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安徽文史资料09》第05篇）
作者：蔡志锷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江北游击支队扩编为新四军第七师，在其抗日根据地皖中地区的经济情况与当年红色区域相仿。在敌伪顽重重包围圈内，根据地分割为若干小块，从区到中心（师部以无为、巢南为中心）要过江、过封锁线；皖东到皖中要穿过敌人据点林立、岗哨密布的两条铁路。残酷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缺盐少布，部队冬天没有棉衣，生活极端艰苦。 皖中原是“天府之国”，粮食确实自给有余；但食盐、布匹、工业品、药品、日用品等奇缺，军需物资更是无从采购。虽然部队可以通过打据点、打伏击，从敌人那里缴获一些物资，可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一九四二年，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了加强财经工作，打开封锁局面，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及时制订了对外特种贸易政策。在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的要求下，决定抽调在华中党校学习的蔡辉去皖中开辟对外贸易（蔡辉于1939—1942年任江抗总办事处财经处长期间，开展苏南对上海贸易干得非常出色）。蔡辉同志从苏北盐城出发，步行一个多月，于同年十月到达无为。到任后，担任七师财经处副处长兼货管总局税务局长，先后在无为三官殿设立税务总局、开办大江银行和筹备对外贸易业务。 一九四三年秋，皖江贸易局正式成立，蔡辉任局长。贸易局的主要任务是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以满足我根据地民用、军用和建设根据地的物质需要，贸易方式为易货贸易（以物换物）。对外特种贸易由曾希圣同志亲自抓，联络部长段洛夫、社会部长唐晓光、财经处长叶进明具体领导贸易局的工作。师部相应地增建水上武工队（队长周云祥），负责水上治安并秘密护航。贸易局设在汤家沟西北的陈家湾（对外不公开），开辟无为二坝为对外商港，由李树华负责联系接待；汤家沟为开放商埠，镇上派了专人开设饭店（由赵以勤负责主持）和“集成号”商行（由沈益民老先生出面）。专门接待来往客商和进行贸易活动、收购运进来的各类货物（以盐为主）；对江芜湖设立联络点，由船帮头子杨大炎负责联系接待和货运。以上诸种，都以公开面目出现，广事招徕客商。 自我们公开号召物资交换、易货贸易、公平买卖之后，汤家沟顿时商业繁荣，曾有“小上海”之称。不仅肩挑背负的各路行商小贩多如过江之鲫，且资本雄厚的私商亦趋之若鹜（其中有不少是爱国商人）。当时，公私并举，各种形式的公司、商号尤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兹举其较有影响者简介于后： （一）汇通公司。成立于大九四二年冬，地址设在上海成都路汉弥尔登大楼。经理朱玉龙出身是海关职员，办法较多，可算是神通广大了。他与蔡辉过去曾一起在江抗根据地沙洲县搞过贸易。当蔡辉到皖中后，就多方扶植、支持他建立汇通公司。公司业务是运过药品和军工物资。营业额虽不大，贵在雪里送炭，做得及时，最主要的是给汇通公司闯开了路子。例如，在上海采购时如何避宪、特的侦察监视，运输时如何瞒过海关检查；在长江水城航行时如何对付敌人等等，为嗣后开展的秘密贸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使之少走弯路，避免风险。该公司于一九四四年秋结束，朱玉龙本人后来担任了中华物资公司采购主任。 （二）扬子江盐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一九四三年秋，在芜湖中山路设有办事处，内有我方人员进驻，接待来往革命同志。经理周云海夫妇组织了一支帆船队，从苏北盐、阜地区装运食盐经运河、长江辗转至皖江交换大米。本来在皖江就有小商贩与群众进行盐米交换，因系零星贸易，交换比例是照顾性的三斤大米换一斤食盐；但是扬子江盐运公司乃系大宗交易，皖江贸易局就规定比例为二比一。虽然换出比例压低了一些，但食盐市场一时竟为“扬子江”所垄断，因而盐运公司获利仍然极厚。同时，也的确解决了根据地的食盐问题。这种交易原是公私两利各有所获的，可借周云海好讲排场，挥金如土，一年后终为高利贷所压垮，其时公司已名存实亡了。不过芜湖办事处仍被作为我们的“接待站”而维持了一段时间。 （三）利记杂粮部。于一九四三年冬开始和我们进行微妙的通商。由我方代表汪宗汉（汪仑）派驻该部。经理汪子东早年留学日本，原系日商某洋行买办，为芜湖商界巨头，抗战开始后，曾任汪伪“军粮采购委员会”主任。利记杂粮部和日军后勤部“登部队”驻芜湖分队“吉村部队”直接挂钩，“登部队”派日人楠木驻汪处为顾问。我皖江贸易局由蔡辉冒着风险去芜湖和汪子东谈判，与他们签订合同，作了四条规定：所商定的物物交换的品种不得随便更动；不得临时增减数量；不能提早或推迟交货日期；不得任意改变交货地点。我们主要是考虑安全，防止因战争而受损失。我们发货以大米、烟叶、山货为主，他们来货以布匹、食盐、食糖、纸张、五金电器、医药和医疗器械为主；同时，合同还规定，每次要夹运30％的军用物资。由于交通上的方便，我们已积储多年的烟草、山货顿时成为畅销商品，换到了我们兵工厂急需的物资及大量布匹和高级纸张，除解决了新四军七师部队的穿着问题外，还支援了军部及兄弟部队，解决了必需品的供应问题。 一九四四年秋由皖江贸易局蔡辉出面，函邀汪子东和他们的顾问楠木同来江北我抗日根据地观光，商谈扩大贸易的问题。参加会谈的还有七师敌工部和皖江城工委的段洛夫、谭伟等。会谈进行了一天，颇有进展，对上述四条贸易规定有了新的补充，确定在皖南地区增辟交换点，扩大贸易额和增加换货品种。 在其观光、会谈期间，我们发现日本人楠木有厌战情绪，正在寻找靠山，准备后路。于是我们在商业往来比价中，压扣了一些财物送给楠木私人，楠木非常感激，表示愿意为我们作某种效劳。果然，当一九四四年冬日寇到无为东乡扫荡时，我方的王愚（即现省轻工局长王渔）、朱革（已故）、何东初（现为省文史馆馆员）等五位同志被俘，未暴露身份，组织上要蔡辉立即设法营救。蔡辉即当面交待楠木，要他立即去安庆日军本部，以该五人为“登部队”职员名义予以保释；楠木照办，该五同志遂获无条件释放。 一九四五年八月，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汪子东处除原有我方派去工作的汪宗汉外，师部对芜湖又派了工作人员，我们在贸易工作的基础上立即转变到：一、对敌顽开展受降的政治工作；二、抢运（不再是交换而是赠送）各项重要物资到根据地。楠木利用他的日军身份用小火轮抢运物资过江，大部分是军用物资及“吉村部队”的机、步枪和子弹，最后连小火轮也驶出停泊在淮阴根据地的码头上。随后经上级批准，楠木等一行二十多人随同皖江贸易局、七师联络部一起，于这年十月北撤（当时同行的还有石原皋、李宁等）到淮阴，复被转送军部。未久，楠木等全体日本官兵都参加了反战同盟组织。 （四）中华物资公司。成立于一九四四年秋，系公私合营性质，总资金计黄金四百两，公私各半。公方代表蔡志锷（原在独立旅搞贸易），为公司副经理；私方代表汪国华（原是美孚公司经纪人），为公司经理。芜湖办事处主任盛慕莱（公方），采购主任朱玉龙（公方），还有吴武汉亦系我方重要工作人员（不公开出面）。公司地址在上海吕班路30号汪伪海军部驻沪办事处内。汪伪海军部驻沪办事处主任叶树初、日军顾问松岗，预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末日即将来临，而眼下却有利可图，即自愿和我们合作，调派了载重一千吨的军舰一艘，专供运输来往的物资。条件是从上海发货收运费30％，支付现金；从无为方面去货亦收运费30％，支付大米。发货表面上以布匹、食盐、焦炭、医疗器械和药品、五金为主；去货以大米、烟叶为主。每次大米到沪之后，由公司出面假八仙桥聚昌米行以平价出售（略低于市价）。 汪伪海军军舰进出吴淞口以及在长江上航行，不受关卡检查，通行无阻；抵二坝时在江心停泊，舰上人员一律不得上岸，由贸易局组织人力于夜间用驳船装卸货物。 由于叶树初、松岗等贪财，我们就将计就计利用汪伪海军军舰在航运上通行无阻的机会，购运军用物资；与此同时，我们又给汪伪海军军舰上人员一些额外的好处，以便我们夹运军工用品。此事由朱玉龙、吴武汉负责组织采购并包装，然后将这些炸药、雷管、工作母机、钢轨等夹在其他货物内运到根据地。接着又由盛慕莱贿通汪伪兵工厂厂长，卖给我们大批枪械毛坯及零部件，相机运出。同时，一九四五年春，蔡辉布置盛慕莱通过中医蔡玉堂在上海找到印钞票的技工过雪川，筹建造币工厂。当时中华物资公司将成套印钞机设备运至汤家沟，由上级委派过雪川为造币厂厂长，带领六十多个技术工人，在皖中建立了新四军第一个造币厂，印制和发行大江纸币，为抗日根据地的市场供应了货币，也为经济流通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另外，朱玉龙、吴武汉等在上海负责掩护来往革命同志（包括华东局领导同志），动员一批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进入解放区，所用经费均由公司利润支付。中华物资公司于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战胜利前夕结束。 （五）安源公司。石原皋（原系爱国民主人士，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留学德国，抗战期间担任上海仙鹤草素药厂厂长。他与胡适是亲戚（胡的家属由石照顾住在上海），在科技界的熟人很多，并有广泛的上层社会关系。他的朋友汪伯威与根据地的孙仲德、程明远是好友，早年即帮助孙、程等做过革命工作。七师成立后，汪更积极地帮助我方搞物资。一九四四年夏，石和汪携带一批仙鹤草素止血药品资助七师，当由唐晓光接待，并由曾希圣同志接见，相见甚欢。曾希圣同志嘱附石要做对敌工作，还写了亲笔信交石转交上海唐寿民（唐为交通银行总经理，金融界巨头），劝他立功。唐欣然同意。恰好唐的内弟华士润（日本西京帝大经济系毕业，有抗日救国之心）又是石的朋友。石原皋有此背景，遂与友人卢方在上海组织安源公司，地址设在江西路同和古里7号，卢任总经理，石任芜湖分公司经理，专对七师进行贸易。 卢方利用日本人渊上，石原皋沟通目寇军队的关系，华士润又沟通三菱洋行上海营业部的主任，促使日商愿意以较为优惠的条件和我方交换物资。我们进的货有布匹、纱、食盐、西药、颜料、五金、钞票纸、焦炭等；由根据地运出的货仍以六米、烟叶为主，杂以皮苹、油脂、酒类为辅。石原皋根据蔡辉的意图，曾诱使日商迅速地大量交货；而我们则是缓慢地小批量地发货，这样既掌握了主卖权，又套取了大批物资。 华士润为抗目救国，曾谅慨解囊，先后资助约十万元，采购“违禁物资”如炸药、机械等存放在仙鹤草素药厂内，伺机运往七师。 此外，石原皋还争取团结了不少上层人士，如爱国民主人士姚惠泉、方庆咸、曹鸿翥、陈叔文和老科学家秉志等；并且还动员了细菌专家郭成周、医师孙艮生、张守智及机械、化工方面的技工和青年学生等数十人去七师工作。 回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一段时间，新四军七师的特种贸易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二师的枪械，七师的钱财”当时曾被传为美谈。实际上，军部机关的财政支出也大都是由七师从贸易上的盈余给以支援的。那时，七师抗日根据地内商品流通活跃，经济发展迅猛，加之轻征薄赋，人民安居乐业，群众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同时由于经济战线上的节节胜利，政治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大，党的统一战线获得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团结争取了更多的爱国志士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个特种贸易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期间，仍然继续进行。在一九四八年前后很多人为此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坐牢，有的牺牲了生命。在“文化大革命”中，过去为七师搞过贸易工作的同志大多受到“批斗”，有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烈士盛慕莱的墓碑亦被砸烂。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在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拔乱反正，这些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又重新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当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烈士们，我们将永远地景仰和怀念。本文作者现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巡抚附：新四军7师的贸易输送工作是十分成功的，借助芜湖地区独有的运输枢纽地利和商贾云集的商业环境，为敌后物资输送起到了非常好的掩护效果，而师长曾希圣也由此走上了坦荡仕途，直到解放后安徽省第一书记。
作者：芜湖市工商联史料小组供稿，马永欣整理 芜湖位于长江中下游，气候温暖，土壤肥沃，沿江两岸，河港交错，盛产稻米及其它农产品，素称鱼米之乡。江流上溯赣、湘、鄂、川，下经苏、沪出黄浦江；皖南青弋江水系由此汇入长江，北岸由裕溪口入裕溪河，联巢湖，通舒、庐、合等地，水运极为便利，大江南北稻米和皖南山区土特产均由此集散。由于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条件，因而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形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尔后，公路、铁路相继建设，使芜湖逐步成为水陆交通枢纽，米市因之更为发展。 （一）米市的崛起 十九世纪中叶，芜湖是座小城镇，人口不满两万，以生产铁器制品的手工业著称。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一八五三——一八六四），芜湖为其后方屯聚军粮之所，但尚未形成米粮流通渠道。随着岁月的流逝、客观形势的变化，米粮行业逐渐发展而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据《芜湖县志》记载：“前清嘉庆，道光年间（约一七九六——一八二一年）芜湖有土著砻坊二十余家，设在仓前铺、大砻坊及东河沿一带。”它们多为地主租谷存储服务，收取存仓费，并代客舂米，收取加工费，有的也雇帆船赴附近县份，进行少量稻米交易。另有箩头行（又称小市行）约二十家左右，分设在南、北关，专为近郊农民介销余粮，从中收取佣金，属于行纪性质。居民日用食米，悉赖小市行供应。此时整个米粮业的经营范围，尚不及湾沚、澛港两镇，市场交易量器，澛斛与沚斛并用，但澛斛比沚斛每石大二升。一八七四年以后，就专用沚斛了。由此可见，当时芜湖的米粮业，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清廷腐败无能，鸦片战争以后，国事日非，列强群启觊觎之心，多次胁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沿海沿江城市相继辟为通商口岸，芜湖亦于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辟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势力相随而至。美商轮船公司“其昌”洋行、英商“麦边”洋行、德商“瑞记”洋行，分别在芜开展客货运输业务。它们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争夺较量，英商“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终占优势，建码头，设趸船，置仓库，串同海关（海关归外人管理），控制运价。嗣后，日商“日清”洋行亦挤入航运业，少数华轮（招商、三北、宁绍）难与竞争。光绪三年（一八七七）芜湖建立海关，进出口（指芜地而言）货物可就地检查课税。于是，进口的工业品则运芜倾销，芜湖及内地的农、土产品，均由此输出。形势的发展，为芜湖粮食的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是芜湖由原来的自然经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转折点。 芜湖下游的镇江，早在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依据《天津条约》已辟为商埠。外轮、海关齐全，沿海缺粮地区的广州一带米商，已先后在镇江设号采购，形成长江下游的米市。我省产粮地区的粮食也直接帆运镇江七浩口集散。芜湖虽为商埠，而帆运商仍不得不冒长途江运风险，运投镇江如故。面对这一不利情况，非具强有力的权威，不足以扭转。一八七七年李鸿章奏准清廷发布将七浩口米市迁移芜湖的命令。这是转变这一不利情况的关键措施。至于李鸿章为什么要上这一奏请？以及迁移的过程怎样？关于前者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李在晚清久任封疆大吏，是洋务派的代表。对于创办实业，具有卓识远见。且李又是合肥人，家族亲朋居芜地者甚众，芜湖素有合肥“大门”之誉，他预计芜湖一旦成为米市，市面必将繁荣，出于造福桑梓嬴得身后名的考虑；其一认为，李鸿章为其家族从农民手里剥削的大量租谷寻找销售市场并以芜湖为其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地而出此举。从客观情况来看：镇江地小人稠，粮食自给不足，号称米市，粮源悉赖我省调节。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保存的资料记载：“皖省米产总额（年产）共为肆仟肆佰壹拾陆万贰仟参佰捌拾陆石，除本省消费叁仟陆佰肆拾贰万叁仟柒佰捌拾伍石外，剩余柒佰柒拾叁万捌仟陆佰零壹石之谱”。余粮县份计有：太湖，潜山、芜湖、当涂、南陵、无为、巢县、宣城……等28县。而芜湖既成商埠，附近各县产粮如此丰富，集散自不宜舍近就远，奏请迁移米市，顺理成章，当能获准。关于后者，据前米粮采运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和前工商联付主委张台望（已故）所写回忆材料称：当时驻节芜湖的徽、宁、池、太、广皖南兵备道兼任芜湖关监督的张荫桓（字樵野）、广东人，为开辟税源和逢迎李氏（或系李氏示意），利用同乡关系，亲赴镇江劝说广帮客商尽先迁芜，许以种种优惠条件，即：（1）发给广帮粮商营业执照；（2）不论华南华北客商来芜采购粮食，必须由有执照的米商代办，不能直接采购；（3）一切打包等费统由卖方支付。商轮由芜运米至沪的运费仍照镇江至沪的运费计算，不另加价。这就造成了米市迁芜湖的有利形势。李奏陈于上，张劝说于下，上下结合，其事谐矣。至于迁芜的确切年份，根据江广米行一九四八年重建会所碑文记载：“逊清光绪八年，李文忠公（按即：李鸿章）请准将米粮市场，由镇江七浩口移植来此”。据此，判定米市迁芜为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较有根据。 在张樵野动之以情、诱之以利的劝说下，广、潮两帮率先迁芜，稍后，烟、宁两帮接踵而至。从此，芜湖之为长江下游米市的地位，正式确定。但由于惯性之故，起初邻近各县，尚有部分米粮迳运江、浙。我省当局乃在芜湖设立米捐局，规定本省米粮必须在芜湖完税，方准出境，因此以后邻县粮食乃集散芜湖。到了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江苏也在大胜关、大河口及瓜四等处设立厘金卡，征收过境粮食厘金，部分米商为避免重税，又不经芜湖出口而迳运镇江。后来，两省当局协商决定，江苏省仿安徽例也在芜湖设米捐局，就近征收米捐（现中二街还有江苏米捐局巷），粮船入苏境后，不再课税。双方重申前令，严禁米粮偷运出境。自此以后，芜湖米市才算名符其实。光绪二十四至三十年间（一八九八——一九〇四），米粮出口多达五百余万石，少亦三、四百万石。一九一八年以后，出口米粮一度增至八百余万石。此时兴起的机器碾米厂七、八家，每年可出机米六十余万石。杂粮米行的业务有增无已。真是“堆则如山，出则如江”！ （二）米粮业内部组成、经营特点、相互关系及其早期代表人物汤善福 1.米粮采运业，通称米号。它们以代各地米商购办米粮出口外销为主要业务，由广州、潮州、烟台、宁波四帮组成。广、潮两帮来芜较早，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以后的几年中，广帮的隆泰昌，广发源、利源长、盈丰泰（后改元昌兴）等八、九家；潮帮的协丰、信丰、成益等七、八家陆续迁芜。烟、宁两帮有复和、元生东、利源涌等十余家，稍后来芜。广、潮与烟、宁两帮的组合，稍有不同。前者由广、潮两地的殷实坐商投资开设，其中大部分是合资，少数为独资。各号资本少则一、二万两，多则三、四万两银子不等。（银子是清代银元问世之前的货币，有关平、库平之分。海关采用关平，此处即为库平。银元通行之后，它成为一种结算单位。与银元的比价系参考上海、汉口两地金融界的牌价而订出芜湖的牌价，一般在1：0.72之下，绝不高于1:0.72。北伐之后，这种结算单位逐渐淘汰。）但老板坐镇老号，并不住芜，只派其子侄或代理人在芜主持，有的送代理人干股，使其具有股东身分，以提高其经营积极性。芜号只遵照广潮老店的委托，在芜采购，运往广、潮销售，从中收取佣金作为芜号收益，粮米销售的盈亏与芜号无涉，芜号盈亏与老号无关，论性质属于“代客”一类。后者多系烟、宁两地旅芜商人，集资开设（其后也有外帮参加），资本额与广、潮帮相仿佛。它们是独立的商号，无后台老板，整个交易的盈亏，统由自负。彼此的区别在此。 广、潮、烟、宁四帮米号的粮源，来自大江南北产米各县，如江北的合、巢、舒、庐、无；江南的繁、南等县。但须经过江广行才能成交（原因详后）。销路则分数路：广、潮帮由上海黄浦江出口运销华南沿海缺粮地区广州、汕头等地；烟、宁两帮则运销天津、烟台、青岛、威海卫等华北地区；也有部分顺江而下运往南京、峡石、无锡、南通、上海等地。广、潮帮系华南老号投资开设，销路基本固定，烟、宁两帮较为活动，除基本顾客以外，对其他客帮亦竭力拉拢，以期多做交易。这四帮之中业务发展并不平衡，各帮内部实力也不平衡。吞吐量最大的首推广帮，约占全市出口总额40％，而该帮的利源长米号通常占全帮的十分之三。潮帮居其次，约占全市出口总额30％，该帮的协丰亦占全帮十分之三。烟、宁两帮居末，只占30％。先是各帮米号均以“代客”为主，兼有自营，遇有利时机，则自营收进，待价而沽，就地出售或出口销售，端以利润高低为转移。经过一段时期的资金积累，各号实力大增，变为“代客”与“自营”并重，这就是商场中习以为常的现象。 各帮米号在用款方面，均赖银号、钱庄周转，这是资本主义商业的通例。但广、潮与烟、宁亦有差异。当一笔买卖成交，货款由米号与之往来的钱庄（银号）垫付，一般订期三天归垫，但到期并不付现，而以“申票”抵付（即持票向上海钱庄兑现），而且注明见票×天后兑现。若广、潮帮的“申票”，在上海兑不着现款，又可转开“粤票”（即持票向广州有关钱庄兑现的票据）抵付，照例注明见票×天后付款。这样延缓兑现的日期，使他们营业的范围，就不受本号资力的限制，可以等米粮到达脱手后，再兑付票据。银号钱庄从中收取米商一定贴现利息，是为银、钱业的正常业务。一般收受票据的银号、钱庄、在上海或广州都有分号或同业往来，交换票款，调剂余缺，两全其美。在私有制的经济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等于一蛛丝网，银钱业居于蛛网的中心，它用货币资本，便利各行各业的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保证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荣则同荣，枯则同枯。在它们之间的经济活动中，最重“信用”。商人的“信用”重于生命，“信用”丧失，就寸步难行。 采运业的经营方式，与传统的商业一样，以追求高额利润为最大目的。它们包办了芜湖米粮的全部出口交易，极尽其操纵把持的能事。粮源滞乏，则提价以招远客，货源涌到，又贬低价格，操纵市场，权衡谋利。四帮之间勾心斗角，无论进货销货，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利益一致则水乳交融，利益冲突则冰炭不容。同帮之间亦复如是。其表现形式如以下数例：（1）各帮组成小团体，维护本帮利益。一八九四年，芜湖没有警察局，更无商会，外地驻芜采购米商组成最早的商业团体——米业公所，自雇巡勇，维护米商利益。继后各帮迁芜日众，于是公所以下又分组小团体：广帮有广肇公所（原址即今新芜路邮局），潮帮有潮州会馆（原址在接官厅），烟、宁两帮力量较单，乃联合组成烟、宁米业公所。直到一九三〇年才合并为米帮采运业同业公会。这些小团体主要是便利同业间互通声气，协调步骤，维护本帮利益，具有浓厚的排他性。（2）招徠顾客也是竞争的一种手段，先从物质享受上使顾客满意，以达到广为招徠的目的。特别是烟、宁两帮以实力较弱，竞相在招待拉拢上翻新花样，力求胜人一筹。烟台帮“泰来”米号店后的一排房屋，专供顾客住宿，布置极为讲究，当时芜湖的上等旅馆无以过之。吃食则鸡、鸭、鱼、肉不断，有时摆上一桌酒席，尽是珍馐美味。此外，还备有鸦片、麻将供客消遣，并利用妓院、酒楼作为拉拢顾客的交际场所。（3）在进货上同业间利益固然一致，但遇粮船到埠稀少，供不应求时，便不惜暗中放价，以图自肥。 各帮米号雇用的职工，广潮两帮是清一色的同乡，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烟、宁两帮以来芜较晚，对当地情况不够熟悉，除雇用同乡外，也录用一些熟悉业务的苏皖人。那时较大的米号雇用职工达三十人左右，小号也有十至二十人。职务分工如次：（1）经理（管事），综理全号事务；（2）管帐，办理文书会计事务；（3）档手，专司看货评价；（4）监载，专管米粮装卸；（5）跑关，办理报关纳税手续，专与海关、米捐局联系；（6）管仓，仓库管理；（7）厨师，茶房，专管伙食、卫生及杂务；（8）学徒，学习业务并侍候客人。上述职员中，档手必须有一定的业务知识，以能识别米质的优劣并熟悉市场信息者为合格。那时江广米行代客售货，照例先送小样（即米的样品）看货讲价，双方同意后即可成交。这种看货讲价的责任，档手完全承担，买卖双方都很重视。关于职工的待遇，实行折帐制。当米号做成一笔交易，收号佣每石一角六分八厘（一九三三年废两改元后规定的数目），另外向卖方加收同人照料费每石五分。照料费交与职工按照不同职位规定的比率，实行折帐。职工食宿由米号免费供给。旺季照料费收入多，同人分得的便多，淡季所得则少。据该业老年职工说：“那时平常年景，普通职工每年收入约在三、四百元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足以赡养数口之家。如遇荒欠年分，就要大打折扣。对学徒只管食宿，不给工资，但客人的赏金和打牌的“头钱”，则归厨房、茶房、学徒分享。这种折帐制给消费者增加了负担，节约了米号开支，增加了利润收入。 2.米行业又称江广米行业，是采运业买卖粮（包括本地外地）的中间介绍人。原先镇江七浩口是长江下游的米市，开行的几乎都是镇江人，他们早与广、潮帮米号有了业务往来，迁芜以后，故取名江广米行，意在显示这种悠久的历史关系，有与广、潮两帮做交易的特权，以防芜湖米商侵夺他们的权益。更重要的是他们都领有营业执照，俗称牙帖，取得合法保障。当时这种执照归北京财政部门核发，请领手续麻烦，不仅要缴几百两银子的帖费，还得走门路。据说米市初迁芜时，有些米行领不到牙帖，后来还是广、潮帮米号帮忙，通过张荫桓等的奔走，先后领到八张。起初几张的牌号都冠以“广”字和“潮”字，即：广鑫祥、广益祥、广泰昌、广盛祥；潮丰、潮胜和、潮盛祥、潮生和。到了民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牙帖改由省财政厅核发，分长期、短期两种。前者有效期五年，帖费头等六百元，二等四百元，三等二百元；短期一年，头等六十元，二等四十元，三等二十元。本市米行大都领有长期执照。凡领有执照的就是米粮买卖的法定介绍人。也有一些米行股东或股东的至亲密友，不领牙帖借用某行的牌号（即某行为其开发票、单据等），照样营业。由于芜湖米市日益兴旺的形势，与经营该业者不需巨额资金，只要一个铺面，挂上招牌即可营业，是以该业应运而兴，户数日渐增多。 领有执照的江广米行，应具有两个条件，业务才能兴旺。一要与各县帆运米商熟悉，广招粮源，二要与采运业有密切联系，销路才能畅通。他们选设的店址均靠近采运米号，便于就近联系。后来该业户数增多，同业间竞争益趋剧烈。首先它们拉拢帆运商，每隔三、五日即寄发行情单（价目表）一份，粮价倘有大的波动，就用电报通知。其次广设“接江”人员，遇有粮船到埠，“接江”人员上前联络，把他们接到行里殷勤招待，直到成交为止。各行视其规模大小，设“接江”多寡。“接江”人员必须生长于产米县份并与帆运米商有一定关系的，才有入选资格。对一些较大的帆运商，还特地派员登门促驾，以示尊重。帆运商抵埠之后，照例由卖样员取样交采运米号看货开价，以决成交与否。对卖样员来说，如何取得善价取悦客商，是能否继续长期交易的关键。所以对卖样员的人选比较严格，一要人头熟，吃得开；二要机警；三要有一定的业务知识，才能笼络客人。如因卖样员无能，使卖方在货价上吃亏，那以后就别想做这位卖客的生意了。与此同时，各行对卖客的招待，也很殷勤，虽不如采运业阔绰，但一席宴饮十元八元，也是司空见惯的。 米行设经理一人，大都由业主自兼，其次是管帐、卖样、接江、中班同事及小班同事、厨师、茶房等名目。大行职工约十余人，小行仅三、四人，职工待遇与采运业一样，实行折帐制，食宿由米行供给。每做成一笔生意，行佣每石收一角一分三厘，外加同人照料费每石四分。分配办法大致是：经理占1.3-1.4股，管帐、卖样占1.2-1.3，中班同事0.8-0.9，小班同事0.4-0.5股。以同人照料费总金额除以个人所占股分的总和，即可得出每股应摊若干，再乘以每人应得的股分即可。厨师、茶房由行里付给固定工资，每人每月约3-4元，另分客赏及“头钱”，学徒待遇与采运业相同。接江人员在本人经手的交易中，每石另加收一分，作为工资。据此间人说，抗战前的普通年景，一名中班同事，每年收入约有三百元之谱，亦足以养家室。 3.杂粮市米行业，俗称小市行，又名箩头行。他们是近郊农民（包括少数米贩）与消费者之间进行粮食交易的中介人，分布在东、南、西、北关四处。约在光绪末年（一九〇八）有行户近三十家，其中南关十家左右，北市约七、八家，东、西两市各五、六家，都领有执照。一般都是小额资本，不雇职员，只用一名杂工，专司负重和打杂等事务，月工资二、三元，另供宿食。个别范围较大的行户，雇佣二、三人，分别担任管帐与过斗等工作，工资不过三、四元。行里设备简陋，只备少数用具和放置粮食的场所。