三年十月，受我皖中党政机关重托，吕惠生主持了黄丝滩大堤的修建工程。黄丝滩工程委员会和工程局先后动员了无为、临江、湖东、含巢等有关地区民工二十一万人，还动员了山区人民加以支援。从十月六日起，工程历时二百一十一天，挑土四十余万方，到翌年五月初胜利竣工。江堤全长十二华里，高两丈，底宽十二丈，成为保护无为、巢县、和县、含山、舒城、庐江、合肥七县二百余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三百万亩良田免遭水患的坚固屏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这段江堤是在敌伪顽不断向我根据地进行袭扰的艰苦战争环境中，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的条件下如期修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时，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在庆祝黄丝滩新堤落成时，热情洋溢地著文指出：“其规模的宏大，成绩的优异，出乎人们想象。不仅在皖中是个史无前例的大工程，即在华中，也是一件与人民生活切肤相关的大工程”，“这是皖中劳动人民的惊人奇迹，更是敌后水利建设中的一个新创造，新记录。” 华中《大众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也都报道了黄丝滩大堤胜利竣工的消息，表扬皖江抗日根据地政府领导人民所做的出色工作。 这条大堤的建成，是与领导这项工程的吕惠生的卓越指挥和努力工作分不开的。在大堤的修建过程中，吕惠生对工程的每一项计划和安排都瞻前顾后地多方考虑，权衡全部利弊得失才作出决定。他认为这虽是一项大型水利工程，也不能违误农时，“若妨害春耕，则不啻夺其目前生计”，“夫数不可多，以不碍耕作为度。”他根据工程的需要，合理地抽调和安排劳力，既保证兴修水利的长远利益，又照顾到当前生产的需要。他要求工程“勿做无用功，只求实，不求表，一切表面工作皆免去”，坚决反对工程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做法，严格要求、切实检查工程质量，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大堤的全部工程。 为了表彰吕惠生在兴建大堤中所作的杰出贡献，党和人民决定将这条大堤命名为“惠生堤”，给了吕惠生以崇高的荣誉。党使吕惠生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吕惠生也以自己的才华和学识为党增添了光辉。 在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文教卫生等项政务中，吕惠生也做了很多工作。行署大力兴办工厂，积极发展商业贸易，发行了边区的“大江币”，在搞好生产、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合理地征粮收税，在经济上做到了自给有余。不但保证了新四军七师的军需供应，而且向苏北新四军军部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的钱财物资。在烽烟四起的战争环境中，皖中根据地恢复和开办了一批中小学。民办小学、民众识字班、农村夜校、冬学也很普遍。皖江抗日根据地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使它获得了“烽火江南鱼米乡”的美名。 吕惠生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呕心沥血地工作，政绩斐然。但他非常谦虚谨慎，对自己所做的工作从不满足，总觉得党和人民把他推上这样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而他对革命尽力却太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深深知道，我是很不够格的来担任这么一个名义与职务，党和首长们对于我总算是特殊又特殊，我再不加紧报之以工作，我也是没有心肝……因此，三更灯火五更鸡，累断命根也不迟疑了。生命只是一条在此。干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壮烈牺牲 八年抗战，全国人民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取得了胜利。为了避免新的内战，满足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一九四五年九月，我皖中抗日根据地政府和新四军七师奉命撤向山东和苏北解放区。吕惠生因病不便陆路行军，率皖江行署机关三十余人由水路北上，船行至芜湖四合山，因警卫员赵先勇所带手枪被汉奸、前伪无为县长胡正纲部查获而被引起注意。胡手下一名狗腿子认出了吕惠生。为了掩护全船的同志，吕惠生挺身而出，坦然地说：“我是吕主任，其余都是乘客”，船上的其他同志因此而得以脱身。抓住吕惠生，胡正纲大喜过望，如获至宝。敌人使用了种种手段对他威胁利诱，妄图迫使吕惠生投降。他们当着吕惠生的面残忍地折磨赵先勇同志；吕惠生义愤填膺，威武不屈。他们叫无为臭名远扬的国民党特务何济生以同乡的关系来劝降，结果被吕惠生骂得狗血喷头，抱头鼠窜而去。对于为革命而牺牲自己，吕惠生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曾对人说：“人当争取最后人格，洪承畴降清只是一念之差，我若陷于不幸，决不做洪承畴。” 在狱中，吕惠生鼓励难友坚定斗志，宁死不屈。他还利用敌人优待他的机会，向敌军士兵和狱中勤杂人员宣传革命。敌人心劳日拙，无计可施，终于在十一月四日，将吕惠生同志杀害于南京江宁镇六郎桥畔。刑前，刽子手问他：“你已被判处死刑，今天就要执行，你会有遗憾吗？”吕惠生慨然回答：“为革命而死，为真理牺牡，是最大的光荣，绝无遗憾。遗憾的是坚持敌后抗战八年，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没有来得及总结，有很多文章没有写成。”随即朗诵遗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四岁。 吕惠生同志正当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之时，就为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消息传到山东枣庄新四军七师驻地，皖江子弟兵为之痛哭失声。 张恺帆同志惊悉噩耗，含悲赋诗：“故园昔日忆初逢，正是山河破碎中。执手唏嘘肝胆赤，丹心照耀海天红。艰难敌后开新宇，慷慨江头尽厥忠。汉贼未除遗恨在，长河幽咽钦英风。” 曾希圣同志也赋诗痛悼烈士，盛誉吕惠生同志为“党的优秀干部，皖江人民的领袖”。 吕惠生同志可贵之处是：在他生命的途程中，一经找到了光明和真理，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直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生命。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气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本文作者现任省党校党史教研室教员。
回忆大哥张恨水（《安徽文史资料08》第27篇）
作者：张其范 我的老家在安庆潜山县岭头镇黄岭街。祖父张开甲在清末做过江西省广信府的参将。父亲张庚甫在三湖县卡子（税务机关）里工作。母亲是个淳朴的家庭妇女。我兄弟姐妹共六人，大哥心远，1895年出生于广信县，二十五岁左右改名恨水。二哥心恒，三弟牧野，四弟朴野（现在河南新乡专科学校教书）。我名其范，六妹其伟。 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仅能看懂便条，自己不能动笔，深受文化程度低、被人瞧不起的痛苦，对子女读书抓得很紧。大哥五周岁时，就进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一年内便读完四书和一些杂文，能对简单的对联。一日，老师出了“九棵韭菜”的上联，大哥眨眨小眼，对出“十个石榴”的下联。父亲可乐了，叫妈妈午饭添做一碗虾仁炖鸡蛋，以奖励大哥。他常对我们说：“你们大哥五岁会对对子，大家要向他学习才好”。 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全家由广信迁居南昌。大哥进南昌大同中学读书，我在爱国小学读书，成绩都在前三名。大哥晚上补习英语，深夜还得看杂文，在好的词句上，打上红杠杠，书头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语；他还挤出时间练习写诗词，有时把编写的小说和故事，讲给我们听。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提倡剪辫子，放小脚，大哥积极响应。一天中午，他从学校回家，右手拿着纸包，兴奋的面色略带着几分畏怯的表情。二哥眼快，惊呼道“大哥把辫子剪掉了！”母亲责怪大哥不男不女，成何体统。父亲却用支持的口吻说：“没关系，现在是文明社会了，拖着条长辫子，又脏又费事，剪得好。”由于父亲的称赞，大哥神态才自如了。 我六岁时，母亲按照传统习惯，给我缠小足。白天痛得动弹不得，晚上痛得睡不着觉，躲在被条内哭泣。大哥不顾母亲责骂，果断地将我的裹脚布解开撕掉，气着骂道：“这么残酷，你别害怕，好好睡觉。”第二天，母亲发觉了，责斥大哥，大哥反抗道：“大脚嫁不了人，我养她一辈子。”多亏父亲也从中圆场，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使我摆脱了缠足的痛苦。 1911年父亲因吊友人丧，染上时疫，三天内死去。这真是晴空霹雳，震动了我们一家。经济收入中断，生活没有着落。大哥才十六岁，也没有办法。母亲牵儿携女回到故乡潜山，靠祖父遗下的田产过活，承担着教养我们子女的重担。这时大哥失学在家，二哥外出当学徒，我寄养在外婆家，一家人劳燕分飞，实在凄怆。贫穷难不了大哥，他虽不能上学，却下定了自学的决心。他收拾一间破烂的小屋做书房，在门口自撰一副对联：“一间东倒西歪屋，几个南腔北调人”（母亲操湖北口音，我们讲南昌话）。靠南边的土窗子，放着一张旧方桌，满满堆着文具、书籍。窗子上头贴着一张刻苦学习的座右铭，勉励自己要勤奋学习。 炎夏，火辣的太阳晒得书房象一个蒸笼，大哥不顾炎暑酷热，整日伏在方桌上埋头苦读。入夜蚊虫叮咬，他穿上老布袜子抵挡。村上人笑他是“老夫子”，他一笑置之。 寒冬，北风呼啸着钻进墙缝，吹得油灯光摇摇晃晃，大哥穿着父亲的棉袍，拴上条腰带，蜷曲着身子，伏在桌上，写个不停。手冻僵了，用嘴呵一呵热气暖和一下，或站起来搓一搓再写。时光荏苒，就这样整整苦学三年，打下了扎实的汉文知识基础。 1915年大哥离开了家乡，走南闯北，演过戏、卖过药，过着飘泊流离的生活。1918年，他经友人郝耕仁（怀宁县石牌人）介绍，到芜湖《皖江报》当编辑。为时不久，又和友人去北平，先后担任过《益世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的记者和副刊编辑，结识了很多新闻界人士。有了固定薪金收入，生活稳定下来，他就开始创作长篇章回小说《春明外史》。接着陆续撰写《金粉世家》、《剑胆琴心》等小说，深得读者好评，销路很广。特别是《啼笑姻缘》，更是风靡一时。记得当时国民党有一个大官的姨太太，与书中女主角沈凤喜遭遇相同，顾影自怜，对作者产生崇拜，经常作诗，亲自送交我家佣人老王转给大哥。大哥把她当“疯子”看待。有一次，我开门接待了她，见她穿得挺阔绰，面庞清瘦，缺少血色。汽车停放在远处。她笑着问道：“你是张小姐吗？”我点头默认。她匆忙从提包里递给我一封信，转身就走。我笑着对大哥说：“好香的信呀！”大哥皱眉道：“又是那疯子的，你拿去看吧。”我好奇的拆开信，里面原来是一条洒满进口香粉的绸手帕，上面写着红色的情诗。我非常同情她的遭遇，大哥不以为然，仍然认为她是“疯子”。又隔了段时间，老王来后院告诉我：“那太太又来了，还给我拾块钱。她说明天要离开北京，特来送礼道别。”我接过一看乃是一只象牙杆子的毛笔，上面刻着“赠恨水先生”五个大字。大哥把它交给我保管，我一直珍藏到今天。 大哥爱护弟妹，十分关心弟妹们的学习。记得我从外婆家回来后，大哥教我作诗填词，并多次告诚我，莫放松数学课。他外出后，我常练习作文、写诗词寄给他修改。他曾寄给我一本《白香山词谱》，不幸湮没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浪里，至今仍然十分惋惜！ 1920年，大哥在北平工作，薪金收入增加了，寄回五十元，要我到安庆考学校。乡下叔伯头脑封建，唆使母亲不让我进洋学堂。大哥多次来信，摆事实，讲道理，母亲才允许二哥送我去安庆考第一女师，因考试已结束，只得去芜湖第二女师，幸得录取，从此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走向新的生活。为纪念“五四节”，我们学生上街游行、演讲，劝阻商人不买日本货，将招商码头搜出的日货，堆在江边烧光。事后，我写信报告大哥，他回信大大夸奖我一番：“乡下姑娘，也有胆量革命，难得！难得！”他鼓励我更加积极地参加火热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5年，我考取北京女师大，大哥怕母亲挂念，遂把安庆的家，也搬来北京。全家十四口人，除二哥工作外，全依赖大哥生活。每个学期伊始，我们弟妹需缴一笔数字可观的学杂费（我读师大，两个弟弟读私立大学，妹妹读高中），都得大哥筹措。他从无怨言。遇到经济困难时，就叫老王打一两酒，买包花生米，借酒解闷而已。他这种爱护弟妹的情谊，我永远不能忘怀。 1926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母亲五十寿辰，我和妹妹陪老人到绒线胡同照相馆合影留念。正准备回家，不料街道戒严，禁止通行。我们正着急，大哥手持记者证，匆匆来接我们。途中，他哽着嗓子告诉我：“今天反动派要杀害李大钊先生。”他异常悲愤，泪水盈眶，有说不出的难受。 我家住在北京整整五年。大哥住北屋三间——卧室、会客室、写作室。写作室的窗子嵌着明亮的玻璃，窗外一棵古槐，一棵紫丁香，春天开着洁白清香的槐花，凋谢时落花铺满地面，像一条柔美的地毯。哥哥爱花，不让人践踏，一听我们推门声响，就立刻停笔招呼：“往旁边走，别踩着花。”啊！这洁白的槐花，象征着大哥坦白的胸怀。 妈妈嫂嫂和我姐妹，住在后进，院子里有棵高大的四季青，我们常聚在树下看书，做针线。有一次，后院的小门豁地推开，大哥边系裤带，边兴奋地说：“想到了，终于想到了。”原来他想好了小说上一个情节。母亲心疼地说：“你脑子日夜想个不停，连上厕所都在想，怎吃得消啊！” 大哥头脑灵活，思路广阔，提起笔来写作，犹如江河倾泻，滔滔不息。寒暑假期间，我和弟弟替他抄稿件，他写了两张，我们才誊写一张，累得满头大汗，还赶不上他的进度，积压许多稿子。这时大哥停住笔，叼着烟嘴笑嘻嘻地说：“歇会，歇会！”我和弟弟羞愧得相视而笑。 我在北师大二年级时，结识了桂惜秋，彼此处得来。惜秋出身穷苦，读书用功，爱好文学，大哥喜欢他，母亲虽持门户之见，经大哥再三开导，终于允许我俩订婚。结婚后，有孩子负担，大哥除经济上支援外，又帮助惜秋写作，使他写作小品文进步很快，投寄报刊，稿费收入很可观，这才摆脱了小家庭的困境。 1932年，农历五月初三日，大哥的爱女慰儿，因感染猩红热而死去。这孩子性情温柔，长得秀丽，出生八个月就跟我睡，我特别钟爱她。那时我怀孕第三个孩子，正待临产，当得知这一噩耗，那顾得自己健康，立即飞奔回家。家里大门紧闭，贴着“谢绝亲友探望”的纸条。我敲不开门，就在外面放声大哭。大哥呜咽着跑出来，接我进书房，又对哭一阵。不料惊动了白发老母，和卧病在床的嫂子，才抑制哭泣。