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哥张恨水（《安徽文史资料08》第27篇）
作者：张其范 我的老家在安庆潜山县岭头镇黄岭街。祖父张开甲在清末做过江西省广信府的参将。父亲张庚甫在三湖县卡子（税务机关）里工作。母亲是个淳朴的家庭妇女。我兄弟姐妹共六人，大哥心远，1895年出生于广信县，二十五岁左右改名恨水。二哥心恒，三弟牧野，四弟朴野（现在河南新乡专科学校教书）。我名其范，六妹其伟。 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仅能看懂便条，自己不能动笔，深受文化程度低、被人瞧不起的痛苦，对子女读书抓得很紧。大哥五周岁时，就进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一年内便读完四书和一些杂文，能对简单的对联。一日，老师出了“九棵韭菜”的上联，大哥眨眨小眼，对出“十个石榴”的下联。父亲可乐了，叫妈妈午饭添做一碗虾仁炖鸡蛋，以奖励大哥。他常对我们说：“你们大哥五岁会对对子，大家要向他学习才好”。 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全家由广信迁居南昌。大哥进南昌大同中学读书，我在爱国小学读书，成绩都在前三名。大哥晚上补习英语，深夜还得看杂文，在好的词句上，打上红杠杠，书头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语；他还挤出时间练习写诗词，有时把编写的小说和故事，讲给我们听。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提倡剪辫子，放小脚，大哥积极响应。一天中午，他从学校回家，右手拿着纸包，兴奋的面色略带着几分畏怯的表情。二哥眼快，惊呼道“大哥把辫子剪掉了！”母亲责怪大哥不男不女，成何体统。父亲却用支持的口吻说：“没关系，现在是文明社会了，拖着条长辫子，又脏又费事，剪得好。”由于父亲的称赞，大哥神态才自如了。 我六岁时，母亲按照传统习惯，给我缠小足。白天痛得动弹不得，晚上痛得睡不着觉，躲在被条内哭泣。大哥不顾母亲责骂，果断地将我的裹脚布解开撕掉，气着骂道：“这么残酷，你别害怕，好好睡觉。”第二天，母亲发觉了，责斥大哥，大哥反抗道：“大脚嫁不了人，我养她一辈子。”多亏父亲也从中圆场，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使我摆脱了缠足的痛苦。 1911年父亲因吊友人丧，染上时疫，三天内死去。这真是晴空霹雳，震动了我们一家。经济收入中断，生活没有着落。大哥才十六岁，也没有办法。母亲牵儿携女回到故乡潜山，靠祖父遗下的田产过活，承担着教养我们子女的重担。这时大哥失学在家，二哥外出当学徒，我寄养在外婆家，一家人劳燕分飞，实在凄怆。贫穷难不了大哥，他虽不能上学，却下定了自学的决心。他收拾一间破烂的小屋做书房，在门口自撰一副对联：“一间东倒西歪屋，几个南腔北调人”（母亲操湖北口音，我们讲南昌话）。靠南边的土窗子，放着一张旧方桌，满满堆着文具、书籍。窗子上头贴着一张刻苦学习的座右铭，勉励自己要勤奋学习。 炎夏，火辣的太阳晒得书房象一个蒸笼，大哥不顾炎暑酷热，整日伏在方桌上埋头苦读。入夜蚊虫叮咬，他穿上老布袜子抵挡。村上人笑他是“老夫子”，他一笑置之。 寒冬，北风呼啸着钻进墙缝，吹得油灯光摇摇晃晃，大哥穿着父亲的棉袍，拴上条腰带，蜷曲着身子，伏在桌上，写个不停。手冻僵了，用嘴呵一呵热气暖和一下，或站起来搓一搓再写。时光荏苒，就这样整整苦学三年，打下了扎实的汉文知识基础。 1915年大哥离开了家乡，走南闯北，演过戏、卖过药，过着飘泊流离的生活。1918年，他经友人郝耕仁（怀宁县石牌人）介绍，到芜湖《皖江报》当编辑。为时不久，又和友人去北平，先后担任过《益世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的记者和副刊编辑，结识了很多新闻界人士。有了固定薪金收入，生活稳定下来，他就开始创作长篇章回小说《春明外史》。接着陆续撰写《金粉世家》、《剑胆琴心》等小说，深得读者好评，销路很广。特别是《啼笑姻缘》，更是风靡一时。记得当时国民党有一个大官的姨太太，与书中女主角沈凤喜遭遇相同，顾影自怜，对作者产生崇拜，经常作诗，亲自送交我家佣人老王转给大哥。大哥把她当“疯子”看待。有一次，我开门接待了她，见她穿得挺阔绰，面庞清瘦，缺少血色。汽车停放在远处。她笑着问道：“你是张小姐吗？”我点头默认。她匆忙从提包里递给我一封信，转身就走。我笑着对大哥说：“好香的信呀！”大哥皱眉道：“又是那疯子的，你拿去看吧。”我好奇的拆开信，里面原来是一条洒满进口香粉的绸手帕，上面写着红色的情诗。我非常同情她的遭遇，大哥不以为然，仍然认为她是“疯子”。又隔了段时间，老王来后院告诉我：“那太太又来了，还给我拾块钱。她说明天要离开北京，特来送礼道别。”我接过一看乃是一只象牙杆子的毛笔，上面刻着“赠恨水先生”五个大字。大哥把它交给我保管，我一直珍藏到今天。 大哥爱护弟妹，十分关心弟妹们的学习。记得我从外婆家回来后，大哥教我作诗填词，并多次告诚我，莫放松数学课。他外出后，我常练习作文、写诗词寄给他修改。他曾寄给我一本《白香山词谱》，不幸湮没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浪里，至今仍然十分惋惜！ 1920年，大哥在北平工作，薪金收入增加了，寄回五十元，要我到安庆考学校。乡下叔伯头脑封建，唆使母亲不让我进洋学堂。大哥多次来信，摆事实，讲道理，母亲才允许二哥送我去安庆考第一女师，因考试已结束，只得去芜湖第二女师，幸得录取，从此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走向新的生活。为纪念“五四节”，我们学生上街游行、演讲，劝阻商人不买日本货，将招商码头搜出的日货，堆在江边烧光。事后，我写信报告大哥，他回信大大夸奖我一番：“乡下姑娘，也有胆量革命，难得！难得！”他鼓励我更加积极地参加火热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5年，我考取北京女师大，大哥怕母亲挂念，遂把安庆的家，也搬来北京。全家十四口人，除二哥工作外，全依赖大哥生活。每个学期伊始，我们弟妹需缴一笔数字可观的学杂费（我读师大，两个弟弟读私立大学，妹妹读高中），都得大哥筹措。他从无怨言。遇到经济困难时，就叫老王打一两酒，买包花生米，借酒解闷而已。他这种爱护弟妹的情谊，我永远不能忘怀。 1926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母亲五十寿辰，我和妹妹陪老人到绒线胡同照相馆合影留念。正准备回家，不料街道戒严，禁止通行。我们正着急，大哥手持记者证，匆匆来接我们。途中，他哽着嗓子告诉我：“今天反动派要杀害李大钊先生。”他异常悲愤，泪水盈眶，有说不出的难受。 我家住在北京整整五年。大哥住北屋三间——卧室、会客室、写作室。写作室的窗子嵌着明亮的玻璃，窗外一棵古槐，一棵紫丁香，春天开着洁白清香的槐花，凋谢时落花铺满地面，像一条柔美的地毯。哥哥爱花，不让人践踏，一听我们推门声响，就立刻停笔招呼：“往旁边走，别踩着花。”啊！这洁白的槐花，象征着大哥坦白的胸怀。 妈妈嫂嫂和我姐妹，住在后进，院子里有棵高大的四季青，我们常聚在树下看书，做针线。