农民挑运来的粮食（包据杂食、豆类等），分别陈列，供客选购。清晨开市，下午一时收市。买卖双方直接议价，成交之后，买方付给行佣，作为收益。收佣标准，宣统年间（一九〇九——一九一一）按米值每元收钱二十四文，旋改收铜元三枚（当时本洋一元，可兑制钱一千五百文）。二十四文钱约值一分六厘至二分左右。其后铜元贬值，最低时每元兑三百枚，经同行协商改收每元八枚佣金，约合二分七厘左右。（注：制钱即铜钱，中有孔。最初官制铜元即铜板，一枚当十文钱。一块银元换铜板一百枚。其后，贬值，一块银元换铜板三百枚）据原从业人员回忆，当时旺季，一般小市行每天约成交二、三十石，个别大户有达百石者，行佣收入甚为可观。他们对托售的农民不收分文，且供应茶水，农民因生意耽搁不能赶回，必须在行里吃一顿中饭时，才收米半升，抵作餐费。不过在粮食成交时，常有溢余米粮三数合，（十合为一升）农民均不带回，转送行户（农民恐过斗不够，总多带一点），有时过斗不够，行里也代凑上三数合。总之，赠与的次数多，添补的次数少，无形中也是行方的一笔额外收入。特别是赶上粮食滞销，农民急需钱用时，他们就以低价垫款收下，既帮了农民的忙，取得农民好感，又有利可图。彼此交往日久，少数行户凭籍手中的余资，趁农民需款之际，发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则是后来业务发展所常见的。 由于小市行本小利大，同时米市日益发达，吸引了很多人参加到这个行业，约在一九一二——一九二一的十年中，该业激增至百户之多，单就南关为例，该处增至三十户，且有继续增加趋势，新户中并非户户有执照，更多的是通过亲友关系搞到挂帖（即借某行的名义做生意）。户数一多，竞争激烈。据说在旺季时，凡农民挑粮上市的必经路口，都有人等候，等到农民走近，就连拖带拉地拖到自己行里，因此常常为此发生争吵斗殴事情。后来经同行协商，南关大户李裕兴行的李玉伦、詹祥泰行的詹庆庚提出倡议：（1）号召南关小市行，只许歇业，不准新开；（2）号召小市行一律拒绝挂帖。自此以后，小市行的户数才固定下来。 通过历年业务发展，资金积累，小市行原以“代客”为主，逐渐向下列两方面发展：（1）开展自营业务，利用有利时机，零收整售，与采运业直接发生联系（通过江广行转手）；（2）添置小型碾米机，兼营粮食加工。这项业务始于一九二八年，以后逐渐成为碾米业。此外，有些户接受砻坊或本市某些资本家的委托，代收稻米，从中取佣。经营范围不断扩大，资金积累加速。南市的李裕兴、詹祥泰、詹祥盛，北市的翟源裕、陈源生等行户都拥有巨额资金，每逢旺季，它们的吞吐量高达数百包至千余包，以此致富而购置大量田地房产。 此外，我市尚有部分所谓零米店，从小市行购进，供应升斗小民，并零售其它商品如火柴、肥皂、香烟、兑换银元等，因性质不定，又无组织，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就不赘述了。 4.砻坊业。原是芜湖所固有，早在前清嘉庆、道光年间（约为一七九六——一八二一）就有二十家左右，设在仓前铺、大砻坊、东河沿一带。它的业务是为顾客存放稻谷收取存仓费，也代客加工收取加工费，有时亦自买自卖，它们的业主，原先多为商人，后来也有大官僚大地主及其旅居芜湖的亲故，本身掌握大量租谷，以该业利润优厚，且有发展前途，也开业经营。如一八八二——一九〇八年间，崔国英开设的汇丰，崔登开设的广厚、李鸿章家族开设的源德裕便是。辛亥革命以后，崔、李经营的砻坊先后歇业。继而恽云亭兄弟和胡雨亭，谈弼丞、陶荫槐等开的崇发、利丰、平丰、宝丰祥、农记、顺余、庆余等，先后加入该业。又原先为商人的砻坊业主，积累多了，也抽资在四乡购置大量土地，扩充租谷来源，逐渐由工商业兼地主演变为地主兼工商业了。经营该业者须有大量房屋，通常有五、六进，用于仓房、生产场所（砻稻、舂米、筛米、风米等）、店堂、帐房及职工住宿等。门前须有大片平坦空地（多用大块石板铺成），用以晒稻。临近河沿，上下货便利，所以它们便集中大砻坊、东、西河沿一带。 该业原分两帮：太平帮与本地帮（包括杂帮）。光绪末年，太平帮有汇丰、谦吉、大有等十五、六家，本地帮有源德裕、何福源、立成、同顺祥等四十余家。资金在二、三千两至一、二万两银子不等。其主要业务有“自营”与“代客”并重，自营的粮源除自己的租谷以外，也收存其他小地主的租谷（先存入后作价收购），或派人到附近县分购买，有时委托熟船户代办，加工砻成熟米，自运江、浙销售，或经江广行售与采运业，贱买贵卖为其一贯手法。荒欠年分，青黄不接时期，它们往往加工成糙米堆存，待善价而沽。作业所用工具，先是原始的木杵、石舂、木砻之类。一九二八年以后，逐渐改装小型碾米机，以马达为动力，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可谓一大进步。有些资金少的砻坊，为加速资金周转，边砻边卖，同业称之为“转砻坊”。代客收费方面，因早年资料不全，不能妄加揣度。现据一九三五年后的资料，砻米一石，收取加工费三角，另外砻米的下脚——粗、细糠及筛下的碎米，全归砻坊。按一般情况折算，每次砻稻谷二担（每一担100斤）可成糙米一石（150斤），下脚有粗糠50斤，碎米六、七合，糙米一石可碾熟米八斗五升（每斗15斤），外有细糠一斗二升，碎米约三升左右。长年积累，数目相当可观。后来同业竞争，竞相削价，只留下脚不收手续费，甚至还招待货主茶饭。可是暗中捣鬼——过斗时使手法，掺杂使假，商业道德就每况愈下了。各户另备简陋仓库，供碾客堆存，每季每石收栈租六分，一季以后，按月计租，每石二分。除此以外，他们在青黄不接之际，假乡镇米行之手，向农民放款，赚取高利。同时帆运米商运货来芜，需款周转，可将货向砻坊抵押，借得现款。一般按货价六成抵押，月息一分二厘左右。 早期，大官僚地主除开设砻坊外，兼营典当业，以达到高利剥削的目的。如崔国英既开汇丰著坊，同时又设汇丰典当；李鸿章家族设源德裕砻坊，同时又开源丰、源成、源庆三升典当；其他著坊合股经营的还有和济、复太等当铺。他们之所以兼营两业者，因其淡旺季刚好相反，资金周转可以川流不息。彼辈聚敛，渐成巨富，农民终年辛苦，难得温饱，农村凋敝，势所必至。 砻坊业内部人员，除经理（有的店主自兼）、帐房、同事、学徒数人外，一般中型的大约雇工五、六十人左右，小型的亦有二、三十人，担负加工稻米、重活、杂活等任务。这些工人大都是江北农闲时流入城市的农民，他们的进退与管理，资方授权掌作（工头）处理，另有二班一人，协助掌作。工时长达十二小时，工资却很少。前清宣统年间（一九〇九——一九一一）规定每工日春米三石半（三石为正工，半石归掌作）合一个整工，整工工资分农忙（农历三、四月——八、九月）每工八十四文（约为五分六厘），其余月份低些，仅七十二文（约四分八厘），以每人每月做二十五个整工计算，另外利用闲空时间，兼做晒谷，每担四文，下米（即扛米下河）每石五文，两相合计每工月得2——3元，宿食归店供给。（清宣统年间，本洋每元约合一千五百文，米价每石三元）。据说当时工人曾因不堪资方残酷剥削，发动过多次“靠锤”（罢工）斗争，由于当时环境险恶，工人的这种自发性行动，经不起资方和工头软硬兼施的压力，往往无显著成果。 5.碾米业又称碾米堆栈业。产生于一九一二年以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小型马达和碾米机国内不能制造。而进口的大都是外国厂矿企业用旧的机器，零部件供应及修理都很困难。加之旧式商人多保守，所以迟到一九一九年前后，全市碾米厂才发展到八家。各厂的职工人数约在50——90人左右，经营业务与砻坊业大致相仿，即：一面利用本身资金于新谷登场时，购进稻谷，碾成糙米，待价售出。另方面代客加工，收取手续费。收费标准，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七年间规定是：稻谷单碾每石0.22元，双碾0.24元，三碾0.29元。糙米双碾0.16元，籼米单碾0.16元，下脚全归厂方。各厂另设堆栈，供客户堆存谷物，收取栈租。米每石月收栈租0.015元，外加袋费0.02元，保险费0.007元，其他杂费0.035元，合计栈租每石月需七分七厘。客户粮米存入，由栈出具栈单，凭以取货。客户如需款用，可凭栈单向银行抵押借款（必须是银行认可的厂栈存单），一般按货价六成抵押。此风兴起后，固然便利客户，亦滋长投机之势。特别是一九二六年以后，芜湖金融界纷纷兼营堆栈业务（详情见后章）并租用各米厂原有的堆栈作为他们的堆栈，投机倒把之风，尤为猛烈。那时部分粮商首批抵押六成现款后，复购进粮米再作抵押，如此展转，直至粮价上涨，才肯脱手，归还本息，获得利润。行情好转时，兴高彩烈；粮价一蹶不振，就有破产、吃烂帐的危险。更有甚者，一些狡猾商人用不正当手段，勾结米厂或银行人员，把粗糠打包装成大米存入堆栈，进行抵押，大做其买空卖空的投机交易。也有的米厂利用银行租赁它们的堆栈，盗卖米粮，进行欺诈买卖。盈利则买米归还，亏蚀就等吃官司。该业到了后期，商业道德败坏，完全丧失了正当商人的本色。 该业工人的待遇，系按工种计值，与砻坊业相较，略胜一筹。如：碾米、上斗、下斗论斗，堆庄、盘放论包；共有三十几种项目。在一九三二年前后，工人每日工作十小时，所得工资约为四角，宿食归厂方供给，生活处干中下水平。 上面介绍的米粮业中的五个部分，名义上经营的都是米粮，然而它们的流通渠道和业务范围却泾渭分明，不容混淆。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行业之间的关系，而且利益交叉，情况较为复杂。 采运业可以说是米粮业的魁首。芜湖之所以能成米市者，以有采运业之故，否则，只不过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米粮市场而已。它的粮源基本上是购自产米县份的帆运商，本市砻坊、碾米厂及小市行也补充一部分。但江广米行因有对出口粮食居间介绍的特权，这种业与业之间的交易，必须通过江广米行才能成交，也就是卖方应照例付佣金给江广米行。江广米行与小市行均属“代客”一类，可是业务对象不同，界限分明。江广米行专营出口粮食的“代客”，而小市行则为近郊农民与城市消费者或小零售米店之间交易的“代客”，各不相扰。当小市行业务发展到与采运业打交道时，则常引起纠纷，甚至发生武力冲突。后经第三者调解，双方得以妥协。小市行承认江广米行的特权（居间介绍），江广米行则在收取佣金方面，给予优待，问题才告解决。另外，有些小市行发展到添置设备，兼营粮食加工，还有些新开行户，实际上经营的是砻坊，他们反而加入小市行组织，原因是小市行户数多，在捐税和摊派费用方面，能占便宜，因而产生砻坊与小市行之间的业务交叉的矛盾。砻坊与碾米业都是粮食加工，性质相同，不过前者是由人工操作发展到机器加工，后者一开始就是机器加工，论业务性质可以合并为一个行业，然而他们坚持要各自成业，不愿合并。另一方面，砻坊业中有的想摆脱采运业而自营出口，如顾永裕、恒立、成康、周品记等都曾运米赴粤销售，但因当地坐商区域观念浓厚，多不予支持，再加上各地使用的通货不同，比率涨落不定，外地人难于掌握，因而不少砻坊为此吃亏蚀之苦。 米粮业作为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一个中转环节，贱买贵卖，利用米粮业内部交易对象的不同和层层收取佣金，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兹分述如后：（1）小市行在居间介绍近郊农民与消费者交易的同时，那些积有余资的行主，趁青黄不接之际，凭信用给农民高利贷款，用货币借出，加利息（利率也高），到粮食登场时，按低价折成实物收回，剥削程度是惊人的。农民负担这种高利贷，无异饮鸩止渴；（2）替采运业和砻坊输送粮源的各县、镇米行、砻坊，为广开粮源，多获利润，在合适的情况下，也使用上述方式向贫苦农民放高利贷，进行剥削；（3）县、镇米行、砻坊，当市场销路旺盛，米价陡涨之际，往往利用农民不明行情，低价突击收购，碾成糙米，派伙随船运芜兜售。同时经运粮食的船户中，积有余资，而又熟悉行情者，乘粮价骤涨之机，也常下乡低价收购，运芜脱手。这种贩运粮食的船户，俗称“自买头”；（4）米粮业在经营过程中，视粮源盈缺，运用价格规律，操纵粮价，无形中给农民造成损害。总之，农民终岁辛劳，幸逢丰年，除缴纳地租、税捐和偿还高利贷，加上米价低廉，所余无几。“谷贱伤农”，正是此意。荒歉年份，则卖儿鬻女，逃荒异地，惨不忍睹。 芜湖原是铁器手工业发达的小城镇，自米市迁芜，市面日趋繁荣，米粮业本身财力既雄，利润亦厚，凡地方兴办各项公益、过往军队的支应，都唯该业马首是瞻。该业兴起于光绪年间，辛亥革命后，历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战祸连绵，国家处于混乱局面，政客、官僚、党棍、军阀都以该业为一块肥肉，而起垂涎之念，寻机诈勒，甚至利用官僚资本，进行垄断、控制，与商民争利。米粮业为应付这种复杂局面，它的代表人物，必然要在正常业务活动之外，和官府周旋。各期代表人物中以早期的汤善福最有影响。 汤善福原籍广东花县，其父汤彪是太平天国军官，太平军失败后，寄寓江苏溧水。汤善福生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十三岁就在镇江广帮的广发源学徒，精明能干，不久就成为得力伙计。迨米市迁芜（一八八二年）后，号方派他来芜筹设广发源分号。此时正逢芜湖米粮业发生了一起承办赈米掺杂泥沙嫌疑案件、官司无法了结之际，汤凭其胆识与手腕，办理妥贴，因而脱颖而出。当时江苏清江县发生水灾，江苏当局奏准清廷在芜湖购办赈米数万石赈济灾民。采运业承办了这笔交易。据说在船运途中，船户捣鬼盗去米粮掺入泥沙凑数。事被当时督办赈济的某钦差发觉，罪名统统加到采运业，声言将予揭奏。在那封建专制时代，蒙受了赈米掺沙的罪名，哪能不有大祸临头之忧。当时商人最怕见官，殷实商人尤其如此。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这个“差使”很自然地落到精明干练的汤善福身上。汤年少气盛，胆识兼备，正不甘寂寞，一经同业推选即慨然承担，当即提出两项条件：（1）有代表身份；（2）可以全权行事。同业一致推他为广、潮两帮总董事；只要保住大家无事，一切条件都可以接受，要钱给钱。在同业的一致拥护下，他放手做去，经他施展酬酢贿赂伎俩，得与某钦差当面陈述，毕竟钱能通神，满天云雾，顿然消散。不但不再追究掺杂事件，还博得清廷嘉奖他们采办赈米有功，清廷之腐败黑暗，由此可见。不久，汤因事进京，经他示意，同业为他花了万把银子捐了个四品顶戴，借以提高身份，好与官府交往。从此，汤在同业中的威望就树立起来，先任广、潮帮米业公所总董，继而被推为广、潮、烟、宁四帮总董——全业的代表人物。光绪卅二年（一九〇六年）芜湖工商界成立商务总会，他的地位又升高一步，历任该会协理、总理和会长。此后，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安徽省政府还聘他担任咨议、顾问等职，赫然成为炙手可热的全省耆绅了。 他的全部活动，主要是结交官府，维持地方，照顾本业，从而树立个人威信，并谋取私利。但同业出了岔子，如税局罚款、官吏藉端勒索等，他也不惜为之奔走斡旋，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汤善福殁于一九二八年，死前不久当选为安徽省商会联合会第一任会长。那正是他的社会地位登峰造极的时候。总之，汤善福的一生，可谓一帆风顺，名利双收。 （三）米市兴起带动各业发展 1、运输业相应发展 芜湖米市之所以兴起，关键在于建立了海关，和外轮在芜停泊，运输畅通，已如前节所述。但粮源来自周围各县（镇），于是民间运输业应运而兴。内河均以木帆船为运输粮食的唯一工具，视河流深浅、顺逆和途程远近而决定收费多寡。如宣城——芜湖距离180华里，运费每石0.28元，南陵——芜湖160华里，每石0.25元，无为——芜湖180华里，每石0.29元，巢县——芜湖190华里，每石0.26元，其他各地价格不一。据芜湖关一九三一年统计，当时共有各类民船58，338只，分别来自湘、赣、鄂、苏和本省等地。就我省而言，有无为、和县、合肥、含山、舒城、庐江、巢县、桐城、望江、潜山、太湖、怀宁、宿松、宁国、太平等各帮。这些船只种类不一，有乌江子、鸭梢子、舢板、摆江、斗子、了梢、五舱、黄梢、巴斗、大渡、板船、槽子、划子及白石舟等十余种。它们专载粮食来芜，回程则带杂货，往来于苏、皖、赣、鄂四省。船只载重不同，大船千石，小船二百石，一般载重五、六百石之间。船民以长途载运收费为唯一生活来源，每船平均5-6人，约有30万人赖以维持生活，赡养的眷属，尚未计入。（船民眷属一般均住船上）外江出口方面，几为外轮所垄断，以一九三一年前后情况而论，长江航行的外轮有：英商太古洋行大轮12艘，载重共19，385吨；英商怡和洋行大轮8艘，共16，252吨；日商日清洋行大轮9艘，共16，222吨；外轮总数29艘，总载重量为51，823吨。当时航行长江的招商局、三北公司和宁绍公司所有华轮虽有18艘，但因外轮财力雄厚，雇用广、潮或宁波人为买办，利用同乡关系拉拢生意，且暗打折扣，以示优待（据熟悉内情的米业中人说，雇用外轮运米出口，可得三个“九九”折，商号派去经办人员得一个“九九”折，经办商号得一个“九九”折，如有第三者介绍，从中也得一个“九九”折（最多时可打“九五”折）。华轮因而无力竞争，芜湖外江出口粮运紧紧地掌握在外轮手中。这些外轮下游行驶时，装载的是大米及农、土特产品，上游行驶时运进的以进口的轻工业品为大宗，如布匹、煤油、糖、香烟、火柴、肥皂、矿烛……。所以说长江航道是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一条重要渠道。另有一种铁壳轮，专做货运，不营客运，而且能由芜湖直接入海出口，不须经上海转载，运费亦较客轮便宜，如客轮由芜运米至天津，百公斤0.91元，烟台0.60元，广州0.58元，汕头0.55元，宁波0.53元。而铁壳轮运米至天津，百公斤只收0.50元，烟台0.30元，广州0.36元，汕头0.32元，宁波0.30元。采运商贪其便宜，又可省去一笔上海转载费，均愿以铁壳轮运输。外轮在拉生意时，虽百般迁就、招揽，一遇特殊情况，又居奇提价或以苛刻条件迫使米商不得不予以接受。如内战期间，交通受阻或华轮难雇，就是外轮居奇良机。历来外轮洋人，都是以蛮横的态度同我们打交道。抗战前，国势积弱，人民在国内也得不到与外人平等待遇，何论在国外！ 2.银钱业相应兴起 随着米市的迁芜，钱庄相应兴起。米粮业依赖钱庄贷款，调剂有无，钱庄资金的投放也以米业为大宗，彼此有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道光年间（一八二一——一八五〇）芜湖钱庄仅十余家，随着米市的兴旺，到光绪廿年（一八九四）发展到廿三家，每年进出汇划达一千三百余万元，其中以米业进出为大宗。一九一二年以后，银行次第建立，大宗业务多被取代，钱庄规模渐次缩小，更由于银行滥做押款，进一步助长了米商投机之风。一九三一年芜湖遭遇罕见的水灾，导致米业及各业业务衰落，其后更由于上海金融紧缩，对芜庄不再放款，促使钱庄进一步走向没落。到一九三二年，该业缩减为14家，共有资本额不过585，000元，进出营业额下降为2，190，000元，尚不及光绪年间的十分之二。与此相反，银行业则蓬勃发展。兹将各行开设时间和业务范围列表如下： 从抗日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起，以四大家族为后台的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合作金库，先后在芜设立分支机构。它们已不满足于原有的汇兑押款，分得米商部分利润，进而直接插手收购粮食，从而掠夺更高的利润。中央合作金库委托砻坊代办是项业务，而中国农民银行则以替粮食部收购军粮为幌子，委托碾米业代办。导致采运业与之展开明争暗斗，仗着人面熟，渠道广，收购成绩不亚于它们。这就引起了官僚资本的愤恨而招来打击。据说（可能在四六年四月），本市24家米号代华北粮商购运大米170，000包，船已开出，粮食部突然禁令粮食出口，把轮船扣留在吴淞口，船上米包全部起卸上岸。采运业乃敦请芜湖商会理事长李家衷，赶到南京疏通，并通过政客吴忠信、端木杰等打通粮食部的关节，结果卖了五万包大米给粮食部，价格低于市价30％，余粮才得放行。可是三个月后，粮食部又派员来芜调查该案的行贿情节，要把主要关系人带京审查。采运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因事先闻风逃到汉口，乃将其家眷扣押县府，结果又花去一亿余元（约值一千石米），此案才得了解。不过，采运业此次所受的损失，后来还是转嫁到客户头上。 此外，由于法币通货膨胀，币值一日数贬，人心浮动，一些官僚资本和社会游资纷纷在粮食市场中找出路，造成的投机歪风，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3.对本市其它工商业发展所起的作用 芜湖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商人往来频繁，工商业渐次发展，特别是米市迁芜，大量粮米由此集散，真是商贾辐辏，市面繁荣，带动它业相应发展。商业方面以布业为例，在前清同治年间（一八六二——一八七四），仅有批发商数家，全年营业额不过数十万两银子，但到了一九一九年已有26家，营业额增至五百余万元。京广百货业也是通商之后发展起来的，到一九二九年营业额亦达三百万元左右。饮食服务行业，如茶楼、旅馆、酒肆、澡堂、小吃、戏院等等，也亦步亦趋应运增长。工业方面，芜湖早年只有染坊、制墨、铁器、竹艺、木艺等手工业，光绪廿三年（一八九七年）以后，各种新型工业逐渐兴起，如有三个烟囱之称的电厂、面粉厂、纱厂，以及火柴厂、肥皂厂、翻砂厂、机器厂、玻璃厂等先后创立。但因资力不厚，技术力量薄弱，没有长远规划，这些民族工业难与进口商品竞争，大多时兴时停。现在芜湖的新兴工业中，有些是在上述工厂的破旧底子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说，旧芜湖这个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之所以形成，米粮业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此外，芜湖地方曾利用米捐（附加教育费）收入，作为固定经费，创办了一所完全小学（六年制）——米业小学（原址在今新芜路廿三中），为普及儿童教育做了一定的贡献。 4.劳工队伍相应扩大 米粮业中五个主要行业除各有其固定职工外，另有下列几种工人为它们从事劳务。（1）斛工——斛工自成一业，专以量米为业。各地粮船到埠，买卖双方成交后，须由斛工过斛。一九三五年前后，芜湖设有三家斛行：汪万源、汪有林、唐义春，约共有工人二百名。工人受雇量米，须由斛行介绍，才能工作。按一九三五年每石米的斛力为十八文（约六厘），酒钱一分五厘，开舱费一分五厘，又散工倒斛等杂役一分，均由卖方负担。此外尚有其他陋规。但上项收入，斛工只得到一部分，除斛行老板应收一定数目的行佣外，尚须受工头的剥削；（2）绞包工——米粮过斛装包以后，第二步由绞包工用铁针麻皮，缝严袋口。当米市鼎盛时，全市约有绞包工人四百名左右，其中工头约五十人。表面上他们分属于采运业各个米号，但米号却不付工资，也不供给食宿。只在米号进货时，按绞包多寡，向卖方收取绞包费，作为他们的报酬。一九三五年前后，每包绞费规定为五十二文（约一分七厘左右），米贴廿文（约合七厘）。另外也有陋规收入。他们除受工头剥削之外，还须经常为米号及其主要职员做些繁重杂活，讨他们的欢心；（3）掮包工——即码头工人。米包经缝固后，即由掮包工人搬运上岸，或由栈房搬至码头。由于封建把头的把持，帮派甚多，大致可分为山东帮、湖北帮、寿州帮、金斗帮。约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间，各帮共有工人830-970名左右。至于掮包力资，按一九三五年情况，由船中掮入货栈每包约五分五厘，工头（俗称老板）所得较多。上述三种工人，每月所得工资平均在5-10元左右。 此外尚有码头散工，俗称码头夫，担任各种繁重杂活，如斛米时倒斛、掮包时提包、下包及堆放等，他们的收入，仅能温饱而已。 （四）米粮业各个时期的消长 从一八七六年芜湖辟为商埠米市迁芜时起，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的73年中，米粮业经历了由兴起到衰落的四个时期。 1.一八七六——一九二七年为不断发展的兴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虽有起伏波折，总的趋势仍然是上升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米粮业仅有砻坊及小市行。后由镇江迁来广、潮帮米号十余家，江广米行十余家，全行业发展为采运业、江广米行业、砻坊及小市行四个主要部分。当时的营业情况，据《芜湖县志》“实业志”记载：自光绪廿四至卅年（一八九八——一九〇四）米粮出口多达五百余万石，少亦三、四百万石。同书“赋税志”则载有：“江苏驻芜米捐局征税数字，清光绪卅年（一九〇四年）左右，该局收税旺时，年达四、五十万两。”按当时该局税率规定，每石米，征银一钱，以此推算，应有四、五百万石之谱。两志记载，互相印证，上述的粮食出口数字，当属可信。同时，从各个行业逐年增加的户数来看，也能证明该业有蒸蒸日上的趋势。一九〇八年采运业连同新迁的烟、宁两帮发展到40户，江广米行亦有40户，砻坊约70户，小市行约50户，比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户数，已有成倍的增长。 一九一二——一九一八年的七年间，粮米出口趋于减退，据《芜湖县志》记载：“民国以来，赋税既多，运费加重，是以邻近之米粮，相率径运浦口、通州等处销售，不由芜湖出口。数年以来，统计每岁不过二百万石左右。今昔相差，几逾半数”。这显然是因为“赋税多，运费重”造成粮运改道不经芜湖出口所致。但考其时代背景，尚有如下因素：（1）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前后，连年水灾，粮食欠收，而且在此以后的几年中，我省还发生几次局部旱灾，粮源减少，势必影响出口数字；（2）辛亥革命以后，时局不靖，军阀混战，商贾裹足，且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轮航行，不无减少，也可能影响米粮运输。这一时期该业的户数也相应锐减，采运业由原来的40户减为26户，砻坊由70户减为50户，江广米行实有39户，但新增碾米厂8户，小市行不增不减。凡此，足资说明。 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两年，全国著名产米省份连续获得大丰收，不仅我省粮食在芜集散，川、鄂、湘、赣等省也有部分米粮经芜出口，是以一九一九年出口米粮突增至八百余万石。各业利润丰厚，采运业盈利尤高。各米号兴高采烈，广帮为庆祝一九二〇年农历元宵节，拨出相当数目的款子，作为大玩花灯之用。事前，在广州请来艺人、灯队、乐队，运来各种彩灯和用具，其中包括驰名中外的狮子灯和龙灯舞。规模之大，场面之精彩，为芜湖历史所罕见。在玩灯的那几天晚上，真是江城不夜，灯市如海，万人空巷，轰动遐迩，附近县、镇前来观灯者，亦接踵摩肩，不绝于途。广帮公所还大摆宴席，地方军政长官、士绅名流都在被邀之列，凡旅居芜湖的广东人，除妇孺外，不论老少，均邀请入席。盖非生意兴隆，利市倍蓰，焉能有此壮举？之后直到一九二七年，年出口量维持在五百万石左右。在这段兴盛时期，整个行业欣欣向荣，资金积累，迅速上升。就所知道的，例如采运业利源长米号曾用巨款购置大批产业和投入其他事业的经营。整个永福里的住房，旧中央饭店和吉和街的几处市房，均系该号所有。另在芜湖县方村购进良田三千多亩，在河南（青弋江南岸），设有堆栈一处。该业隆东昌米号也执有来龙里全部房屋出租，购置田产一千余亩，还兼营同丰碾米厂和一爿钱庄。砻坊业恽云亭兄弟五人，分设砻坊五家，原在芜湖县麻凤圩有田二千余亩，经过十余年经营，又陆续购进一万余亩。碾米业虽创设较晚，该业东来恒、华丰、同丰也积累了大量资金。这是米粮业的鼎盛时期，往后就江河日下了。 2.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为芜湖米粮业的衰退时期 米粮业之所以衰退，有以下的原因：（1）一九三〇年国民党政府实行裁厘加税，即：裁撤五十里外的内地常关及各地厘金局，改征营业税和统税。江苏、安徽两省米捐局因而裁撤，成立营业税局和统税局。原先两米捐局的存在，对限制我省粮食出口，起了一定的约束作用，纵有私自出境，究属少数，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了稳定的局面，两米捐局撤销，藩篱已去，粮食外流，无所拘束。从此各县米船分集芜湖附近的港及裕溪口观望，向价高处运销，粮源顿行分散；（2）一九三一年长江流域发生空前水灾，我省收成顿减。灾后，国民党政府借来大批洋米、洋麦（面）、倾销国内。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五年间，数量尤多。据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八月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表16”所列：一九三三年洋米进口数为12，954、001公担，洋麦进口数为10，714、634公担：一九三四年洋米7，710，610公担，洋麦4，649，419公担；一九三五年洋米12，964，481公担，洋麦5，209，087公担。三年合计进口洋米33，629，092公担、洋麦20，573，140公担。这对于我省粮食出口，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3）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导致米粮流通渠道变更，影响芜湖米粮的出口。粤汉铁路虽早在前清末年开工兴建，因系采取分段铺筑的方式，直到一九三六年才全线通车。以往华南地区缺粮，因旱路运输不便，不能向附近的湘、鄂、赣等产米省份采购，所以舍近就远，求诸芜湖米市、后来由于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广东与湖南、江西之间，辟一通道，情况发生变化，故皖米在广东的销路，大部分为湘赣米粮所取代。上述三条是粮源及销路的不利条件。此外，银行业逐渐直接插手粮食业，也增添了米粮业的混乱，逐步使之走向下玻路。这一时期米粮出口约数，根据国民党中央建设委员会编印的《芜乍路沿线经济调查》资料推算，一九三二年出口米粮约在三百万石左右，比前段时期约低40％、这一时期各业的户数是：一九三〇年采运业27户，江广米行50户，杂粮市米行126户，砻坊49户，碾米堆栈9户。一九三五年采运业25户，江广米行89户，杂粮市米行115户，砻坊42户，碾米维栈9户。 3.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为敌伪统治、粮食行业混乱时期。 “七・七”事变揭开抗战序幕，“八・一三”淞沪战事继起，国军在上海坚持数月，兵力消耗至巨。撤出上海之后，不能作有计划的撤退。芜湖人民不明军事形势的变化，在日寇兵临城下，始仓惶逃亡，损失特别惨重。一九三七年底芜湖沦陷时，各业毫无准备，米粮业储存在江口及沿河两岸数十家仓库的粮米，统统被贪婪的侵略者所没收，多年聚敛，尽付东流。据烟台帮复成祥米号老板孟祥仪说：“那时的情况真混乱极了……我的企业在同业中算是较小的，也损失了大米三千包，小麦千余包，麻袋三万多条，以及存在河南仓库的一部分米粮，合计币值三万元左右”。又据前米粮采运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说：“抗战时，我的企业元昌兴分存在无锡、通州、孙家埠等处共有小麦二万多担，大麦、糯米两千多担；菜子和稻谷四千多担。随着上述地方的沦陷，都被敌人抢走了。芜湖陷落前夕，我个人有些准备，曾将储存在河南仓库大米八千包，雇船运往桐城，我带家眷随船前往，在桐城一住大半年。