大哥遭此丧痛，圆圆的脸，瘦成三角形，胡茬很长，显得苍老多了。 “九一八”事变，北平受波动，大哥怕母亲受惊，搬家到南京。我和二哥小妹，因工作关系仍留在北平。从此，和大哥相聚的机会少了。芦桥沟事变，日本鬼子打进北京城半个月光景，二哥病故，丢下寡嫂幼侄，情景凄凉。我和惜秋拖着两家十口人，逃到南京。适逢大哥病在床上，他见嫂侄戴孝，揣测二哥已死，足足痛哭一个多小时。叫二嫂、侄儿到床边，深切安慰，并替他们筹划今后的生活出路。 抗日的烽火，烧到南京外围，形势紧张，我们几家搬住安庆元宁巷。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日寇长驱直入，安庆危急，只好搬到潜山岭头的老家。大哥坐着黄包车，脚边堆着满满一网篮书籍、稿件，手捧书夹子，沿途不断地记录。投宿高河饭店时，深夜还点着蜡烛，伏在箱子上写通讯，整理白天的笔记。可见他终生与笔墨为伴，绞尽了脑汁，饱尝了艰辛。 1938年，他奔赴“陪都”重庆，继续写作生涯。这期间，他写过《蜀道难》、《八十一梦》等小说。大哥曾向我谈起在重庆期间，毛主席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时，曾在南温泉召见他，并送给他一套灰布制服。前几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何建明同志和大哥友人郝耕仁的女儿专程来访，他告诉我，在延安时，周总理曾评价恨水哥的《八十一梦》是进步书籍。大哥对党的关怀，常常谈起，深表感激之情。 抗战胜利，大哥定居北平。解放后，他寄给我《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磨镜记》等故事新编小说。 1955年，他来信说，不日将从合肥来安庆。我们全家高兴极了，接连几天，早晚都上车站迎接。终于盼来了。大哥发有银丝，面皮皱摺，显然衰老了。 大哥在1949年患脑溢血留下的后遗症，使他舌头僵化，言语不便，步履蹒跚。见此形象，我不禁暗地落泪。他在安庆住一星期，每天和惜秋叙述别后经过，谈论文学创作。又曾去迎江寺和月海方丈论证宝塔的历史，并在《安庆报》发表了《长日绵绵话安庆》的文章。大哥走的那天，惜秋拎着他简单的行李，我尾随在后面。至近圣街口，大哥回头对我说：“你回去，我有机会就回来！”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好频频点头，痴立在街头，凝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才怅然回家。谁料这一别，竟成永诀了。 1964年前，大哥的来信，惯用小说笔调和诗的口吻，文字流畅，情意盎然。1964年后，写信渐渐词句不通，意思表达不清，我和惜秋已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 1967年，古历正月初七日，大哥永别了我们，时年七十三岁。惜秋曾为他写过悼亡诗，追叙他的生平。可惜悼诗在“文革”中丢失了！（本文由安庆市政协供稿，张俨魁整理，作者是张恨水先生的妹妹，住安庆市元宁巷三号。）
李辛白先生二、三事（《安徽文史资料08》第22篇）
作者：黄华康整理（现任安庆师范学院党史教员）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因在“新世界”游艺场（北京珠市口西）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便衣警察捕去。全国各界人士对他寄于极大的同情和支持。有个署名“辛白”的人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上写了一首《怀陈独秀》的诗，赞扬他说：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这首诗，脍灸人口，堪称五四时代的心声，其作者为谁？日：李辛白。 李辛白（一八七九——一九五一），安徽无为县人，老同盟会会员，诗人，五四时期担任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新生活》周刊是由他一手创办的。该刊不仅思想新颖，富有战斗力，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丰富多彩，当时对北京学生的吸引力很大，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每本售两大枚铜元，发行率很高。封面印有长井形的方框，井边四周有“博爱、平等、自由、牺牡”八个字。把“牺性”与“自由、平等、博爱”并列，可谓别具一格，对当时的革命青年的宣传鼓动性更强。他在北大期间，一直参与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多次追随李大钊、陈独秀到长辛店参加工人夜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所举办的《新生活》周刊经常发表李大钊、陈独秀和鲁迅的战斗檄文。当鲁迅与章士钊进行论战时，他始终站在鲁迅一边，撰文抨击章士钊。章当时任司法部长，力主制订《出版法》，限制出版自由。李除办《新生活》周刊外，又兼办《北京第一小报》，撰文抨击其《出版法》，其中有名句为：“使名记者章秋桐若在，则章士钊不敢食言矣”（作者注：一九一四年章在东京以秋桐笔名办前《甲寅》，力主出版自由）。与此同时，吴稚晖也与李辛白站在一条战线上，在《京报》发表“讣文”以讽刺章士钊，文曰：“不孝友生，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府君章行严……，府君生于前甲寅，死于后甲寅”。（章士钊又名行严，办后《甲寅》杂志，跟鲁迅打笔墨官司，刊物上画了个老虎，人称为老虎总长）两支笔同时指向章士钊，互通声气，搞得章十分狼狈，几乎下不了台。 一九二六年因追随李大钊参加“三一八”事件，遭到反动军警的追究，被迫转移离开了北京。当他道经青岛转徙上海时，曾赋诗云：“行李萧条书卷重，旌旗杨柳一时新”，他对南方的革命寄予无限的关情。 一九二七年他转居安庆，当时安庆的白色恐怖很厉害，不仅革命活动无法插手，就连存身之地也难找到。从此失去了革命联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他到南京办《老百姓报》（其经费来源由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供给），兼在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因为他所办的报纸是冯玉祥系统的喉舌，经常讽刺时政，捣“蒋记政府”的老底，立言又偏激，因此在一九二九年底《老百姓报》被查封，反动政府通缉他，南京待不住，只好回到无为县老家办了三年国学讲习所（经馆），从事教学与国故研究工作。 一九三四年，杨廉来安徽担任教育厅长，因杨是北大学生，由于师生关系，杨推荐他到宣城中学教书，他主讲国文，教学很得法，又是满腹经纶，特别长于文字学，因此深得学生的欢迎。课暇，从事诗、书、画的创作，他写有《水破山人诗集》。书、画也别具风格。沈尹默称他是“三绝画、诗、书，五岳动摇一支笔”，说他的诗、书、画是“清新俊逸”，“挺拔不群”。同时，他又是收藏家，文物资料极其丰富，他当时收藏有李北海亲笔“千字文”，许世英称之为“海内孤本”，一时被人们誉之为“墨宝”。 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他任安徽省图书馆馆长。在此期间，他专心致力于我省图书资料的收藏保管工作，并执笔整理安徽地方史料，为我省通志编写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一九三八年六月，安庆沦陷，省图书馆奉命迁往立煌（即今金寨县）。由于年老体衰，经不起长途跋涉，所以未随馆去立煌。此后转回贵池家居，闭门不出，与世谢绝。后来他曾自书门联曰：“八年无岁月，万象失纵横”。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欢喜若狂，在贵池创办国学专修馆，由程演生任馆长，自与高节文先生任教授，专心致力国学讲授，并继续从事文字学的编写工作，写有《小学》手稿几本，惜解放后散失。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国学专修馆停办，失业在家，生活极端困苦，真是身世萧条，家徒四壁。尝赋诗自叹：“曲巷人稀桥影断，轻舟款乃橹声柔”，“何时了却临终恨，舵鼓频惊水上鸥。” 一九四九年贵池解放前夕，他安居家中，静盼解放。当解放大军挺进贵池城内时，他带头箪食壶浆以迎人民军队。解放初期，一直是贵池县的开明人士，一九五一年在贵池病逝。在逝世前后，高一涵同志曾两度来信，相约到北京从事国学研究工作，高是他的多年挚友，又在北大共事革命活动，解放后，多次查问李辛白的下落，直到一九五一年才联系上，惜因病逝未就。 安庆师范学院乌以风教授与李为文字交，又曾多年同事，在乌老的《岳云山馆诗稿》里有《怀辛白》诗一首：“诗城风雅独怀才，襟抱华为佳句开，一别终成千古恨，潜云池月共谁来。” 昔人已逝，为尊重历史，特为文以志之。（本文是根据刘剑卿老人回忆口述史料整理，刘系李辛白的内侄，现为东至县政协委员。）
祖晨烈士英勇战斗的一生（《安徽文史资料06》第14篇）
作者：祖盛祥 一 祖晨同志，原名祖茂林，化名李春亭、朱文淦、朱涛等，安徽宣城人，一九〇一年出生于宣城县油榨沟镇一个竹工的家庭里。祖晨同志少年时就胸怀坦荡，勤奋好学。一九一八年秋，他考进了设在芜湖的安徽省立第五中学。“五四”运动的浪潮蓬勃兴起，祖晨同志积极投入到这场火热的斗争之中，并立下了扫除妖孽，拯国救民的抱负。一九二二年初，祖晨同志参加共青团，并积极参加芜湖市人力车工人为反对军阀政府增加牌照捐和资本家增加车租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夏，祖晨同志回到家乡宣城。当时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正在席卷东南各省，他发动学生和部分工农群众组织起支援“五卅”运动的“外交后援会”，在宣城、油榨、水阳等地设立检查站，抵制英日货物，销毁鸦片和绅士们用的烟具，打击投机奸商，组织募捐救济殉难志士家属；同时，组织反帝爱国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游行的队伍高唱着歌曲：“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齐努力，用我们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上前，稳着脚步，要高举我们的旗帜。”这一行动，震动了宣城大地，奸商豪绅惶惶不安。开始，他们拉拢行贿，暗地送给祖晨同志一批钱，劝他远走他乡，遭到祖晨同志的坚决拒绝，于是奸商、豪绅和官厅互相勾结，伪宣城县地方审判厅开庭“审判”祖晨。开庭那天，法庭内外挤满了人群。祖晨同志大义凛然地站在法庭上。伪法官道：“私进民房，犯侵犯人权之罪；拦船查车，犯盗窃之罪；烧毁烟具，犯破坏私人生活之罪……。有此数罪，诛有余辜！” 祖晨同志镇定而从容地驳斥道：“进私房，我们没收的是鸦片；强登轮船，我们是为了查禁日货。当今国难临头，贩鸦片，就是抽我们的筋，销日货，就是喝我们的血，凡有血性的人，对此能麻木不仁吗？请问，反帝救国，何罪之有？！”祖晨同志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义正辞严，法庭内外，顿时骚动起来，口号声连成一片：“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士绅、法官、检查官们，见此情景，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一九二五年秋，祖晨同志于厦门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到长崎医科大学读书。临别前，他写信给父亲表示了他的远大抱负。在日本，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日本特支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了，他毅然放弃学业，于一九二七年初归回祖国，参加实际斗争，表现了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 二 祖晨同志回国后，党安排他在上海作宣传工作。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又调他参加北伐，在张发奎所部的政治部工作。在那里他坚持我党的各项主张，扩大党在北伐军中的政治影响。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祖晨同志立即组织所部奋起抵制，不久接到党的指示，他率领在我党领导下的部分北伐军从武汉急行军，七天七夜赶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随军转战潮汕等地。后因战事不利，为保存有生力量，由党出资，他又重返日本，但学籍已被取消，只得又返回祖国。 祖晨同志返回后，中共安徽临委派他到宣城建立党的组织。他一到宣城就和打入国民党县党部的秘密党员田道生同志取得联系，积极进行活动。不久，发展了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江涛（又名江干臣）入党，正式成立了党小组，接着又吸收了范用兴、戴云龙同志为党员，成立中共宣城县独立支部，祖晨同志任支部书记，负责全面工作。他带领支部成员发动工人，建立了店员、布业、肩舆、袜业等各行业工会，入会者达一千多人。同时，加强了学生和农民群众的工作，建立、健全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组织，使宣城的革命斗争开展得热火朝天。一九二七年冬，省临委决定宣城成立中心县委，祖晨同志是县委主要成员之一（据范离同志回忆是县委书记）。县委成立后，及时召开了会议，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把革命重点转移到农村。 祖晨同志到宣城北乡，重点抓了油榨沟镇附近的农运工作。他经常白天以打鸟为掩护到附近农村作社会调查，晚上在镇上办农民夜校，和农民群众谈心交朋友。他善于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事例，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不多久，农民协会和赤卫队都先后组织起来，在斗争中逐步壮大。他带领大家开展了抗租抗债斗争，惩办了恶霸，开仓分粮，济苦救贫，农民们很受鼓舞。 祖晨同志留学日本，国民党政府每年都要发给他一笔补助费。一天，他从宣城县领回留学生补助费二百块银元，走到北门时，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北风呼啸，寒气袭人，他看到路上一些穷人衣裳单薄，无米为炊，就用这笔钱沿途救济，走到了庙埠，二百元钱就全部散光了。 过年了，按照当地习惯，家家都要在除夕这天写副对联贴在大门上，祖晨同志认为这是宣传人民的好机会，他写了许多词句新颖的对联，免费送给穷人。他父亲在油榨镇开了个小杂货店，店号“兴记”，他就以此二字为首，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兴礼由义纠正世界，记仇雪耻誓复山河”。又在偏门上写了一联：“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他以此来号召人民，激励人民。 祖晨同志重点抓北乡，但他也抽时间巡视和指导面上的工作，帮助大家解决斗争的难题，宣讲革命的前途和远景，增强大家必胜的信心。