有一次，后院的小门豁地推开，大哥边系裤带，边兴奋地说：“想到了，终于想到了。”原来他想好了小说上一个情节。母亲心疼地说：“你脑子日夜想个不停，连上厕所都在想，怎吃得消啊！” 大哥头脑灵活，思路广阔，提起笔来写作，犹如江河倾泻，滔滔不息。寒暑假期间，我和弟弟替他抄稿件，他写了两张，我们才誊写一张，累得满头大汗，还赶不上他的进度，积压许多稿子。这时大哥停住笔，叼着烟嘴笑嘻嘻地说：“歇会，歇会！”我和弟弟羞愧得相视而笑。 我在北师大二年级时，结识了桂惜秋，彼此处得来。惜秋出身穷苦，读书用功，爱好文学，大哥喜欢他，母亲虽持门户之见，经大哥再三开导，终于允许我俩订婚。结婚后，有孩子负担，大哥除经济上支援外，又帮助惜秋写作，使他写作小品文进步很快，投寄报刊，稿费收入很可观，这才摆脱了小家庭的困境。 1932年，农历五月初三日，大哥的爱女慰儿，因感染猩红热而死去。这孩子性情温柔，长得秀丽，出生八个月就跟我睡，我特别钟爱她。那时我怀孕第三个孩子，正待临产，当得知这一噩耗，那顾得自己健康，立即飞奔回家。家里大门紧闭，贴着“谢绝亲友探望”的纸条。我敲不开门，就在外面放声大哭。大哥呜咽着跑出来，接我进书房，又对哭一阵。不料惊动了白发老母，和卧病在床的嫂子，才抑制哭泣。大哥遭此丧痛，圆圆的脸，瘦成三角形，胡茬很长，显得苍老多了。 “九一八”事变，北平受波动，大哥怕母亲受惊，搬家到南京。我和二哥小妹，因工作关系仍留在北平。从此，和大哥相聚的机会少了。芦桥沟事变，日本鬼子打进北京城半个月光景，二哥病故，丢下寡嫂幼侄，情景凄凉。我和惜秋拖着两家十口人，逃到南京。适逢大哥病在床上，他见嫂侄戴孝，揣测二哥已死，足足痛哭一个多小时。叫二嫂、侄儿到床边，深切安慰，并替他们筹划今后的生活出路。 抗日的烽火，烧到南京外围，形势紧张，我们几家搬住安庆元宁巷。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日寇长驱直入，安庆危急，只好搬到潜山岭头的老家。大哥坐着黄包车，脚边堆着满满一网篮书籍、稿件，手捧书夹子，沿途不断地记录。投宿高河饭店时，深夜还点着蜡烛，伏在箱子上写通讯，整理白天的笔记。可见他终生与笔墨为伴，绞尽了脑汁，饱尝了艰辛。 1938年，他奔赴“陪都”重庆，继续写作生涯。这期间，他写过《蜀道难》、《八十一梦》等小说。大哥曾向我谈起在重庆期间，毛主席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时，曾在南温泉召见他，并送给他一套灰布制服。前几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何建明同志和大哥友人郝耕仁的女儿专程来访，他告诉我，在延安时，周总理曾评价恨水哥的《八十一梦》是进步书籍。大哥对党的关怀，常常谈起，深表感激之情。 抗战胜利，大哥定居北平。解放后，他寄给我《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磨镜记》等故事新编小说。 1955年，他来信说，不日将从合肥来安庆。我们全家高兴极了，接连几天，早晚都上车站迎接。终于盼来了。大哥发有银丝，面皮皱摺，显然衰老了。 大哥在1949年患脑溢血留下的后遗症，使他舌头僵化，言语不便，步履蹒跚。见此形象，我不禁暗地落泪。他在安庆住一星期，每天和惜秋叙述别后经过，谈论文学创作。又曾去迎江寺和月海方丈论证宝塔的历史，并在《安庆报》发表了《长日绵绵话安庆》的文章。大哥走的那天，惜秋拎着他简单的行李，我尾随在后面。至近圣街口，大哥回头对我说：“你回去，我有机会就回来！”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好频频点头，痴立在街头，凝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才怅然回家。谁料这一别，竟成永诀了。 1964年前，大哥的来信，惯用小说笔调和诗的口吻，文字流畅，情意盎然。1964年后，写信渐渐词句不通，意思表达不清，我和惜秋已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 1967年，古历正月初七日，大哥永别了我们，时年七十三岁。惜秋曾为他写过悼亡诗，追叙他的生平。可惜悼诗在“文革”中丢失了！（本文由安庆市政协供稿，张俨魁整理，作者是张恨水先生的妹妹，住安庆市元宁巷三号。）
李辛白先生二、三事（《安徽文史资料08》第22篇）
作者：黄华康整理（现任安庆师范学院党史教员）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因在“新世界”游艺场（北京珠市口西）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便衣警察捕去。全国各界人士对他寄于极大的同情和支持。有个署名“辛白”的人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上写了一首《怀陈独秀》的诗，赞扬他说：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这首诗，脍灸人口，堪称五四时代的心声，其作者为谁？日：李辛白。 李辛白（一八七九——一九五一），安徽无为县人，老同盟会会员，诗人，五四时期担任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新生活》周刊是由他一手创办的。该刊不仅思想新颖，富有战斗力，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丰富多彩，当时对北京学生的吸引力很大，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每本售两大枚铜元，发行率很高。封面印有长井形的方框，井边四周有“博爱、平等、自由、牺牡”八个字。把“牺性”与“自由、平等、博爱”并列，可谓别具一格，对当时的革命青年的宣传鼓动性更强。他在北大期间，一直参与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多次追随李大钊、陈独秀到长辛店参加工人夜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所举办的《新生活》周刊经常发表李大钊、陈独秀和鲁迅的战斗檄文。当鲁迅与章士钊进行论战时，他始终站在鲁迅一边，撰文抨击章士钊。章当时任司法部长，力主制订《出版法》，限制出版自由。李除办《新生活》周刊外，又兼办《北京第一小报》，撰文抨击其《出版法》，其中有名句为：“使名记者章秋桐若在，则章士钊不敢食言矣”（作者注：一九一四年章在东京以秋桐笔名办前《甲寅》，力主出版自由）。与此同时，吴稚晖也与李辛白站在一条战线上，在《京报》发表“讣文”以讽刺章士钊，文曰：“不孝友生，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府君章行严……，府君生于前甲寅，死于后甲寅”。（章士钊又名行严，办后《甲寅》杂志，跟鲁迅打笔墨官司，刊物上画了个老虎，人称为老虎总长）两支笔同时指向章士钊，互通声气，搞得章十分狼狈，几乎下不了台。 一九二六年因追随李大钊参加“三一八”事件，遭到反动军警的追究，被迫转移离开了北京。当他道经青岛转徙上海时，曾赋诗云：“行李萧条书卷重，旌旗杨柳一时新”，他对南方的革命寄予无限的关情。 一九二七年他转居安庆，当时安庆的白色恐怖很厉害，不仅革命活动无法插手，就连存身之地也难找到。