后来桐城还是沦陷了，除在危急关头，以极贱价格卖出三百多石米作为川资出走外，其余七千包大米还是被敌人没收了”。上述只是两个小的例子。可见当年的米粮业损失之巨大。 敌寇的先头侵略军洗劫过后，随之而来的是日寇驻军和伪政权（包括维新政府和汪伪政府）的双重压迫与掠夺，局面极度混乱，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为止。芜湖经过这场兵燹变乱之后，有些逃避到附近的居民和商人，逐渐返回，重理旧业或改操新业。这些人中有一小撮败类，认贼作父，甘当汉奸，做洋行买办，充当日商搜刮粮食的工具。那时，日军部和日商业部门加紧搜购粮米，日商三井、三菱、大丸等洋行，承揽日军军部这一任务，分包与小洋行雇人在市场或下乡采购。与此同时，汪伪政权粮食部设驻芜管理处，作为搜购粮食的据点。另有上海不法商人（多数是买办分子），通过上海日本洋行的关系，也到芜湖开设米号为日寇效劳。到一九四一年，日本驻上海大使馆导演的所谓米粮统制委员会（简称米统会）在芜设立分会，网罗一批工商界败类如火祥文、龚伦甫等供其驱使。接着属于日寇军部后勤系统的华中区力行社也成立了芜湖区分社，曾留学日本的汪子东，任力行社的负责人，更加剧了粮食的搜刮。汪子东还凭借力行社的权势，控制了五洋（即：洋火、洋烛、洋皂、洋油、洋烟）货源，大做其以五洋易米粮的交易，致使原五洋商人不得不以买卖粮食为副业，造成粮食的求过于供而导致粮价的上涨与民食的艰难。在这乌烟瘴气群魔乱舞的情况下，商场道德沦丧，欺诈成风，没有碾过的糙米用石粉搅拌充作熟米，菜籽则掺和泥土，使消费者蒙受损失。至于近郊农民同样是他们掠夺的对象。挑粮食上市，经纪人往往施以哄吓诈骗等手段，不能售得公平的卖价。力行社还在各产米地区设有办事处，经常靠日寇汪伪武装向农民强购，所付的只按“限价”，比市价压低不少。农民无力抗拒，只得忍气吞声。较后的一个时期，敌伪经济崩溃，伪中储券急剧贬值，迫使人民重货轻币。投机操纵、囤积居奇成风，造成民食极度紧张。因而在一九四五年春间，一度发生饥民抢米风潮。后经日伪武装镇压，始告平息。 在这一混乱时期中，米粮业也形成大动荡、大改组的局面，有合并的，也有停歇的（客籍的离开芜湖）。也有新设的采运业共四五十家，因与各地坐商断绝了交易关系，专为日寇洋行服务。至于江广行、小市行、砻坊和碾米业复业和新创的都有，户数不详。 4.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米粮行业没落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芜湖人民异常兴奋，满以为混乱局面可以结束，过去的繁荣恢复有期。但是，这种期望不久就被严峻的现实冲刷得一干二净。首先，迎来的不是什么久别的亲人，而是“五子登科”的“劫收”大员。视沦陷区为金山银库，尽情搜刮，填其欲壑，待沦陷区人民如草芥，极尽压迫之能事。其次，官僚资本随着“劫收”而来，大肆掠夺，对米业尤甚。当时在芜湖的官僚资本，除抗战前原来的几家银行卷土重来，正在通过营业往来，加强对米市的控制外，新成立的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等，更公开收购粮食，对米市进行垄断；再次，国民党政府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掀起不得人心的内战，致使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飞腾，大量游资集中米市盲目投机。特别是四八年的“八・一九”限价，给该业带来深重灾难。按当时限价售出的粮食，几乎无法补进现货，损失不计其数；随之而来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那时经营粮食的要完纳以下各种捐税：行商出口税，按米值每元四分；市建设捐每元一分，救灾捐每元一分，印花税每元三厘，其它各种摊派，不胜枚举。这就更使各地帆运商视芜湖为畏途。是时，地方封建把头亦乘机拾头，码头上的陋规，也是花样百出，其陋规有：（1）头包香烟，这是码头工人上船扛第一包米时需索的香烟费，应付多寡，须视船载大小和货主的交际手腕而别，大概装五、六百包的船只，付五、六包香烟即可；（2）包酒，绞包工人的酒资，每船需付一、二元；（3）斛酒，量斛工人的酒资，数字少于“包酒”，不过每船过斛完毕后，斛工另索空仓米一斗或八升；（4）走筹费，工人从船上扛米包赴堆栈，照例要由船户发筹计算，船户工作时如果疏忽，漏发一筹，要想补上，就得交走筹费，以示惩罚。数字多寡视时隔长短等情节而定；（5）捕快费，当时长江及内河设有水上巡捕，货主必须应付，每船约需三、四升米不等，否则将会遭到留难；（6）茶水费，一些无业游民，趁上、下米时，在堆栈门口摆设“茶摊”，免费招待米业中人，但却向货主索取米贴，每船约一、二升不等。上述陋规中，除（5）、（6）两项以外，封建把头都要分得一定份额。 基于以上所述，益以米粮业本身经营混乱，矛盾重重，以致日趋没落。这几年中出口米粮从未超过二百万石，只占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相反，该业中五个行业的户数，却比抗战前有所增加：采运业增至124户，小市行218户，碾米堆栈和砻坊合计134户，只有江广行减少为48户。行业没落而户数反增，原因何在？一句话，社会游资充斥的作祟之故耳！不过它们结算时，货币数字增大，折合实物减少——实际是亏损。这就是解放前夕各业的反常现象。 （五）解放后米粮业的改造情况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芜湖很快获得解放。全市人民欢欣鼓舞。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开始。芜湖米粮业与全国工商业一样，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整顿、改革，逐渐纳入国家经济计划轨道。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五反”的教育，思想上逐步认识到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重要意义，在市工商联积极辅导下，各个企业的从业人员逐步得到改造，各得其所，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 解放之初，米粮业资本家因受反动派欺骗宣传的影响，较大的商号多数携带巨资逃到宁沪，或解雇职工，缩小规模。一般较小的也轻信谣言，停业观望。如采运业德太米号、东来米号；碾米业的恒康米厂等资方就是携带黄金银元，逍遥沪上。小市行及剩下未歇业的，也因与各地座商联系中断，业务冷冷清清。由于当时解放战争尚在继续，为保证军需、民食的供应，党和政府迅即采取紧急措施，一面召开会议，阐明政策，一面取消过去各项陋规，减轻成本。同时国营粮食公司本着公私兼顾的精神，在业务上给予照顾，鼓励他们经营的信心，一些观望的厂、号，纷纷复业，米市交易，顿呈生气。 粮食市场情况的好转，在协助国营公司和供销合作社调剂粮食供应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本质必然在生产、经营上表现出来。随着米业市场的活跃，他们又使出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手法，兴风作浪，导致米价剧烈波动，其它物价随之上涨，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党和政府为了稳定市场，采取了应急措施，一方面成立市场物价指挥部，加强市场管理，特别是管理粮食市场；一方面由国营粮食公司抛售大批粮食，按正常价格供应，刹住了这股歪风，保证了米价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 继此之后，市工商局对米粮业进行组织整顿，加强管理。该业原有五个主要行业合并为三个整理委员会，即：米粮行号商业整理委员会，粮食产销加工业整理委员会，杂粮米行业整理委员会，吸收从群众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到委员会中来，以增加积极因素。同年十二月一日成立了米业市场，规定粮食交易应一律遵照公司牌价。凡廿包以上的交易（后改为十包）须经市场登记，方得成交。这就使一度混乱不堪的米市，逐步纳入正轨。经整顿后，本市粮食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这一年（四九），由于芜湖周围广大地区遭受严重水灾，谷物产量大减，统计七——十二月份上市米数为76万石，其中由私商运销出口的约七万余担，占采购总数的10％，市销256，000石，占总数33.5％，国营粮食公司收购430，000石，（包括私商代购数），占总数56.5％。 一九五〇年进行财经整顿，政府对粮食管理加强，本市粮食业起了显著的变化。皖南区粮食公司在各县普遍设立分支机构，各县、乡供销合作社也同时成立，新的商业网点取代了旧的商业结构，这就意味着国营经济的不断壮大，私营企业的逐渐收缩，特别是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人民生计的粮食业，尤应如此。限制其消极的一面，利用其积极的一面，以便在适当时期，辅导它们转入其他行业。 一九五一年四——六月间，在市党政机关的领导下，由市工商联筹委会具体指导，该业先后改组为四个同业公会筹委会，即：米粮采运商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为唐蔚生；机器碾米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查富滋；米粮店（杂粮米行业中划出的一部份）商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吴仰芸；杂粮米行（部分小市行）业同业公会筹委会，主委为王国千。到一九五一年年底，采运业由76户降为11户，一九五二年减为9户；一九五三年减为7户。杂粮行业原已由同业联合组成东、南、西、北关和北岸五个联合粮店（包括一百户小市行），到一九五一年底已减为一户；一九五一年底米粮店业仅有53户，一九五二年减为24户；一九五一年底碾米业为19户，其后无甚变动。该业的日趋没落，反映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并为日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奠定了基础。 米粮商业的私营性质决定了它们没落的命运，三个米粮商业从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的营业额除一九五一年比一九五〇年增长108.31％以外，（一九五〇年因受四九年的严重水灾影响，春季粮食上市量减少），一九五二年比一九五一年降低33.54％，一九五三年比一九五二年又降低42.48％，大势所趋，私营米粮商的业务不可避免地逐步被国营公司所代替。 至于机器碾米工业的情况如何？当时国营粮食公司已办有四个厂（内中三个厂是接收国民党的），足以满足本市粮食加工的需要。但国营公司仍拨出一部分粮食加工业务，照顾私营碾米厂。一九五〇年十月，曾召集有关单位开会，决定成立市粮食加工协商委员会，由工商局、总工会、粮食公司、工商联和碾米业同业公会参加，通过公私协商，订立加工合约。关于加工数量、交货期限、工缴费用及稻米折合比率等，都有明确规定。因而各厂的生产、经营，一般尚属正常。 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米粮业原是芜湖的大行业，运动中暴露了一些间题。经过工人的斗争、查核，最后由五反办公室给予怡如其分的处理，在承认资方三权（财权、人权、管理权）的前提下，加强对资方的监督，搞好营业。工资福利方面，根据各厂的实际情况，经过劳资协商，适当提高，以发挥工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政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这是我国粮食史上一次空前的大革命，对于保证供应，稳定物价，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一九五四年安徽等省遭受空前大水灾，如果不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由外省调入大量粮食供应，就很难保证物价稳定，渡过灾荒。这就表现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与优越性。实施以后，获得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向政府出售余粮，因而也很快割断了私营米粮业与农村的关系，把农民与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 与此同时，对解体的米粮业全体职工和资方都作了安排。当时米粮业所包括的几个主要行业：采运业只剩七户，杂粮米行1户，米粮店24户，碾米业21户。由于各该业的性质，统购统销之前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在调剂粮食供求上更失去作用，因而整个企业，随着统购统销的实行，宣告结束了。剩下的只是对人的改造问题。那时除碾米业外，其余三个行业所有的职工、资方连同全市米贩（摆米摊的贩子）约共490人，其安排情况如下： 1.由粮食公司根据地段需要，设立代销粮店（每区约十余个），依照先劳后资的原则，先后安排280余人，这种代销粮店是新型的粮店，采取量才录用的方针，安排各人的职位，内部订有必要的规章制度，而不象初期那样利用原有米粮店，付以代销业务，资方仍保有三权的那种代销店。到了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时，这种新型粮店也一跃而成为国营公司的粮店了。 2.部分拥有一定数量资金的厂、店和粮行，在市工商局的领导下，由市工商联副主委张台望任该处主任，张振庭、范侃、查富滋等八人为筹备员，旋即决定筹设芜湖玻璃厂（现光华玻璃厂的前身），一九五四年初建成，三月正式投产。米粮业转入的有：联合粮店、裕农米厂等六个单位（以上单位都是私营联业的组织，包括66户），资金29，192万元（旧币），从业人员92人，其中劳方26人。另有东河街联合粮店、转建粮店自行转业，前者经营粉丝坊，资金3，000万元（旧币），后者开办石灰窑，资金1000万元（旧币），转业人数为18人，内劳方8人。 3.另一部分约110余人，有的由粮食公司吸收，派以临时工作。有的由劳动局统一调配，派到新的工作岗位。 至于碾米业职工和资方的安排，则是在一九五四年秋季开始的。因该业各厂在一九五三年七月至一九五四年六月的一段时间，尚有部分加工任务。一九五四年秋，企业才批准报歇，除裕农米厂转业芜湖玻璃厂以外，内中天生、裕成、公盛三厂是由市人民政府介绍，并贷款协助其内迁六安专区，承担该区加工任务。其余十七家所有职工和资方，亦由政府全部安排，内有工人百余人，调马鞍山厂、矿工作。从此芜湖米粮业的资方随着职工一道，先后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一九八三年三月
从解放前的“五洋业”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芜湖文史资料1》第011篇）
作者：杨邦太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陆交通称便，由于国家积弱，毫无民族工业，在十九世纪末辟为通商口岸前后，即成为帝国主义商品的倾销市场。洋烟、洋火、洋油、洋烛、洋皂等充斥市场。甚至针、线、绸缎、布匹等都是洋货，几乎是无货不“洋”。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五洋业”名称，就是这样形成的。 帝国主义者为了打开它们商品销路，除直按经营的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煤油外，还采取以下手段：1、使用了我国日常生活中所熟悉和通俗易懂的名称作为商标，以隐蔽其洋货面目。公司对外名称，亦采用中国字义命名；2、利用买办（经理商）为它们推销商品卖力；3、对产品质量保持稳定，争取信誉，等等。其中扶植买办商人最为重要，起了广为倾销、垄断市场、打击民族工商业的作用。如抗战前郑炳生在长街开设的泳生号，曾经理颐中（英美）烟草公司出品的红狮、翠鸟、紫金山等名牌香烟和美孚洋行的鹰牌煤油、蜡烛；日军侵占芜湖时，这个经理业务，由开设在中山路源大、源和号刘觉予所接替；日本旭光、黄金台、箭鹿等香烟大量倾销，慎记黄次波经理的永泰和（英美）烟草公司出品的大前门、炮合、红锡包、老刀等香烟和德士古煤油以及美光公司的老虎牌火柴；福记钟品良、振武经理的亚细亚煤油和僧帽牌蜡烛：马桂记经理的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出品的利华日光肥皂和祥茂白蜜肥皂等，即是例证。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也展开激烈的竞争。其一为了夺取商业竞争优势，它们非常重视招贴广告方式的宣传作用。凡在通衢要道，都张贴巨幅醒目商标广告，并有洋鼓洋号乐队沿街吹打宣扬，散发传单，趁围观人多之际，抛掷香烟，引人抢拾。其次，在香烟盒内装有精彩连环故事小画片，如封神榜、红楼梦等，逗人连续购买凑成全套，或以空烟壳开彩和掉换毛巾等；其三：派出流动烟担，深入全市各烟摊推销，年终并赠送日历和美女画等。对经理按全年推销金额另给佣金。如遇涨价则按老价派给一批货品，跌盘时扩大库存数给补价。用这些“优惠”条件为诱饵，使经理商能获得较多好处而死心塌地的为其推销效力。当时“五洋业”同业有二百多家，而为外商经理的不足十家。其余大多数为中小贩卖商。由于紫金山、老刀等香烟和美孚油、日光皂这些都是名牌畅销商品，这批中小商争相贩卖，不自觉地也为外商服务。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于沧陷区实行殖民政策，取代英美帝国主义在芜利益，统制“五洋”商品进口，在芜湖组织成立了卸商（进口经理）烟草组合，并且大量收购我省枞阳等地出产的烟叶，运上海等地制成香烟返销。（日商三井、三经、大和、大丸、松坂屋等洋行；华商有利记，源大、大庆、庆记等）和仲卸（贩卖商）烟草组合（日商七十七家作七十七股，华商一百一十五股在同业公会中按三百股分配，）其组织货源、储运、配给等统由日商主持，华商不得过问。另外，组织了皂烛组合。当时，伪商会会长李慧龙所开设的惠记商行，专门经理日本出光洋行石油。这样，整个“五洋”市场，又全部为日商所控制。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签订了中美商约，英美帝国主义厂商所制造的名牌“五洋”商品，源源而来，又恢复其战前垄断地位，甚至变本加厉。帝国主义列强，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以芜湖一地为例，可知它们在华所攫取的非法利润是无法计算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伟大祖国真正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列强过去在我国享有的一切特权，那些侵入芜湖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也随之一扫而空了。一九八一年六月
一爿百年兴隆不衰的清真老店——芜湖金隆兴牛肉馆（《芜湖文史资料1》第016篇）
作者：金仲平、程荣钧 一、创始与发展 金隆兴清真牛肉馆创于一八八〇年，迄今已有百年历史。创始人为金隆德、金遇兴父子。店号冠以金姓，取父子名字各一而组成。原址在今花津桥巷内石桥港，只有一间草房门面，规模很小，仅出售牛脯和牛杂汤，类似摊贩。由于经营得法，业务逐步发展，于一九〇〇年租赁隔壁王姓房屋一间，合并建成楼房上下两开间，经营品种新增加了牛肉面、便饭等，遂成店馆。时值芜湖米市鼎盛，十里长街商店林立，市面繁荣。金隆兴店靠近长街，生意日益兴隆，又于一九一〇年将二层楼改建为三层楼房，增售菜饭，代办筵席，尤以牛脯、红烧牛肉、牛肉面，最为味美可口，遐迩驰名。 一九二七年，金隆兴曾遭受一场火灾，死亡五人，财产损失甚巨。由于名声大，信誉好，在亲友的帮助下，于是年秋季就原址扩建三层楼房，重振旗鼓，营业范围比以前更为扩大，早上供应方糕、烧卖、牛肉锅贴、牛肉包子、牛肉面、鸡丝干丝、牛肉丝干丝、虾仁干丝等，中午和晚间供应下酒菜肴，顾客盈门，座无虚席。并代办筵席，送菜上门。 一九五四年，芜湖遭受特大水灾，店馆房屋有倒塌危险，加之市政公司扩建花津路，因而拆去原有楼房，迁中长街新址公私合营。该菜馆迄今业务仍兴隆不衰。 二、经营特点 金隆兴菜馆为什么创业以来历百年而不衰？为什么店在巷内而名扬江城？秘诀就是： （1）重视质量 金隆兴自开店以来，坚持质量第一。首先，十分讲究选料、配料。选料必须是肥壮牛肉。如买进的牛不够肥壮，则暂不宰杀，精心饲养，俟长膘后，再行宰用。所售面条都是用人工制成的碱水小刀面；牛肉制成各种食品，主料、配料要齐全。其次，十分重视烹调技术，特别注重火候刀功，咸淡味道可口。出锅菜肴，都要经厨师或店主亲尝，不符合要求，立即改进。凡质量不好的食品，坚决不准出售。例如，有一次煮了一大焖子牛肉（约一百多斤），因温度太高，揭盖烫手，厨工加上一些冷水，牛肉烧熟，店主一尝，感到肉味不正，立即追查原因，认为肉已变质，断然将一焖子牛肉倒入大河。售出食品，按价给货，不少分毫。如出售的牛肉面，有大碗、小碗之分，大碗面条足三两，小碗面条二两五钱，店主时时检查，既防止增加份量，更不准克扣短少。一般劳动人民到金隆兴吃大碗面一碗，就能果腹，真正做到物美价廉，经济实惠。 （2）讲究卫生 金隆兴十分讲究清洁卫生，店堂座位十分整洁，碗、筷、盘、碟，勤洗勤涤。还有一条特别规定：和面的、炒菜的、端菜的工人，操作时，一律不得吸烟，如有造犯，第一次，当面批评，再犯，就要解雇，毫不通融。店主认为，烟灰落在食物里，让人吃了，不仅很不卫生，有害健康，而且口含香烟接待顾客也很不礼貌。为了保证食品清洁卫生，金隆兴出售的牛肉，有好几种牛体的杂件不出售，如血槽（即下腮）、牛胎、牛鞭等，宰牛后，这些杂体一律剔出不卖。 （3）认真管理 金隆兴规模最大时，有职工三十多人，管理十分认真，井井有条。店主是全店的主管，对全店经营的各个环节，都亲自过问。大师傅是兼管人，协助店主管理营业。还有一个重要管理人员就是出纳（俗称台头），出纳坐在店门口收款，顾客吃完，堂倌（服务员）当面算帐，高声向出纳报帐，由出纳收款，丝毫不爽。从店主到所有职工，都要有好的服务态度，对顾客热情接待，来迎去送，亳不怠慢。 在金隆兴工作的职工，劳动强度较大，要求得很高，但工资待遇较好。在金隆兴工作的老职工较多，有的千一辈子。 该店牛肉食品销售量很大，每天要宰一两条牛，进货靠农村卖牛，按质定价，优质优价，一次结清付款，不压价，不欠款。农民都愿卖牛给金隆兴，因此，货源十分充足。 重视质量，讲究卫生，认真管理，是金隆兴之所以长期隆而不衰的秘诀所在，俗语说：“好酒卖深巷”，金隆兴店在巷内，誉满江城，并非偶然。一九八四年八月
芜湖十里长街史话（《芜湖文史资料2》第09篇）
作者：市工商联组稿，许知为执笔 前言 芜湖是东南胜地、商业名城。长街昔乃芜湖精华，江左明珠。自西门口至宝塔根、店铺林立，鳞次栉比，互连“十里”。店铺五六百爿，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者绝多。其由小到大、日渐发展、历几十年乃至百年不衰之原因何在？我们对此几经探索，如实记载下来，作为当前城市经济建设、发展商业之借鉴。另对长街历史上重要事件、著名商人、独具江城特色的商品、轶事遗闻和风情习俗，亦加以搜集，供后人研究。 一、十里长街的历史概貌 长街历史有多久 十里长街，应是宋代筑芜湖县城墙时开始形成的。东吴孙权黄龙年间（公元二二三——二二九年），将芜湖县治自黄池移至今北门鸡毛山高地。那时鸡毛山周围还是一片湖泊，可能只在县治附近有原始的集市。唐代以后，开始大修东南水利，疏河道，筑东坝，使中江之水分流而入江归海，太湖之水不致倒灌芜湖。到了宋代，在芜湖郊区大事围垦农田。水落后，鸡毛山周围陆地随之扩大，人口增多，商业兴起。特别是筑城以后，商业街道，相继出现。这座宋代城较之明万历三年（公元一五七五年）重筑的县城为大。宋城的范围：东至今东门外“鼓楼岗”，北至北门外“高城坂”，南至南门外的“南门湾”，西至西门外“大城墙根”。今存的“兴隆街”、“仓前铺”、“笆斗街”、“打铜巷”，“米市街”、“薪市街”、“鱼市街”、“花街”、“油坊巷”、“铁锁巷”、“南正街”、“西内街”，都属宋城内的商业区，是昔日当地各行各业的集中场所。宋城毁于南宋金、元之乱，明代重筑的县城范围大为缩小。县志云：“弼赋门西连长街大市”，说明这时西门内缩，把原来的一条西门大街截断，西门内叫西内街，西门外叫长街。所谓“长街大市”，原来也在宋城之内。所以形成十里长街始于宋代筑城。因此，从宋代算起，长街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明代建都北京后，户部设置芜湖关。官府文书传送，朝廷官员往来，都要通过江口，故从县衙门到江口修建一条高出水洼地的官道，以便人马通行。在江口还建造了一所“接官厅”设有官驿站（现在还有巷名官驿，在寺码头附近），以便送往迎来。这条官道也是青弋江的堤岸，作防洪设施。官道两旁，自然是开店设摊的好市场。所以西门口的“长街大市”，逐渐延伸到江口，形成一条十里长街。 十里长街独擅长江，特别是长河青弋江水上运输之利，这更促进了长街商业的迅速发展。县志云“长河汇宣泾诸水，由东而下，直逼南城，经浮梁西达于江。”（编者按：浮梁指浮桥）长街的后沿，紧靠长河北岸，有徽州码头，寺码头有头道渡，二道渡，有老浮桥，利涉桥，后来又有中山桥，都通向长街，因而水陆交通，极为便利。长街货物进出长河，可以直达皖南的宣、泾、南、繁以及苏南地区；进出大江，可以上溯湘赣鄂川，下达宁沪苏杭，北至无、含、和、巢庐、合等地，因之商贾踵至。百货咸集。这就是十里长街商业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 长街有多长 据县志记裁：“宣统二年，安徽巡抚朱，派委会同关道赵、丈量西门口至宝塔根六百一十五丈九尺。”按一百八十丈为一里，长三里又七十五丈九尺。即长街实际长3.42里。“南北平约三百四十九丈七尺，合算总面积为二十万五千三百八十平方丈，拆合为六平方里”。 县志又载：“清代由新市街（即薪市街）出弼赋门（即西门）西抵江口，名十里长街。”这里说的起点是薪市街，上面说的起点是西门口，两者不一致。因此，市工商联主委胡恩森于一九八五年夏季，派员实地丈量，得出确切数字：从鱼市街顾顺兴酱园至西门口，共长343米，自西门口至江口宝塔根，长1440米，合计为1783米。按500米折算一里计，长街的东西长度为3.56里。长街南北宽度平均为200米，长街占地面积约为356，600平方米。 这两种起点不同的算法，其长度同为三里多，但其面积则大不相同。原因是宣统二年的南北宽度，以南至长河沿岸，北至蒲草塘（北门外九莲塘附近）沿老电灯公司、陶家沟（弋矶山南边）一线。按这个平均宽度，要占长街长度的一半以上，把长街的范围扩大了。在宣统二年还没有中山路和二街市面。这个宽度，几乎把当时芜湖零散商业地点都包括进去。可见宣统二年丈量的十里长街，意味着是芜湖除河南岸以外的整个商业区域。 长街商业逐渐发达了，城里的商业逐渐西迁因而冷落下来。但是人们还习惯把城里的西内街至鱼市街一段，叫作“长街头”把长街分为三段，西门口至状元坊一段，叫“上长街”，状元坊至宁渊观一段，叫“中长街”，宁渊观至江口宝塔根一段，叫“下长街”。整条长街两边还有许多横向的巷道，也是附属于长街的商业区。兹附“芜湖十里长街示意图”。 长街的店房：现存的长街老店房，是太平天国以后清同治、光绪年间重新修建的。此后的商店概数为493号，其中大致如下： 鱼市街（自长街头顾顺兴酱园西店起至堂子巷上首止）1号至64号。 西内街（自堂子巷下首起至西门口止）1号至69号。 上长街（自疏菜公司门市部起至状元坊上首止）1号至148号。 中长街（自状元坊下首至中山桥东首）1号至146号 下长街（自中山桥西首至寺码头上首止）1号至66号 共计商店493号。 这里要说明两点：（一）据访问在宝塔根开设“大成德”杂货店的店主吴本浩老人说：他开的店是当时的下长街164号。解放后沿河筑埂，靠南边沿河店房拆除了，现在靠沿河的房屋门牌已不算是下长街而是沿河路了。如果按抗战前门牌实际计算，就可以把宝塔根与寺码头以及沿河建埂拆除的门牌计算在内，以“大成德”杂货店门牌为终点，应增加门牌98个号，即商店总数为591号。（二）一家门面里面，有的设几家商店或作坊，加上横向巷道商号，其商店总数，不下六七百家，“殷实商店，尽萃于此”。 据商界老人谈，原先长街店铺是沿官道也就是长河堤埂两边搭草屋、本板瓦房，或露天摆摊设点，低洼积水路段，还设有店铺，大商店还在城里和西门外一带。这大概是指宋代的长街而言的。 明初，江南地区生产发展了，货物骈集于芜湖，长街成为闹市。据明史记裁：“成化七年设芜湖、杭州、荆州关，征竹木钞，后改银。”芜湖关设在今泗关街。其时芜湖商埠地位已在杭州、荆州之上了。清初顾祖禹说：“明天启中（公元1621一1627年）设榷关于此。”榷关是征收货物税的机关。至崇祯年代，芜湖关银，年达七万两。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向长街市面计间（编者注，按店屋房间数量）派征“江夫河篷差银”，年达两千三百零四两。这说明长街此时已是很繁茂的市场。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重筑芜湖县城，“弼赋门西接长街大市”。可见此时西门外长衔已是店房林立。到清初才有“芜湖长街七里长”的民歌。 县志记有“十里长街”的名称，大约此际长街店房，方延伸到江口。但是咸丰年间（公元1851年一1861年），十里长街全毁于太平天国之战，“肆墨为墟”。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中英签定《烟台条约》，芜湖辟为对外通商口岸，镇江米市移至芜湖，江城遂成为闻名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商业大兴。在此前后，李鸿章家族来芜，大量投资于房地产，兴建房屋，开辟新街道如二街、中山路、四明路（今新芜路）等，其中长街店房属于“李府”修建的占很大比重；长街原来店主以及富有绅商，也同时在长街修建店房，出租或自行营业，因而长街商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县志也有记载：“繁盛视昔有加”。所以现存的十里长街店房，基本上是同治、光绪年间建筑的。 长街阛阓之盛 长街两边店房骈立，都讲究店面装璜，美奂美仑，争奇斗盛，以广招揽，门楼大都高耸，飞翠流丹，如银楼之类大店门面更为堂皇，古雅牌楼式样，雕砖刻木，油绘彩色“福禄寿”三星神像，栩栩如生；店家一律高悬大小不一的金字黑漆招牌，闪光耀眼，还立金字竖匾，书“财通四海，利达三江”，“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招财进宝”等字样。这些大店招牌匾额，很多出自名家手笔，如武进唐驼写的颜柳体，于右任写的行书，最引人注目。“魁陛斋”招牌字是谭延闿之弟谭延泽书写的。其他名人写的也很多。这种名家题匾，足为商店增添光彩，招引顾客。还有写上“大减价”“划一不二”之类的市招，临风飘拂，五彩缤纷。店堂之内，货物山积，货架之上，琳琅满目。