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沐昌根 “铁到芜湖自成钢”，这是芜湖坊间流传已久的一句民谚，它说明历史上的芜湖冶铁技术精湛，名闻遐迩，特别是明代芜湖独创的“苏钢”炼钢法被写进了多种版本的经济史、科技史、冶铁史和文化史的著作，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冶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一、源远流长的冶铁技术 芜湖冶金业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民间一直流传着干将莫邪在此铸剑的传说。康熙《太平府志》载：“神山在（芜湖）县东北九里，与赤铸（山）相连。《图经》（汉唐时期书）云：干将淬剑于此，上有磨剑池、砥石”。民国八年（1919年）《芜湖县志》对神山有同样记载。“赤铸山”还记有：“楚干将造剑之处，山有干将墓”；“火炉山”记有“相传干将造剑设炉于此，因以为名”；“破山”云：“干将试剑于此，上有试剑石”。宋代诗人黄庭坚（1045－1105年）《赭山》诗云：“读书在赤铸，风雪弥青萝。汲绠愁冰断，村酤怯路蹉。玉峰凝万象，绿萼绕群螺。古剑摩空宇，寒光启太阿。”“寒光”、“太阿”为干将铸造的宝剑名称，此诗说的是干将在赤铸山铸剑的典故。由此可见，早在宋代干将铸剑于芜湖的故事已广为流传。 1979年10月，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等来芜湖作历史地理考察后写了《芜湖市历史地理概述》一书，书中指出：“干将铸剑的地点，全国范围内流传有二，除芜湖之外，还有浙江莫干山。我们认为，从文献记载来看，芜湖为早。又一种可能，干将铸剑，并不只会在一个地方。但是，干将在芜湖神山铸剑是屡见于史乘的”。 新中国成立后，众多考古资料表明，古代炼铁遗址可以说遍布芜湖城乡。1984年，南陵县大工山西周至唐代古铜矿遗址群发现，不仅出土了大批青铜器，还发现了铁质采掘工具铁凿铁钎，说明这里既炼铜又炼铁。战国至六朝炼铁遗址在芜湖县新丰乡小村发现，出土了炼渣，经化验，含有铜、铁金属成分，遗址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有三座炼炉，断截面呈柱形，深达2.2米，直径1.6米。1989年，繁昌县也出土了铁锭，经炭14测定为春秋时期的产物。 汉代芜湖炼铁和使用铁器生产、生活工具和兵器有两个例证。其一，《安徽科技史稿》说：汉代庐江郡（庐江即今青弋江）生产的铁质农具凿有“江”字标志，畅销各地，著称于世。这些农具显然是芜湖青弋江一带居民生产的；其二，1981年，芜湖市鸠江乡贺家园汉墓群出土了多种铁剑和铁弩机。东晋至南北朝朝间，南陵县梅根冶是江南两大冶铸中心之一（另一处在武昌），设有铜官，这里既炼铜又炼铁，每岁为国家铸钱五万贯。南齐诗人庾信（513-581年）《枯树赋》说：“北陆以杨叶为关，南陵以梅根作冶”。唐代诗人孟浩然（680-740年）《夜泊宣城界》一诗亦有“火炽梅根治，烟迷杨叶洲”之句。《唐书・地理志》和唐代著名的地理书《元和郡县图志》均有南陵梅根冶的记载，可见南陵县梅根冶当年铜铁冶炼的繁荣景象。 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一书“铁器制造”一节说：“唐朝的冶铁和铸造存在着官冶和私冶的区分，掌冶署是在少府监统领下，掌‘鎔铸铜铁器物之事’……特别是内地的铁矿，原则上是听任百姓开采冶炼，朝廷设置盐铁官收其税”。古代铜冶与国家财政密切相关，故历朝历代均由官方垄断。而铁冶主要用于生产、军事之用，朝廷管制不严，官冶与民冶俱有。据此推测芜湖地区唐代冶铁除南陵梅根冶为官方的外，其他地方冶铁很可能为民间私营。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繁昌县竹园湾、三梁山、铁牛山发现三处唐代炼铁遗址，面积约10平方公里，有6处较大的冶铁遗址，17处冶铁废墟墩，还有多处小的遗址。这些可能是当地先民私人的冶铁基地。其中，竹园湾遗址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好。竹园湾遗址的炼铁炉纵剖面似桃形，直径1.15米，炉身残高0.6米，炉壁厚36厘米，壁长32、宽20、高10厘米。炉膛内残留有尚未炼成的铁块，以及栗树炭、石灰、石块等。由此可知：竹园湾炼铁炉没有炉身角和炉腹角，与汉代一些直筒式炼铁炉相比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使用石灰石作熔剂。炉体比汉代略小点，其鼓风能力更为合适、燃料消耗更为完全。 宋代，发生了山东曲阜铁工濮氏乔迁芜湖的大事，推动了芜湖冶铁炼钢技术的业进一步发展。据《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3期发表的张九皋文章《濮家与芜湖》介绍，南宋初年，山东曲阜有精于炼钢的铁工濮家兄弟七人，因金兵南侵，激于义愤，相约分别从军，从事钢铁武器制造。兄弟七人分别随军转战南移，于南宋初期来安徽的芜湖、凤阳、和州、当涂、江苏的溧水、苏州、浙江的嘉兴成家立业，从事铁业生产。老七落户芜湖，他先是居住在芜湖东南郊的百家店，炼铁制钢，因钢铁品质优良，畅销于民间和军队，业务兴旺，因此人们将百家店改为濮家店。南宋中期，濮七的孙子濮万伦积累了丰富的炼钢经验，精于“听钢”，即敲击钢块，从声音中鉴别钢质量的优劣。到明代中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芜湖专业炼钢的钢坊不断发展扩大，濮家的濮万兴钢坊就从濮家店搬迁到芜湖西郊明代城墙内的铁石墩、铁锁巷一带的濮家院，这里有西湖，便于为钢淬火。这时，徽商也到芜湖兴办钢坊。《徽商研究》一书说：“明嘉靖时，休宁人汪尚权商于湖阴（芜湖）数年。复大募工，治钢冶，指挥百人，斩斩有序，工罔不效……资日丰于旧”。后来，明城墙筑成，因炼钢业发展，用水不便，濮万兴又在城西外七更点设置了总作坊，濮家院为东作坊。到清乾隆、嘉庆年间，芜湖炼钢冶铁进入全盛时期，又增设了西作坊，并在石桥港西面的花津路建筑了白石浴池，专供本作坊炼钢工人沐浴，可见工人人数之多。 从明代中叶到清代初期，芜湖大钢坊发展到八家，除濮万兴以外，著名的还有从南京迁来的葛永泰、马万盛两家。由于芜湖附近的当涂、繁昌两县有着丰富的铁矿资源，又有皖南丰富的柴炭，加上水路交通十分便利，因此吸引了南京葛、马两家来芜湖兴业。葛永泰钢坊开设于芜湖西湖池东面，即今太阳宫（古称北极阁），湖滨街附近，后来因用水不便迁到七更点。当时，芜湖钢坊多数是南京迁来的，炼钢工人也都是来自南京附近的江宁、句容、溧水、当涂。从康熙到嘉庆年间，芜湖大钢坊发展到十八家，小型的还有不少。其中仅陈姓钢坊一家就发展成为五家：陈奎泰、陈元泰、陈祥泰、陈京泰、陈茂源。《芜湖县志》（1919年版）记载：芜湖“惟铁工为异于他县，居市廛治钢业者数十家，每日须工作不啻数百人”。“铿锵之声终日不绝于耳”。我们还可以从《芜湖县志》“实业志”记载看出，光绪初年，芜湖冶炼已经燃烧煤炭，还曾经进口过洋煤，每日用量以及芜湖开采煤炭的状况该志记载说：“煤炭业，在光绪初年，仅有湖南宝庆、兰田之煤运芜发售，专为锻铁之用。嗣有小轮往来，需用烟煤，则皆购用舶来品也。迨后，木柴渐贵，馆店作坊改用者多。其始亦仅用湖南柴煤，光绪季年政府提倡实业，准人开矿。吾皖之池州、宣城、繁昌等处，遂有人相继禀请开采柴煤，来源因以日渐扩充，鼎革以后，矿务大兴，出产丰富。湖北之萍乡、天津之开滦，山东之峄县，舟车转运，以至芜者，络绎不绝，均系上等烟煤，驾乎舶来品上，以致洋煤进口遂绝。近年本埠开设公司行号运售煤炭者，计十余家，每日共计销售各种煤炭平均约三百吨云”。 到嘉庆六年（1801年），清政府就对芜湖钢坊加强了统制，曾饬全芜湖关道宋鎔详细制定运销章程，责令各钢坊出具连环互结，公布坊票，认明熟客，指定售卖地方，并将钢斤数目、商贾姓名，填写票内具结，就近呈送关道衙门编号铃印，验明放行。同时，钢坊也正式成立公所，并在城内薪市街建筑公所办公房，专人办理章程中所规定的事项。这时芜湖钢铁已行销七省之广，最远达山西。濮万兴总作坊设有客舍，招待各省顾客食宿，钢款的汇划和现银的解运，都由票号办理。芜湖最后一家山西人开的，位于三圣坊兴隆巷内的三晋源票号，在1889年后芜湖炼钢业完全衰落时，才迁回山西。《芜湖县志》“实业志·商业”说：“钢为旧日驰名物产，咸丰后尚存炼坊十四家，均极富厚，自洋钢入口，渐就消灭”。这里表明，清光绪二年（1876年）芜湖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从此以后帝国主义者不断向芜湖倾销“洋钢”，迫使芜湖地产钢铁逐步歇业倒闭。据《安徽经济轨迹》一书中《芜湖海关历年进口金属统计》（1877－1892），1877年芜湖进口钢铁399.25担、1878年增至4372担，到1890、1892年３分别猛增到22025担和28261担。由此可见当时芜湖进口钢铁之多，以致芜湖地产钢铁业的破产。 二、“苏钢”的发明和外传 芜湖悠久的冶铁炼钢历史，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技术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冶铁经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明代芜湖铁工创造了“苏钢”冶炼法。因为这一冶炼法乃为侨居芜湖的江苏人发明，故称“苏钢”，亦称“芜钢”，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冶金史上的首创。关于“苏钢”冶炼法，清嘉《芜湖县志》记载说：“初锻熟铁于炉，徐以生镤下之，名曰饣委铁，饣委饱则镤不入也。于时渣滓尽去，锤而条之，乃成钢。其工之上者，视火候无差，忒手而试其声，曰若者良，若者楛。其良者扑之皆寸断，乃分别为记，橐束而授之客，走天下不訾也，工以此食于主人倍其曹，而恒秘其术”。新中国成立后，众多冶金史、古代史研究专家对芜湖“苏钢”技术的先进性及其外传，均作了较详尽的分析和很高的评价。 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苏钢的发明”说：“陈春华嘉庆《芜湖县志》卷一载苏钢是在团钢的基础上发明于明代苏州，是中国所独创的一种先进的炼钢法，为世界冶金史上之首创”，“苏钢与近代白淋快速炼钢法，在原则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成品……与近代工具钢几乎完全相似，苏钢发明后，逐渐普及，至清，芜湖、湘潭以产苏钢为最著。团钢便逐渐被淘汰了”。 陈哲夫《中华文明史》（第九卷）“苏钢工艺及其推广”一节说：“我国古代的主要制钢工艺有炒钢、灌钢，以及百炼钢、渗碳钢等种，它们直到清代仍在使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苏钢工艺已相当成熟，并且推广到了全国许多地方。苏钢是灌钢工艺的高级形式，基本操作仍然是‘杂炼生柔’。据说因江苏工匠所创而得名，首盛于芜湖，后又传到湖南、四川等地”。“苏钢传到湖南的时间大约是乾隆时期，1935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七篇说：‘湘潭产钢，名曰苏钢，与宝庆大钢条形式不同，质地较优，该业起自清乾隆年间，由芜湖陶裕盛传授来湘。至咸丰时，湘潭之苏钢坊计有四十余家。所产之钢销于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山西、山东、天津、汉口、奉天（今辽宁）、吉林等地，殊见畅旺，亦为湘潭苏钢之黄金时代’。一般认为，苏钢工艺的起始年代应可追溯到明代中期”。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灌钢法的新发展”一节说：“灌钢法到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二种是‘以生铁与熟铁并铸，待其极熟，生铁欲流，则以生铁于熟铁上，擦而入之’。这种制钢工艺和盛行于苏州、芜湖等处的‘苏钢’相近”。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说：“苏钢由芜湖传到湘潭”，清光绪《湘潭县志・货殖五》记载：“冶铁取钢，必于芜湖。乾隆中，黄聚泰身往佣于芜湖，三年结良工八人，要与归。起炉听钢，岁坐致千金。至今钢坊称聚泰，南北推其良。西商不复往芜湖矣”。 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明清以后‘苏钢’冶炼技术及其传播”一节说：“明清以后流行的‘苏钢’冶炼法，是灌钢冶炼法的进一步发展，它比灌钢冶炼技术有了改进”。他还说明代唐顺之《武编・前编》卷5《铁》一条所说的“以生铁与熟铁并铸”，等到“生铁欲流”时把生铁水擦入熟铁中，当是灌钢冶炼法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流传在今四川等地的苏钢冶炼法。“唐顺之是明代嘉靖年间人，可知至少明代中期（15-16世纪之间）这种苏钢冶炼法已经发明了。这种苏钢冶炼法，曾盛行于安徽芜湖”。该书还提及1870年6月，德国人李希霍芬写给米琪的信说：“山西不产钢，所用的钢全部来自芜湖和汉口”。 李希霍芬1882年所著的《中国》一书再次提及山西用钢由芜湖和汉口购进，还说到芜湖苏钢传到湖南等地。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铁器铸造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一节说：清嘉庆《芜湖县志》卷一记录炼钢法“就是著名的苏钢，苏钢是明代灌钢技术的一个重大发展。它的原理和宋、明的淋钢、灌钢相同，都是用烧熔的生铁去淋、灌或“饣委”熟铁，经剧烈氧化，成为含碳量比较高的优质钢；锤击则是为除去杂质。但是，淋钢或灌钢是把熟铁打成盘条或箔片，与生铁一起封闭或半封闭入炉。苏钢则是用“初锻熟铁”，不封闭入炉。……当然，采用不封法，需要更高的技术掌握火候、时间”。 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一书说：“苏钢，它是灌钢发展的高级阶段，灌钢的优点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表现。‘苏钢’的操作要点是：先把料铁放到炉里鼓风加热，后把生铁的一端斜放到炉口里加热，继续鼓风，使炉内温度不断升高。当炉温在摄氏1300度左右的时候，炉内的生铁不断地往下滴铁水，料铁已经软化。然后钳住生铁块在炉外的一端，使铁水均匀淋到料铁上，并且不断翻动料铁。这样就产生剧烈的氧化。淋完以后，停止鼓风，夹出钢团，砧上锤击，去除夹杂。一般要淋两次。‘苏钢’冶炼高明的地方主要有二点：一是料铁组织疏松，含有大量的氧化夹杂，硅、锰、碳含量也比较高，灌炼的时候氧化剧烈，造成一定的渣、铁分离。二是料铁中铁的氧化物氧化了生铁中的碳以后，铁便被还原出来，这样就提高了金属的收得率。如果用熟铁灌炼，氧化铁早已被当成夹杂排掉了。嘉庆《芜湖县志》卷一说的‘初锻熟铁’，就是这种类型的料铁。‘苏钢’和前两种灌钢工艺的区别也主要在这点上。前两种是用‘熟铁’片，就是‘片’，组织就比较致密，就不是‘初锻熟铁’”。“象苏钢这样，既能高效率地生产，又能比较好地控制成分，得到高碳钢，并且能造成一定的渣、铁分离，在古代炼钢工艺中是难能可贵的”。 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一书“灌钢技术的发展和苏钢的出现”一节说：“明清时期，有关灌钢技术的记载明显增加，且稍见具体；多种不同的灌炼操作都有使用，技术上则发展到了更高水平，即苏钢工艺的阶段”。还说：陈春华纂嘉庆《芜湖县志》记载的苏钢冶炼法，“也是一种灌淋法，其称灌淋为‘錗铁’。‘徐以生镤下之’，即缓缓地将生铁灌淋到‘熟铁’上”。“苏钢”与灌淋法的主要区别是：其原料‘熟铁’仅仅是‘初锻’过的：所谓‘初锻’，即是初步锻打，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拍聚’，即将炒过之铁拍打、拍聚在一起而己。其优点是：（1）‘初锻熟铁’组织较为疏松，可增加生、‘熟’铁的接触反应面，而有利于渗淋。（2）其所含氧化夹杂较多，可较大提高碳氧化反应的强度，使反应进行得更为强烈，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去渣能力。（3）其中的氧化亚铁会部分地还原出来，从而提高了金属收得率。若以普通‘熟铁’为灌炼用原料，这部分氧化亚铁便会被当成夹杂而排斥废弃。看来，此前的‘熟铁’当非初锻之品。灌钢工艺的主要优点是去渣能力较强，苏钢工艺则把这一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于时渣滓尽去’，这是很高的评价”。 万绳楠等《中国长江流域开发史》“清代长江流域的冶铁业”一节说：“安徽芜湖和湖南湘潭的钢坊生产的苏钢是明代灌钢技术的一个重大发展。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书对此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该书还叙述了芜湖苏钢的冶炼方法及其外传湖南湘潭等地的情况。 三、铁画和“芜湖三刀” 芜湖悠久而精湛的冶铁炼钢技术也催生了传统铁制工艺的发展，芜湖历代优秀的工匠在长期的实践中，以自己的智慧才智和创造才能，创造了中国一绝铁画，而号称“芜湖三刀”的芜湖剪刀、剃刀、菜刀曾闻名遐迩，成为畅销全国的名牌。 关于铁画，《芜湖县志》（1919年版）记载说：“有锤铁为画者，治之使薄且缕析之，以意屈伸，为山水、为竹石、为败荷、为衰柳、为蜩螗郭索，点缀位置，一如丹青家而无襞积皴皵之迹。康熙间，有汤天池者创为此，名噪公卿间。今咸祖其法，虽制作，远逊汤，而四方多购之，以为斋壁雅玩”。由此可见铁画创始于芜湖冶铁炼钢旺盛的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创始人为汤天池（名鹏），名噪一时，为士大夫及四方客人所青睐，纷纷求购作为斋壁雅玩之品欣赏。 铁画源出于“铁花”，是以铁为材料，经过锻打成为立体的折技花卉，涂以金色、黑色或彩色后为成品。至迟在明朝末年，芜湖已有“铁花”制作，品种有莲花、菊花、梅花、竹枝等，多作佛像前供品。山西五台山寺庙中，曾发现刻有明代天启（1621-1627年）间年号，并有施主姓名落款，注明购自芜湖的“铁花灯”铁匠铺。旧俗农历7月30日为地藏王成道日，各地香客赴九华山敬香，多经过芜湖购“铁花”上山供奉佛祖。如今九华山佛殿尚有“铁花”。 汤鹏，江苏溧水人，精于锻铁。他有幸与芜湖著名画家萧云从为邻，得其指点，继承“铁花”制作的传统技艺，以铁为墨，以锤为笔，以砧为砚，取立体造型多层焊接，使炉锤之巧与画理相通，一举创造了铁画。这种铁画以纸碳钢为材料，工匠依据画稿，取料入炉，经过锻打、修钻、校正、焊接、整形、退火、烘漆防锈，然后装框成画。它富有立体感，黑白分明，古朴典雅，虚实相生，层次分明。其作品山水能分远近之趣，人物能具传神之态，花鸟能出栩栩之姿，楼阁能得深邃之感，书法能生劲秀之妙。铁画一经问世，便震动文坛，众多文人墨客，赋诗著文加以歌颂。清乾隆（1736-1795年）间书法家梁同书《铁画歌》序说：汤鹏所作铁画，“兰花草虫，无不入妙。尤工山水，大幅积岁月乃成，世罕得之”。其诗曰：“……谁教幻作绕指柔，巧夺江南钩缫笔。花枝婀娜花璁珑，并卅快剪生春风。……采绘易化丹青改，此画铮铮长不毁”。还有的诗人称“汤鹏之技古莫俦”，“攻金竟类攻皮鞣”，“匠心独出”、“铁冶神工”。汤鹏铁画《四季花鸟》条幅四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草书对联：《晴窗流竹露，夜雨长兰芽》和《竹石图》藏安徽省博物馆。汤鹏之后还有流寓芜湖的浙江建德人梁应达也制作铁画，其作品画面景物逼真，线条生动自然，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可是，解放前芜湖铁画业纷纷倒闭，几乎失传。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芜湖市委、市政府请出老艺人储炎庆恢复了铁画，并于1956年新建了芜湖工艺美术厂，专门生产铁画，使这一艺苑奇葩得到大发展，从题材到形式都有新的突破，制作也部分实现机械化和流水作业。艺人们新创作出瓷盘瓷板铁画、金画、镀金画等。其作品不但畅销全国各地，而且经常出国展出，还作为国礼，被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给外国首脑。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巨幅落地屏风《迎客松》和《黄山天下奇》、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铁字《长征诗》、天安门城楼上的《同乐》等铁画和铁字书法均出自芜湖铁画艺人之手，铁画已从昔日“斋壁雅玩”之品进入了大雅之堂。铁画艺术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的高度评价。1964年5月5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学大师郭沐若视察铁画后兴笔题写了“以铁的资料创造优美的国画，以铁的意志创造伟大的中华”的题词。铁画艺人的待遇也不断提高，1988年和1999年杨光辉、储金霞被国家分别授予艺术大师和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称号。2006年6月，芜湖铁画锻制技艺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芜湖的“十里长街”已成为皖东南著名的商贸中心。芜湖的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冶铁业成为芜湖手工业的一大主业。其产品远近闻名、畅销各地，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芜湖三刀”了。 民国八年（1919年）《芜湖县志》载：“剪亦驰名物品，今澛港及本埠剪工达数百人，过芜者莫不购，归以为赠品。盖以锐利耐久非他处可及也”。芜湖剪刀创始于明代崇祯年间（1628-1644年），当年，世代制作剪刀的徽州歙县人张思家来到芜湖发展剪刀业，兴办了多家作坊。清康熙二年（1653年）张思家的后裔张小泉，因战争侵扰，于是从芜湖逃难到杭州，在杭州办起了张小泉剪刀作坊，后来逐步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张小泉牌剪刀。今天，杭州市刀剪剑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中说，张小泉剪刀来源于“安徽芜湖澛港剪刀”。张小泉走后，芜湖剪刀生产仍然兴旺，最著名的为澛港剪和赵云生剪，其特点是式样美观，精巧实用，钢铁粘合不夹灰，淬火均匀不崩口，刃口锋利不卷口，民间评价芜湖剪刀说：“软剪丝棉不打滑，硬剪铁片不崩刃”。芜湖剪刀在清代曾三次获奖，从此名声大震。第一次是光绪年间（1821-1850年）被选为中国名产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荣获奖章；第二次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参加南洋劝业会，荣获甲等银牌和奖状；第三次是宣统三年（1911年）参加杭州全国赛会，荣获甲级金牌奖。新中国成立后，赵云生剪刀和澛港剪得到大发展，不但质量提高，而品种增加，新出现了抛光刻字的整枝剪、整篱剪、银元剪（类似银元大小）等，曾多次荣获全国优秀产品称号，成为中国十大名剪之一，畅销全国，还出口到东南亚、欧美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芜湖菜刀具有造型美观，光洁平滑，背厚膛薄、刃口锋利的特点，有“斩金削铁如泥”之誉。清康熙年间就盛名远播大江南北。1976年被列为国家轻工部重点产品，1979年被评为全国同类产品第一名。芜湖剃刀为理发工具，清光绪年间由芜湖王福兴所经营，具有美观实用，刀口锋利，轻巧灵活的特点。 “芜湖三刀”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成为芜湖人的骄傲。 从春秋时期的干将铸剑、到明代的“苏钢”、再到清代的“芜湖三刀”、艺苑奇葩“铁画”，具有两千多年文明史的芜湖人以自己的聪明智慧与勤奋创新，创造了一个个令人赞叹的奇迹，谱写了我国冶金史上的一段佳话。
作者：沐昌根 交通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我们祖先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发明了舟船。成书于西周（约公元前11 世纪-公元前771年）初叶的《易经》说：“黄帝、尧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修不通”。《史记·夏本记》记载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舟”。《诗经》有“二子乘舟”之句。我国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也有“作舟以行水”的记载。 芜湖襟江带河，境内水网密布，沟渠纵横，水量充沛，是江南著名的水乡泽国。由于这样的地理环境，生活在芜湖的先民，为了生存和繁衍，远在商周时期，就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发明了船舶，用以渔猎、交往、客货运输和战争，享有充分的舟楫利。据史籍直接或间接记载，芜湖先民在造船用船上有众多领先于我国各地的地方，为造船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我国古代造船史和中华文明史上曾经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第一章：芜湖造船历史 一、悠久的造船历史和众多造船荣誉 芜湖造船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7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此时，芜湖南陵县崛起为扬州地区唯一的、也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青铜采、治、铸基地，为朝廷生产金、银、铜。《尚书・禹贡》记载了这些产品的运输情况：“淮海惟扬州（南陵时属扬州）……厥贡惟金三品（金、银、铜）……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这是说以船舶实行江海联运，将南陵的“惟金三品”作为贡品运往朝廷。它表明当时南陵已有船舶制造业，否则是不可能“沿于江海，达于淮泗”的。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舟师之战和第一次水战均发生在芜湖在列国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芜湖地处“吴头楚尾”之地，雄踞长江下游的吴国和中游的楚国都重视船舶制造业。其中，吴国被称为“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国家。他们为争夺长江控制权和长江流域富饶的土地，曾发生过多次舟师之战。明代《龙江船厂志・文献志》说：船舶“降自吴楚，遂倚为战争之具，国家安危，恒必系之。”《左传》说：“周灵王二年（鲁襄公三年，前570 年），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今芜湖东约30里处），至于衡山”。《中国古代海战水战史话》和《中国水运史》均说：“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我国最早的水战。”舟师之战就是水战，显而易见当时吴楚两国一定有造船业，为舟师制造战船。 关于我国将船用于战争的历史，《中国古代海军史》一书引用了《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四卷的记载说：“水战之具，始于伍员，以舟为东，以楫为马。”伍员又名伍子胥，楚国人，因父兄为楚平王所杀，投奔吴国，佐吴伐楚，深受吴王阖庐器重。一日，阖庐向伍子胥请教船军之备，伍子胥对曰：船名大翼、小翼、楼船、桥船（《越绝书・杂记》）。这是见于文献的我国战船的最早分类。 历史上首次为船舶命名也发生在芜湖 《左传》记载了此事：“鲁昭公十七年（周景王二十年，前525），楚人及吴战于长岸（今芜湖天门山一带）。”《文献通考・卷158》“舟师水战”记载了此次水战。记载中了吴国失王船后，派三人潜伏王船侧，夜间高呼艅膛，潜伏者闻声轮流应答。楚军误认为吴军攻入楚营，发生混战。吴军乘势进攻，大败楚军，夺回艅艎的故事。原文如下：“昭公十七年，吴伐楚，阳匄为令尹，战于长岸（今芜湖天门山一带），大败吴师，获其乘舟艅艎（舟名），便随人后至者守之，环之及泉（环周也），盈其隧炭，陈以待命（隧出入道）。吴公子光请于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为光之罪，众亦有焉，请籍取之，以救死。众许之，使长鬛者三人（长髭鬛与吴入异形诈为楚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艅艎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艅艎以归。”明代李昭祥的《龙江船厂志·文献志》说：“艅艎，舟名。舟之有名始此。”这就告诉人们，在此之前船舶是没有正式官方名称的。《长江古城址-芜湖楚王城》记载此城“此垣外圩田内曾发现朽蚀木舟。”经考古专家认定，座落今在芜湖市区东约二十里的楚王城，即古鸠兹所在地。这一发现，这春秋战国时代吴楚两国造船业提供了实物证据。 芜湖在国内首先制造出帝王王船 “楼船凌洪波，寻戈刺群虏”到了汉代，芜湖造船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跃成为睥睨群雄的国家楼船建造基地，专门为汉朝水军制造主力舰船——楼船，也是全国唯一设楼船官，为国家监造楼船的地方。 明代李昭祥的《龙江船厂志》说：“船司空，《汉书・地理志》：‘京兆尹船司空’。注云：‘本主船之官，遂以名县’。又庐江郡有楼船官。” 《中国古代海军史》说：“西汉的造船中心有数十处之多，其中主要有长安、洛阳、巴蜀（今四川）、长沙和洞庭湖一带、庐江郡、豫章郡（今南昌一带）、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福州、番禺（今广州）等地。” 