从此失去了革命联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他到南京办《老百姓报》（其经费来源由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供给），兼在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因为他所办的报纸是冯玉祥系统的喉舌，经常讽刺时政，捣“蒋记政府”的老底，立言又偏激，因此在一九二九年底《老百姓报》被查封，反动政府通缉他，南京待不住，只好回到无为县老家办了三年国学讲习所（经馆），从事教学与国故研究工作。 一九三四年，杨廉来安徽担任教育厅长，因杨是北大学生，由于师生关系，杨推荐他到宣城中学教书，他主讲国文，教学很得法，又是满腹经纶，特别长于文字学，因此深得学生的欢迎。课暇，从事诗、书、画的创作，他写有《水破山人诗集》。书、画也别具风格。沈尹默称他是“三绝画、诗、书，五岳动摇一支笔”，说他的诗、书、画是“清新俊逸”，“挺拔不群”。同时，他又是收藏家，文物资料极其丰富，他当时收藏有李北海亲笔“千字文”，许世英称之为“海内孤本”，一时被人们誉之为“墨宝”。 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他任安徽省图书馆馆长。在此期间，他专心致力于我省图书资料的收藏保管工作，并执笔整理安徽地方史料，为我省通志编写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一九三八年六月，安庆沦陷，省图书馆奉命迁往立煌（即今金寨县）。由于年老体衰，经不起长途跋涉，所以未随馆去立煌。此后转回贵池家居，闭门不出，与世谢绝。后来他曾自书门联曰：“八年无岁月，万象失纵横”。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欢喜若狂，在贵池创办国学专修馆，由程演生任馆长，自与高节文先生任教授，专心致力国学讲授，并继续从事文字学的编写工作，写有《小学》手稿几本，惜解放后散失。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国学专修馆停办，失业在家，生活极端困苦，真是身世萧条，家徒四壁。尝赋诗自叹：“曲巷人稀桥影断，轻舟款乃橹声柔”，“何时了却临终恨，舵鼓频惊水上鸥。” 一九四九年贵池解放前夕，他安居家中，静盼解放。当解放大军挺进贵池城内时，他带头箪食壶浆以迎人民军队。解放初期，一直是贵池县的开明人士，一九五一年在贵池病逝。在逝世前后，高一涵同志曾两度来信，相约到北京从事国学研究工作，高是他的多年挚友，又在北大共事革命活动，解放后，多次查问李辛白的下落，直到一九五一年才联系上，惜因病逝未就。 安庆师范学院乌以风教授与李为文字交，又曾多年同事，在乌老的《岳云山馆诗稿》里有《怀辛白》诗一首：“诗城风雅独怀才，襟抱华为佳句开，一别终成千古恨，潜云池月共谁来。” 昔人已逝，为尊重历史，特为文以志之。（本文是根据刘剑卿老人回忆口述史料整理，刘系李辛白的内侄，现为东至县政协委员。）
作者：张恺帆 阿英同志，原名钱杏邨，安徽芜湖人。 我结识阿英同志，是在一九二六年。当时我以一个农村少年，从江北负笈至芜湖求学，考入芜湖大官山的民生中学。那时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清廷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芜湖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双管齐下，军阀、买办、土豪、劣绅横行，洋行、教堂与教会学校林立。这所民生中学，是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大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刻，由钱杏邨、宫乔岩（又名王少春，芜湖人）李克农（巢县炯炀河人）等同志，为了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势力作斗争，凭着一股革命激情，依靠一些社会进步人士的支持，艰苦奋斗创立起来的。宫乔岩同志为该校校长。它在开展启蒙运动，传播革命思想，培养进步青年等方面，起过出色的作用。正是我到民生中学入学的这一年，阿英同志及宫乔岩、李克农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这所学校在大革命前后。成了当地党组织的重要据点，为革命前的准备以及北伐军到达后建立政权组织，做了许多工作。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人事更迭，又经过一段艰苦的坚持，它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了。 我入学时，阿英同志在民生中学任国文教员，兼赭山的五中（后改七中）教员。一开始，钱先生（当时对阿英同志的称呼）那种对人极端热情、善于言谈和诲人不倦的态度，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时“五四”运动虽已过去数年，但我们在乡间读书，仍受文言文的严重束缚，而钱先生则是“五四”运动中的青年积极分子，所以他在民生中学，提倡白话文自然是不遗余力。记得有一次，我出于幼稚，还曾和他辩论，大意是说：你讲白话文好，文言文不好，我看文言文多少也还有点好处，比如打电报，用文言至少就可省点钱吧？钱先生微笑着耐心地给我们讲，不能仅从这一点去看问题，用白话代替文言，这是文化上的革命运动。当时在学校中，阿英同志不仅积极开展新文化运动，而且满腔热情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告诉我们“普罗列塔利亚”、“布尔乔亚”等等新名词，我们听起来新鲜异常，心境大开。由于学校是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据点，它不仅传播革命思想，而且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学生参加“济难会”（后改为“互济会”）、（“芜湖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等革命组织，推动群众性的革命活动。当时学校在斗争中处境险恶，经常受到反动当局的监视和干扰，后来甚至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的流氓帮会的进攻。但宫、李及阿英同志等不畏强暴，积极组织领导群众跟军阀、土豪、劣绅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一次，几千学生和群众涌向街头，把贪污作弊的商会会长丁某揪出来游街示众，使其威风扫地。又有一次，组织群众揪斗北洋政府“猪仔国会”的“猪仔议员”，一天工夫就打了八家，可见群众运动声势之大。及至“四・一二”之后，蒋介石疯狂逮捕、公开杀戮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形势已万分危急，阿英同志才和宫乔岩同志、李克农同志等被迫澈出龙潭虎穴。