由于街道长而窄狭，来往顾客如云，人头拥挤，更显得长街之长之远，店房之高之大。其人声之嘈杂，场面之壮观，真不愧为“甲于江左”的闹市。招牌、门面宏伟，是显示财力雄厚、货物充足的重要方式。商家懂得这一点，顾客重视这一点。 重修长街街道 据商界老人谈：长街街道原是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路面泥泞，后以鹅卵石铺垫。到清朝中叶，官府拨款，商家集资，购荆山麻石，凿成石板铺之。但经轮车长年碾压磨损，已成沟槽，槽深达三、四公分。1931年大水，长街水深过膝，自江口至西门，路面被冲坏浸毁，石板松动，排水沟道淤塞，不但推、拉、扛、抬货物极感困难，就是徒手步行，也很不便。灾后街道，急待修建。 31年秋，大水退后，官商即着手筹划重修十里长街。名为官商合办，实际是由商家出钱。据直接参加施工的老石工过裕隆和管理财务的老药师王礼卿与知情人金仲平等老人介绍：施工规划是县政府“市政建设委员会”和商会共同制订的。商会成立了“修建长街筹备处”主其事。“市政建设委员会”负责人为邵立洲、刘兆庆。修建长街筹备处管经费的是正裕布店经理徐馨圃，管银钱出纳的是张恒春中药店经理王子勤。经费来源以房铺捐附加名目向各商店和房东征收。 承包施工，采用投标方法。商会召集全市二十多家石匠店开会，按设计要求，公开招标。结果由十三家石匠店集体中标。领首的有裴祥记、汪义兴、胡家馀三家石匠店，由其店主裴宏祥、汪绪乐、胡家馀三人负责安排施工。 筹备阶段：时间——31年大水退后到年底的半年时间。准备工作——①调集石工：共集中了一百二十把锤（石匠大师傅才称一把锤）。除本地石工全力以赴外，还从合肥、巢县请来一些石工相帮，并集中大批杂工，担任拾石料、挖下水道、砌涵洞以及后勤等工作。②备料：到枞阳县花山采购大量石加工，运回备用。 施工阶段：时间——自32年（民国二十一年）春节开始施工，33年（民国二十二年）夏季全部竣工，费时一年有半。铺设长条石路面，长1783米，宽1.2米，还有两边石板砌成的街沿；砖砌下水涵洞长1783米及两侧街沿阴沟；整个街道皆用长三尺五寸、宽一尺二寸条石三条并列联结铺成中心路面，两旁各铺横一块直一块的长石条，再铺一块长五寸宽四寸的厚石板，砌成街沿，直到两边店屋墙脚。一色条石，整齐美观。 施工期内，采取分段施工方法，预搭跳板。不但便利行人过街，而且不影响店家做生意。用拆下的旧麻石块，凿平沟漕，铺砌街沿，既省工又省料。全线工程，耗资两万五、六千块银元，投入施工的总人数约两千多人，仅短短的一年半时间，能完成规模这样大、质量这样高的工程，真是难能可贵。 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条街道已经磨光的路面，出现了坎坷不平之处，似乎标志着芜湖十里长街所走过漫长的历史足迹。 二、十里长街的各行各业 芜湖十里长街商业有其独有的特点。县志云：“长街百货咸集，殷实商铺，尽萃于此。”又云：“江口一带，米、木商及行栈居多，东南北门商务较逊。”由此可知，长街商业以百货为主，大都是资金雄厚的殷实商户。长街没有米、木商行，没有客栈、茶楼、酒馆、浴室、照相、戏院、医院等服务性行业。这是长街商业的特点。 长街有哪些行业呢？总的说来，凡是经营人民群众所必需的日用品的各行各业，应有尽有。主要的是：百货、绸布、杂货、中药、西药、酱坊、烟酒、陶瓷、铁器、铜锡器、戥秤、香烛、笔墨、纸张、书店、银楼、皮货、鞋帽、钱庄等等。各行各业的商店，大都货物充足，花色齐全，交易额大，除门市销售之外，还做外埠的批发，生意非常兴隆。其原因有：一是外地人来芜开店经商的占绝大多数；二是与手工业相结合。 外地人带来资金、信息：不论来自天南海北，只要有资金，找到门面，就可以领照在长街开店。这些外地人，带来大量资金和外地商品信息，生意路子熟，经验足，办法多，交易越做越大，销路越推越广，整个商场也因而蓬勃兴旺起来。芜湖对外来者习惯上按其籍贯称帮，各帮各有擅长。例如徽州帮长于经营皖南丝茶竹漆、徽墨以及典当钱庄；泾太帮长于经营纸张、酱坊、布匹；江西帮长于经营瓷器、中药、夏布；江浙帮长于经营绸缎、银楼、钱庄、百货、西药；宁波帮长于经营五金、五洋；山西帮长于经营药材皮货等等。他们都是内行，各有各的门道，故尔财源滚滚。他们这些行家，是十里长街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外地商人为了增进乡谊，共同发展，在芜湖设立了各自的会馆，如徽州、曹州、湖北、湖南、江西、山西等会馆以及四明公所。会馆与各同业公所的性质是不同的，因后者属于商会性质，亦另有专文谈及，本文不赘。 手工业产品是主要货源：芜湖手工业的出现，比商业市场要早得多。长街形成之前，就有了手工业产品。相传春秋战国时期，干将，莫邪就在芜湖市郊赤铸山为吴王铸剑，炼铁炉火，染红了旁边的一座山，因之叫作赭山。虽是传说，却可以说明，那时己有治锻铁器用品，如刀斧、镰锄铲勺锁链之类、制作石器的手工业，较铁器手工业还早。那时石器用具人们生活中、古有重要地位，如石磨、石臼、石杵、石磙、石柱、石础、石碑、石像。过些手工制作的铁、石器，也就成为交易的商品、销售干家万户、大江两岸、四面八方。浸及后世，各种手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产品流入市场。在芜湖来说，当地手工业产品都是长街商品充足的货源。这又是十里长街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兹将抗日战争的前一阶段长街一些行业著名商店列表于后，可见长街当时各业兴旺的盛况。 抗战前十里长街著名商一览 1、百货：三友实业社，大中华橡胶厂芜湖发行所、黄恒生、大元福。 2、西药：五洲大药房，中法大药房，中英大药房。 3、什货：单瑞来，同裕元、鸿泰源、王大隆，凤大兴。 4、纸张：范隆太，王润记、春生恒，文华堂、 5、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中国图书社，文富山房。 6、银楼：宝成，老宝庆，新天宝。 7、银行：上海银行，安徽地方银行。 8、酱坊：顾顺兴，慎案隆，王怡泰。 9、茶庄：泰丰裕，南记茶庄，德丰，永春。 10、铜锡器：谈涌茂，福茂恒，顺太。 11、陶瓷、铁钢：吴谦泰，程合兴。 12、牛肉馆：金隆兴。 13、五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芜湖分公司，亚细亚煤油经理部。 14、酒庄：聚兴益，天增裕。 15、估衣店：庆大。 16、剪刀店：赵云生。 17、油漆：同泰永。 18、笔墨：沅记胡开文。 19、绸布：永丰裕，共兴，崔玉记，均益祥，庆泰祥，胡祥发。 20、秤店：范正椿。 21、中药：张恒春，王太和，满江春 22、丝绒：朱复和，慎太和。 23、帽子店：侯运记。 24、染坊：聚兴祥。 25、香烛：濮恒昌，刘义太。 26、旱货：王裕兴（竹藤棕麻）。 27、花粉：妙香室。 28、盔头店：周万九（出租戏具、戏服；孝服、棺罩） 29、肥皂：上海肥皂厂（铁锚肥皂） 鸦片战争以后，芜湖对外通商，洋货亦源源输进长街。这些洋货无孔不入，充斥市场，数量种类之多，不胜枚举。销路很广，深入农村，不可抵御。 这许许多多洋货中，以日货比重较大。“九一八”事变后，长街商家抵制日货，销路锐减。芜湖被日寇占领的时期，日货随着日寇的刺刀卷土重来，独霸长街市场。 在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时期，洋货倾销，是带有经济掠夺的性质。与今日对外贸易往来，有本质上的不同。它在历史上却起了两种不同的作用，一是民族工商业以及传统的手工业受到排挤打击，利权外溢；一是带来西方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的冲击，迫使我国古老的生产与消费方式，逐步走上更新之路。长街市场，在流入洋货的历史阶段中，它既是洋商吸取中国人民脂膏的管道，也是一个引进西方物质文明的窗口。 纵观芜湖十里长街八百多年的商业发展史，宋元以后的长街商业情况，无可查考，现在只能就长街几位商界老人口述，记其近百年的梗概。大体言之，在太平军之战以后至解放前夕，可分为三个时期，各有其特色。 鼎盛时期：明代至清咸丰年间的大约四百八十多年中，是闭关自守的发展民族经济时期，长街商业繁盛，“甲于江左”。太平天国之后的同治年代到抗日之前（同治二年到民国二十七年）的一百七十多年中，长街商业“视昔繁盛有加”，乃为其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特色，是外来商品逐步打入长街市场。长江增添了轮船运输，带来了现代化商业的色彩，与闭关锁国时期的长街面貌大不相同。 残破时期：1938年至1945年日寇占领芜湖期间，其初，长街殷实商户纷纷挟资避难，街道被轰炸，店房被占用，存货被掠夺，市面虽非全毁，却残破不堪。其不能移动而继续经营地方土产和织布手工业者，皆奄奄一息。外埠交通阻隔，西方各国商品来源亦告断绝，市场萧条。稍后，日货大量涌入，代理商纷纷出现，长街成为日寇独占的市场。商品输入全归日寇统治，转手则由少数大汉奸经营操纵。日寇还用日货为筹码，换购大米等军用物资。如芜湖两个米粮统购机构，与日本华东军部签订合同，日方付给统购米粮等军用的物资价款，百分之五十为伪储备券，百分之五十为日货。这些日货，又由大汉奸包销，分配给商户出售，市场价格，全由此辈操纵，以致民、商俱困。据查有关史料，此际长街商户，不依附这一帮，便投靠那一帮，无独立自由竞争之可言。抗战八年，实为长街商业最黯淡的残破时期。 衰落时期：抗战胜利后，1945年下半年至1949年四月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在国民党政府接管芜湖之后，清除了日寇和汉奸在长街商业统制的影响，正当的百货商业得到恢复，曾出现了繁荣的市面。但好景不长，不到一两年，生意便难做了。此一时期的特点是：一、由于长街市场繁荣，加上米粮出口大发展，芜湖增加了大量消费性的行业。在二街、三街、中山路等街道上，大旅社、酒楼、戏院、舞场、妓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使芜湖进一步成为一个大消费城市。二、法币贬值，物价波动，长街正当商业无法正常经营。特别是发行金圆券，“八・一九”限价，长街出现了抢购风潮，多数店家濒于破产。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应运而生。三、美英等国货物，大量倾销。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国统区经济破产民生凋敝，社会没有购买力。具有八百多年历史的长街商业，到解放前夕，已走到衰败没落的地步。 然而，物极必反，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长街原已衰落的商业和手工业，通过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却已起死回生，走上了国营的康庄大道，融入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工商业之中，得到更大更新的发展。 三、十里长街商业经营管理 长街商业经营管理，自有一套传统的经营方式。各家商店经营好坏，完全在于店主是否管理得当。其管理不外两个方面：一是业务管理，就是怎样把生意做好；二是人事管理，即怎样支配店员、学徒会做生意。长街商界老人对此有不少经验之谈，兹按店主、店员和学徒三个部分，如实的记在下面： （一）店主必须是强有力的行家 私营商店经营管理，完全由店主负责，利润归店主所有，折本倒闭，全由店主承担损失。所以店主有责有权，独立自主地经营好他的商业。这就要求他必须是强有力的行家，外行是不能做生意买卖的。 据了解，长街的店主，原来大都不是资本家，多半是店员出身。他们开店目的，首先是养家活口，其次才是发财致富。他们知道，开店始终存在着自由竞争，摆脱不了优胜劣败规律的支配，经常要冒亏损的风险。所以店主都必须悉心锐意地做好生意，力求赚钱，避免亏本、倾家荡产。在这种有切身利害的严峻事实面前，不论店大店小，店主都必须符合以下的几点要求： 1、经商内行：市场有竞争，还有尔虞我诈；价格有高低变动，商品质量有优劣差别，货源有供求影响，商情都在不断的变化。作为店主，必须随时了解行情，掌握信息，主动、恰当地应付这些变化，才能在竞争中获利取胜。过去讲“抢生意做”，的确要抢时间、抢货源、抢顾客、抢销路，抢夺最佳的做活买卖的条件，这是店主必备的本领。外行，瞎碰，没有不折本的。十里长街折本的商店极少，正是由于这些店主是内行的缘故。 2、讲究信誉：长街不论是著名大商店，还是小商店，莫不以树立商店信誉为第一要务。决不肯做毁损自己商店信誉的事。信誉卓著的商店，生意越做越活，赢利也就越多；没有信誉的商店，生意便越做越死，结果只有关门。 树立商店信誉，主要的有两方面。一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以赢得顾客信任。“不怕顾客不识货，只怕顾客货比货”，一比就比出“欺”字来，人家下次再也不来上当了。信誉卓著，口碑载道，是最好的商业广告，高山打鼓，声名远扬，顾客不召自来，生意就兴旺了。二要“帐款往来，恪守信用”，以争取扩大交易。在商业往来上，信用至为重要，长街上的店主原来大都不是资本家，别看货物山积，其实资金并不太多。既然如此，又怎么能把生意做开呢？那就是靠树立信誉，赊购赊销。例如：有些长街大商店与上海店家长期共往来，信得过，进货时或派人或寄一张购货单去上海，便能凭单发货，托运到芜，还可不付现款，三节结账，或销售完了付款。外地商店向芜湖店家购货，也采用这个办法。后来芜湖出现的洋商，也懂得这个窍门，也采用赊销的办法，扩大生意。这种赊购赊销办法，可以小本钱做大生意，赚大利，关键在于商店的信誉。 货真价实，恪守信用，是建立和维护商店信誉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可以说：商店信誉就是资本，就是利润。 长街商家宁可做一笔折本生意，也要维护信誉，例如：张恒春药店，常将变质或不合规格的中草药大批烧掉、倒掉，制茸参丸不用雌鹿；熬虎骨胶，上面一层都撇掉不要。金隆兴的店主闻到一大锅红烧牛肉气味不对头，便把整锅红烧牛肉埋掉。一些大百货店，大布匹店，对短斤缺两，尺寸不足的，实行赔补或退款。还有的商店为创名牌商品，在名牌商品上不赚钱，以别的商品盈利补充之。他们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树立商店信誉，不以小失大，而要舍小利谋大利。 3、勤俭节省：长街店主大都是店员出身，从苦中锻炼出来的，懂得勤俭节省办商店的重要性。他们事必躬亲，以店为家。除聘请经理的店家之外，店主大都住在店里，起早睡晚，深夜还起身照看门户，白天坐在店堂里，虽不上柜台，却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注视着店里一切买卖活动，无时无刻不在悉心筹划，绝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 店里开支有定规，没有什么浪费的。主要的是堵塞漏洞，不使货物、银钱暗中流失。对此，长街店家都有这样的店规：店员、学徒在店里住宿，家在本市者，一般也不回去住宿（钱庄的店员例外），绝不能与别店人员私下往来，防范“吃里扒外”，因此漏洞很少。 善于经营的店主，利润便如针头吸铁，集腋成裘，无有不发财致富之理。当然，因不善于经营，导致破产者亦不乏其人。 至于怎样经营盘算，店主各有神通，不尽一一。总之，内行、信誉、勤俭三者，乃店主生意经之要领。此外，作为一个店主，在那旧社会里，还要注意社交，应付各种社会势力。如结交官府，寻求靠山；结识名流；打牌设宴以招待大贾富商；送货上门，以巴结阔佬贵客，等等。这就是说，店主要长袖善舞，八面玲珑，才能达到生意兴隆赚大钱的目的，否则，说不定哪一天“祸从天降”破财折本。 （二）店员要有过硬的基本功： 十里长街是个大市场，行业多，同一行业常有十家乃至二三十家商店。同行是一家，又是冤家，竞争、抢生意，是不可避免的。顾客来自四面八方，挑精捡肥。要把生意做开。就必须争取顾客，不能姜太公钓鱼。因此，作为一个店员，必须有争取众多顾客做成买卖的本领。 店员要有哪些本领呢？根据长街商界老人所谈，归纳起来，有“涵养工夫”和“工作能力”两个方面。 甲、涵养工夫： 1、和气生财：做生意目的，是为了赚钱，这就得依靠顾客来买货。顾客多，买货多，赚的利就多，所以商家有句俗话：“顾客是商家的衣食父母。”招徕顾客，接待顾客，真不是简单的事。顾客从这家店挑选到那家店，以挑选所中意的货物。但首先挑选的是店员脸色，看他和气不和气。如果店员面孔铁板，顾客望而生厌、生畏，那就谈不上进一步挑选货物了。因此店员要仪表大方，态度和蔼，笑容满面，热情满怀，期使顾客近者悦，远者来。有的顾客不认店号，只认店员。店员实际就是店家的招牌。商家有两句俗话，一句是：“人无笑脸休开店。”另一句是：“钟馗开店，鬼不上门。”这就生动地说明：店员接待顾客态度的好坏，必将产生不同的效果。态度好，买卖做得好，赚到钱；态度不好便做不成买卖，喝西北风。 长街店员有一套和气生财、礼貌待客的规矩，主要的一条：站起来做生意。俗话叫站柜台。店员总是站在柜台边，顾客一进店堂，就笑脸相迎，主动招呼。柜台里面不设坐位，还不允许背对柜台站立，也不允许自相谈笑而不理睬顾客，即使偶尔坐在货柜里面，也不允许当顾客进店了还坐着不动，因为这些，都是不礼貌待客，都会得罪“衣食父母”，店主是不允许的，说是坏了店里生意。 2、言语到家：店员还要有语言艺术。俗话说：“买卖做不成，言语不到家”。如果顾客空手而去，店主往往归咎店员话说得不周到。这就要求店员对顾客不但说话文明，还要察言观色，了解顾客心理，做到有问必答，百问不厌，百挑不烦，主动介绍商品，帮助顾客挑选。店员说话亲切热情，会使顾客感到盛情难却，不想买也得买了。即使顾客不买，也热情礼送，“生意不成仁义在”，还要图他下次再来，决不冷言挖苦：“你买不起！”“找麻烦！”或者说些粗话脏话，使顾客难堪。 3、忍辱负重：店家有时碰到兵痞、流氓用假银元，掼刀摔枪，以买货为名，进行敲诈的事。店员则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尽量忍让。如果对着干，哪怕口出一句粗话脏话，也会授之以柄，使事态扩大。 乙、基本功： 1、会写会算：要会记账，会开发票；会打算盘，并工于心算。一旦生意成交，就能迅速结帐收款。 2、熟习商品：要熟悉各种商品规格、价格，顾客有问，如数家珍，顾客购买，迅即结帐。 3、包扎货物：那时长街商店销售零散货物，出门必须包扎。如是礼品，则更要求包扎美观，如果自用品，则要求包扎牢固。包扎讲究规格，随商品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规格的包扎。这关系到商店声誉，马虎不得。包扎不合规格，还会贻笑大方。 至于称秤、量尺都要有熟练的手法，做到准确迅速。 这些基本功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接待顾客、谈话、取货、量尺寸、称斤两、算帐、收钱、包扎等等程序，都是在生意繁忙中几乎同一时间完成的，既要准确又要迅速，既不让这一顾客等得不耐烦，又要不冷淡别的顾客，可说是耳、目、口、脑、手、脚并用。没有这种真功夫，便会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心里急燥了，还怎么能开笑脸？由此可见，店员有了过硬的基本功，才能驾轻就熟，工作热情，服务周到，笑脸常开态度好。 丙、操守与待遇：对于店员道德品质的要求与工资待遇等问题，在长街也有一些传统的规矩： 1、一介不取：商店里尽是货物，尽是钱。售货的铜板，随手扔进钱柜，散落店堂的地板上，“哗哗”作响，当时也不拾，说是“遍地黄金”，意图吉利。在这种环境里，店员要做到一尘不染，一介不取。如果手脚不稳，小偷小摸，那就要被赶出店门，而且别的店家也不敢雇用，就把饭碗彻底砸了。 2、一只土饭碗：长街店员待遇也是比较低的。据调查了解，当年店员的工资因商店的大小与利润的多寡而有不同。一般情况是，店员每月工资三到五元，平均是四元。账房先生和经理的待遇，一般比店员高一倍，特殊的还要高，如张恒春药店经理谢树德的月工资，高达七十元。钱庄的店员的工资较普通商店高，平均月薪20—30元。店员伙食由店主供应，一日三餐，并供店员住宿，给治病，有的年终还分点红利。 店员的劳动是繁重的。长街商家开门早，约在上午七点多钟；打烊晚，约在下午七八点钟，每天约工作十二小时。晚饭后结账点钱交柜。结帐点钱，不许在营业时间内进行。最后还得把明天应市的货物准备好，以便次日一开门就能营业。做好这些准备工作，才能就寝。有时工作到深夜，店里供应宵夜点心。这样繁忙的工作，也不是每天如此，也有生意清淡、工作轻闲的时候。 长街店员的待遇低，为什么他们还愿干而且干的很好呢？商界老人打了一个比喻说：“把土饭碗当金饭碗捧！”考其原因有： 1、店员的雇佣期为一年，干不好是要被辞退的。平时店员有差错，店主看见了也不大当面指责，必要时轻轻一点就行了。东家满意与否，年底才见分晓。正月初五店主总要办酒、宴请店员的。此时，众人彼此问候寒喧，客气备至，然而这正是店员最痛苦、不安的时刻。假如某店员被店主客气地请入首座，或暗送一个“红包包”，这就是解雇的信号，那店员也就心中有数，不再回店上班了。数百年来，十里长街上，有多少店员就这样苦笑着离开店主的宴席，脚下布满冰冻和鞭炮纸灰的麻石路，又落上多少幻想破灭的碎片！ 试想，为了保住吃碗，养活家小，店员能不拼命工作吗？ 2、店员的工资虽然不高，却比农村人生活好。如一个好劳力，当长工一年的报酬四五十元左右；农村塾师一年束修，也不过五、六十元，而店员一年能得到百元，能养五口之家。 3、学好本领，将来也开店发财。长街的店主大都是店员出身。这些活榜样，使店员产生“我也要开店发财”的想法。而且当店员时可以学到经商的本领，成为内行人。这又是店员辛勤工作的动力。 4.店员社会地位较高。他们虽比不上官僚和财主有权有势，但因其经常笑脸迎人、和气待客，也得到社会的尊重。社会上称店员为先生或朝奉。“朝奉”是宋代就有的官名，“朝奉大夫，正五品”，经管朝廷贡品、赐品出纳。称店员为朝奉，和称医生为郎中一样，都是赞美的意思。 以上种种，说明当店员是不简单的，必须具备会做生意的本领。他们的本领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旧社会没有培养店员的学校，他们只是从三年学徒期间勤学苦练得来的。学徒是店员必经之路，几乎没有不当学徒而一进店就当店员的情况。 （三）学徒必须刻苦磨练 学徒大都与店主有沾亲带故的关系，乡村穷人家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因上不起学，就送去当学徒，愿受三年苦，求得一碗饭。 能当上学徒很不容易，必须找到一个殷实的保人，递交投师纸，写明：保人负责学徒守规矩，老老实实学生意，若走失或遭灾祸死亡，与店主无涉；如拐带偷窃或造成其他损失，概由保人负责赔偿，等等。店主收学徒之后，彼此便是师徒关系。遵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旧习惯，一切听从师父师娘的吩咐，不听话是不行的。学徒学什么呢？内容大致分为两方面：做生意的态度和做生意的本领。 学做生意的态度是基本的。一是学乖巧、灵活，做到行动敏捷、口齿灵利，改变呆头呆脑、笨手笨脚的土气。二是扫除调皮、任性、轻浮、弄虚作假的坏习气，养成吃苦耐劳、安份守已的好习惯。学徒在此阶段的工作是打水扫地，递烟端茶，尽是做些杂活和侍候人的事。有时出了差错或者偷懒，就要挨骂，甚至挨打。不过，打骂不算严，赶出店堂才算是最严的。学徒三年，没有工资，店里供给伙食，此外，每个月有剃头洗澡的月规钱，店主打麻将的头钱也可分到一份。学徒经过这一阶段的磨炼，待聪明灵巧、规矩老实了，再进一步学习做生意的本领。 学生意的本领是重要的。学写应用的字，记流水帐，学珠算。这些都是在晚上跟店员（师兄）学，店主检查督促，学不好就挨罚、打手心。同时搬送、堆放货物，以熟习商品种类、价格；还要学会包扎货物，在晚上和店员一起做，边做边学，反复练习，一直到合格为止。学称秤、量尺时，有师兄复验，错了重来。这些基本功，不但要学会而且要熟练，否则不给满师。满师后在本店当店员，站柜台，还要向师兄学习怎样接待顾客。学徒初当店员虽有工资，也是从最低档的开始，以后逐年按月增加五角或一元。 中药店学徒还要学会认识成百上千种的草药，那就更难了，非下一番苦功不可。他们满师后，在柜台上还要实习两年，才能独立应市。发错药，人命关天，绝非儿戏。中药店学徒是从识别、筛晒、炮制药材学起的。不但要认识药材，而且要熟悉药性，会背诵“汤头歌”，“十八味”、“十大忌”等中药常识。加上站柜台按中医处方发药的实践，朝斯夕斯，日久也能成为中医师。西药房的学徒容易学，不满师就可以站柜台，只要认识中英文药名、商标，就可以卖药。 店主总是要收学徒的。虽然是培养了学徒，却能获得学徒三年无偿的劳务。有的商店多收学徒，以代替店员工作，节省工资开支。这只限于论包论盒论瓶售货的商店，如西药房，五洋商店等。 从学徒到店员是一个人的终身职业道路。他们差不多过的是“少小离乡老大回”的生活，不能带家眷到店，一年只有几天的探亲假期，（请一个月假的，扣发一个月增发的双薪），以致他们长期不能夫妻团聚，彼此得不到家庭欢乐。例如，徽州人出外做生意的很多，早有“无徽不成市”的说法，长街店家的学徒、店员中，徽州人也不少。有一段顺口溜：“不幸生长在徽州，十三十四往外丢，一世夫妻两年半，回得家来已白头。”离家千里从商，只为蝇头之利，一生回家的天数，凑起来不到两年半，他们笑脸迎人，把生活艰苦深深埋在心里。当然也不仅是徽州店员而已。但是当店员自开商店、发财致富以后，这种情况便改观了。 解放以后，长街店员这种艰苦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和学徒跟店主一道，随着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洪流，进入社会主义工商业阵地，贡献聪明才智，有的成为国家工商业的干部或职工，有的已经退休了，晚年过着幸福的生活。 长街商界老人语重心长地说：随着市区工商企业的新布局，社会主义把十里长街的商业，把十里长街的店主、店员、学徒，一起带上社会主义大道，然而十里长街的经营管理的好经验，特别是店员的好作风、好态度却不曾带进社会主义商业战线。这个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是值得思考和探索的。 四、十里长街的人文物产 历史悠久的十里长街，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致力于地方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著名商人；出现过创造了著名物产的能工巧匠；出现过一批信誉卓著，长盛不衰的百年老店。这些都构成了十里长街的古老文明。 往事如烟，史册缺漏，远者多不可追考，兹就太平天国前后到民国末期的百余年中，关于这方面的史料，略举一二。 （甲）著名商人： 这里所举的几位著名商人，仅限于长街的商家。在长街以外的商业、米粮业巨子，或虽在长街有名但行为不端者俱不录。至于市工商联历届委员，多系著名商界民主人士，当另有记载，也不在此重述。所录不多，仅借此一观旧时长街商家的风貌。 （一）吴兴周创办地方实业 光绪年间，在下长街开设“宝兴京广洋货号”的吴兴周先生，凭自己的才能成为商业巨子。他是芜湖著名的实业家。 吴兴周，皖南绩溪西乡人，1866年生，家贫。1879年，他十三岁，就远赴江北六安县城，在一家钱庄当学徒。由于聪明精干，为人忠厚，书算娴熟，不数年即在县城商界中崭露头角。旋得友人集资相助，到庐江县城开了一家商店。比时，他认为芜湖商埠，大有发展前途，便将庐江商店停歇，资金转移芜湖，在下长街开了百货商店。因他才力过人，善于经营，不久即成为长街商界闻人。辛亥革命前，芜湖明远电灯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负债过多，资金枯竭，濒于破产。经股东会议定，聘请吴兴周为公司总经理，时在1912年。恰好，这年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王朝被推翻了，明远公司大债主芜湖大清银行，亦随之倒闭，明远所负巨债，也就不了了之。这样，公司债务减轻了，吴兴周放手整顿，锐意经营，发电量日益扩大，公司逐步走上巩固、发展的坦途。 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运用公司所掌握雄厚资金与技术力量，倡议集资兴办芜湖大昌火柴厂（今芜湖火柴厂前身）；赞助创办益新面粉厂（今大砻坊芜湖面粉厂前身）；合资创办芜湖电焊厂；还独资创办芜湖电话局，开始只有两个接线生，都是绩溪人；并且抽调明远电灯公司职工张希寒前往建平县（今郎溪县）创立郎溪电灯公司。可以说，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饱受外国侵略的年代，他在芜湖创办了这许多实业，在客观上起了发展民族工业的作用。是一位有名望的民族资本家。 吴兴周还热心教育事业，在芜湖，他创办一所工人夜校，聘请教员，供给课本纸笔，让明远电灯公司的工人读书识字，其他厂的工人、长街店员亦可自愿入学。在故乡绩溪周迁村，还捐资创办一所“兴周小学”，聘请名师教学。随后，又拨巨款兴建校舍，扩充为一所高级小学。为了这所小学能长久办下去，他从自己的明远电灯公司股份中划出一部分，另设专户，把股息红利作为小学的常年经费。这可能是他从切身的经历中体会到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而努力以赴的。 1938年冬，芜湖沦陷，明远电灯公司为日冠夺占并组成伪董事会，吴兴周大义凛然，不屑与汉奸为伍，愤然回故乡避难，甘于清苦，困居故园。1940年病逝，享年74岁。 解放后，明远电灯公司改为地方国营企业，得到飞跃的发展，吴兴周之子吴子壮、吴名骝一直在公司担任重要的职位。吴兴周兴办实业的业绩常为人们所追忆。 （二）宁松泉船载食品救灾民 宁松泉在长街独资开设承馀钱庄、承丰裕绸布店、宝裕纱号；在上海还有宁松记申庄，资金雄厚，在长街金融市场上算得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因他不愿抛头露面，故大名不为社会所熟知。他常为人们所称道的有两件事，一是独资平息“马票”挤兑风潮。一次，芜湖谣传中国实业银行所发行的马头标记的钞票不能兑现，因而发生了芜湖中国实业银行挤兑风潮，迫使这家银行几乎关门倒闭。宁松泉为稳定芜湖金融市场，立即以承余钱庄的整箱整箱的银元，暗暗从后门抬入中国实业银行，支持前门兑现。一场挤兑风潮终于平息。二是拨款赈济灾民。民国二十年芜湖大水成灾，郊区农民陷于困境，大量灾民流入市区乞讨，长街商家纷纷设立施粥场。宁松泉还拿出大批款项，逐日用两只小船装载馍馍等食品，运往四郊圩墩施赈。此一义举，迄今还为人们称道。 宁松泉是青阳人，在家乡也广多田地房产，富甲一方，乐善好施。 （三）崔亮功 崔亮功，原籍徽州太平县，世居芜湖，在长街开南记茶庄，抗日之前曾任芜湖商会会长，并当选为国大代表。抗日期间避居屯溪，被称为皖南四老之一。抗日胜利后回芜，住堂子巷故宅，被选为商会会长和县参议员，他为人正直宽厚，无党无派，与本地任芜湖县银行行长奚国光齐名。解放后，同被邀请参加第一届市政治协商会议为委员。后在故乡太平县病故。 （四）赵云生剪刀店吴正启 吴正启为芜湖名产三刀之一的赵云生剪刀店主人。该店设在中长街，只半间店面，很不显眼。门边悬一块招牌：“赵云生剪刀店”上面注明“老店”。这块招牌很引人注目，慕名往购剪刀者甚多。原来吴正启是赵云生的女婿，赵家无儿，以女婿继承为店主。 别看赵云生剪刀店门面小，后店却很宽敞。有一座三层楼房，楼底是作坊，从澛港铁匠铺定制剪刀，取回加工，每日制成的剪刀不太多，够卖了就行。加工只求精细，长保名牌不衰。二楼是会客室，也是餐室，吴正启老人住在三楼，深居简出，不与官府往来。