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鸠兹 - 皖江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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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皖江地区的文史资料
items: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安徽文史资料11》第19篇）
items: 汪伪在安徽“清乡”的罪行录（《安徽文史资料10》第17篇）
items: 回忆我在皖南行署的两年（《安徽文史资料09》第23篇）
items: 巢县民众反抗国民党镇压的流血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7》第19篇）
items: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安徽的兵患匪祸（《安徽文史资料07》第10篇）
items: 忆张树侯（《安徽文史资料05》第32篇）
items: 庐州（合肥）光复记（《安徽文史资料05》第16篇）
items: 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安徽文史资料05》第01篇）
items: 薛卓汉烈士传略（《安徽文史资料04》第29篇）
items: 我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始末（《安徽文史资料04》第16篇）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安徽文史资料11》第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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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1-27T17:15:22+08:00
description: 作者：陶若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打着“民主”的幌子，欺骗人民，除被迫召开旧政治协商会议外，并决定在省县两级成立参议会，为地方“民意”机关。安徽省参议会，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兹据个人经历，就记忆所及，将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作一简要的回忆。 国民党省参议会的组织和职权 按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省参议会由各县参议会各选举县参议员一人组成。安徽当时六十三个县，省参议员共六十三人。省参议会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省参议员选举；每年开两次大会，闭会期间，会务由议长、副议长及驻会委员负责；必要时可召开临时大会。驻会委员每专区一人，安徽当时九个专区，共九人。议长副议长之下，设秘书长一人，由省政府任命，主持日常事务。按照规定，国民党省参议会，有“地方立法权”，政府重大措施，“要提请省参议会审议”；省政府及其所属各厅处，要向省参议会做施政报告，请省参议会审议，政府对省参议员“未经省参议会同意，不得拘捕”，等等。它虽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地方议会，但还是有一定权力的。 为国民党服务的省参议会 挂着民意机关招牌的省参议会，可以说是官僚豪绅的集合体。国民党允许它存在，就是要它为国民党服务。省参议会会干些什么，可想而知。 省参议会成立不久，国民党行政院召开粮食会议，指定要省政府、省参议会主要负责人参加。议长江𬀩因身体不好，我作为副议长代表省参议会和李品仙一道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由张群、白崇禧主持，唯一的议题，就是要在各省购粮。我和李品仙同粮食部，对数量和价格，做了一些讨价还价，同意按商定的数量和价格，在安徽购买一批粮食。当时国民党粮食供应很紧张，同意购粮，是为国民党最后挣扎出了一把力。国民党对出席会议的议长，极表拉拢，除一些公宴外，蒋介石还在住宅举行私宴。第一次会议时，我出席蒋的私宴。蒋和四川那个议长，谈了一些话，和我只讲了一句“你们安徽不闹了吧”（大概指新桂系与CC的斗争）。第二次会议，我因已参加策反工作，蒋的私宴，我借故没有去。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李品仙提请省参议会准予在田赋上附加百分之三，作为加强地方武装的经费。这个提案在省参议会顺利通过，从而为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搜刮民脂民膏效了劳。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李品仙又向省参议会提出，要扩充保安团，请省参议会准予在芜湖蚌埠两地收“粮食出口捐”。我们提出要派郭坚当保安团长，算是作为不反对收“粮食出口捐”的交换条件。以后郭坚在黄石港起义，算是做了一点好事。“粮食出口捐”案子因无人反对得到通过，也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忙。 以CC为中心的反对李品仙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在南京闹得相当厉害。在省参议会，因为我们一批朋友和CC对立，CC几个人动不起来，一直没有出现反李浪潮，这对李品仙政权当时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力支持了新桂系在安徽的反动统治。 省参议会内部的斗争 省参议会内部的斗争，主要是我们一批朋友和CC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夏秋之后，CC特务机关——安徽调统室，在繁昌抓了两个人，说是有共产党嫌疑，用麻袋装着带到合肥。那时省参议会正在开大会，繁昌省参议员邢瑶圃告诉了我。我和王贯之、陈天任商议了一下，要邢转告那两个人家属，向省参议会申诉。申诉书送来后，我要向大会提出，江𬀩不同意，说我们不管这些事。那天大会由我主持，我还是把它向大会提出。记得那天陈天任作了有力的发言，许多参议员也发了言，攻击调统室蹂躏人权，要调统室立刻把人释放。会场空气很紧张，逼得调统室负责人、蒙城省参议员陈梦九，打电话叫调统室放人。据说，陈对调统室说，不放不行，省参议会都哄起来了！那两个人放出后，到省参议会来表示谢意，那天大会还没有休会。这对CC是一次打击，压了一下一向横行的调统室的反动气焰。 一次以合肥县参议员龚嘘云为首共有十几个人，到省参议会要求以粮食出口捐收入拨款修建合肥城防工事。我说，不合规定，我也无权决定。未说几句话，他们就要我和他们一道去省政府，实际就是拉我游街，半路上，警察局派人劝阻，他们散去。事后知道，这次事件是有预谋的，警察局事先就知道，其背景与当时派系斗争有关。当时我如果要求李品仙打击龚嘘云一下是完全可以的，因李品仙要维持和我们的关系，要维持省参议会的面子。但我觉得我是安徽人，何必树敌太多，与乡人争一日之短长。我发表一个简短讲话，大意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政府有责；合肥城防工事，加重市民负担，军政方面应认真考虑解决。以后合肥县参议会公宴了在合肥的省参议员，算是表示歉意，了结了这一事件。 最后的一幕 淮海战役后，省参议会随省政府迁安庆。这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朝不保夕。议长江𬀩早已回歙县，驻会委员亦均离会他去，秘书长程中一因搞策反工作，留在芜湖未来。参议员无人上门，省参议会已是名存实亡。但招牌还在，必要时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四九年初，蒋介石表面暂时下野，但仍实权在握。他一面积极沿江布防，准备再战；一…