《中国造船史》也说：“庐江郡……汉时在此设楼船官。” 上述三种史籍均只说庐江郡设楼船官，未说第二个地方设楼船官，这都说明了当时庐江郡造船场是国家创办的唯一的官办造船厂，类似于今天的大军工厂级别，其重要性和造船技术也肯定高于他处。 《中国造船史》说：“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又亲自巡视了自古以来的造船重地庐江郡，并从浔阳（今江西九江、湖北黄梅一带）乘船顺江而下……他巡视庐江、浔阳这些造船重地，说明他相当重视船舶的建造和发展。”《中国古代海军史》一书也说：“汉武帝在元封五年乘船巡海时，先从浔阳登船，顺流而下……然后‘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可见对长江下游来说，庐江（造船）基地的重要性，远在浔阳之上”。 庐江郡究竟在哪里 上文中的庐江郡，它不是今天江北的庐江县，而是芜湖的青弋江。 《中国古代海军史》一书第25页“庐江、枞阳”就对历史上在今天的庐江一带造船产生了怀疑，书中说：“庐江郡治所先设在今之安徽舒城，后移潜山，均距长江甚远。”显然，不便于建立造船基地。书的作者并不清楚汉初庐江指得就是今天的青弋江，郡乃以江为名。 对此，清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1839-1915）在他历时40余年完成的巨构《水经注疏》“庐江水”一节中有明确的考证，他纠正了北魏郦道元“注后才有此说”，杨守敬还说：《水经》“盖因水名甚著者而录之”，“惟（庐）山北之石门水，源流颇短，似不应称江，《水经》亦似不应以庐江水立篇。”“郦氏求庐江水不得，以庐山北石门水当之，而三天子都称于庐山矣。” 杨守敬的《水经注疏》以众多资料说明汉初的庐江就是江南青弋江，纠正了包括北魏郦道元等注家说在今江西庐山或今江北庐江县之错。他说：“《水经》‘庐江水’篇曰：‘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彭泽县（今鄱阳湖），西北入于江‘。而晋代地理学家郭璞在《山海经》注中就指出：‘三天子都，今在新安歙县’，‘今青弋江当庐江’，‘三天子都即今徽州之黄山’”。 杨守敬还引用了唐代庐潘《庐江回辩》（出于《唐文粹》），一文说：青弋江之源头在“歙州南率山西之水为庐江”，“庐潘之说与《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水经》适合”，讲的就是发源于今歙县的青弋江，在汉初为庐江。 杨守敬还在他的《晦明轩稿》一书的《山海经汉志水经庐江水异同问答》一文中以2000多字的篇幅，进一步论证了汉初的庐江就是青弋江。其文曰：“汉志庐江郡下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据其所言是丹阳之青弋江也，青弋江出黄山（即三天子都），北过石台东西（即陵阳），又北过宣城西（即宛陵），而北入江，无不与汉志合者。”“汉志丹阳郡宛陵下有彭泽聚……水经所涓彭泽具者是彭泽聚之误。”《水经》说“西北（自芜湖）入于江”即“今之青弋江”，“与《山海经》《水经》悉合。” 杨守敬的庐江就是青弋江之说，还可以在众多史籍中找到验证。《谈史方舆纪要》说：“胡氏注，文帝初分淮南为庐江国，在江南”。《长江古城址》说：“汉初置庐江郡于江南，因庐江为名，庐江即今青弋江，”“汉武帝元狩年间，废江南庐江郡，另置庐江于江北。”《安徽大辞典》说：“庐江郡，楚汉……辖境相当今安徽长江以南。”《安徽建置沿革》说：“庐江郡为西汉庐江国……位于今江南地区，庐江指今皖南青弋江。”《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庐江郡”条说：“楚汉之际分秦九江郡置，辖境相当今安徽省长江以南，泾县、宣城以西。”《汉书・地理志》应劭注说：“庐江出陵阳（今青阳）东西，北入江。”这里指的也是青弋江。 上述众多史料无可争议地表明，汉初庐江就是今天的青弋江，芜湖一带是朝廷创办的重要船舶建造基地，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设船司空的所在，也是为水师制造主力舰楼船的地方。汉武帝当年巡视长江直至入海乘坐的楼船极可能是在芜湖制造，因为当时芜湖造船场是国家唯一设楼船官监造主力战舰的船场，官方背景的船场其技术水平、性能、豪华程度一定高于其他船场，必然也会是汉武帝王船首选制造场。 二、三国时期的芜湖造船业 三国鼎立时期，曹魏和孙吴占据江淮地区，淮河南北为曹操所有，孙权占据江南各地，吴、魏仅一江之隔。双方为了争夺地盘，都重视水上武装建设，在六十年间进行过几十次大小战争，其中发生在芜湖濡须口（今裕溪口）的舟师之战多次。因地处长江、淮河水网地区，吴、魏双方均重视水军建设和战船建造。赤壁之战后，曹操水军全军覆没，次年返军至淮（亳县），即“作轻舟，治水军”。曹操之子曹丕写的《浮淮赋》说：“大兴水军，汛舟万艘”。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为了征战孙权，在濡须口附近设造船工场，制造油船，船身涂桐油，裹以牛皮，名曰“蒙冲”，用以“冲击敌船”。建安十九年，曹操舟师征战到濡须口，生擒了孙权部将公孙阳。 但是，曹操的水军和造船规模都不如孙权。孙权于建安十七年（212），凭借浩浩荡荡的长江，沿江置督，扼守要津，控制长江中下游航道。他除了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州闽县），制造海舶，与辽东、句骊（朝鲜）、夷洲（台湾）扶南（南越）通商，另在武昌（今武汉）设造船场外，还在濡须口设督，建立水军基地，为中央直属部队，并设造船场和水上要寨——濡须坞，置典船都尉，主管造船事务，为濡须督制造战船和防务。孙权凭借发达的造船业，建成了强大的水军。 《三国志・周瑜传》说：孙权大将周瑜“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吴书·吴主志》说：孙权“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与曹操对峙。孙权最盛时有战船5000余艘，大者长达20余丈，可载将士六七百人，载重量达万斛。还造出“往来如飞鸥”的走舸，双船连接，履波涛如平地的舫船，用于潜渡的油船等。孙权秘乘楼船有“飞云”、“盖海”等名号，船上皆雕镂彩绘，华丽非常。《太平御览》卷77说：孙权“制大船曰大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津。”《龙江船厂志·文献志》说：“吴将军贺齐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幨，蒙冲斗舰，望之若山。” 吴黄武二年（223），孙权将芜湖县治由鸠兹（今芜湖东20里）故地迁至青弋江下游南岸今鸡毛山高地，这说明他对捍卫芜湖对江濡须口水军和造船基地的重视。刘备也曾说过：“江东形势，先有建业，次有芜湖。” 《安徽历史述要》说：“曹吴无数次战争，进攻的目标常在濡须（今裕溪）、合肥两地”，“同一个濡须口，是孙权最坚固的北门锁钥，也是曹操闭寨的咽喉”，《龙江船厂志・文献志》说：“孙权舟船整肃，曹操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对濡须奈何不得，除建安十九年擒孙权部将公孙阳外，在此前后数次进攻濡须均无功而返。 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西破马超、韩遂之后，又急向东行军，进攻濡须口，无所获。建安十八年，曹操又率水陆军四十万东攻濡须口，仍然扑空。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又“众樯成林，舳舻千里”，进攻濡须，遭到失败，所以诸葛亮曾指责他“四越巢湖不成。”曹操死后，魏黄初四年（222），曹丕乘孙权与刘备构兵，要孙权“质子”（人质），孙权不应，曹丕遂三路攻吴，令曹仁向濡须进军，又败于孙权部将朱桓。魏嘉平四年（252），魏乘孙权逝世，派诸葛诞、胡遵率水陆大军七万进攻东兴堤（今裕溪口附近东关），又惨败于吴将诸葛恪。《三国志》也多处记载了曹魏伐孙吴之事。《孙胶传》说：“是时，曹公数出濡须，胶每赴拒，号为精锐。”《吕蒙传》说：“后从权拒曹公于濡须，数进奇计，又劝权夹水立坞，所以备御甚精，曹公不能下而退。”《孙权传》说：“曹仁遣将军常雕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须中州，仁子泰固引军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将军严圭等击破雕等。” 据史籍记载：吴天纪四年（280）三月，吴国被晋国灭亡后，晋王浚收编吴国的战船尚有5000余艘。孙吴在濡须能数次反击曹魏进攻而取得胜利的史实表明，他在濡须有强大的水军和为水军制造战船的造船基地。如果没有坚实的造船、修船基地，要坚守濡须这个孙吴水军的桥头堡是不敢想象的。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芜湖造船业 根据《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记载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造船业有很大的发展，既有载重量大、安全可靠的大船与楼船，又有机动性强、灵活轻便的快船小艇，种类繁多，造船业十分发达。芜湖在这个时期造船业如何，我们从这一时期发生在天门山等芜湖地区的多次舟师之战，可以窥见其端倪。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人伐吴，吴主遣将军张象，率舟师万人，御之于梁山（今天门山）。”《中国历代战争史·两晋卷》记载东晋讨叛将王敦之战，“王敦欲进一步控制朝政……遂移镇姑孰于湖（今芜湖）”。太宁二年（324）正月，王敦“乃以其兄王含为元帅，率钱凤及冠军将军邓岳，前将军用抚等水陆五万，指向京师（今南京）” 《安徽省志・军事志》记载，晋明帝讨晋安王子勋之战说，秦始二年（433）二月，“晋明帝水军于赭圻（今繁昌西）之浓湖（今荻港）战胜子勋部将刘冲舟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两晋分册》记载：晋平叛将苏峻之战，咸和二年（328），“三月，苏峻舟师南屯于湖（今芜湖）” 《中国历代战争史・南北朝卷》记载有，宋内乱之战时，“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正月，江州刺史藏质拥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武帝第六子）以叛，宋主命领军将军柳元景为抚军将军，以左卫将军王玄谟为豫州（芜湖时属豫州）刺史，以讨义宣，舟师进据梁山洲（今天门山），于两岸筑偃月城，水陆待之。”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大明七年（463），祀梁山大阅于江中，立双阙于山上。”《文献通考·舟师之战》记载：“梁元帝承启元年（552），湘东王绎遣王僧辨讨侯景，水战于芜湖。” 《芜湖诗词》记载：梁元帝萧绎（508－554）《讯芜湖》诗句曰：“桡度菱根反，船来荇叶低。帆随迎雨燕，鼓逐伺潮鸡。”南朝梁文学家刘孝绰（481-539）《夕逗繁浦》诗句曰：“岸回知舳转，缆解党船浮。……疑是辰阳宿，于此逗孤舟。” 《读史方舆纪要》说：“梁敬帝初（555），江州刺史侯瑱拥兵上游，不附于陈霸先，霸先遣将侯安都等，师舟师立栅于梁山以备之。” 《资治通鉴・元嘉二十七年》记载：宋文帝刘义隆抗击北魏军南进，沿长江建立防线，他“游逻上持于湖（今芜湖），下至蔡州（今南京西江中），陈舰列营，周亘江边，自采石至于既阳（江苏江阴）六七百里。” 我们从以上史籍等记载中可以看出两晋南北朝时期，芜湖军船民船制造业都相当发达的。其中梁元帝乘坐的船应当是比较高大而又豪华的船，可能是官方造的战船，亦可能是民船。刘孝绰乘坐的当是民船则是可以肯定的。 四、隋唐时期芜湖的造船业发展 唐代是中国造船业鼎盛时期。 白居易（772-846）描写江南风光的诗说：“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旧唐书・崔融传》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唐国史补》卷下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剩，舟楫居多。”这都是对唐代贸易船舶水运盛况的历史记录。 据《芜湖市志》记载：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芜湖属江南道宣州；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芜湖属江南西道宣州；上元二年（761），江南西道宣州；德宗贞元三年（787）芜湖属江南东道宣州；五代、南唐李升元年（937）复置芜湖县属江宁（今南京）府。前后316年属宣州，我们从宣州唐代造船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芜湖的造船线索。 《资治通鉴》卷198说：贞观二十一年八月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今朝鲜）。”这十二州是宣、润、常、苏、湖、杭、越、台、婺、括、江、洪，包括了现今皖、苏、浙、赣广大地区。征高丽的船要入大海，必须是大船。宣州治所地处小河流水阳江，距离长江较远，造入海大船是不行的。他们为朝廷造入海大船很可能在时属宣州又濒临长江的芜湖一带，只有这里才能造大船由长江顺流而下入海征高丽。 《长江航运史》（大事记）记载了唐代在长江流域两次大规模造船活动：一是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命阎立德等……命江南十二州造大船数百艘。”二是贞观二十二年，“太宗为东征需要，命长江沿岸开展大规模造船活动。” 《九国志》卷3记载说，“工匠对宣州刺史田頵说：冯公（冯宏铎）楼船之盛，闻于天下”。《九国志》卷2：“每一舟，必远求楩楠既成，数十岁为用，余木性不禁水，非久必败。”这说明当时他们对造船木料十分讲究，选择“数十岁为用”而见水不易腐朽的上等楩楠。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唐武德七年（624），辅公祏叛，遣其将冯慧亮等师舟师屯博望山（今天门山）。”“天复二年（902），冯宏铎据升州（今南京），引楼船兵袭宣州（今宣城），杨行密（852－905）将田頵帅舟师逆战于褐山（今四褐山）、大败之。” 由以上记载可见，当时芜湖一带水面战船林立、水战频繁，借此可以推断芜湖一带丰富的江河滩涂，必有较为发达的船舶制造基地，只是由于当时芜湖的政治地位较低，没有留下详细的方志记载。 《长江航运简史》记载：“唐代长江流域民间造船业进入了兴盛期。《隋书》记，隋开皇十八年（598），文帝杨坚下诏说：‘吴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私造大船，这是朝廷不能允许的，朝廷深恐老百姓把大船作为作战工具，起来造反，所以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就是没收为官船。这里说的“江南诸州”，应当包括芜湖所在的宣州。 《太平广记》卷470“刘成”条说：“宣州当涂（芜湖时属当涂）民刘成、李晖‘尝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 《中国造船史》说到唐代的造船地点说：“内陆广大地区没有造船工场。有文献可考的有江南的宣州（今宣城）。”该书列举了11处造船地点，宣州位列第一。当时宣州造大船应当是在芜湖、当涂的沿江滩涂地区，或者是在容易进入长江的青弋江沿线，而不大可能在水阳江，因为大船不易由水阳江进入长江。 五、宋元时期的芜湖造船业 《中国古船图谫》第八章记载说，宋元造船业突飞猛进，不少地方都有造船场。单以官船场所在地而言，就有数十处之多，其中有太平州（今当涂，芜湖时属太平州当涂）造船场。 《长江航运简史》第五节“长江流域造船业的大发展”说：“两宋时代，水系的木帆船建造业跃上了历史的高峰。当时政府所需的各种船舶，几乎都由长江沿岸各地建造。” 《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也说：“两宋时期，长江下游的造船业，既有官府造船的船坊、船务和船场，又有民间为数众多的造船作坊。” 《芜湖市志》“船舶工业”一节说：“宋元时期……青弋江曾有专门运送茶叶的“仙踏子”船。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地处长江下游沿江的芜湖地区造船业已相当普遍。我们再从这一时期发生在芜湖一带的水战中可以看到军船的制造。 《中国历代战争史・宋辽金夏》（上）说：开宝七年（974），宋将“潘美等自采石渡江，唐（南唐李煜）水步兵二万败走。”同一年“采石矶之战”一节说：闰十月十三日，宋将曹彬、田钦祚“攻江南水陆军于铜陵，复大破之，获战舰二百余艘，生擒八百余人。十八日，彬军进至芜湖，……连克芜湖当涂二城。”“同月二十三日……（李）煜乃选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郑彦华将水军……欲以战舰溯流而上，断浮桥。曹彬以水军与战于江中，击败之。” 《三朝北盟汇编》卷138记载：建炎三年（1129），南宋名将韩世忠“聚集舟船摆布于江中，扼金人归路。时（水贼）邵青以舟船在芜湖”，接受了韩的招安，被任命为沿江措置司水军统制后，“一战胜（金人）周虎，青遂驻于芜湖。” 《中国历代战争史・宋辽金夏》（下）记载金兵第三次南侵，兀术自将水陆大军十余万众渡江之战说：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初六，金兵攻采石渡，知太平州（今当涂）郭伟，率水陆将士拒战，败之；翌日又败之。金兵乃转攻芜湖，伟又败之。”绍兴三十一年（1161）七月，宋廷为抵抗金兵南侵，在沿江措置水陆大军，于十九日命大将“李显忠为御营先锋都统制，并命屯芜湖，以扼裕溪口。”十二月初五，“淮西制置使李显忠自芜湖引兵渡江。时在知州（今和县）之金军三万，尚屯鸡笼山，显忠渡江之兵，去和州三十里与之相持，而不敢进击。于是宏渊复引兵还芜湖，乃于大信（今大桥镇）、裕溪口措置捍御，盖犹防金兵渡江也。” 《续资治通鉴》卷181记载：元至元十二年（1275），宋奸相贾似道（1213－1275）在元军灭南宋之战中，他“以精锐七万余人，尽属孙虎臣，军于池州之下流丁家洲，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自将后军，军（芜湖）鲁港”。 上述战事说明，宋元时期芜湖沿江一带的战船制造业仍十分发达，动则数千艘的战船在无机械动力的情况下，不可能在距离较远的空间进行跨越，唯一的办法就是就近制造，而芜湖由于有着悠久的造船历史，所以承接此类船只制造任务是顺理成章的事。 关于芜湖宋元时期的造船业，《芜湖市志・船舶工业》记载：“宋元时期，芜湖运送粮食的漕船，载重千担，船长九丈二尺，船宽一丈一尺五寸。”我们还可从诗人的诗歌中看到其踪迹。北宋诗人林逋（968－1028）的《过芜湖县》一诗中有“风消樯碇网初下，雨罢鱼薪市米收”之句，“樯”即是船帆，“碇”是停船用的碇石起船锚作用。北宋诗人梅尧臣（1002－1060）的《过褐山矶阻风》一诗中有“卷起大于船”、“风急舟难进”之句。郭祥正的《宿芜湖口》和《舟经天门山》二诗中有“扁舟夜趁湖阴宿”、“轻舟幸借东风便，帆挂危樯掣惊电”之句等，这些诗说都描绘了当时芜湖的长江水面上，舟帆竞济的繁荣景象。 六、明代芜湖的造船业发展 明代，芜湖造战船和漕运船舶，史籍有直接记载。 1、明代芜湖战船制造 《世宗实录》卷44说：“嘉靖三年十月甲辰，即1524年11月8日，部复漕运总兵都御史议：更定各总浅船团造之处，中都、江北、直隶五总，北直隶、山东、遮洋三总，俱于清江厂造。……江西九江等五卫，于芜湖造。……诏：各把总官，务期如式早完，不许用循岁月。”明代军队建置为卫、所制，《明史》卷90《兵制二》说：“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 “江西九江等五卫，于芜湖造”的记载说明，芜湖是为“卫”造战船，而不是漕运船。每个卫造战船多少呢？据张墨《中国古代海战水战史话》一书中的“我国海防建设的开端”一节介绍：“当时每个千户所配有战船十艘，每个卫有战船五十艘。”按此标准统计，芜湖为九江等五个卫应造250艘。 关于明代水军战船种类和用途《中国古代海军史》记载说：明代造船家沈 在《南船纪》一书中列举了十几种主要用于江河的战船用途，“有用于作战的四百料（料：量词，当时计算木材的单位，两端截面是一方尺，长足七尽的木材为一料）战座船、二百料战船、一百五十料战船、一百料战船、三板船、浮桥船；还有用于巡逻的四百料巡座船、二百制一颗印巡船，二百料巡沙船、哨船、轻浅利便船等。”其中，⑴四百料战座船，这是水军主帅的坐船，长27.8米，宽5.1米；⑵二百料战船，长约20米，宽4米，二桅，有望亭；⑶一百五十料战船，长约17米，宽约3.6米，有二炮；⑷一百料战船，长15米，宽约2.5米，单桅；⑸三板船，长约12米，宽约2.6米，单桅，三板船亦称划船，只能容纳10余人，是战船中体积最小，速度最快的一种；⑹浮桥船，长约19米，宽约4.5米，用于横渡江河；⑺四百料巡座般，长约27米，宽约4.9米，双桅；⑻二百料一颗印巡船，长约18米，宽约2.7米，双桅。这种船称“一颗印”，是因为“官仓为印，盖象形也”；⑼二百料巡沙船，长约18米，宽3.8米；⑽哨船，长约12米，宽约2米；⑾轻浅利便船，长约17米，宽约4米。这种船轻便捷灵活，可用于侦察巡逻，也可以用于突然袭击。 明廷对战船制造的要求很高，《龙江船厂志》转录《南船纪》说：“战船曰座，即边营陆寨之帅幕也。号令之所以整齐者是，经略之所以指示者是，威灵之所以震耀者是，窥伺之所以寝息者是，规制其可以简陋乎哉！是故桅标大毒，屯营以准；稍翼方亭，远敌以觇；舲中敞，帷幄以尊；艢雉外周，矢石以捍；舻枝齿列，驰骤以腾；浪板掌铺，奔突以便；弩穴矛窗，攻击以利。……大而雄，坚而利，用之驱浪乘飚，正犹沧溟鲸运波涛，驾旋转之威，霄汉鹏搏风云，鼓扶摇之势，有不战而先夺人心者矣。此自古迄今所不能改与。稽其尺度，颇为适宜，过此恐难为驭，善阵者毋令越其制云。” 由此可见，明代芜湖造船业及其技术水平已发展到历史上的高峰，可为国家水军制造各种性能用途的战船。直到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黄得功还率水师20万，战船数千艘驻芜湖、荻港、三山，防清军。17年以后，也就是清顺治十七年（南明永历十四年，1660），南明张煌言为配合郑成功反清，攻江宁，仍有战舰百艘，水师万人驻芜湖，以控上流。 2、明代芜湖漕运船制造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是利用水道调运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其任务是把各地征收的粮食调运到京城，供朝廷、军队和京城居民食用。因此，历代王朝均十分漕运和漕船制造，有“国用之资莫大于漕运，漕运之器莫大于舟楫”之说。 明代，芜湖不但为国家制造战船，还有官营的清江造船厂芜湖分厂，为国家制造漕船。据明代杨宏、谢纯编著的《漕运通志》记载，嘉靖皇帝曾下令在芜湖打造漕船：“嘉靖二年（1523）四月内，饮奉敕谕：着落各该巡抚官，将前项缺少事故船只，俱限二年内造完，陆续给军装运……近该都御史胡锭将淮安府收寄各项余银一万六千余两，会委指挥许文、杨州府通判章九思等前往芜湖等处买木打造。”《中国造船史》说：“江南四司的年更新船数共为496艘。由于各所在地有造船能力，可以就地建造。由政府按定额拨款，因此就勿需清江船厂负担。” 当时，专造漕船的工厂有今江阴清江和今山东临清的卫河两家官方造船厂，由于有一段距离。因此，嘉靖皇帝指定芜湖等地打造。又据《长江航运简史》记载：“明代立国后便陆续在长江中下游各地建起了官营船厂60多所。据《漕船志》记载，造船较集中的有南京附近的34个船厂……这些船厂都是清江总船厂的分厂，……他们都隶属于工部的都水清吏司。” 明代永乐年间，因海运有风涛之险，改为漕运，即内河粮运，漕船用平底浅船。这种平底浅船的建造，由官府制订统一的规格形制，装备也有统一规定，要求较高。据明宋应星（1587-？）的《天工开物·漕舫》记载：“凡船制底为地，枋（船壁）为宫墙，阴阳竹（顶棚）为覆瓦。伏狮（横穿船枋的大横木）前为阀阅，后为寝堂。桅（桅杆）为弓弩，弦篷（船帆）为翼。橹（船浆）为车马，篁纤（纤绳）为履鞋。律索（帆上长绳）为鹰雕筋骨。招（船头大浆）为先锋，舵（船尾之舵）为指挥主帅，锚为扎军营寨。” 这是官府对漕船结构的规定，另外，官府还对漕船的大小尺寸和使用木材以及载重量也有规定：“粮船初制，底长五丈二尺，其板厚二寸，采巨木楠为上，栗次之。头长九尺五寸，梢（船尾）长九尺五寸。底阔九尺五寸，底次阔六尺，底梢阔五尺。头伏狮阔八尺，梢伏狮阔七尺，梁头（船上大梁）一十四座。龙口梁阔一丈，深四尺。使风梁阔一丈四尺，深三尺八寸。后断水梁阔九尺，深四尺五寸。两廒（放粮食的船舱）共阔七尺六寸。此其初制，载米可近二千石（交总每只止足五百石）。后运军造者私增身长二丈，首尾阔二尺余，其量可受三千石……凡今官坐船尽同，第窗户之间宽其出径，加以精工彩饰而己。”此外，官府对漕船建造程序、桅杆设置、船篷质量、风帆、船舵、铁锚、船板合缝、木材等均有明确的规定和必须达到的要求。这些记载就告诉我们，当时芜湖造船分厂有不少造船的能工巧匠，也有朝廷派驻的监造官吏。 上述记载都表明，芜湖造船厂是官营清江造船厂的分厂，当时芜湖造船分厂主打造漕船，显示了芜湖具有造漕船的技术水平和能力，同时也因为明朝时期芜湖同时兼具了工关、户关、钞关等税收职能，成为全国八大税关之一，同时也是皖江一带的漕运中心。与此地位相匹配，如果芜湖没有造船业的大发展也是非常可笑绝不可能的。 明代，芜湖有战船、漕船制造，民船制造也不让他处。我们从明代一些诗人在描写芜湖江河客运舟航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一些盛况。洪武间进士解缙（1369-1415）的《石硊渡》曰：“古渡通南北，轻舟屡往还。”明代无为诗人朱芾煌《行北荻港阻风》曰：“荻港黄云压水流，风翻白浪打船头。”明代中叶诗人郑延《吴波秋月》曰：“何人举棹击空明，身在清虚界里行”等。康熙《江南通志》余国柱序也说：明代“舟楫所通，商贾所至，多聚于芜湖、镇江”。由此可见，明代芜湖的民船商船制造业是十分兴旺的，这也和当时芜湖皖江一带的商业中心的地位是相匹配的。 七、清代芜湖造船业的没落 清继明以后，接收了明代设在长江流域的所有官办船厂，并对其中一些船厂名称作了更改，但都以修造漕船为主，由各级主司修造的官吏主管，芜湖造船厂由南京江宁船厂主管。也是为官府制造漕船。《安徽航运志》记载：乾隆年间，对芜湖漕船制造实行九验之法：一验木、二验板、三验底、四验梁、五验栈、六验钉、七验缝、八验舱、九验头艄，对漕船质量要求很高。 民国八年《芜湖县志·赋税志》说：“芜湖建阳卫改造浅船民，七料价银四百五十三两二钱八分九厘四毫八丝。额给建阳卫运漕官丁打造浅船。”这说明清代晚期，仍然有漕船建造。关于造船厂经费，清政府采用征地的办法解决，即征拨一定数量的土地，其收入的银钱专用漕船建造。这种转嫁于农民的办法，引发了农民的反抗，也造成漕船质量的急剧下降，造成官办造船业的衰微。 按《中国古代海军史》一书“水军战船”一节记载的两个桅杆船的长度推算，报浆船长度应为20米，宽约4米，载重量为二百料，即二百石。因此，民营造船业逐渐崛起。 据《长江航运简史》记载，当时“长江内河民营船厂建造的船型有70多种。民间造船业的新兴，推动了长江民营木帆船航运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造船史》中“长江流域传统帆船的发展”一节说：清代航行在长江上芜湖到镇江间的客船，甲板较宽敞，在甲板上设有客舱。此类船吃水不深，每舷均设有两块披水板，用来抗横漂。书中还配有镇江——芜湖间单桅客船的图片。 英国人沃塞斯特著的《长江之帆船与舢板》一书记载了当时长江上航行的132种船舶，其中也有称为“芜湖摆江划子”芜湖制造的客船。清乾隆进士黄钺（1750－1841）作的《于湖竹枝词》中有“重午龙舟江上逢”之句，说的是5月5日端午节龙舟竞渡的习俗，这些都说明清代芜湖民间曾经制造过龙舟，这种龙舟工艺十分讲究，船体结构严密，船上牌楼有精致的雕刻彩绘。船头为龙头，船尾为龙尾，皆栩栩如生。舟长一般为十丈，宽约二丈，每船可容80人左右，最大的可容纳500人。 鸦片战争以后，长江流域民营船舶制造业都被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所截断，芜湖木帆船制造只得在帝国主义列强铁甲蒸汽轮船的压迫中艰难地挣扎，并逐渐衰落。 第二章：芜湖先进的造船技术 芜湖古代造船业不但起始时间早，而且在造船技术和工艺上十分精湛，在不少方面属于中国首创，领先于各地。尤其是战船制造体现了古代造船技术的最高水平。芜湖古代造船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从造船用船的实例中得到验证。 春秋战国时期，芜湖造出国王乘坐的艅艎。史籍、辞书都说这是一艘不寻常的巨舰。《中国造船史》说：“艅艎则是大舰，又称王舟，专供国君乘坐。这类王舟建造坚固，航行轻快，并且雕刻华丽，技术工艺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中国古船图谱》说：“艅艎船：是吴王的座船，亦可充用其他大将的指挥船。‘艅艎鹢首，涉川之良器也’（见《抱朴子》），船头绘有鹢鸟图案，它的形制应是很宏大的。”《中华文明史》二卷说：“楼船是甲板上起楼的大型战船，用于瞭望、指挥，是水军的‘帅船’，艅艎是吴王的乘舟，贵也属于楼船一类。”《中国海军百科全书》（下）说：“艅艎：春秋时期，南方诸侯国吴国君主的乘舟，亦称王舟。属于大型楼船，战时作指挥船，具体形制已不可考。”《中国大运河史》说：“春秋时期，由于众多人工运河的开拓，造船业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吴国已出现了被称作‘船宫’、‘舟室’或‘石塘’的造船场……当时已能生产出不同规格的舟船。其中有规模较大的战船艅艎，据说此船吃水很深，容人众多，在战争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为争夺这一大型战舰，吴楚之间还发生了一场战争。”（84）《中国通史》说：“至春秋战国时期，船舶已用于水战。吴、越、楚、齐四国都有强磊的水师，拥有各种类型的战船。