但是吴正启是芜湖青帮老头子，“通”字辈，名气很大。他收的徒弟虽不多，却都有财有势、有地位。如邹希荣，是寿县帮码头工人的把头，国大代表；牛自贵，也是工人把头、国大代表；芜湖工会会长、县参议长陈卓夫，是他的徒弟又是他的女婿。这三个大徒弟又开山门收徒弟，因此吴的门徒遍及芜湖，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据说，吴曾给新四军派往芜湖的地下工作人员不少帮助。因为码头工人、旧警察很多都在安靖帮，他们占据交通要道，吴正启的一句话就是一张通行证。若需要钱，他叫谁拿，谁就得服从。解放后，他在芜湖安居乐业，终享天年。 （乙）著名商店 长街上著名的商店已如前节所列一览。兹再简略记述几家独具特色的商店。 （一）长街的百年老店 （1）明代永春中药店 明万历年间（公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休宁人汪一龙，字正田，精医道，来芜在西门外大街（即上长街）创立永春中药店，慎选药材，精制丸散，对症取服，效验神速，四方争购。明季有外藩入贡，凡取道芜湖的外国人，常在永春购药携归。永春药店历二百多年，九世同堂。其子孙有不少取得功名，何时没落不详。事见《芜湖县志》卷五十八“遗事”。 （2）沅记胡开文墨庄 芜湖沅记胡开文是徽州老店的分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先讲一下徽墨的起源。其墨在南唐（公元九三〇年前后）就已驰名全国；胡开文徽墨，在清乾隆年间即闻名于当世。原来汉朝产墨地在西北延安、易州一带和西南广州等地区。唐末之乱，易州著名墨工奚超携子廷珪避乱歙州，操旧业，制出不少好墨，有的成为贡品。其墨“坚如玉、纹如犀”，时称“廷珪墨”，曾受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封廷为墨务官，赐“国姓”李。宋宣和三年，（公元一一二一年），歙州改为徽州，徽墨之名自此始。 公元一七八二年（清乾隆末季）绩溪胡天柱在屯溪开“文来墨店”，后在休宁经营其岳家“汪启茂墨庄”，采贡院匾额“天开文运”之意，改名“胡开文墨庄”，休宁为老店，屯溪为分店，业务逐渐发展，胡开文自此声誉远扬。过了八十七年（即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胡天柱六房曾孙胡贞益（号沅阶），集股一百五十元，来芜伙开“胡开文墨庄”，地址在南门大街。十年后，改由胡阶独资经营，改名“沅记胡开文墨庄”，店址迁鱼市街，资产已累积千元。时在公元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公元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店址再迁至上长街井儿巷口，时资产已扩大到三万银元，前店后坊，职工多到四十四人，成为徽州胡开文墨庄后起之秀。一九二七年，又在陡门巷增设分店。一九五六年同其他三家墨庄申请公私合营，四家定股为五万一千二百元，沅记胡开文股金约三万五千八百四十元人民币，占70％。百多年来，沅记胡开文的资产，比原来的一百五十元扩大了三百二十多倍。 制墨利润很大，沅记胡开文又经营得法，发展很快。在清末科举时代，以经销高级徽墨为主，普通徽墨次之，两者销售额比例，约为8：2，一年营业额约为两万元银元，纯利约五、六千银元。民国年间大兴学校时，则以销售普通徽墨为主，高级徽墨次之，两者销售额比例，约为7：3。一年营业额仍约两万元，纯利则约为一万三千元左右。这是因为普通徽墨成本低、售量大之故。如制墨成本：材料（桐油烟、广胶）、装璜（打磨、填字、描色）、工缴等费：高级徽墨每斤八、九元，普通徽墨每斤一、两元。（此为解放初以人民币折算的价格。） 沅记胡开文墨庄在百多年历史中，曾遭到两次重大损失。第一次：公元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胡沅阶动用墨店资金四、五万元，兼营茶叶出口生意，头两年赚了一万元左右，第三年由于印度茶叶出口的竞争，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销售额比重由原来的98％，突然降到49％，茶叶滞销，胡沅阶亏损四万元左右，墨庄资金枯竭。为恢复墨庄营业，曾发行“兴隆券”筹集资金，东山再起。辛亥革命后，此项债券始陆续偿清。第二次：在抗日初期，长街曾遭敌机轰炸，陡门巷分店中弹焚烧。紧接着墨庄人员疏散逃避，营业停歇，外帐收不回来，这两项损失，合计约有八、九千元，曾借债恢复了营业。 一九四〇年，胡恩森出任沅记胡开文墨庄经理。抗日胜利后，物价暴涨，法币、金元券贬值，沅记曾动用资金购囤大米和棉纱。囤米经常保持在一千担左右，安稳度过了金融市场混乱的难关，避免了损失。沅记于公私合营后，改为芜湖制墨厂，由胡恩森任厂长。胡现任市工商联主委、省工商联常委、全国工商联执委，同时他还任市政协副主席。 （3）张恒春国药店 芜湖张恒春国药店以重视中药质量，品类齐全、为病人忠诚服务著称。声名不亚于北京同仁堂、杭州庆余堂和汉口叶开泰，排入全国三个半中药店之列。 国药业利润比其他行业高得多。俗语云：“黄金有价药无价”，“药无十倍不出门”，张恒春发家致富史，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张恒春创始人张宏泰，江苏溧水人，一八〇〇年（清嘉靖五年），曾在安徽凤阳开设张恒春药店，因年荒饥馑，亏损歇业。其第三子张鸣鹿，十八岁在当涂护驾墩孙大春中药店当学徒，擅长外科医术，不数年接盘该店，仍名为“张恒春”，业务扩展，利润倍增。公元一八五〇年（清道光三十年），其长子张文金携资约一千两纹银，合一千二百块银元，来芜创设张恒春药店，店址先在金马门，数年后迁到西门内鱼市街，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迁至长街湖南会馆对面井儿巷口，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再迁至中长街状元坊对面的现址。此时资金积累已达两万两，折合银元两万四千元了。十七年的利润，合原资的二十四倍。 张恒春现址是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购地自建的，仿北京同仁堂模式，费时三年，始告竣工。城阜高墙，石库大门，金字招牌，宏伟壮观。店内双面柜台，陈设典雅，楹联匾额书画，均出自如米带、唐驼、于右任等名家手笔，“张恒春”招牌字，据说是清状元石秀峰的手笔。当时润笔费是很贵的，如武进唐驼为张家题店匾“永康”两字，每字一百块银元。该店门市，面临长街；后堂作坊，紧靠长河，上下货十分便利。从此营业长足发展，获利至巨，到一九二三年，资金已达三十万银元。 实际上张恒春百年来所获利润远远不止此数。据资料表明，张恒春“家店不分”，每年利润一部分，为张家三房比支抽走家用。各房在护驾墩，溧水购置田产二千五百多亩，在本市购置房屋，河南泗关街有一条巷子叫“恒德里”，均是张家的房产。在合肥等地开设药店，计有：芜湖：中长街张恒春、鱼市街张恒春两家老店。（老大房）丹阳：张恒春（老二房）恒春茂两家；护驾墩：张恒春（老三房）、张涵春两家；当涂：张恒远记、恒春和两家；合肥：春和义；薛镇：张涵春；如皋：春和义。共十一家。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另在长街、宣城各开一家钱庄，经营时间不长，亏损停业。估计其多年来抽取利润总数，约达三百多万银元。由此可见张恒春获利润之巨。 张恒春获此巨额利润，与其善于经营是分不开的。举其经营管理特点于下：（一）大批进货：中草药品类繁多，草本类、矿石类、虫介类、动物类不下两千种，产地遍及全国。该店特别重视成批采购道地药材，零星进货仅为临时的添补。采购方法有：坐庄，代理店，产区直接采购三种，常华派采购人员汉口、郑州、上海等地。收购旺季，资方经理还自出马。抗日之前，老二房张文玉父子就赴上海购药，回芜时，轮船在南京下关江面失火，不幸遇难。尸体打捞上来时，父子还是双双紧抱。成批采购好处多：价格便宜，不误季节，品类齐全，便于精选。成批采购，需要大量资金，其解决办法有二：一是银行、钱庄货款和吸收私人存款，作临时周转；如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贷款总计超过二十万元银元。二是赊购，大约在购进后四十天左右付部分货款，其徐三节结帐。因此该店库存各种药材充足，如有时存备燕客十六大箱（办公桌大小的木箱）别直参十六担（老称一百斤）。由此可见一斑。 （二）批发赊销：外地批发和门市零售并重，约各占百分之五十。批发以省内外县市乡镇中药店为对象，远及江苏、江阴、河南、湖北等省，大都采用赊销办法，三节结帐，有的可以延至年终清结。其赊销金额之大，时间之长，长街其他商家无法与之比拟。对外地前来批发的顾客，招待十分周到，如挑贩或替人带货的，除供伙食外，还给予佣金；客户派店员前来采购的，不仅留饭留宿，还招待洗澡、看戏；如来的是经理人员，招待格外丰盛，留住客房，上馆子，打牌、吃酒。并且代客备办制药器材用具，尽量使顾客方便，满意。因此获得外地顾客信任，长期贸易往来，历久不衰。 （三）门市信誉：精选上等药材上柜，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劣质药材一律销毁，次等药材改作烟熏驱虫剂，以保持信誉。门市售货有两个特点：一是零售贵重药材，如参、燕、银耳、茸、胶，货真价实。如售出羚羊角，每只必有角尖，圆尖不售。自制成药六神丸、牛黄清心丸、至宝丹、虎鹿、阿龟胶、益母膏等等，均按古法炮制，均贴鹤鹿商标为记。每年自宰雄鹿一头制药，宰杀时，邀众围观，以昭信誉。另是配方：认真按医生处方配药，必用戥秤分量，决不用手估抓，每方配齐后，由头柜、二柜复核，加盖“校对章”方可包扎出门。夜间有人值班，为急病服务。该店的信条是：“脩合无人见，诚心有天知”，并制成金字竖匾，竖在店堂，供职工信守。店员讲究衣著、仪表，一律穿长衫，手面干净，店堂不准谈笑。其门市营业，方法多样，如夏天门边备茶桶为顾客解渴；医生常指名在张恒春配药，方圆百里病家到张恒春购药才放心。据说农村有一家童养媳死了，娘家人来闹事，婆家出示张恒春配药处方，娘家人说：“吃过张恒春的药都救不活，没有话说。”一场风波，遂告平息。该店在民间信誉显著，有如此者。 张恒春最畅销的一种名药——鸡药。这个药和老母鸡一起煨煮，是盛夏，严冬两季的大补品，由于买的人特多，一天能销售几百付，甚至上千付。此药还需分别配一些银耳、燕窝人参等珍贵品。远在徽州的人也有很多来买的。 张恒春由于经营得法，故营业额大，利润高，如肉桂进价每斤三十至四十元，经精选后售价每斤为二百至三百元；厚朴进价每斤九元，售出每斤二十四至四十八元；又如草药论担论斤购进，筛选炮制后论两论钱售出，其利润之大，实在无法估量。 该店职工待遇比较优厚，一九四七年的职工总数达八十四人。其福利与别的商家不同，年终不分红，但在店里由资方垫资三千元，职工集股（每人三到五元）另设一个批发店，叫“公和兴”，经营本店不便出售洋药、土草药以及鹿制品、医药用具等。鹿制品为什么不在本店出售呢？主要避其祖张鸣鹿讳之故。年终分配盈余，资方不提，全分给店里职工。据老职工回忆，“我一年工资一百二十元，‘公和兴’分成，就有一百三十元。”抗日胜利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公和兴’利润下降，于是又实行“抽厘制”，办法是：从每天参、燕等售货款中提12％，丸散丹膏售货款中提30％，按三份分摊，职工得三分之一，资方家用得三分之一，三房在店职工和经理得三分之一（三房50％，经理50％），最初十五天一分，后为十天一分，到一九四八年改为五天，以应付物价波动，维持职工生活。 张恒春在营业鼎盛年代，每年冬季、春节前，施赈米二百担左右，夏天酷暑时施药，以周济穷人，溧水来人抓药，概不收钱。 张恒春在百多年历史中，也遭受两次重大损失。一九三一年经理王子勤不顾资方代表意见，陆续在上海赊进大批药材，从河沿堆集到库房，行走都不便，值银元五十三万七千元，不料这一年芜湖发生大水灾，生意清淡，积存的大量药材销售不出，资金积压，欠债达七十多万元，亏损二十一万三千元之谱，王子勤因而去职。据传闻，王子勤在张恒春任经理时，已另开一家王太和中药店，欲以此挤亏张恒春。后来由于张恒春信誉卓著，上海厂商延期索欠，张家三房各交出田地房产契据抵押，广收长街存款，渡过难关，逐渐恢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机狂炸芜湖长街，张恒春店面被焚烧一半，库屋全毁，仅存六、七万元之底货，欠外债四十余万元。日寇侵占笼湖之初，职工疏散，资方逃避溧水故居，仅留职工赵天财守店。不久赵天财死了，一说被日机炸死，一说因病伤回到漂水死去。张恒春除予安葬之外，并抚养其遗孤到成年为止。芜湖沦陷后，市面稍安，经资方张俊卿和经理谢树德竭力维持，才逐渐恢复。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营业复振。 （4）顾顺兴酱园老店： 顾顺兴酱园店是顾家祖传的百年老店，原在城里南正街，后迁长街头的鱼市街。这家制的酱菜，酱油等产品，素负盛名，人称“老顾家”，很多用户指名要“老顾家”酱油。这家老店所制的板酱，则需晒三个夏天，以此所制的酱油，叫作三伏秋油。后来采用天然发酵法，就是春天泡、夏天晒、秋天卖。这家酱园的醃苔菜很出名，畅销于本市和郊区各乡镇。 还有一家百年老店：金隆兴牛肉馆。《芜湖文史资料》第一集已有专文记载。不赘。 （二）长街几个有特色的行业和几家商店： （1）长街第一家银楼： 长街很早就有银器店，是银匠开的，出售自制的银首饰如银项圈等等。至于金首饰，钻石珠宝戒指等贵重饰物，很少在芜制造，由少数大百货店向沪宁大商埠购进出售。公元一八六四年，首次在长街出现了银楼，即宁波人朱锦紫创设的宝成银楼。 宝成银楼创设时，资金约五千两纹银，流动资金在外。开业时备有金首饰二百两，银首饰数千两，足够门市供应，资金可谓雄厚了。 朱锦棠原在汉口宝成银楼工作，而后集资来芜，购买下长街一幢市面房屋，修建三开门面。石库式大门之上，雕刻华贵楼台图案。店堂着色，全部楹柱门窗屏几贴金，描龙画风，金碧辉煌，令人眼花缭乱，宛似置身金色宫殿之中。宝成银楼扬名远近，生意兴隆，店堂装璜，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朱锦棠是银楼业的里手行家，买卖金银首饰和珠宝钻戒都很精通；定制首饰，都能按顾客要求式样制造。忙时，顾客川流不息。一天营业额，进出黄金首饰数十两，白银首饰数百两，皖南皖北男婚女嫁，常指定购买宝成首饰。金银按上海黄金白银牌价进出，出价则加上加工费，进价则扣除成色比重，一进一出，获利至厚。此外，也兼营黄金买卖，吞吐量亦不小。 宝成自设加工作坊，有冶炼工场，将金银杂质提净，保持金赤银足，维护信誉。银首饰可以镀上金色，价廉物美，销路甚畅。无论大小成品，均刻上“宝成制”字样，作为出品标记，顾客非常信赖。 前店有营业员二三十人，后场有工匠三四十人，杂工十人左右。除工资外，店里供应伙食，待遇与一般店家相似。工匠技术性强，如冶炼，雕花、嵌钻、镶宝、刻章等等手艺，要求都很高，不但式样美观，而且质量好。各道工序，均有专人督导。 宝成是长街第一家大银楼，带有典型性。其店房在一九三七年，被日机炸成废墟，朱锦棠后人携资回浙，其业告停。日伪时期，该店职工集资再度开业，招牌加上“老”字，叫作“老宝成银楼”，直到解放前夕结束。 除宝成银楼之外，一九〇六年，江苏人张叔藩又在中长街陡门巷上首开设一家宝庆银楼，规模与宝成银楼不相上下，此后开设的银楼逐渐增多，共计大小银楼二十多家，较大的银楼有宁波人开设的老宝成、老宝庆、老同庆、老天宝、方九霞；江苏人开设的老凤祥、天宝成、新天宝、丹凤、宝庆；本地人开设的老宝鑫等。除方九霞设在中山路，丹凤设在陡门巷，天宝设在二街之外，其余设在长街，门面辉煌，金光耀彩。 银楼业如此大兴，一方面由于长街市面繁荣，一方面也由于黄金价格能保持较长期间的稳定，当时正常金价，常在八、九、十换之间，即一两黄金兑换八十或九十银元。日本投降后，黄金也随物价大跌，一度跌至四十换，但不久回升并且暴涨了。金银首饰虽然是装饰品，却也易于保存，成为储蓄的重要方式，故营业兴旺。至芜湖解放后，才全部解散停业。 （2）长街的钱庄业： 朱渭滨老人谈的长街钱庄业情况，曾有文记述，现拾遗补缺，择录如下： 长街钱庄知多少 从民国元年至十九年（1911——1920年）长街钱庄有28家：久余、长余、承余、元康、单瑞丰、西合泰、钧和、勤大、兴大、同和、乾大、润昌、德源、鼎康、同丰、通孚、保泰、晋孚、兆丰、义昌、大源、滋康、阜昌、兴康、永泰、厚丰、瑞康、寿康。经营此业者，徽州帮、扬州帮占多数；合肥、青阳、太平、江西、湖北和本地人占少数。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徽州帮久余经理朱晋侯，元康经理舒紫封，扬镇帮兴大经理黄养之，青阳承余经理宁松泉等。独资经营者有：承余，西合泰、单瑞丰、同和、厚丰。资本雄厚兼营他业者有：西合泰兼营（萃升恒号）纸业和（泰来恒号）锡箔业，单瑞丰兼营（单瑞丰号）杂货业。承余兼业，已见前节。久余钱庄于1925年拨款十万银元在长街宁渊观上首巷口创立商办“安徽银行”，股金总额20万块银元，久余占半数，朱晋候任经理。兴大钱庄经理黄养之曾兼任上海银行芜湖分行行长。此外还有一些地下钱庄，不挂招牌而营业的，不在此数。 钱庄业利润有多大： 钱庄获利门道不少，高利贷款、低利存款、汇兑贴现，两元拆换等等，都能从中取利。各家利润多寡，视其营业额大小而定。以久余钱庄为例，年放款总额高达百万银元，年获净利四、五万银元。 钱庄除吸收低利存款外，还购进或抵押黄金，囤积棉纱、米粮，这都是生财之道。一般说来，在物价稳定的情况下，钱庄业都是赚钱的。但在物价波动时，有的就亏损倒闭了。这大半在投机、囤积居奇中吃了亏。 钱庄业店员的待遇： 长街的28家钱庄有大有小。大钱庄有店员30多人，一般的也有20人左右。职别有经理、副理、跑街、管帐、管钱、书信、杂务、中班、学徒、杂役、炊事等。工资：高级职员每月30——40元；中级职员15——20元；中班满师每月2元，次年4元，第三年6元，以后按能力大小定级。杂役、炊事每月6—8元。另外还有些小费和年终利润分成。年度决算得出纯利后，按利润总额分十四股，股东得10股，经理得一股，副理（1—2人）得一股，其余所有职工得两股。职工各人分的多少，由经理分配。如久余钱庄年利润五万多元，每股3，571元，股东10股的35，710元，经副理共得7，142元，职工以30人计算，平均一人得119元。这样，店员平均年工资300元，加上利润分成，一年可得400元左右。 长街钱业公所：这是钱庄之间调剂“头寸”余缺，交换金融信息的场所。每天上午各钱庄经理或付理或跑街，齐集钱业公所，听候上海金融行情，议价交易。废两改元以后，以上海同业行情为标准，申庄牌价电报一到，便开始议价，闹铃一响，拍板挂牌，全市商业往来结算，一律以当日牌价为准。 钱业公所坐落徽州码头下首，是前清年间钱业集资共建的，面朝长街，后临河沿，占地面积相当大。为砖、木、石结构，坚固、宽敞、壮观。前后两边墙界，立有钱业公所界碑。日伪时期，为汪伪警察派出所占用，钱庄之间交易，挪在河沿后大厅进行。解放后改为居民住宅。 业务竟争中的一曲闹剧： 商业竞争是正常的；但也有不正常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钱庄业曾发生过这样一曲闹剧。 约在民国十六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行址在长街蒋家巷口上首。（今农业银行）该行为开展储蓄业务，在街道和茶楼、酒馆、浴室等公共场所，张贴广告，其中一款：“一元即可开户。”一天，一位储户来到上海银行，送上五百元，递上《百家姓》一本，要求按《百家姓》上姓氏开五百户储蓄存款摺。该行经办人员知有晓蹊，不敢办理。于是储户振振有词，说是你们贴出广告，不照单开户不行。后来由该行经理沈雁南出面接待，婉言解释，始知这位储户系义昌钱庄店员胡鸿慈，暗奉经理之命，前来取闹，借以抵制上海银行不收中小钱庄票证的行为。经此一闹，结果是：上海银行承认以后对中小钱庄一视同仁。 （3）非同凡响的大鹏绸缎庄 这是一家门面小、本钱少、生意大、利润高的典型商店。大鹏绸布呢绒批发庄，开设在三圣坊巷内，现在的门牌是11号。 旧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低，穿布居多数，布的销售量比较大，绸缎呢绒之类销售量少。因此长街大布店很少直接向外埠采购绸缎呢绒，而是根据需要，就近添配花色应市，避免积压，于是专营绸缎呢绒批发的“大鹏”，适合市场需要，生意兴隆。 “大鹏”创始于1943年，原店址在新芜路吉祥寺9号，是赵家村开的，次年迁到三圣坊11号，经营罗纺、线春、绸缎呢绒批发业务。49年春，赵家村和他哥哥赵讷安邀陈辛承（即陈华英，老画家、本市民主人士。）代为经理业务。店是二层楼房，店堂不到二十平方米，两边是牛皮纸捆扎，看不见货架。 店里仅有两名店员，楼上是经理寝室，屋后是厨房和店员宿舍，很小，专营绸缎批发。当时杭罗、杭纺、线春、大纬呢、香云纱、哔绉被面，都是畅销外埠的紧俏货，皖南各县以及徽州、巢湖地区各绸布门市店，均来大鹏办货。1954年经销代销阶段，“大鹏”迁到中长街52号，改作门市，后来又迁到中山路62—64号，与永昌、陈克记等五家合营，改为大鹏联记门市店，在此五家同业中，大鹏资金占首位。 “大鹏”在与同业竞争中，有以下几点优势： 一、进货有联络网点。上海、杭州、长沙等大城市都有赵家的店号，只凭函电联系，即可发货托运到芜，不需去人携带资金采购，节省大量开支。二、重信誉。赵讷安视信誉为第二生命，凭信用向别家进货，事后结帐，也有货售完才付款的，可以大量节省资金。三、销售讲究足码足尺。杭罗、杭纺、线春、都按每匹重量为计价标准，外地商户来单购货，在复信中注明尺码重量，剪样附去，货由邮递，邮局可代收货款，不合格可以退货，客户很信任。四、自己加工。部分商品直接向产地厂家购进白坯，自行发往印染厂加工，如被面、洋纺、电力纺、生丝等，不购进成品，以减省成本。五、开支小。店小、人少、开支节省，保证必获利润。因此“大鹏”生意做得大，做得活，较早争取自报查帐纳税户，“五反”运动中为基本守法户。大鹏始终稳步经营，运用自己上述优势，获利至巨，在公私合营时，成为独秀之花。 （4）各具特色的三家酱园： 芜湖酱油、酱菜，有特殊风味，享有盛名。酱园业多是前店后坊，自制自销，批发为主，远及皖南各县镇，也批发到市区小店，还批发给沿街叫卖的小贩。长街酱园不下十几家，如广昌、广泰宏、大长、王恰太、红星、新昌、顾顺兴、王昌大、王荣泰、顺兴西店等等，各家产品各有特色。仅举三家为例： 鼎康酱园：是宁波人于1920年创办的，师傅、店员、学徒多为宁波人，制酱工艺，与众不同，采用压气发酵法，即一次性制作法，如制酱、黄豆下缸，加盐卤，任其晒露，很少翻缸。酱菜也是一次加工，盐下得重，因此酱菜带辛味，适合宁波人口味。这家的酱板，素有声誉。 鼎泰酱园：1941年，为扬州顾逸风集资创办、师傅、店员多是扬州人，制酱方法采氧气发酵，即勤翻勤晒，以酱菜、面酱为主，产品口味鲜嫩。顾逸风善于研究，不断改进工艺，质量迭有提高，畅销沿江各县镇。 王怡太酱园：据说是1900年旌德山区王姓一部分族人集资来芜创办的，师傅店员大部分来自旌德，也有本地和肥东一带的人。制作的方法和顾顺兴酱园一样，用自然发酵法，春天下缸，夏天晒，秋天卖。产品带碱，适合合肥人的口味。其最著名的产品是酱油干子和臭干子，吸引着郊区农村顾客。 长街这些家酱园，各以产品特色推开销路，各做各的生意，不致相互排挤。这是酱园行业的特点。 （丙）、长街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 （一）著名的手工业产品 （1）石雕、石刻。如镂空石刻人物花鸟门额，刻字雕花的界碑、墓碑、石门框、石狮、石础、石杵、石白、石磨等等。远近订购。它不但是实用品，有的还是艺术品。现在武能在城里、长街老屋看见。有些在“文革”中扫四旧扫掉了，但框架仍存。一种小石磨，小杵白，还有人家在使用。 （2）铜锡器皿：铜水壶、铜火炉、雕花刻字的锡酒壶、锡蜡台，以及铜锁、铜水烟袋等等，都是长街畅销远近的名产品，今俱绝迹。 （3）金银器：金银餐具是富贵人家用的，但簪环首饰，则是民间的通用品。首饰一项即有各种各样的花色，如金睿银簪、金环银环、金银项圈、手镯，插在头发上的金牌银牌等等。作工精细，花样各异，嵌珠点翠，光彩夺目。还有后来销售很广、刻名字的金银戒指，既可作婚嫁信物，又可作私章。现已为新工艺珠宝饰物所代替。 （4）秤、戥、尺等度量衡器，亦很出名。 （5）魁升斋鞋帽：这家鞋帽很著名，在芜湖市首屈一指，所制的皮鞋，式样大方，牢固耐用，虽穿破了底帮，也毫不走样。 （6）机织土布：芜湖手工织的土布有两种，一是本色布，二是花色布，远销合肥、武汉、无锡、常州一带，份量重，质量好，兴盛于抗日时期，适合当时群众低水平生活的需要，能与洋布抗衡，占领市场，经久不衰。 （7）芜湖三刀：赵云生的剪刀与杭州张小泉的剪刀齐名。澛港的菜刀，能和北京王麻子菜刀比美。还有老式剃头刀，则独占江左鳌头，但现已淘汰。当时这三刀基本上在澛港镇（位于芜郊十里）制作刀坯，然后由长街各作坊再次加工，以创名牌。只赵云生一家剪刀上刻有商标，独享盛名。 （8）芜湖铁画：这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品，已属众所周知，无须赘述。 至于芜湖徽墨、张恒春的丸散膏丹以及刺绣用的丝绒线和桃木梳篦，这不用说，都是长街的畅销商品。 （二）风味独特的食品 （1）芜湖雪酒：在清代，雪酒乃芜湖特产之名酒，取冬天雪水合酿，清彻味醇故名。产量不多，故极珍贵。雪酒产于撸港。长街有销售。清代诗人黄钺曾有：“我昨维舟澛港驿，但酤雪酒爵寒江”诗句，志此名酒之美。 （2）芜湖酱油：著名的有老顾顺兴的三伏秋油。民国年间有许永福酱油，味道鲜美，普遍为用户所欢迎，大酒楼菜馆非选用这家酱油不可。外地客商亦多购买馈赠亲友。许永福店主乃当时商会会长汤善福的儿女亲家，算来也是老店，现已不存。 （3）芜湖酱油干子：王永发酱园出的酱油干子很出名。抗战前，上海来客要买芜湖名产带回去，多选购这家的酱油干子。 （4）腐乳：各酱园都有，以瓦罐盛装红腐乳十块，浇麻油，贴商标，封口。味极鲜美，馈赠食用咸宜。 （5）芜湖板鸭、芜湖鸭饼：这两种食品都是马义兴产品。这家板鸭很考究，有“金钱眼，月牙口，脆皮嫩肉卤骨头”之称，连鸭骨头都能嚼出味道来。 马义兴出的鸭饼更著名，用咸腊鸭除皮去骨，把鸭肉制成饼子，有柿饼大小，味香可口，便于储存，随时食用。外地多有函托亲友购寄者。现已绝迹，殊为可惜！ 至于茶楼酒馆名肴佳点，虽不出在十里长街，也顺便题一下名，如同庆楼的徽菜，味珍酒家的腊味，林翠轩的沙锅鱼头，金隆兴的红烧牛肉，烟雨墩的菊花锅（为李府家用名菜），绿杨村的清蒸鲥鱼（五月端阳前后才有），紫竹林的素席，以及家家户户过春节吃的“平安菜”（七样素菜合炒）俱为芜湖的名菜；耿福兴的虾籽面，虾籽馄饨，以及各酒馆的三鲜干丝、小笼汤包，俱为芜湖的小吃名点。 五、长街历史上的几次事件 芜湖十里长街八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是极为坎坷，发生过与商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事件不少，兹就可以查证的事实，举几件较有影响的大事。 （一）汤寡妇义举免苛捐： 汤寡妇之夫汤某，歙县人，清初，其祖辈在长街开店经商，至乾隆时，汤某继承祖业，已成巨富，并为其子捐官。汤某逝世后，其子亦死于任所，汤氏一门便由两代寡妇撑持门面。 汤寡妇拥有巨资，因夫死子夭，遂萌行善修德之念，便与其寡媳商定，捐银两万两，解救长街全体商户年负朝廷派征“江夫河篷差银”两千四百零三两之苦。十里长街，人人感德，为之树立牌坊，名垂后世。 前文提到明嘉靖年代朝廷向芜湖长街商户派征“江夫河篷差银”。一直到乾隆朝还继续征收。这项征银按长街商店房屋间数分摊，系朝廷驿站皇饷官银，地方官府不敢妄改，因此一直荒唐地按照三百多年前嘉靖朝钦定的花名册派额征收。但年代久远，商户、房屋变化很大，与原花名册很不相符，册上有名无其人，册上有房无其屋，新增者又未列入名册，但地方官府死捧圣旨照旧派征，无人、无屋者的征额，一律摊到名册上有人有屋的花户头上。这种不合理的沉重摊派，害得商民叫苦连天，呼请省宪衙门改正。省宪官僚虽深知此弊，但不敢奏请朝廷更动，生怕忤旨获罪，因而一直拖延下来，几百年没解决。在这官民交困的情况下，汤寡妇概捐白银两万两，给商业公所运营生息，代交派征。她虽不能彻底解除沉疴。但暂舒了商民之苦，亦是好事。 汤氏此举，使安徽巡抚（其时可能属江南行省）大为震惊，颇为内疚，适逢乾隆皇帝下江南、游徽歙、登黄山、观民风之机，乃缕陈事迹，奏报乾隆为汤寡请旌，并请御题“节义”二字，树立牌坊，以敦教化。乾隆览奏，以事关名教，便亲书“节义”二字以赐；但一考虑到：成汤寡妇之义者，乃捐资代交朝廷派征，则朝廷此项派征为不义矣。于是又批示此项征银全部豁免，并拔库银两万两，归还汤氏。至此，压在长街商户头上三百多年的沉重负担，始得彻底解除。旧名教原来是统治者用来束缚老百姓思想的，不料此次也束缚了乾隆皇帝的手脚，一时称为佳话。 此时汤寡妇去世了，拨还的库银两万两，由其寡媳悉数捐给芜湖育婴堂，赞助慈善事业，以成其婆母的遗愿。以上事略见《芜湖县志》。 （二）长街所遭受的重大灾难 （1）战祸： 长街自宋代筑城开始形成，到解放前夕，曾三度毁于战火，第一次，南宋时金兵元兵先后南侵，金兵占芜湖对江历阳（和县），宋兵在四合山一带设烽山台，隔江对時，芜湖处于前沿阵地，商贾逃亡，终于城毁，长街商业遭受了严重破坏。经过元明两朝三百多年稳定的局面，始得以恢复和发展。第二次，清咸丰年间，太平军与湘军在芜湖一带鏖战十年，长街“肆屋为墟”。同治二年，天京陷落，江南经济逐渐复苏，芜湖长街又迅速恢复起来，“繁盛视昔有加”。第三次，抗日初期，芜湖长街三次惨遭日机轰炸，其中两次街面被焚烧，一次炸坍中长街状元坊一段房屋。日寇占领芜湖后，三圣坊中长街，成为日军养马场，拆楼房取木板烤火。拆屋时驱追数十市民，以长绳栓房柱，齐力扯倒楼房，木料尽取作柴火，市面残破不堪。 （2）火灾： 长街原来大都是木板门墙，木板楼房，最易引起火灾，加之旧社会缺乏救火灭火车具，发生火灾，难以扑灭，为害甚烈。尤其陡门巷、下长街一带，几乎年年有火灾。如李鸿章家族在陡门巷口国货路开设的典当铺失火，存当衣物，悉数烧毁。幸好“李府”资财雄厚，出告白：凭当票按价赔偿。直到民国初年，绅商共议才成立了万安救火会。备有救火车、水龙等和专职消防人员，经费由长街商家负担。这是芜湖最早的消防机构，地址在今日的新芜路交警大队部，有三层高的瞭望钟楼，可以俯做全市，一遇火灾，就及时鸣钟报警，消防队出动救火车，奋力扑灭。 （3）水灾： 芜湖原为湖滩低洼之地，长街又处于江河之滨，容易受到洪涝灾害。据老人谈，每隔十年左右一次小水灾，二十年左右一次大水灾。最大的水灾要数民国二十年（1931年）那次大水，长街水深过膝，各店家用木方板搭跳板为人行道，陡门巷还搭起天桥，桥上行人，桥下行船，昔日街巷，充满了浆声浪花。唯以芜湖周围灾情严重，购买力大受影响，长街生意清淡，有的店房浸圯倒坏，货物受潮变质，损失不貲。54年那次特大的水灾，长街进水很深，可以行船，商店能和乘船的顾客在窗口做买卖。经过这次大水，市人民政府大力兴办防洪设施，沿江河堤岸筑成石块水泥防水墙，高大坚实，绵延几十里，宛如长城，屏障市区，从此芜湖人民不虞水患。83年芜湖江河水位为历史最高峰，但仍低于防水墙二尺，低处内涝，有抽水站及时排除。在此特大洪水威胁面前，市区安然无恙，史所罕见。 （4）兵灾： 在民国年代，长街商家所受的兵灾是沉重的。驻军常以“军饷不济”为名，向商界索借巨款，还要什么“慰劳金”、“开拔费”，不达目的，便以“兄弟有所行动，当官的也管不住”相威胁，还振振有词：“维持地方有功。”“官也不差饿兵嘛！”等等。商人怕事，只得由商会出面摊派应付，满足其无理要求，以图苟安。然而，驻军调动频繁，此种送往迎来，遂成定例，负担之重，可以想见。下面略述几次具体的兵灾： 1926年，陈调元部借口关不出饷，向长街商界索借十万银元，商会派代表谈判，讨价还价，拖延未决。这年十一月三十日夜，遂发生了陈调元兵变，乱兵洗劫了长街，损失至巨。此事《芜湖文史资料》第一辑曾有记载，兹补充一些史料于下。 