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宣城四乡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相继建立了几个支部，大多数村庄都有党员在活动，抗租抗债斗争那时在酝酿之中。 革命风暴的到来，引起了土豪劣绅和反动当局的惊恐。国民党宣城警察局到处搜捕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正月初二清晨，伪警察局派人到油榨来逮捕祖晨同志。祖晨同志还没有起床，听到打门的声音越来越急，觉得不对头，起来从门缝向外望，见警察已堵住了前门，即跑向后院，又遇到警察，问他：“祖晨在哪里？”他机智地回答：“他还没有起床，我去叫他。”说罢返身奔向母亲房间，打个招呼就上了楼，拔掉椽，掀开瓦，腾身上了屋，越毗邻数家屋脊，从胡家天井坠下，在邻居的帮助下，入夜到了乡下姐夫家。第二天鸡鸣，化装后由姐夫徐爱轩等护送至新河庄乘船到芜湖。那些家伙又砸门又开枪，到处搜查，但祖晨同志早已无影无踪了。路上他对送行的人说：“这次斗争暂时失败了，但革命的种子却播下了，它一定要发芽。告诉乡亲们，要坚持斗争，黑夜不会长久的，天总是要亮的。”确实，打那以后，宣城地区的革命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 不久，党调他到上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在文化艺术界，团结进步作家，办报纸，写文章，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 三 由于反动势力的猖獗，革命队伍内部少数不坚定分子的变节，山东省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省委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一九三一年初，祖晨同志受党中央之命，化名李春亭来到山东，在省委工作，据说是山东省委负责人之一。同年四月，他根据省委决定，去青岛进行恢复市委的工作，领导青岛人民继续进行草命斗争。 祖晨同志来到这座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英雄城市后，首先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区域——四方、沧口一带，联系失掉关系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实际考验，先后吸收了王良栋、武嘉澍和孙殿舜入党（孙以后脱党），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四方机厂宿舍南大院秘密成立了四方支部。支部成立后，立即向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发展新党员，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与此同时，祖晨同志又恢复和建立了沧口区宋哥庄小学党支部、青岛大学党支部。在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建立和恢复的基础上，经请示省委同意，正式成立中共青岛市委，并在无棣二路二十二号新生养蜂场设立市委机关。市委成立后，祖晨同志经常到工厂、学校和郊区农村，深入各阶层做社会调查，指导群众斗争，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壮大党的队伍。他先后在全市各处建立了工会、互济会、反日救国会和时事讨论会等群众组织。他还主办了《工人之家》和《大众》等刊物，宣传党的主张，登载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工人、学生运动的消息，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和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实况，配合全市的罢工、罢课斗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进一步觊觎我山东。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处在反日前哨的青岛人民，对此群情鼎沸，怒不可遏。青岛大学当局却强调环境特殊，不允许学生进行任何反日爱国活动。祖晨同志亲赴青大，直接领导了青岛大学的抗日救亡活动，秘密散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成立抗日救国会，募捐支援坚持在东北抗击日寇的义勇军，还发动了签名罢课运动，组织南下请愿团，这些活动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给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以沉重的打击。 祖晨同志非常重视工人运动，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日营铃木丝厂工人闹工潮，祖晨同志亲临铃木丝厂做调查，亲自写了《铃木丝厂工运指导和组织方法》的小册子，用以指导工人的斗争，并向全市的工人阶级介绍该厂工人反对日本资本家的斗争经验，使工人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 一九三二年五月，日本富士纱厂厂主宣布自五日起，延长工人工作时间，加之厂主对工人的压迫变本加厉，有病不准歇工，动辄开除工人，因而引起工人的不满。全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于五月十九日举行了罢工。祖晨同志即刻赶到沧口，以宋哥庄小学为据点，指导沧口、四方十多个日营工厂的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到处散发传单，揭穿日本资本家的阴谋诡计，迫使富士等纱厂的资本家给工人增加了工资，保证不随便延长工作时间，使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 由于祖晨同志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废寝忘食地从事革命，到一九三二年六月间，青岛市的党组织大部分均已恢复与发展起来，联系和发展的党员达八十一人，团员二十一人，工运、学运蓬勃发展，革命形势很好。 当时统治青岛的国民党反动当局，伪市长沈鸿烈，公安局长余晋和等，对于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惶恐不安，召集狐群狗党进行策划，最后决定派遣特务高振东（又名高俊卿，一九五二年畏罪自杀）以大康纱厂工人身份，伪装积极，混入党内，暗中窃取党的地下组织活动情况，向反动当局密报。一九三二年五月底，中共山东省委决定调祖晨同志回省委工作，派李伟仁同志（原全总巡视员）接替他的工作。李伟仁同志到青岛的第五天（即五月三十一日）就被敌人逮捕。敌人在市委机关所在地新生蜂场搜出一些文件和宣传品。六月一日一大早，祖晨同志知道出事的消息以后，立即冒着危险去海泊桥通知有关同志迅速转移。特务高振东探知祖晨将要于六月一日上午十时在海桥水场和区委接头，便带领侦缉队按时前往该地逮捕了他。接着，市委其他同志也先后被捕，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 四 环境的恶化，对于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来说，绝不能动摇革命的信仰，磨灭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优秀的共产党员祖晨同志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不屈不挠战斗的一个典范。他自被调青岛的第一天起，就置白色恐怖于不顾，积极地投入到炽热的革命斗争之中。被捕后，在敌人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面前，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八月八日，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将祖晨和其他几名同时被捕的同志砸上手铐脚镣，一道押往济南伪高等法院。途中，当他知道有人因为经不起考验，也因为缺乏斗争经验，在敌人的威逼下，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和组织情况时，就抓住时机，避开押差，在火车上对同志们进行保持革命气节的教育，教给对敌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说：“在青岛，不论怎样承认的口供，到济南审讯时都要坚决推翻，就说在青岛口供是被逼胡说的，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斗争。”在他的教育与影响下，同志们坚强起来了，决心同敌人斗争到底。到济南后一概翻了供，弄得敌人手足无措。 祖晨同志在济南监狱里，继续领导狱中难友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有一次，敌人派一个特务假装政治犯，到监狱侦察青岛案犯的情况。这个特务进屋后就大叫大嚷，发“牢骚”，“骂”国民党，祖晨同志察觉到他的气味不对，就故意和同志们为象棋的输赢问题，争吵得脸红脖子粗，大家都非常“生气”，几天不说话。过了三天，那个特务捞不到一点东西，只得悄悄地溜走了。敌人走后，大家又笑着照常说起话来。 叛徒王洪九，在敌人的授意之下，来到狱中监视他们的行动。祖晨同志就约定大家，“狗”在的时候不说话，或者乘“狗”睡觉的时候用在地板、大腿上写字的办法互相谈心。 祖晨同志对同志们非常关心。田海山同志（现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是个刚入狱不久的新难友，和他同押在一起，祖晨同志经常向他讲革命道理，教他唱国际歌，海山同志非常崇敬他。祖晨同志还团结同狱的其他蒙难者，抗议监狱当局的暴行，进行绝食斗争，还对可能出狱的同志交待怎样寻找组织和向党反映情况。 由于长期做艰苦的地下工作，劳累过度，祖晨同志患上了肺结核病。被捕后，在敌人的摧残下，病情进一步恶化，有时饮食不进，呼吸困难，别人认为他生命垂危，但他始终乐观自信。有一次，他日夜咳嗽，大量咯血，病情十分危险，看守们把他抬到隔离室，纷纷议论他“不行了”，他听到了，就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不行了？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活下去。”他是那样的坚定乐观。后来病情果然一天天好起来，他顽强地活下来了，继续和同志们一道坚持狱中斗争。 一九三三年五月间，敌人把与祖晨同志关在同一个号房的陈文其同志送到第一“模范”监狱去了。祖晨同志知道文其的问题已被“判决”，一天，趁放风的时候，他站在高高的窗口向文其同志打着招呼，并在手上写字问他判了几年。当文其同志在地上写了“无期”两字时，他警惕地意料到敌人对他采取的手段将会更凶残。他写信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家里，在信中劝告父母，不要为他过分难过，要看远些，干革命就会有牺牡。祖晨同志早在革命初期，就写信对父亲这样说过：“豺狼当道，道路崎岖，世间如此昏暗，中国如此沦落，男儿有血，岂能凭时事而不解救。人之生灵，岂能容得几个鼠贼之徒宰割虐杀乎！中国人非天生的奴隶，中国定有厚望，中国定有晨光。父亲啊！人间就是如此，斗！斗！斗！男儿的鲜血换得世间的公平，神州的黎明。”这是何等高尚的革命情操啊！祖晨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早晨，乌云笼罩着泉城的上空，天色昏暗，细雨蒙蒙。凶残的敌人把魔爪伸进济南监狱里，嚎叫着来捉人了。被囚禁的英雄们从睡梦中醒过来，毫不畏惧。当看牢小丑们喊到李春亭的名字时，祖晨同志知道，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他很平静地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牢房。狱中的难友一齐涌向牢门。当他看到有的同志悲痛流泪望着自己，有的同志咬牙握拳怒视着敌人的时候，他不断地向大家点头，并大声向同志们告别说：“难友们，同志们，这没有什么关系，革命的细胞是新陈代谢的，永远死不完的，好好干下去吧！”这是多么响亮的声音，这是对后来人多么殷切的期望啊！汽车开往刑场的路上，他从容不迫，誓死如归，带领同时遇难的同志，沿途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这位无产阶级的不朽战士，就这样英勇地就义于济南泺口以西马家道口刑场，年仅三十三岁。祖晨同志虽然牺性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他的光辉名字和英雄事迹，永远载入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册，流芳万世，永垂不朽。（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作者：张恺帆 阿英同志，原名钱杏邨，安徽芜湖人。 我结识阿英同志，是在一九二六年。当时我以一个农村少年，从江北负笈至芜湖求学，考入芜湖大官山的民生中学。那时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清廷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芜湖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双管齐下，军阀、买办、土豪、劣绅横行，洋行、教堂与教会学校林立。这所民生中学，是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大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刻，由钱杏邨、宫乔岩（又名王少春，芜湖人）李克农（巢县炯炀河人）等同志，为了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势力作斗争，凭着一股革命激情，依靠一些社会进步人士的支持，艰苦奋斗创立起来的。宫乔岩同志为该校校长。它在开展启蒙运动，传播革命思想，培养进步青年等方面，起过出色的作用。正是我到民生中学入学的这一年，阿英同志及宫乔岩、李克农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这所学校在大革命前后。成了当地党组织的重要据点，为革命前的准备以及北伐军到达后建立政权组织，做了许多工作。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人事更迭，又经过一段艰苦的坚持，它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了。 我入学时，阿英同志在民生中学任国文教员，兼赭山的五中（后改七中）教员。