他们在离开芜湖之后还受到敌人的一再追捕。 其时，阿英同志率领一组同志，取道皖北农村，历经艰险，徒步跋涉千里，去到武汉，在邓中夏同志领导下，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并参与筹备当年六月二十日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作（阿英同志在大会秘书厅工作）。但到了七月中旬，武汉的国民党汪精卫无耻叛变了革命，阿英同志在极端艰苦中坚持到八一南昌起义之后，才又突破敌人的包围，转移到上海（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旋即在党领导之下，发起组织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据阿英同志在后来《哀悼李克农同志》一文中记述，他和克农同志“直到第二年，我们才在上海重逢，并一同在太阳社支部（称‘春野支部’）里过着党的生活，往往在深夜里一同到马路上写标语……”从这段简短的记述里，可以看到当时阿英同志等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李克农同志同后来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进行了出色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董老在一九六二年悼念李克农同志的挽词中，曾赞誉克农同志为“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到了一九三〇年，阿英同志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和领导工作，被选为常委，后又被选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一九三二年五月，党派阿英同志到电影界作领导工作，任党的电影小组成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阿英同志在上海坚守斗争岗位，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曾任郭沫若同志主编的《救亡日报》的编委。并由几位热心朋友的支持，在“孤岛”上海成立了一个名为“风雨书屋”的出版机构，编印宣传抗战的《文献》月刊，阿英同志是这个刊物的主编。诚如他在一篇回忆录中所写：“那时，我们国家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最残酷的侵略，国民党已经一路溃逃到了重庆，八路军、新四军正艰苦地深入敌后，插进敌人的心脏，坚持斗争。敌后和沦陷区人民，特殊需要精神鼓励。”阿英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努力去满足人民大众的这种“特殊需要”。他在《文献》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毛主席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会上的讲话，并为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受党的委托，为传播和保存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以及党的其他重要革命文献（如方志敏同志的遗稿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因为刊载毛主席等我党领袖的言论著作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图片新闻，经常受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所谓地下组织的威胁……真是时时刻刻有查封逮捕的危险，时时刻刻在惊涛骇浪之中。”那时，阿英同志从一位同志处，得到了一批“用各种各样、大小不等、随手拾来的杂色纸所作的”一束画的照相原稿，内容是反映中国工农红军伟大长征斗争生活的，他便立即进行了编辑工作，排除各种困难，以《西行漫画》之名，由“风雨书屋”精印出版，并在书前附印了长征地图及纪事，迅速在上海及革命根据地流传，收到了鼓舞士气和振奋民心的积极效果。正因为如此，“书屋”不久就遭到查抄，人员也遭到了逮捕。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九五八年，一位热心的读者在北京图书馆偶尔发现了这本珍贵的画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同年底重印。又经过一段时间，到了一九六二年，以《长征画集》之名出版，也直到此时，方才弄清它的作者原来就是当年亲身参加了长征的黄镇同志（原籍安徽桐城人）。这是革命美术出版史上阿英同志一个宝贵的贡献。 在上述时期，阿英同志在上海还以魏如晦的笔名，写了《碧血花》等反映南明抗清斗争的历史剧，积极配合抗日斗争的宣传，并在上海等地广泛演出。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上海局势进一步恶化，阿英同志遂率领全家离开上海，来到艰苦抗战的苏中、苏北敌后根据地，先后在新四军军部、一师及三师工作，直到抗战最后胜利。这一时期，在华中局的领导下，阿英同志认真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按照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文艺、新闻、统战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一九四三年十月份，《盐阜日报》首次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阿英同志亲自逐字逐句地细心校对。他所主编的杂志《江淮文化》、《新知识》以及《盐阜日报》副刊等，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广泛的影响。当时敬爱的陈军长（陈毅同志）为广泛团结抗日民主人士，积极开展党的统战工作，曾亲自发起组织“湖海诗文社”，社中所作诗文，上述报刊即系主要发表园地。《新知识》上，并曾首次刊登陈老总的著名诗篇《梅岭三章》，一经问世，脸炙人口。一九四三年秋，阿英同志在苏北阜宁农村的豆油灯下，用毛边纸亲手抄录了陈老总在一九四二年以前所作的诗十六首及短文两篇，手订成册，题有“阿英手录”并盖有图章，送给了敬爱的陈老总。这一件珍贵的纪念品，可以说是陈毅同志最早的一本诗集，它为后来张茜同志编辑《陈毅诗词选集》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个宝贵的手抄本，听说至今仍珍藏在陈同志亲属手中。 在抗战胜利前夕，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配合党内整风，为进入城市做些思想准备，阿英同志在苏北农村创作了著名的历史话剧《李闯王》，并亲自导演，由新四军三师八旅文工团在苏北各地演出，对广大干部群众起了积极的教育鼓舞作用。