据目击的老人高庆国谈：陈调元属下的三十七师七旅的一个连，驻在陡岗缪家祠堂。当听到北门大街响起枪声，该连士兵即冲出营房，企图参与抢劫。其连长挺身而出，力图制止，被身后一个士兵一枪击毙。士兵洗劫长街，只抢能携带的钞票，金银、细软等贵重财物，棚户贫民也乘机涌向长街，专抢布匹等可以搬动的各色商品。经此一夜哄抢，不少商店被洗劫一空。当夜，商会就召开紧急会议，向皖南镇守使王普提出：“守土有责，请求制止”。直到黎明，抢劫停止，王普才出动所属第三十师官兵，把守水陆交通路口，拦截逃兵，搜缴所劫财宝。曾当场枪决数人，多数乱兵归营，少数乱兵从小路逃掉。同时，警察局也派武警搜查棚户贫民，收缴出不少布匹货物。但是，军警所缴获的大批财物，没有也无法归还受害的商家，下落如何，不知其详。过了几天，长街贴了许多“打倒军阀陈调元”标语，省里和南京中央政府先后也派员来芜湖调查兵变情况，结果官样文章，不了了之。据说兵变时陈调元不在芜湖，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兵变后一个多月春节灯会，长街商家特地搞了一个“七狮三女抢球”节目，狮子和女子的身上挂满金钱，这是影射陈调元三十七师七旅的暴行，以泄商民之愤。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陈调元军队开拔去芜之前，又向长街商家借银元十五万元作军饷。商会会长汤善福出面交涉，军方当即将汤关押，旋即放出。由汤向长街商家摊派七万元，米粮业摊派三万元，共交出十万元。因为还欠五万元，军方又将汤关押在河南军部，后由广潮帮米粮业巨商，出了五万元，军方才将汤福善释放。不意几年之后，陈调元某部军需官颜志超忽将此十五万元（一说十万元）用十数麻袋盛装，归还商会。但传闻此款下落不明，有的说会商侵吞了，也有的说是退还了商家，究竟如何，无法核实。颜志超后来在芜湖吃斋拜佛，人称为颜居士。 （5）金元券灾难：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为挽救经济崩溃，突于八月十九日凌晨宣布“币制改革”命令，发行金元券，停止法币流通，法币三百万元兑换金元券一元，并宣布金元券可以按官价兑换黄金。还颁布限价令，商品都以金元券标明价格出售，不准拾价。同时戡乱建国第二大队进驻芜湖，执行此项限价政策。长街商家遵守法令，照原价折合金元券标码出售。不到十日，芜湖物价飞涨。接踵而来的是抢购商品和挤兑黄金的风潮。不几天，长街商店货物，几乎被抢购一空。中央银行也停止兑换黄金。中央银行门前，商店门前，天不亮就排了长长的挤兑、抢购的队伍。在抢购浪潮中，长街商家慑于戡建大队的威压，不敢抬价，只得尽架上货物卖了为止。但是物价如脱僵野马，戡建大队已无力控制，虽然采取抓人、查囤积、禁货物外流等高压手段，也无济于事，反而更促使货物短缺，市场一片混乱。长街商人面对这种情况，有的隐藏存货不出售；有的亲自出马或派遣店员加入抢购人潮，去抢购别家货物，抢购黑市黄金、银元、沙布、大米等等，以致金元券满天飞，黑市猖獗。在这次抢购风潮中，长街多数商家吃了大亏。有的店家无处进货，抱着一堆金元券关门倒闭；当然也有少数发了黑市财捞到一票的。严酷的物价幽灵，折腾得十里长街满目萧条，一蹶不振。戡乱建国第二大队也偃旗息鼓，悄然撤走了。这是十里长街在历史上最后一次的灾难，留给广大商民的，是痛苦呻吟的生活；带给国民党政府的，是悲惨灭亡的命运。 （三）长街的武装商团 长街商界为了维持市面治安，于民国初期成立了“商团”。（一说在陈调元兵变后成立）。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盗贼丛生，警察不顶事。为防止宵小，遂组成商团武装。 商团约有四十人左右，步枪三四十枝，所有服装、粮、饷等费，均由芜湖商家摊派。商团听商会指挥，分三个班，一班驻在万安救火会，一班驻在湖北会馆，团部和一个班驻在宁渊观。团长陆廷祯，（钱庄业代表，扬州帮）。副团长张九皋（报界），谈尹耕，周迺祁（钟表业代表），军事教练胡鹏。各班派出团丁巡逻各地段，夜间在街道巷口站岗。商店有开张、喜庆大事，便派武装团丁，站在大门两旁，显示气派。张恒春每年当众宰鹿，以广宣传，也请团丁站岗。1930年以后，高铁君出任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芜湖首席县长时，成立区保安团，高兼区保安司令，将商团并入保安队。该武装组织，遂告结束。 查悉，十里长街自己成立类似的武装自卫组织，在明代设关时也就有过，名“商丁”，负责检查河面竹木货物运输，维持码头秩序。 （四）长街店员公会 1925年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陈独秀、王步文、李克农、钱杏村、刘芳钰等都曾先后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因此一部分店员在党的影响下，组织了“芜湖店员公会”，领导店员、学徒，开展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和抗日救亡的革命斗争，并且向店主提出改善店员、学徒待遇的要求。在芜湖历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抵制日货的运动中，长街店员在店员公会号召下，不顾店主阻挠，拒售日货，推销国货，并且与芜湖各界抗日团体、学生联合会、秘密联系，提供暗藏日货的商家和日货来路的情况，对于推动长街商家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店员公会以科学图书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几家店员为核心，向一般店员做宣传、组织的工作。有的店家暗中以停生意相威胁，阻挠其店员参加公会。图书社的店员程敷信（中共党员），商务印书馆的店员章剑虹，中华书局的店员李盛钰（中国农工党党员）以及刘芳棣等，都是这个店员公会的会员和领导人。 国民党清党，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人之际，芜湖店员公会失去党的领导。1928年即陷于停顿状态。但在芜湖商界却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九一八”长街奋起抵制日货 1931年“九一八”事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浪潮，席卷全国，长街商界亦积极投入到这个洪流中来。这年十月，芜湖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万人游行示威大会，长街罢市一天，商人亦参加游行队伍。还收缴一大批日货，在河南日本领事馆门前焚毁，芜湖商会亦出面，要求长街商家写出“不卖日货”的保证书，如发现再购进日货者，课以重捐，视日货多寡罚款二十到四十元银元不等。从此日货在长街一度绝迹。但其中也有就原存日货改头换面，冒充国货偷偷远销外地的情况。 此外，芜湖学生会上街宣传抗日、演戏，为东北义勇军募捐。长街商家也踊跃捐款或捐献衣物、药品。特别是芜湖国货公司还发起为期一周的游艺会，由各中学学生会自编话剧，轮流上演，门票收入，全部捐献。如二农演的是田汉写的《湖上的悲剧》。据曾参加义演老人张子郭回忆说：“国货公司经理洪文斌和二农教师佘贻谦在开幕式上都发表了讲话。他们说：‘你们今天出钱不是为看戏，而是为买命的。日本鬼子天天在杀我东北老百姓，东北义勇军天天在冰天雪地和鬼子拚命，我们要做他们的后盾，多捐一块钱，就多救一条命”，一席话说得在场听众无不热血沸腾。这次游艺会场场客满，效果很好。 长街商人这次爱国行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但并不是一蹴而就。五四运动时期，全国为反对北洋政府签订廿一条卖国条约，掀起了抗日爱国运动。芜湖学生会曾在长街挨家劝令抵制日货，要求在不卖日货的保证书上签字，那时长街商家态度是消极的，说什么：“只要商会有通知，我们就签字。”学生我到商会会长汤善福交涉，汤亦多方推诿，引起学生无比愤怒，当即捣毁商会，痛打汤善福一顿。此后全民抗日情绪高涨，加上芜湖店员公会号召店员拒售日货、检举日货加以推动，到“九一八”时，长街商人认清形势与工农兵学各界走到一起，同仇敌忾，投入抵制日货抗日救国潮流中来。 六、十里长街遗闻轶事 （一）慈禧幼年在芜湖 据传说：慈禧曾随其父惠徵来芜湖，度过了童年。时在道光末季，惠徵任芜湖关道台。有一位锡匠王某，为酒厂制锡蒸锅最精，憨厚、好酒，人呼王烧酒，轶其名。道台衙门在泗关街，距中长街宁渊观旁的青莲阁茶戏楼不远（在今中山桥北头），过河就到。慈禧还是孩童，常跑到青莲阁玩耍，王烧酒常在此喝酒吃菜，与慈禧熟识了，便带她到里面看戏，有时还把慈禧架在肩上看。到咸丰三年，慈禧已经是小姑娘了，适太平军沿江东下，直扑芜湖，惠徵一家仓促逃难，慈禧幼弱，跌扑不能行，忽遇王烧酒，大声呼救，王即负慈禧迅跑，遂免于难。 后来慈禧垂帘听政，王烧酒还是锡匠，并未做官。有的说王烧酒早死了没运气，有的说他不愿借此邀赏，还是喝烧酒自在。上述史迹，芜湖县志亦有简略记载。 （二）重视子女教育 十里长街的商家殷实富裕了，便要让子女读书上进。自芜湖开办学校以来，除省立的中等学校之外，教会办的中学，也有好几家。进这些中学读书的绝大多数是长街商家的子女。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好，很多愿意出较高的学费，进教会学校，如萃文，内思、圣雅阁、务实女中等校。 此外，长街还有很多商家，重金聘请有学识的士子做家塾老师，专教其子女。在广办学校之前，家塾很多。即使开办学校之后，家塾也不少。先在家塾打下国文基础，再进中学，事实证明，语文有了根底，其他各科的成绩也会好的。 长街商界还集资创办“私立乙种商业学校”是旧制七年的小学，珠算、记帐为主要课程，培养一些贫寒人家子弟，以便进商店当店员。长街湖南帮商家还集资在湖南会馆创办一所“私立襄垣小学”。芜湖在东晋时曾名为襄垣县，故用为学校名称，亦有谐湘字之意。 （三）长街与寺庵 长街商人家庭富裕了，商家老人，尤其老年妇女，为求福寿延绵，保佑子孙长命富贵，便求神拜佛，信奉佛教。芜湖自东晋以来，就相继建立几座大庙宇，如吉祥寺，能仁寺，广济寺等，僧尼众多，香火鼎盛，庙产富足。为迎接香客和运进寺庙地租米粮，特建一座码头于长河北岸的下长街江口，叫做寺码头。可见当时芜湖佛寺名声之大了。然而这些寺庙僧多，香客多，不适宜于老年妇女的佛事活动。于是长街有的商家集资捐助，建筑了许多庵堂。屋宇小，占地不多，只有一、两个尼姑，也有独资捐建作为家庵，作为停柩之所。尼庵停柩，是长街商家所急需。因为他们多是外籍人，亡故之后，其子孙不愿为之就地埋葬，要等待找风水好地，或运柩回乡，安葬祖茔。故需庵堂作临时寄柩之处。迄于清末芜湖寺庙庵堂共计95所，其中庵堂即占60所。可以说，芜湖尼庵多，是十里长街派生的。这也是芜湖佛教界的一个特色。 （四）最早的一家电影院 民国二十二年前后（1933年）中长街有一家电影院，是教会的青年会办的。场内地板，一走就摇动，有三行一二十排长木靠椅座位，设备简陋，可容观众二百许。星期天上午为学生加放一场电影，收费五分。当时放的还是无声黑白影片，有胡蝶主演的“啼笑姻缘”，王人美、金焰主演的“渔光曲”等等。这算是芜湖最早的一家电影院了。没有正式名称，俗称“青年会电影院”。 （五）芜湖防痨协会 民国年间，芜湖社会卫生事业很可怜。46年，听说美国慈善团体要赠送芜湖防痨协会一架Ⅹ光机，以便为老百姓免费透视肺部，防治肺痨病。“痨病”，实际就是肺结核。过去患者特多，有“十有九痨”之说。当时芜湖还没有防痨协会。消息一传到，才赶紧组织起来。经地方士绅商议，公推县银行行长奚国光（结核病老病号）为会长，崔亮功等为理事，高钱君为名誉会长。Ⅹ光机送到了，只得临时请长街一家西药房（可能是五洲大药房），腾出楼上一个房间，安放机子。协会成立之下午，为每一与会者透视了一次，结果如何，自己不知道。操光机的任务，就由药房药剂师担任。这X光机究竟为多少老百姓透视过，不清楚。那时老百姓生怕透视，说是一透视就把魂“偷摄”去了。不重视卫生宣传教育，好事也难收良效。 （六）文化书店 长街有一家旧书店，名“文富山房”，出售石印、木版印的古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等等，供远近各县村镇私塾蒙童读本。也售线装珍本古书。这个旧书店，在历史上起过促进文化的作用。后来长街有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的分支店，销售中小学课本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还有一家科学图书社。这是一家传播新文化的书店，出售革命进步书刊。早期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曾在这家书店楼上斗室里（原址中长街20号），编写、出版《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理论，启发民智。这几家新书店又是店员工会发韧的基地。它们为古老的十里长街添上了一笔新时代的光辉。 （七）造太平军大炮 芜湖铁器产品久负盛名。上自古代干将莫邪铸剑，下至清季汤天池铁画和芜湖“三刀”，都是出类拔萃的产品。长街的三圣坊、花津桥一带，原是铁匠作坊的集中地。据传说：咸丰年间，这里的铁匠师傅曾为太平军制造武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侍王李世贤镇守芜湖，以兵器、粮食源源供应天京，曾集中所有铁匠锻制各种兵器，还造过重型武器——大炮。现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文物馆所陈列的六尊大炮，上有“安徽省制造”字样，炮长不及一米，炮口直径约十多公分，装铁砂子引燃火药爆发，威力很强。据九莲塘的一位老铁匠师傅说：它就是芜湖制造的。因为太平军占领安徽省的几个大城市，只有芜湖出铁，又有技术力量，可以铸大炮。别的地方如安庆、宁国、宣城等处，都没有这种条件。 （八）官商勾结 十里长街财力雄厚，便产生左右政治的地方封建势力，官府也惧怕三分。 国民党政府的苛捐什税如毛。在长街明代户部就设芜湖关征竹木银，光绪年代增设了海关，征进出口货物税，民国年代，又设芜湖税务局，征收营业税，屠宰税，印花税，筵席捐等等。还有直接税务局，征收所得税。由于税制税法不健全，地方恶势力大，税务局难以应付逃税、拒征、抗税，便利用地方势力，采用包税的方法。对大厂商采取派驻税务官坐征，一般税收采取分地段、分行业包给私人承办，包交定额税款，欠收包赔，盈余归己。承包人又把税额层层加码，再分包给别人。因此，税额可以讨价还价，造成了官商勾结，相互利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到芜湖办税务的官员，首先要取得长街商界有势力人物的支持，否则这个官就做不下去。商家也要拉拢税务官员，取得方便，否则就得按章纳税，加重负担。各承包的税吏，也照样勾结拉拢分肥。 包税的人不是官派的，大都由当地有势力的地头蛇充任。有的是商界推举，有的是税务局借重。税额一经治定，包税的便派人定期挨户收税，实际也是按户包缴。一任届满，上自税务局长，下至承包人都发了财，而政府税收所得，则占少数。因为是包税，税收伸缩性很大，有势力的大户商家可以少纳税，没有势力的小商户，要纳重税。 例如抗日胜利后有一位张竟候，秘密身份是军统特务芜湖站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警光通讯社社长，社址在新芜路一座三层楼房里。他是一个凭借势力承包税务的人。他可以叫特务，警察帮他收税，坐收厚利，生活甚为阔绰。 如果税务官不与长街商界勾结、不受拉拢，便要遭受打击，甚至干不下去。 民国初年潘赞化到芜湖任海关监督，他是同盟会会员，为人正派。下车伊始，他没有去拜会商界，商会马会长与商界策画，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并且招妓陪酒，企图拉拢。潘赞化不惯此套，未终席离去。马会长更进一步把雏妓张某乘夜送至潘公馆，又遭拒绝。马会长见拉拢不成，便利用新闻界，在报上刊出潘赞化为官不正，终日狎妓游乐的新闻，进行诬蔑打击，迫使就范。不料潘赞化洞烛其奸，即日公开登报与张某结婚，马会长竟无可施其计。 芜湖十里长街，如此这般的官商勾结，书不胜书，强龙难伏地头蛇，确是一个明争暗斗很激烈的市场。 七、长街昔日习俗风情 江南商家信奉陶朱公为商业始祖，并且供奉财神爷像，长街商家也不例外。陶朱公是越国大夫范蠡，弃官泛舟五湖，载西施，经商致富。所以长街商家门楹上常写有“陶朱事业，端木遗风”大字对联，把陶朱公与孔子的会做生意的学生七十二贤人之一端木子贡并列。芜湖古属吴、越，当然就格外信奉这位乡贤，以光门楣了。 长街还有一些特殊的习俗。似有迷信成份，在那时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被信为关系家财命运的大事，渗透在商务和生活之中，形成十里长街特有的社会风情，略述于下： 祭江河神灵：长街商家运货船只经过蟂矶庙江面，押船货主要焚香烧纸祭拜灵泽夫人，否则据说就要翻船。因为这处江面有股激流旋涡，若不幸则会翻船，本来是自然的现象，却误传为灵泽夫人发怒之故，必得焚香叩拜，祈求保佑平安无事。其实原来焚香叩拜的对象，是刘备夫人孙尚香，因她误闻刘备战死，乃投江以殉，遗体漂流到蟂矶，后人敬其节义，故立庙祀之。事迹见《三国演义》，蟂矶庙门前有副对联云：“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世称佳作。作者为谁？有的说是清初诗人吴梅村，有的说是清廷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还有的说是清代书法家郑谷口。今据县志记载，同治间，彭玉麟督长江水师，重修枭姬（蟂矶）庙仍书此楹联刻于石柱。 祀奉孙夫人，本来是一段风流佳话，祀与不祀，可以自便。到了北宋徽宗时枭姬庙住了道士，为繁盛香火，便传出灵泽夫人是一只老蟂，过往船只，必须焚香献祭，枭姬讹成“蟂矶”，从此成为一种迷信。 运货船只经过江口宝塔根转入长河时，押船货主要拿一点点船上食品，撒在水面，没有食品则以米粮代之，说是投祭黄鳝精。据传这座中江塔之下，镇住一条老黄鳝精，如不给点吃的，黄鳝精尾巴扫动，就把船搅翻了；它一翻身滚动，芜湖就要陆沉，厉害得很，不给不行。但是还有一说：很早以前有位姓黄的老船工住在江口河边，他每晚在草屋窗口点一盏油灯，为江河船只导航，船民称为黄善人。后来黄善人死了，船民劝募集资，在黄善人原住地建了一座宝塔纪念他。重要的是，每晚在塔顶挂一盏风灯，仍作导航之用。因此过往船只，随意抓点物品扔在塔下，以供守塔、灯油之费。年长日久，把黄善人讹称黄鳝精，以讹传讹，弄成迷信。追溯原由，这两则传说，乃是迷信外衣之下，掩有美好的故事，流传长远，未可厚非。 又是龙灯又是会：在旧社会，每逢三大节目——春节、端阳、中秋，芜湖十里长街热闹非凡，又是龙灯又是会，倾街盈巷，仕女如云，喜气洋洋，尽情观赏。这也是长街生意最兴隆的时刻。办灯会主要还是长街商家出钱赞助，商界年轻从业人员参加表演。有必要记述一下，以见十里长街商界也有丰富多彩的一个生活画面。 玩狮子灯：在清初，长街每年春节，举行迎春会。迎春队伍必在吉祥寺桥头前暂停，县官骑马来到酹酒，然后启行。穿过长街，到达县府，庆贺年丰。黄钺有诗云：“酹酒三杯令拥驺，长街七里看春牛，娇儿鹁角红如火，闹攘攘花簪满头。”彩纸剪成的人物、鸟兽、花卉，男女插在头上，叫“闹攘攘花”，牵着披红挂彩的春牛，舞着狮子，锣鼓喧闹，人头挤动，鞭炮连天，其盛况不难想见。各路狮子灯向长街穿过时，在宽敞处舞起来，各家燃鞭炮欢迎，一时锣鼓震天，硝烟缭乱，围观如堵，好不热闹。每舞一处，最后是狮子登上三张方桌叠起的高台，昂首觅取暗悬在房檐阁侧的红包，内有喜钱，多寡不等。摘取红包后，狮子始振毛跃腿欣然离去。有时还有龙灯，轮番递进。民国二十年的灯节，张恒春药店出动一条银龙，龙身全用银耳装饰，轰动江城，传为美谈。某年芜湖米商从广州请来十条狮子、龙灯，在长街会舞，盛况空前。 端阳龙舟竞渡：在这个传统节日里，青弋江是龙舟竞渡的好地方。旧俗，河南青龙，河北红龙，两家抵死竞遂，互不相让。两岸随堤坡高下，黑压压挤满了人群，一眼望不到头。长街也按地段行业，挑选年轻力壮的店员、工人组成龙舟，参加竞赛，胜者有奖，引以为荣。在乾隆时，芜湖有小南京之称，每逢端午节，秦淮河“凉蓬子”小画舫，溯江而上，至芜青弋江，达百十只，长街富商争雇，携眷荡舟，以观竞渡。 中秋的盂兰会：也叫财神会，也有在七月半举行的。这可能是芜湖特有的传统节目。无论是在中秋或七月半举行，都是农村秋季收获后的农闲季节，农民手中有钱了，是长街大做生意的好机会，所以规模很大。出会的那天，以其方式奇异，吸引了无数的四郊男男女女，外地游客，也纷至沓来。抗日之前，这种会差不多每年一次，抗日胜利后的1946年还举行过一次。那算是最后的一次了，如今只有一些白发的老人依稀记得往日盛况。 这是一种化装游行，专门有一套班子，有化装师傅。参加游行者多是澡堂、柴行、船上的青年工人，因为他们只做半天生意，能抽出工夫。队伍由城隍庙出发，首先是装扮凶神恶煞的五路猖神，举着钢叉开路，接着是十路财神，勾脸、袍服，和戏台上的一样，有捧着元宝的，背着钱袋的，举着算盘、毛笔、帐簿的。还有吹长号，打大锣和吹锁呐的，一路燃放鞭炮，浩荡行进。后面便是由四人拾的城隍爷、关帝爷、牛王爷、药王爷、张天师等神像队伍，跟着乐队吹螺打鼓，还有和尚，道士敲木鱼，念经。和尚、道士是请来的，穿法衣，真人，不用化装。再后面是十殿阎罗王、判官、牛头马面。再后就是重点的十恶队，化装成各种各样的屈死鬼。其中有的是刀杀鬼，头部砍进一把快刀，血流满面；有的是瓷碗砸死鬼，面部嵌入一只破碗，血迹模糊；有的是吊死鬼，披发翻眼拖出舌头；有的是淹死鬼，还有断腿、缺臂、无头的鬼。头顶烧香炉的，怀抱赤铁的，大铁针穿腮而过的，带铁镣、铁条穿手心的，凡是死于非命的鬼形都有。装得活灵活现，看了令人毛骨悚然。再后面便是“活捉王魁”、“铡陈世美”、“杀子报”等戏曲化装队伍。踩高跷，跑旱船，舞龙灯、狮子灯、什耍等队伍殿后。主事的绅商人士长袍马褂随后压队。逢店主熟人，便拱手作揖，十分庄重。 据老人谈，面部凶恶之装扮，是把桂元肉、黄鱔血和在一起制作的，蒙在头上、脸上、活像真人肤色一样。 这样盛大的游行队伍，走大街穿小巷，鞭炮盈耳，锣鼓喧天，街道两旁观众挤得水泄不通。游长街是重点，商家还要红包赐赏，放爆竹送走，以示送瘟神之意。数里长的街道游遍了，仍到城隍庙收兵。长街上剩下的是余兴未尽的人们、蓝色的烟雾和满地飞飘的花炮纸屑。 这种会，动用财力，是可观的，也只有殷实富裕的十里长街，才能办得起，虽然这种化装出会的迷信色彩浓厚，但就那个历史阶段而言，可能也有寓神道设教、戒恶劝善之意。应当说明，这里写的绝非宣扬迷信，而是如实地反映昔日长街的历史风情。 八、长街的名胜古迹——宁渊观 在长街，有文献可查的名胜古迹，最著名的要算座落在中长街西头的宁渊观了。这座道士所居的香火盛地，来历不凡，殿宇宏伟，为历代诗人文士游览、瞻仰、吟咏之所，名噪江南，流传后世。其当年风貌，现已无从看到，但我们还可以从明代诗人周讷《宁渊下观》那首七律中，领略一二。 诗云： 琳馆珠庭老子家，清虚仙境寂无哗； 松巢碧落九皋鹤，桃种玄都千树花； 宝鼎丹砂除宿火，石田瑶草带烟霞； 寻师正问长生诀，相对多时数煮茶。 原来，自北宋以迄明清，在十里长街西头，还有这样一处琳馆珠庭、遍植青松、桃树、瑶草的仙境！其实，宋代宁渊观还在长河边一片空地上，长街还没有延伸到这里。逛罢长街，再游仙观，风光绮丽，极目逞怀，此乐何极！ 宁渊“下观”指的就是中长街的宁渊观。既有“下观”，那么“上观”又在哪里呢？再看南宋诗人张孝祥的五律。 《宁渊观》 “极目洪波渺， 轰轰浪接天。 江心分殿宇， 敕赐号宁渊。 日照山如画， 云浓水似烟。 休寻蓬岛地， 只此水中仙。” 由此诗看来，当时的宁渊观殿宇，却在江中心了。这是什么道理呢？据县志有关咏宁渊观、蟂矶庙的诗注：唐宋时，蟂矶还在江中，早有蟂矶祠于矶上，并传其灵异，好事者争以镜奁床帏奉之。宋徽宗信奉道教，政和年间（公元一一一一——一一一七年）敕赐蟂矶祠名宁渊观。当此时，郡县恶蟂矶之名，又以大江阻隔，乃筑宁渊观于近邑、距城三里许的长河北岸，“门对中江万里潮”。当时从宁渊观至江边还远，要过一道“观头桥”，才可踏上江边的泊船。 宁渊观在民国年间曾为长街商团的团部。现在已改建为宁渊小学。其所在的街巷，还命名为宁渊观。 后记 芜湖十里长街虽然是历史悠久，远近闻名，但其史事，史册几无记载，芜湖县志也没有系统的采录。往事烟散，难以追寻。这篇史话，仅就长街商界老人所谈见闻，并搜集一些民间传说，查阅一些诗词、古籍，旁征侧引、勾稽核校，拉杂成篇，内容不免繁芜，史迹足可征信。长街还有一些商家子弟成为高僧、诗人、政界以及慈善事业的闻名人物，拟待以后专文记述，在此略去。虽然篇幅较长，仍属挂一漏万，不足以反映十里长街历史全貌，仅供管窥一斑而已。 这篇史料是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下，由市工商联组成专题小组征集史料，召开长街商界老人座谈会共六、七次，程荣钧老同志走访核证达十多家，有七、八位老人提供了书面材料，费时将近一年，始编写完成。其间三易其稿，对所提供的材料，不免有取舍删简之处。对此，除向热心赞助表示感谢之外，还对有所割爱的表示歉意。究以笔者能力有限，错误在所难免，尚乞指正！
绵绵无尽青楼恨——记旧社会芜湖的娼楼妓院（《芜湖文史资料2》第023篇）
作者：朱鼎元 编者按：旧社会妓院流毒遗害之广，坑害女性之惨之深，令人深恶痛绝。她们一遭坑害，便被社会所贱视，永世不得翻身。妓院毒害社会，是非常严重的，它使社会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堕落。究其实质，它完全是剥削制度的产物。这篇史料还叙述了解放前后，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一举铲除了妓院，改造妓院的史实。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只有推翻剥削制度，才能根除娼妓这个社会肿瘤。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绝对办不到的。 这篇史料还提供了芜湖东洋娼妓的悲惨生活的事实，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犯下侵华暴行，同时也是残害其本国人民的罪证。 一、合法经营的人肉市场 在旧社会，有“无娼不成市”之说，芜湖也有这种“人肉市场”一妓院，而且很多。集中所在的地段叫“迎春坊”，即今之集益里，按门牌分迎春坊1—9号；二排：10—19号；头牌：20—37号；新头牌：38—44号；新新头牌：45—50号。这里都是妓院，起码有50家。此指当年门牌，与今不同。 除集益里之外，还有三街（同庆楼隔壁巷道内）、曾家塘（今吉和街后面）、河沿（今沿河路中山桥附近）、八字门（今中山路和二街转弯的厕所旁）以及美仁里、绍康里（今三街横巷内）大花园一带，也是妓院所在的网点。芜湖妓院有多少？一时无法算得清楚。不过这许许多多妓院，都是官府登记，合法开张的，并按月缴纳花捐，组织“乐业公会”，从事公开的社会活动。 进出妓院的，大多是布商、银楼、纱号、钱庄、米号和大百货店的老板阔少。经营木排的商人，从湘赣和皖南将木排经芜湖放至京、沪、杭、甬出售，获利惊人。大百货店老板，多为徽帮，财富累万。米号、纱号、银号等老板也都是大商家，有的兼大地主。他们都是妓院的常客。“李府”的大小管家，如“漱兰堂”的蔡冰梅、杜华亭，“固本堂”的高节之等都是富商财主，也是妓院的狎客。妓院也是富商、巨贾洽谈生意，政客、官僚、绅士、讼棍请托说项，相互利用，彼此勾结的场所；又是地霸、帮头、特务、歹徒狗苟蝇营的罪薮；还有些腐俗的文人、遗老遗少涉足这所烟花地，以陶醉其颓废的灵魂，做他十年“一觉扬州梦”。传闻，清末一名士，为迎春坊鸨子刘大龙（男）院里的名妓题“因受堂”匾以赠，妓喜甚，悬诸堂前。后一杭州名士见之，笑谓妓日：“此匾题词骂尔，何以高挂自谑？”问故，士解之曰：“因受”二字是恩、爱二字少个心，他骂你们恩爱无心。鸨子王四有妓名“爱卿”，一文士作一联：“爱比可人人可爱，卿须怜我我怜卿”以贻。又有芜地高铁君，抗战胜利后，某次与崔亮功等地方头面人物，应邀于迎春坊宴饮，主人召妓侑酒。名妓金小毛，甚佼好，高于酒酣耳热后为之集句，成一联曰：“山高月小，凤角麟毛”，意存谑浪。 抗战前和抗战期间，芜湖出名的妓院鸨子有：冯广林（时人称之为冯道台，因他家有一妓女曾接过当时芜湖道台），王凤来、詹淑华（俗名三疯子）、沈月卿、周廷栋、赵云亭、殷廷海、崔永祥等，殷、崔二人先后担任乐业公会会长。经营妓院的头子男的称老板，俗呼龟头。女的叫老鸨，暗语“七十鸟”。 据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十月二十九日，“芜湖市特种户籍调查表”，关于芜湖当时娼妓和鸨子的粗略统计如下表；名称等级人数娼妓头等183娼妓二等18娼妓三等45娼妓童女24总计 270鸨子 48 该调查表是芜湖解放初，根据初步调查和各妓院鸨子登记时的数字，不包括“台基”和暗娼。实际上，芜湖娼妓和鸨子的人数大大超过此数字。 二、妓院的等级与妓女的类别 迎春坊的妓院老板和鸨子都是扬州人，故称扬帮。三街、曾家塘、河沿等处为五方杂聚，有土娼，也有外地娼妓，不称帮。此外，还有暗娼、“台基”等。 迎春坊新头牌、新新头牌的妓女，均为头等妓女。当年走红的有金小毛、李桂芝等。二牌、三牌间于头等、二等。三街为二等。曾家塘为三等。因迎春坊各妓院为官、绅、商冶游、攀拉关系之处，以请客吃酒打牌，酬酢为主，留客住宿为辅。三街各妓院以狎游为主。而曾家塘、沿河路等处则做拉客生意。 暗娼多是各地穷困家庭的小姑娘迫于生活，不得已而为之。还有，夫妻恶感或贪图金钱享乐而卖身者。每到黄昏，她们迫于生计，不得不在公园和娱乐场所强笑媚客。其身价不一，以所际遇的对象论价。这有“碰玻璃杯”和“向导社”等形式的暗娼。“台基”外表如同普遍住宅。其女主人常到一些阔老家串门，专与各家女眷交往。以卖鲜花、脂粉、绒线之类为进阶，与姘夫相会；或为男女流氓牵线搭桥，从中取利。 娼妓中头等、二等和三等的，各成立乐业公会，属警察局管理。警察局为了向妓院抽税，特设花捐局。原花捐局设于醒生公寓，即今三街开太旅馆。局长有郑志成及朱某等，各“乐业公会”里设一收捐人员。头等妓女月交花捐六元，二等四元，三等二元。沿河路，三街一带妓女月交捐一元。自营妓业的也须每月交花捐税。头、二等妓院设有登记簿，每晚留客均须登记，以供警察局收捐查核。 妓女的身份分清倌人和红倌人（倌人是古代驾车的小臣。昔时苏州、上海等地均称妓女为倌人）清倌人卖嘴不卖身。一般是十三岁左右的童妓。有的五、六岁，也有七、八岁被买来时。即请琴师（俗称乌师，姓黄的称九恩堂琴师，姓张的称百忍堂琴师）教唱。（这只是迎春坊才有）每天清晨五、六点钟，每个妓院门口都有清信人面壁练琴和练嗓子（俗称练手口）。练毕后回去侍奉鸭子和“姐姐们”（即手口出师的清倌人）。十一岁开外出师，陪客应酬，或公开卖唱卖艺。在三街的同春茶社（今同庆楼，后迁至大花园——今市房产公司边侧）。其形式象戏院，每晚七时至十一时营业。前来的顾客每人泡一杯茶，茶资作票价。观看清倌人演戏或弹唱。每星期日下午为义演招待驻军官兵，不收费。 清倌人分文唱和武唱。其中弹琵琶，三弦和拉胡琴等叫文唱；敲打锣鼓，吹奏唢呐等叫武唱。大商巨贾，官僚地主和乡绅名流等，“家有红白喜事，他们的许多官朋亲友，往往送堂会礼，召清倌人演唱以示阔气。清倌人年龄小但容貌秀丽者亦可到大场面或为大堂会、卖唱演戏。在摆台子方面，清倌人胜过红倌人。所谓摆台子，就是请客打牌和宴饮、唱戏助兴。这是客人争强斗胜，摆阔气的时候。如甲客摆三桌台子，乙客为显示自己的财力，就摆上五桌台子。台子越多越显得自己富有，交游广泛，吃得开。清倌人有七岁红、九岁红和十三岁红等名称，卖座较高，有点戏、点曲十支八支之多，每支二元。但只唱一、二支。清倌人到了十四岁后，就要接客。接过第二次客的叫红倌人。