一开始，钱先生（当时对阿英同志的称呼）那种对人极端热情、善于言谈和诲人不倦的态度，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时“五四”运动虽已过去数年，但我们在乡间读书，仍受文言文的严重束缚，而钱先生则是“五四”运动中的青年积极分子，所以他在民生中学，提倡白话文自然是不遗余力。记得有一次，我出于幼稚，还曾和他辩论，大意是说：你讲白话文好，文言文不好，我看文言文多少也还有点好处，比如打电报，用文言至少就可省点钱吧？钱先生微笑着耐心地给我们讲，不能仅从这一点去看问题，用白话代替文言，这是文化上的革命运动。当时在学校中，阿英同志不仅积极开展新文化运动，而且满腔热情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告诉我们“普罗列塔利亚”、“布尔乔亚”等等新名词，我们听起来新鲜异常，心境大开。由于学校是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据点，它不仅传播革命思想，而且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学生参加“济难会”（后改为“互济会”）、（“芜湖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等革命组织，推动群众性的革命活动。当时学校在斗争中处境险恶，经常受到反动当局的监视和干扰，后来甚至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的流氓帮会的进攻。但宫、李及阿英同志等不畏强暴，积极组织领导群众跟军阀、土豪、劣绅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一次，几千学生和群众涌向街头，把贪污作弊的商会会长丁某揪出来游街示众，使其威风扫地。又有一次，组织群众揪斗北洋政府“猪仔国会”的“猪仔议员”，一天工夫就打了八家，可见群众运动声势之大。及至“四・一二”之后，蒋介石疯狂逮捕、公开杀戮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形势已万分危急，阿英同志才和宫乔岩同志、李克农同志等被迫澈出龙潭虎穴。他们在离开芜湖之后还受到敌人的一再追捕。 其时，阿英同志率领一组同志，取道皖北农村，历经艰险，徒步跋涉千里，去到武汉，在邓中夏同志领导下，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并参与筹备当年六月二十日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作（阿英同志在大会秘书厅工作）。但到了七月中旬，武汉的国民党汪精卫无耻叛变了革命，阿英同志在极端艰苦中坚持到八一南昌起义之后，才又突破敌人的包围，转移到上海（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旋即在党领导之下，发起组织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据阿英同志在后来《哀悼李克农同志》一文中记述，他和克农同志“直到第二年，我们才在上海重逢，并一同在太阳社支部（称‘春野支部’）里过着党的生活，往往在深夜里一同到马路上写标语……”从这段简短的记述里，可以看到当时阿英同志等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李克农同志同后来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进行了出色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董老在一九六二年悼念李克农同志的挽词中，曾赞誉克农同志为“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到了一九三〇年，阿英同志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和领导工作，被选为常委，后又被选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一九三二年五月，党派阿英同志到电影界作领导工作，任党的电影小组成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阿英同志在上海坚守斗争岗位，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曾任郭沫若同志主编的《救亡日报》的编委。并由几位热心朋友的支持，在“孤岛”上海成立了一个名为“风雨书屋”的出版机构，编印宣传抗战的《文献》月刊，阿英同志是这个刊物的主编。诚如他在一篇回忆录中所写：“那时，我们国家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最残酷的侵略，国民党已经一路溃逃到了重庆，八路军、新四军正艰苦地深入敌后，插进敌人的心脏，坚持斗争。敌后和沦陷区人民，特殊需要精神鼓励。”阿英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努力去满足人民大众的这种“特殊需要”。他在《文献》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毛主席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会上的讲话，并为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受党的委托，为传播和保存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以及党的其他重要革命文献（如方志敏同志的遗稿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因为刊载毛主席等我党领袖的言论著作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图片新闻，经常受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所谓地下组织的威胁……真是时时刻刻有查封逮捕的危险，时时刻刻在惊涛骇浪之中。”那时，阿英同志从一位同志处，得到了一批“用各种各样、大小不等、随手拾来的杂色纸所作的”一束画的照相原稿，内容是反映中国工农红军伟大长征斗争生活的，他便立即进行了编辑工作，排除各种困难，以《西行漫画》之名，由“风雨书屋”精印出版，并在书前附印了长征地图及纪事，迅速在上海及革命根据地流传，收到了鼓舞士气和振奋民心的积极效果。正因为如此，“书屋”不久就遭到查抄，人员也遭到了逮捕。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九五八年，一位热心的读者在北京图书馆偶尔发现了这本珍贵的画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同年底重印。又经过一段时间，到了一九六二年，以《长征画集》之名出版，也直到此时，方才弄清它的作者原来就是当年亲身参加了长征的黄镇同志（原籍安徽桐城人）。这是革命美术出版史上阿英同志一个宝贵的贡献。 在上述时期，阿英同志在上海还以魏如晦的笔名，写了《碧血花》等反映南明抗清斗争的历史剧，积极配合抗日斗争的宣传，并在上海等地广泛演出。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上海局势进一步恶化，阿英同志遂率领全家离开上海，来到艰苦抗战的苏中、苏北敌后根据地，先后在新四军军部、一师及三师工作，直到抗战最后胜利。这一时期，在华中局的领导下，阿英同志认真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按照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文艺、新闻、统战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一九四三年十月份，《盐阜日报》首次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阿英同志亲自逐字逐句地细心校对。他所主编的杂志《江淮文化》、《新知识》以及《盐阜日报》副刊等，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广泛的影响。当时敬爱的陈军长（陈毅同志）为广泛团结抗日民主人士，积极开展党的统战工作，曾亲自发起组织“湖海诗文社”，社中所作诗文，上述报刊即系主要发表园地。《新知识》上，并曾首次刊登陈老总的著名诗篇《梅岭三章》，一经问世，脸炙人口。一九四三年秋，阿英同志在苏北阜宁农村的豆油灯下，用毛边纸亲手抄录了陈老总在一九四二年以前所作的诗十六首及短文两篇，手订成册，题有“阿英手录”并盖有图章，送给了敬爱的陈老总。这一件珍贵的纪念品，可以说是陈毅同志最早的一本诗集，它为后来张茜同志编辑《陈毅诗词选集》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个宝贵的手抄本，听说至今仍珍藏在陈同志亲属手中。 在抗战胜利前夕，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配合党内整风，为进入城市做些思想准备，阿英同志在苏北农村创作了著名的历史话剧《李闯王》，并亲自导演，由新四军三师八旅文工团在苏北各地演出，对广大干部群众起了积极的教育鼓舞作用。这个有很大影响的剧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产生的优秀剧作之一。 阿英同志的长子钱毅，时为新华社盐卓分社特派记者、《盐阜大众》副主编，是一位英姿勃勃的革命青年，在《盐阜日报》、《盐阜大众》报上发表过许多鼓舞人心的通讯报道，在《新知识》等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才气横溢的文章，后来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性。 抗战胜利后，阿英同志曾任华中文协常委、华中建设大学文学院院长。一九四六年，阿英同志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文委书记。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华东局及苏皖边区政府机关，随同我军主力于一九四六年秋北撤至山东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我们继续转移至烟台。四个月后，我又奉命带一部分机关人员及家属渡海转移至大连，后阿英同志任大连市委文委书记。在北撤山东直至大连这一段时间里，我和阿英同志经常接触。他那为革命辛勤钻研业务，亲自领导工厂文艺活动的实践，热情培养青年和帮助工农兵业余作者，特别是他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自我批评的可贵精神，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阿英同志又是我国当代一位著名的收藏家，长期辛勤地收集保存大量图书、文物，特别是收集了丰富的有关近代文学的资料，孜孜不倦地进行整理和研究，为编写和学习中国近百年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这种勤奋的作风，犹如蜜蜂酿蜜，苦心经营，虽在戎马倥偬之际，亦坚持不辍。尤其是各解放区的所有报刊图书资料，他更是旁搜博集，十分重视。 一九四九年五月，阿英同志奉调至京，参加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期间，他是华东代表团团长，大会常务主席团成员。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阿英同志在天津市工作，任市军管会文艺处处长，市文化局局长，及剧协主席，并曾在南开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兼任教授。一九五一年调中共中央华北局，任华北文联主席。一九五四年，阿英同志到中国文联工作，任党组成员，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等职。 阿英同志为党的革命文艺事业战斗了五十多年，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一生中的著述，包括文艺评论、小说史、戏剧史、美术史研究以及诗歌、小说、剧本、杂文、随笔等等，多达七十余种，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但是，这样一位热爱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同志，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摧残和迫害。一九六七年初，叛徒江青妄图掩盖她极端肮脏的历史，亲自跳出来公开诬陷阿英同志。接着叛徒陈伯达也怀着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亲自下达“手令”，抄走了阿英同志收藏的三十年代的大量有关资料和全部藏书、文物。这一系列的反动暴行，使阿英同志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在林贼肆虐及“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我和阿英同志虽然天各一方，但拳拳之意，仍时萦于怀。一九七四年，我省一位原新四军老战士去京，曾去探望阿英同志，当时他卧病于斗室之中，深受“四人帮”之害，但老骥伏枥，壮志未衰，对外地故人，仍关怀备至。阿英同志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提供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珍贵资料，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听到这些消息，使人深受鼓舞。其时，阿英同志有亲属出差经皖，亦承过访。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春回大地，喜溢人寰，阿英同志也欣然移住北京东直门外新居。虽癌症已至晚期，每日只能吸食少量稀粥，但他由于心情振奋，病情也曾一度有所好转。他满怀信心地扶病为有关单位及报刊积极查找资料，为揭批“四人帮”提供了有力的炮弹。不幸尔后病情恶化，终至不治，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逝世。噩耗传来，不胜悲痛和惋惜。回想全国解放之后，阿英同志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回安徽工作，对宫乔岩等老同志、老战友早年革命活动的史料，也曾不断热心采集，准备进行整理。我和阿英同志最后的一次接触，是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届人大开会期间，阿英同志曾至寓所相访，仍怀回皖工作之愿。谁知自此一面，竟成永别，追念及此，不禁把笔泫然！阿英同志辛勤战斗的一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为了纪念这位革命文艺战线上的老战士，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双百”方针，繁荣和发展党的文艺事业，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服务！（作者附记：本文为求表述准确起见，从中央文化部阿英同志治丧小组所撰悼词中引用了一些编年资料，特此说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巡抚附：张恺帆(1908～1991)，安徽省无为县人。解放后任安徽省委常委，历任合肥市委书记、淮南矿区党委书记。