汪伪在安徽“清乡”的罪行录（《安徽文史资料10》第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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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9T22:45:48+08:00
description: 作者：张大荒 大汉奸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权时期，曾配合日寇先后在苏、皖两省开展了罪恶的“清乡”活动。安徽“清乡”的前一阶段，我曾参与。回忆当时经过，不仅那些头目们是国家民族的罪人，即我这样的配角，也是罪无可逭。为防止这段史料湮没，特回忆所见所知，以供史家参考。 一、“清乡”是怎样开始的 一九四一年，伪安徽省政府改组，“维新政府”所任命之伪省长倪道烺去职，由汪政权任命曾任伪江苏省长、伪南京市长之高冠吾为皖省主席。高系江苏省崇明县人，北伐时代做过第十军副军长（军长是王天培）、徐州镇守使，素有政治野心，蛰居上海，在大汉奸江亢虎所办之南方大学任教。日寇侵华，江亢虎首先投敌，任“维新政府”要职。高正久蛰思动，同时日语又极流利，适合当时需要，竟然由南京市长而江苏省长，成为日伪时期的著名人物。汪精卫粉墨登场以后，伪维新系的人大多失势，但因高精通日语，与入侵日酋能直接交谈（如当时汪伪之特别顾问日寇中将影佐祯昭、南京特务机关长三国、原田等，都和高声气相通），因此，汪伪对高不敢得罪。江苏省是块肥地盘，被汪之亲信特务头目李士群夺去，汪伪不便让高落空，就把高调任安徽。原汪伪省长倪道烺，则给予一个伪国府委员的空衔。高到任后，看到当时的安徽地瘠民贫，环境又相当复杂，一肚子牢骚。同时，看到李士群在江苏大搞反共清乡，官上加官，发了大财，更加眼红。因此，时刻都想在安徽也来一番“清乡”，借此献媚敌寇，扩充实力，发发横财。但是，李士群在江苏搞“清乡”，有其特务武装做基本武力，又得伪绥靖军司令任援道与之合作，所以能做出那样市面。高在安徽本无历史渊源，手下又没有可供指挥的部队，要搞“清乡”，实无条件。但高寇吾政治野心既大，个性又刚愎自用，到任不久，即仆仆于南京、蚌埠之间，其谋臣、策士也为之奔走，结果在一九四一年夏季，经南京伪清乡委员会核准，高兼办安徽省“清乡”准备事宜。 二、“清乡”的阶段和步骤 敌伪在安徽进行的“清乡”，可分为两个阶段、四个步骤。两个阶段是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四个步骤是：第一步清查户口，统制粮盐：第二步设检查哨，封锁物资；第三步并村立堡，坚壁清野；第四步武力清剩，实行扫荡。第一阶段只进行一、二两步骤，第二阶段则进行三、四两步骤。高寇吾由于没有武力，所以只能先搞第一阶段。当时计划皖南“清乡”以芜湖为据点，皖北“清乡”以临淮关为据点。后因看到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地方抗日爱国武装力量相当强大，深恐南、北同时进行，分散人力，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先在芜湖设立据点，开始清乡准备工作。首先成立清乡人员训练班（班址在环城西路小学内），派省府高参、绩溪人胡宗王为班主任。招训学员以市区十三个坊公所的坊保干事为主要对象。其次是城市无业游民及流氓地痞。规定三个月为一期，结业后，派往乡、镇任乡、镇、保甲长，或派充检查哨的检问员。又设立省清乡事务局筹备处，胡宗王兼处长，所有经费一律由田赋附加和货物税附加中拨充。当时的“清乡事务局”在“清乡高于一切”的口号和经费特别充裕的条件下，被认为是一个特权机关，争欲插足大捞一把。胡宗王既负责筹备工作，又主持干部训练，对未来的局长一席，抱着“舍我其谁”的态度。但实际情况却恰相反，因为胡、高之间本无渊源，胡之得任斯职，一方面由于胡之族兄、伪省府委员、伪蚌埠新报社长胡大刚竭力推荐。另一方面由于胡自吹自擂，夸张自己在皖南有很大的潜势力，特别是在旧徽州府属有如何大的声望。因此，高才委派胡来芜湖打头阵，但胡在筹备期间，只会搞钱自肥，并无成绩。高在考虑清乡事务局人选时，已决心去胡，但一时也无法找到适意人选。恰巧汪伪省府秘书长兼财政厅长谢学霖（芜湖的出名劣绅，军阀时期曾任安庆道尹、教育厅长等职）向高自荐，高对谢的关系本来不好，很想把他调开，所以趁机让谢到芜湖当清乡事务局长。胡得悉后也就此捆载而去，既不交待也未醉职，后来不了了之。一九四二年，正式成立汪伪安徽省清乡事务局，局址在芜湖和平巷原广益中学内（即现在十中校址）。 三、“清乡事务局”的组织和活动 汪伪安徽省清乡事务局，设局长一人，由谢学霖调任。省委秘书一人，为湖南人张民铎；局委秘书一人，为芜湖人贺相卿。秘书室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管财务、事务、行政及不属其他科之一切公务，科长为江西人徐凤翔；第二科管文教、宣传及在校学生与社会青年思想动态之调查研究，科长为江苏人朱友白；第三科管建设工程和检查网，科长由贺相卿兼。附属机构有清乡人员训练班（谢到职后，班主任为湖南人缪某），芜湖军宪警联合稽查处是一个直接危害人民的机构，也是“清乡”工作中一个执行伪法令的机构，一切罪恶勾当大都由这个处去干。该处人员也从这些罪恶勾当中发了大财。如因为要清查市区户口，就首先实行了户口粮盐制度，规定凡属市区正式户口，一律计口配粮。这样，既可限制外来流动人口，又可以把荫蔽在市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查挤出来。这一个办法是极其毒辣的。但由于并未取缔私人经营的…

回忆我在皖南行署的两年（《安徽文史资料09》第2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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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7T20:34:21+08:00
description: 作者：戴戟 一 一九三七年底蒋介石不战而放弃南京后，安徽沿江各县先后沦陷，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从安庆迁六安（后又迁至金寨），对皖南各县已无法控制。这时安徽在军事上，江南划属顾祝同的第三战区，江北划属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我在名义上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委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中将高级参谋（后改任总参议）。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得到顾祝同的同意，已去湖南湘潭暂住（抗战爆发后，我的家属移住湘潭）。 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改组，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不久，李给我电报说，安徽省政府为了加强对皖南各县的领导，决定在屯溪设立皖南行署，已报经行政院任命我以省政府委员兼任该署主任，要我即赴屯溪开展工作。