据《越绝书》载，吴国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数种，‘大翼者当陵军（陆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舡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见《尔雅·释水》）。吴国还有大型战舰——艅艎，是王侯指挥水战时乘坐的。”《全上古三代泰汉三国六朝文》中的“水战法”说出了这些战船的规模：“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寸，长九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艅艎”一定大于上述战船。艅艎后来泛称大船，大型战舰。唐陆龟蒙《自遣诗》之四：“长鲸好绘无因得，乞取艅艎作钓舟。”清龚自珍《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说：“北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非与彼战于海，战于艅艎也。”这个记载说明，吴国当时不但造王船，还造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各种战船。《辞海》“艅艎”条说：“艅艎，同余皇，大舰名。郭璞《江赋》：漂飞云，运艅艎。” 上述记载充分说明，中国史学界熟知的、闻名于中华的“艅艎”，为王船、大舰、战舰、楼船。建造这样规模的大舰，必须具备几种条件和因素：一是有建造前的设计。船型和船的内外结构，必须在建造前进行设计，不能设想这种巨舰没有设计，而是以木板随意拼凑的；二是木板连接很可能用榫头卯眼，否则不能形成整体，更不能形成楼船。《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说：“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斗拱‘结构，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斗拱是以榫卯连接，造楼船也用这种技术和工艺；三是船的建造应当在岸上，造好后下水，必须有船台和滑道，在船台上造船，造好后在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形似铁路的滑道上下水，不然船造不成，也下不了水；四是船板连接处，可能用桐油，麻丝或石灰艌缝，否则是漏水的；五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从青铜时代走向铁器时代，铁器已在中国广泛使用。芜湖也有干将铸剑的传说和记载，即已有冶铁业。这样的大船关键部位，可能会使用铁钉铁件等金金属材料加固。否则即使有榫头卯眼，也有可能散板的；六是春秋战国时代，油漆也广泛使用，为了防腐，艅艎很可能涂似油漆。“艅艎”是中国史籍上最早出现的五船巨舰，在此之前不见于记载，由此推断，中国造船的形制设计、甲板上起楼，造船使用榫头卯眼、船台滑道、艌缝、油漆防腐、船体用铁件加固，以及船头以雕饰图案美化、避邪等造船技术和工艺，很可能最先在地处“吴头楚尾”的芜湖出向的，也就是说很可能是芜湖人最先创造的。这些是中国造船史上的重大发明，是造船技术的辉煌成就。 至秦汉时期，时属庐江郡的芜湖青弋江，崛起为国家楼船建造基地，规模居各地之首。《西汉会要》说：“船五丈以上一算”。“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元鼎五年（112），南越王反，因南方楼船士二十余万人击之。”关于楼船的形制，东汉刘熙《释名》一书说：“舟中床以荐物者曰笭，言但有箦（床垫）如笭床也。南方人谓之笭突，言湿漏之水突然从下过也。其上板曰覆，言所覆虑也。上屋曰庐，象庐舍也。其上重屋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义在其上曰爵，室于中侯，望之如鸟爵之警视也。军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敌陈也。”《越绝书》说：“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意思是说，楼船是一种相当当于陆军作战用的楼车的船舶。所谓楼车，据《通典》的解释，是“以八轮车，上树高竿，竿上安辘轳，以绳挽板屋上竿首，以窥城中。”《梁书·侯景传》说：“设有百尺楼车，钩城堞尽落，城遂陷。”由此可见，楼车是在车上设十余丈高架，推临城边，既可以了望又可以作攻城战车。与楼车相当的楼船，也是在船上设高架，可在上面发矢石，居高临下攻击敌人。这种楼形体巨大，不可以在水上阻挡敌船的进攻。唐代李靖（571－649）在他的《卫公法》中具体描述了楼船的形制，说：“船上建楼三叠，列女墙、战格、树幡、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从这个记载可见，楼船为三、四层，形体高大，武器和防护设施很强，可居高临下打击敌人，又可以自身重力冲撞敌船，要造好这种楼船，没有很高的造船技术是不能设想的。 《西汉会要》说，元鼎五年和六年（前112、111）南越王和东越王反，武帝遣伏波将军、楼船将军、戈船将军、下濑将军、横海将军、浮诅将军、匈阿将军击之。这说明，当时除楼船外，还有上述多种船型，其规格也一定不同，技术要求，工艺装备也会与楼船有区别。 据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卷、科学出版社，212页）、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82页）、王冠倬《中国古船图谱》（三联出版社，69页）、房仲甫《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91页）、周谷城《中华文明史》（秦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97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619－623页）等书叙述，秦汉时期，中国已发明和使用了船舶的动力工具、定向工具和停泊工具，居于世界领先地位。2700多年前的春秋战争时期，芜湖已能生产出前所未有的王舟大舰艅艎，汉代又成为国家唯一设官监管的楼船建造基地，芜湖当时的造船技术和工艺，显而易见是全国最先进的。因此，可以设想这些船舶动力、定向和停泊工具也可能是芜湖在全国最先发明创造和最先运用的。1957年至1960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也显示，春秋战国时期鄂君的150艘商船运输往来于芜湖，直通上至汉江、下至东海，如果没有这些船舶工具是难以运航的。 秦汉时期芜湖发明和使用的船舶工具主要有动力推进工具：风帆、浆、橹、篙；定向工具：舵；停泊工具：碇等，这都是中国造船史上的伟大发明。据史书记载，欧洲使用风帆，比我国落后300多年。 风帆，又称船帆，最初是竹席编成的，长方形，固定在船桅杆上，可以转动和升降，后来改用布帆代替了竹席帆。帆可以借助正面侧面风力，推动船只前进，不仅提高了航行速度，而且提高了续航能力。起初，在船上装单桅单帆，后来为增大受风面积，逐步发展成了多桅多帆。有五桅以上的多桅帆，帆的数量有三帆、四帆、五帆、七帆，最多有十二帆。最后，为了减少操作的复杂性，简化为一桅一帆，但是帆的面积增大了，这样便于操作，又便于充分利用风力。《释名》说：“随风张慢曰帆。帆，汛也。疾汎汎然也。”这是说风帆可以使船加速前行。 浆，是木板做成的，下端划水部分为记忆扇形，上端为圆把，人手把握。浆的作用是向后划动，借用水的反作用力，推动船前进。浆的多少，根据船的大小决定的，大船有十六浆，分布船的两边，每边八浆，一浆一人，也就是十六人。《释名》说：“在旁拨水曰櫂。櫂，濯也，濯于水中也，且言使舟擢进也。又谓之札，形似札也。又谓之楫，楫，捷也，拨水使舟捷疾也。所用斥旁岸曰交，一人前一人还相交错也。”因此，桨又有櫂、札、楫、桡、棹等名称。 橹是人力推动船行的工具，外形似浆而较桨大，把手和橹板是弯的，不象桨那样平直。它常支于船头、船腰和船尾的橹担上，橹摇动后，因橹叶前后差，便产生了推动力。船家有“一橹三桨”之说。表明橹的功效是浆的3倍。英国人沃塞斯特在他的《扬子江的帆船和划子》一书中说：“橹是中国发明中最科学的一个。”东汉时期，橹已广泛使用船只。《释名》说：“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正字通》说：“长大曰橹，短小曰桨。纵曰橹，横曰桨。”橹的推进效率比桨高。因为划浆时，浆叶总是一次入水，又一次出水，也水后还产生动力，所以船只只能得到断续的推力。而橹则不然，橹片始终在水中按一定的弧度左右往复运动，所以给予船舶持续不断的推力。如果变更橹片的入水角度，或者调整橹片在水中的摇摆速度，还能有效地控制船舶行进方向，具有船舵的作用。因此，橹具有结构简单和一器多用的特点，可以推进船只，又可以控制方向，船家有“一橹之桨”的说法。是高效率的推进工具，被誉为是划时代的发明。 舵，被称为凌波之至宝。船只航行时，方向问题至关重要。航行方向又可分两部分，一是掌握方向，一是辨别方向，而掌握和辨别方向都要依靠舵。《释名》说：“其尾曰柁。柁，拖也，在后见拖曵也。且言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这说是说，舵是拖在船尾，起着掌握航向，使船不偏离航向的作用。人们在用船的长期实践中，对舵进行了不断改进和创新，逐步创造适应性更好的舵，如垂直舵、升降舵、平衡舵和开孔舵。舵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当船航行时，船尾所产生的水流，在舵面上产生舵压，在此作用下，改变船只的航行方向。虽然舵压不大，但它与船只的重心距离较大，因而使船体转动的力矩也越大。舵的发明和使用，使我国航海成为可能。 碇，亦作矴。石质为之碇，后来用铁质称锚。以绳索一头拴在船上，一头拴在碇上，两相连接，是沉之水中，或掷之于岸，作固定船位用的，是船舶停泊工具，汉代已使用。石锭开始为不规则的石块，后来经人工雕凿，有方形、长方形、圆形的多种，还有在石锭上部或中部凿洞，用来拴缆绳的。另外还有木石捆绑的石碇，其重量随船舶大小而定。这也是了不起的发明，没有石碇船只是难以固定泊位的。北宋诗人林逋（968－1028）《过芜湖县》诗中有“风消樯碇网初下，雨罢鱼薪市未收”之句，说的就是这种石碇。 芜湖在汉代除发明和使用了帆、桨、橹、舵、碇以外，还发明了撑船用的篙，所有这些技术上的进步，都极大地提高了船舶的航行速度，准确性以及停泊的稳定性。汉代船舶已经专业化，出现了战船、客船、货船、渔船等分工，楼船又较春秋战国时代有新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时期，芜湖的造船技术和工艺又有了较大提高，其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船的种类增多，船体增大。以水军立国的孙权造出多种战船和大货船。《中华文明史·魏南北朝卷》说：“当时孙吴从海道与辽东联系，用的就是能够航海的大船。”《安徽航运史》说：“东吴方面散见于记载的船舰名称有：长安、飞云、青龙、朦冲、 膔、舴艋、凌波、掖电、大舡等，这些舰船构造有别，用途各异。大舡为运输船，可载士兵3000。飞云为5层楼船，雕镂彩绘华丽，供孙权巡游长江，舴艋载货可达万斛；艨冲轻快坚固，可发起突然袭击，疾驰如箭。《太平御览》卷770引《江表传》说“孙权名舸为马，言飞驰如马之走陆地也。”二是提高了战船的冲撞能力。《安徽航运史》说：“212年，曹操曾命部下在濡须（今芜湖裕溪口）一带附近制造一批油艇，船外裹以牛皮作装甲，牛皮上涂上桐油，企图强行攻占濡须坞。”曹操生产的油船，蒙上牛皮，涂上桐油，这是一个新发明，这种油船过去没有过。 我国造船史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上的船舶已有水密隔、连舫、车舵舟等新船型、新技术。自古以来就是造船重地，拥有众多能工巧匠的芜湖，对这些新船型、新技术亦有可能此时也在掌握和运用之中。 什么是水密隔舱？《艺文类聚》说：“卢循（？－411）新造八槽舰九枚，起四居，高十余丈。”中国造船史专家席龙飞说：“这八槽舰被认为是用水密舱壁将船体分隔成八个舱的舰船。船体如某处触礁破洞进水，将不至于漫延到邻舱。”这是一项突破性的发明。水密舱的性能是：一舱二舱触礁破漏，不致殃及别舱，船舰仍能漂浮，不会沉没。后世造船时，船体分舱的具体形式不论有多少变化，但是都没有改变两千年前古人借分舱抗沉和加固横向强度的设计原理。 连舫，这是一种新的船舰，它是将两条或多条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晋书》说：西晋秦始八年（272）“武帝谋伐吴，诏（王）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骑马往来。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车轮船，是南朝科学家祖冲之（429－500）发明的“千里船”的别称，又称水马。《南齐书·祖冲之传》说：“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说的就是车轮船。这种船以轮代桨，是在船底两侧安装木质叶轮，人工在船踏动转轴，叶轮飞旋，轮上叶片依次入水，从而使船得到的推力，其航行速度大大超过一船木船。蹈轮者在舱，外人看不见，所以人们“皆惊以为神”。这种新的造船工艺和技术，当时很可能传入芜湖。 唐宋两代长江流域造船业高度发展，表现在先进的造船技术和巨大的造船能力两个方面。由于普遍采用船板铁钉连接法、船模造船技术和水密隔舱等先进技术，已能造出航海巨舰，官办和民办的造船工场遍及长江沿岸各地，芜湖民间造船业不让他处。 唐宋时期，芜湖造船已经采用铁钉连接技术，就是从过去的搭接船板，发展到并接船板。这样不但保证了船体的强度和不漏水，而且由于表面光滑，可在航行中减少水的阻力，提高速度。此外，船模造船技术也在芜湖出现。即在打造前，先造一个小船模，然后加以分解，按一定比例放大制成部件，再组装成船，这同现代造船中的放样同一原理。其三，在施工中，宋代还采用了船渠造船法、滑道下水法等先进技术。其四在船作结构方面，为了增强船的纵向强度，底部结构除有粗壮的纵向龙骨外，还在舷侧顶部设置有纵向的大 ，相当于现代船舶加厚的舷侧顶列板。为了增强船的横向强度，使用了较多的横仓壁。为了增强船的抗摇性，在船上安装了披水板。披水板也称翼板，与现代船舶的舭龙骨相似。为了增强船舶的抗沉性，普遍采用了水密隔舱。 唐宋时期，芜湖在船舶的属具方面也有众多发明创造。出现了平衡，即在舵杆装上一部舵叶，使舵运转省力。还发明了升降舵，深水航行时将舵降下，既可以提高舵效，又可以提高抗漂移能力；浅水航行时，则将舵升起，以保护舵不被水底礁石碰坏。另外，还发明了一种开孔舵，就是在舵叶上打一些小孔，不仅使转舵省力，而且由于水的表面能力的作用，又不影响舵的性能。真是别具匠心。宋代芜湖还改进了船锚。此前，铁锚的锚齿排列在同一侧，投放后不一定能抓住地面或水底，往往不能起到碇泊作用。北宋时期，芜湖将锚齿改为按圆周均匀排列。这样，无论如何抛掷，总有一部分锚齿能抓住地面或河底。所有这些发明和创造，都体现了古代芜湖人的聪明才智。关于船的种类，《中华文明史·隋唐五代卷》说：“由河船按其大小和式样，可以分为平底船、座船、浅底层子船、杂般座船、海鸥船、网船、车船、马船、腾浅船、铁头船、万石船等，种类十分繁多。”这些船舶的工艺和技术均有所不同的，但其稳定性、抗沉性、航速等方在同都是优良的。 明清两代，由朝廷多次实行海禁，限制了造船业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提高。明初造船业曾辉煌一时，明中期自从海上来的倭寇不断入侵以后，造船业明显由盛而衰。清代，自从列强入侵后，也实行海禁，造船业也江河日下。民航制造业在夹缝中生存，官船制造也不如往昔，至于造船技术的提高，也不见史书记载。 第三章：芜湖通达的江河航运 一、芜湖地理位置简述 芜湖，襟江带河，濒临长江下游，扼“中江”之要冲。上通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下连江苏、浙江、上海。内河支流，纵横交织，湖泊密布。西有横贯境内的裕溪河（古称漕河、濡须水）以及巢湖、淝河，东有穿境而过的青弋江、漳河以及水阳江，直通皖南。因此，古代芜湖既是由中原南下东南沿海各地的通途，又是由西周时楚国（建国于今源北南漳、河南二地）东出扬州滨海地带的走廊。尤其是长江流经芜湖河段，江岸稳定，河床平坦，江面开阔，水流平缓，流量巨大，素有“黄金水道”之美称。大自然造就的得天得厚的地理位置，使芜湖自古以来均以造船业和水运业发达见称，历代官民享有充分的舟楫之利。因此，芜湖素有皖南门户和交通要冲之誉，在我国内河水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芜湖航运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芜湖先民利用天然河流长江及众多河道湖泊开展水运，起源于远古。西周时已有较大规模的水运。当时，现属芜湖的南陵县戴镇、桂山和大工山等地冶炼出来的青铜、铅、锡，主要是通过水运送往朝廷铸造青铜器的。这种青铜水运经过东周、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延续到唐代。建国前后，从原楚国国都寿春（今寿县）出土的蔡侯申方、圆鉴缶，蔡侯簋，府鼎，牺首鼎，龙形提梁壶，羊尊，曾姬无卹壶，大府铜牛，幽王鉴等大批精美珍贵的青铜器。铸造这些青铜器的青铜等原料均出自南陵（时称春谷）。运铜的水运路线，先是经漳河，入长江，然后溯江而上进三峡到其国都丹阳（今湖北枝江，亦说退一步第归）。公元前690年，楚文王继位，迁都郢（今湖北江陵），南陵青铜遂运往郢。公元前278年，楚国国都迁到陈（今河南睢阳），以后又迁往巨阳（今太和县）、寿春（今寿县），水运则改为自漳河，入长江，经芜湖裕溪河、巢湖、南淝河、山平渠、瓦埠湖至寿春。后来，随着朝代的更替，国都的变迁，南陵的青铜也都是通过水运送往国都的。 春秋后期，吴王阖闾为了与楚国争霸，在周敬王五十四年（前506），命伍子胥开凿了中国第一条运河——胥溪。这条人工河流从苏州胥门通太湖，称胥河，再由太湖达宜兴荆溪，经溧阳、桐汭（在今江苏高淳），并凿通了今东坝与下坝之间的岗阜，通过固城、石臼等湖，进入青弋江。直至鸠兹（芜湖古名）入长江，全长450里。胥溪的开通，沟通了太湖流域与青弋江的联系，大大缩短了吴、楚之间的水运路程。此前，吴国水军进攻楚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笠泽（即吴淞江）出海，至淮河口，溯淮西上；一条是由吴淞口沿长江西上至濡须口（今芜湖裕溪口）。胥溪的开通，可由此溪直达吴楚边境，缩短了行程，节省了时间和军运费用。吴王阖闾利用这条人工河道，大举伐楚，取得了胜利。《左传》记载，吴楚水军交战共有16次，其中8次是在胥溪和长江之间作战，也是从此以后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军航。吴楚两国发生在鸠兹有两次舟师之战，一次是胥溪开凿前的公元前570年，即周灵王二年，“楚令尹子重攻吴，破鸠兹至衡山（今马鞍山东南）”此时，鸠兹为军事、商贸运输港口，又称鸠兹渡，吴国重镇和军事要塞。另一次是胥溪开凿后的公元前525年，即周敬王元年，“吴攻楚，战于长岸（今芜湖天门山一带）”。 胥溪开通后不光利于战争，而且方便了漕运、货运、客运。南宋乾道元年（1165）建康知府张孝祥说：“按《图经》，昔吴王阖闾伐楚，以伍相举兵。因开此渎，以通漕运。”单锷《吴中水利志》说：“自春秋时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始创此河以为漕运，春冬载二面石舟，而东则通太湖，西则（经芜湖）入长江。”《太湖备考·太湖水源》说：“春秋时，吴伐楚，伍员（即伍子胥）开此运粮，由芜湖达震泽（即太湖）。桑钦《水经》‘中江’即此水，又即古五堰。”《江南通志》记载：‘五堰’即银林堰、分水堰、苦李堰、何家堰、余家堰，可以通航。胥溪开通后还沟通了三江五湖，为包括芜湖流域在内的军运民运创造极为便利的条件。《太湖备考·太湖水委》说：三江即吴淞江，自吴江县东门外起至海口，二百六十里，太湖正东之干流也；娄江，自苏州娄门外起到海口，一百八十里；东江，太湖水从中茅墩东南出唐家湖，越运河而东，大小荡以百计，又南合湖州、嘉兴全郡之水，奔流东注，……入于黄浦。”五湖有两种说法：一说“太湖东通长洲松江，南通乌程（今湖州）霅溪，西通义兴荆溪，北通晋陵滆湖，东连嘉兴韭溪，凡五道，故名；《吴地记》一书说：”五湖者，菱湖、莫湖、胥湖、游湖、贡湖，即太湖东岸五湾”，这表明，春秋战国时代芜湖水运已通达三江五湖。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十年）吴王夫差战胜越王勾践后，一心向北扩张，讨伐齐国，争霸中原，遂开凿了沟通长江、淮河的邗沟，形成南北水运交通干线，其路线为自今江苏扬州南引江水北流，经武广湖东、陆阳湖西（均在高邮），下注高邮北界首湖，东北经宝应东南，射阳湖，折西至淮安入淮河。邗沟的开通，使芜湖又增强了一条北上淮河的水运航道。 《禹贡》一书较集地叙述了战国及以前的全国主要水运河道，共有九条，其中三条通芜湖。一是淮水以南至海，水运自长江通海，入淮通泗，由济水通黄河；二是水运自长江和汉水以及江汉间的分支转陆运至洛水通黄河；三是水运自长江至淮水入徐州，通泗水，由济水通黄河。这说明，古代芜湖水运四通八达。 《鄂君启金节》舟节铭文所记的长江和汉江水道也与芜湖直接关系。1978年和1960年在安徽寿县出土《鄂君启金节》，是战国中期楚怀王时（前328－前299年）鄂地（今湖北鄂城）的一个封君，节是他的商品运输免税通行证。节文规定鄂君在楚国境内的商运路线、水路有四条，以鄂地为中心向北、东、南、西。据《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一书分析，其船队（150艘）在武穴（今湖北武穴市）转入长江，经彭蟸古泽（今鄱阳湖）、彭 （今望江县），又进长江正道。然后，自武穴以下的长江干流顺江东下，在今芜湖转入青弋江，南行至今宣城。节文所示，鄂君的商船队长江水程止于芜湖，但是芜湖以下利于舟楫，水路交通应当可以直通东海，而且可以往返经过芜湖。当时，芜湖名曰鸠兹，是楚国的重镇，位于今芜湖东咸保圩、黄池一带，即水阳江南岸。鄂君启的商船队很可能在此停泊交易。我们可以想象，当年鄂君启浩浩荡荡的大型商船队出入青弋江和鸠兹的壮观景象。 鄂君启舟节铭文为我们研究战国时代内河航运业的发展和楚国商业规模和范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节文记录的完整的水运路线，对研究芜湖和青弋江水运情况也极为珍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十分重视交通运输，他除了广辟驰道以外，还进一步沟通和发展了由长江、淮河至鸿沟入黄河直达关中地区的漕运路线。这条水运路线，自陈留（今河南开封），沿鸿沟、颖河入淮河、南沿淝水、巢湖、裕溪河到芜湖进长江，沟通了东南干线。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为宣扬武力，镇抚六国故地，加强中央集权，东巡吴越，从云梦（今汉江地区）浮江东下，穿过彭蟸到枞阳（今安徽枞阳）、芜湖、青弋江、入中江（胥溪），南到钱塘江、浙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的水上航行，这一壮举，史籍多有记载。《资治通鉴》说：秦始皇“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梅渚（今郎溪县内），过丹阳（今水阳江下游丹阳湖区），至钱塘，临浙江。公元前106年（汉元封五年），汉武帝登上天柱山，然后”自浔阳（今湖北黄梅・安徽宿松间）浮江，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经芜湖江面，直出长江入海口。秦皇汉武的两次舟航开创了长江航运史上的新篇章。 唐代诗人刘佚诗曰：“百里芜湖县，封侯自汉朝”。汉代芜湖已成为丹阳郡中的一个县城了。当时长江货运繁忙。一是为对京城长安和洛阳的漕粮和物资供应，二是以长江流域为中心，联结江河从事商品运输。西汉初年，吴王刘濞“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辆车”将其大量盐、铸钱、商品运往各地销售，运输路线是自长安或洛阳入黄河，经汴渠（鸿沟），进淮河，沿淝水至巢湖、裕溪河、芜湖，然后顺长江东下，经丹徒运河到吴越（江浙）。西汉时称庐江的芜湖青弋江是朝廷楼船建造和水军基地合二为一的军港，后来也发展成为商船汇集的重要港津。 东汉末年，芜湖濡须口、巢湖、合肥之间的水道是曹操、孙权争夺的主战场，双方进行多次舟师交锋，均在这条水道上。孙权于公元219年（建安四年）迁都建业（今南京），次年将芜湖城由咸保圩迁移到靠近长江岸边的今芜湖鸡毛山上，其目的是把芜湖作为桥头堡。便于控制驻扎在濡须口的自己的舟师，用以西拒刘备，北拒曹操。《三国志・吴书》说：吴将陆逊“部精卒数万人，屯芜湖”。可见这条水道在当时得到军事上的充分利用。 东汉以后，历史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220－589）。这时，长江以南和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水运均有所发展，尤其在黄河以北，兴建了黄、海、滦河间诸运渠，黄河通向江淮的运渠、洛阳至关中运道和江南破冈渎、上容渎等运道等运河，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水系。这些运河除军运外，还用作漕运。南方的经济中心与北方的政治中心脱离，主要依靠内河运输来维系。从三国到两晋，都“以通渠积谷为备武之道”（《河渠纪闻》卷四），水运事业对维护封建统治产生了巨大作用。当时，芜湖均为长江和淮河水系军运和漕运必经之地。梁元帝萧绎（508－554）曾泛舟芜湖，留下《汎芜湖》的诗篇。 隋代大业元年（605）三月，隋炀帝开凿了从今江苏淮安至扬州全长300余里的通济渠和山阳渎。大业六年（610）又开通了自京口（今镇江）至余杭（今杭州），全长800多里的江南运河。这两条长1000多公里的南北大运河，连通了我国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五大水系，成为我国南北水运的大动脉，也使芜湖水运沟通了五大水系。由唐代杜佑编撰，成书于唐代贞元十七年（801）的《通典》说：大运河开通以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其交广、荆、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元和郡县图志》也描写了长江与大运河通航的盛况：“自扬、益、交、广、闽中等州，公家漕运，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大业七年（611），炀帝曾命杨玄感督漕资军，杨玄感在长江的舟阳、宣城选调运夫，篱梢5000人，在长江下游运粮，使洛口（今河南巩义市）仓已储满了大量的江淮漕粮。 唐代京城长安（今西安）所需粮食，绝大部分由长江转运。水运路线两条：一是中下游长江、南北运河、汴渠、黄河、渭水航线；二是中下游长江、汉水航线，均连通芜湖。据《长江航运简史》载，安史之乱期间，江淮转运使韩滉被迫采用武装护漕措施，二十二年中，共漕运江淮粮食5000万石至长安。（112）《旧唐书・食货志》载宣州刺使裴耀卿叙述当时漕运的艰难：“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须留一月以上，至四月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何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计从江南至东都（洛阳），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弗。”唐代除漕运粮食外，还有贡品运输。如天宝以后每年要从长江流域93郡653个县中调大批绢、绵、土特产品运往长安，当时属于宣州的芜湖，参于生产的红地毯，也是通过长江，汇集到扬州，然后进运河、汴渠北运长安的。宣州红地毯质量优于山西、四川产品，白居易有诗曰：“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到了五代时期，长江上官船、商船、民船“舳舻万艘”、“帆影相映”。那时，芜湖港口已经形成，政府还没有转运使，统管芜湖港口和漕运事务。同时还颁布了内河水运交通的管理法规，用以维护水上交通秩序和船舶安全。《唐会要》记载了内河舟船载重，航速、遇险避让等船家行船时必须遵导的条文。还对内河关税征收和时称“运脚”、“脚价”的运费作了规定。岳麓书社1998年出版的《全唐诗》（六）卷522，有杜牧《往年随故府吴兴公夜泊芜湖，今赴官西去再宿芜湖，感旧伤怀，因成十六韵》一诗，可见杜牧曾经两次乘舟到芜湖。 唐代末年，自芜湖至震泽（今太湖）的古中江曾为吴王杨行密（852－905）运送军粮发挥了重要作用。《太湖备考》记载： “景福元年（892），杨行密据宣州，孙儒转之，五月不解。密将台濛（855－904）作鲁阳王堰，拖轻舸馈军，故得不困，卒破孙儒。”“鲁阳五堰”亦称“台濛五堰”，即对已涸辙不能行船的中江沿途筑五道保证军粮运输，这是中国水运史上的一大创举，为后世所仿效。《太湖备考》对五堰作了较详细的记录，有两种说法：“胥溪……春秋时，吴伐楚，伍员（？-前484）开此运粮，由芜湖达震泽。桑钦《水经》‘中江’即此水。又即古五堰。沈 《水考》曰：‘自广通坝（今高淳东南东坝）而东十五里曰新坝，自此而东九里第一堰曰昇中堰，又南九里曰三塔堰，又东九里曰南渡堰，又东九里曰沙涨堰，又东九里曰前麻堰。’《江南通地民》：‘五堰’：一曰银林，长二十里；少东曰分水堰，长十五里；又东五里曰苦李堰，长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长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长十里。’二说名称里数虽有不同，要不离于旧迹。”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芜湖水运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宋代，经济重心南移趋于完成。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内河商货运输随之鼎盛起来。长江流域粮食高产，又是全国手工业集中区域，食盐、茶叶、瓷器、丝绸、纸张、铜铁器皿等货物，绝大多数被政府收购专卖，或由商贾贩运，政府还在沿江沿河重点市镇设立“榷场”和“榷货务”，控制贩运贸易，提供销售场所。