清倌人开始接客，客人往往要摆上几十场“台子”，每场三至五桌。大老阔少竞相斗富，谁出钱多，摆台桌多，就让清倌人接待谁三天。所以，鸨子老板就趁此机会拼命榨取金钱。三天过后，那位倌人就另外接客了。当时，客方为此多的要花四五百块银元。 红倌人是十四、五岁以上的妓女，卖唱兼接客，以接客为主。经常是先陪客打麻将、吃夜宵点后再度夜。鸨子抽赌头，每桌几元或十几元不等，另外，还可向客人索陪客费。鸭子大多兼地主。她们将妓院收入汇往老家大量买田置地，收地租，如“迎春坊”有名的鸨子“三姨娘”就将妓院收入的巨款寄往扬州买田和放高利贷。土改时，清查出她的大量的高利贷收据和田契租约。还有的鸨子兼做茶食店买卖或与人合股开店经商。鸨子可谓双头吸血虫。 娼妓的类别有捆帐（捆妓）、押帐（押妓）、分帐和自帐等等。 1、捆帐，大多是被卖给鸨子作“养女”的童女。养大接客的叫捆妓。捆妓无人身自由，终生束缚于妓院之中，命运掌握于鸨子之手，不准认亲生爹娘。俟年长色衰，才允许赎身。可以由妓女自赎，可以由客出钱赎身。也可以由亲生父母代为赎身，但必须付足赎身费方能离开妓院。 2、押帐（即押妓）。父母或丈夫生活无着，被迫向妓院借贷，将妻子或女儿押与妓院营业。约定营业年限，出立押身字据，叫押帐。其年限有大年、中年和小年之别。大年十六个月，中年十四个月，小年十二个月。在押主家（妓院）遇有疾病，愈后，仍计日补工。如怀孕生产则须于产后补工三个月。期满后由其父母或丈夫领回。 3、分帐，妓女本人与妓院合伙营业，订立合同字据。房间食宿由妓院负担，衣裳首饰由妓女自理。营业收入双方按成分配，一般是对分或四六、三七分。 4、自帐，是妓女本人租赁房屋，雇用一个姨娘，自营妓业。收入除交花捐外均归自得。 芜湖沦陷后，汉奸纪少庭（外号纪麻子），将芜湖流落下来的娼妓和落难的良家妇女，诱迫集中在凰宜楼旅社（今之下二街地区银行宿舍）开妓院，称为“慰安所”，以供日军蹂躏。每日每个妓女要接八至十个日寇官兵，还规定每星期一，都要到指定的医院检查一次。无病者发给合格证。有病的则停止营业并勒令自费治疗。治愈后再行操业。当年，汪伪县政府成立后，又增加了几所慰安所。所内也有日本娼妓。 三、芜湖东洋妓院的悲剧 芜湖沦陷后，日寇在芜湖设有随军妓院数处，即所谓东洋娼妓院。计有今之寺码头门牌30号和下二街76号、78号叫第一福明楼。今之寺码头市水上派出所隔壁叫第二福明楼。还有华盛街大安栈和藕香居（今之中山路派出所现址）等处，也设了慰安所。其中第一福明楼东洋娼妓院是高级的，第二福明楼次之，其它的又次之。里面几乎都是日本、朝鲜、以及台湾女子。每院一般有妓女二、三十人至五、六十人不等。年龄都在二、三十岁之间。东洋娟妓院里一般都是男鸨子当掌柜。另外，还有日本盲妓院（双目失明的东洋娼），叫“不知火馆”（意思是看不见火光的妓女馆舍），馆址在今之公安街交通旅社内。日本盲妓善弹唱，名曰东洋歌妓。大花园内的“湖洋阁”是较出名的东洋歌妓院。 东洋娼妓都是被迫，被骗来华的。日本有这样规定：丈夫服军役，妻子和亲属中的年轻妇女都要随军服役为军妓。美其名曰为现役军人“慰安”（所以，有的东洋娼妓院称慰安所）。三年轮换一次，随军行止，就近住留，拨充妓院。抗战胜利后不久，芜湖东洋娼妓随军遣送回国。 现在，寺码头门牌30号和下二街76号、78号这几家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里的妓女浴池仍在。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其本国妇女造成的灾难和耻辱的历史见证。 日本娼妓处境很悲惨。慰安所的鸨子强迫她们每人每天接客达四五十人，有的多达到六十多人，至少每人也要接十四、五个。来院的大都是日本官兵。 日本妓院每天早上7点30分开业，直到深夜12点。逢星期日晚上通宵达旦。东洋妓女接待日本官兵稍有差池，鸨子就要用皮靴踢，或打耳光或不给饭食，妓女痛苦哭泣之声，邻居时有所闻。 每天日本官兵几十人、百把人进入妓院，按官衔等级排队，付钱买牌子，牌子分八角，一元，一元二角，二元不等。买到牌子才准进入内院，按号入室。东洋妓女接过一客要亲至帐房向管帐报号，由帐房管理人在各妓名下计数。管帐的将每妓每日接客数报给鸭子。这些东洋娼妓被折磨得精疲力尽。每到休息这天，往往跪请烧饭、挑水或打杂的工人，代她们反锁房门，蒙头死睡，享受一天难得的轻松。 日本病妓受苦更深。苦楚不能外露，否则就要遭到毒打。 据当年紧邻于东洋妓院第一福明楼的孙寿轩棺材店女主人，七十多岁的鲍德容老人谈，1944年秋天，曾发生过日本军官和他的未婚妻在这所妓院里不幸相逢的悲剧。这位东洋妓女名米道妮，二十一岁，身材苗条，容貌俊俏，性情温和，寒天无客时在户外晒太阳，和棺材店女主人很熟悉，与邻近居民相处颇好。一天夜里，她与未婚夫不幸巧遇了，先是相对愕然，继则抱头痛哭，悲愤欲绝，彻夜哭泣，互诉衷肠。次日，米道妮投青弋江，被救，翌日又投江而死。男方在日军开拔前夕，于弋矶山矶头跳江而死。妓院鸨头，将米道妮的遗物堆在院门外浇以汽油焚烧。这个悲剧，对日本军国主义灭绝人性的暴行，是有力的控诉！也是日本军阀对其本国人民犯下罪恶的记录。 四、妓女的悲惨生活 不论是迎春坊的名妓，还是三街、曾家塘和沿河路一带的土娼，大多是贫寒家庭出身的善良女子，被拐骗而堕入娼门的。她们之中有的是鸨子的养女、童女；有的是妓院买自灾民或人贩子拐来的女子；有的买自鸦片鬼和赌徒之手，他们因积债难偿而卖自己的亲骨肉；还有的是从媒婆行诱骗的年幼无知原想为佣人保姆的小姑娘。这些堕入娼门的姑娘与鸨子，表面是“母女关系”，实际上是主奴关系。妓女的命运由鸨子和老板任意摆布。她们在妓院中所受的是非人的待遇。 倘若她们想摆脱这种处境而越墙逃走，被抓到，就要受到残酷摧残、追害。当时，怡春院有一清倌人，长到十六岁时，鸨子为了讨好一个恶棍，就让清倌人接待他。她得知后极为害怕，深夜逃跑，到了码头被追回。鸨子为了惩罚她，并达到杀鸡吓猴的目的，当即叫来好几个干兄弟（有的是商会会长、有的是米行大老板，也有的是帮会头头），对这个姑娘轮番奸污，折磨得她只剩下一口气。然后，又将她卖给了一个小流氓。不久，被迫害而死。一个清倌人长到十四、五岁，鸨子往往叫她的干兄弟先来糟塌她。这样一来，鸨子不但获得巨额金钱，还得到这些权势者的撑腰。红倌人到了二十二、三岁以后，接客不多或叫价不高时，鸨子就将她卖出，有的三、四千元，有的五、六千元。谁开价高就卖给谁。 鸨子或老板用打骂和欺骗等手段迫使妓女接客。到了中年“下桥从良”，本人所赚的金钱、首饰和衣物，悉数被鸨子所占有。前来赎身的丈夫或父母必须付清妓女赎身费，然后还得另制新衣换装，才能将她领出。客人为妓女赎身者，多是买来作妾。也有阔少爷买来妓女，玩弄后又转让他人，捞取厚利。作为妾妇的妓女又要遭到世人的冷眼和大妇的虐待，日子难熬而自尽者屡有所闻。 妓女如囚犯，平时不得外出，有事必须出门的，则由鸨子的亲生女儿或媳妇跟随，限定时间回来。否则就要挨打受责。清倌人在学艺时，如学不会或不听话，也要受到鸨子的毒打。有时鸨子在吃鸦片烟，顺手用挑烟的签针猛戮其身。可怜年幼的清倌人，只准饮泣，不得嚎哭。红倌人接客时，只要是鸨子留下的客，不管有无淋病，妓女都得强作欢笑奉迎，如有违抗或侍奉不周，轻则用鸡毛掸打，重则饿饭、罚跪搓衣板。妓女不愿接客或不愿多接客的，也要挨打。若被打伤赶回家，还要如数退还卖身费，有的回到家门，又受到父兄的打骂。平时遇到兵痞、恶棍迫唱歌曲或陪坐，稍不及时，他们就要以带钉的木棍毒打妓女乃至捣毁妓院。出事后，妓院却迁怒于妓女，罚跪打骂。如两夜接不到客人，就罚，对客人不开笑脸，也罚，对客人太殷勤（怕被人拐走或私奔）又罚！总之，妓女们的生活是极为痛苦的。 歌妓登台演唱，如被恶棍看中，只要递上名片，指定到某处唱堂会，歌妓就要及时前往，如有推托或婉拒，会立即受到迫害。 迎春坊妓女以陪客打牌为主，卖身则为辅。即便是这样，每妓每月至少要接客一、二百人次。河沿一带的妓女和“台基”公开拉客的，每月接客超过二百人次。她们日夜疲劳，经常病魔缠身，淋病缠体，做了性病传播的媒介。鸨子很少给以治疗，多数是采取拖的办法，不肯花钱。一旦病重不能接客，或者年老色衰，妓院就将妓女卖给人贩子或转而贱卖给低等妓院，以其所得再买童妓或“养女”，一进一出，获利惊人。 当年曾家塘一带是娱乐场所，俗名把戏场，有说书的、买唱的，还有书摊、小吃店等，这里的妓院更加黑暗，被人称为母老虎的李鸨子，见其妓女患了性病不能接客，李鸨子竟用烧红的火钳烫其下体。这个母老虎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枪决！ 妓女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多寻死。亦有因性病难愈、生活无着而死者。内思工校（今机电学校）隔壁的巷子里，常有妓女倒毙、惨不忍睹！ 五、性病传染，遗害无穷 性病又叫花柳病，是梅毒、下疳和淋病的总称。妓女是性病传染的主要媒介。患了此病，往往下身腐烂，面部红肿，严重者烂掉鼻子、眼睛。腰部腐烂，洞穿腹壁。除了身体残废外还没脸见人，一般名士患了此病，更是斯文扫地，为人所不齿。 解放前的芜湖，花柳病诊所林立、门庭若市，可见性病流行之广。现举数例如下： 贺汝财，外号“锤子”，当过土匪，双臂刺着青龙，原籍南京，后到芜湖拉黄包车，极爱嫖妓，工资挥霍已空。不久，染上性病，凄惨死去。 陈化堂，家住曾家塘一带，常聚赌，用假银元骗人，甚至结伙抢劫，得钱后就宿娼，传染上了性病，不治死亡。 黄文秀，女，二十七岁堕入娼门，患了性病，虽曾治愈。但十年后复发，体无完肤，三年而死。 此病也在浴室传播，传染者颇多。 烟、赌、娼总是相连的，如都嗜好，则下场更惨。此例举不胜举。有个叫顾安的米行工人，吸鸦片又嫖妓，不久家无余财，连身上衣服也卖了，严冬来临，只好披破麻袋，夜宿马路房檐，活活冻死于天主堂巷内。 当时，芜湖的“卍”字会每隔两天就到天主堂巷内收尸，其中每两具尸体中就有一人是死于性病的。 六、铲除妓院改造妓女 一九四九年四月，百万雄师过大江，芜湖解放了。十月，芜湖人民政府通令取缔妓院，恢复妓女人身自由。一九五二年五月，芜湖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妓女进行改造，并责成市救济会分会协同市妇联、民政、公安，文教、卫生等局和市区有关单位，对妓女作全面调查，成立妓女学习委员会。在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下，妓女集中在鸡毛山节孝庵（东门尼姑庵），按地段编成小组，六月二十日正式开学。通过学习、忆苦、控诉，使她们认识到沦为娼妓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在学习中，她们以血泪控诉了鸨子、老板的罪行。这次学习班结业后，当时就有十六个回家与父母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十六人结婚，成家立业。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市人民政府开始封闭妓院，扣押鸨子、老板。召开群众大会，将罪大恶极的鸨子张黄氏、沈月卿、刘汉卿等四名罪犯逮捕法办，分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五年、七年等有期徒刑。鸨子许玉良等人交群众管制。与此同时，成立了“芜湖市妓女习艺所”，附设在市社会救济院内。将七十多名妓女（最小的十四、五岁，最大的六十四岁）集中学习手工技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她们整队赴习艺所沿途受到各街道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送。街道群众为她们搬送行李，腰鼓队前导，人群高举着“姐姐妹妹站起来！”的大红幅，高呼口号。沿街商店自动燃放鞭炮。晚上市救济院放映“烟花女翻身记”电影，招待她们。并妥善安排好她们的食宿和习艺场所。妓女们非常感动，她们说：“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能这样对待我们”。第二天上午，在社会救济院礼堂召开欢迎会。会上，万年副市长讲话，向妓女们讲清党的改造妓女的政策。指出：“你们是旧社会的受害者，过去做有伤风化、败坏道德的事，但不应由你们本身负责。到这里要下决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万年同志最后向她们宣布四条：第一，现在有家的，资助回家。第二，有对象的可以结婚。第三，愿意就业的介绍工作。第四，一定要把病治好，为新中国建设服务。另外，家有老人无人照顾的，可送到养老院。小孩无人抚育的，可送到育婴所或育幼小学。妓女听了无不热泪盈眶，感激万分。当天下午，各区妇联代表和纱厂、烟厂等女工代表，以及安徽大学的女学生代表都带着慰问信和慰问品，到妓女习艺所慰问并参加座谈会。妓女们说：“旧社会不把我们当人待，新社会姐妹来慰问，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决不负人民政府和姐妹们的希望。”随后，市卫生局派医生、护士进行体检，免费治疗。她们绝大多数人都积极学习，提高了文化水平，学到了生产技术。在不到半年时间，她们中有两人达到高中文化水平，四人达到初中文化水平。原是文盲的，都能认识七百多字，有十七人能写家信。她们的文娱生活也很活跃，有的会唱京剧、黄梅戏和歌曲，有的会拉胡琴、弹三弦和琵琶，还能排练节目、演出话剧等。她们从思想上政治上翻了身。芜湖市人民政府根据她们的表现陆续安排了她们的工作。有的进纱厂、卷烟厂、火柴厂，有的进玻璃厂、竹壳厂等。各单位也都乐意接收，妥善安排其工作。过去受尽压迫剥削的姐妹们深深感到大家庭的温暖，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调动起来。后来，她们当中有的当了劳模、先进工作者，有的当上了行政管理干部。在生产建设岗位上，她们许多人都做出了成绩，而且都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和亲人团聚。个别老大姐终身未嫁，生活也过得很幸福。年老退休的也得到单位领导和工会组织、妇联组织的照顾，如愿以偿地安度晚年。 无庸讳言，长期受了剥削思想意识的影响，也有些妓女不能适应这个解放，而继续堕落下去。但这已是违反人民政府法令的犯罪行为，经过法律制裁，并且通过劳动改造成为新人，才终于使妓女在新社会绝迹。 这是我国改造旧社会的伟大工程之一。它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世界影响。现在用国际友人的评价，作为本文的结束。 解放前，弋矶山医院美籍外科主任医生Hyas・Wattess，她的中文名字叫华蔼兰（芜湖人喊她为华老太），是美国纽约州人，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她长期在芜湖弋矶山医院从事外科医生工作，医术高明，工作认真，解放前夕回美国。她对新中国怀有深厚感情，非常想念芜湖弋矶山医院。一九八一年，这位年逾八旬的华老太，专程来芜湖看看弋矶山医院，在院视察了两天她看到了弋矶山医院旧貌换了新颜。临走时，人们请问她有何感想，她特别强调说：“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芜湖根绝了花柳病！”由此可见，铲除妓院，根除妓女，对人民身心健康，对人类文明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大！
砸盆子——回忆1931年芜湖黄包车工人的斗争（《芜湖文史资料3》第023篇）
砸盆子——回忆1931年芜湖黄包车工人的斗争作者：马养性 一九三一年，芜湖发生了特大的洪水灾害，一向繁荣的米市凋零破落，饥民四处逃荒，卖儿卖女。而官僚买办却乘机大发横财，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这灾难深重的时刻，我们黄包车工人更是濒临绝境。 当时，芜湖黄包车工人约有两千多人，车辆规定有771号，这些车辆统归六、七家车行所有。我们每天所得，多则一百二、三十枚铜元，少则四、五十枚铜元，很难维持一家温饱。车行老板对车夫只知要钱不管其它。人口多的连两餐稀饭也喝不上。单身汉有的在屋檐下露宿，有家眷的大多在偏僻的火药房、北平路等处，搭个草棚栖身。太平年景，我们的生活就如此艰难，遇上这样严重的水灾，我们真不知怎样活下去！ 当时的芜湖除了几处高坡，主要街道几乎全被淹没了。十里长街、二街、大马路（中山路）象条小河，两边搭起跳板，中间是盆子、小船来往行驶。黄包车再也无法拉了。这时候一些大商号、公馆，还有“明远电灯公司”都自制了一些大木盆，专供送人运货，代替了黄包车。眼看生路断绝，工友们个个内心如焚。许多工友跑到“人力车工会”（当时在湖滨街）直嚷：“如果再不想办法，我们一家老小就要活活饿死了！”经过委员们商量，决定砸掉对我们生计有影响的盆子，夺回生路。但一定要制造舆论，取得社会同情和支持。另外派工会委员杨长文到崔公馆，把“砸盆子”计划告诉崔小狗，争取他出来为我们说话。 “崔小狗”是何许人，他怎么会为我们黄包车夫说话呢？原来“崔小狗”的父亲崔国英曾任清政府驻英公使。由于他出身外交官家庭，受封建礼教约束较少，加以自已放荡不羁，喜欢标新立异，衣着行为均与常人不同。他经常穿洋服、养狗、赶马车，样样都干，是个不务正业的花花公子。所以当时芜湖人送他这个浑号一一“崔小狗”。崔自吹是孙中山先生的干儿子，因此连官府衙门也怕他三分。但“崔小狗”很少摆“二少爷”架子，有时和我们黄包车夫攀谈。当时还担任“芜湖人力车工会”的名誉会长。为我们解决不少难题，每逢工友们被反动军警关押、或闹出什么纠纷来，只要“崔小狗”出面打个招呼，或送去一张名片，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决定在“砸盆子”以前，先去找“崔小狗”商量，就是这个缘故。 且说“砸盆子”前一天，工会委员杨长文进入崔公馆（在冰冻街）后，工友们都在等着。好半晌，老杨刚从“崔公馆”出来，工友们立刻围了上去，都想听听“崔小狗”是怎么说的。是支持，还是反对？老杨示意大家不要声张，走到偏静处才压着嗓子对大家说“二少爷赞成我们砸盆子！他说，要砸就拣大户的砸，小家小户的盆子不要砸。等纰漏闹大了，他再出来说话。” 根据“崔小狗”意见，我们又拟了一个行动计划：决定第二天早上分两路同时行动，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上边一路由金马门、北门一直砸到半边街（国货路）口，另一路由十三道门（当时电灯公司就在这里）、北平路沿大马路向上砸，到半边街口会师。上边一路重点砸“袁二大人”公馆的盆子（袁公馆当时在九莲塘），下边一路重点砸明远电灯公司的盆子。其次才是一些大商号的盆子。工会老杨一再招呼：“要注意影响，只准砸盆，不能伤人。”……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当时芜湖明远电灯公司是股份公司，它的股东都是芜湖一些头面人物，有钱有势。特别是那位“袁二大人”（大流氓头子袁仲轶）更是了不得，据说长江南北两岸几个县都有他的徒弟，人数有一两千人之多，他徒弟中最小的官衔也是“连长”、“乡长”。袁在当时可算是芜湖的最凶狠地头蛇之一。要砸这些“老爷”们的盆子，可不是闹着玩的。但崔小狗怎么敢支持我们“砸盆子”呢？原来崔、袁两家素有宿怨，正好借此机会压一压对方。更主要的是我们黄包车工友，当时已有两千多人，确是一股相当大的社会力量，1922年3月22日我们芜湖黄包车工人，曾和进步学生一起，在芜湖闹罢工，掀起我省首次工运浪潮，使军阀走狗马联甲威风扫地。所有这一切，芜湖各阶层都记忆犹新，“崔小狗”心里当然是有数的。“崔小狗”一心要当“芜湖人力车工会”的头头，就是要借助我们两千多工人的力量，但当时我们也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为我们工人讲话，进行合法斗争。 第二天早晨，我们兵分两路开始“砸盆子”，青壮年工友手拿铁锹、斧子，各奔指定地点，首先搞清目标，叫盆子里面乘客下来，将盆子来个底朝天，乒乒乓乓将盆底砸通。工友们边砸边嚷：“我们要活命！我们要饭吃！”还有一些工友向围观人群诉说我们黄包车工人断粮断炊的悲惨境地。围观者之中多是灾民，十分同情工人，有的还为我们呐喊助威。许多推盆子伙计，他们都是穷人，多也同情我们的行动，有的干脆站在一边，让我们去砸。在“砸盆子”过程中，只发生一些拉拉扯扯的纠纷，没发生不幸的伤亡事故。 当我们两路工友汇合在大马路（半边街口）时，芜湖警察局已通知各区警察分署（当时芜湖城镇分为五个区）派警察出面弹压。我们见警察朝天放枪，便不害怕了。接着，皖南镇守使王普（其司令部旧址即今日工人俱乐部）也派枪兵包围我们，配合警察抓走工友二十余人，押在“大舞台”戏院内（即大众电影院），轰动了整个芜湖城，一时舆论哗然。因此，当“崔小狗”出来打圆场时，王普和警察局也怕引起灾民公愤造成事端，便做个顺水人情，下令将关押在“大舞台”的连同二、三分署抓走的工友全部放掉。 轰动一时的“砸盆子”事件就这样结束，那位“袁二大人”及“明远电灯公司”的财东们也不敢追究，只好认倒霉。从此，我们黄包车工人也募集一些木板赶制大木盆，一部分工友在浅水中拉车，一部分在较深水中推盆子；还有一部分与郊区农民合作在深水处用小船作营生。当时郊区农民稻田被淹没，本无生计，于是农民出船，我们出人，共同度过那年的洪水灾难。巡抚按：袁仲轶为袁家老二，青红帮头目，全皖帆运米粮业工会主席，在芜湖势力甚大。崔小狗子，姓崔名由桢，其父崔国英经个人考证，应该为清政府出美日秘大使，常驻华盛顿。因此崔家在当时芜湖也是势力甚大。
解放前的芜湖商会（《芜湖文史资料4》第002篇）
作者：芜湖市工商联供稿，许知为执笔 一 芜湖商埠历史悠久，清朝末季，十里长街，驰名遐迩，商业繁盛，甲于江左。光绪二年（1876年）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洋货侵挤之害，甚于他县。光绪八年（1882年）镇江米市移芜，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商贾云集，盛极一时。但工商界所受的封建统治压迫日重，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日剧，苛捐杂税，负担綦重。为了维护工商界自身利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十三帮”商董共同筹建芜湖商务总会，次年（1906年）七月，奉安徽省劝业道工商部批准，颁给关防，正式成立。“十三帮”大致是广肇公所、潮州会馆（这两家均系米粮采运业），砻坊公所，米业公所、钱业公所、布业公所、杂货公所、木业公所、典当公所、药业公所、糟酱公所、茶业公所、烟业公所。 芜湖商务总会成立，开全省风气之先，在这之后，特别在辛亥革命之后，全省各县商会始陆续成立。 芜湖商务总会正式成立后，择花津桥广仁局善堂为会址（今市工商联办公楼），当时只有“十三帮”所属商户注册入会，由各帮开会推举商会董事，组成董事会，选举总理、协理各一人，主持会务。总理之下设坐办一人（同秘书长）、文牍、帐房庶务、收捐员、什役若干人。第一任商会总理李仲洁，系李鸿章之侄，二品衔，招商局芜湖分局经理，并开设钱庄、典当和砻坊，位高望重，受到县府、商界的尊重。宣统元年（1909年），芜湖工务总会奉工商部批准成立，辖通力运输联合会、瓦作公所、铁作公所、木作公所、漆作公所、鱼业公所、剪刀业公所、线带业公所、水炉业公所。这是手工业户的组织，对改良作业、整理行规，颇有建树，民国四年（1915年）奉命并入商务总会。民国七年（1918年）澛港、方村、清水镇均设立分会。民国十六年（1927年），一部分行商和小商贩因不能加入商会，乃成立“芜湖商民协会”分庭抗礼，经常在税捐摊派方面与商会发生矛盾。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县政府解散了这个协会。同时根据南京政府有关法令，规定领照的工商户，必须参加商会组织。 至此芜湖商会始成为工商界统一的组织，辖52个同业公会，十多个直属会员（如明远、益新、裕中、大昌等工厂）。 芜湖商会名称有几次变革，1906年（光绪三十三年）成立时，称“芜湖商务总会”。1915年（民国四年）改称“芜湖总商会”，仍为董事制，改设会长、副会长各一人。1930年（民国十九年），名称仍旧，改委员制，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委员若干人、常委三至五人。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仍为委员制，改设会长，副会长各一人。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改称“芜湖县商会”，筹备期间采用理事制，常务理事三至五人。县商会正式成立时仍为理事制，改设理事长一人、常务理事三至五人。此时办事机构设秘书室、总务、商务调查组。职工二十多人。1949年芜湖解放后，县商会由芜湖市工商联接收。 芜湖商会历时四十三年（1906一1949），可以为分五个阶段：（1）属满清政府六年（1906一1911）；（2）属北洋政府十四年（1912一1926）；（3）属国民政府十一年（1927一1937）；（4）属用伪政府八年（1938一1945）；（5）属国民政府四年（1946一1949）。名称更换三次：（1）称“芜湖商务总会”九年（1906一1914）；称“芜湖总商会”三十年（1915一1944），称“芜湖县商会”四年（945一1949）。 芜湖商会历届领导人，均由各行业商董协商推选产生，每届任期两年，连选得连任。（解放前历届芜湖商会主要领导人名单见附表）。 二 芜湖商会成立以来，主要会务活动有：协调税收和摊派捐款；办理开歇业登记和收取会费。 民国裁厘改税以来，有国税和地方税两种。芜湖设有直接税局和货物税局，直接税局主要征收所得税和印花税；烟酒糖、棉纱、百货、烟叶等税，则由货物税局征收（48年合并为国税局）。另外设有县税务稽征所，征收营业税、屠宰税、房捐等等。此外还有直属海关总署的芜湖海关，按实运货物征收进出口关税，有运输报关行代理完税。 以上各税，除关税外，名义上查账按率稽征，实际上都采取“估征包税”办法，国税则由财政部下达指标到省、县的直接税局；地方税则由省财政厅下达指标到县地方税局，然后由各税局与商会协商纳税总额，经确定后，商会召开董事会（理事会）研究决定各行业分摊税额，尔后开大会宣布，由各同业公会分配到各商户，按期交纳。这种估征包税办法实际上要依靠商会。因此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商会所起的协调作用。但在协商中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商会也曾采取拉拢手段减税或领导罢市抗税，迫使税务部门就范，以维工商界自身利益。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商界以印花税负担过重，反映强烈，经商会向税局调解不成，代理主席陶玉堂召开各同业公会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罢市抗税。罢市之日，家家闭户，张贴标语，控诉税局“重税坑商”，县政府唯恐事态扩大，责令税局降低印花税稽征额。罢市一日，即达目的。此后商会建立“税务调查研究委员会”，专事税务监督、协调工作。 芜湖工商界的摊派捐款由来已久，明清两代有“江篷河夫差银”按长街铺房间数摊派，年达银2004两。后来撤销此项差银改为房铺捐。民国以来又有市政建设捐、教育经费附加等等，这些都归地方财政收入。还有商会自筹的“商团捐”、“水龙捐”（救火会）等。以上各种捐款都是常年的，数目基本固定。此外米市自镇江移芜，设有“江苏米捐局”，按出口大米每石捐银一钱交江苏省，年最高额达银四五十万两，少的也有二三十万两。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裁厘改税，该米捐局始行撤销。 临时捐款则无法计算，凡过往官员接待、驻军搞劳、兴办公益以及社会救济等等所需之款，无不向工商界摊派，而商会则总其成，以求摊派公允。 民国十五年（1926年）江苏军阀郑玉磋借口筹响，率舰来芜，要与驻防军王普夺这块地盘，双方箭拨弩张，一触即发。县政府束手无策，商会会长汤善福临危受命登舰，允给筹饷，要求罢战言和。郑玉磋得款率舰离去，芜湖避免了一场战祸。筹款数额不详，谅不在少数。 凡工商户的开业、歇业，首先由工商户向有关同业公会提出申请，由公会根据规定填表转报商会，经调查核实签注意见，转报县政府，县政府根据商会意见，开业的发给开业许可证，歇业的予以注销。商会设有商事调查组，调查开歇业情况，了解市场物价以及商民对税捐意见的反映，竭诚为商民服务。 至于商户入会，在商会初办时完全是自愿的，只有“十三帮”。民国七年（1918年）凡般实商铺入会注册的达七百五十家。后来捐税增多，应增加会员，减少人均负担，加以南京政府公布法令，规定所有领照工商户必须参加商会，因此凡向商会申请开业、领到营业许可证者，都是商会会员。据统计：解放前夕，全市共有工商户8730户，其中摊贩2404户，行商157户，共有90多个行业成立同业公会71个，入会商户为5488户，其中工业149户（工厂和手工作坊），占0.27％、手工业1911户（主要是手工织布机坊户），占35.36％，商业3428户，占64.37％。 商会的经费，在初办时由在会各帮认捐。后来改为在会董事每人每年筹交会费200元，大行业如米业、布业、钱庄、百货等行业推选董事二人，一般行业推选一人。民国四年（1915）以后，商会董事约二十多人，年收会费约五千元，如日常开支不足或临时需要，经董事会决定后，由各行业摊派。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以后，改由商会派员直接上门向工商户收取，其标准按其营业范围和营业情况，分甲、乙、丙、丁四等，每月收取一次，年终公布收支情况。 三 芜湖商会自成立起，领导工商界于地方公益事业作出诸多努力，兹纪要如下： （一）投资赞助建筑安徽铁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旌德人吕佩芬（进士）倡议集股四百万两，建筑一条自芜湖至景德镇铁路。同年十月，铁路公司推举李经方（李鸿章长子）为总经理，聘挪威人萍文・劳克和日本人管野道三为工程师，着手勘察设计。次年七月芜湖商会成立，总理李仲洁配合其堂兄经方，经过董事会决议，加征出口米贴，每担抽银0.025两作为商股，投资铁路。同年底即交股20万两。但因铁路公司用人不当，管理不善，几经周折，终于解体。虽然此项投资下落不明，但对当年的江边火车站以及芜湖至湾沚铁路基础建筑，尽到一点财力。 （二）修建利涉桥：此桥横跨青弋江，原址北端在宁渊观上首，南端在库子街东头，是当时连接河南、河北主要通道。这座木质结构大桥始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芜湖道拨款建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青弋江上游山洪暴发，水势汹涌，下放木排，失去控制，顺势冲垮此桥，当局责令木商赔款重修，商会董其事。次年新桥落成，结构新颖，甚于往昔，因安装绞车，中段桥面可以按时吊起，便于木帆船通行，故市民称之为“洋桥”。直至下游建造了中山桥，利涉桥才告废毁。 （三）调解电灯费风波：宣统元年（1909年），明远电灯公司开始向长街、大马路商户送照明电，每度电收费0.22元。商家以电费太贵，发起抵制，拒交电费，而公司亦以断电相挟，双方僵持不下。商会及时出面调解，劝导双方都作了让步，纠纷平息。 （四）成立商团：民国元年（1912年）鼎革伊始，芜湖警力不足，米业公所早已招募巡勇，弹压河下。商会为了维持市场秩序、保护商民财产安全，乃成立武装商团。团丁四十人，步枪四十支，分三班。团部率一个班驻宁渊观，另两班分驻湖北会馆和万安救火会。商会任命常董陆廷桢为团长、副团长张九皋、谈尹畊、周廼新。经费、服装、弹药均征收“商团捐”支付。