旋又接到顾祝同的电报，对李电所说表示同意。我既不是李宗仁的所谓桂系，更不是顾祝同的所谓蒋介石的嫡系，他们为什么忽然烧起我这个“冷灶”来？我想，除了我过去同李宗仁、顾祝同的私交还不错外，主要由于我是皖南人，对搞好地方关系，利于他们的军政统治是具有一定条件的。当时我想：抗敌御侮，人人有责。我作为一个军人，终日闲住后方，既难以见谅於人，也无以自解。皖南接近前线，又是我的故乡，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为抗战、为故乡贡献一点力量，不应该只考虑李宗仁、顾祝同的个人好恶。因此，我就决定接受这一任命。 二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在屯溪成立。根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规定，行署内设一个秘书室和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五科（到三九年后又增设一个军训科）。秘书室的人员由主任自行物色，其他各科的人员均由省政府各厅处调来。行署没有正式部队，只从驻在屯溪的一个省保安团调来一连多人归我指挥，其力量仅能维持屯溪当地的治安。当时皖南有四个专区，二十二个县，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份或者完全沦陷，或者县城沦陷；未沦陷的县份，也因江、浙战争失利和蒋介石不战而放弃南京的影响，人心惶惶不安。各县县政府人员都随时准备逃跑，很少有坚持抗战的打算；有的县长更趁火打劫，胡作非为。如黟县县长祝家饶是蒋介石、俞飞鹏的私亲，竟趁混乱之际，假手县国民兵团一个姓潘的上尉贪污舞弊，敲诈勒索，后又以分赃不匀，擅将这个姓潘的上尉枪杀。当时皖南的驻军，有国民党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屯溪附近的梅林，后移江西上饶），川军唐式遵的集团军（驻太平、青阳、石埭、歙县、东流、至德一带）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部先驻在屯溪附近的岩寺，后移驻泾县云岭）。这时蒋介石还未公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部队对新四军也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合作。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川军，对当时动荡的人心和混乱的局面，不但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反藉口抗战需要，大兴徭役，加重人民负担，制造地方纷扰。而新四军则处处为人民着想，从不向地方要一针一线，并极力开展政治工作，宣传抗战，安定人心。面对着上述情况，我的打算是：首先必须整顿县政，树立廉洁的政治风气；必须团结地方公正士绅，发动民众，提高抗战信心。对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要表示尊重，对川军的上层要多加联系，对新四军更要保持接触，以免发生纠纷。只有这样，才能使行署的工作顺利开展，皖南的抗战局面得到稳定。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正准备在歙县召开皖南的专员、县长会议时，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以下简称省动委会）派周松圃、余华、焦鸣銮、范治农同志来到屯溪，筹划开展皖南的动员工作。我就根据省动委会的指示和他们的意见，成立了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以下简称省动委会办事处），我兼主任，江𬀩、周松圃为副主任，余华、焦鸣銮、范治农和省动委会介绍来的邵之枢负责实际工作。当皖南的专员、县长会议在歙县开幕后，我在会上着重地强调了发动民众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县成立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省动委会办事处领导下积极进行动员工作。会后，动员工作开展很快，特别是广大的知识青年被发动起来了。省动委会办事处组织了八个特种工作团，并按县成立了直属青年工作团（一县一个）。这些工作团的成员，绝大部分是积极要求革命的进步青年。他们不计待遇，不畏艰险，深入农村，深入敌后，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帮助各县广泛地建立了青年抗敌协会、农民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等组织，一时皖南各县出现了坚持抗战的生气勃勃的局面。 由於民众动员工作的开展，皖南局面日渐稳定，原来逃往后方的国民党一些官僚政客也先后扛着抗战招牌来到皖南。其中有安徽省教育厅长方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教育厅和省党部本应设在省府所在地，因为他们怕驻在江北向后方逃跑不便，故单独跑来屯溪）和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余凌云等。他们一到屯溪，就对皖南动员工作造谣生事，企图插手。由于我对他们采取不理睬的态度，他们无法施其伎俩。一九三八年七月，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从上饶（当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已迁上饶）来屯溪，向我提出：皖南属于第三战区，皖南民众动员工…

巢县民众反抗国民党镇压的流血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7》第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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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22T23:21: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鲍春谷等口述，蒋伯举整理 一九三四年春间，国民党政府为了将鸦片集中在云贵川边境种植，他们垄断鸦片贩运，从中牟取暴利，决定内地禁种鸦片，并且强令已种的烟苗限期铲除。巢县北乡有些农民起而反抗，反动当局则调集大批军队，实行血腥镇压。现据当时亲身经历者鲍春谷等人的口述，整理成文，供史家研究参考。 一九三三年冬，正值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发关于禁种鸦片烟的政令之际，洪子远调任巢县县长。洪是个十足的老学究，他认为禁烟令是例行公事，官样文章，不会认真实行的。所以洪到任后，虽知乡间遍种鸦片，也未及时制止。到了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鸦片遍地开花，收浆在即，忽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由南京派员来巢县坐镇，强令铲除，洪子远为了保护乌纱帽，遂慨然以铲烟为己任，亲率几十个县卫队队员下乡督铲。开始先到达柘皋，盘桓了一夕。第二天的上午，由柘皋士绅杨味埙和钱嵩亭二人作陪，洪坐四抬大轿，杨、钱跨着毛驴，一行数十人，前呼后拥，耀武扬威地向黄山地区进发。 