作者：汪春溪 一、柏烈武早期的革命经历 柏烈武即柏文蔚，安徽寿县人。二十一岁入泮。时值清末，内政外交，俱告失败，国几不国。是时柏烈武正教读寿县城内，慨然有抗清之志，常与邑人孙少侯、张树侯等人讨论时事，倡议反清。创办“天足会”，劝导妇女放足。复集资搜购《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报、供应阅览，宣传革命，一时被感动者颇众。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柏烈武年二十四岁，游学“求是学堂”（即安徽大学的前身）。时值中俄新订西藏密约，清政府辱国丧权，国人愤慨。柏在当时与留学生陈仲甫、潘赞化等数十人，集会演说，激发民气，触怒清吏，愤而退学，专事反清活动。 一九〇〇年，庚子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全国鼎沸。是时，柏在金陵，奔走呼号，与赵声、张伯纯、杨作霖等组织“强国会”，密谋推翻清廷，事未发而先泄，杨作霖被捕牺牡。柏乃潜行返皖，入武备练军学堂，创立同学会。一时有志之士，不问省籍、学籍，凡有革命思想，从事推翻清朝者，如熊成基、倪映典、冷御秋、常藩侯、李士善等，纷纷踊跃参加。其中尤以淮上同志为最多。 一九〇三年秋，安徽太和县武举郭其昌，受了张树侯的鼓动，召集六千余人，来安庆谋发难，互推柏为领袖。仓卒之间，未布置完善，因事机不密，郭其昌即遇害。是时，柏逃往南京，同陈仲甫、宗少侠、王静山、方健飞遍游皖北，与张孟介、袁家声、廖海粟、管鹏（管昆南）、岳相如、余亚农、郭舫仙、廖梓英、廖朴纯、廖盘珍、廖子宾、管曙东、王绍九等，深相契合。后返回芜湖，与李光炯、刘光汉等密组黄氏学校（黄氏指黄兴），专事谋刺活动。 不久，柏烈武在李光炯主办的安徽公学任教体操。安徽公学的师生员工大多数富有革命思想，柏与陈仲甫、常藩侯等在公学创立了岳王会，吸收革命青年，与孙中山先生在香复港所组织的兴中会遥相呼应。 次年春，柏接赵声电邀到南京，赵任柏为三十三标管带。是时，吴旸谷由日本东京奉孙中山先生之命，来长江中下游组织同盟会。柏烈武与赵声、倪映典、林之夏、冷御秋、伍崇仁、韩金声、孙麟、林述庆、何遂、杨韵珂等同时加入，奠定了南京同盟会的组织。 其时，孙少侯、权道涵、段云等人，由日本奉命回国进行革命活动，途经南京，孙少侯欲谋刺两江总督端方。柏为之隐藏炸弹，并资助旅费。后事泄，孙少侯等被捕入狱。柏博也不能存身，乃远走辽吉，依乡人胡殿甲，在其所统的吉祥军中充任文帮带兼马队总教习。 不久，武昌起义成功。柏烈武接到范鸿仙、郑赞丞等人促其南下的电报，便与祁耿寰等一起于九月初一日回到了上海，与黄克强、陈其美等会商大计。决定由陈主沪事，黄负责武汉军务，柏负责收复南京。 时张勋、铁良，分驻重兵于南京、浦镇，扼守大江南北。清廷对南洋第九镇统制徐绍祯有所怀疑，迫令徐率部远驻秣陵关。柏烈武得悉，乃星夜赴宁，亲诣徐处，动员举义。徐绍祯犹豫不决。迨柏回沪后，领运械弹，密返镇江，镇江都督林述庆，已委柏任镇军第一镇统制。是时，第九镇军队，已被张勋军击溃东下。柏收其余众，急渡江，攻浦口，断清军归路。这时，淮上革命党人张汇滔、袁家声等已光复寿州，并由袁家声率部东下，攻占蚌埠。张勋见其后路被截断，仓惶夺车北遁，南京即于十月十二日光复。孙中山先生时在南洋，乃暂推黄克强任大元帅，柏烈武任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司令，统率第五军姚雨平部追击张勋。因张勋残部扼守津浦线固镇，柏烈武就亲率一、五两军大破之。随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进占徐州，敌溃兖州，已无斗志。正在这时，南北议和告成，柏只得率军南返。 一九一二年五月，柏烈武受黄克强留守命，调解皖事纠纷，后被任为安徽都督。 柏烈武任安徽都督时署内人事安排的情况是：内务司长郑芳荪；财政司长黄书霖，后由史恕卿、李裴君等继任；教育司长邛纯侯，后更江彤侯继任；实业司长刘悟岗；高等检察厅长杨云林，审判厅长李纯楼，秘书长陈仲甫；参谋长初为徐子俊，继是徐唯一；军政司长吴霖生，警察厅长顾小轩，宪兵司令祁耿寰（原为第一师师长胡万泰兼）。安正铁路督办管鹏。 二、柏烈武不受袁世凯的贿买 议和将成，柏烈武驻军浦口。袁世凯派章聿骏来浦口运动他，说：“袁大总统特派聿骏带来壹百万元交通银行支票，送给将军作老太爷、老太太的生活费用，将军即可以安心为国家做事。至第一军军费，每月可造官兵花名清册，送交大总统批准，由津浦铁路收入项下拨用。” 柏当时答曰：“我家一向清贫，无需如此巨款，最多五万元足矣。容待请命于父母，转报大总统的恩遇。如何，听候父母之命，否则，不敢受也。至军费问题，军人贵服从。既有黄克强留守为直接负责的长官，似不便再受大总统的恩遇。容后定当图报。”柏烈武当晚乘车过江，到同盟会本部，汇报袁世凯贿买经过，并说明柏自己的想法，准备留五万元给父母备用，余则悉交党部，作发展党务之需。请大家裁决。 当时黄克强留守，拍案大骂曰：“袁贼臭钱涨耳，吾不愿闻。”柏随即拒绝了章聿骏。而徐宝山卒以见财动心，暗得二十五万元。徐是袁世凯的侍从武官。由此可知，军阀官僚辈，不为利禄而动心变节者甚少。 柏烈武任安徽都督时，袁世凯又派郑汝成来皖，备述“大总统如何器重都督，深想都督能够做袁氏门生，将来东南门户，依界有人，遇事方便”，并要柏烈武随郑一同入京，与大总统一见。 柏则答以“目前军事倥偬，未便擅离，容后皖局稍定，自当亲自进京，投递门生帖，拜领我大总统的恩遇”。郑汝成此来，技未得逞，败兴而返。嗣后还有段芝泉、江朝宗、以同乡关系，派使往还，皆以劝归袁氏为请。柏因迫于环境，不得不虚与周旋。 袁世凯非法攫得总统后，多方密谋贿买革命党人。外借裁兵之名，内实排除异己，意志不坚定的人就被他用金钱收买了。革命意志坚定的人，袁世凯就采用可耻的恐怖手段，杀害忠良。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就是袁贼叛国叛民的铁证。在宋教仁殉国之前，袁世凯向外大借款，梦想扩充武力，以武力谋求统一。当时各方人士通电反对，群情激昂。 孙中山先生回沪后，首向汇丰银行交涉，不应交此项非法借款，残害共和。当得汇丰银行答应在一个月内，如各省有独立而声讨袁氏者，本行即停交此项借款，否则，信用所关，碍难照办。孙中山先生乃召唤各省党人，凡握有兵力者，即时来沪会商。淮上党人张孟介、袁家声、郑芳荪、范鸿仙、吴忠信、龚振鹏等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要求立即声讨。 柏烈武认为声讨袁世凯应尽快行动，孙中山先生与陈英士、黄克强、李烈钧等深以为然。柏愿首先在皖发难。孙中山先生说：“安庆逼近江北，且可拱卫南京，似觉不宜先动。最好由广东、湖南、江西各地先行宣布独立。迨袁的兵力前往，再由皖省拦腰一击，即可成功。” 此时，黄克强又力主以法律和平解决，不主张用兵，嗣经中山先生一再言之，结果，征求谭延闿等意见，他一日数电，说不能先动。其时，袁的兵力已经南下，汇丰银行的借款，亦已逾期，如约交给了袁世凯。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就败于和、战不决，失去了先发制人的机会。 三、柏烈武在上海会议条陈的三件事 （一）我军的经济问题： 袁氏已获得大借款。我军发难，也必须有笔巨款，方能济事。陈英士在当时允筹现金叁百万元。柏现在皖，可筹出两千万纸币。以中华银行名义使用，订购壹千万元军械，分期付清。步枪每支六十元，大炮每尊一千元，分由上海、杭州、乍浦、广州各口岸交货。柏请孙中山先生派一银行总经理，以专责成。柏之所以如此条陈者，以其在皖督任内，所办的安徽中华银行行长卢汉章，原来只有两万七千元现金，后因挤兑风潮，向李烈钧借五万元，日本人葆科借三万元，日本米商借十五万元，合计也只有二十五万元左右。在当时，计出钞票一百五十万元，信用极佳。同时与招商局协商，下自上海，上到汉口，皆用本票。津浦路局，也已交涉妥当。浦口到徐州，改用中华银行钞票，往来无阻。 （二）海军问题： 柏在南京与林述庆同谋光复时，似先着手同海军接洽，以防袁世凯用海军来攻，可堵住吴淞口，而无后顾之忧。中山先生说：“海军已早派人联络，无须顾虑。” （三）吴淞口应筑炮台： 袁世凯尚有若千海军，倘事先能把吴淞口炮台筑成，所费不过几万元，即可竣事。当时陈英士允为负责，但迄未施行。 以上所陈三事，卒因军事倥偬，时间未许。袁世凯后来果以海军南下，直驱上海，未出所料。迄今回忆，教训极深。 四、柏烈武参加同盟会的前后 先是赵声在南京任三十三标第一营管带，电约柏赴宁任前队队官。时有吴旸谷由日本东京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国搞革命运动，住在下关第一楼旅馆。柏在此时，即和赵声参加同盟会。旋又介绍第二营管带吴继初、三营管带林述庆，队官孙麟、张霞晴，警察局提调李玉斋等，并有学堂学生方健飞、王静山等，均在此时加入同盟会。革命实力具有基础，遂在仪凤门内，密组机关，扩展会务。嗣复组织强国会，中坚分子柏烈武、张伯纯、张仲纯、孙孟棨、江彤侯、常藩侯等。张仲纯是张伯纯胞弟，以在两江总督刘坤一衙内充内奏摺事宜，可以掩护党人，内通消息，遂推张伯纯为强国会会长。嗣因会务扩大，经济难于维持，乃由会内开设一铜匠铺，私造铜元、银元及假票子等。主其事者，为湖南浏阳人龙章（号研仙，清举人，同盟会会员）。龙同黄克强曾先后携带千元到上海使用，几被外国巡捕所获。强国会分子杨麟，被徐宝山（外号徐老虎）所出卖，杀身成仁，机关解散，铜匠铺亦被查封。 五、柏烈武其他的一些情况 柏烈武在一九一八年护法之役受靖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委任为川鄂联军前敌总指挥，在四川夔州、湖北恩施一带，来往奔驰，指挥作战。三年之久，备极劳瘁。后自南北议和，柏辞总指挥后，湖北谭延闿邀请柏到湖南休养，计划赶走军阀张敬尧，柏为谭运筹帷幄，积极参预军事活动。 一九二二年，柏烈武受孙中山先生委为长江上游招讨使。次年，柏在广州，孙中山先生委为建国军第二军军长。一九二四年二月国民党改组，柏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派赴北平，指导西北党务活动。并联合国民第一军冯玉祥、二军胡景翼、三军孙岳，为北伐张本。一九二六年冬，受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参加北伐。一九二七年，直鲁联军张宗昌来犯合肥，柏固守合肥，另派其新编第五师进驻肥西大蜀山一带，成倚角之势。敌终败退，放弃蚌埠，退守徐州以北。当北伐军进击津浦线临城附近，前线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部节节败退时，柏又率部扼守蚌埠、合肥。其时，蒋介石激起众怒，一天天走上反动道路，被迫下野。柏烈武首先通电，认为蒋介石必须下野，免使生灵涂炭，贻误革命大局。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复职后，柏即辞去本兼各职，退居南京玄武湖私宅。草庐数椽，悠然尘外。有时，也到安庆东枞阳鱼湖小住。 一九三三年，福建延平人民政府成立，蒋疑柏烈武必与其同谋，猜忌益深。曾密令安徽军阀刘镇华，监视柏的行动。刘曾亲到枞阳鱼湖逗留数小时。 次日，刘镇华派人示意，要柏离开鱼湖。柏嗣即移住昆山原寓。是时，蒋介石复派特务刺杀。一日清晨，柏正起身漱口，突有旧部来人报密，激动落泪。柏当予以安慰，问有何事，不妨言明，只要力所能及，当可帮助解决。 来者答日：“柏将军，不是为我个人私事，而是将军大祸临头，恳求将军速走！迟则危矣！” 柏烈武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蒋对我久存疑忌，早有杀我之心。但我心地坦白，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今老矣，戎马余生，何惧一死。我已决定亲去南京，任他摆布。万一不能幸免，我之沉冤，当可大白于天下。” 当晚即赴京，打电话给于右任。 于右任在电话中对柏说：“你来的正巧。今天是星期日，老友多在此小聚，即请前来参加。”柏即应邀前往。餐毕客散，柏向于右任讲明来意，说“究不知我犯何罪，蒋密令杀我。今特向你说明，不是请你替我说情，保我生命，因我和你既是同志，又是多年老友，我到最后，倘遭蒋的毒手，望你以后有机，务要为我昭雪！”因得到于右任的同情和支持，终于免遭毒手，安度晚年。（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刘希平先生的战斗历程（《安徽文史资料04》第33篇）
刘希平先生的战斗历程———根据访问高一涵、光明甫、周新民、朱蕴山四老记录整理作者：穆孝天 小序： 刘希平先生是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的先导者之一，社会进步人士，安徽教育界的一颗明星。他对“五四”前后一连串的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并同当时许多先进学者、名流、学生、工人一道，为革新教育、改造社会，在“六二”惨案，反对贿选，驱逐伪省长李兆珍、废督裁兵等运动中共同奋斗，立下了重要的业绩。二十几年前，我初接触其生前有关资料时，每为其崇高的品格和忘我的爱国主义言行所感动。时时因念“吾生也晚”，为未能亲聆教益而悔恨。一九五八年初，由于工作机会，我有幸先后访问了他的老友高一涵、光明甫、周新民、朱蕴山四老，益增我对刘老的敬仰之情。为使其光辉不致为时间所淹没，检出旧日访问笔记，据以整理成这份资料。挂一漏万之处，必不可免，敬希前辈补充、指正。 四老评价： 高一涵老人说： “希平先生乃文弱书生，与人交，胸无城府①，劝善规过，知无不言，人皆谓其蔼然可亲。虽终身不参加任何政党，然论及政治，词严义正，敌我分明。” 光明甫老人说： “刘君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先导者之一，尤其是我省‘六二运动’中之一员健将。其人真诚纯洁，勇敢不挠，系同辈中所罕见。” 周新民老人说： “李光炯、光明甫、刘希平三校长在安徽教育界声望很高，在政治上有一致的进步的看法和做法。他们三个人是‘五四’和大革命时期安徽教育界的中心。” 朱蕴山老人说： “在‘五四’运动前，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和在安徽的刘希平、李光炯和我等都有联系。”注：①“胸无城府”：即胸怀坦荡，没有令人难以揣测的用心。 战斗简历： 公元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刘希平生。原名畹蘅，字兰香，中年自号希平。安徽六安施家桥人。 诞生前的二十四年——从一八五〇年太平军起义到一八七三年回军消灭，中国几乎极大部分划为战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规模是空前巨大的。反革命一手造成的罪恶是：无数的无辜人民遭到了屠杀，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外则帝国主义环伺；日政府藉口曲解台湾为番地，不属中国版图等等。 希平先生幼年时，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烟台等辱国丧权的条约。先生少时读书于私塾，即不屑习词章制艺。 公元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海陆军皆败，割台湾，赔兵费以求和。希平先生二十二岁仍在私垫读书。 公元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之说兴起。