当时，芜湖是沿江较大的“榷场”。据《皖志述略》说：“自唐宋以来，素有‘近海鱼盐富，濒淮要麦饶’之号。长江上游山木，下游海盐，江东与淮南米粮及土特产，多在芜湖集散。”南陵县永丰监冶炼的铜，每年都有数十万斤水运到北京政府。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的徽商，则以芜湖为市场，将皖南山区出产的“文房四宝”、漆、木、茶等通过青弋江水运到芜湖，再通过长江销往各地。还以这些商品换取山西、陕西商人经销的食盐，再转手贩卖，“于是新安商人逐渐的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两宋的漕运为历史上极盛期，北宋“引漕江湖”，以长江为国用之本，江南路、淮南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的漕粮，均经长江、古邗沟与汴河水运至京师开封，每年运量达600万石。建炎三年（1129），宋室迁到杭州，漕粮运量与北宋相等，这些漕粮水运均与芜湖有关，或经芜湖中转。 宋元清时代由于水上交通发展的需要，对长江水系运道进行了疏浚，古中江得到挖浚。据《安徽航运史》记载：“宋宣和七年（1125）九月卢宗原主持开浚江东古河。自芜湖由宣溪、溧水至镇江，渡扬子，趋淮汴，免500里江行之险。”《芜湖航运简史》转录元代泰定年间的《浦候去思碑记》说：“芜湖鸠兹，今壮县，当南北之冲，邮传、商贾、舟、寺之所集，民聚以藩”。这说明元代芜湖舟船众多，邮传、商贾皆依赖长江航运。明代永乐二年（1404）修筑了慈湖大堤，沟通内河河道，上通宣歙，东抵丹阳湖，西接芜湖。正统六年（1441）再次疏浚了这条古河道。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开凿了无为县王家渡新河，此河绕无为城出裕溪口，通大江。乾隆五十九年（1794）又开浚上河，上起沈家闸，出泥汊北面，东至裕溪口达于江。这些河道疏浚以后，方便了水上运输。陆游在《入蜀记》说：长江上“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也。”可见宋代长江水运的繁荣景象。 金人入主中原后，参照宋制，设转运司，市舶司机构则负责掌管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税赋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兼领漕运。据元人胡敬辑《大元海运记》一书说：“官粮至太平路芜湖江口交割”，即在芜湖接转、移交，完成航运手续。《元史·食货志》记载，元政府规定，每船以扬子江逆流而上，装运芜湖、宣州等地的漕粮，到至元十九年（1282），运量由80万石增加到360万石，其中芜湖占有一定比例。宋元时期的漕粮、布帛、丝绸、茶叶、铜铁器、瓷器等物资水运除官船外，达雇用民船，芜湖民船常年被官方租用的不少于200艘，形成了有名的芜湖船帮。芜湖港口也随之由官方和私人兴建了众多的储货仓库、堆栈行。关税是宋元时期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据《宋会要辑稿·商税杂录》记载，长江干流设税务场29座，每年征收船税与货税达36万贯，芜湖口、池口、汉阳、江州5处，中过1万贯。据《古今法制表》载，元代至元二年）1336）“定船钞立船户提举司十，提领二十。船千料之上岁纳钞六锭，下递减”。《元典章·吏部·内外税务》记载，当时政府在长江沿岸设20个税务提领，负责征收船税。年纳税500锭以上有芜湖、池州、岳州、蕲州、黄州、汉阳等8处。到至大、皇庆年间，由于苛征，致使长江流域“舟船涩滞，货物不通，诸物价腾”。 明代建国初立都城于金陵（今南京），“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迁都北京后，仍仰食于江南。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政府疏浚了古中江（即胥溪），建石闸启闭。次年又开通了石臼湖和秦淮河，与胥溪相连接，构成一条由青弋江至金陵的重要航道。皖南土特产品可不必绕道长江，避免风涛之险，直达金陵。明清时代长江水运更是“船只往来如蚁”。上游川广、荆湖盛产稻米，稻米船顺江而下，聚集芜湖、南京，形在民著名的米市。乾隆《江南通志》说：“商人载米而来，舳舻相衔”，“舟楫所通，商贾所至多聚于芜湖、镇江。”皖南土特产品也经青弋江水运芜湖，然后出长江外销。长江上游各省的竹木聚散芜湖，因此芜湖集中了众多木材商。自皖南各地来芜湖的徽商，也通过水运将商品销隹大江南北。明嘉靖进士汪道昆（1525-1593）在他的《太函集》一书中说到徽商阮弼在芜湖开办巨店——染局，由于所染的色布质量上乘，“五方争购者益集其所，转毂遍于吴越、荆梁、燕豫、齐鲁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122）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1587-？）的《天工开物》一书记载：“织造尚淞江，浆染尚芜湖”说的就是阮弼的染局。阮弼的色布大多数是通过水运销售到上述各地的。 明代，芜湖由于皖南山区百货和竹木簰以及长江上游的竹木簰，均通过青弋江和长江在芜湖集散。因此，明政府于成化七年（1471）在芜湖设置“工部官”，“抽分竹术”。这是芜湖正式设关征税的开始，因直属朝廷工部主管，又称“芜湖工关”。同时设关的在全国只有三处，即湖北沙市，浙江杭州。工关主要征收竹木税，按竹木簰数量抽取十分之一，后抽收税银。芜湖工关设口岸5处，在芜湖长江两岸。设巡检司13处，即无为州泥汊镇、奥龙河镇、黄落河镇、直隶和州裕溪镇、牛屯河镇，繁昌县荻港镇、三山镇，芜湖县河口镇，当涂县大信镇、采石镇，宣城县黄池镇、水阳镇，江苏高淳县广通镇。据《芜关榷志》记载：当年得税银千两，到正德十年（1515）达49000两，嘉靖十年（1531）增至52000两，崇祯十四年（1641）猛增到100800两，可见在芜湖集散的竹木之多。明崇三年（1630）又设立芜湖“钞关”，由户部主管，故又称“户关”，其任务是征收来往商船的货税。 杭州北新关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上的七关之一，上自江西，闽广，下至苏、杭、常、镇等商货均在此交关税。明崇祯九年（1636）编修的《北新关志》记载了明代芜湖有商船曰报桨船经此关。该志书附有北新钞关船式之图，图中有“芜湖报桨船”图样。 该志还附有杭州北新关制订的《北新关商税则例》，内有纺织品、衣帽、油糖、水果、颜料、铜铁铅锡、瓷器、陶器、纸张、肉类、皮张、药材、杂货等18类。由此可见，芜湖报桨船装的上述某些商品是通过大运河直达明朝首都北京的。 清代，芜湖崛起长江沿岸一大都会，芜湖港也成为沿江大港之一，水运业空前繁荣。民国八年（1919）《芜湖县志》重修序言说“芜湖通商要区，大瀛重泽，梯航辐辏，长江巨埠，皖之中坚，其地视他县为重。”又云：“芜湖扼中江之冲，南通宣歙，北接安庐，顾客往来，帆樯栉比，皖江巨镇，莫大乎此。”该志书《地理志・风俗》卷中记载黄礼对芜湖港口和市场的描写：“芜湖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将。今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綵布帛，鱼盐强至而辐辏，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清代小说家吴敬梓（1701－1754）在他的著名小说《儒林外史》第33回中对芜湖乾隆年间水运业的景象作了描写，他说“芜湖人请他来做诗，登上江边识舟亭，大家靠着窗子看那江面，看了一回，太阳落了下去，还照着几千根桅杆半截通红。”由此可见，当时江上船舶之多，水运之发达。 设关收税，增加国有和，是历代政府对大港口抓住不放的。清代继承明代旧制。继续设置芜湖钞关，仍由户部主管。康熙四年（1665）芜湖关改为池太道主管，上面仍隶属工部和户部。康熙九年（1670）芜湖关中的“工关”又移交“户关”兼管。规定芜湖“工关”每年抽税正银45300两，钞关123100两，合计168400两，全部上缴户部。雍正元年（1723），芜湖关的隶属改归安徽巡抚兼管，与户部脱钩。雍正十一年（1733），安徽设宁（国）池（州）太（平）广（德）分巡道，兼管芜湖关务。雍正年间，侨居芜湖的徽商吴昻眼见芜湖长江上船只经常触礁沉没，造成人员财产损失，他捐资在弋矶上建造了导航台，取名永宁矶，使芜湖航运向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1853年太平军攻克芜湖，设立“龙江关”。光绪二年（1876）又分设户关、工关。1877年4月1日成立由洋人控制的芜湖关。1927年北伐期间，芜湖关被群众捣毁。抗日战争时期，日伪设立转口税局。1946年6月芜湖海关被裁撤。 芜湖关对长江航道控制很严密，来往船舶征税“一律填单，商人收执放关时验单截角后放行。因此在全国诸关中是‘税额较多’的关。”到嘉庆四年（1799），芜湖关实际征税高达194026两。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芜湖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水运业又得到发展。民国八年（1919）《芜湖县志》重修序言说：“光绪初，创建新关外商纷至，轮船云集，内外转输沪汉之间，此为巨擘，新机日辟，文化遂兴，郁郁彬彬，人才蔚起。”同年，李鸿章主办的轮船招商局，在芜湖设立了办事处（行栈）。光绪三年（1877）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在芜湖设立机构。光绪二十一年（1895）英商怡和、日商、日清等洋行和公司在芜湖设立航运机构。光绪二十四年，芜湖当地商人集股或租船、购船纷纷开办航运业务。但是太古、怡和、日清等洋行和公司船舶数量和载重吨位，在航运业中居于压倒优势的地位，他控制了航运章程和运价，民族资本的航运事业受到严重挤压。芜湖进出口物资50％至70％为外国船舶装运。据芜湖海关历年贸易提升（1877-1933），1877年洋货、土货通过船舶输入额为1221013海关两，土货输出额为3656696海关两，输入输出总额为1586682海关两。到1925年输入输出总额独增到64038664海关两。1877年进口外国鸦片为1161.49担，到1884年增加到3660.38担。1877年进口洋布66505匹，到1890年，增加到3515897匹。此外，芜湖口岸还进口大量的毛织品、食糖、煤油、金属等。芜湖出口的稻米、小麦、豆类、丝及丝织品、菜籽、纸张、煤炭、鸡鸭毛、铁矿石等数量更是惊人。其中，仅以稻米为例，1877年出口为135229担，到1891年增涨到3385989担。由此可见水运业的兴盛。 清光绪八年（1882），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奏请清廷获准，将镇江七浩口米市迁至芜湖，从此以后芜湖崛起为中国四大米市（芜湖、无锡、长沙、九江）之一。据徐正元著《中国近代四大米市考》一书记载：1904年芜湖输出稻米为6799222市担，1905年增加到10206548市担。最高年份是1919年，达到10750947市担，输出量历年均高于长江和九江，所以有“堆则如山，销则如江”之称。输出地点为天津、龙口、烟台、威海卫、胶州、宜昌、沙市、汉口、南京、镇江、上海、宁波、厦门、汕头、广州等地。这些稻均以船舶运往各地的。该书中《芜湖关出入帆船数统计》表明：1929年芜湖出入帆船为104100艘，1930年为154447艘。其中有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池州、和州、庐州、宁国、太平等地的船舶。芜湖米市到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才开始走向衰落，但年输出量仍维持在五、六百万担左右，抗日战争爆发后才一蹶不振。 芜湖古代造船业的兴盛，推动了芜湖地区文明史的发展，使芜湖从早期人类文明的萌发地，迅速成为沿江地区重要的军事重镇，并逐步发展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明星城镇；为我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闻名遐迩的大工山古铜冶——封层千年的历史辉煌
作者：王陵华、金卫东 芜湖市南陵县西南的群山之间，茂密的森林隐藏着一个千年的秘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群专家学者的脚步惊醒了这片沉睡的山林，也揭开了这个秘密，这就是大工山古铜冶，一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历史辉煌。 一、重见天日的历史奇迹 巍峨峻峭的九华山脉纵横绵延数百公里，它的末端一直伸展到南陵境内。这里山峦滴翠、盆地相间、植被丰盈、郁郁葱葱，其中号称“一邑镇山”的大工山，海拔558米，古人曾赞之：“天半芙蓉争削翠，案头一点是工山”。每年秋季，漫山遍野盛开着一种颜色呈玫瑰紫、绚丽夺目、异香扑鼻的野花，其花冠形状酷似牙刷，当地人称之为牙刷草，它的学名叫“海州香薷”。在富含铜矿物质土壤环境中，一般植物都无法生存，而海州香薷却能茂盛生长，故人们又称之为“铜草”。因此，它也成为一种铜矿的指示植物，哪里有铜矿哪里就有铜草。 1984年，南陵县文物部门在开展文物普查中，来到了这片盛开着大片铜草的山谷，沿着铜草的指引，考古工作者在人迹罕至的大工山深处，发现了一处在当地被称为“破头山”的地方。这里的地貌十分奇特。山腰以上光秃秃的，缺少植被，山坡表面堆满碎石，坡度超过六十度，陡峭难以攀登。经过一个多小时山路，穿过一段危险的羊肠小道，终于登上海拔数百米的山顶。突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山顶塌陷出数个大坑。深达四五十米，有的坑底积满雨水而深不见底。坑壁巨大的石块裸露着，似乎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四周仍然清晰可见的裂缝提醒人们，这里随时有塌陷的危险。置身其间，人们不由得疑问丛生：它们是怎么形成的呢？又是在何时形成的呢？ 文物考古工作者仔细地勘察现场，希望从中找到线索。在塌陷后的坑壁四周，有几个现象吸引着调查者的注意。它们看起来像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坑道，因为山顶塌陷而暴露了出来。坑道并不是很宽，看样子只能容纳一两人匍匐进出。不像是现代人用机械开凿出的。那么，是什么人曾经在破头山这样坚硬的岩石区挖掘坑道呢？他们挖掘这些坑道是否与开采铜矿有关呢？在破头山周围，文物考古工作者还陆续发现了多处古人生活及烧烤的痕迹。难道这就是尘封了千余年的古铜矿吗？南陵县文物所将这一发现逐级向上汇报，引起了安徽省、芜湖市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 1986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根据南陵县文物普查情况对南陵境内这些发现进行了专题调查和复查，最终确定了它就是湮没在地下、沉睡了千年的古铜冶遗址。1987年在国家和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成立了铜矿课题组开展工作，国内多位专家、学者也亲临指导。经过为期近十年的考古发掘，在以大工山区为全部以及戴镇、麻桥、桂山、绿岭、何湾、丫山等地，大约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西周至宋各代采掘铜矿和冶炼的遗存，初步探明了大工山古铜冶的分布及规模情况。经过文物考古部门多年来的调查、勘探、发掘、研究，取得大量科研成果。1996年11月，大工山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以大工山为中心的群山峻岭之中，已发现古代采矿、冶炼遗址计44处，分布范围达400多平方公里。其采掘与冶炼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即山上采矿、山下冶炼，围绕铜矿资源布局，形成几个相对集中的采冶中心小区： （一）大工山西片地区 以工山镇腰山至小破头山一线；分布有10余处采矿、冶炼遗址，遗址内有红烧土、煤渣、石灰石，并有铜凿、铁凿、铁钎、平衡石等采矿工具和鼎、鬲、豆、盆、罐、碗等生活器具残片。该区炼渣总量在50万吨以上，除夏家柏、崔家涝等采冶遗址为东周时期以外，大部分属于汉至宋代。 （二）大工山东片地区 在大工山东坡地带分布有近十处采矿遗址。其中还有数十口竖井尚未淤塞，往下观看，令人旋晕。该区遗址的年代基本以西周晚期至战国为主，个别可延续至唐宋时期。 （三）大元岭地区 指南陵与铜陵交界的韭菜崖以南，至丫山广大地区。时代一般为东周至宋。 （四）零散分布点 一块是麻桥西部与繁昌交界的毛山、丫头山地区，大约为汉唐时期。另一块是位于县城东的平畈地区，这里分布有小钱村和大里张两处冶炼遗址，它远离矿山，可能与铸造有关，北宋代以来，这里一直是南陵梅根乡的行政区范围。 44处采治遗址中，最具有代表、最具有内涵是江木冲周代炼铜遗址和塌里牧汉至宋代的采治遗址。这两处遗址已划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 1、江木冲遗址 江木冲遗址位于南陵县西南17公里大工山东南部，地处乔村、春福两行政村的结合部，北纬30°50′，东经118°11′，在南丫路18K处有一条机耕路通往。遗址分布在海泼80-104米的丘陵地带，相对高度20-30米。遗址占地面积1.5平方分里，炼渣堆积厚约0.5-1.5米，是一处周至汉代的大型炼铜的遗存，古炼渣储量约50万吨，一处遗址内如此量的炼渣在全国少见。炼渣含铁量很高，多达20-30%，最大的渣块可达上百公斤。峨岭河从遗址西侧流过，经峨岭汇入漳河，过县城东区，由芜湖鲁港口注入长江。水上运输是古人交通的主要手段，因此这里的铜产品经水路可运达中原地区。遗址经过1989年两次发掘，揭露面积660平方米。 主要收获：（1）发现炼铜炉及残迹9座，其中保存有炉基的3座。（2）发现残房基1座。屋内地面略平，内有青瓷豆、坛、陶鬲、石矛、硬陶罐、坛等。（3）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冶铜遗物和生活器皿。冶铜遗物主要有菱形冰铜锭、铜液渣块、铜铁矿石、石球、石钻、铜斧、铜锛等。生活器皿主要有陶器、印纹硬陶器和原始青瓷器等三大类。比较重要的是冰铜锭的发现，它反映了先秦时期江木冲遗址已使用硫化铜矿来炼铜，此项技术在当时处在世界先进水平。 2、塌里牧遗址 塌里牧遗址位于大工山西北部，距县城18公里，与江木冲遗址隔山相望。北纬30°55′，东经118°10′，西毗邻铜陵市，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是一处集采矿、冶炼为一体自汉至宋代时期的遗址。发源于大工山江木冲河流经遗址东侧，汇入繁昌黄浒河，由获港入长江。省道南铜路从遗址北1.5公里处通过。采矿井内出土的采矿工具有铁凿、木柄、石球、平衡石等。 1993年初，在古矿井的西侧数十米处，还发现一处唐代规模较大地下采矿场。采矿场下面是塌里牧炼铜场，炼渣散布范围达4万平方米。遗址内炼渣堆积甚厚，1958年八一二地质队在此打钻，至地下8米深处仍有炼渣堆积，当地村民用渣块来代替砖垒院墙，其炼渣总量至少在40万吨。村西有一处窑山，面积约5000平方米，其白色灰剂和窑炉层层迭压，厚达3-5米以上，全是冶炼遗存。 在塌里牧遗址的南部是小破头山，山下就是塌里牧村。“破头山”是因山头破损而得名，由于此处为铜矿矿体埋藏较浅，覆盖层薄，便于露天开采和浅层开采，长期露天采矿，导致山头破损，久而久之，当地人便称之破头山。塌里牧村的村名来历也与此有关。由于长期的铜矿开采，导致山体和植被的破坏，塌方时有发生，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所以，古人十分关注山上是否发生塌陷，相互经常询问最多的是“塌了吗？”其音与“塌里牧”相谐，此村也遂之成了“塌里牧村”。如今的村民认为塌里牧村名不吉利，将其改为“塔里村”，现在村里的住户门牌上都为“塔里村××号”。 关于塌里牧村的来历，还有一说。塌里牧村的村民们绝大部分姓牧，附近还有一个牧家亭村，也都姓牧。翻开牧姓家族厚达几十本的族谱，可以发现牧姓家族源远流长。据说，牧氏祖先是黄帝手下的一位将军。按《百家姓》姓氏溯源，“牧”姓早在春秋已有之。始姓“牧”者，牧官也，指从事畜牧业的人。这些牧姓人应该源于北方。源于北方的牧姓，怎么迁徙到遥远的南方山区来呢？他们与破头山上那些古代采矿坑道有什么关系呢？ 据说：牧帮助黄帝治理天下，立了大功，被派到这里管辖采矿业。也有人考证说，牧姓人是汉唐时期迁移至此，吸引他们的是山里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与祖谱记载相互印证的是：千百年来，牧姓人始终传承着一项技艺，但又不愿对外过多提起，那就是采矿。开采铜矿，至今仍是牧家村男人们主要的谋生手段。由于大工山里经常塌方，聚居于此的牧姓村落便被称为塌里牧村。经调查发现，在南陵、繁昌、铜陵的结合部地区，居住牧氏大约一万人。当然，塌里牧村村民的祖先是不是来自遥远的北方，是否是古代铜矿采冶工人的后裔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两千年的铜冶基地 古老中国的青铜文化曾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从象征权力的九鼎到形状各异的炊具、酒具，从战争中的各种兵器到用来交换的各式铜币，无论是造型之奇妙、魁伟，还是技艺之精湛、完美以及数量之巨大，都令人感叹不已。然而，在长期的考古发掘中，在黄河流域都未找到大规模的古铜冶遗址。尽管在山西、河南也有一定的铜矿资源，但其量远远无法满足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的需要。那么，铸造这些青铜器所需的大量原料来自于何处？ 翻开我国的矿产分布图，我们不难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蕴藏着一条巨大的成矿带，是距今1.3亿年前白垩纪时期由地质运动而形成的。在这条成矿带上，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主要是硅卡岩铜矿，并有大量的磁铁矿和磁黄铁矿。矿区的氧化层堆积最厚30米。同时，铜矿区内森林茂密、气候适宜，河流纵横，燃料、原料资源丰富，水运交通便捷，为铜矿的开采、冶炼、运输，提高了充足的条件。南陵的大工山所在的安徽沿江地区正处在这一成矿带上。产铜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商周时期，就是我国重要的铜冶基地。《诗经鲁颂》：“元龟齿象，大赂三金”。《尚书禹贡》记载：古时南方的荆、扬两州是重要的产铜地。 “厥贡惟金三品”，向北输送到中原地区。古人称铜为金，此处的金就是铜。西周金文也有记载，当时的周王朝屡次对南方用兵，就是为了攫取铜资源。《仲父鼎》：“征淮夷…俘吉金”。淮夷是居住在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古老民族，其地之南就是长江沿江地区和皖南丘陵地区的产铜区。可以说，周王朝对淮夷的用兵正是出于对铜的需求。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也曾考证：“中国南方江淮流域下游，在古代是被认为青铜的名产地”。（《郭沫若全集。历史篇》人民出版社1982年）1980年代中期对南陵大工山地区的考古发现，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南陵铜矿资源分布在白垩纪燕山运动时期火山爆发后产生的矽卡岩型地区内，是呈巢状或株状分布的“鸡窝矿体型”，含铜品位较高。在长达两千多年的铜矿开采与冶炼中，这里为各地输送了大批铜材，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铜冶基地。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1279年、长达2300余年的时间里，大工山铜矿采冶、炼铜十万余吨，其量可供打造百万件的青铜器，为中华青铜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古铜冶一般分为采矿、冶炼、铸造三大过程，南陵大工山古铜矿从采矿到铜料加工生产基本形成了一条生产链，在相对封闭的小区内完成。 （一）采矿 南陵古代铜矿所展示的采矿方法，一般有四种：一是露采；二是浅地层群井开采；三是深地层群井开采；四是以采场为主，井巷为辅的深井开采方法。采掘手段主要是用金属工具来凿撬矿石。在沙滩脚、小破头山等汉唐采矿井内发现一层木炭屑上面还有一层经火烧的红烧土。据此推测当时可能使用了“火焖法”的采矿手段，即先用火烧烤矿石，再用水浇或覆土，使矿层热胀冷缩，产生开裂酥脆，再用工具凿撬剥离矿石。这种方法对于岩性较硬的矿层采掘是较为省工省力的。井下排水则通过人工提升或简易的辘轳装置和水车等逐级提升解决。至于井下通风，则是依靠封堵废弃巷道而产生的自然风流来解决。 （二）冶炼 从南陵境内的炼铜遗址和遗物看基本为火法炼铜。目前仅发现先秦的竖炉和宋代的地炉，从炼渣的分析来窥测当时的炼铜技术水平。江木冲出土的废渣经过检测，含铜量为0.34-1.30%，并含有大量的铁和氧化硅。塌里牧的炼渣中的的含铜量较低，与现代炼铜废渣含量标准几乎接近，已具有较高的冶铜水平。秦汉以后炼渣块较大，冶铜技术有所提高。六朝至唐宋的炼渣多呈长条形，黑灰色，背凸而平，表面有流动的波纹，一般重20公斤左右。长条形渣块出现是因为当时炉体增大，排渣量多，说明冶技术进一步提高。在江木冲周代遗址中发现的十余块冰铜锭，经过现代科学测试，其含铜量在96.6%，含铁量2.5%，为铜铁合金，是冶炼硫化物铜矿的产品。 （三）铸造 在江木冲、西边冲等先秦炼铜遗址内，出土有铜锭、铅块并有石质工具范，这些铸造遗物的存在，表明当时曾利用炼铜地点有利条件，设置作坊，进行简单产品的加工。这种作坊的存在，一方面可以满足采矿工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作为商品输往外地。对于比较复杂的铜器则需要异地专门的作坊去做了。从铅料分析，其用途是用于铸造青铜器的配方原料。当地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青铜器为铅青铜，有别于中原的锡青铜，专家认为铅青铜大概是吴国青铜器的铸造传统。 三、辉煌的冶炼技术 南陵大工山古铜矿遗址群是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它在中国文明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世界冶金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南陵大工山古铜矿遗址群的全部内涵，就是一部中国矿冶史缩影。与古矿冶有关的遗址、遗物、文献资料、测试数据表明了至迟在西周，这里的先民就掌握了熟练的铜矿采冶技术，并有了相当规模的采铜、铸铜活动，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南陵古铜矿采冶经历了周、秦汉、六朝、唐宋，延续时间长达二千余年，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是“冶铜史上的奇迹”。 古代用于炼铜的矿石主要有孔雀石、斑铜矿石、蓝铜矿石、黄铜矿石、硅孔雀石、磷铜矿石、辉铜矿石、赤铜矿石、黄铁矿等氧化铜矿石、硫化铜矿石以及铜铁矿石等。中国古代在还原性气氛下的火法炼铜技术主要采用了三种工艺： 一是氧化矿石直接还原熔炼成铜，简称“氧化矿—铜”工艺。氧化矿是暴露在地表的原生铜矿石经风化后的产物，是一种次生矿石，矿石中的氧化铜可以在冶炼炉中直接与一氧化碳反应还原冶炼出铜。 二是高品位的硫化矿石，经多次焙烧脱除全部硫后，再还原熔炼成铜，简称“硫化矿－铜”工艺。 三是低品位的硫化矿石先培烧炼成冰铜，再将冰铜经多次部分脱硫焙烧，熔炼成高品位的冰铜，然后将冰铜作最终焙烧脱硫还原成铜，简称“硫化矿－冰铜－铜”工艺。 “硫化矿－冰铜－铜”工艺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一种工艺，目前世界上开采硫化铜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文献史料记载我国的硫化铜开采历史是在宋代，由于，冰铜是开采硫化铜的重要标志，在皖南地区包括南陵江木冲、铜陵万迎山、木鱼山、繁昌犁山等地出土的冰铜，说明我国至少从西周起，就采取了“硫化矿－冰铜－铜”工艺的生产流程，使用了竖炉来熔炼硫化铜矿，在液态下分离出金属铜，代表了该时期冶铜的卓越水平。它改写了我国铜矿开采的历史，也证明了西周时期铜矿的采冶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铜矿冶炼产物有金属铜和冶渣。从对大工山遗址出土的铜锭、炼渣的分析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地先民的高超铜冶技术。对安徽南陵大工山古铜矿遗址与湖北黄石铜绿山矿冶遗址出土的铜锭和炼渣的成分分析（表1、表2）表明，在西周与春秋时期，南陵大工山铜矿冶炼出含铜在96.6%，而湖北黄石铜绿山铜矿冶炼出含铜为93.99%；炼渣中的含铜量南陵大工山铜矿是0.12%，而湖北黄石铜绿山铜矿是0.62%，说明南陵大工山铜矿炼出产品含铜纯度高，炼渣中的含铜量非常少，矿石中的铜得到了较完全的提炼。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了南陵古铜冶在中国青铜时代的炼铜技术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并且处于领先地位。表1古铜矿矿冶遗址出土铜锭的化学成分出土地点年代铜Cu铁Fe锌Zn安徽南陵古铜矿西周96.602.500.05湖北黄石铜绿山春秋93.993.990.66表2春秋时期古铜矿矿冶遗址出土炼渣的化学成分出土地点铜Cu三氧化二铁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钾锌硫安徽南陵古铜矿0.124238.15.212.5--0.720.0420.15湖北黄石铜绿山0.6336.2432.98.456.181.09--0.0360.21 大工山地区的火法炼铜技术，在焙烧设施上，早期采用了堆烧法。到先秦时期已经使用了鼓风炉，其形式有竖炉、地炉两种。