这个有很大影响的剧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产生的优秀剧作之一。 阿英同志的长子钱毅，时为新华社盐卓分社特派记者、《盐阜大众》副主编，是一位英姿勃勃的革命青年，在《盐阜日报》、《盐阜大众》报上发表过许多鼓舞人心的通讯报道，在《新知识》等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才气横溢的文章，后来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性。 抗战胜利后，阿英同志曾任华中文协常委、华中建设大学文学院院长。一九四六年，阿英同志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文委书记。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华东局及苏皖边区政府机关，随同我军主力于一九四六年秋北撤至山东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我们继续转移至烟台。四个月后，我又奉命带一部分机关人员及家属渡海转移至大连，后阿英同志任大连市委文委书记。在北撤山东直至大连这一段时间里，我和阿英同志经常接触。他那为革命辛勤钻研业务，亲自领导工厂文艺活动的实践，热情培养青年和帮助工农兵业余作者，特别是他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自我批评的可贵精神，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阿英同志又是我国当代一位著名的收藏家，长期辛勤地收集保存大量图书、文物，特别是收集了丰富的有关近代文学的资料，孜孜不倦地进行整理和研究，为编写和学习中国近百年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这种勤奋的作风，犹如蜜蜂酿蜜，苦心经营，虽在戎马倥偬之际，亦坚持不辍。尤其是各解放区的所有报刊图书资料，他更是旁搜博集，十分重视。 一九四九年五月，阿英同志奉调至京，参加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期间，他是华东代表团团长，大会常务主席团成员。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阿英同志在天津市工作，任市军管会文艺处处长，市文化局局长，及剧协主席，并曾在南开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兼任教授。一九五一年调中共中央华北局，任华北文联主席。一九五四年，阿英同志到中国文联工作，任党组成员，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等职。 阿英同志为党的革命文艺事业战斗了五十多年，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一生中的著述，包括文艺评论、小说史、戏剧史、美术史研究以及诗歌、小说、剧本、杂文、随笔等等，多达七十余种，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但是，这样一位热爱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同志，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摧残和迫害。一九六七年初，叛徒江青妄图掩盖她极端肮脏的历史，亲自跳出来公开诬陷阿英同志。接着叛徒陈伯达也怀着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亲自下达“手令”，抄走了阿英同志收藏的三十年代的大量有关资料和全部藏书、文物。这一系列的反动暴行，使阿英同志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在林贼肆虐及“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我和阿英同志虽然天各一方，但拳拳之意，仍时萦于怀。一九七四年，我省一位原新四军老战士去京，曾去探望阿英同志，当时他卧病于斗室之中，深受“四人帮”之害，但老骥伏枥，壮志未衰，对外地故人，仍关怀备至。阿英同志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提供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珍贵资料，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听到这些消息，使人深受鼓舞。其时，阿英同志有亲属出差经皖，亦承过访。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春回大地，喜溢人寰，阿英同志也欣然移住北京东直门外新居。虽癌症已至晚期，每日只能吸食少量稀粥，但他由于心情振奋，病情也曾一度有所好转。他满怀信心地扶病为有关单位及报刊积极查找资料，为揭批“四人帮”提供了有力的炮弹。不幸尔后病情恶化，终至不治，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逝世。噩耗传来，不胜悲痛和惋惜。回想全国解放之后，阿英同志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回安徽工作，对宫乔岩等老同志、老战友早年革命活动的史料，也曾不断热心采集，准备进行整理。我和阿英同志最后的一次接触，是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届人大开会期间，阿英同志曾至寓所相访，仍怀回皖工作之愿。谁知自此一面，竟成永别，追念及此，不禁把笔泫然！阿英同志辛勤战斗的一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为了纪念这位革命文艺战线上的老战士，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双百”方针，繁荣和发展党的文艺事业，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服务！（作者附记：本文为求表述准确起见，从中央文化部阿英同志治丧小组所撰悼词中引用了一些编年资料，特此说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巡抚附：张恺帆(1908～1991)，安徽省无为县人。解放后任安徽省委常委，历任合肥市委书记、淮南矿区党委书记。