希平先生醉心于维新之说。时二十六岁。 公元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灭洋之举未成，八国联军入寇。欧洲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从此，孙中山先生之革命论风驰电骤，深入人心。希平先生遂弃改良说，而服膺革命论。他说：“欲革命必先开民智，而开民智又必自办学始。”遂与江朴斋等倡议创办“六安中学堂”。六安之有学校，于此开始。时年二十八岁。 公元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三十四岁。因合格师资阙如，希平先生亦深以学业未成为恨，毅然去“六安中学堂”，而于是年东渡扶桑，入东京弘文学院习师范。毕业后，回国措资，再渡日本，入明治大学习法政经济。 公元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辛亥，三十九岁。在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得法学士学位，整装归国。 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壬子，四十岁。民国肇兴，当道有知希平先生者，推其为安徽省司法筹备处长及高等检察厅长，均坚辞不就。独与光明甫、谢家声等同应安庆“江淮大学”聘，自任教授，而以校长一职让光君。从此，决心以教育为终身事业。 他痛心祖国沦为半殖民地，时在校中向学生阐述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实况。曾谓：“军事侵略其害显，人人能知之，而经济侵略其害隐，非深谋远虑者不能预见也。”但当时言者谆谆，而闻者一时难以领悟，且有以此讥笑者，希平先生益惧益愤。时而亦有以“迂儒”污之者，希平先生亦无所顾。 公元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癸丑，四十一岁。赣、苏、皖、粤、川、湘各省独立，革命者扣押省警务处长朱家珂，把东署、南署和西北两署的中下级警察，以及巡查一大队，共千人集中起来，成立安徽讨袁军第一军，同时组织安徽讨袁临时军政府。希平先生为此奔走呼号，兴奋无似。不久，事败，遂去安庆而亡命上海。当时在安徽的卢仲农、王肖山等亦常来上海，与他研究推翻军阀倪嗣冲的计划。 公元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甲寅，四十二岁。应济南友人之召，授课于山东法政专门学校。 公元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乙卯，四十三岁。韩国钧为安徽巡按使，慕希平先生名，欲请其为政务厅长，他坚辞不就，但愿以友谊助韩为政，以冀利国利民。因返安庆，时居安庆近圣街，昕夕备韩氏顾问。彼此对于政治、教育、军事、经济、道德、文章等，无所不论。韩氏礼之如老师，称其为“安徽之圣人。” 同年，袁世凯称帝，韩氏与希平先生讨论去留问题，希平先生劝其挂冠而去。希平先生亦同时只身赴上海寄居。 公元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四十四岁。 高一涵先生由日本留学归国，与希平先生在沪把晤，相谈甚欢，高老亲见希平先生虽于流离穷困之中，但终日仍手不释卷。出外乘车，亦常为节省一文钱而步行一两站始登车。然对救济流亡同志及求学青年，往往倾囊倒箧以待，一无所惜。如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秦成道，就是在希平先生的直接帮助下，由中学到唐山路矿学校，后来考取“庚款”去美国留学，得了博士学位以归。这类事例很多，不胜枚举。人人只知其如此慷慨，而不知其百日有九十日之穷困。 同年，高老去北京任《晨钟日报》编辑，希平先生知该报与研究系汤化龙有关，而汤恰是当时进步派孙洪伊的对敌，急函高老宁可在家闭门读书，亦不可与彼辈为伍，嘱高离京去沪。高遂辞去编辑事。 公元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丁已，四十五岁。 高一涵因母丧返皖小驻，时倪嗣冲主皖，杀进步人士无少惜，希平先生愤甚，力劝高不能在皖久留，免遭毒手。高后来表示：“余于彼时，在政治上未入歧途，皆君指导之力也。” 同年，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报》，约高为该报撰写社论。希平先生知章接近政学系，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进步派，遂急函劝高拒绝。 十月，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推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朱蕴山先生应鲁北平原混成旅胡翊宇和济南第一混成旅张克瑶的邀请去山东，交换反对安武军、迎接孙先生北伐的意见。此时，希平先生和卢仲农去信请朱老在适当的时候抽空回芜湖，共商在皖西建立第三甲种农校事。 十一月初，朱老离开济南，路经芜湖，和希平先生一起到安庆，会见李光炯、光明甫诸老，商定由朱蕴山回皖西六安筹建第三甲种农校。 公元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戊午，四十六岁。希平先生友人潘光祖（仰仙）任芜湖安徽省第五中学校长，聘请希平先生为教师，先生始回安徽芜湖任教。任修身课，即现今之政治课。此为希平先生第二次在本省致力于中等学校教育，亦为其在本省正式参加社会活动之始。 公元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巳未，四十七岁。“五四”运动爆发，希平先生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礼教，宣传提倡科学，提倡新文化，不仅热烈拥护，尤极力赞助，认真工作。五月七日，芜湖各校开联席会议，出席者有：刘希平、王肖山，蒋光慈、翟宗文、郑协之等教职员和学生多人，除决议游行示威并通电声援北京学生“五四”运动外，即席成立“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此时，以希平先生和朱子帆、李光炯、卢仲农、朱蕴山等为首，做了许多工作： 在经济战线上，积极发动抵制日货运动； 在政治战线上，发动罢课、罢市、示威游行； 在教育战线上，创办：商业夜校，对象是青年店员（学徒）；工读学校，对象是工人子弟、失学青年；半工半读学校；平民夜校，对象是穷人家的失学儿童；半工半读的公立职业学校，分机械、木工、纺织三科。 首倡学校“财务公开”和“校务公议”两大原则。 公元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四十八岁。是年，安徽法专和一师更换校长的斗争胜利后，安徽教育的革新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芜湖五中校长潘光祖乃倪嗣冲爪牙，该校学生早想驱之而去，此时趁势罢课反潘，公推希平先生担任校长。他继续率领师生投身各项运动之中，站到安徽社会政治改革斗争的最前列，带头冲锋陷阵，成为各项运动之中坚，是广大群众信赖的人物。 为了进一步推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希平先生和李光炯、光明甫等发动安徽各公团提请朱蕴山先生筹办《评议报》，并兼任总主笔，以评议时政，宣传革命思想。经费由各校自行筹集。 公元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辛酉，四十九岁。年初，恽代英同志应“芜湖学生联合会”之邀请，到芜湖为学生演说。希平先生与之把晤，彼此倾盖如故，相聚甚欢。 六月二日，安徽学生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改进本省教育事业，掀起“六二”运动。请愿学生遭军阀官僚马联甲、倪道烺毒打残杀，学生姜高琦、周肇基身受重伤，不治殒命。希平先生与光老诸公为伸张正义，挺身而出，欲置马、倪二贼于法律制裁之下，而马、倪二贼欲得先生等而甘心。彼此水火难容。 “六二”惨案发生后，为了加强领导，便于斗争，由五中校长刘希平、法专校长光昇（即光明甫）、一师校长李光炯等发起，组织“安徽六二惨案后援会”。 同年秋，安徽三届省议会选举，贿赂公行，激起皖人公愤，上诉至大理院，最后判决选举全部无效。但当选议员力谋召集，遂携巨款往北京贿赂。此时，省长许世英、政务厅长王淮琛，因北京当道迫使召集，王淮琛亦意为之动。希平先生闻讯由芜到安庆，与王淮琛激烈辩论，拍案力争，杯盘为碎。希平先生警告王说：“尔如不顾皖省三千万人民公意，而贪权恋位，尔可同意召集！若果良心尚在，即应坚决抵制，否则尔我私交，由今晚断绝，明日即为仇讐矣！”王淮琛与希平先生本来私交颇深，经此辩论后感愧交加，遂弃职而遁。许世英亦不得不停议召集之事。 三届议员贿选案发生时，安徽省长系聂宪藩，聂以“六二惨案”发生不久，群情愤怒未消，不敢轻易下令召集，因而被迫去职。倪道烺仍横行无忌，又以四十万元贿买国务总理靳云鹏发表靳的老师李兆珍为安徽省长。安庆学生闻讯起而罢课，并发动罢工、罢市。此时，希平先生亦相率带领学生代表到安庆支援。李兆珍无法招架，狼狈败退，匆忙离皖。继任者为许世英。 公元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癸亥，五十一岁。马联甲长皖之令下，希平先生预知大事不好，正准备与芜湖二农校长卢仲农等辞职离去，马联甲已下令通缉希平先生。 公元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甲子，五十二岁。春，往南京筹设新民高初两级中学，自任校长。四处张罗，集资开学，不足之数，则典衣鬻物以继之。其兄在山东，亦卖了衣物助其办学。 校事部署方就绪，即患重病。 八月，因积劳成疾，遂返芜治疗，病转剧痛。在病院中仍念念不忘校务，命家人扶坐，力疾作书，令长子志燮星夜赶赴南京，拜托友人主持校务。 八月十七日与世长辞。临终前犹以校事为念。并语家人日：“方寸乱矣，奈校事何！”独对家事一言未发。
朱蕴山同志早期进行的革命活动（《安徽文史资料04》第32篇）
作者：陈忠贞、吴之信整理 为推翻清廷而奔波 朱蕴山同志，一八八七年生于六安县嵩嶚岩（现嵩嶚岩公社）。青年时代便离开家乡，出外求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到处千疮百孔。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统治者的卖国，造成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青年的朱蕴山，为了振兴中华，开始参加光复会，进行反清活动。斗争中，他非常勇敢，置生死于度外。他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被带到刑场陪斩，面无惧色，大义凛然，准备为救国救民而献身。随后，他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绞杀了辛亥革命，朱蕴山义愤填膺，奋起投入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一九一六年，朱蕴山与六安同乡刘希平，霍山的沈子修，舒城的宋竹荪等密谋在安庆起义，不料事泄。安徽军阀倪嗣冲令警务处长于端阳节前一天下午，将朱蕴山等逮捕，沈子修等逃亡上海。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但民主共和的浪潮不断兴起，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下台，忧愤成疾而死。这时孙中山通电全国，要求释放政治犯，朱蕴山才获得自由。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北京政府的实权却操在段祺瑞的手里。北洋军阀内乱不断，张勋又乘机复辟。倪嗣冲利用手中的军权，对安徽人民实行血腥统治。朱蕴山为了推动反倪斗争，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初，与刘希平同赴上海活动，并写了《燃犀录》，控诉倪嗣冲祸皖的罪行，呼吁在京、津、沪的同乡会一致起来，救乡救皖。是年八月，朱蕴山转赴北京，与在京的陈独秀和寿县籍的议员常恒芳等人共商反倪之事。十月，朱蕴山又到山东，与鲁北平原混成旅胡翊宇和济南第一混成旅张克瑶交换了反对安武军、迎接孙中山北伐的意见。 为青年觉醒而办学 朱蕴山在斗争中认识到，要振兴中华，就必须提倡科学与民主，提高国民觉悟。要提高国民觉悟，必须首先从青年教育入手。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朱蕴山和刘希平从芜湖到安庆，会见法专校长光明甫（光异）等人，共商办学之事，决定由朱蕴山回六安，创办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以下简称“三农”），以此为阵地开展新文化运动。一九一八年九月，朱蕴山回到六安，并亲赴六区金家寨，请皖西教育界进步人士桂月峰共同筹建“三农”，桂月峰欣然同意。朱蕴山十分高兴，赋诗一首《喜见老友桂月峰》赠之，诗曰：“五年不见鬓先斑，忧国情怀火一团。闭户但闻勤课读，出门从不礼衙官。家贫心苦能长乐，道梗时危岂畏难。淮水皖山荆棘满，愿君长此种芝兰。”表现了他们忧国忧民，进行教育革命的决心。两人来到六安后，多方活动，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捐出五千元为开办费，借北街赓飏书院旧址为校址，于当年冬筹备就绪，次年春正式开学。为团结友邻县共同办好学校，公推时任芜湖“二农”校长的霍山籍沈子修出任“三农”校长，桂月峰任学监，朱蕴山任文牍兼修身教员，聘请进步知识分子钱杏邨（阿英）任国文教员，晏从白任数学教员，苏章之任英文教员，沈子臣任体育教员，李晴峰任事务主任兼教员。他们在治学上，废除一切封建的陈规陋习，成立学生会，参与决定学校大事，实行师生平等，校长、教员以身作则，不用雇员，外出不坐轿子，自背行李，与学生同桌共餐，一起过简朴的生活。在教学上，取消尊孔读经，侧重于新思想的传授；不学文言文，教以白话文。在课外活动上，禁止豪门子弟的不轨言行。 来自皖西和豫鄂边的“三农”学生，在新文化的学习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觉醒，涌现出一批优秀分子，其中不少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皖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据不完全的记载，三农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就有数十人之多。 为反帝反封建而呐喊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运动一爆发，朱蕴山就积极支持，迅速投入安徽响应“五四”运动的战斗。他和沈子修、桂月峰等帮助“三农”学生联合城关部分高小师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领导学生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组织了日货纠察队，到各商户检查登记，宣传买卖国货为荣，买卖日货为耻。 五四运动以后，朱蕴山以在京、沪读书的皖籍进步青年为桥梁，不断把革命书刊传到皖西。他自己在“三农”和一些最接近的学生，经常在一起阅读《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书刊。