先是一九三一年秋，长江两岸发生特大洪水，灾荒严重，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加之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繁重，民不聊生，到处盗贼蜂起。巢县北乡有家道小康的农民方立华和泥水匠吴忠鼎二人（方住小方村，解放初期一度任我人民政府副区长；吴住包家坊吴大明村），为首倡导组织红枪会自卫，一时附近村庄的丁男，相率响应参加。参加该会的人员，都是武装整齐，各执一支红缨枪，另备一柄匕首，插在绑腿上，无事则散而为农，有事则聚而对敌。负责领导的人，名为堂长，主要当权的是老师。大家都服从老师指挥。老师传授法术，化符念咒，焚香降神，宣传练成硬功夫，“刀枪不入”。一九三四年春，红枪会组织，在巢北一带遍地开花，几乎处处有会堂，村村有会员。 洪子远抵柘皋时，政府要用武力硬铲烟苗的风声，已传遍种烟区。民众闻知消息，异常恐慌。对于很快就要到手的收入，谁忍轻易放弃？红枪会决定先以武力抵制，然后进行谈判。于是以方立华、吴忠鼎二人为首，集合了红枪会员一千余人，埋伏在离柘皋约七、八里的杨庄附近，严阵以待。迨洪子远踏入警戒线以后，警笛一鸣，喊声四起，在大刀长矛交织之下，洪子远一行人马被全部包围。人们把洪从轿子里拖出，把轿子打得粉碎，跟随洪的队伍，也被缴了枪。陪洪子远的士绅钱嵩亭吓得乱窜，被红缨枪在屁股上戳了三下。经过一场纷乱，会堂负责指挥的谢逍遥老师，出来当众宣布：无条件把洪子远和县卫队立即放回，但钱、杨二人要暂留乡间。 洪子远狼狈返回柘皋，与有关人士见面，惊魂甫定，老泪纵横。谈及如何使钱、杨脱险，洪子远莫知所措，非常忧虑。后经大家研究，乃浼托翟少垣（柘皋大兴商号经理），到红枪会同其首领方立华等进行斡旋。红枪会方面提出两点要求：①保留烟苗不铲，遵章纳税；②不追究抗拒官府的罪责。经数度往返洽商，洪子远表示：①负责向上级恳求不铲烟苗；②自身所受惊扰，不加追究。红枪会方面遂将钱、杨二人放归。 不久，洪子远提出要红枪会方面派人赴县商讨保留烟苗的办法。由柘皋士绅担保，红枪会方面派了方立华前往。不意方抵县后，即遭监禁，并胁迫他宣布解散会堂，具结同意铲除烟苗。方立华婉言拒绝，形成僵局。红枪会探悉这个消息后，痛恨洪子远的背信弃义和柘皋士绅翟少垣等的狼狈为奸。在老师谢逍遥率领下，两千余名红枪会会众，向柘皋大兴问罪之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天，但见五色旌旗，迎风招展；双排刀矛，银光闪闪。红枪会的会众，潮水般涌向柘皋。所有参与担保方立华的士绅，均闻风而逃；举镇商民，也都惶恐万状。当时鲍春谷是柘皋镇一个自命不凡的青年（二十三岁），平素好交游，爱管闲事。见到这个场面，他认为是露头角的好机会，想凭自己三寸舌，解本镇的万众围。遂邀刘树堂（青帮中的小爷）、盛仲篪（翟少垣家的管家）、刘一尘（任过伪警察局长）等四人，出来维持局面。他们首先通知全镇饮食业商店，免费供应茶水和招待伙食，损失统由商会结算赔偿。接着亲自找红枪会方面主要负责人谢逍遥晤谈。谢逍遥年约四十余岁，身高体胖，穿一件夏布长衫，手执拂尘，态度从容。他很和蔼地对鲍春谷等人说：承蒙招待，却之不恭。我们敬神，不茹荤腥，请转告饭馆办点素食给孩子们吃。别的问题一句未谈。鲍等在会见谢逍遥之后，又转赴各处，分别拜访红枪会的堂长。奔走半天，他们并未摸清红枪会方面的意图。 迨至下午四点钟左右，红枪会员全部到北门东岳庙集中。白旗会堂长钱普祥特来鲍家通知说，谢老师立等他们去谈话。鲍等四人，急忙赶赴约会的地点。到那里以后，谢逍遥对他们说：为了既减少贵镇麻烦，又充分地交换意见，拟请各位先生屈驾随我们一道下乡商谈问题。事属两利，谅勿见却！鲍等内心都有点顾虑，惟恐被扣作“人质”。鲍对谢说：下乡聆教，固所愿也。但须回家告知家属，免生误会。谢说：我已派员通知过了，无庸顾虑。说罢，便指挥各堂会排队启程。鲍等四人，被领先开动的一队，数十人押着同行。行抵石塘韩村附近天已黑了。忽见有人持灯前来说道…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安徽的兵患匪祸（《安徽文史资料07》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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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18T21:41:44+08:00
description: 按：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安徽期间，兵急连年，盗匪蜂起，股匪所过之处，十室九空，一片焦土。反动官僚、军阀，养尊处优，醉生梦死，全然不顾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些则是兵匪相通，互为补充，狼狈为奸，残害人民。下述四篇记叙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浩劫，便是这个时期兵患匪祸的一个缩影。 芜湖兵劫见闻 一九二六年冬，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被北伐军击溃后，孙仓惶逃回南京。进驻鄂东的北洋军阀陈调元部队也退回安徽；陈调元回安庆，王普仍返芜湖。芜湖除王普直属的一个步兵团和其他部队外，尚有陈调元的骑兵团和炮兵教导团。反动派凡是经过战役的部队，无论是胜是负，没有不骄横的，又值陈调元两个月未发薪饷，士兵们更加浮躁。在十二月某夜，陈部骑兵团便首先鸣起枪来，接着各处部队也都鸣枪响应，蜂拥到繁华市区各商店、居民家中大肆进行抢掠，直至天明方才各返驻所。商民损失严重，特别是金表店和布匹店更是他们抢劫的重点对象。次日大部份商店门前都贴着“被抢一空，无力营业”的字条。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官兵竟将所抢劫的东西，公开的摆在市区出卖，特别是芜湖北门外，如同集会一般的热闹。有些商民，为生活所需，又拿钱去把自己被抢去的东西买回来。这些官办匪徒把抢的大批东西变卖成钱，便大吃大喝大赌起来。事后芜湖全市商民对公然肆行抢劫的所谓官兵，联合向陈调元报案，陈调元仅把其骑兵团长撤职，敷衍了事。 当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安徽广大人民对陈调元进行猛烈地声讨，特别是芜湖的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抬着睡在棺材内纸剪的陈调元假象，伸出手来要钱，喻为“棺材里伸手——尸（死）要钱”，藉以泄愤。但由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置人民的愤怒于不顾，反委任陈调元为安徽省主席。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董绍周） 李老末股匪焚掠六安的罪行纪要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盘踞在河南的匪首李老末（又称李老猫），率领大股匪众由河南窜到金家寨（距六安二百一十里），后复相继东窜进占麻埠和苏家埠（距六安只四十里）。匪徒凶悍异常，防堵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一触即溃。李匪向六安县城愈逼愈近，国民党县长邢元伟、警备营长蒋鹏程弃城逃到县城东二十里铺，所携枪械，被当地红枪会缴去。二十三日拂晓，李匪遂由苏家埠一路顺利进入六安城。 李匪进城后，挨门逐户，搜劫金银手饰。铜钞不要，撒于地上。有贫苦居民未及逃走者，被匪提去，须出十元八元，始行放走，否则砍其头或断其手足。夫子庙水池中死尸累累，四肢多残缺不全。