作者：杨慕起 一、家世及出身 张树侯先生（1866-1935年）名之屏，寿州人。其父张子兰，是个穷秀才，因生活所迫，就馆寿县。树侯幼年从父兄读书，不久，父去世，靠哥哥西园、朗轩抚养成人。树侯求学之余，还做些杂活，如推磨种菜等。于右任曾有诗题其所著《书法真铨》云：“天际真人张树侯，东西南北也应休，苍茫射虎屠龙手，种菜论书老寿州。” 一八九〇年，树侯考上了秀才。以后，他渐渐接触了反清革命，产生了革命抱负，因而放弃了科举考试。他为了摆脱家庭拖累，便于进行革命活动，乃将老母妻子迁依岳家曹氏，即曹少修烈士先人之家，在寿县瓦埠地方。 一九〇六年，树侯在芜湖结识吴旸谷等，参加同盟会，奔走革命多年，晚年成为一代书画名人。民国以后，始终未在仕途钻营，以反袁受厄，颠沛流离。他一生落魄，自甘布衣蔬食，如《堂记》所云：“豆粥麦饭，欣然一饱，笔花墨雨，舒畅天怀，亦安往而不乐，然要非饱历冰霜者，不能知也。” 二、辛亥革命前后 一八九八年，张树侯先生曾和同乡孙少侯（即孙毓筠）等密谋革命，创办了“强立学社”，与孙所办的“阜才学堂”，共同在寿县传播革命思想。接着，寿县有志青年，如孙养癯、段云、权道涵、石寅生等先后东渡，留学口本，寻求出路。他为了学习军事，培养革命力量，扩大革命活动，乃于一九〇四年和张子嘉、吕宪集、吕竣泉、孙卓如等数十人，考入安庆武备练军学堂，并与柏文蔚等革命党人相联络。一九〇五年春，他改充安庆鸣凤学堂教席，以为接洽密会场所。 原先，有皖北人郭其昌，是哥老会首领，谋在安庆起义未成，被捕下狱。树侯潜入狱中与郭其昌通气，了解到匿迹省垣的哥老会地下组织，遂与联系，集结党人，多次密商，议定外联豫皖会党，内集在省的革命志士，共谋大举，标营中以柏文蔚为内线，先夺械弹，攻占省城。其时，树侯有书愤一诗云：“昆仑东下五千年，莽莽神州我占先。太息武功凋谢尽，乘时恢复莫盘桓。”当得知同盟会于东京成立时又有一诗云：“同盟军书传海外，三千侠士仗江流，中原从此除膻种，汉族还须再出头。”此诗所具备的反清思想是对的，毛病出在对待种族问题带有狭隘性的色彩。由于他的活动频繁，风声所播，为寿州豪绅孙某侦悉。孙某径向江督周馥告密。周密檄皖抚，先暗杀郭其昌于狱中而不布，同日晚，又派兵来围鸣风学堂逮捕他。幸为同志卞秉粲（寿县人，当时名华章）得悉，急来鸣风学堂通知树侯，他立即逃走，同前来捕他的兵，相距甚近，仅隔前后门而已。其《晚菘堂谈屑》中记有：“时将天晚，在院纳凉，悉讯后，为避人疑，手持芭蕉扇一把，伪为大便，光脊而出。” 时霍邱人郑赞丞（名芳荪）及李广缙（又名北申），均系淮上同志，在皖南广德筹办矿务局，遂奔就之，暂在那里隐避。清吏逮捕落空，便下令通缉，一时风声险恶。张怕致郑、李受累，乃潜走杭州，依西湖韬光寺和尚隐伙暂避，化名“尹其康”。并得与浙省革命志士相往还，一住数月。迨至缉声稍懈，始返芜湖，就任皖江公学经学讲师，得与吴旸谷等相结识，遂参加同盟会。在离杭时曾有诗云：“骇浪惊涛卷地来，血花剑影事堪哀，武林一去几千里，浙水吴山日溯洄。”在芜湖曾有诗示同仁云：“漫言祖国凭谁挽，要识民权自有真，万里沙场三尺剑，愿将鲜血洗乾坤。”又有：“频年碌碌走风尘，车马关河总怆神，世界大千犹有憾，鸠江讲学亦论兵。”可见，他反清的革命思想是很坚决的。 当时的革命，南方特盛，清廷对南方更是严加戒备。张分析当时形势后，认为北方还有隙可乘。适有卞秉粲，杨端甫在吉林胡殿甲处供职。胡是寿州人，任吉祥军统领，兼吉林陆军小学总办。经卞等向胡推荐，聘树侯为陆军小学教习。他于一九〇六年秋初，毅然出塞，并约有六安彭卓甫、霍山朱则羲等人同赴东北。时柏烈武也在东北。 当时吉林省的革命活动，咸以树侯和柏为领袖，壮志雄心，密谋大举，惜在事将成熟之际，为吉林长官达桂（清官）侦悉，派队逮捕他们，幸在胡殿甲的保护下，得以脱险。树侯和卞秉粲，化装夜走吉延岗，不能立足，乃潜越国境，到朝鲜清津投陈其顺。陈其顺东北人，时招募吉林边境流民（中、朝均有）两万余人，在清津为朝鲜拆城筑路。树侯以同胞身份投效，得为陈其顺办文牍，日渐接近，即以战国时“游说”方式向陈其顺解释革命道理，动员其顺率领拆城工众参加起义，博得其顺大加欣许，并把他的话，名之日“打江山”。那时拆城工众多系赋敛所逼，生活无路而来，所以一招即应。于是，一面派卞秉粲往日本，谒中山先生商筹款械，一面又派工长某东北人与有关方面相约会，计划进扑吉林并策动胡殿甲为内应，期以吉垣为根据地。不意秉粲到日本，适中山先生亲赴蒙自发难，因时间较久，清津拆城筑路已告竣工，不得不将工众遣散，而柏文蔚等也都已南返，因此起义计划没有实现。记得树侯那时有诗云：“吉林西去走车难，石子垒踉路百盘，壮志豪情余涕泪，灯光剑影照心肝。” 一九〇七年，树侯遄返家乡，就芍西学堂教务，仍以革命思想灌输学生，同时与家乡革命同志相联系。次年春，熊成基、范传甲安庆举义失败。熊来寿县，就访于芍西学堂。树侯意欲留熊在寿，约会同志举民团以应之，而熊认为皖省环境险恶，乃远走省外，不幸在吉林就义，范传甲亦在安庆牺牡，一时皖省革命转向低潮。一九〇九年春，树侯离芍西教职，与郑赞丞同赴上海，在沪组织革命机构，寓李少川家。李家为苏、皖间同志的联络机关。树侯专任各方联络工作。一九一〇年间，在沪同志咸以内地发展很重要，一旦首义，才有群众基础。树侯遂与张汇滔、管昆南等先后转回寿县，组织力量，来往城乡各地，联络乡里武装，为辛亥的淮上军开创了基础。 一九一一年春，各方同志，群集广州，将谋大举。树侯与董少亭动身前来，及至九江，得悉广州起义失败，乃复回里门。 是年秋，武昌起义，淮上军崛起寿州。树侯与瓦埠的方振九率乡里子弟自瓦埠湖东，迁回到湖西各集镇，城乡都是兵未血刃而光复。十月初淮上军出师毗邻各县时，他先则率众到合肥与孙品骖相会，继则时而寿县，时而六安，时而阜、颖，与张汇滔、权道涵等人，共策整军安民计划。据权道涵生前谈，淮上军所到之处，军政府印，均为树侯所手刻。 光复以后，有些人争官、争利，喧嚷一时，而树侯一向是奔走劳瘁，坚不钻营宦途。一九一二年自题小照诗云，“试把余生付金石，更将遗恨托芳编”，大有籍书画以了天年之慨。 癸丑，袁氏叛国，各地酝酿倒袁，他为黄少泉写了一些诗，这里录二首。诗云：“汉上军声卷地来，江淮千里战云开；浔阳九派岩关壮，赖有将军筑炮台。”“帝业于今已化羊，一肩行李莫还乡；溯风凛冽方凄紧，漫把良弓一例藏。”这时，倪嗣冲督皖，仇视党人，东南五省通缉张树侯的命令齐下，被迫先匿肥西童茂倩家。时川督陈宦，系童的学生，籍此渊源，离肥潜走六安，偕同徐迂亭经鄂入川。未几，云南护国军起，他和迂亭指陈利害，策动川督归附讨袁军。一九一六年，他才回到家乡。继此，北洋军阀当道，国事日非，决心不参与军政活动，遂隐居教学。“五四”前后，任教燕京，目亟时艰，愤然归里，匿迹于寿（州）、六（安）、合（肥）等地乡间。大革命伊始，设帐于肥西童茂倩家，每与童老谈及时政，追怀中山先生，曾有句云：“北上燕京拯故国，遗留三策共千秋。”。（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四・一二”惨案消息传来，曾以书愤诗二十首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兹记其一首云：“风云义烈感沧桑，痛哭血花溅沪江，新义三民嗟幻影，神州暗淡恨茫茫。”此时，其子曙云在北伐军总部任编辑，来信问时事，复信中根据他自己的见解，有云：“当今青年，如大海孤舟，方向为主，一时逆风起处，澎湃狂澜，则飘荡中流，不知所止，尔曹其勉乎哉。”并有诗云：“应识庐山真面目，漫将璞玉当石沙！”（其子曙云原自上海大学随周总理至广州，进黄埔，从军北伐，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三〇年，树侯应友人李少川约去上海，居沪二载，多结翰墨之缘。一九三四年，应前安徽省烈士省葬委员会请为辛亥以来安徽死难烈士撰刻碑文，而回居安庆。朋辈为之欢欣，各省友人，咸以诗文寄颂，甚至有从海外寄画者。