燃料采用了木炭。但在塌里牧地区的六朝至唐宋遗址中发现了大批煤渣，这些煤是用来焙烧，还是直接炼铜，尚有待于考证、研究。不过，它至少说明，当时芜湖先民已经在金属冶炼中大量地使用煤做燃料，这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铜矿的大量开采与冶炼，对铜器的铸造生产也发展起来。在大工山地区，出土了一些用于铸造的石范，发现了铸造场。而在南陵地区出土了相对数量的青铜器，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大工山地区的青铜铸造、焊接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青铜器的铸焊技术，是指将分别铸造成形的青铜部件用浇铸填充金属液的方法固定连接成一体的一种工艺，连接方法类似于现今的普通焊接方法，故有铸焊法之称。铸焊技术可能源于早期的铸造修补工艺。陶范铸造分铸技术的流行，促使了西周时期铸焊工艺的形成，并在战国时期获得长足发展。 铸焊技术在复杂的青铜器铸造生产中有广泛的应用，主要用于器耳、器足、附件等部件与器身的联结，使复杂器形青铜器的成形更为简便。铸焊工艺连接青铜器的特点是在两件青铜部件的结合处可看到一层金属“焊料”，当时一般是采用青铜材料或低熔点锡合金材料进行浇铸焊接。1988年安徽南陵出土的春秋早期龙耳尊，是这一技术在吴越地区运用的典范，具有典型的吴越文化的特征。青铜龙耳尊，腹部两侧对称设置一对大双龙耳，龙耳与器身结合部有一堆金属，表面颜色与器身相似，说明龙耳是与尊体是分别单独铸造成形后，采用在两者结合处浇注青铜液的铸焊方法牢固连接成一体的。它是用本地的铜原料，由本地铸造工匠制作的具有当时中国南方最高工艺水平的精美青铜器。此尊被国家文物局在安徽省选中的唯一的一件青铜器，参加了北京奥运园区的“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可谓南陵的“镇县之宝”。这种“二次焊接”在当时属于成熟先进的技术。 南陵大工山古铜矿遗址与我国目前同类遗址比较，它具有五大特点： 1.点多面广，历史悠久，古铜矿采冶延续时间长达两千余年，如同一部埋藏在地下的中国冶金发展史，国内外罕见。 2.古代文献资料详实，现有考古资料确凿，相互印证吻合。 3.大量的采矿、选矿、焙烧、冶炼、铸造、烧炭、采煤、采石等矿冶生产遗迹埋藏丰富、保存较好，可以说是一座古代铜冶博物馆。 4.江木冲西周大型炼铜场，面积1.5平方公里，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好、面积最大、时代最早的一处硫化铜矿炼铜场，其硫化矿——冰铜——铜工艺技术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5.南陵境内铜矿遗址的工矿区、墓葬区、生活区、古城区、水陆运输网络分片布局，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区域规划的合理性，这也是大工山古铜矿一个特性。 四、巨大的历史贡献 铜是人类认识最早的金属。人类社会第一次时代革命的标志，就是创造和应用了金属的开采冶炼技术，它彻底结束了长达数十万年的石器时代，而冶金史的发展首先是从青铜开始的。铜可分为红铜、青铜、黄铜和白铜等。青铜是铜和锡或铅的合金，与锡合金称之为锡青铜，与铅合金称这铅青铜，它们通称青铜，其特点可降低熔点，并能提高所铸器物的硬度；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古称“金”或“吉金”。古人认为“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就是说国家建立后，一是祈求祖先上帝保佑，二是依靠武力维护。在青铜时期的早期，铜首先是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它是地位和权利的象征。在这个时期，一个国家如果有了铜资源，就可以制造出军队必不可少的先进攻击型兵器，从而达到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目的，从某种意义说，铜就是强国资本，好比当今的核武器。因此从铜的开采、冶炼、铸造都受到国家统治者的严格控制。 南陵在商以前是属“九洲”之一的扬州，周代为吴越之地，《周礼·考工记》之：“吴粤（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所谓吴越境内的铜矿产地是指今皖南和宁镇一带，而大工山自先秦应为“吴越之金”的主产地之一。在今天南陵境内发现了大量与铜矿采冶有关的人类居住、生活的遗址。 首先是与古铜矿有关的古城址，有商周时期的石铺牯牛山遗址、三里土城遗址、葛林狮子山遗址、九连鄔林遗址、戴塘桥遗址等十几处，其中石铺牯牛山遗址是一座水上古城。牯牛山古城是在商代晚期原始聚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古城。由于南陵大工山地区铜矿业的兴起，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其管理，牯牛山古城就成为大工山古铜矿采冶的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之一。从考古发现牯牛山古城内有冶炼、铸造的铜渣，进一步说明古城内已设置了的铸铜作坊。从地理位置来看牯牛山古城上到大工山古铜矿遗址，下通长江，古城四周设有护城河，古城功能齐全、攻守兼备，是控制上下往来的咽喉，势必成为本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并发挥了巨大的辐射功能。该古城是迄今发现的同时期安徽最大的商周水城，也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次，是与古铜矿有关的西周春秋时期的土墩墓群。土墩墓群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皖南土墩墓群（千峰山）和天官土墩墓群以及九龙包土墩墓群、万兴土墩墓群、长山土墩墓群等数十处土墩墓群，它们分布在南陵西南大部。土墩墓是中国南方古代吴越地区一种独特的丧葬习俗，战国就基本消亡。土墩墓形似馒头状，一般选建在地势较高、土层较厚的山垅上，排列有序，分布密集。从这些土墩墓群中陆续出土了大量的生活器具、青铜器，其中包括吴王光剑、青铜龙耳尊等数十件精品青铜器。 比照土墩墓与大工山古铜矿和牯牛山古城遗址出土的文物，可以发现其同一类器物的造型、纹饰、质地、特征完全一致，表明了这三大遗址为同一时期、同一行政区域范围，皆与铜矿采冶有密切关系的遗存，也说明土墩墓埋葬的应是古城的管理者和大工山古铜矿的生产者以及本地居民。这三大遗址构成周代南陵以铜矿采冶为主线的采冶、管理、生活居住、墓葬的合理布局，显现了南陵在先秦以前的繁荣。 从土墩墓的葬俗及分布来分析，皖南、苏南、浙江、赣北这一带广大地区，在先秦以前属于古吴越族的活动范围；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在西周实行的是“分工制”，南陵是采冶铜的主要产地；根据种群方面的分析，在西周王朝时就出现了南淮夷，这一地区即为“夷人”。西周王朝在征伐掠夺资源的同时，也将中原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带到这一地区。青铜龙耳尊就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产物。 春秋时期本地曾隶属越国，吴越交战中，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勾践卧薪尝胆十年，广纳天下人才，利用本国的大工山铜矿资源，不断加大开采量，从上交吴国的铜原料中大量截流，打造一批春秋时期最为先进的精良兵器（本县出土的“吴王光剑”等数十把青铜剑就是最好的鉴证），同时加紧训练军队，勾践趁吴王夫差出兵中原之机，一举消灭了吴国，成为不可一世的春秋五霸之一。此时的南陵大工山铜矿采冶生产场面规模空前，各路能工巧匠荟萃，所生产的铜质优量大，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成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经济开发区之一。战国中期，强大的楚国灭越，在皖南设置“陵阳郡”，建有“楚王城”（今在芜湖市东），所产铜材被称作“陵阳之金”（至今南陵的别称为陵阳）。南陵境内曾出土三尊战国时期楚式鼎，也证明了楚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到了汉代，丹阳铜更是质高量大，闻名遐迩。汉武帝元封二年改鄣郡为丹阳郡，管辖17县，陵阳县是其中之一，它包括现在的南陵、铜陵、繁昌、青阳等地。郡下设工官机构——铜官，统领丹阳境内的铜矿业。铜镜中常见有“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新有善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而明”等铭文。这种器物上的铭文类似现代产品的广告，实质是夸耀制镜铜材料的优质。用丹阳铜制造的铜镜被朝廷为作珍贵礼品，赠送给日本、朝鲜诸国。这里所说的丹阳就是指包括今天南陵在内的广大皖南地区，古代这种称呼，与今天南陵、繁昌都可称芜湖是一样，为一种上位称呼。西汉初年发生的“七国之乱”，吴王刘濞的辖区就包括了今天的南陵在内的皖南地区。史书记载，刘濞在自己的封地藉山私自造钱，藉山就是今日的南陵。他依仗着南陵的铜和沿海的盐，富甲一方，遂欲问鼎中原，带头起兵造反。 六朝至唐朝是南陵铜矿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三国时，南陵为春谷县，属东吴丹阳郡，东吴王室先后命周瑜、黄盖、周泰为春谷长，镇守南陵，可见此地的战略地位。《三国志·吴志》载“故丹阳山险，民多果劲，山出铜铁，自铸兵甲”。南陵为东吴山越人活动地之一，东吴曾多次派兵征伐，其中主要目的是掠夺本地的铜资源。其间孙权曾亲自率兵征伐，险些丧命，经大将周泰援救，方免一死，为此，命周泰为春谷长，并封“陵阳候”。 唐代南陵县的铜矿采冶再度进入了历史的辉煌期，成为当时国家重要的铜矿开采和铸币基地。南陵古有“剧邑”之誉，西汉到南北朝梁武帝置南陵县期间，南陵历称陵阳、春谷、阳谷、藉山等，这一时期的南陵包括今天的南陵、繁昌、铜陵、青阳、池洲大部地区，也就是说，当时的繁昌、铜陵、青阳、池洲也仅仅是南陵的乡镇而已。隋朝以后池洲分离出去，唐代天宝年间青阳分离出去，五代时繁昌、铜陵分离出去。因此说，南陵古铜矿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皖南古铜矿。据《南陵县志·艺文志》载：“自六朝及唐，南陵号称坑冶之地”，又载：“南陵以梅根作冶其来久矣”，“梅根冶”是著名铸钱场所。铜官冶、梅根监、宛陵监、利国山、凤凰山等均在当时的南陵县行政区域内，这种说法就理所当然成立了。《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宣州辖八县，其中“南陵县，武德四年（621）隶池州，（627年废池州）州废来属。后析置义安县，又废义安为铜官冶。利国山有铜、有铁，凤凰山有银”。又云：“开元间于南陵仁义乡置石埭、法门两场，后以法门为义安县，寻废义安为铜官冶”；法门场今属铜陵县，石碌场在今繁昌县。可见唐代的南陵县范围很大，这一地区是皖南铜、铁、铅、银等矿料的主要产地。此时，中央政府在南陵设立了梅根监和宛陵监，置“冶官”收铜；长年开炉铸钱，“每岁共铸钱五万贯”，其铸量大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 关于唐宋时期的“梅根”究竟在何地，笔者认为它就在现在南陵县的葛林、石铺、九连这一地区，其主要理由有三：其一，明《嘉靖宁国府志》卷之二记载：南陵境遂定宋元……城内四访，下长林乡、上长林乡、金陵乡、梅根乡……户八千二百二十七，口九万九百五十有三。其二，本县1987年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刘仕安墓志铭曰：“君卒之二年冬十月癸酉，葬南陵梅根乡藕池之阳”，刘仕安墓在今南陵县籍山镇石铺镇长乐村。其三，在这一地区先后发现唐宋以及之前的近十处冶炼铸造遗址。基于以上三点足以证明梅根在南陵，这样梅根冶、梅根监在南陵就更加清晰。（另有一说：梅根监的具体地点，在今池州市东北五十里梅埂河入长江处，即今梅龙镇附近。）而宛陵监的具体情况史佚其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唐朝的宛陵监应在古南陵县境内。丹阳郡治宛陵县，故治在今宣州市城关镇，今宣州市并不产铜，作为铜官治所的宛陵监应设在这里或附近的产铜地。而同属丹阳郡的宣城县的故治在今南陵县东弋江镇，隋初，改宛陵县为宣城县，铜官可能设在郡治所在地，即在今南陵县弋江镇。（裘士京：《古代铸钱中心梅根冶在池州考》，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考古新发现与皖南古代社会研究》）隋唐时期的南陵，铜业发达、物产丰饶、山清水秀、衣食无忧，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前来游山玩水。唐代诗人孟浩然曾游历梅根冶故地，留下了“火炽梅根冶，烟迷扬叶洲”的诗句。侨居南陵的大诗人李白，用他那神来之笔写下了呈现于眼前的冶炼、铸造之景：“铜井炎炉歊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 到了南宋时期，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为加强内部统治，严格控制具有重要经济、军事价值的资源性矿产的开采。时任南陵知县的郭尧在上报朝廷的《申免工山坑冶札子》中，以矿工拢乱社会治安、私自铸造货币破坏金融秩序、破坏风水、惊触神灵等理由，请求封山禁矿。从此南陵境内的铜矿开采、冶炼业关闭消失，历史的繁华随之消声匿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两千余年的辉煌深深地掩埋在大山深处。一度的喧嚣转为沉寂，一段历史的文明就此沉睡了千年。 在现代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再度发现了这段曾经消失的历史，揭开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度辉煌。为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有形、无形的借鉴。这是芜湖人的骄傲，是祖先留下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也是一部埋藏在地下的中国古代冶金发展史。
作者：郑龙亭、谢军、徐繁 一、前言 自1859年英国伟大科学家达尔文发表了惊世之作《物种起源》，创立了进化论学说，提出人类是由古猿演变、进化而成的观点以来，世界各国几代古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用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找、探索支持这一理论的化石证据。古猿究竟于何时、何地进化成人，始终是人们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人类学研究经历了80多个春秋。在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先生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和大量旧石器材料之后的30多年里，北京猿人与爪哇猿人并列为世界最早的人类祖先，东亚地区一直被视为人类起源之地。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非洲地区相继发现了大批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材料，改变了人们对于人类起源于东亚地区的认识。1959年英国著名古人类学家玛利·利基首先在非洲东部坦桑尼亚中部奥杜威峡谷发现了大批旧石器（钾氩法测定石器地层年代为大约175万年前）和一个相当完整的头骨化石—东非人（后经研究改名为南方古猿包氏种）；1960年乔纳森（玛利·利基之子）又在奥杜威峡谷“东非人”头骨不远处，发现了190万年前的一个“能人”小孩头骨；1972年理查德·利基（玛利·利基次子）领导的考察队在肯尼亚又发现了“能人”成年人头骨——著名的1470号头骨；1974－1975年，以美国科学家约翰逊和法国学者泰伊白为首的一支联合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阿瓦什地区找到了距今330－280万年之间的“露西”骨架和大约200件人类的碎骨和牙齿，尤其是1994年于埃塞俄比亚发现了440万年前的地猿始祖种；2000年又传来消息，在肯尼亚发现了600万年前的土根原初人。由于非洲地区一系列重要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发现，使世界上大多数科学家相信，人类可能最早起源于非洲。 在此期间，中国也陆续发现了蓝田人、元谋人、和县人、郧县人、南京人等直立人化石地点和一大批旧石器时代遗址，但它们的生存年代都没有超过170万年。直到1995年英国《自然》杂志第6554期，发表了中国学者黄万波研究员等与美国学者罗瑟尔？石汉教授联合撰写的《亚洲的早期人类及其工具》一文，首次向国际科学界揭示：在中国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笔者为该遗址发现者之一）。尽管学术界对于巫山龙骨坡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信息立即引起了中国科学界最高层领导和权威人士的极大关注，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当即指示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等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立项，确定重点地区实施国家“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与环境背景研究”，旨在中国土地上寻找200－4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为早期人类起源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遗址发现经过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皖南沿江地区一些乡镇利用当地丰富的石灰岩资源兴办水泥厂，采石工人在开山采石过程中，经常遇见洞穴和裂隙堆积，有时会发现化石。1984年7月，繁昌县孙村乡水泥厂采石场工人在癞痢山采石作业时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青年工人盛宏江将上述情况写信报告了县、省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有关单位。根据以上报告，1986年春，安徽省博物馆郑龙亭、李治益，繁昌县文物管理所陈衍麟等，对孙村癞痢山化石地点进行了地质古生物调查，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并作了研究报道。上述信息为以后该地区开展新生代晚期古生物、古人类及其文化调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1998年4月，国家“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与环境背景研究”正式启动。5月4日，根据以往的线索，安徽课题组金昌柱博士、郑龙亭研究员、繁昌县文物管理所徐繁所长等，前往繁昌县孙村镇癞痢山进行地质古生物调查，在癞痢山1号采石塘口发现了一处第四纪洞穴堆积。他们边观察记录地层边采集化石，在当天晚上整理标本时，找到了一段灵长类上颌骨（含2颗牙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5月5日晨继续采集，上午10时20分，金昌柱在第4层发现了一段灵长类上颌骨（含3颗牙齿）；10时40分郑龙亭在第3层采集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下颌骨（含2颗牙齿），不久又获得一段灵长类幼年个体下颌骨（含3颗牙齿），因该地点堆积物地层剖面呈“人”字形，郑龙亭建议取名为“人字洞”。根据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初步判定人字洞堆积物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他们立即将上述发现情况向攀登专项首席科学家邱占祥院士和省文物局、省博物馆领导作了汇报。5月7日，著名古生物学家邱占祥院士、古人类学家刘武博士和省、县有关领导抵达化石地点指导工作。邱占祥先生在现场考察了堆积物地层、观察了采集获得的全部标本后，进一步确定了遗址的地质时代，对前期的调查和采集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繁昌人字洞的发现是国家“九五”攀登专项的重大突破，为寻找早期人类化石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5月10日试掘工作暂停。 5月12日上午，郑龙亭接到采石场技术员盛昌林同志电话报告，由于江南连日降雨，人字洞堆积物出现大面积塌方，情势十分危急。在向有关领导请示后，当天下午郑龙亭即与省文物局保卫科长宋磊赶赴现场，会同县文物管理所及孙村镇有关负责人，研究布署塌方现场保护和清理工作。5月13日－6月6日，清理、试掘工作进行了25天，共发现灵长类上颌骨4块、下颌骨5块、牙齿45颗；出土脊椎动物化石计有龟鳖类、鸟类、翼手类、啮齿类、食肉类、长鼻类、奇蹄类、偶蹄类等近50种；同时采集到了几件疑为人工制品的石英片麻岩、硅质灰岩标本，后经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贾兰坡院士、张森水教授、黄慰文教授等分别观察，确定了其人工性质，该地点的重要意义得到了进一步显露。 1998年9月下旬至11月上旬，安徽课题组组成了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与古人类研究所、安徽省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繁昌县博物馆等单位专业人员参加的联合发掘队，对人字洞堆积进行了首次系统发掘。此次发掘共出土石制品、骨制品60多件，脊椎动物化石50余种，标本1500多件，哺乳动物化石中以保存完好的似小齿黑熊（Ursuscf.microdontus）部分骨架和似剑齿虎（Homotheriumcrenatidens）头骨比较珍贵。1999年进行了春、秋2次发掘，又获得石制品和骨制品30多件，脊椎动物化石3000多件，不仅标本保存状况好，动物群种类也增加到了75种。2000年、2001年、2005年又进行了3次发掘，出土的石制品、骨制品和动物化石数量均有所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发掘面靠近西侧洞壁，发现了1组用乳齿象门齿垒起的“矮墙”（发掘队员称之为“象牙墙”），象牙排列很有规律，高约80厘米。此外，5年间共发现5具保存完好的中间中国乳齿象（Sinomastodonintermedius）、3具似剑齿虎和1具三原貘（Tipirussanyuanensis）骨架，研究价值极高。 三、地质与地理概况 繁昌县北濒长江，南接南陵，东邻芜湖，西与铜陵相交，总面积为1264平方公里。西南部多丘陵山地，最高峰寨山海拔470米，东北沿江地带为低洼地，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形成山、圩各半的地貌格局。从大地构造来看，繁昌地区属于下扬子古生代褶皱带，北九华山带延伸的中间地段。由于受印支运动的影响，中三叠纪时期这一地区上升为陆地，在一些段陷盆地中，沉积了白垩纪—古近纪河湖相沉积。该区西南石灰岩地区因受中生代燕山期岩浆活动及后期风化浸湿作用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当前长江下游沿江平原上山峰浑圆，坡度平缓，零星分布的喀斯特残丘，海拔一般为100－230米左右。区内最高峰寨山为背斜构造主体，其轴部主要以二叠纪、三叠纪灰岩组成。受新生代喜马拉雅构造运动影响，该背斜的两翼发育了晚新生代一系列构造裂隙。癞痢山位于寨山背斜南翼，海拔143.6米，由晚二叠纪太隆组生物碎屑岩和早三叠纪龙山组泥质灰岩、白云质灰岩组成，垂直节理非常发育，在不到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十几条规模较大且几乎垂直的断层和构造裂隙。岩溶类型以裂隙和溶洞为主，地质时代为中新世中期至更新世晚期。人字洞是本区所揭露最大的岩溶裂隙，位于繁昌县孙村镇癞痢山东南坡，地理坐标为东经118.5＇46″，北纬31.5＇23″， 海拔高度约120米。据当地村民反映，20世纪70年代中期，癞痢山（60年代以前曾叫花果山）东南坡有一洞穴，当地人称花果山洞，后因水泥厂多年采石沿洞穴向东北延伸了30多米，洞穴已遭到破坏，呈一向上开口的裂隙状堆积。人字洞堆积厚度约30米，宽8－12米，自上而下可分为8层1、灰黑色、暗褐色亚粘土层。胶结松散，含少量灰岩角砾，砾径3－7mm，未见化石，厚约0.7m。 2、棕褐色含较多铁锰质和钙质结核亚粘土层。胶结松散，含少量角砾，成分以灰岩为主，偶见浅黄色页岩，砾径一般为2－10cm，含少量化石。厚约1.8m。 3、棕红色含巨大角砾粉沙质粘土层。胶结较坚实，含大量块状灰岩角砾，砾径一般为10－30cm，最大可达55cm。具大块方解石晶体及小晶洞、钟乳石块、泥岩角砾、黑色铁矿石。含较多石制品和少量原黄狒（Procynocephalus）、似裴氏鼠（Minomyscf.peii）、乳齿象及鹿类等动物化石。厚约2.7m。 4、棕红色含小礓石压粘土层。含少量灰岩角砾，砾径一般为2－之间，局部夹有钙板。含较多低冠竹鼠（Brachyrhizomys）、异仓鼠（Allocricetus）及似剑齿虎、貘（Tapirus）等化石和少量石制品。厚约1.1m。 5、棕红色含巨大角砾压粘土层。胶结较坚实，含大量石灰岩角砾，砾径在10－20cm，最大可达60cm，局部夹有土黄、灰绿色粘土透晶体和不规则的钙板，石制品、骨制品较多，原黄狒、三门马（Equussanmeniensis）等哺乳动物化石保存较好。厚约2.4m。 6、棕褐色砂质粘土层。含少量灰岩角砾和小礓石，砾径一般为5－10cm，富含哺乳动物化石，发现了几具保存相当完整的动物骨架，如似剑齿虎、乳齿象、貘等。厚约1.8m。 7、棕褐色含巨大角砾砂质粘土层。含大量块状灰岩角砾，角砾大小相差很大，砾径小者5cm，最大者70cm，出现大块方解石结晶、钟乳石和钙板碎块，富含哺乳动物化石。厚约4.1m。 8、灰色沙土层、沙层及沙砾石层。胶结较疏松，细纱层和沙砾石层交替出现，砾石磨圆度较好，砾径一般为0.3－2cm，局部夹有棕红色粘土透晶体，含少量化石。可见厚度约为15.1m，未见底。 人字洞堆积物大致可分为上、下两个单元：1－7层的砂质粘土、块状角砾堆积为第一单元；第8层以下的粘土、细纱、小砾石堆积为第二单元，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沉积环境，人工制品和脊椎动物化石均出自第一单元。从生物地层学角度分析，人字洞动物群由75种脊椎动物组成，以含有较多的新近纪残存种类和相当多的绝灭属（现生种只有7种，占总数的10.4％）为主要特征，表明动物群面貌比较古老；但由于出现了仓鼠、巨鼠、家鼠、大熊猫、三门马、水鹿等第四纪典型属种，显然与上新世动物群有区别。故其地质时代应为早更新世早期，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古地磁测年为220－256万年，介于松山事件与高斯事件之间。 四、动物群性质与古环境 人字洞动物群由以下75种脊椎动物组成：方齿微尾鼯Anourosorexquadratidens，似川鼩Blarinellacf.quadraticauda，贝列门德句鼩Beremandiafissdens，鼩鼠青Sorexspp.，似小长尾鼩Soriculuscf.parva，长尾鼩Soriculusspp.，似喜马拉雅水鼩chimarrogalecf.himalayica，始麝掘鼹Scaptochiruscf.primitivus，鼹鼠Talpasp.，鼠耳蝠Myotissp.，似黄管鼻蝠Murinacf.aurata，马铁菊头蝠Rhinolophuscf.ferrumequinum，蹄蝠Hippoisderossp.，原黄狒Procynocephalussp.，短脚次兔Hypolagusbrachypus，似早成岩松鼠Sciurotamiascf.praecox，复齿飞鼠Trogopterussp.，似低冠鼯鼠Petauristacf.brachyodous，艾氏异仓鼠Allocricetusehiki，仓鼠Cricetulussp.，科氏仓鼠Kowalskiasp.，似裴氏模鼠Mimomyscf.peii，似甘肃模鼠Cromeromyscf.gansunicus，模鼠Borsodiasp.，似中间猪尾鼠Typhlomyscf.intermedius，似山西低冠竹鼠Brachyrhizomyscf.shanxius，硕豪猪Hystrixmagna，似大林姬鼠Apodemuscf.sylvaticus，优姬鼠Apodemusdominans，似小巢鼠Micromyscf.minutis，笔尾树鼠Chiropodomyssp.，绒鼠Hapalomyssp.，攀鼠Vernayasp.，似爱氏巨鼠Leopoldamyscf.edwardsioides，似高冠巫山鼠Wushenomyscf.hypsodontus，先麝鼠Niviventerpreconfuciannus，针毛鼠？Niviventerfulvescens，似青毛巨鼠Rettuscf.bowersi，鼠Rettussp.，中国貉Nyctereutescf.sinensis，貉Nyctereutessp.