约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芜湖设立行政专员公署，高铁君任专员，将商团并入警察局，薪饷仍由商会负担。（关于商团裁并时间、去向，有三种说法，此为一说）。 （五）创办“万安救火会”：万安救火会成立专业消防队，各大同业公会组织义务消防队，备有手推水龙车以及消防器具，并建三层钟楼，在顶层设瞭望钟塔，发现火情，鸣钟报警，以钟声频率指示火灾地点，出动扑灭。救火会所在即今新芜路交警大队部。救火会经费征收“水龙捐”支付，向全市居民按月收取。 （六）创办乙商职校：民国二年（1913年），商会为会员户培养商业人材，创办一所“私立乙种商业职业学校”，简称“乙商”，招收商家子弟入学。校址在西门詹家巷，1914年夏季招生、开学，七年制，以家计薄记、商业薄记、商业信札。珠算、笔算为主要课程，毕业可达初中文化水平，能写会算。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军兴，“乙商”停办，抗日胜利后并入长春小学。“乙商”先后毕业一千多学生。 另外米业公所很早就办了一所米业小学，校址在“雄观江声”庙里。 （七）救济火灾灾民：民国十五年（1926年）小戏院一带的贫民棚户区，发生一次大火灾，烧毁两三百家草棚，大批灾民就地露宿，饥寒交迫，哀哀无告，而警察局奉命不准再搭草棚，迫使迁离。灾民无奈，只得结队执线香前往商会跪请救济。会长汤善福出面向县政府交涉，获准仍在原地重建草棚安身。这个重建困难解决后，商会又发起捐款，购买稻草、毛竹赠给灾民搭棚，并发放救济金度日，每灾户三十元、二十元不等。灾民生活安定后，群向商会献“万民伞”，树“功德碑”，表示感激。 （八）做好陈调元兵变的善后工作：民国十五年（1926年），驻军陈调元部借口缺饷，向商会勒索十万银元，会长汤善福体恤商艰，拖延未决。陈部不耐，竟于农历十一月三十夜晚，纵兵抢劫长街商店货物银钱，当地不法之徒，也乘机哄抢，彻夜不息，商民损失惨重。 兵变发生后，商会除向省府、国府电告控诉之外，还得办理善后工作，一方面动员商店复业，一方面给重灾商户发救济金。 （九）发起成立安徽省商会：安徽省到民国十五年，已先后成立县商会三十三个。为了加强各地商会联系，民国十七年（1928年）芜湖商会发起成立省商会，由会长汤善福、副会长吴兴周主持筹备工作。同年在芜湖召开成立大会，全省六十个县的商会或工商界，各推选代表二人，重要集镇如三河、固镇、枞阳、襄安、运漕等各派代表一人，共二百多人参加了大会，会议非常隆重，盛况空前。大会推选汤善福为省商会会长，会牌就挂在芜湖商会。这一年汤善福病逝，省商会也随之天折（后来在省会另成省商会）。 （十）重修十里长街街道：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季，芜湖发生特大水灾，西门以外各条街道水深没膝，陡门巷水深三尺，市民不能上街，商业瘫痪。商会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号召各行各业出钱出物，木业供应木板、木料（水退后各自收回），营造业负责施工，自江沿起至西门口止，沿街道两边，各架木板人行道，陡门巷搭天桥，桥上行人，桥下行船，沟通长街、二街、中山路等几条主要商业街道，市民称便，商业赖以恢复。各工商业大户自动捐款、发米、发馒头、施粥，救济贫苦灾民（主要是郊区农村灾民）。 这年秋后水退，十里长街路面被水冲坏，石板摇动，坎坷不平，车辆人行，殊不方便。在商会主席吴兴周主持下，成立筹备处，重新修建十里长街路面和下水道。经过紧张筹款、招工、备料，于次年（1932年）元月开工，动用石匠、民工两千多人，历时一年，于同年十二月峻工。自下长街至西门口，铺设花山长条麻石路面和砖砌下水涵道各长1783米，耗资二万五、六千银元，延用至今。 （十一）领导工商界参加抗日游行示威：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抗日怒潮。同年十一月，芜湖学生发起大规模抗日救亡运动，芜湖工商界踊跃助捐。商会组织数千人的队伍参加芜湖各界抗日救亡万人示威大游行。芜湖国货公司经理洪文斌还邀请学生话剧宣传队，举办为期一周的专场义演，门票收入全部捐献给东北义勇军。洪在首场开幕式上发表演说：“商界爱国，不敢后人，诸位出一块钱买一张戏票，等于出一块钱买一条人命。东北义勇军在那冰天雪地拼命打日本鬼子，我们芜湖同胞誓做他们的后盾，共赴国难！”他说得声泪俱下，观众无不热血沸腾，这周义演，场场客满，效果极大。附解放前历届芜湖商会主要领导人名单：组织名称成立改组年份职别姓名简历芜湖商务总会1906总理李仲洁清朝二品官、驻英领事，总会芜湖招商分局经理、宝善长钱庄、鼎玉当铺老板地主。 协理汤善福清政府捐班四品官，广肇公所、潮州会馆两帮米业总董、德厚祥米号老板。 1908总理汤善福 协理崔星门清政府古阿县知县、砻坊公所董事、崔天福布店老板、地主。 1910总理陆廷桢清政府捐班四品官、钱业公所董事、宝善长钱庄经理。 协理汤善福 1912总理崔星门 协理汤善福 芜湖总商会1915总理汤善福 协理邵侃如清末秀才、杂货公所董事，邵尉和杂货店老板。 1916会长汤善福 副会长邵侃如 1918会长汤善福 副会长李怀芝大土地、砻坊公所董事、开设永丰砻坊、和记复太当铺。 1920会长汤善福 副会长吴兴周芜湖明远电灯公司总经理，（他连任直到1927年三次连选连任）。 1928会长吴兴周 1930主席吴兴周 常务委员陶玉堂清末拔贡、布业公所老董事，布业大户均益祥疋头号总经理。 常务委员崔亮工清末秀才、法政学校毕业，山东濉坊县地方法院庭长，茶叶公会主席。 常务委员余策琴清末两江师范毕业、煤、铁锡炭公会主席。 常务委员李达初米粮采运公会主席，广帮隆太昌米号经理。 常务委员陆廷桢 芜湖总商会1933主席陶玉堂 常务委员崔亮工 常务委员余策琴 常务委员李达初 常务委员陆廷桢 1936主席崔亮工 常务委员余策琴 常务委员李达初 常务委员陆廷桢 芜湖总商会1937会长李慧龙李鸿章的曾孙，精精冰厂经理（日伪芜湖总商会） 副会长龚纶甫芜湖明远电厂经理（日伪芜湖总商会）芜湖县商会筹备会1945主席崔亮工 常务理事虞荫生“国大”代表，钱业公会主席、鸿丰钱庄经理。解放后，镇反时劳改。 常务理事王竹甫特务组织皖南工作队中队长、杂粮米行、浴室两同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后，镇反时被镇压。 常务理事翟本槐国民党宣城、当涂、休宁等县党部委员，糟酱公会理事长。解放后，判刑劳改、病死。 常务理事刘觉民皖南工作队特务、国民党南陵县党部书记长，地主，特务机关所设大生公司副经理，解放后被镇压。 指导员宋贵昌国民党皖南工作队特务，芜湖县政府秘书。芜湖县商会1946理事长李家衷李鸿章后代，国民党芜湖市党部书记长，宝太钱庄经理。 常务理事王竹甫 常务理事翟本槐 常务理事虞荫生 常务理事刘觉民 芜湖县商会1949.1理事长翟本槐 常务理事虞荫生 常务理事王竹甫 常务理事王墨林特务组织皖南工作队队长、镇压。 常务理事陈明宣皖南工作队中队长，明丰米厂经理，劳改。 常务理事严庆荣三青团工人分团主任，五洋同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后逃往杭州、病死。 常务理事周宇清百货同业公会理事长。
作者：尹明钰口述，金弌整理 斛工，在我们这个曾以米市闻名于世的城市，已消声匿迹四十年了。如今，知道斛工与斛行是怎么回事的人不多了。当年斛行里的老伙计，今天仍健在的也只有两三个人，而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斛工在米市的历史上曾留下了漫长的一页，为了有助于人们对历史这一页的了解，我把我在斛行数十年的所见所闻所历讲出来，以飨读者。 一 我今年66岁，祖籍安徽巢县。父亲19岁那年来到芜湖，先是在码头上扛包打杂工。大约在民国初年，父亲22岁时，花了20石米买了外江唐注太斛行的一份股，入了斛行，当上了斛工。 当时，芜湖有三家斛行，他们是汪万源、汪有林和唐注太，分别位于芜湖沿河的上、中、下三段地带。上段为汪万源，控制着大砻坊至金马门一带的码头；中段为汪有林，控制着金马门至江口一带码头；而唐注太则在河南泗关街一带，控制着外江码头。据说，这三家斛行都是在清咸丰年间就已存在，得到官方批准得以营业的。在清朝，领有官方颁发的龙帖，民国则有县政府发的牙帖即执照。三家斛行中，汪有林与汪万源是叔侄俩，而唐注太的老板则为唐大河、唐小河兄弟。 这三家斛行分别拥有一百多个股份，每股20石米。入斛行的规矩很多，得有人引进，花20石米买下一股，再摆上几桌酒请斛行的老板和工友。酒桌上，老板向在座的斛工介绍新来的人，请大家多多关照。这样，就算入了斛行当上斛工了，斛行并不给斛工发工资，20石米买的股份也不分红，斛工的收入是靠上码头为米号斛米挣得的力资。其实，入了斛行就等于获得了上码头斛米挣钱的资格，不是斛行的斛工是不能上码头斛米的。 我的童年是跟着父亲在码头上混过来的。后来，上了几年私塾，因家境困难，十几岁就在码头上打杂工了。先是帮着绞包工提包、张包、绞包，收入很少。廿来岁时，父亲的一些老朋友劝父亲说：孩子大了，长期这样混下去不是事。进斛行搞碗饭吃，也能改善家境。于是，父亲找到老板唐小河求情，唐较爽快，一口答应，免交廿石米股钱。于是，父亲请了几桌酒，我就正式成为斛工了。当年，为了进斛行，父亲买了五斗米在家教我练斛米。一斛米为二斗半，需要不停地提起放下，得有把臂力。还要求迅速地将斛子装得满而均匀。几天里，我不停地用笆斗插米往斛里装，很快就学会了“旋斛”和“扑斛”这两种斛法。旋斛，就是把笆斗或簸箕中的米倒入斛子的最后一刹，手腕一旋，米均匀地铺洒在斛面上。扑斛，则是将米倒入斛子的最后一刹往前一扑，斛面的米平平整整。 记得，我第一次上码头斛米是在大巷口（宝塔根对面）的一艘小船上。那天，一个斛工有事未来，临时由我顶替。谁知，上船一看，我的头皮都麻了。船上装了七、八十石黄豆。我在家练的是斛米，可没练过斛豆啊。更何况圆溜溜、光滑滑的豆子比米要难斛得多。可是，既然来了，就得撑着。我不慌不忙地放下斛子，用笆斗插起豆子往斛里装。只见，手一斜，黄豆哗啦一下把斛子撞得往前一跄，很快漫过斛面沙沙地落在船板上。一旁的船老板急了，忙喊起来：斛师付，帮帮忙！我哼了声，可手仍无法控制住笆斗里的豆子。几石斛下来，船老板再也按捺不住了，大声叫超来：这豆子不能卖了，象你这样斛，我连船都得赔进去。那时，我年少气盛，心服口不服，嘴上还很硬：你不卖，我还不意斛呢。双方一闹开，米号、米行的老板都上来了。这时，一直坐在旁边的斛工胡克敖心里明白，连忙走上来说：“别吵别吵，船老板，我来斛吧。”于是，我也就顺势下了台。 第二次，我到春安码头（今四号码头）上工，又遇上了斛玉米。玉米虽然比黄豆好斛些，可对我这个生手来说也算难的。手稍一松，斛面上就堆起了一个小坟包。结果，还是别的斛工帮了忙。这之后，父亲在家弄了些黄豆，玉米等，教我斛，并嘱我在斛这些杂粮时，手里的笆斗要放平一点。通过苦练，我终于过了关。经过这两次周折，我重新走上码头，成为合格的斛工。 二 在旧芜湖米市上，经营米的买卖的行业主要为米号和米行。米号以代各地米商采运米粮出口为主要业务，有广州、潮州、烟台、宁波四大米帮，四十余号。米行则以介绍卖方出售粮给采运商（米号）为业务。而斛行则为买米方提供斛米服务，相当于今天的过磅。 每天早上，斛行都要将斛工们名单开列出来，挂在外面。米市开始了，米号和米行两家的出水（米号的出水又叫挡手，是负责检视米样的人，米行的出水又叫卖样），都是经验丰富、尺码极精的人，米抓在手中一看，就能分辨出米的糙细、干湿、碎整及种子含量多少，分别代表买、卖双方开价杀价。当价格谈妥后，就由为号家服务的绞包工去斛行喊斛工。绞包工根据排出的斛工名单任意抽叫，叫到名字的斛工便上船斛米。 装米来的船有大有小，大则数百石上千石，小则几十石。碰到大船一下就能挣上可观的收入，小船的生活则少得多，这全凭运气。一般来说，斛一石米，工钱在3分6厘左右（随米价上下浮动），由米号支付。斛工只记帐不直接从买方取钱。钱由米号给斛行，斛行老板按三七或二八扣的规矩，抽去一部分（每石约1分多），再支付给斛工。 经斛行老板这一扣，斛工到手的工资就不多了，加上不是每天都能干满活，因此，斛工的生活都很困难。于是，斛工们总得想法子弄点外贴。斛米是一个门道很多的行当，一石米可以斛成八、九斗，也可以斛成一石一、二，全在斛工的手上。那时，船家运米来芜有两种。一种为包壳子，即卖主将米实数包给船家运至米市卖掉，多了是船家的，少了得由船家赔。这种运输费较高。另一种叫不包壳子，即船家只管运，多少不管。这种运费低但途中米的损耗大，即便卖家押船而行，也无法堵住船家途中放包的漏洞。因此，当时船家运米来芜基本上都是包壳子。这样，船家在斛米时，对斛工就格外客气，都希望斛工手下留情，照顾一点。斛工们就利用船家们这一心理弄点外贴。 一般情况是，斛工上船后，斛上几斛米，船老板就会喊道：斛师付，手上帮帮忙。斛工停下答曰：好说，好说。当下看看仓里的米，伸出指头示意30或50，船老板认为可以，一点头“就这样”，于是斛米方才正式开始。 只见，斛工双腿叉开在船板上站住，船仓里的船工用一个大簸箕插入米中，然后将装满米的簸箕抛上船板，斛工一把接住，倒入斛中，双手手腕一旋，米匀称地铺盖在斛面上。接着，斛工一手提斛，一手用趟子（一种圆木棍）在斛面上一刮，米象无数白色的蚂蚁在斛面上爬动，尚未停下，斛工已将米倒入麻袋。麻袋装满后，绞包工将麻袋口绞好，运下船去。当米斛完后，船家立即把外贴钱支付给斛工，从不失信；另外，将船仓底的潮湿米送上一斛日“空仓米”，以酬劳斛工。 作为经营米粮采运业的米号，在斛米过程中要派人对斛工进行监督。通常的情况是，当一船米斛到一半时，米号会从斛好的米中抽出几麻袋，进行过秤。如果，上下稍差一点也就算合格了，误差过大就要全部重斛。不过，这种事几乎不会出现。 对斛工来说，最怕碰上的事是“校斛”。所谓“校斛”，就是来号的监督人发现斛工斛米时有明显的克扣现象，要求停斛并立刻对刚斛过的米进行重斛。如果校解后误差达到数升以上，号家就会二话不说，提起斛子就走。上了码头，好说的将斛子交给斛行老板，不好说的则当下砸烂斛子。此时，斛行老板就要出面了，除了训斥斛工外，米号要对该斛工予以罚款，斛行还得请酒陪不是。这些钱都得从斛工工资中扣。因此，斛工们都很谨慎，避免被米号发现自己做的手脚。既使遇上了校斛，也要想方设法使校斛合格。为此，斛工与绞包工关系甚密，相互配合。当米号监督人临近时，绞包工便示意斛工，斛工会以旁人难以察觉地速度将米操起呈上浮感，同时迅速地把米倒入麻袋。如果出现了校斛，绞包工就利用换撤麻袋的机会，将手插入米中用袖筒偷偷带米进去，使校斛无法发现问题。 在斛米的过程中，出现装头盖面的情况，也要停斛，所谓装头盖面，就是船上的米与样米不符。米号监督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便会下令停斛，要求退货。于是，米行与米号双方重新交涉，一般是不会退货的，但价要往下压，直到重定的价格双方都能接受才可开斛。斛工在斛米时，发现潮湿霉变的米是不能斛进麻袋的；否则，被米号发现，麻烦就大了。 三 旧芜湖的三家斛行，在1937年以前彼此是各占一块地盘，井水不犯河水。抗战爆发后，芜湖沦陷，三家斛行合为一，打唐注太行号，加强了内部的联系。 在我的记忆里，三家斛行的老板以唐家老大唐大河最为奸诈。其人五十来岁，有鸦片烟瘾，黄皮邋遢，骨瘦如柴，终日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然其肚里装满了坏水，总是想着法子搜刮斛工。当鸦片抽得手头紧张了，唐大河就得想着法子找借口卖股份，这种卖股份完全是卖空头，老板什么都不出就能获得几十石米，还有吃有喝。而斛工人数增加了，活计还是那么多，斛工的饭碗不断地缩小。特别是三家合并后，唐大河要卖股，其他两家也要卖，一卖起码就是三股。斛工们对此深恶痛绝，但又敢怒不敢言，只能在私下里骂骂消消气。平日里，老板家添丁进口、红白喜事，生日做寿，斛工们都得凑份子，每次一人得出几块袁大头，一年下来，对斛工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此，斛工的经济都很拮据，家庭生活非常困难。 民国廿几年，在码头上曾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械斗，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械斗的起因，皆源于码头上抢饭碗。 第一次是绞包工的正帮与散帮之间的械斗。芜湖码头上的绞包工，分属于各家米号，约有三、四百人。米粮过斛后，由绞包工用针、麻皮缝合粮袋口，按缝合粮袋的件数向买方收取绞包费作为工资。民国廿年左右，码头上来了一些打散工的，他们袖口别着一根铁针，手里抓着一卷麻皮，在码头上逛荡，看见有绞包的活计、抢上去就干。这些人日渐增多，挤占了不少正式绞包工的活计。这样，便引起了隶属于各家米号的绞包工的不满，彼此之间时常发生口角和争斗。当时，称这些隶属米号的绞包工为广帮，称打散工的为散帮。散帮的人数愈益增多，双方的磨擦不断扩大。大约在1933年秋天，正帮与散帮都感到长期争执下去不是事，于是各派代表相约于老洋桥下（今中山桥南榨油厂）谈判。届时，正帮的代表马老小由陶再树等绞包工陪同，来到了老洋桥与散帮代表会面。双方正谈着，突然，一群散工（约数十人）从老洋桥上下来，看见正帮的人，立刻冲到附近的杂木市场上，抢了碗口粗的杂木棍，人手一根，叫骂着向马老小等人扑来。马老小未及逃跑就当头挨了一棒，头颅破裂，倒地而亡。陶再树等一看不妙，撒腿就跑。陶跑到老洋桥下被追上，乱棍打倒。陶遂即装死，方才保住了一条命。 此事发生后，在芜湖引起了轰动。正帮与散帮的官司打到了县政府。县长老爷可不管工人们之间的纠纷。米号老板也撒手不问。双方之间相互指责，不断扯皮，马老小的尸体放在老洋桥下，盖了一块芦席搁了许多天，当时天气较热，尸体已腐烂发臭。绞包工们再也看不下去，凑了些钱把马老小给安葬了。被打成重伤的陶再树就更惨了。米号老板不闻不问，陶作为一个穷绞包工，哪有钱治伤。后来，双眼瞎了，只得沿街叫喊乞讨，了却一生。而正帮与散帮之间的这场械斗则不了了之。 第二次是斛行与砻坊之间的纷争。旧芜湖的砻坊业一直很发达，有数十家之多，最大的有雷丰、崇余、恽氏等砻坊。每家砻坊因代客加工稻米，都备有自家的斛工。按规矩，这些斛工只能在砻坊内斛米，不能下河、上码头。后来，砻坊自家买米就让自家的斛工下河斛。这一来，就抢了斛行的生活，斛行当然不答应。有些青年斛工血气方刚，看见砻坊的斛工下河，就砸他的斛子。双方矛盾愈结愈大。约在1934年的某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各家砻坊集中了自己的斛工，又在外面请了一些地痞流氓作帮手，聚集于雷丰砻坊，各持木棍、匕首、大刀、长矛、九节鞭、三节棍等，准备与斛行大打一场。三家斛行老板发现事情不妙，也把各家的斛工集中起来，配备了各种凶器，准备迎战。老板对斛工们说：“砻坊要抢我们的饭碗，我们必须跟他们干。站着是你们的，躺倒是我们的。”（意为：打伤了由老板出钱治，打死了由老板出安葬费、抚恤费）。鼓动斛工与砻坊的斛工械斗。从那天起，老板便将斛工的工资停发，集中备用。同时，又由唐小河、汪万源俩人出面，邀集了一批社会上的混世魔王，双方摩拳擦掌，一场大规模的械斗随时都可能发生。 那年，我只有十岁，跟着父亲后面跑来跑去。我记得，当时从老洋桥到箱子拐一带的茶馆、酒楼，全被砻坊和斛行包了下来，整天开着流水席。以泗关街为界，向北为斛行包了，向南为砻坊包了。双方相持了几天，钱花得象流水。这时，双方请来的人彼此都相识，他们之间不愿兵刃相见，于是出来圆场。最后，双方以谈判了结了此事。谈判的结果确定：此后，砻坊买的米少（三、四十石）由自家斛，多则由斛行斛。外面买的米，砻坊不得插手斛。 1938年日寇占领芜湖后，三家斛行合并，斛工们自发地成立了斛业工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砻坊重新向外扩张，斛行与砻坊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与此同时，码头上绞包工的正帮与散帮之间亦加剧了磨擦。正帮与散帮为了组织起来与对方斗，分别成立了“大公堂”，“小公堂”。 就在码头上的多种矛盾纠葛中，有一个人却因此出人头地，大发横财。此人叫黄公明，安徽寿州人，身高1米8开外，大块头、方脸，明眼瞎，操一口浓厚的寿州腔。强记博闻，凡与之说过话的，第二次相见，他一听声音就能叫出人的名字来。黄1939年左右来芜，以算命为生，住四明路（今廿三中对面）。码头上的各色人等都到他那儿去算命。几次下来，颇为灵验，遂名声大噪。当时，大、小公堂的绞包工都常去黄瞎子处算命或问事。久而久之，黄与双方都有了交情。双方的工人遇到困难和矛盾也都去找黄瞎子商量。黄对双方说：你们这样斗来斗去，两败俱伤，对谁都不利。不如你们联合起来，有饭大家吃，有活大家干。经他这么一撮合，大小公堂便合并成立了包扎工会，黄瞎子任理事长，他又乘机将自己的堂弟黄老六安排到包扎工会中当帐房。大、小公堂的绞包工，白天平了活，晚上就要把收入的二成交给黄瞎子，相当于管理费。这样，黄便把包扎工会控制在手中，有了相当可观的固定收入；以此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势力。与此同时，黄瞎子又开始插手生意。新横街有个杨姓麻袋行，专门收购加工旧麻袋。黄瞎子插入了几股，成为老板之一。后来，黄又单独开了一家麻袋行，生意做得很大，不仅米号里经常上门买货，还销往外地。 当时，我十几岁，在斛业工会和包扎工会中当过茶房。黄瞎子外出访亲拜友或做生意上的事，都让我领路。一年到头，黄还给上几个钱，说是让我买双鞋穿。斛业工会与包扎工会都设在曾家塘，彼此相邻。当时，斛业工会为与砻坊的磨擦正闹着打官司。斛工们不懂法律，无人出头。黄瞎子在一些场合表示，愿意出头代表斛业工会与砻坊打官司；并夸下海口说：“打赢这场官司没问题”。斛业工会的工人们考虑到黄瞎子平日里与律师过从甚密，颇懂法律。又能言善辩，决定请黄瞎子代表斛业工会与砻坊打一场官司，谁知，这场官司成了马拉松，一直打到国民党政府垮台也未能解决。而黄则借此把斛业工会抓在手中，弄了不少钱。 黄瞎子在日本人投降后，混入了国民党的外围特务组织——皖南工作队，又与侦缉队有联系。长年肩挎短枪，招摇过市。记得那时候黄瞎子下澡堂洗澡，也要佩戴手枪。到了柜台，把枪往台上一放，说声“澡票”，好不威风。 黄大发横财后，广置私产。他在华盛街买下了一幢小洋楼，颇招人耳目。约在1948年前后，黄的小洋楼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受到一群身份不明的彪形大汉的光顾，家里洗劫一空，老母亲也被打死。黄空握一支短枪不知往何处打，战战兢兢地渡过了一个恐怖的夜晚。此事发生后，虽黄与旧芜湖军政界要人和社会头面人物均有交往，苦于毫无头绪，一直未能破案。黄的行为亦有所收敛。解放后，此人被镇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米市始告终结，斛业也从此消失。斛工们得到了政府的妥善安排，我到了搬运公司。如今，我已退休，和儿孙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然而，那远远逝去的岁月和码头生活，却不时地惊扰着我的晚年之梦，促使我把它们叙述出来，留给后人。
作者：市工商联供稿，许知为执笔 一、芜湖银楼业历史概况 芜湖很早就有银匠店，出售自制的银首饰，如妇女用的银簪、耳环、手镯、戒指、儿童带的银项圈、手镯、脚镯以及家用的银器皿等等。当时金首饰还不能在芜制造，需要者从沪、宁大城市银楼贩买、 芜湖银楼业始于1864年（同治三年），宁波人朱锦棠自汉口来芜，在下长街开设宝成银楼。这家银楼开业资金约三千两纹银。1906年（光结三十二年），江苏人张叔藩在长街又开设一家宝庆银楼。到民国初期，约有二、三十家，如宁波人开设的老宝成、老庆宝、老同庆、老天宝、方九霞；江苏人开设的老凤祥、天宝成、新天宝、丹凤、宝庆，大多数分布在下长街、中长街，陡门巷一带。解放前夕，银楼已增至三十四家。 49年芜湖解放后，政府禁止金银自由买卖，这三十四家银楼相继转业或歇业。 二、银楼业经营的特点 银楼业经营的是金银首饰。金银是人们心中的财宝而不是一般的商品。因此银楼的招牌多用“宝”字。解放前三十四家银楼中“宝”字号就有十六家；同时又多用“老”字，表示老银楼根基厚、信誉高，三十四家中“老”字号就占十七家。为了显示招牌老，资金大，不借重金进行门面、店堂的装璜，扩大招牌声誉。如朱锦棠开设的宝成银楼，门楼装饰得像宫殿一般，飞檐翘角、伸向街心上空，盘龙刻凤，朱漆描金，高挂金字招牌，金碧辉煌，起了招徕顾客的作用。店堂内的楹注牌匾，油漆光亮，茶几陈设，古色古香。因此，宝成信誉卓著，生意兴隆，店面装璜起了重要作用。相继开设的银楼，莫不仿效。各银楼所制的金银首饰，即使小戒指、小金簪，都订上自家招牌和足赤等印记，有的在招牌印记前打上“甲”字，以表示是甲级货。另外大都打上暗记，以防假冒。成色如有问题，凭暗记可包退包换。如果招牌不硬，质量不好，信誉不高，这家银楼便无人问津，无法经营了。 三、银楼业的经营条件 银楼业存在和经营的条件，首要是金银自由买卖，其次是金银进出差价比较小，再次是黄金价格能保持长期的稳定，三者不可缺一。而金银能自由买卖是根本的一条。金银进出差价比较小，也非常重要。当时芜湖黄金牌价，根据上海黄金市场报来的价格（银价跟金价走），由银楼同业公会议定公布，如有变动，上海也立即电告公会。例如过去常讲“九十换”，就是一两黄金卖九十元，进出差价常规是黄金5％、白银10％，即银楼卖出一两黄金为九十元，买进或换进顾客一两黄金为八十五元。这五元是银楼的利润，也是顾客可以承受的损耗，买卖双方都有利。这样薄利多销、货畅其流，较厚利少销、周转停滞，有利得多；而顾客兑换的金饰已经带用多年，损耗五元，还是很合算，所以银楼业买卖频繁、生意兴旺，正是这个原因。金银首饰、器皿，不但作为装饰品、实用品，而且可以长久储蓄保值，一旦需要，又可兑换现金使用，人们在富有的时侯，是乐意购储金银实物的；如果银楼进出差价过大，顾客不能承受过重的损失，必将造成买者少，相对卖者也少了，业务自然而然受其影响。 黄金价格保持长期稳定，尤其重要。抗日以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金价是稳定的，基本上浮动在九十换上下。银楼营业正常，利润可靠，因此百年、几十年“老”银楼较多。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急于搜带金银细软逃难，金价涨至一百换以上。抗日胜利后的一个短期内，金价随物价爆跌至四十换，旋即回升。此后法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金价亦无法控制，一日数变，因而金银黑市猖獗，银元贩子到处可见，银元敲击之声不绝于耳。此时银楼卖出容易收进难，营业无法继续进行。还有国内金价与国际价格基本持平也是一个条件，如果国内外两个价格差距太大，由于有利可图，势必造成黄金大量走私外流，银楼业必然受到影响，不能正常经营。 四、银楼业经营的方式 银楼业都设前店后坊。前店销售，后坊制作，自产自销，只零售，没有批发。银楼业主或经理大都是善鉴别、能制作、会经营的行家里手，有统管内外场业务的全能。前店营业人员称为“外场”，主要负责招待顾客，销售或收进。销售由“外场”向顾客介绍本店制品花色品种、戥量、计价。当收进或兑换或来料加工时，“外场”就要鉴别成色、加工计费。因此外场有一位师傅专司其事，如收进首饰或金块的成色有错误，由他负责。作坊的技工称为“后场”，任务是：①提炼冶铸金银块，除杂提纯、铸造大小金条和银锭。抗战前。黄金成色都要在99％以上。名日“足赤”。抗战以后，都下降到98％以下，质量要求不严了。②制作金银首饰和器皿，包括造型、雕花、刻字、镶钻石、或依照顾客所要求款式制作。当时同业统一规定，制作金戒指、金镯等，成色在99％以上；项链、花包戒指等成色可在98％上下。另外也制作一种包金、镀金的首饰，按质计价，适应低档次的需要。“后场”制作各色成品，技术性都很强，有专职师傅负责指导、检查、监督，叫做“把作”。一般都用试金石划出色度与真金色度比较，鉴定成色；目测、手掂，只可鉴别真伪。因假的在色度，份量上有明显差异。 五、银楼业的管理 银楼所经营的全是金银财宝，比一般商店货物管理更为严格。首先是人事管理。从学徒到员工，大都是业主和股东的乡亲而又信得过老实可靠的人，谁招进的乡亲，就由谁负担保责任，或者要有殷实店保。进店后必须严格遵守店规，营业时间不能离开岗位，晚上不准离店外宿，如发现偷窃或其他作弊行为，立即开除，不讲情面，所造成的损失，全由担保人负责赔偿。银楼业的店规虽严，但工资待遇较一般商店员工为优厚，是一只“金饭碗”，大都小心谨慎，努力工作，不敢做非份之想或干越轨的事。其次对金银实物保管特别严密，金银原材料，由经理亲自保管，金银成器，由外场负责人保管，都存在保险柜或保险箱内，钥匙都交给经理。有的大银楼分别设立两个金库，一个金库内存赝品，另一个金库储存真品，防盗防窃，当然库房重地，一般员工是不得擅入的。至于财会制度也很完备，有专管现金帐，有专管金银实物帐，每天结算盘存，向经理汇报。金银实物在内部工序转移，都凭票证。上一工序差误，下一工序拒收，层层监督、互相牵制、杜绝差错。 六、银楼业的技艺和鉴定 银楼业的经营，要有技术力量。最重要的，还是在提炼、加工制作的技术和鉴别真伪、成色的能力这两个方面。金银饰物都要有技艺精湛的工匠来制作，鉴定金银不可能全靠科学仪器，还有目测、手掂的经验。这两者都有赖于师徒传授，而且只可言传意会，难以文字说明。多少年以来，在实践中造就了很多制作技术高超、鉴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创造出许多价值很高的金银饰物和工艺品。芜湖银楼业全部歇业以后，业主大都携资回乡，有一定技能或身怀绝艺的技工（金匠、银匠）、大都改行转业。目前还有业主应郭寿、夏树年二位。已在芜湖制药厂和光华玻璃厂退休。还有一位鉴定黄金行家王绰然，已在市工商银行退休，他在银行期间，负责鉴别黄金工作，去伪存真，贡献很大。例如68年，他从金库堆积的许多金砖中，凭多年经验，目测出一块赝品，斫开检验，果然是“铜芯包”。他总结出鉴别四法：①直观鉴（辩色。掂重、折性、敲声），②磨石鉴（试金石划色）③硝酸鉴、④焊药鉴。他讲的直观鉴实际上还是离不开丰富的经验。本文对这两方面经验，不能有所叙述，只能有待于行家了。附：解放前夕芜湖三十四家银楼统计表银楼名称负责人姓名资本估计地址附记新天宝夏树声黄金550两中长街109号转光华玻璃厂天宝成郑祖龄黄金180两下长街51号 老宝庆长记朱一宁黄金430两下长街14号 老宝庆鑫记金淮南黄金450两下长街6号 老天宝公记洪兆民黄金300两陡门巷21号 老宝成袁梅云黄金360两中长街95号 老天宝久记应郭寿黄金350两中长街陡门巷上首 方九霞应郭寿黄金210两中山路10号转进大中药棉厂老同庆王岳洲黄金260两中山路60号解放后转业老同庆五金号老凤祥梁镜清黄金230两中长街121号历任本同业公会理事长老庆云徐筱棠黄金170两中山路 老宝鑫汤鑫炎黄金180两中长街94号 老天宝成曹汝清黄金130两上长街123号 倪涌茂倪鹤炳黄金130两南门湾37号改做米行老文元黄培洪黄金90两中长街4号 老宝盛罗家煊黄金110两中长街12号 老庆华郑华藻黄金55两进宝街64号改营公道茶馆庆福星李善行黄金22两新芜路82号 杨庆和赵振虎黄金32两新芜路94号改营五金老凤宝刘锡臣黄金25两进宝街77号原是数十年的小银匠店，后参加同庆楼，任经理宝盛树记贾柳村黄金10两下二街57号做小银饰郭凤祥蓝子猷黄金15两下长街57号 老宝祥钱寿华黄金40两陡门巷24号 万宝梁国文黄金40两陡门巷14号改做牙刷盛荣兴盛祥华黄金50两上长街36号摆银器摊郑天和郑璧林黄金40两西内街3号摆烟摊老丹凤夏茂盛黄金40两鱼市街58号改证章业刘涌源刘业强黄金40两中长街111号改做小银器天宝张金山黄金40两中长街39号改营文具店裘天宝徐善宝黄金32两新华路67号改营文具老万顺焦富有黄金11两河南南街7号 天宝庆梁邦俊黄金20两陡门巷6号 久华戴家春黄金2两北内街改业卖米大中华韩永才黄金1两中二街141号改做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