他不幸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八日破晓，在安庆南庄岭省葬委员会内逝世。时余与其孙张楠在侧。先生身后，纸笔一束，清风两袖。老友柏文蔚、权道涵、孙养癯、江彤侯等缅怀旧谊，为之集资公葬于安庆城西烈士祠后院内（老火药库的旧址）。 三、学术简介 树侯先生性耿介，学术方面也迥异流俗。早年潜心儒家经籍，虽然科举出身，却反对科举制度。曾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尤重于史学的研究，对历代典章文物，治乱得失的根源，尝具远大的眼光，厚今而薄古。 艺术方面，工书画，尤精篆刻。小传有云：“平生嗜好甚多，以窭贫故，力不逮亦不悔也。惟于金石文字，好之尤笃，三代篆籀，暨汉唐以来诸石刻，罔弗搜罗，以资效仿，至老不衰。”书法，真、草、隶、篆，各体兼优，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古篆隶书，更擅其长。他对书法的研究，极为精审，著有《书法真铨》一本，一九三二年出版于上海。 绘画，自谓未精，而晚年喜作墨梅及著色红梅，笔力苍劲峭拔。据识者云，是用篆籀笔法兼以行草之功所作。 人谓其书法，源于石刻入手，谓之“铁笔”。其亲刻印章，乃属常事。巨碣大碑，均是自己撰文，自己刻字，往往不先书而以白刃刻于石上者，与书后刻者无异。 先生之遗墨，各地多有藏者，尤以本省为多。惜自抗战以来，迭经兵燹，损失不少，据说，权道涵生前藏有梅花册页一卷，并有真、草、隶、篆各体题词，所盖印章，均系自刻，可谓三绝。篆隶册页二卷，均存我处。石刻包括有通元长老（太平天国宿将）传碑，安庆五烈士碑，九烈士纪念碑，范传甲烈士碑，碧溪精舍记碑，寿县涌泉庵记碑，瓦埠方氏神道碑，合肥明教寺梅花碑，以及私人的墓碑等。 著作，除《书法真铨》出版外，其遗著有《淮上革命史》二卷，是为淮上革命的专著（稿存管曙东处）。有《淮南耆旧小传》一卷，系明末以来及太平天国、捻军、书画家、方外等人物的传记。还著有《尚书注》二卷，《联语录存》一卷，《树侯印存》一卷，《晚菘堂谈屑》数卷，《诗文录存》数十卷，有的存放他家，有的存放我处。巡抚附：张树侯（1866～1935），本名张之屏，安徽寿县人，辛亥革命元老。革命家，教育家，书法家。本文作者杨慕起是跟随张树侯多年的秘书，所言非局外人所能知者，殊为珍贵。
孙中山视察芜湖（《安徽文史资料05》第08篇）
作者：张九皋 一九一二年夏秋间，孙中山先生来皖旅行，到芜湖视察。中山先生是乘江防兵舰从南京来芜湖的，随行人员有王正廷、马君武等，于天微明时到达江干。芜湖军队首脑、陆军第十五师师长孙万乘（品骖）派马春霆率队担任警卫，本人与守候在江边的各界代表先行登舰，欢迎中山先生上岸。当时聚集江边欢迎中山先生的群众约有一万余人。 孙中山先生登岸后，即乘两轮小马车循今日的北京路到达师部休息。沿途群众夹道欢迎，盛况空前。 中山先生在师部接见了各界代表，并分别和代表们谈了话。随后参加了欢迎宴会。午后，中山先生到马路大戏园（即现在的中山路大众电影院）出席各界欢迎大会。（中山路和中山桥因此而得名）大会由孙品骖致开幕词，中山先生在会上讲了话。他向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和群众报告了南北议和、避免战争，本人只好辞退临时大总统的经过。他说，这是旨在求得全国军政的统一，使革命党人便于在建设方面作最大的努力。中山先生因患轻度感冒，所以讲话时间很短。王正延作了较详细的补充，约讲了一个小时。接着，马君武等相继发言，说明今后的努力方向。 参加大会的人很多，安徽公学和皖江中学的学生都是整队来的，场面严肃而热烈。大会闭幕后，孙品骖陪同中山先生前往广东会馆，出席旅芜同乡会招待的欢迎晚宴。宴会前后，有许多青年赶来谒见中山先生并申请入党。据说，国民党这次吸收的青年党员为数最多。宴毕，孙品骖等陪送中山先生回兵舰休息。该舰随即溯江上驶。皖军都督柏烈武接到芜湖电报，乘“安丰”舰驶至安庆下游迎接孙中山先生。
刘希平先生的战斗历程（《安徽文史资料04》第33篇）
刘希平先生的战斗历程———根据访问高一涵、光明甫、周新民、朱蕴山四老记录整理作者：穆孝天 小序： 刘希平先生是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的先导者之一，社会进步人士，安徽教育界的一颗明星。他对“五四”前后一连串的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并同当时许多先进学者、名流、学生、工人一道，为革新教育、改造社会，在“六二”惨案，反对贿选，驱逐伪省长李兆珍、废督裁兵等运动中共同奋斗，立下了重要的业绩。二十几年前，我初接触其生前有关资料时，每为其崇高的品格和忘我的爱国主义言行所感动。时时因念“吾生也晚”，为未能亲聆教益而悔恨。一九五八年初，由于工作机会，我有幸先后访问了他的老友高一涵、光明甫、周新民、朱蕴山四老，益增我对刘老的敬仰之情。为使其光辉不致为时间所淹没，检出旧日访问笔记，据以整理成这份资料。挂一漏万之处，必不可免，敬希前辈补充、指正。 四老评价： 高一涵老人说： “希平先生乃文弱书生，与人交，胸无城府①，劝善规过，知无不言，人皆谓其蔼然可亲。虽终身不参加任何政党，然论及政治，词严义正，敌我分明。” 光明甫老人说： “刘君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先导者之一，尤其是我省‘六二运动’中之一员健将。其人真诚纯洁，勇敢不挠，系同辈中所罕见。” 周新民老人说： “李光炯、光明甫、刘希平三校长在安徽教育界声望很高，在政治上有一致的进步的看法和做法。他们三个人是‘五四’和大革命时期安徽教育界的中心。” 朱蕴山老人说： “在‘五四’运动前，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和在安徽的刘希平、李光炯和我等都有联系。”注：①“胸无城府”：即胸怀坦荡，没有令人难以揣测的用心。 战斗简历： 公元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刘希平生。原名畹蘅，字兰香，中年自号希平。安徽六安施家桥人。 诞生前的二十四年——从一八五〇年太平军起义到一八七三年回军消灭，中国几乎极大部分划为战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规模是空前巨大的。反革命一手造成的罪恶是：无数的无辜人民遭到了屠杀，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外则帝国主义环伺；日政府藉口曲解台湾为番地，不属中国版图等等。 希平先生幼年时，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烟台等辱国丧权的条约。先生少时读书于私塾，即不屑习词章制艺。 公元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海陆军皆败，割台湾，赔兵费以求和。希平先生二十二岁仍在私垫读书。 公元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之说兴起。希平先生醉心于维新之说。时二十六岁。 公元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灭洋之举未成，八国联军入寇。