青年妇女多被奸污，有轮奸而死者，有奸后而以刀穿破肚腹者，也有的妇女惧被侮辱投井而死，南内三道巷苏家大井一处即死妇女四十多人，残酷之状，不能尽述。二十四日李匪离开六安，临走时绑去男女有一千余人，又在四门内放起火来，直到二十五日下午四乡红枪会进城，才把大火扑灭，仅存北门内几道街未烧，余则尽归灰烬。李匪离六安复进窜霍山，因霍山早已得到六安失陷的消息，人民纷纷逃走。李匪到时，除抢劫放火外，所绑肉票不多，仅住一夜，即呼啸向潜、太的山中而去。 不料三十日黎明李匪又回窜六安，匪众比前增加，红枪会未与接触，亦先时而逃。匪众如入无人之境，搜索一空，越两日扬长向西而去，进驻苏家埠不作走计。 李匪住在苏家埠不走，其主要目的，乃为利于赎票者就近赎票。对前来说赎票者，非常客气，名曰“接财神”。但无钱赎票，则一日三审，不分男女，用长大板凳压其手足，不使动弹，用铁丝鞭其背脊，名曰“刷鸭子毛”；有因受刑过重，立时死于鞭下。历时过久无钱赎票，即以大石砸其脑壳，名日“砸鳖”。故被匪砸死者，全是贫人以及家中无人奔走者。 至五月初四下午（注：即在匪徒两度窜入县城，放肆烧杀淫掠、如入无人之境达十二天之后），驻防蚌埠的国民党第九军第十五师师长黄国梁才率领军队，经六安向苏家埠进剿。匪被击溃，向麻城逃窜而去，黄部即停止追剿。 那时六安已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市民不许弃职逃跑的县长邢元伟复任，公推六安商会主席周子谦（合肥人）为临时六安县长。鉴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皖西一带红枪会自发地发展起来。 关于匪首李老末，有人说，他是河南禹县人，弟兄有六个，他最小，故曰“老末”，本名叫“振威”。曾在刘镇华镇嵩军当过下级军官，以闹饷淬变为匪，联络豫匪韦大邦、刘开泰、李效忠（李老末侄儿），号称三团；另外有李祥玉骑兵一营，最为残酷。一九二八年腊月大雪，李老末在商城山中，被夏斗寅部击毙，余匪缴械遣散，所绑肉票未赎者亦同时给资回里。（史慕山） 股匪老洋人陷阜阳记实 阜阳县为皖北较大的县份之一，土地辽阔，物产丰富，向为股匪垂涎劫掠财物之地。一九二一年冬季，有河南鲁山县匪首外号老洋人（其真实姓名，隐讳不详），啸聚、裹胁鲁山、宝丰一带匪众不下万余人，窜犯阜阳。此时城防部队是民团组织。民团司令倪道煦，是倪嗣冲之侄，乃一纨绔子弟，且昧于军事，谬掌兵权。所属之团长倪德馨是其族侄，其年龄较长于倪道煦，双方争权夺利，对城防责任却互相推诿。老…

忆张树侯（《安徽文史资料05》第3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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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15T21:46: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杨慕起 一、家世及出身 张树侯先生（1866-1935年）名之屏，寿州人。其父张子兰，是个穷秀才，因生活所迫，就馆寿县。树侯幼年从父兄读书，不久，父去世，靠哥哥西园、朗轩抚养成人。树侯求学之余，还做些杂活，如推磨种菜等。于右任曾有诗题其所著《书法真铨》云：“天际真人张树侯，东西南北也应休，苍茫射虎屠龙手，种菜论书老寿州。” 一八九〇年，树侯考上了秀才。以后，他渐渐接触了反清革命，产生了革命抱负，因而放弃了科举考试。他为了摆脱家庭拖累，便于进行革命活动，乃将老母妻子迁依岳家曹氏，即曹少修烈士先人之家，在寿县瓦埠地方。 一九〇六年，树侯在芜湖结识吴旸谷等，参加同盟会，奔走革命多年，晚年成为一代书画名人。民国以后，始终未在仕途钻营，以反袁受厄，颠沛流离。他一生落魄，自甘布衣蔬食，如《堂记》所云：“豆粥麦饭，欣然一饱，笔花墨雨，舒畅天怀，亦安往而不乐，然要非饱历冰霜者，不能知也。” 二、辛亥革命前后 一八九八年，张树侯先生曾和同乡孙少侯（即孙毓筠）等密谋革命，创办了“强立学社”，与孙所办的“阜才学堂”，共同在寿县传播革命思想。接着，寿县有志青年，如孙养癯、段云、权道涵、石寅生等先后东渡，留学口本，寻求出路。他为了学习军事，培养革命力量，扩大革命活动，乃于一九〇四年和张子嘉、吕宪集、吕竣泉、孙卓如等数十人，考入安庆武备练军学堂，并与柏文蔚等革命党人相联络。一九〇五年春，他改充安庆鸣凤学堂教席，以为接洽密会场所。 原先，有皖北人郭其昌，是哥老会首领，谋在安庆起义未成，被捕下狱。树侯潜入狱中与郭其昌通气，了解到匿迹省垣的哥老会地下组织，遂与联系，集结党人，多次密商，议定外联豫皖会党，内集在省的革命志士，共谋大举，标营中以柏文蔚为内线，先夺械弹，攻占省城。其时，树侯有书愤一诗云：“昆仑东下五千年，莽莽神州我占先。太息武功凋谢尽，乘时恢复莫盘桓。”当得知同盟会于东京成立时又有一诗云：“同盟军书传海外，三千侠士仗江流，中原从此除膻种，汉族还须再出头。”此诗所具备的反清思想是对的，毛病出在对待种族问题带有狭隘性的色彩。由于他的活动频繁，风声所播，为寿州豪绅孙某侦悉。孙某径向江督周馥告密。周密檄皖抚，先暗杀郭其昌于狱中而不布，同日晚，又派兵来围鸣风学堂逮捕他。幸为同志卞秉粲（寿县人，当时名华章）得悉，急来鸣风学堂通知树侯，他立即逃走，同前来捕他的兵，相距甚近，仅隔前后门而已。其《晚菘堂谈屑》中记有：“时将天晚，在院纳凉，悉讯后，为避人疑，手持芭蕉扇一把，伪为大便，光脊而出。” 时霍邱人郑赞丞（名芳荪）及李广缙（又名北申），均系淮上同志，在皖南广德筹办矿务局，遂奔就之，暂在那里隐避。清吏逮捕落空，便下令通缉，一时风声险恶。张怕致郑、李受累，乃潜走杭州，依西湖韬光寺和尚隐伙暂避，化名“尹其康”。并得与浙省革命志士相往还，一住数月。迨至缉声稍懈，始返芜湖，就任皖江公学经学讲师，得与吴旸谷等相结识，遂参加同盟会。在离杭时曾有诗云：“骇浪惊涛卷地来，血花剑影事堪哀，武林一去几千里，浙水吴山日溯洄。”在芜湖曾有诗示同仁云：“漫言祖国凭谁挽，要识民权自有真，万里沙场三尺剑，愿将鲜血洗乾坤。”又有：“频年碌碌走风尘，车马关河总怆神，世界大千犹有憾，鸠江讲学亦论兵。”可见，他反清的革命思想是很坚决的。 当时的革命，南方特盛，清廷对南方更是严加戒备。张分析当时形势后，认为北方还有隙可乘。适有卞秉粲，杨端甫在吉林胡殿甲处供职。胡是寿州人，任吉祥军统领，兼吉林陆军小学总办。经卞等向胡推荐，聘树侯为陆军小学教习。他于一九〇六年秋初，毅然出塞，并约有六安彭卓甫、霍山朱则羲等人同赴东北。时柏烈武也在东北。 当时吉林省的革命活动，咸以树侯和柏为领袖，壮志雄心，密谋大举，惜在事将成熟之际，为吉林长官达桂（清官）侦悉，派队逮捕他们，幸在胡殿甲的保护下，得以脱险。树侯和卞秉粲，化装夜走吉延岗，不能立足，乃潜越国境，到朝鲜清津投陈其顺。陈其顺东北人，时招募吉林边境流民（中、朝均有）两万余人，在清津为朝鲜拆城筑路。树侯以同胞身份投效，得为陈其顺办文牍，日渐接近，即以战国时“游说”方式向陈其顺解释革命道理，动员其顺率领拆城工众参加起义，博得其顺大加欣许，并把他的话，名之日“打江山”。那时拆城工众多系赋敛所逼，生活无路而来，所以一招即应。于是，一面派卞秉粲往日本，谒中山先生商筹款械，一面又派工长某东北人与有关方面相约会，计划进扑吉林并策动胡殿甲为内应，期以吉垣为根据地。不意秉粲到日本，适中山先生亲赴蒙自发难，因时间较久，清津拆城筑路已告竣工，不得不将工众遣散，而柏文蔚等也都已南返，因此起义计划没有实现。记得树侯那时有诗云：“吉林西去走车难，石子垒踉路百盘，壮志豪情余涕泪，灯光剑影照心肝。” 一九〇七年，树侯遄返家乡，就芍西学堂教务，仍以革命思想灌输学生，同时与家乡革命同志相联系。次年春，熊…

庐州（合肥）光复记（《安徽文史资料05》第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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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05T22:54:05+08:00