，肿颌貂Martespachygnatha，安氏貂Martesanderssoni，似香鼬Mustelacf.altaica，贾氏貛Meleschiai，小齿黑熊Ursuscf.microdontus，小种大熊猫Ailuropodamicrota，桑氏鬣狗？Pachycrocutalicenti，副剑齿虎Paramachairodussp.，锯齿似剑齿虎Homotheriumcf.crenatidens，巨頦剑齿虎Megantereonsp.，似小野猫Feliscf.microtis，猞猁Lynxsp.，中间中国乳齿象Sinomastodonintermedius，三门马Equussanmenensis，爪蹄兽Netoritheriumsp.，三原貘Tapirussanyuanensis，中国犀Rhinocerossinensis，双角犀Dicerorhinussp.，裴氏猪Suspeii，麝Moshussp.，矮麂Muntiacusnanus，狍后麂Metacervuluscapreolimus，最后祖鹿Cervavitusutimus，似菲氏鹿Cervuscf.philisi，水鹿Cervus，大额牛Bibossp.。 动物群生态分析显示，该动物群为具有浓厚南北混合性质的动物群。典型的北方型动物有24种（占人字洞哺乳动物总数的35.5％），其中属于草地型动物18种，如三门马、次兔等，占北方型动物种类的75％；山地、草地相接地带的动物有6种，如猞猁、最后祖鹿等，约占总数的25％；属于欧洲上新世—中更新世寒冷动物，如贝列门德鼩也到了繁昌地区。 1957年，根据安徽淮北地区发现的第四纪哺乳动物，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奠基人裴文中教授提出了“淮河动物地理过渡区”区域划分理论。从古地理来看，更新世早期秦岭——淮河一带已属北亚热带范畴，水平地带上具有近似的环境特点。天文气候学家认为，大约距今250万年前，全球发生了一次降温事件，在中国北方地区，开始了大面积的黄土堆积，标志着气候变冷、变干事件的发生。位于长江南岸的繁昌人字洞动物群中大量北方动物入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该动物群中古北界动物占有很大优势，但也不乏东洋界动物种类，动物群组合显示了南北混合特征，自然环境为以开阔草原为主，周边山上有森林的草原森林环境。由此可见，早更新世之初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一次明显的降温事件，大量北方动物的南迁，使这一地区生态系统发生了大的动荡，其幅度之大，为新生代以来所罕见。同时，南方动物种类有23种，约占动物群总数的34.4％，与北方南迁的动物共生，一些横断山脉地区的山地高原动物也渗透其间，构成了繁昌地区以开阔的草原为主，周围有山丘和丛林，可供南北方动物共生的草原森林景观，十分有利于早期人类起源、生息和繁衍。 五、文化遗物概貌 人字洞遗址是迄今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旧石器地点。1998－2001年间共进行了5次发掘，获得人工制品100余件，其中石制品90余件，骨制品10余件。张森水教授等（2000年）对1998年发现的人工制品进行了研究，初步揭示了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与性质。 人字洞出土的石制品以小型居多，原料以铁矿石（曾见于北京猿人遗址）为主，兼有硅质泥岩、硅质灰岩、片麻岩、石英砂岩等，均非原产于洞中，可能采自洞外稍远山上的风化岩块，石制品原料具有多样性；石制品打片采用锤击法，打击台面清楚，在石核或石片上都可看到打击台面表明古人类打片时曾用过转向打法，有些石核曾被几次使用转向打法。无论是石核或石片都缺乏相对稳定的形状；石器毛坯有石块、石核、石片和断块；基本类型是刮削器，还有雕刻器，刮削器中主要是边刃，严格的端刃不多。单刃、边刃石器多于复刃和端刃石器，刃口形态以直刃居多，次为凸刃，再次为凹刃；石器修理均采用锤击法，以向背面加工为主要方式，次为复向加工，再次是向破裂面和错相加工。石器修理相当粗糙，多为单层修疤，且以深宽型为主，刃缘很不平齐。仅在几件块状毛坯上可见有序加工，即先打出一个面，再在这个面上加以粗糙的修理；石制品表面未见长距离搬运或急流碰撞的痕迹，个别标本有较重的磨蚀痕迹，大多是轻度的，也有一定数量的标本无磨蚀痕迹，从表面磨蚀情况来看，有几件石制品可能曾经两度加工。 （一）石核 单台面石核观察标本5件。表面可见轻度或中度磨蚀痕迹，1件无痕迹。 石核体长型略多于宽型，长度指数为79。原料多为不规则岩块很少、大部和基本保留自然面的各1件，2件保留一个自然面。3件为打击台面，未见清楚的台面脊，2件为自然台面，形态呈梯形和不规则多边形。石核上打击点散漫，呈宽口形或不显。半锥体阴痕清楚或较清楚者各1件，其余3件与破裂面无明显的界限。工作面上片疤不多，多为单工作面。 多台面石核观察标本5件。表面无或有轻度磨蚀痕迹，或多或少保留着自然面。双台面石核多相对剥片，双台面呈90?角的1件。仅有1件多面体石核，遗有多块片疤。石核台面多是打击的，形态常呈似四边形。石核台面角较钝，少于90?的4例，大于的6例。此类石核上的打击点以集中和较集中者居多，亦有不清楚的。半锥体、放射线清楚的仅各1件。 （二）石片 观察标本18件。表面有严重磨蚀痕迹的2件，轻度磨蚀的6件，基本没有磨蚀的10件。磨蚀程度与原料有关，只有铁矿石石片有重度磨蚀痕迹，轻度磨蚀者见于铁矿石、硅质灰岩和泥质灰岩，片麻岩则不见磨蚀痕迹。石片的台面自然或自然－打击者各2件，打击者11件。形态多呈三角形，有4件略呈梯形。从破裂面看，打击点集中的1件，较集中的8件，不清楚的6件，石片角最大133?，最小89?，平均109?。半锥体很凸的没有，较凸的5件，另有2件半锥体部位有崩疤，1件可能存在双锥体。从背面观，约一半石片背面不保留自然面，约遗留1/2和1/4的各3件，大部保存的2件，全部保存的1件。脊背形态具有多样性，多数是一条曲折的纵脊，将背面一分为二，个别的为一条脊，还有多脊多疤或呈阶状疤的。背面无疤者1件，单疤7件，双疤3件，3疤的4件，4或5疤各1件。由片疤的打击方向看，少数与剥离方向相同，但更多是不同向的。以上表明再生产石片时曾采用过转向打法。由于石质和磨蚀等因素的影响，未见可靠的使用石片。 （三）石器 单边直刃刮削器观察标本9件。毛坯主要是板状石块、1件石核、2件石片。表面无磨蚀痕迹4件，轻者5件。刃口在左、右侧和右侧一部的各3件直刃的稍少于斜刃的，除1件左侧背面有连续细疤可能是使用成型者外，其余均可见修理痕迹，加工方式向背面的7件，向破裂面和复向的各1件。修理工作简单，修疤见于近缘，多为单层，个别标本局部可见双层的，修疤形态以深宽型为主，兼有浅宽疤，局部可见叶疤。石器有一定的变异范围，最长52cm、最短21cm、最宽33cm、最窄17cm、最厚25cm、最薄6cm。除1件外，均为长大于宽，长宽指数为76，宽厚指数为60，可见毛坯比较厚。最重达34ｇ，最轻为6ｇ。石器刃角最锐的40?，最钝的86?，多数超过70?，显示刃口较钝。 单边凸刃刮削器观察标本6件。主要是用石片制作，块状毛皮做的仅1件。石器多有轻度磨蚀痕迹，有2件刃口无磨蚀痕迹，修疤上有钙衣包裹。除1件只在侧边中部加工外，其余的几乎整个长边被修理成刃，有2件还将制成深波形凸刃。均用锤击法修理，相当粗糙，仅有单层修疤。这类石器全部属小型石器，刃口比单直刃锐，平均刃角为64.7?。依刃口凸度大小可分为缓弧形和深波形。 单凹刃刮削器观察标本5件。块状毛坯3件，片状毛坯2件。2件有轻度磨蚀。刃口均在右侧边上，3件侧边遗满修疤。加工粗糙，刃口形态不规整，均属浅凹刃型。向背面加工居多，向破裂面和复向的各1例，修疤单层，主要是深宽型的，个别可见浅宽或浅长疤。本类石器个体比以上两类大，其中2件属中型，其余为小型。 两刃刮削器观察标本5件。毛坯主要为板状岩块和少数断片。仅1件有水磨痕迹。主要以端侧成刃，其中2件端刃可能是使用的结果，1件端侧相连类似准盘状器，仅有1件端刃有粗糙的加工，两侧边成刃的仅1件。除1件可归于中型外，均为小型。修理方法以错向居多，向背面和复向各1件，基本上是单层修疤，且以深宽型为主。 雕刻器观察标本3件。毛坯均为断块，其共同点是右侧小面打击痕迹不清，由右上斜向左打的人工痕迹清楚，前端生成一个凿子形的刃口，类似于中国旧石器考古资料中常见的雕刻器。 （四）骨制品 打击骨片观察标本1件。无任何磨蚀痕迹，毛坯是一块哺乳动物肢骨片，长65mm、宽22mm、厚8mm，上下两端都被加工成刃，侧边局部也有打击痕迹。上端的一面（骨表面）可见双层修疤，边缘的修疤为宽型和长型的，近缘为深宽和浅宽疤，打击方向由近端向远端打，另一面有同向打击的浅宽疤，制成较锐利的刃口，相邻的左侧一段，在原裂面上遗有三层叠压的浅宽修疤，右侧骨腔面也有单层修疤，两侧构成错相加工。下端可见双层修疤，另一面也可见由下端裂面向上打击痕迹，形成较锐的刃口。 骨铲观察标本1件。毛坯为犀牛残下颌骨，右侧从犬齿窝后部断残，下颌联合部亦稍残，左侧保留水平支的一段（143mm），加工痕迹见于下颌体唇面。左侧加工简单，主要是一块大裂疤，近尖端处可见琢薄的痕迹；右侧从顶下延65mm的一段被多次打击过，遗有多层深宽疤和阶疤，使原本钝厚的下颌体变成薄锐的刃口。在此段后部高16mm的折坎上可见双层修疤，此疤的前部被再次打击所破坏。下颌骨左右两侧刃在前端相交，形成了一个相当锐的铲状尖刀，尖刃角为56?。 人字洞石制品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和特点，与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工业十分相近，全部石制品缺乏相当稳定的形态，显示出很强的“个性”，无论从类型上或技术上，都比中国境内已发现的更新世早期的石制品显得粗糙、简单而原始。尽管人字洞发现的骨制品数量不多，但它表明了人类早期工具原料组分的多样性。由于人字洞遗址时代较早，而已知同时代的人工制品很少，因此难以做更详细的对比，许多工作尚待今后进一步完成。 六、若干学术问题的讨论 繁昌人字洞遗址发现以后，1998－1999年间，国家攀登专项安徽课题组有关学者，先后3次撰文于《中国文物报》，报道了遗址的发现、发掘及灵长类化石、人工制品、哺乳动物群等方面的情况，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反响，由此引发了2000年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界关于人字洞遗址相关问题的激烈讨论。2000年，《中国文物报》先后刊登了多篇关于繁昌人字洞讨论的文章。 1月26日，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吕遵谔教授发表了《关于寻找人类祖先及其文化问题的几点认识》（以下简称吕文）；2月16日，上海复旦大学陈淳教授发表了《繁昌人字洞人工制品真伪问题和建议》（以下简称陈文）；3月22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卫奇研究员等发表了《关于中国早更新世旧石器》（以下简称卫文）；6月7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韩立刚副研究员《繁昌人字洞人工制品与相关问题探讨——与吕遵谔、陈淳先生商榷》一文发表；7月12日，陈淳又发表了《再谈人字洞人工制品的真伪——答韩立刚先生》（以下简称陈答文）；12月6日，安徽省博物馆郑龙亭研究员《繁昌人字洞遗址讨论的再认识》（以下简称郑文）一文刊载。至此，这场讨论暂告结束。 由于率先提出否定意见的吕遵谔教授，是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界的资深学者，因此，这场讨论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关于人字洞石制品原料问题，《吕文》写道：“因为制作原料主要是小的铁矿石，沉重而十分坚硬，且尺寸较小，就是现代人用铁锤也很难将其打下石片”；《陈文》说：“人字洞的石料多为铁矿石，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用铁矿石作为原料的史前石工业还没有听说过”，《陈答文》又说：“根据国外旧石器考古学最新文献资料的介绍，火成岩中适用于制作石器的有：安山岩、玄武岩、黑曜石和石英。并没有任何关于铁矿石可用作石器原料的论述”。《卫文》认为：“人字洞的石质标本主要是铁矿石，硬度较低，并非是制作石制品一般可以选择的材料”。吕遵谔先生在介绍参加“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70周年纪念及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外国学者，会后考察人字洞的有关情况时说：“据我所知和我接触过的外国朋友都明确说不是（人工制品，作者注）者有11位之多”。关于人字洞的沉积类型，三位先生均认为人字洞不是洞而是裂隙，因而由其中出土的石制品不是人工制作的。 人字洞遗址1998年5月发现以后，所获得的几件石质标本，分别经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黄慰文研究员、张森水研究员、贾兰坡院士等鉴定，确认其中2件为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尽管如此，为了慎重起见，安徽课题组有关学者在当年8月12日《中国文物报》报道中，只字未提发现人工制品。下半年人字洞正式发掘时，联合发掘队严格按照考古发掘操作规程，按1×2米打格分方，以0.5米为一水平层，再以0.1米为次一级水平层发掘，每层均绘制遗物平面分布图，对所有堆积物进行认真筛洗、拣选。10月，张森水研究员亲临发掘现场，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与发掘队员一道，对人字洞出土的石质标本来源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对石制品原料作了多次打片实验，仔细观察了出土的近600件非灰岩石质标本，从大量动物碎骨中挑出了几件骨制品，直至发掘工作结束，才应地方政府的再三请求，谈了他对人字洞人工制品的鉴定意见。1999年6月黄慰文研究员来到人字洞发掘现场，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发掘后，正式谈了他的意见。两位先生再三叮嘱发掘队员，对于如此重要的遗址，发掘工作一定要细致，注意运用埋藏学方法，尽可能全面地获取遗址所蕴藏的信息。 2000年4－5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袁宝印研究员、郭振堂研究员带领的一支野外地质考察队，在人字洞及临近区域作了一个月的地质调查后认为：“人字洞中发现若干铁矿石碎块，它们为矽嘎岩式铁矿，不可能来自人字洞上方的山坡，因为这里不存在矽嘎岩式铁矿床形成的条件。这种铁矿石硬度很大，大致相当于硅质泥岩。如果用来打制石器其硬度完全符合要求。只能解释为古人类带入洞中”。《郑文》指出：“早期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生活半径相对较小，不可能在很大范围内选取石料，而只能就地取材，选用硬度较高、易于打片的石料。因此，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一些教条（包括国外的）或以世界各旧石器遗址未发现某种石器原料为由，轻率地提出否定意见，而应通过对遗址及其周边地区进行广泛的地质、地貌调查，并对石料作反复的打片实验，据此综合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无独有偶，事实上用铁矿石制作工具，并非仅人字洞遗址存在，著名的北京猿人遗址就有这种原料”。至于三位先生主张人字洞不是洞穴而是裂隙，因而由其中出土的石制品不是人工制作的意见。袁宝印、郭振堂等在实地调查后（2000年）认为，人字洞底部褐色粗砂沉积、分选、磨园都比较好，推测为一水平溶洞，形成时代较早，上部为垂直溶洞，上新世末、更新世初开始沉积。沉积物的时代与人字洞动物群的时代是一致的。《郑文》又指出：“人字洞堆积比较复杂，可能既有裂隙堆积也有洞穴堆积，然而，堆积物的性质并不是鉴定石制品的必要条件”。关于1999年10月19日，一批中外学者考察人字洞遗址（其中包括国外古人类、旧石器考古学家10人）的有关情况，《郑文》记述道：德国旧石器考古学家堤埃姆博士在亲眼目睹1块石片出土后，异常兴奋地向我们谈了这件石片的打片情况，他在留言簿上写道：“所看到出自繁昌遗址的文化遗物虽然只有数件，但很重要。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有关我们远古祖先的发现”；当郑龙亭将繁昌县孙村镇党委书记胡景东介绍给以色列魏茨曼科学院院士维纳教授时，维纳先生对遗址的发掘和保护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不仅有世界一流的遗址，且有一流的政府”。考察持续到天黑，中、外学者仍兴趣盎然，不忍离开。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奥佛？巴－约瑟夫教授在人字洞欣然题词：“非常荣幸能参观这样一个重要的遗址”；法国巴黎古人类研究所卡帕罗斯教授写道：“这个遗址为我们了解人类的进化，提供了新线索，在此致以衷心感谢和良好祝愿”；另一位美国著名学者、依阿华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罗瑟尔？石汉教授评价道：“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遗址”。 21世纪之初，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界围绕人字洞遗址相关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人字洞遗址各项研究工作的深入，同时对于进一步开展中国早更新世旧石器研究，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事件，在新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早期人类起源研究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南陵的先民们在牯牛山兴建了一座古城（现籍山镇先进村），他们在此创造了当时辉煌，写下一页灿烂的南陵古文明。 “牯牛山”是人工历经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堆建形成的高台地，逐而建成一座布局合理、规模宏大的古城。它形似浮在水中的牯牛，故而称之“牯牛山”。先民们充分利用了本地水资源优势，“以水为路，以船代车，以桥相连”，兴建了古城，古城亦叫“水城”。它面积约七十万平方米。如此规模及布局的古城在当时可谓大城市了。 牯牛山古城遗址是目前发现安徽长江以南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城址。有的专家认为，牯牛山古城可能是春秋吴国的早期国都。它的发现对研究吴、越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填补了本地区先秦史的空白，尤其是对探索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1998年5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文物局正在整理考古研究取得的成果，拟将其申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全县文物普查时发现了牯牛山古城遗址以后，立即引起了中外考古界专家、学者的关注，先后有北京大学、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中国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华东师大、安徽大学等考古研究单位的百余名知名专家和德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及台湾的考古学者来陵参观、考察古城遗址。中央电视台以及省、市、县电视台曾对牯牛山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进行多次报道，芜湖市电视台还制作了古城专题宣传片。省文物研究部门将牯牛山古城遗址列入重点考古研究课题。安徽大学、东南大学将其作为本科生考古发掘实习地。 1996年至1997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遥感实验室与省地质遥感应用中心联合利用遥感技术对古城遗址进行全面的调查，发现轮廓清晰的古城遗址，并对航空遥感照片进行解译，绘制出位置图。这也是安徽境内首次利用遥感技术开展考古调查。199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南陵县文物管理所对古城进行首次发掘。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了陶器、原始瓷器和石器、冶炼铜渣等百余件，标本数百件，器类主要有鼎、鬲、豆、釜、甗、罐、盂、盆等，从器形分析，它们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可以形成独立的考古文化类型——“牯牛山文化”，同时它又与周围各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发现，古城由四个高台地组成，四周分布着四条水道（即护城河），西南有进水口，东北有出水口，形成规则的长方形，长约900米，宽约750米。最高最大的台地为主城部分，其余为辅助城。每个台地之间有水道隔开，索桥相连，水道与外围护城河相通。护城河宽约20-50米，虽然历经数千年的沧桑，部分河段已经淤塞，但大部护城河现在仍为河道或水塘，至今护城河与古城原貌轮廓仍然清晰可见。古城有主次之分，功能有别，说明古城设计合理，布局严谨，从而达到既可防御又可进攻的目的。 古城四周有人工堆建的夯土城垣，现在仍有残垣保存。城内有大量的红烧土和炼铜铜渣、制陶遗迹以及生活遗迹，文化层厚2-3米之间，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除此之外，还发现了炭化了的稻谷、稻草以及打渔使用的网坠等。证明了居住在牯牛山古城的先民们依靠种植水稻等农业和捕鱼业为生计，同时还熟练掌握高温烧制耐用的印纹硬陶器技术，也能冶炼冰铜和铸造出精美的青铜器。文物部门已在本县境内征集了四十余件春秋以前的青铜器物，其数量和质量是皖南其他市、县所不具有的，其中南陵文物部门收藏的春秋青铜龙耳尊就是本地代表青铜器，此尊为国家一级文物，列入中华文明文物精品系列。 笔者参加牯牛山古城的考古发掘工作，接待过多位知名专家，听取他们对古城的看法，又根据已出土的大量器物、标本以及各方资料分析，笔者以为，古城的建立与南陵的铜矿资源有着必然的联系。牯牛山古城是在商代晚期原始聚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一处古城。由于南陵大工山地区的铜矿业的兴起，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其管理，牯牛山古城就成为大工山古铜矿采冶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所在地。春秋中期古城已成为长江下游南岸最重要战略要地之一，是本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并发挥了巨大的辐射功能。从地理位置来看，牯牛山古城地处平原与丘陵过渡地带，攻能进，守能退，是控制上下往来的咽喉之地，位置十分优越；从交通运输途径来看，在遥感解译图上得知古代漳河从古城的护城河穿过，经繁昌流入长江，而漳河的上游支流峨岭河从大工山古铜矿西周至春秋大型冶炼场江木冲遗址西侧流过，因此古城与古冶炼场之间依靠漳河水系以船相通，又可通过长江水运通往沿江各地，具有交通便利的优点；从三大遗址出土的器物特征来看，距古城西南1公里处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皖南土墩墓群（千峰山），距另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工山古铜矿江木冲冶炼遗址20公里，三地皆出土了大量的生活器具，通过比照，同一类器物的造型、纹饰、质地、特征完全一致，表明三大遗址为同一时期、同一行政区域范围。同时也印证了千峰山土墩墓群埋葬的就是牯牛山古城内及周边的居民；从古城内发现了大量冶炼、铸造的铜渣来看，古城内已设置的铸铜作坊，对大工山古铜矿冶炼出的初制品——“冰铜锭”进行再精炼加工，从而在古城内制作出各种礼器和兵器。因此说，牯牛山古城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工山古铜矿遗址和千峰山土墩墓群，构成周代南陵人的采冶区、管理区、墓葬区，显现了南陵在先秦以前的繁荣。当时的吴、越国就是凭借着本地域丰富的铜矿资源和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硫化铜采炼技术，以及众多的科技人才，如当时的铸剑大师“干将”、“莫邪”、“欧冶”等，开始了扩张势力范围的战争，吴、越国成为不可一世的春秋五霸之一。 古城存在时间约为一千余年，商代晚期为兴起阶段，西周时期为发展成熟阶段，春秋时期为鼎盛阶段，到了战国早期古城突然废弃至今就是两千余年，消失的原因有待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探索。 古城地处两条国道的交汇处，距县城仅3公里，而且古城是皖南地区保存最好的古城遗址，人为破坏较小，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具有极大的开发利用前景。