他支持钱杏邨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苏联十月革命，介绍列宁、高尔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物和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一年秋，二届省议会届期已满，理应进行三届议员选举，军阀倪道烺为把议会变成自己的御用工具，从省里拿出三百万元进行贿选，令其走狗集团——公益维持会派爪牙到全省各地，贿买选票，指定人选，公开舞弊，甚至把死了多年的人的名字也写进花名册，丑闻百出，全省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面对军阀横行，践踏民主，朱蕴山挺身而出，起程赴省，与省教育界及社会进步人士光明甫、李光炯、刘希平、沈子修、宋竹荪等共商，创办《评议报》，作为反对贿选、驱除倪、马分子的宣传工具。推选宋竹荪为经理，朱蕴山为主笔，评论安徽政弊，揭露选举丑闻。同时支持“三农”学生公开揭露贿选内幕。还利用合法手段选出代表，公开向北洋军阀政府控诉倪、马非法贿选议员的罪状。 这时，全省已有四十多个县的学生和进步人士先后上诉了贿选案件。按省议员选举法中关于“省议员的选举，一县无效就全省无效”的规定，三届省贿选早该推翻，但倪、马还是强令召开贿选出来的三届省会议。这时倪、马的亲信马仲武等人觉得自己又已得势，更加趾高气扬。学生代表想找他谈谈，他根本不理。朱蕴山等十余人，对其蛮横态度气愤不已，作为学生代表，跑到马仲武家里，彼此见面没说二话，便唾了马仲武一脸唾沫。马仲武不敢对抗，说：“吐得好，吐得好！”接着，朱蕴山等又把马拖到街上游街，打下了他的嚣张气焰。省长聂宪藩慑于人民的威力，又不敢妄行，被迫辞职。最后，各界人民终于迫使新任省长许世英宣布三届省议员选举全部无效。这一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大创举。 为国共合作而斗争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朱蕴山受到极大鼓舞，他看到了中国真正希望的所在。他认真学习和研究党中央的机关报《响导》周报，对中共的最高纲领，表示由衷地敬佩和赞同。 一九二二年八月，朱蕴山在上海晋谒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参与酝酿国民党的改组计划。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召开，着重讨论了和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与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还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决议。从此，朱蕴山同志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并在革命活动中，与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势力展开坚决斗争。 一九二六年元月，朱蕴山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二大。会议结束时，经朱蕴山等提名推荐并得到中共华南局负责人陈延年、谭平山的支持，国民党中央发表了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藩侯、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九人为国民党安微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朱蕴山随即返皖，经过一番筹备，在安庆正式成立国民党临时省党部（一说是筹备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秋，为避免军阀迫害，安徽省党部曾迁往上海旧法租界马浪路景益里，不久转移武汉，在联堡里设办事处。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旬，省党部又由武汉迁回安庆，并发出通知，决定召开全省代表会。这个时期，在朱蕴山的支持下，皖西各县国民党县党部在一九二六年初至一九二七年春相继成立。一部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县党部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势力，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起来。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朱蕴山以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投身这场伟大的革命战争，并作出自己的贡献。北伐军分三路进军，取得节节胜利。安徽军阀陈调元看到北伐军渐渐逼近，加紧镇压革命力量。这时，国民党皖省党部被迫迁到上海，朱蕴山等在上海，以皖省党部名义发电国民党政府，保常藩侯为安徽宣慰使以策动军事反正，迎接国民革命军入皖。常藩侯就职后，与省党部共同决定，派员返回安徽组织地方武装，策动各地军阀军反正。朱蕴山、沈子修也来六霍一带进行策反工作，因事泄未成。陈调元迫于形势，向北伐军投降。经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努力，一九二七年初，安徽地方武装统一组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公推中央执委柏烈武任军长，常藩候任政治部主任。六安亦成立了三十三军独立第二团，由朱蕴山之弟朱衡山任团长。北伐军所到之处，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的支援。 就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时，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开始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公开叛变革命。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安庆指使青红帮党羽及流氓，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省工会筹备处、省农会筹备处等革命机关团体，接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内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朱蕴山的好友，共产党员陈延年同志在这时英勇地牺牲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公开背叛革命的三大政策，背叛革命的行径，引起朱蕴山的无比愤慨。他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并受到反动派的通缉。不久宁汉合流，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更大规模的屠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这期间，朱蕴山曾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掩护过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他看到了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6页），受到很大的感奋。在共产党员的引导下，他毅然来到江西南昌，参加了震撼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起义的领导工作。接着，党的“八七会议”召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朱蕴山坚定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国民党只有始终不渝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又来到上海，继续进行反蒋活动，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开辟鄂、豫、皖苏区。 朱蕴山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以及建国以后，长期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在开展反蒋活动，组织和推动抗日，支援坚持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和积极开展民主活动，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以及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步文烈士在大革命前后的英勇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4》第25篇）
作者：王传厚、余兴 “是革命家，是教育家、怀如此奇才，生而无愧。为革命死，为大众死，仗这般大义，死又何妨。”这是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代理书记王步文就义前、自己朗诵的一副挽联。这用鲜血凝成的词句，是烈士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光辉誓言，是烈士的品质、志向、人生观的真实写照。 （一） 王步文同志，字伟模，化名王自平、朱华、王华。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生于安徽岳西县（原属潜山县）资福寺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当时的满清腐败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对外屈辱投降，对内加紧压榨各族人民。青少年时代的王步文同志，目睹民族的危难，人民的疾苦，对清朝反动政府非常痛恨，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一九一七年春，他徒步来到衙前镇，考入粹新小学读书。在这里他和王效亭等进步同学发起组织了“乐群会”，以团结同学，砥砺学业为宗旨，学习新思想，讨论新问题。在他的主持下，“乐群会”积极地开展了各种活动。一九一八年秋天，学校当局擅自决定增收学杂费。步文同志看到许多家庭困难的同学被迫中途辍学，他满腔激愤，带领“乐群会”的同学和代表封建势力的校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这件事，王步文也被校方诬为带头“闹事”，而开除学籍。王步文同志满怀对反动统治的愤恨心情，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来到当时的省城安庆六邑中学读书。这时正是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列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新青年》等各种革命刊物也在青年中广泛传播，王步文同志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启发他对一些新的问题探讨，更痛切地感到中国再也不能照老样子过下去了，坚定了他立志改造中国的志向。他在一篇题为《中国今日大病之安在》的作文中，明确提出：“政治不良，从而革新之，社会不良，从而改造之”，“收回民权，发扬民权，推翻军阀”的政治主张。在《试各述其志愿》一文中，又抒发了自己的伟大抱负：“和民众团结起来，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挽救危若卵石的中国”，并且坚定地表示：“予决不以一败而心冷，再败而心灰，终必达其志而后已”。表示了高昂奔放的革命热情和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奋斗到底的坚强信念。 （二） 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后，王步文同志奔走呼号，积极联络，组织安庆各校学生，以各种方式勇敢地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五月十日，安庆全市各校学生一致罢课，统一行动，各校学生三千多人，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反动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经过省长公署时，王步文和周新民、方乐舟等六位学生作为全市学生代表，向省长公署请愿，要求以安徽省名义，向北京军阀当局提出：“死保青岛，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的严正要求，迫使伪省长同意照办。由于王步文在斗争中坚定，勇敢、指挥沉着、在安庆的学生运动中，一开始就显示了他非凡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深孚众望。因而，被推选担任安庆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成为我省学生界有威望的领袖人物之一。 随着运动的发展，安庆各界组织了“抵制日货委员会”，王步文同志是“救亡十人团”的成员，他带头把自己用的日货全部烧毁，又率领各校学生日夜巡查。并在安庆黄家操场召开了有各界数万群众参加的焚毁日货大会，王步文登台演说。在激昂的口号声中，将没收来的全部日货、当场焚毁。 一九一九年六月，王步文和蔡晓舟等创办了传播新文学的《黎明周报》、《安庆学生》、《寸铁》、《洪水》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鼓吹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废除封建的等级制度，实现人身和言论自由。同年八月，又先后成立了工农夜校、工商夜校和义务小学。以王步文、蔡晓舟为首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利用这些学校为基地，向工人、店员、城市贫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教育。一九二〇年，王步文还同余大化等进步青年在安庆第一师范的学生宿舍内，办了一个秘密“图书室”，购买了许多革命的书刊，组织了一些进步的爱国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热烈的讨论。