description: 作者：原省通志馆存稿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合肥分会长李绪昌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召集会员们商议如何响应武昌起义的行动计划。由于防营的首领季光恩仇视党人，一时难以举事。这时，孙万乘自沪返肥。李绪昌说：“若无炸弹手枪何以举事？我往沪向范鸿仙取之。”合肥同盟会遂由孙万乘主持，绪昌弟弘绪和袁斗枢从肥西前来协助。袁斗枢豪爽好义，与李弘绪交谊甚厚，时任庐州总团练长，驻肥西。 绪昌九月五日往沪。见到范鸿仙后，鸿仙告诉他正在筹集饷械助攻南京，无暇以援庐州。绪昌说：“合肥离南京很近，若起义兵东下，必使滁州和张勋军心动摇，大军攻之自易下；且合肥为君之故乡，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用乡人成‘大功’，君能助孙万乘成事，异日我等亦为君之辅翼也。”范鸿仙遂留绪昌在沪协助自已，拨了长短枪三百支、子弹万发，交葛质夫运回。时巢湖水涸，舟行缓慢，军火未运至，而庐州已于九月十九日光复。 孙万乘回肥后，常与会员密会于李新斋宅，风声渐播。有人说：“革命党有手枪炸弹，将起事。”官绅闻之失色。李弘绪入城始知党人毫无实力，举事只可以智取，而不可以力争。弘绪一面劝孙万乘不要轻动，一面以保卫地方不靡烂为名责袁斗枢。袁斗枢前去谒见庐州知府穆特恩和合肥知县李松圃，说：“革命党将以炸弹起事，若搜捕之，恐激成事变，职有保卫地方之责，将若何？”穆、李二人说：“我等自以保卫地方为主，不必激党人‘使乱’。”穆特恩是旗人，吓得连夜逃走。巨绅李国松亦往沪避“乱”。袁斗枢又请李松圃谕季光恩，不要仇视革命党人，季遂不敢抗袁；袁又私下晤季晓之以利害，季转而答应帮助革命。李弘绪闻讯大喜。九月十九日，开会公举孙万乘为革命北伐驻庐司令，方綍言副之，张之章任民政长，李松圃任司法长，李弘绪任参事长。全城悬五色国旗。至二十二日联军总司令徐固卿委孙万乘庐州军政分府司令，并颁关防一颗。 光复时，党人志在北伐，奋不顾身，尚无权利之争。惟民政长有贪污的名声，开会时改为警长，举周丽平任民政长。不久李松圃亦辞司法长。军政分府内设：经理部管财政，李新斋、葛质夫任之；交际部王兼之、金维系任之；秘书部吴阳初、徐炎东、戴膏吾任之；军法部许卓云任之。外编二旅：步兵八营，炮兵一营，骑兵一连，卫兵一营。第一旅旅长袁斗枢，第二旅旅长刘文明，团长有李梦周、陶印青、李晓岚、季光恩，营长有夏叙堂、李海波、李相之、季仙九、叶粹武、郭子清、黄鲁真、余丹甫，参谋长由刘文明兼任。原有保卫团防营、县卫队各色枪六百支，连新购的枪共三千支，又向联军司令部请发大炮四尊，购马百余匹。 为筹措北伐饷械，王兼之献策说：“李某财产极富，借为北伐军饷用最为方便。”于是便将李在各地商业作了登记，举蔡耀卿、邓鹤仙经理之。军府购枪及军饷等总计用六十余万元，民国三年由安徽财厅如数拨还。当时除募富绅捐数千元外，余皆取自李氏商业。 军政分府组织既定，于是令方綍言率兵三百往庐江，李性存率兵数十定舒城；命李新斋、季仙九率兵三百往无为（抵香山，闻无为已光复，乃止）。巢县于二十一日已光复，未发兵往；命张信斋率兵五百人下和（县）、含（山）。南京张勋闻江淮间义军纷起，深恐后路截断，遂沿津浦路北撤。 十一月，淮上军北伐司令张汇滔光复颍州，颍人有怨之者求倪嗣冲率兵拒张，张败，派人往南京请援于联军总司令徐固卿。徐命沪、苏、镇、庐分兵往援。孙万乘奉命，令刘文明任北伐军司令，率两步营及骑、炮两连驰援。未抵颍州，与倪军遇，倪军退至颖州，求袁世凯派一混成旅援之。南军虽众，终因号令不一，以及新兵缺乏训练，一战大败。庐州军退至正阳关，防堵淮河，倪军未远追。是役庐州军连长季光昶及二十余士兵阵亡。次年正月，清帝退位，庐州军始自正阳还。 辛亥十二月，安徽都督孙毓筠议取消各军政分府，统一全省军政，委派卢仲农来肥协议。孙万乘最先发电，宣布取消庐州军政分府。次年，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庐州军改编为国军十五师，孙万乘任师长。民元二月，师部移驻芜湖。

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安徽文史资料05》第0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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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01T23:52:39+08:00
description: 作者：李则纲 （一）省内的革命宣传和武装起义 一、引言 辛亥革命前夕，湘、粤、鄂、赣各省陆续爆发起义。地处长江中游的安庆、芜湖，同为革命党人所注意。 一九〇二年春，怀宁陈乾生即陈独秀和桐城潘赞化二人，因清政府与帝俄签订丧权辱国的密约，从日本回国宣传反对，在安庆藏书楼演说，极其慷慨激昂，求是学堂（安徽大学的前身）和武备学堂的学生多人，深受感动，极表拥护。事为当局所知，两校学生被迫令退学。此为安庆进行辛亥革命的开始。 一九〇三年六月（阴历），寿县张树侯（之屏）与郭其昌（式五），召集党徒在安庆城内放火起义，因无响应未成，郭其昌被杀。此为辛亥革命在安庆牺牲的第一人。 当时安庆是省会所在，为军政要地，重在武装起义；芜湖是工商业集中地区，利于宣传工作。所以后来到了辛亥革命时，芜湖和安庆就各自侧重不同的活动。 二、革命宣传从芜湖展开 革命党人在芜湖的宣传，以一九〇四年秋李德膏（光炯）迁旅湘公学于芜湖开始。李为安徽桐城（现属枞阳）人，从吴汝纶（挚甫）学于莲池书院。吴以文章名海内，学于莲池书院的多英俊之士。一九〇二年，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被派到日本考察学制。他随吴汝纶东渡，悉心研究日本强盛的原因及西欧各国所长，以为非教育不足以启迪民智，非革命不能改革政治。归国后，即协助吴汝纶创办桐城中学。一九〇三年，应湖南高等学堂之聘，教授历史课，结识数学教员无为卢光浩（仲农），遂共谋创办旅湘公学，聘黄兴、赵声（伯先）等人任课。这时革命志士，多聚集长沙，消息泄漏，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以结党谋逆，密奏清廷，词连黄兴多人。李光炯以全家性命为质，营救于藩司张筱传（绍华，桐城人），筱传向巡抚赵尔巽进言，搜捕令因而迟延未下，党人得免于害。旅湘公学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遂迁至芜湖。 旅湘公学迁到芜湖后，租二街留春园米捐局巷内民房为校舍，改名安徽公学。次年又附设安徽公立速成师范学校，请房宗岳（秩五）从日本回国主持。关于经费的筹措，校内外各种活动，多以李德膏负责筹划和推动。所聘教员有柏文蔚（烈武，寿县人）、陈仲甫（独秀）、陶成章（焕卿，浙江人）、刘光汉（申叔，江苏人，化名金少甫）、苏子谷（曼殊，广东人）、张通典（伯纯，湖南人）、周震麟（湖南人）以及谢无量（四川人）、俞子夷（江苏人）、邓艺荪（绳侯，怀宁人）等，并有日本某“理科专家”。陶成章、刘光汉均为光复会会员（刘后来叛变为洪宪时“六君子”之一）。这时正是东京成立同盟会的时候，他们先后加入同盟会。学生刘文典（叔雅）、常恒芳（藩侯）、孙万乘（品骖）、金维系等八十多人也踊跃加入。他们既借讲堂为鼓吹革命的场所，又和安庆尚志、桐城崇实、寿县蒙养和芍西、怀远养正和萃华等校联络活动，并与东京同盟会本部及南京、上海、安庆、合肥等地的革命组织互通声气。这样，安徽公学不仅成为中江流域新文化的摇蓝，也是中江流域的革命策源地。所以冯目由说：“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最早”。 安徽公学师生的活动，声势日盛。革命党人往来沪汉如赵声等，又必过芜湖与安徽公学同志秘密策划，早为清政府官吏所注意。一九〇六年孙毓筠（少侯）、权道涵（养之）等谋刺端方、徐锡麟刺恩铭等革命事件发生，端方拟逮捕安徽公学师生多人，侦察密布于芜湖。