时间:2009-7-24，来源：大江晚报 编者按：近年来，有关芜（湖）太（湖）运河的话题，每每受到专家学者及各种媒体的关注。因为很久以前这是一条豫鲁皖鄂四省通往江浙沪三地的水上大通道，由于明朝中期筑坝之后，现在已经很难通航。与陆路交通相比，这条水路最短，加之水上运输具有方便快捷，成本小等诸多优点，尤其是今天“长三角经济圈”形成之后，重新打通这条黄金航道，具有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因此，芜太运河的历史与未来才备受人们的瞩目。 在青弋江与长江交汇点的北岸，耸立着一座标志性的建筑，这就是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中江塔。可能有人会问，古塔既然矗立在长江之滨，为什么却要名为中江塔呢？ 公元前506年，吴国和楚国之间爆发了一场足以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柏举之战”，这场举世震惊的大战不仅为吴国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将芜湖之名从此记载于千秋史册之中，因为中江水道曾为吴军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中江到底在哪里呢？还有，它与我们近几年不断提及的芜太运河又有什么瓜葛呢？ 一、中国最早的运河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我国东部地区就出现了三条人工开挖的运河，这就是位于芜湖与太湖之间的胥溪运河，和位于扬州西郊一带的邗沟运河，以及位于山东省鱼台县和定陶县之间的菏水运河。它们先后开凿于公元前六世纪初与五世纪末，比京杭大运河要早一千多年，比巴拿马运河要早二千多年，所以说，它们的出现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那么，它们是在什么背景下形成的呢？ 春秋末年，吴国在伍子胥、孙武等人的帮助下，逐渐强盛起来，为了攻打楚国，吴国于公元前506年开挖了芜太运河。有了这条运河后，吴军的船队可以从苏州经过太湖、宜兴，穿越高淳、石臼湖，再从芜湖直入长江，大大缩短了从苏州到安徽巢湖一带的路程。吴国大胜楚国后，继而又攻破越国，迫使越王勾践臣服于吴国。阖闾在取得两次重大胜利后死去。夫差继位后，认为吴国在长江流域的霸主地位已经确立，决定进一步用兵北方，于是在公元前486年又修通了邗沟。为了充分利用自然湖泊，以便减少工程量，邗沟从邗城西南引长江之水，经过高邮县，又折向东北，穿过博芝、射阳两湖，再折向西北，从淮安附近进入淮河。这条S形的运河全长约150公里，凿通后，大大方便了南北航运，并为后来魏国开凿鸿沟，疏通江淮水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史书记载，邗沟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有确切纪年的第一条大型运河。凿通邗沟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484年，吴国再次打败齐国后，决定再开一条运河，进军中原，以军事力量迫使北方老大晋国就范。黄淮之间的东部有两条较大的自然河道，一条是黄河岔道叫济水，一条是泗水。泗水与济水很近，只要在两河间开一条运河，吴国的军队就可以从淮河进入泗水，再通过运河转入济水，上溯到中原腹地。于是在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就在今天的山东省鱼台县和定陶县之间凿开了一条新水道，因其水源来自菏泽，故称菏水。菏水同胥溪、邗沟一样，都是吴国为了政治、军事需要而开凿的，但在之后的二千年里，它对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邗沟与菏水都是以其地名命名的，而最早开凿的胥溪河却是以春秋名将伍子胥的名字命名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二、伍子胥为什么要开凿芜太运河 伍子胥祖父伍举、父亲伍奢、兄伍尚都是楚国的忠臣，但却被楚平王无端地杀害了，伍子胥仓皇逃往吴国后，立誓推翻楚国，以报杀亲之仇。为了借用吴国力量，伍子胥帮助公子光（公子光即阖闾）推翻了吴王僚。阖闾登位后，任伍子胥为行人(掌朝觐聘问之官)，协助其管理国家大事，在伍子胥的举荐下，吴王又任命从楚国逃亡出来的贵族伯嚭为大夫，精通兵学的大军事家、齐国人孙武为将。在他们的帮助下，吴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强。随后，在伍子胥的一再怂恿下，吴王阖闾终于同意进攻楚国，并在“柏举之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场大战中，由于楚昭王提前逃走了，伍子胥就把楚平王的墓挖开，留下了“掘墓鞭尸”的历史故事。 弱小的吴军是如何战胜强大的楚军呢？原来，吴王阖闾采用了伍子胥提出的“疲楚误楚”的战略战术，其方法是将吴军分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敌人。虽然吴、楚是毗邻的两国，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运兵运粮却是很极为困难的事，更谈不上有效地去骚扰楚军了。于是，在伍子胥的谋划下，由荆溪上游向西开挖运河，凿通东坝一带岗阜，形成一条连接东西水道的人工运河，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芜太运河。吴军就利用运河周边星罗其布的水网，对楚军采用声东击西的“疲楚”战术，稍尝辄止、不作决战的做法迫使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因此，这条河不仅成为骚扰楚军时进退有余的水路，同时，也为吴军即将展开的“柏举之战”打开了一条坦途。时至今日，柏举大捷依然是古代军事史上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 “河流相通，东南连两浙，西入大江，舟行无阻矣。”柏举大捷之后，芜太运河为吴国的农业生产和水上交通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也倍受世人称颂。后世为纪念伍子胥，遂将其中30.6公里河段命名为“胥溪河”。 三、芜太运河与中江故道 芜太运河是芜湖连接固城湖、胥溪河、东坝、溧阳、宜兴直达太湖的水运航道，因为太湖向东又有水道可通上海，因此，这条水路后来又被人们称为“芜申运河”。它与邗沟、菏水一样，都是在自然湖泊的基础上，加以人工开凿形成的。 胥溪河位于江苏宁镇地区茅山山脉南麓高淳境内，全长30.6公里，流域面积225平方公里。胥溪河以东坝为分水岭，坝西为水阳江———青弋江水系；坝东为太湖水系。胥溪河有上、中、下三个河段：固城湖口与东坝之间称为上河，长9.7公里；东坝与下坝之间称为中河，长5.6公里；下坝以下至朱家桥河段称为下河，长15.3公里。 就胥溪河而言，有人认为，其上、中、下全长30.6公里的河段都是古人开凿的运河；也有人认为，东坝至下坝全长5.6公里的中河完全是人工开凿的，所以，只有这一段水道可称为运河；还有人认为，从太湖到水阳江的整条河道都是经过人工再次开挖、疏浚而成，所以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应统称为芜太运河。同时，专家根据东坝南北两岸均存在深达数十米淤泥层的情况分析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种种迹象也暗示了古中江在胥溪河一带的存在。”也就是说，这里很早就是中江所流经的古河道。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在芜湖留下了“乘君素舸泛泾西，宛似云门对若溪；且从康乐寻山水，何必东游入会稽。”的诗句。因此不难看出，芜湖自古便拥有三江交汇点的地理优势，所以，人们将滨江古塔称为中江塔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芜太运河的开发与利用 近年来，有关芜（湖）太（湖）运河的话题，每每受到专家学者及各种媒体的关注，因为这是一条沟通南北的水上大通道，由于明代中期筑坝之后，现在已经很难通航。与陆路交通相比，这条水路最短，加之水上运输具有方便快捷、成本小等诸多优点，尤其是“长三角经济圈”形成之后，重新打通这条黄金航道，具有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 二千多年前，先人开凿这条运河，不仅促进了区域性的统一，而且还为江南地区奠定了一条不可替代的水运大动脉。由于当时人们还不能解决水患问题，因此做出筑坝拦水的因噎废食之举。从历史上来看，筑坝断流是牺牲上游以保下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它没有兼顾胥溪河的水利作用，造成太湖西部防洪与引水灌溉的双重矛盾。太湖以西地区地势较高，又远离长江和太湖，干旱年份水源短缺，本可利用胥溪河水补给水源，明朝筑坝之后，每逢降水稀少的年份，便加重了干旱威胁。据统计，在筑坝以后的五百年间，由于排水受阻，高淳发生水灾66次，废圩46座，淹没在泽国下的圩田达十余万亩。当涂境内著名的万春圩也于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被大水淹没成湖。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长江下游水道过于拥挤，所以时常发生船只相撞事故，如果中小型船只能从芜太运河分流，既可提高长江航道安全，还可缩短170公里的航程。而且，打通这条航道对夏季分洪排涝，清除太湖地区地表水污染，改善太湖水质都是非常有益的。 为长江分解水运压力，稳固长江堤防，缩短从长江到太湖再到上海的水上航线，开发古河道里的砂砾，推动“长三角经济圈”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众望所归的好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是《二十一史弹词》中的一段开场词。我们现在说芜太运河，当然不是闲情笑谈，而是希望如何利用芜太运河的地理优势，为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服务，因此，芜太运河的开发与利用便成了人们热切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在热切的期盼中，为它献上一个由衷的祝福！祝它早一天变为现实，为我们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作者：胡毓骅 “中江”是我国古代文献记载最早的地名之一，出现在《禹贡・导江》：“东为中江入海”。《汉书·地理志》的丹阳郡芜湖县下注云：“中江在县西南，东至阳羡（今江苏宜兴）入海”。在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中江”标注在芜湖至太湖之间的水道，由青弋江、水阳江、固城湖、荆溪等天然水道和胥溪这条人工河流组成。中江流经芜湖，对芜湖来说有着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如果没有中江，芜湖的历史就得重写。 一、远古中江漫如滩 据研究中江流域在距今2.25亿年至6亿年的古生代，曾经经历了多次海陆变迁。在距今7000万年至200万年的新生代第三纪，中江流域曾经上升为陆地，但是到了距今200万年的新生代第四纪，中江流域地壳总的趋势开始脉动式下降，加之当时的气候经过多次冷暖交替的变化，从而引起地壳升降及海平面高低的变化，导致海水大幅度进退，海陆面积互相消长，“沧海桑田”变化尤为明显。古代的长江下游地区在大地构造上，属淮阳地盾与江南古陆之间狭长的扬子准地台；长江芜湖段是发育在扬子准地台的挤压断裂破碎带上，此段长江流向几乎完全和挤压断裂破碎带一致。由于挤压断裂破碎带是由一系列断裂组成，宽度达几十千米，而且第四纪疏松沉积物广泛发育，有利于河床横向摆动和分汊河道的形成，因此，芜湖附近的长江河道演变频繁，幅度也较大，属分汊性河型，中江就是古长江下游的汊江之一。不过这段汊江，由于长江下游在第四纪时期曾有几次大规模的海侵和海退，在不同的海平面时期，长江干流的位置不同，这段“汊江”还曾经是长江的干流。由于长期冲积，造成了江北开阔的河漫滩平原，使古代河道不断向北扩展。科学界对南京猿人的研究成果说明了这个问题：南京猿人所处的年代在距今50多万年前，并且与北京猿人十分相似。据此，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专家认为中国动物群在当时分为南方型和北方型，南北型的分界是长江。南京猿人的发现地汤山现在位于长江以南，而其动物群与北方动物相似，这说明远古时代的长江地处现在的长江以南，流经芜湖、固城湖和太湖等处入海。由于当时的汤山在长江以北，所以南京猿人及其动物群应属北方型。 从地质资料来看，长江下游在距今1万年的全新世时，其河道是在完全自然的环境下发育游荡的，江湖不分，水域宽广。今天的长江下游河道不是完全自然定形的，而是在古代兴修堤防等人类工程活动影响后定格的。中江所处的谷地，在地质构造上是属溧（阳）高（淳）背斜的南部。侏罗纪末期的燕山运动，使当地距今2.25亿年到6亿年的古生代和距今8千万年到2.25亿年的中生代地层发生褶皱抬升，形成溧（阳）高（淳）背斜。在距今8千万年到1.4亿年的中生代白垩纪时，地壳发生了大规模断裂，其断裂的方向主要有两组，即东北—西南走向和东南－西北走向。中江谷地正是溧（阳）高（淳）背斜构造东南－西北走向大断裂的产物。后来，由于地壳运动，长江干流北移，中江逐渐淤塞，仅为长江汛期的泄洪通道。先秦时期的长江下游，除少数丘陵、岗地外，大部分地区被江水和古丹阳湖水所淹没，江水连湖水，水面非常宽阔。 全新世中期（距今6000年前）前后，发生大海侵，使长江口后退至扬州-镇江一线，广阔的长江三角洲成为一片汪洋，海水直拍茅山脚下。长江向北向东的出海口均遭海水阻挡，排水不畅，遂使沿江凹地、盆地积水成湖。此时，在长江沿岸相继形成了巢湖、彭蠡泽等大型湖泊，紧靠长江的丹阳湖盆地亦积水成湖，这就是古丹阳湖。全新世中期以后，海面下降，海水后退，长江口又向前伸展，中江进一步发育，长江泄水又复通畅。此时的长江以今长江干流为干流，中江则沦为支津。根据今天芜湖附近长江水面高程为13米，而太湖水高程仅3米，可以推知距今5000年前，长江水位比太湖水位高出许多。中江本可顺畅地向东流入太湖地区，但是由于古丹阳湖盆地东缘的茅山山脉和天目山的余脉在缓慢抬升，并逐步形成丹阳湖盆地和太湖盆地的分水岭，而不能东流。不过该分水岭的高度不大，比今日还低。1958年在拆除胥溪河上的东坝时，发现明代洪武年间修建的石闸遗迹，测得其墙顶真高为3米，闸底高程-1米。这样的高程，尽管洪水季节，长江和古丹阳湖水可以通过中江越过东坝分水岭流入太湖盆地，但是排水不畅；到了枯水季节，中江甚至断流。这也为后来的“大禹导中江”和“胥溪运河的开挖”埋下了伏笔。 中江的这一段历史，后来也被人们的实地考察所证实。南京大学的专家们在高淳县水利局1975年钻探高淳东坝一带分水岭岗地之上的胥溪河两岸的钻孔材料中，发现钻孔中均存在两层砂夹泥砾土层或砂土层。根据分析，砂土层和上部砂夹泥砾土层有可能是春秋吴国时期人工开凿运河之后的河流堆积物。但深度在海拔3.7米——6米的下部砂夹泥砾土层则不是一条河流在短期内可以堆积而成的。专家综合其他调查研究判定，中江水道在胥溪运河开凿之前，就存在过规模较大的天然河流，即古长江和长江的汊江，后来经过河道变迁和淤塞，河流沉积物又经历了很长的成土过程形成壤土层。调查还发现，胥溪流域在大地构造上属于“南京凹陷”的南缘。从地质构造和地貌调查来看，这一地区的地质构造及地貌特征与《禹贡》“三江”的中江位置可以对应。中江中的胥溪河段在苏南茅山一带，是地震的震源区之一，地壳活动引起了茅山地壳的抬升；加之河流的淤积作用最后造成中江的淤塞。今天的胥溪东坝以西地区的运河南岸以及东坝以东运河北岸1公里范围内均发现地表数米以下便是厚度达数十米的淤泥层，这更是中江在胥溪运河一带存在的重要证据。此外，网纹红土是长江以南的标志性土壤，但是在芜湖以东只沿固城湖、胥溪运河一带向东连续分布。根据分析，此种地带性的网纹红土在芜湖以东部分地区的缺失以及主要沿胥溪运河一带分布的现象可能与中江原始分布位置有关。考古发现也佐证了专家们的观点，远古时期的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大多临水而居，胥溪运河流域就存在春秋以前的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出土器物，这也表明在胥溪运河开挖之前，已有新石器时代人类在中江两岸生活居住。 二、大禹千里导中江 远古时期，随着地壳的运动和河道的自然淤塞，中江仅成为长江上游来水在汛期的泄洪通道。相传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我国连续发生特大洪水，老百姓只得跑到被洪水包围的山岗或丘陵上去避难，整个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灾难之中。部落首领唐尧主持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议，专门研究水患问题。当时他们一致推荐有治水传统的夏族首领鲧主持治水。鲧采用“堙障”的办法，修筑堤坝围堵洪水。这样的治水，不但治不了洪水，反而使洪水越涨越高，最后堤坝频频被洪水冲垮。唐尧的助手虞舜视鲧治水无功，将他诛杀在羽山。唐尧死后，虞舜继为部落首领。经过部落联盟议事会议的推荐，又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洪水。禹欣然领命，但没有贸然行事，而是认真总结前辈治水的教训，寻找治水失败的原因。然后，率领伯益、后稷等一批忠实助手，跋山涉水，顶风冒雨到洪灾严重地区进行勘察，了解各地山川地貌，摸清洪水流向和走势，制定统一的治水规划，在此基础上才展开大规模的治水工作。他改革单纯筑堤堵水的办法，采用疏导的策略。先划定地区，在高处标出山河的位置，再用“准绳”、“规矩”进行测量。由助手伯益焚烧山泽，驱逐禽兽，再疏导河流排入长江大河，分泄入海。汉朝著名文学家司马迁著的《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夏禹治水的时候，是“左准绳，右规矩”，这意思是说，夏禹是左手拿着水准绳，右手拿规和矩进行测量，规划治水方案。说明在夏禹治水的年代（约公元前2000年）就有了“规”和“矩”这两种工具了。大禹结婚后四天就开始工作，在外工作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利用各种交通工具，陆地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泥中拖车），山行乘埝（一种登山鞋），走遍全国。终于开成九川（多数大河）通海，疏通畎浍（沟洫）通川，水土平定，人们得以“降丘宅土”。他又组织人们去发展生产，叫“益”把稻种发给住在低湿地的人们，让他们种水稻；又让会种庄稼的后稷把不同品种的粮食发给大家，既解决吃饭问题，又解决了种子。同时大禹还带着生产工具，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由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当时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禹治洪水和发展生产受到了人民的拥戴，人们称呼他为“大禹”——伟大的禹。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孟子・滕文公上》记载：“禹疏九河，瀹（疏导）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淮南子・原道训》则说，禹以水为师，总结水流运行的规律，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流势，因势利导治理洪水。带领百姓，“疏川导滞”，根据地形地势疏通河道，排除积水，使洪水和积涝得以回归河槽，流入大海。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制服洪水。《史记・夏本纪》则记载，禹“导九川”中有一条“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此段文字的白话译文即是：从汶山（岷山）开始疏导长江，往东流，另外分出一条支流，就是沱江，又往东接着施工，到达了醴水，过了九江，就到达了东陵，再向东又斜流往北，就汇成彭蠡泽，再往东流就是中江，然后流入海中。据《汉书・地理志》丹阳郡芜湖县记载，“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江苏宜兴）入海”，即指芜湖之东经江苏高淳、东坝、溧阳至宜兴通太湖一水。这也是史籍中，有关“大禹导中江”典故的来历。为了纪念治水英雄大禹在芜湖创下的不朽业绩，芜湖人在青弋江南岸建立禹王宫，记刻大禹的丰功和人们的思念。现在禹王宫已不存在，但在弋江区还有一条以禹王宫命名的道路，记录了“大禹导中江”的这段历史。 大禹治水的传说，历久而不衰，有真实的背景。但是，由于传说有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夸张及许多象征性的说法，使真相变得扑朔迷离。不过大禹治水的传说，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在征服大自然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也说明：洪水是可以用人力控制的，江河是可以治理的，禹治水就是一个实例。同时治水不能单纯壅塞，还要注重疏导，即所谓“因”水的特征和规律，“因”天然地形的高下来治水，如河川通海，洼地蓄水，卑湿种稻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按《国语・周语》所说，就是顺天地自然，高的培土，低的疏浚，成沟河，除壅塞，开山凿渠，疏通水道，使水由地中行，经湖泊河流汇入海洋，有效治伏了洪水。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国古代关于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很多，传说虽有夸大和神化成分，然而基本史实却是存在的。上古时代，世界各地均有水患，这在古典文献和《圣经》中均有记载。治水方案，一是堵，二是导。鲧用“堵”的办法治水失败了，禹用“导”的办法结果治水成功。由“堵”洪水，到“导”洪水，这是中华民族一项伟大的发明与创造。 三、运河最早数胥溪 在古代，长江的天险尚未克服，下游江面浩淼开阔，江宽浪大，楚、吴、越三国的水上交通，非特殊情况，不敢犯难以航。为了避免风涛之险，他们多利用中江和巢肥水道泛淮水互相往来。 中江连接长江和太湖，中江上游的青弋、水阳两江及长江安徽段汛期水位在8 - 12米之间，相对于太湖流域 3米左右的水位，有5 - 9米的高低落差。长江皖南段的青弋江流域与太湖流域之间，并无高山相隔，两流域之间的分水岭最低高程，仅为13 - 17米，地质结构为砾土层、网纹黄土、粗细沙层、泥岩等，并无坚硬的基岩。两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处有一沟通太湖和古丹阳湖的胥溪，其关键河段在江苏高淳东坝和下坝之间的分水岭上，长约5公里。关于胥溪起源有两说：一是“胥溪人工河道说”，据传，胥溪为春秋时期吴国为了攻打楚国，由吴国国王阖庐命伍子胥率众开凿，历时六年修通。二是“胥溪天然形成说”，认为以古丹阳湖与太湖分水岭处的地形、水系、地质等条件，假设分别由太湖支流荆溪向西溯源侵蚀和古丹阳湖支流向东溯源侵蚀，最后切穿分水岭，两水沟通，发生河流袭夺现象，导致青弋、水阳两江汛期洪水东流入太湖，切割冲刷加深河槽形成胥溪。笔者认为，胥溪是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这除了历史文献有记载外，实地考察的情况也能证明问题。在水阳江流域和太湖流域分水岭岗地（高淳的东坝一带）之上的一段，地势较东、西两侧高，而且河道平直，实际测量东坝附近的最高洪水位为12.51米 ，低于分水岭岗地10米 左右。假如不是人工开挖，则东坝以西的水流要溯源侵蚀切开分水岭，实际是不可能的。南京大学的专家们在1975年钻探胥溪河两岸分水岭岗地时，发现春秋吴国时期人工开凿运河之后的河流堆积物 （砂土层上部的砂夹泥砾土层）。专家综合其他调查研究判定，胥溪运河开凿之前，该处存在过规模较大的天然河流，即长江的汊江，后来河道经历了淤塞，河流沉积物经历了很长的成土过程形成壤土层。胥溪应该是非天然河流，它是一条在古中江的基础上由人工开挖的运河。 春秋以前的中江，实际上只是长江汛期的泄洪通道，汛期过后水位下降，中江分水岭段（高淳东坝一带）就断流。春秋时期，位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吴国逐渐强大起来，欲争霸中原。然而吴国要北上争霸，最大的障碍是位于江淮之间的楚国。当时楚国正与北方的晋国争霸，晋国也需要和吴国结成同盟，利用吴国攻击楚国。由此形成了吴楚多次交战的局面。然而，吴国的实力有限，在吴王阖庐以前吴国是无可奈何的。《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3年），“楚平王杀伍奢、伍尚，伍员（伍子胥）如吴”。楚国事变，导致熟悉楚国国情的伍子胥逃奔吴。伍子胥投奔吴国后，辅佐阖庐夺取政权，专心致力于灭楚。《左传》昭公三十年（前513年）有这样一段记载：“吴子问于伍员曰：伐楚如何？对曰：楚执政众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肆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蔽，亟肆以罢（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要实现这一军事计划，也并非容易之事。因为吴楚交兵的战场，主要是在江淮之间，而吴国后方基地在太湖流域，战线太长。吴国的水军从太湖流域到江淮之间，须绕很远的水路。本来有三条线路可走，一条是从笠泽（今吴凇江）出海，至淮河口，溯淮西上；一条是由吴淞口沿长江西上濡须口（今裕溪口）；还有一条是由中江至芜湖，进入江淮地区。后一条是最理想的线路，但需开挖运河，伍子胥承担了这项任务。公元前511年，他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河网密布的条件，开凿了中江上关键河段胥溪，打通从吴国都城姑苏（今苏州）起，过太湖，经宜兴、高淳，穿固城湖，到芜湖入长江的水道。后人因运河为伍子胥所开凿，将此运河称为“胥溪”。这样中江“河流沟通，……西入大江，舟行无阻。”吴都姑苏与芜湖一带的水道距离大大缩短。胥溪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比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公元前486年）早25年，比欧洲最早的运河——果达运河早了2300多年。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伍子胥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开通胥溪河，主要是当时仅需要开通一、二十里高阜之处，其余河道大多是利用已渐趋淤浅湮塞的古中江（古濑水）和平原上的湖泊等自然水体。因为自中全新世至今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在古中江的位置上，仍然保留有一条连续不断的河道，尽管今日它已经变得很浅很窄，甚至个别地段需要经过疏浚后方能通航，但在涨水季节，仍可乘一叶扁舟，从芜湖长江口向东，入水阳江，然后经过高淳、溧阳、宜兴、太湖直达东海。另外，从地质和水文地质上来看，沿中江古道为河流沉积，且连续分布，并且不存在横切中江古道的基岩分水岭。这些都为古代胥溪的开挖提供了可能。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胥溪河早已不是古中江的天然河道，它是经过后世不断疏浚、裁弯取直而形成的人工河道。 胥溪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秦始皇最后一次南巡，至钱塘、临浙江就是通过胥溪河到达浙江的。它的开凿不仅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而且也极大地便利了吴国与江南各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据考证，汉代闻名全国的丹阳铜主要产于今天皖南的南陵、铜陵、繁昌、青阳、贵池等地。考古工作者在上述地区发现大批古铜矿采冶遗址，仅南陵就发现多处，还发现多座矿石焙烧窑、炼铜炉和大量废矿渣。上述地区在汉代隶属丹阳郡，春秋时期均在吴国的管辖内。古人即在当地开采冶炼，将所冶炼的粗铜运至吴都或者其他地方铸造器物。运输方式很可能是由水路或陆路运至芜湖，然后由芜湖通过中江运至姑苏。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南朝宋人刘穆曾云：“船从义兴通江至芜湖。”义兴即今之宜兴，由此乘船逆荆溪而上，穿过胥溪运河可以直通芜湖。唐代大诗人李白《赠从弟昭宣州长史》：“宗英佐雄郡，水陆相控带；长川割中流，千里泻吴会。”唐宣州治即今之宣城市，自此顺水阳江而下，北入固城湖，东转经胥溪河及荆溪入太湖，可以直抵吴会苏州城下。《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也曾经从苏州经中江至芜湖入长江去广东贩丝绸。清朝政府还曾因南京为太平军所占无法过境，而从芜湖入中江向苏州运送军粮。 四、五堰几度兴衰事 中江上的胥溪附近地势是西高东低，每年的汛期，由皖南山区倾泻而下的河水经过固城湖由胥溪东归大海，但是汛期一过水位下降，上、下游的水位落差过大，古人为涸水通航，便在胥溪上筑坝和堰埭。筑坝和堰埭挡水，是为保证胥溪航行充足的水量和稳定的水流而精心构思的杰作。中江是沟通长江和太湖的重要河段。如何解决太湖水位低、长江水位高的水位差问题，是影响这一段运河通航的关键所在。古人采取了在高淳的东坝一带筑堰的办法，终于使这一难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坝是截断河流用于拦蓄调节水流、抬高水位的挡（壅）水及沿岸设置用于挑挡水流的建筑物。堰埭是低水位的壅水土坝，用于提高上游水位，调整水面比降或提高通航水深的过船建筑物。堰埭是用土石或草木材料做成，为过船，在它的上下游面用条石砌成较缓的平滑坡面，旁设简单机械，用人力或畜力拖拉，滑上滑下，是早期的升船设备。根据其过堰埭情况，又可分为三种。①人工磨堰，在航道水位差小，堰埭高度不大时，利用人力改变推移船的支点，逐步扭磨移动，实现过堰埭；②人力辘轳绞拉堰，在水位差较大、堰埭较高、船只较重的情况下，在堰埭两端设支架和辘轳，过船时用人力绞拉绳索带动船只上下滑动，以稀泥浆作堰埭面润滑剂，实现过堰埭；③畜力辘轳绞拉堰，在建筑物更高，船只更重的情况下，人力绞拉困难时，就采用畜力作为绞拉的动力。多数情况下使用牛，所以两晋南北朝时称其为“牛埭”。北宋时堰埭规模更大，见诸记载最大的要用22头牛同时绞拉。为使船只顺利通过，通常在过堰埭时把船中货物卸空，过堰埭后重新装入船中。堰埭的缺点是：耗费劳力过大；船只磨损严重；拖延时间过长。元代以后的堰埭，大半在两侧各备船只，只倒装货物，船不再翻过。 由于堰埭过多，常常给航运造成不少困难（堰埭的高度一般仅稍高于水面，且呈人字坡面，小船过堰，须用人力牵挽；而大船过堰，则需用牛马来牵引）的情况，古人在实践中又创造了一种比堰埭更先进、更有效地解决河道水位差的办法——“复闸”，即今天广泛采用的“双船闸”过船方式。也就是说，在需要建闸的地段，修筑前后两闸，船行至时，闭后闸，开前闸，在两闸间或放水，或充水，以降低或提高水位，使闸中水位与前方河段趋于一致，然后打开前闸，让船只顺利通过。胥溪河上已出现复闸，从而扭转了船只过堰时“粮载烦于剥卸，民力罢（疲）于牵挽”（《宋史・河渠志》）的不利状况，大大提高了胥溪河的航运效率。设置堰埭以调节水量、控制水位差，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重大创造；而用复闸代替堰块，则是水利史中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进步，标志着我国水利工程技术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西方直到13世纪，才在荷兰出现了简单的船闸。 从高淳流向溧阳的胥溪河，自春秋吴至唐一直全程通航，并筑有坝和堰埭控制水位。但是到了唐末由于藩镇割据、社会动荡，水利工程失修，造成胥溪航运不畅。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当时据守宣州（即今宣城，那时溧阳归属宣州管辖）的杨行密，被孙儒围困五个多月，处境十分危急。为解宣州之围，杨行密安排部将台濛从宜兴、溧阳运粮增援，船队进入胥溪河受阻，便在高淳东坝至溧阳河口这段近五十里的河道上分段筑了五道土坝，用来节制水位，锢水通航（即如今的船闸），调运兵员粮饷增援宣州，使杨行密反败为胜。《新唐书》上《昭宗本纪》中记有此事，胥溪河上的五道土坝，史称“鲁阳五堰”。 有关胥溪河五堰名称与方位，据宋《景定建康志》载：五堰即银林堰、分水堰、苦李堰、何家堰和余家堰。银林堰在今东坝镇西约一、二里处，分水堰于坝址略偏东处，苦李堰在东坝至下坝之间，何家堰在今下坝坝东约2里，余家堰在下坝与定埠之间。当时，胥溪河五道堰埭，对改善水位差，解决冬春枯水期分级蓄水通航，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到了五代南唐末年（975年），江西、安徽商贩的木排由宣州、歙县进入江浙（那时长江中风浪大，险情多，商贩大多从胥溪河行舟），因五堰艰阻难行，官府即废除五堰。五堰被废，太湖流域水患加重，因而溧阳有“东坝一倒，宜兴溧阳，一片汪洋”的民谣流传。宋徽宗政和七年至宣和七年间（1117——1125），曾多次开挖银林到河口的古胥溪河段，致使太湖流域遭受两次大水灾。因此，朝廷又命恢复五堰之一的银林堰，筑成土坝，名叫银林东坝。这样使丹阳湖、石臼湖、固城湖等上游来水不再全部东流经太湖入海，太湖地区亦从此免受水害，东坝因此闻名遐迩。 宋末元初，连年战乱，东坝下游河道年久失修，两岸高埠水土流失，河床不断增高，致使胥溪河这一古河道淤塞中断，“三湖”（即丹阳湖、石臼湖、固城湖）水位也随之升高，高淳地区水患成灾。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考虑到苏浙粮运经东坝行走，可避长江风险，并可引丹阳湖水绕钟山而行，以增金陵王气，遂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重开胥溪河，建造石闸启闭，用来节制水流，将东坝命名广通镇闸，设巡检司。