这些人都成了当时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的骨干，推动了安微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 （三） 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蔡晓舟主持下，王步文、许继慎等团结了一批愿为共产主义献身的青年，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在安庆菱湖公园茶社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议。一九二二年，王步文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组织的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从此，他一面读书，一面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事青年运动的领导工作。一九二一年六月，他曾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安微青年学生和部分进步教师参加的、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的安庆“六・二”学生运动，斗争取得了胜利。学联为了纪念在“六・二”惨案中牺牲的姜高琦、周肇基两位烈士，在安庆菱湖公园内建立了“血衣亭”，王步文同志在这个亭子里愤笔疾书“醒皖第一声”的横匾，以表达对死者的缅怀和崇敬。接着，王步文同志又领导了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驱逐反动省长李兆珍，反对盐斤加价等一系列的斗争，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显示了群众的强大力量，沉重打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气焰，增强了人民争取胜利的信心。 一九二二年三月，芜湖上千名黄包车工人为反对反动的警察当局增加牌照税和车行老板提高车租，举行了全行业的罢工，这月的二十一日，王步文同志以省学联代表的身份，赶到芜湖和薛卓汉等同志一起领导了这场斗争。并组织芜湖各校进步学生参加黄包车工人的游行示威。他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高呼“劳工神圣”的口号。最后，迫使警察当局减少了牌照税，取消了车行加租。在安徽工人和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发生后，王步文同志怒火填膺，他在安庆联合各界，组织了“二・七”惨案后援会，积极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正义斗争。 同年十月，曹混贿选当了“总统”。王步文同志和安庆学联其他负责人，动员各界人士数千人，高举“反曹锟贿选”的大旗，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率领学生捣毁了吹捧曹锟的《社刊》报社，和“猪仔”议员何雯、张伯衍的住宅，有力地打击了军阀的反动统治，因而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王步文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脱险，前往上海。 一九二四年王步文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他在这里结识了当时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同志，并和恽代英、刘华等同志一道从事职工运动。同时恢复《黎明周报》。为了筹集办“周报”需要的资金，他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一件较好的制服，并把结婚的金戒子也奉献了出来。他们经常深入到闸北、小沙渡、杨树浦等地工人职工中进行调查研究，对工人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用典型事例向工人剖析造成贫困的原因，引导他们组织起来，为本阶级所肩负的使命而斗争。 一九二四年冬，王步文同志从上海回到安庆，同蔡晓舟同志一起恢复了安徽省学生会和皖江专科学校，组织中国青年救国会，并主持编写救国会章程草案。王步文等同志这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安徽反动当局的恐慌，他们企图以屠杀和封官的软硬兼施的办法威胁和拉拢王步文同志，受到王步文同志的严厉斥责，阴谋未逞。 一九二五年六月底，党为加强海外革命工作的领导，派王步文同志赴日本留学，任中共海外总支常委，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日总支政治部常委，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对海外青年和华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使许多进步青年和爱国华侨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当时在日本的以王先强、汤志先等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知东京党部选派一名代表回国参加。围绕代表选举问题，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王步文同志被选为代表。一九二六年冬，蒋介石加紧叛变革命的阴谋活动，派反共老手戴季陶为特使到日本，企图以出卖中国主权为条件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粉碎这一阴谋，王步文同志经过周密的研究，团结一切进步力量，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蒋、戴这一叛卖阴谋始终没有得逞。 （四） 一九二七年二月，王步文同志奉调回国，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先在上海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并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组织部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经常深入学校、工厂、里弄去作报告，启发群众的觉悟。尔后王步文同志任上海总工会青年部长，负责秘密训练全国各地派来的工会和青年干部。同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施行了惨无人道的野蛮杀戮，党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同年四月十八日他被迫离开上海，前往武汉。轮船在长江里缓缓地逆流而上，王步文同志站在甲板上，面对月朗星疏和浩渺的江水，他不禁赋诗一首：“明月江中照，清风海上吹，多少兴亡事，都在水中推。”抒发了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和革命到底的坚强意志。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在武汉成立，王步文同志任省临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八月安徽省临委由汉口迁至芜湖，直接领导安徽人民的革命斗争。王步文同志根据中央指示，也回到芜湖参加省临委的领导工作。当时省临委的主要任务是：恢复被破坏的安徽党组织，进行宣传组织，发动武装暴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同年九月王步文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回到安庆，在安庆成立了怀宁中心县委，联系桐城、庐江、潜山各地党的工作，王步文同志兼任中心县委书记。尔后在汤池畈又召开了潜山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使这一地区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烈火又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这年十一月，他回到家乡岳西衙前，深入到群众中去，以通俗的语言、深刻的道理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向党员传达上级指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并发动和组织了“一・二八暴动”。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也从中吸取了教训，丰富了斗争经验。 一九二八年，王步文同志除负责主编党报《血花》和编写《社会运动辞典》外，还用大部分时间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和进行农运工作。这期间，安徽省临委书记尹宽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排斥异己，大搞宗派主义，他甚至诬蔑王步文同志是“潜山代表”，“深山政策”，“右倾机会主义者”，并利用手中把持的权力，曾一度把王步文同志开除出省临委，还向中央写信，要把王步文同志调离安徽。王步文同志坚持对尹宽进行了斗争。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精神，把革命斗争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在怀宁、潜山、桐城、庐江一带农村，亲自领导了打土豪、杀劣绅、减租减息、平均地权的斗争。农民协会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组织起来了。 一九二九年，王步文同志任党中央巡视员，只身到桐城、庐江等地巡视工作，贯彻了党的“六大”会议精神，使这一地区出现了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到九月，在桐城县委领导下成立了两个区委，九个特支，十一个支部，党员发展到一百六十二人。 一九二九年七月下旬，王步文同志以党中央巡视员的身分到六安，出席并指导了六安县（包括霍山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研究了组织农民暴动问题，决定成立六霍暴动总指挥部，舒传贤同志任总指挥。同年十一月，先后举行了“独山起义”、“西镇起义”，点燃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星星之火，建立了皖西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九月，王步文同志被党组织调到上海党中央高干训练班工作，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在这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中，他还抓紧时间整理出版了《社会运动辞典》一书。一九三〇年七月党中央派王步文同志到江西工作，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沿途警戒森严，几经辗转，未能进入苏区，而返回上海。 一九三〇年九月、中央派王步文同志到芜湖视察工作，同年十一月他在芜湖召开各中心县委扩大会，传达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了安徽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部署了新的战斗任务。会后、尽管当时环境劣，气候寒冷，王少文同志又患病在身，仍然坚持到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表现了他一贯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五）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中共安徽省委正式成立（巡抚注：中共安徽省委于芜湖成立，系首次设立），王步文同志被任命为省委代理书记兼宣传委员。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由于叛徒何冰心、张照明的告密、王少文同志在芜湖柳春园主持省委会议时不幸被捕。十九日押往安庆饮马塘监狱。王步文同志被捕后，敌人成立了以伪省主席陈调元为头子的特别法庭，千方百计地想从王步文同志口里得到我党机密。先是封官许愿，企图收买，王步文同志巍然不动。继而要叛徒高翔来“劝降”，遭到王步文同志严词拒绝。后来敌人玩了一个花招，要高翔化名探监，王步文同志一见之下，怒火中烧，连声大骂“无肚叛徒，你还有脸来见我”，当即狠狠给他一记耳光。敌人诡计失败后，便恼羞成怒，施用了电刑，上老虎凳，用煤油灌鼻孔，香烧、铁烙等惨不忍睹的种种酷刑。王步文同志始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革命气节，抱定一息尚存，战斗不止的大无畏精神。他抓住一切机会揭露敌人，安慰和勉励难友，他说：“我们目前的不自由，正是为了给广大人民争取自由。现在的苦，是为了将来的甜……正义，真理，胜利是属于人民的！”这象钢铁一样的铮铮话语，坚定了狱中同志和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决心。凶残成性的敌人，黔驴技穷，就对王步文同志下毒手了。在临刑前一小时，王步文同志给他的战友、爱人方启坤同志亲笔写了一封信：“我为革命而死了，你不要悲哀，不要难过，应抚养爱生，以继予志。”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宽阔胸怀，高尚的情操，对革命后代的殷切希望，和对革命的必胜的信念。 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八时。安庆上空乌云滚滚，王步文同志昂首阔步，走出了牢门，被押赴北门刑场，狱中难友一齐拥向铁栅，目送着步文同志，不少同志放声大哭。王步文同志正气凛然，视死如归，慷慨激昂地向难友们说：“同志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敌人无可奈何，判了我死刑，让我的鲜血去浇灌自由之花吧！”说完拖着沉重的镣铐，迈着从容的步伐，告别了自己的亲人和战友。在通往刑场的路上，王步文同志毫无惧色，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敌人罪恶的枪声响了，王步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时年三十三岁。王步文同志英勇牺牲了，他的光辉名字和英雄事迹，将永远载入革命史册。（根据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步文烈士的爱人方启坤同志的口述以及有关史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