学校环境非常恶劣，党人先后离开了安徽公学，李德膏也暂避于九华山。因此芜湖革命的热潮为之中落，但安徽公学又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安徽俗话报》的发行和岳王会的建立，对安徽辛亥革命运动起的作用也都不小。 《安徽俗话报》创办于一九〇四年。当时由日本留学回国的陈仲甫，觉得安徽比江浙各省风气落后，上海、杭州、绍兴、宁波、苏州等地都办有白话报，宣传革命思想，安徽也应该有这样的刊物，遂与房秩五等创办《安徽俗话报》，房负责教育稿件，吴守一负责小说稿件，余稿均由陈仲甫用“三爱”笔名编写。编辑部原设安庆，编好后寄芜湖“科学图书馆”印行，因该馆负责人汪孟邹当时亦倾向革命。同年暑期，陈仲甫把《安徽俗话报》社迁往芜湖，并在安徽公学教课。该报遂成为安徽公学对外宣传的武器。蔡元培说，《俗话报》“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该报当时的作用，确是这样。 岳王会，系陈仲甫、柏文蔚和学生常恒芳等发起，借岳飞的情忠报国抗击金人的精神，宣传革命。第一次在芜湖开会，烧香宣誓，极为秘密。订有反清章则，供会员遵守。 柏文蔚到了南京，又联络多人，成立南京岳王会分部，部长由柏文蔚担任。常恒芳到安庆尚志学堂教书，又在安庆成立岳王会安庆分部，部长由常恒芳担任。总会设在芜湖，会长由陈仲甫担任。 安庆分部初成立时，约有二、三十人，经过联络，后来武备学堂的学生和老三营的人，好多都参加了岳王会。一九〇八年安庆新军起义，为首的熊成基，殉难的范传甲、张劲夫、薛哲；一九一〇年在广州牺牲的倪映典；一九一一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宋玉琳，都曾为岳王会的会员。 可见辛亥革命前夕，岳王会的组织，在安徽是起过很大作用…

薛卓汉烈士传略（《安徽文史资料04》第2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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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4-27T21:32:25+08:00
description: 作者：周新民遗稿 薛卓汉烈士，字云长，共产党员，安徽寿县人。薛卓汉同志思想纯洁，自奉俭薄，饮食粗糙，穿着朴素，但对同志则慷慨接济，常倡议“有饭大家吃，不劳动者不得食”。他好武艺，会拳术，勇于打抱不平。安庆“六・二”惨案爆发时，卓汉同志正在芜湖省立第二农业学校读书，他在学生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发动工人群众，他曾化装黄包车夫，同工人一起进行罢工斗争。他同刘希平等创办职工学校，推选朱子帆同志为校长，他当教员，大力宣传革命理论，培养一批革命青年。曹渊烈士（曾任北伐军“铁军”即独立团一营营长，在北伐中屡立战功，后牺牲于武昌城下）就是该校的学生。后来由于军阀马联甲的压迫，他于一九二三年离芜赴沪，进入上海大学，并参加职工运动。当时寿县孙家在上海开设阜丰面粉厂等企业，寿县农民多往做工，卓汉同志在该厂开展工人运动。薛卓汉参加革命较早，一九二三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知道毛主席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即与裴济华（后改名华夏，共产党员，寿县人）前往学习，受到了毛主席亲自教育。从讲习所毕业后，他于一九二五年冬回安徽，专做党的工作。他将毛主席的思想作风和革命经验向同志们作详细介绍，使大家对毛主席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我在当时能够入党，得到薛卓汉同志的启发和帮助极大。 一九二五年冬，左派国民党安微临时省党部成立，薛卓汉同志任委员兼农民部长，对农民运动做了不少工作。一九二六年元旦，薛卓汉等九十六人为促进文化事业，改革陈腐教育，起草了《关于寿县中山学校发起的宣言》，积极创办中山学校，教育青年。一九二六年冬，薛卓汉同志到大别山区三十三军做了不少工作，历经艰辛。一九二七年春，党组织任命薛卓汉同志为安徽省农民协会主席，主持筹备工作。不久，蒋介石由南昌到安庆，公开叛变革命，一手发动了“三・二三”事变，薛卓汉同志被殴伤甚重，不得不离开安庆。 大革命失败后，曹广华任中共寿县县委书记，在该县正阳关集中八百多支枪，发动长淮起义，后因脱离群众而失败。接着由薛卓汉同志任寿县中心县委书记。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经常奔走皖北各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他准备在寿县城乡发展十一个支部。鉴于城乡间交通不便，敌人封锁严密的情况，他决定以小镇市为中心，成立三、五人的支部。当时已经发展了六个支部，共有四十多名党员。其中两个在城内学校，四个在乡间学校或村庄。同时准备在瓦埠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组织一部分武装进大别山，但是瓦埠地区的党组织，未曾明确依靠贫下中农为基础，而暴动的消息又泄露出去，因此引起了寿县反动政府的注意，他们集中大批武装，从东、南、西三面包围瓦埠，致使敌我力量异常悬殊。在危急关头，薛卓汉同志和县委曹鼎、曹广华、方敦一等，为保全革命武装力量，决定先将一部份党团员及革命群众分散和隐蔽起来，他们自己则携带武器，冲过严寒冰封的瓦埠湖，使瓦埠暴动告一结束。事后他们在党内进行检查，吸取了经验教训，另组成一个游击队，由曹鼎担任政治委员，继续进行斗争。他们先在寿县境内开展游击活动，后逐渐扩大到凤台县境，建立与开展皖北游击区，配合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活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为挽救其危机，调集大军围攻游击队，并四处悬赏捉拿薛卓汉同志。一九三一年一月，他刚秘密回家，即被敌人所发觉，跟踪追捕，破门而入，这时薛卓汉同志越墙走脱，由此不能留在寿县工作，乃辗转进入大别山苏区。不料他到鄂豫皖苏区不久，即在革命斗争中与方音（即方运植）同志光荣牺牲。（永济整理）

我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始末（《安徽文史资料04》第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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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4-25T20:11:50+08:00