同时命崇山侯李新在溧水胭脂岗凿山通道，引丹阳湖水会秦淮河进入长江，于是苏浙皆经东坝直达金陵（南京）为运道。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记载道：“二十五年凿江南溧阳银墅（树）东坝河道四千三百余丈，役夫四十万人……”由于河道越深，水流越急，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为免除苏浙一带水患，朝廷采纳苏州吴相五的建议，改石闸为土坝。明英宗元年（1441），江水暴涨，洪水冲决土坝，使苏、锡、常一带复受水害。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又在原坝基上加高三丈，自此“三湖”之水不再东流。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倭寇入侵，商旅都从东坝经过，沿坝居民为利其盘剥，又自坝东十里的下游，原分水堰处增筑一坝，名曰下坝，东坝则称上坝。从此胥溪被截为三段，东坝以西称上河，下坝以东称下河，两坝之间称中河。因为上、下坝将胥溪河一节一节拦断，分成梯级，坝与坝之间可以蓄水、平水，节节通航，但需用人力、畜力或机械拖拉船过坝。沿坝居民增筑下坝，是因为坝和堰既是方便行船的一种手段，亦是获利的一种办法，在我国古代船舶过坝或堰都收取过坝（堰）费，大小水道均如此。 由于上、下两坝的设立，上游水位增高，造成高淳及安徽宣城、当涂圩田大量沉没，民众苦不堪言。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固城湖水位高达13.25米，两坝被高淳金堡圩民众掘溃，造成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一带重大水灾，损失惨重。道光三十年（1850），经下游上述四府奏请，改东坝土坝为石坝，用白银一万八千两新筑东坝石坝。坝长12丈，底宽18丈，顶宽1.2丈，高6丈。石坝两端建有石阶四级，坝顶为中凹，阔8丈多，上游河水位超过11.2米时，洪水可从凹处下泻。坝基下有木桩千余根，坝身全用花岗石、麻石、青石和黄土、石灰、沙、盐加糯米汁嵌砌而成。在东坝东侧立有石碑，永禁侵占坝基，并由高淳、溧阳两县共同派人看守，自清至民国一直如此。 古代在修筑东坝时曾经埋有镇水兽 -- 爬虾虫和大铁牛。爬虾虫和铁牛都是古人镇水的神兽，但是分工不同。全国的名川大河基本都有铁牛，它是用来镇坝、桥等工程用的。比如著名的开元铁牛为唐蒲津桥遗物；洪泽湖铁牛则是守洪泽湖大堤的。人们认为牛力大身沉，且水性好，东坝的铁牛干脆被放置在坝底。和铁牛不一样，爬虾虫是多种动物形象组合起来的一种图腾。它的形象是蜻蜓幼虫、蝎子、虾、独角仙等动物的组合体，一般认为爬虾虫是“蛟”的克星，专门对付能够兴风作浪的“蛟”——也就是洪水。因此，古人把它放在大坝底部，这个位置，正是水位到达洪水位置的“警戒线”。可见爬虾虫的作用不仅仅是反映“镇水”的迷信内容。它还包含一定科学道理，表达了古代人对治水的朴素认知。 现在虽然东坝的上、下坝早已废置拆除，但放有爬虾虫和铁牛等神物的两坝，在历史上却是相当宏伟的工程。苏南有民谚说：“东坝倒，北寺塔（苏州市内一座高塔）上飘稻草”，足以说明两坝的作用。据说，明初修筑东坝时，仅挑石的人工就用了2000多人。大坝的设计也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比如筑坝时，以吴淞水位为零度水位修筑坝底，就是为了保证下游苏锡常地区的安全，而大坝高10.5米，则接近于现代防汛抗洪的标准，一旦超过这个水位，还可以用堆垒石、草包、沙袋等方法加高到13米。 东坝工程的本身，也很有讲究。由于胥溪河，位于上古时期三江之一的“古中江”所在，因此东坝底下的淤泥深不可测，为保证大坝工程结实，施工者先在坝底淤泥里垂直打下了数以千万计的杉木，称作地钉；再在地钉上铺以石头、中间以泥灰、石膏等浇注。保证坝底能承载数以亿方计的水体的巨大水压，使大坝保证了数百年太湖流域的太平。 五、治水中江多方略 北宋建立以后，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混战的局面，经济开始恢复，商贸繁荣。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因商人从宣歙贩运竹木，东入江浙在五堰受阻，乃废五堰。废去五堰之后，由于胥溪运河通畅，固城、石臼、丹阳诸湖水位下降、面积缩小、滩地出露，促进了围湖垦殖的大规模开展。但是，地处胥溪运河下游的苏州、常州、湖州却洪涝威胁加剧。因此引起了对胥溪运河上五堰兴废的激烈争议。围绕胥溪运河上五堰的兴废，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是以北宋单锷为代表的认为胥溪运河是导致太湖地区发生水灾的原因所在，因为毁了湖西胥溪运河上的五堰，使青弋江、水阳江流域的水东注太湖；主张修复五堰阻上源，以减少太湖的来水。单锷（1031——1110年）字季隐，江苏宜兴人。北宋嘉祐五年（1060）中进士。得第以后不举官，独留心研究太湖水利。经过近三十年的调查研究，于元祐三年（1088）写成《吴中水利书》，论述他对太湖洪涝的治理主张。元祐四年（1089）苏轼知杭州，曾与单氏研讨浙西水利，对《吴中水利书》颇为赞赏，并具疏代奏于朝。单锷的治水主张虽不果行，但流传后世，颇有影响。他处理洪涝问题的某些见解，对于当前太湖水利的规划治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单锷著《吴中水利书》称，如果于胥溪运河恢复五堰，截堵西水东注，可以减少太湖西来之水十之六七。 一是以明代归有光为代表，认为太湖地区之所以发生水灾，在于古代太湖通海河道的淤塞，排水不畅，而非根源于胥溪运河，因而主张疏通。归有光（1506——1571 ）宇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江苏昆山人。早年从师于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后曾八次应进士试皆落第。徙居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安亭，读书讲学，作《冠礼》、《宗法》二书。从学的常数百人，人称“震川先生”。他考察三江古迹，认为太湖入海的道路，只有吴淞江，而吴淞江狭窄，潮泥填淤，渐渐地就堙塞，只要合力浚治，使太湖的水向东流，其他的水道就可不劳而治，为此写了《三吴水利录》。后来，海瑞以右金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兴修水利，主持疏通吴淞江时，许多方面均采用了他的建议。 以上二说各有一定的理由，但又皆有所偏。中江流域的实际情况是胥溪运河位于茅山山脉的南段，西连固城、石臼、丹阳诸湖，地面高程在40-50米左右，而东部的太湖流域地势低平，太湖下游的地面高程一般在2-6米之间，二地高差悬殊，俗称固城湖“湖底与苏州焦楼顶相平”；丹阳湖以西沿江一带岗阜起伏，地势又略渐高起。所以胥溪运河与固城诸湖水的自然流势即由荆溪东入太湖，只有一小部分西流入长江。在唐代胥溪运河筑五堰以前，太湖流域虽发生水灾，但是从未较胥溪运河废五堰以后严重。这一事实说明，导致太湖流域发生水灾的根本原因并非在于胥溪运河的通塞，而应该与太湖流域自身的地理条件的变迁有关。太湖地质上属凹陷沉降带，低于四周。隋唐以前太湖有吴凇江、娄江、东江分流入海，尚无水患之忧。随着沿海地带潮流泥沙的不断堆积，海岸线的位置迅速外展，人类与海争地而加修海塘以作防护，导致沿海与西面太湖的高差增大，原本宣泄太湖水的吴凇江、娄江、东江反而变成海水倒灌的通道。北宋以后，娄江、东江相继堙塞，排水不畅，于是水灾日益严重。水网系统的破坏，太湖下游排水受阻，再加上五堰废圮，胥溪河来水的增加，以致太湖流域连年泛滥成灾。 当然，胥溪河来水对太湖地区水灾的发生是有影响的。胥溪河毕竟是太湖最大的水源之一，由于其地居高，每当汛期，长江与固城、石臼、丹阳诸湖泛滥，如无五堰或东坝阻隔，涛涛洪水，势必由胥溪河一泻而东，直接造成对太湖地区的严重威胁，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丹阳湖区的围垦。据《太平府志》记载：“自有胥溪，三湖东归震泽（太湖），民始得平土，稍稍垦湖为业，宋时烟火最盛”。值得注意的是在运河的初期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胥溪河上并没有筑堰，但太湖流域也未因开运河而发生过大的水灾。后来五堰废去后，从此“宣、歙、金陵、九阳江（水阳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洪暴涨，则皆入宣溪之荆溪”。可见，五堰的废去，既是东部太湖地区多水灾的开始，也是西部丹阳湖区大规模围垦的开始，从而使东、西湖区在水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明正统六年（1141）、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胥溪河两次决坝，均给太湖地区带来了特大的水灾。正因为这样，在胥溪河五堰或东坝存在的时期，太湖来水减少，太湖地区圩田日益得到发展。然而这样一来，胥溪河以西地区，由于排水受阻，水灾增加。明代随着东坝的修筑和不断加固，固城、石臼、丹阳诸湖沉没圩田竟达10余万顷，废圩80所，原来分布在芜湖的著名万春圩也于明正统年间（1436-1449）被浸为湖。 由于胥溪河开通以后，无法同时满足本身的航运和下游太湖流域防洪及上游古丹阳湖垦区排涝的不同需要，使其命运多舛。历朝历代根据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利益侧重，对胥溪河采取或堵、或闸、或堰的治河方略，几经反复，始终调节不好航运、防洪及排涝三者之间的关系，最终于明代筑坝堵水，从此胥溪河断流，青弋、水阳两江之水不再东流，不过此时的中江上的航运并未完全阻断，船只至此翻坝过闸。 六、中江孕育芜湖城 鸠兹是芜湖的古称，春秋时期因“地势低洼，鸠鳥云集而得名”。鸠兹一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三年（前570年），又称“勾兹”、“皋兹”、和“皋彝”等。据考证，古鸠兹位于水阳江南岸，在今芜湖市东咸保、黄池（横岗）一带。当时的鸠兹以西至长江与青弋江交汇处，即今天的芜湖市区一带地卑蓄水，芜藻遍生，湖沼相连成片，仅有少数居民点散布于湖泊河流两岸的高亢之处，人烟尚较稀少，地理位置不如鸠兹重要。鸠兹东控勾吴，西连荆楚是军事重镇，又“扼中江之险”是漕运的中转地。汉时芜湖有“中江”之别称，说明芜湖（当时实为鸠兹）在中江水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芜湖的古邑鸠兹和古城芜湖是从那里孕育出来的？从历史上看，孕育古邑鸠兹和古城芜湖的是水阳江和青弋江，水阳江和青弋江是中江的一段，确切地说芜湖是中江孕育出来的。 中江与芜湖的先民活动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在古老的原始社会里，生活在中江流域的氏族部落，选择既便于捕捞鱼类，又可以免受洪水灾害的临近水源的岗阜阶地居住，其中就有一个在《左传》中被称为“鸠兹”的原始聚落（居民点）。这个“鸠兹”在中江（水阳江）南岸的侵蚀残丘上，是当时江东地区通往江淮之间北上中原的一个重要渡口。由鸠兹渡口溯中江而上，经过胥溪河可以到达太湖流域地区。中江与太湖沟通，既使太湖与长江可以通航，缩短了航程；又使古代吴、楚之间的水上运输通畅安全，不必绕道长江，历风浪之险，中江这条航道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渡口鸠兹的地位逐渐提高。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终于在吴头楚尾的战略要地鸠兹设立了芜湖县。根据北大侯仁之教授对遗址的考察研究，设于鸠兹的芜湖县城址，位于今芜湖城区以东21千米 处的横岗，当地人称“楚王城”的古遗址。鸠兹原为吴国属地，越灭吴国后，鸠兹为越国所有。后来，越国日衰，楚国跨过长江，在长江东岸建立了一系列据点，并且不断向东方发展。后来楚怀王赐给鄂君启舟节的铭文表明，楚国民间商贸也已经深入江南内地。鸠兹作为商业交通、漕运枢纽的功能仍然发挥作用，但其军事要塞的地位则不如以前突出。东汉以后，随着长江水道的开发，位于鸡毛山附近的聚落，因为去青弋江入长江口甚近，反而后来居上，地位日趋重要。加之此时芜湖的先民对于以“芜湖”为名的古代湖沼地带的开发，使农业经济重心逐渐向长江沿岸转移，随之而来的商业贸易，也要求有更便利的水上运输和更临近码头的集散中心。随着古鸠兹的衰落，长江航运的发展，一个新兴的集港口、军事要地、商业贸易、居民汇聚地为一身的城市——芜湖县就发展起来。建安十六年（211）孙吴迁都建邺（今南京）后，即于黄武年间（222-229）把芜湖县治所由鸠兹迁到临近长江的中江（青弋江）口鸡毛山一带高地上，并且将丹阳郡治也迁于此。至此古鸠兹结束了作为芜湖县治的历史，鸠兹的地位也逐渐为两江交汇处的芜湖新址所取代。这次芜湖县治的迁移，使芜湖的位置确定下来。不过当时的考虑主要是军事方面的目的。孙吴对芜湖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视，充分利用芜湖的优势，屯兵经营，驻泊舟师，策应前线。大将徐盛曾经被孙权表为芜湖令，军政一体；大将陆逊也曾屯重兵于芜湖，以为进退。在《三国志·张纮传》裴注所引《献帝春秋》中，有刘备与孙权的一段对话：“刘备至京，谓孙权曰：‘吴去此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即后来建业，今南京）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备曰：‘芜湖近濡须，亦佳也。’”在这段对话中，芜湖与建业并提，足见当时芜湖地位之重要确实可比于建业。必须说明的是在宋以前的几百多年里，芜湖的主要作用是军城，但是随着县治的转移，一座新的芜湖城还是在新址上发展起来。 中江上胥溪河的开凿和巢淝运河的开通，使芜湖成为中原到太湖流域的南北水路与长江东西水路的交汇点，战略和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到了明清时代，芜湖成了往来于大江之上，奔走于川、楚、吴、越之间，从事商品贩运活动的徽商的理想之地，又是他们远处经商的跳板。一旦事业上立了足，便可以芜湖为基地，进一步向长江上、下游和中原地区发展，赢利四方；万一失利也便于返回故乡，不致坐困他乡。徽商在芜湖除了经营木材、米粮和浆染业之外，还从事盐、茶、布、绸缎、纸张、笔墨、药铺、书画、餐饮等行业。芜湖的徽商众多，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阮弼。明嘉靖年间，歙县阮弼看到当时市场上各种染色纸供不应求，便在芜湖开设手工染色纸作坊。当他垄断了芜湖的染色业后，便以芜湖为基地，沿着长江、中江和大运河把染色纸运销到吴（江苏）、越（浙江）、荆（湖北）、梁（河南东部）、燕（河北）、豫（河南）、齐（山东）等地。阮弼还在这些地方设立分店，直接经销染色纸。阮弼以客商和座商的身份，经营着庞大的生产、运输、销售网，并在经商的同时，又雇工生产，成了我国古代手工业和商业结合的典型，也是资本主义在我国萌芽的典型代表。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指出，当时“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清代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西则汉江，东则苏州。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其所著的《中国历史纲要》中说：“明代全国形成五大手工业区域，即松江的棉纺织工业，苏杭的丝织业，铅山的造纸业，景德镇的制瓷业和芜湖的浆染业”。必须说明的是，浆染业是需要大量水资源的产业，如果没有中江（青弋江）上丰富的水资源，“浆染尚芜湖”也是不可能的。从以上的资料中不难看出，由于中江的水运的发展，促进了芜湖水路交通的飞跃，提高了芜湖在全国的地位和知名度。与此同时，水路交通的飞跃，也促使芜湖商贸的发展。追溯历史，不难看出芜湖是以商贸兴市而闻名的沿江港口城市。南唐时芜湖“楼台森列，烟火万家”，明初江南生产发展，货物集散于芜湖，濒临中江（青弋江）的长街店肆林立，一时间“芜湖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埒。今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彩布帛鱼盐，襁至而辐辏，市声若潮，至夕不休”。清代康熙年间，芜湖“聚舟车之多，货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与州郡埒”； 乾隆年间，芜湖繁华更胜往昔，“四方水陆商贾日经其地，阛阓之内百货杂陈，繁华满目，市声若潮”，其商业盛甲于江左。 由于芜湖周围自古就是个水网密布的地区，中江（青弋江）两岸纵横交错的沟渠可以灌溉周围的万顷良田，因此农产品的产量和商品率高。同时还形成巨大的米业市场，与无锡、九江、长沙并称为全国“四大米市”。芜湖米市的繁荣还促进了皖江地区商业的发展，加速了这一地区农业商品化的进程。对于芜湖本身来说由于经济上的发展，政治建制也相应提高。清代实行道制，芜湖道辖皖南二十三县，又在芜湖设皖南镇守使，芜湖成为皖南行政上的首邑。 芜湖城的发展，经历了由原始聚落（居民点），因水而成渡口（港口），最后成为邑聚（城镇）的过程。芜湖城的位置，经历了从古鸠兹到鸡毛山，从鸡毛山到中江（青弋江）口，从中江（青弋江）口到长江沿岸；即从内陆小河，转移到入江大河，再从入江大河转移到长江沿岸等几个阶段，这是因为水上运输是芜湖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来说，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时代，中江是当时芜湖的主动脉和生命线。中江（青弋江）穿城而过，就说明在古代和近代芜湖历史上中江是远比长江更重要的河流。中江（青弋江）两岸，有蜿蜒在北岸的沿河路和南岸的泗关街、兴隆街、西街，它们都是芜湖发展的见证。在芜湖的发展过程中，长街曾经是一条名噪一时的古老街道。长街的后沿，紧靠中江（青弋江）北岸，有徽州码头、寺码头，有头道渡、二道渡，有老浮桥、利涉桥，后来又有中山桥，都通向长街，因而长街的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芜湖米市形成以后，大多数米行都集中在中江（青弋江）两岸，砻坊业则集中在中江（青弋江）北岸的仓前铺大砻坊一带，这也促进了长街的进一步繁荣，使芜湖在全国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七、芜申运河创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中江焕发出青春。即将全面开工的“芜申运河”长江至太湖段即是在中江故道的基础上兴建。 “芜申运河”是指芜湖至上海之间的运河，它是安徽省“两干三支”高等级航道网的组成部分。“两干三支”即：长江、淮河两大干流航道和芜申运河、合裕线、沙颍河三条支流航道；其中，长江、淮河、芜申运河、合裕线规划为1000吨级及以上航道，沙颍河规划为500吨级航道。芜申运河的主要航道由青弋江、水阳江、胥溪河、荆溪、太湖、太浦河等航道组成。芜申运河的主航道线路西起芜湖市的青弋江入长江口，沿青弋江、水阳江上溯至省界丹农砖瓦厂进入江苏省高淳县境内，再过杨家湾船闸和固城湖，经凓阳、宜兴两市，在大浦口入太湖，再穿太湖经太浦口和太浦河在吴江市尖田村进入上海市连接黄浦江。 “芜申运河”安徽段享有安徽水运“一号工程”之称。早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拟议重新开通芜申运河，结果未能实现。建国后，由于芜申运河安徽段仍呈天然河流状态，有关方面曾多次提出芜申运河发展规划。1958年规划太湖流域时，也作了芜申运河规划；1984年交通部在武汉召开的长江水系航道规划会议上，确定将芜申运河列为长江沟通太湖水系的重要航运线，安徽和江苏两省并且进行了该项目的规划和可行性研究。1994年安徽省发改委批准了芜申运河按五级标准立项（长江属于一级标准河道）；2002年交通部有关领导多次在交通会议上提出芜申运河按四级规划。2004年芜申运河项目建设再次得到了交通部和安徽、江苏两省领导的高度重视；部、省达成共识，共同开发芜申运河，落实国家内河水运主航道总体布局规划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高等级航道网规划。但是苦于政府资金缺乏，一直未能如愿。 “芜申运河”安徽段原来规划有四个方案：这是因为芜申运河安徽段处于长江支流青弋江、漳河、姑溪河流域，该流域现状自然形成三个入江口，即青弋江口、漳河口和姑溪河口。芜申运河线路选择也从这三个入江口开始，有四条线路方案。最早规划的芜申运河方案是青弋江线路，该方案线路里程最短，运输成本最低，但要穿过芜湖市中心区，建设达到三级标准航道难度大，工程投资较高，与城市规划矛盾突出。第二个方案是绕开芜湖市中心区的漳河线路，该方案为的是减少运河对市政规划和环境的影响。但由于此线路原无天然河道，新开的河道征地较多，工程投资最大。第三个方案是姑溪河方案，该方案有两条线路，其一是姑溪河线路，投资最少，航道顺直，河面宽阔，航道现状条件较好，但航线里程较青弋江线路和漳河线路多绕长江 30公里，直接腹地较小，带动经济发展作用不大。 其二是青山河线路，工程投资比姑溪河线路多，航线里程比姑溪河线路长。不过由于该线路途经芜湖、马鞍山两市，当初的芜申运河安徽段方案还是确定为青山河线路。近年来，随着安徽经济实力的提升，水路和运河受到重视，再加上宁安（南京 — 安庆）城际铁路的规划建设，使青弋江线路得以重新提出。因为宁安城际铁路的规划建设，芜湖城市的改造拆迁，使跨河桥梁改造成为可能。2007年芜申运河主航道方案又回到最初规划的青弋江线路。2008年5月，《芜申运河（安徽段）青弋江航道整治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专家论证，会后形成芜申运河专家意见。 5月25日 安徽省交通厅和芜湖市政府举行签字仪式，芜申运河工程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芜申运河”的全长 296公里，其中安徽段长 41公里；安徽段包括青弋江段 38公里 ，胥溪河定埠段 3公里 。根据该项目预可行性报告，芜申运河安徽段我市境内的航道约为 31公里，包括青弋江下游段、清水河段和黄池河段，按照限制性三级双线航道建设，航道设计底宽 45米 ，水深 3.2米 ，最小弯曲半径 480米 ，跨河桥梁通航净高 7米 ，可常年通行千吨级的船舶。按照此标准，芜申运河安徽段在芜湖市区之外的荆山河段，河道“S”型弯曲，不能满足《内河通航标准》相关通航等级的要求，必须采取退堤、切滩等工程措施，以增大其弯曲半径。黄池河及部分河段河槽宽度不足，也必须采取退堤、切滩等工程措施。市区的青弋江航道宽度问题还不是很大，最大的障碍是桥梁问题。芜申运河安徽段全线将要改造15座桥梁，除皖赣线大砻坊铁路桥由宁安铁路部门改建外，其余14座均结合城市规划的原则进行改建。改建工程中有8座桥梁地处于芜湖市的中心区，届时将与芜湖的城市改造结合，设计出一条沿江景观大道。 “芜申运河”是长江中上游地区通往苏、浙、沪的一条捷径；皖江地区、皖中及长江中上游省份的货物通过该运河运往上海、苏南和浙北等地，水运里程比绕道长江缩短 133公里 。打通芜申运河，中小型船舶由此进入长三角地区，不仅避免了长江风险，提高了航运安全性，更重要的是对长江下游和苏南运河起到分流作用，有效地减轻长江下游和苏南运河的交通压力。同时直接实现了干支流相通，缩短了运输周期，减少了中间环节和货损，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航道的运输效益。兴建芜申运河的意义还体现在航运的比较优势上。与公路、铁路等相比，航运的最大优势是运输量大、成本低。近年来，长江及内河客运虽然逐渐萎缩，但是货运却增加迅猛。由于水上货物运输需求旺盛，大宗货物的运输成本与公路、铁路等其它运输工具相比，优势十分明显。开通芜申运河还可以促进沿线的人文景观和旅游资源的开发。 芜申运河的开通对于安徽省来说，依托长江水道向北可连接合裕航道和热议中的江淮运河及沙颍河航道，向东南连通苏南和浙北的航道网，把江淮、沿江部分地区，甚至淮北地区和长三角连接起来，使安徽省的内河航道与长三角内河航道连成一个整体，从而进入了国家航道网，也使安徽省多了一条通往长三角的黄金水道，对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意义重大。安徽省与苏、浙、沪相比，属欠发达地区，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拥有丰富的资源，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运河可有效地降低相关产品的输出成本，增强与苏、浙、沪地区经济领域的互补性。同时运河的开辟，还将直接促进和带动安徽水运经济的发展。芜湖是运河与长江的结合点，当然也是兴建这条运河的直接受益者。芜申运河的建设无疑将大大推动芜湖内河航运事业的发展，强化芜湖的交通枢纽地位，推动芜湖区域性物流中心的建立，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干将莫邪铸剑处遗址（《芜湖古今》第075篇）
在芜湖东北方向五六里处，有几座互相依偎着的赭色山峰，宛如一条火龙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就是传说中的干将、莫邪铸剑遗址，它们名叫赤铸山、火炉山、神山和破山。据《图经》和《芜湖县志》载：县东北六里的赤铸山有干将墓；神山上有磨剑池，是干将淬剑的地方；火炉山有两座，中有一道铁门槛，相传干将当年造剑的炉子就设在这里；破山上有一砥剑石，又叫试剑石，俗名石卵，干将曾在这里试剑。干将、莫邪铸剑的动人故事就从这里流传开来。 那是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七五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神山顶上住着一位十七八岁的村姑，名叫莫邪。她，脸儿红润，似三月的桃花；头发乌亮，象浓郁的石墨；心灵纯洁，如透明的水晶。当她每天在神山一个小池里挑水时，就看见那边赤铸山上，有一个青年在炉边锤呀，炼呀，不管烈日狂风，也不分严寒酷暑。听村上人说，这个青年的名字叫干将，是一个南方来的铁匠，铸铁发了迷，有时扑在炉边，竟能一连十天十夜不眠。衣破了，人瘦了，家穷了，他却毫不介意，人们都叫他“铁痴子”，弄得附近的姑娘谁也不愿意嫁给他。可是莫邪姑娘却打心眼里爱上了这个青年。 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莫邪跑到干将的身边吐露出她的心愿：“我做你的妻子行吗？”干将仔细地打量着她，缓缓地说：“跟我是要受苦的。”“哪怕天天坐炉旁。”莫邪低着头柔声地答道。干将又说：“跟我是要受累的。”莫邪抬起头急促地说：“穷人的闺女早习惯。”干将欣喜地提高了声音说：“跟我要有痴劲头。”莫邪说：“铸字早就印心上。”三天后的凌晨，他们在炉边举行婚礼，仪式简单而又奇特，炉上插着三五束火红的野花，莫邪的颈项上挂着一串铁片做成的项链。干将手持一把铁剑，戴着一顶铁冠，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用赭色石块堆砌成的巨大的“铸”字。村上的人说，他们是“一对痴子合卺”。 五年后的一天，楚王命令他们给他铸一把削铁如泥、斫石似木的宝剑。他们便在火炉山中间新砌一个火炉锻炼起来，炉门用的是一个巨大的铁门槛。可是连锻九九八十一次都没有成功。一天晚饭后，夫妇俩坐在炉边小憩。莫邪对干将说：“过去，先辈们铸剑如果多次不成功，就夫妇俩投到炉中，使剑炼成；四年前，我们铸的剑比往常的铁剑坚韧锋利，结果远近闻名。你说说这里面可有什么奥秘？”干将答道：“我也在捉摸，用的材料与往日一样，可为什么老是不成功？”莫邪沉思许久说：“你说一样，我却觉得有些不同。就说四年前那次铸剑吧，我在旁边鼓风，眼看火升不上去，身边又没有引火的东西，一急之下，就把平日梳头时积留下来的落发送进炉中，还没有盖上炉盖，不知怎么的，三只野鸡忽然飞到炉中，爪子粘到红铁上，转眼间化为灰烬难道这头发和脚爪里有什么名堂，我们不妨试验试验。” 于是莫邪剪下她心爱的乌亮头发，干将弄来几副野鸡爪，夫妇俩又开始炼了起来。当莫邪揭开炉盖，把头发和鸡爪投到炉中时，只听炉内红铁“呼”的一声喷出一股白气，这白气笼罩着山头，又渐渐地弥漫着天空。细望那炉内，两把剑似火龙一般并排躺在那儿。干将连忙取出不断锤打，又携带着它们来到神山小池边。当他将两把剑放进池里淬火时，只听“嘶”的声音不断，似火龙吐气一样。从池中抽出剑来看，只见一色湛蓝，似两条青龙。这是铸剑成功的标志。干将高兴极了，他跳跃着，呼叫着跑到对面山上，对准一块巨石猛斫下去，只见火星四射，泥石飞溅，发出了惊雷般的轰鸣。在轰鸣中，巨石分成了两爿。这就是传说中干将试剑石的来历。这座山也被后人叫作破山。 干将、莫邪铸剑一事，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提到过，说是：“干将作剑，莫邪断发剪爪投于炉中”，并指出：头发、鸡爪是属于碳质的东西，把它们投进炉中的红铁上，再经过不断锤打锻炼，就能使铁增加含碳量，如果达到百分之零点二五到百分之一点七的含碳量，铁就成了钢，这种钢称为“渗炭钢”。莫邪所说的奥秘正在于此，他们所铸造的剑是渗炭钢剑，当然比铁剑锋利些。这是我国古代伟大成就之一，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而且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早”（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九七八年，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也曾到干将、莫邪铸剑遗址进行过实地考察，一九七九年又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呼吁保护这一中国和世界最早的炼钢遗址，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