description: 作者：敏志 （一） 安徽国民党左派在大革命时期坚定地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同盟，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由于这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受到了当时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起核心作用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影响，具有革命的倾向。他们多半服务于教育界，其中包括一部分学生。在安徽学界，反帝反封建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历来占优势，这从历史上说，有其较深的渊源。 远在辛亥革命以前，安徽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倾向提倡实业，兴办教育，当时各重要城市官办或私立的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他们纷纷聘请留日学生或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学生为教员，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方式，一反科举旧制，开始接受新文化，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其中革命色彩最鲜明的要算是“安徽公学”。由于创办人李光炯和卢仲农都倾向革命，所以当时提倡革命的人多荟萃于此。安徽公学与其他具有革命倾向的学校均有联系，还与东京同盟会总部及南京、安庆、合肥等地的革命组织互通声气。所以当时的安徽公学就成了“中江革命之策源地”（《李光炯先生事略》）。 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韩蓍伯在安庆创办“安徽船报”，鼓吹平等自由，他同激进的同盟会员、首任安徽都督孙毓筠合作一致，组织青年军准备北伐。当时同盟会员与韩蓍伯经常在一起的有李光炯、卢仲农、张鸿鼎、史恕卿、朱蕴山、常藩侯等人，在安徽形成了反对封建势力、把辛亥革命进行到底的一股力量。可是，在都督孙毓筠去职以后，韩蓍伯突遭暗杀，安徽新兴的革命势力遂受到一次挫折。 在“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安微进步的国民党人分别在言论界、教育界进行活动，以朱蕴山主持筹办的“评议报”为活动中心。从“六二”学潮到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到驱逐李兆珍，到殴打猪仔议员等一系列的壮烈的政治行动，他们都密切联系各学校的革命青年，坚决同腐朽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为了充分发挥国民党左派的作用，在客观上需要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之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二） 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组织，根据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致力于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许多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起到领导核心作用。在安庆、芜湖两地自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的秘密组织起，即有秘密的国民党组织，“民校”是当时地下国民党的代称。最初每个青年团员几乎都兼跨“民校”。据安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统计，该市当时共有团员二十三人即有二十一人参加“民校”。芜湖市一九二四年五月登记，共有青年团员四十六人即有三十人参加了国民党。因此党领导“民校”的工作是通过党员、团员参加它的领导核心来实现的。据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安庆团组织给党中央的信称：“现一师‘民校’，尚能如愿改组，较为顺利。所有改选职员大多亦不出本支部同志意识之范围。”“此次‘民校’改选人员除一、二较为接近于吾等之非（党）同志外，余均以同志充之，使‘民校’事务为我们同志所指挥。” 一九二四年初，国民党左派深感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所以各市各县都从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入手，逐步建立市县党部组织。最先组织党部的，是芜湖和宿县，其次是安庆，随后继续组织的，有铜陵、寿县、郎溪、合肥、盱眙、滁县、绩溪、风阳、英山、贵池、宿松、潜山、桐城等三十余县。其中大部分为共产党员所领导，当时全省国民党左派约有党员一千七百余人。 安庆市党部常务委员周骏，委员有郭士杰、许杰、张浩然、方蓝轩、李竹声等。下辖三个区执行委员会和江南区执行委员会。 芜湖“民校”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先后由李宜春、李克农、王坦夫、杨士彬、周范文、钱杏邨等负责，下辖三个区党部。 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建立，是在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这次大会安徽的代表为黄梦飞、沈天白，朱蕴山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会上柏文蔚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闭幕后，由朱蕴山等提名推荐、国民党中央任命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藩侯、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等九人为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一九二六年春季，朱蕴山返皖，邀集光、周、沈等在安庆邒家坡成立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推举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为常务委员。 安徽国民党左派各级组织建立以后，迅即领导了全省人民开展支援五卅运动的斗争、支援北伐战争，支持学界反对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斗争，以及同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斗争，较好地发挥了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积极作用。 （三） 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左派组织，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领导核心，胜利地开展各方面工作，推动革命运动发展，引起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等一切反动势力的仇视，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打击、镇压。国民党左派组织是在不断地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中前进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以管鹏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眼看左派省党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