欧洲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从此，孙中山先生之革命论风驰电骤，深入人心。希平先生遂弃改良说，而服膺革命论。他说：“欲革命必先开民智，而开民智又必自办学始。”遂与江朴斋等倡议创办“六安中学堂”。六安之有学校，于此开始。时年二十八岁。 公元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三十四岁。因合格师资阙如，希平先生亦深以学业未成为恨，毅然去“六安中学堂”，而于是年东渡扶桑，入东京弘文学院习师范。毕业后，回国措资，再渡日本，入明治大学习法政经济。 公元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辛亥，三十九岁。在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得法学士学位，整装归国。 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壬子，四十岁。民国肇兴，当道有知希平先生者，推其为安徽省司法筹备处长及高等检察厅长，均坚辞不就。独与光明甫、谢家声等同应安庆“江淮大学”聘，自任教授，而以校长一职让光君。从此，决心以教育为终身事业。 他痛心祖国沦为半殖民地，时在校中向学生阐述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实况。曾谓：“军事侵略其害显，人人能知之，而经济侵略其害隐，非深谋远虑者不能预见也。”但当时言者谆谆，而闻者一时难以领悟，且有以此讥笑者，希平先生益惧益愤。时而亦有以“迂儒”污之者，希平先生亦无所顾。 公元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癸丑，四十一岁。赣、苏、皖、粤、川、湘各省独立，革命者扣押省警务处长朱家珂，把东署、南署和西北两署的中下级警察，以及巡查一大队，共千人集中起来，成立安徽讨袁军第一军，同时组织安徽讨袁临时军政府。希平先生为此奔走呼号，兴奋无似。不久，事败，遂去安庆而亡命上海。当时在安徽的卢仲农、王肖山等亦常来上海，与他研究推翻军阀倪嗣冲的计划。 公元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甲寅，四十二岁。应济南友人之召，授课于山东法政专门学校。 公元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乙卯，四十三岁。韩国钧为安徽巡按使，慕希平先生名，欲请其为政务厅长，他坚辞不就，但愿以友谊助韩为政，以冀利国利民。因返安庆，时居安庆近圣街，昕夕备韩氏顾问。彼此对于政治、教育、军事、经济、道德、文章等，无所不论。韩氏礼之如老师，称其为“安徽之圣人。” 同年，袁世凯称帝，韩氏与希平先生讨论去留问题，希平先生劝其挂冠而去。希平先生亦同时只身赴上海寄居。 公元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四十四岁。 高一涵先生由日本留学归国，与希平先生在沪把晤，相谈甚欢，高老亲见希平先生虽于流离穷困之中，但终日仍手不释卷。出外乘车，亦常为节省一文钱而步行一两站始登车。然对救济流亡同志及求学青年，往往倾囊倒箧以待，一无所惜。如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秦成道，就是在希平先生的直接帮助下，由中学到唐山路矿学校，后来考取“庚款”去美国留学，得了博士学位以归。这类事例很多，不胜枚举。人人只知其如此慷慨，而不知其百日有九十日之穷困。 同年，高老去北京任《晨钟日报》编辑，希平先生知该报与研究系汤化龙有关，而汤恰是当时进步派孙洪伊的对敌，急函高老宁可在家闭门读书，亦不可与彼辈为伍，嘱高离京去沪。高遂辞去编辑事。 公元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丁已，四十五岁。 高一涵因母丧返皖小驻，时倪嗣冲主皖，杀进步人士无少惜，希平先生愤甚，力劝高不能在皖久留，免遭毒手。高后来表示：“余于彼时，在政治上未入歧途，皆君指导之力也。” 同年，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报》，约高为该报撰写社论。希平先生知章接近政学系，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进步派，遂急函劝高拒绝。 十月，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推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朱蕴山先生应鲁北平原混成旅胡翊宇和济南第一混成旅张克瑶的邀请去山东，交换反对安武军、迎接孙先生北伐的意见。此时，希平先生和卢仲农去信请朱老在适当的时候抽空回芜湖，共商在皖西建立第三甲种农校事。 十一月初，朱老离开济南，路经芜湖，和希平先生一起到安庆，会见李光炯、光明甫诸老，商定由朱蕴山回皖西六安筹建第三甲种农校。 公元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戊午，四十六岁。希平先生友人潘光祖（仰仙）任芜湖安徽省第五中学校长，聘请希平先生为教师，先生始回安徽芜湖任教。任修身课，即现今之政治课。此为希平先生第二次在本省致力于中等学校教育，亦为其在本省正式参加社会活动之始。 公元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巳未，四十七岁。“五四”运动爆发，希平先生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礼教，宣传提倡科学，提倡新文化，不仅热烈拥护，尤极力赞助，认真工作。五月七日，芜湖各校开联席会议，出席者有：刘希平、王肖山，蒋光慈、翟宗文、郑协之等教职员和学生多人，除决议游行示威并通电声援北京学生“五四”运动外，即席成立“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此时，以希平先生和朱子帆、李光炯、卢仲农、朱蕴山等为首，做了许多工作： 在经济战线上，积极发动抵制日货运动； 在政治战线上，发动罢课、罢市、示威游行； 在教育战线上，创办：商业夜校，对象是青年店员（学徒）；工读学校，对象是工人子弟、失学青年；半工半读学校；平民夜校，对象是穷人家的失学儿童；半工半读的公立职业学校，分机械、木工、纺织三科。 首倡学校“财务公开”和“校务公议”两大原则。 公元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四十八岁。是年，安徽法专和一师更换校长的斗争胜利后，安徽教育的革新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芜湖五中校长潘光祖乃倪嗣冲爪牙，该校学生早想驱之而去，此时趁势罢课反潘，公推希平先生担任校长。他继续率领师生投身各项运动之中，站到安徽社会政治改革斗争的最前列，带头冲锋陷阵，成为各项运动之中坚，是广大群众信赖的人物。 为了进一步推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希平先生和李光炯、光明甫等发动安徽各公团提请朱蕴山先生筹办《评议报》，并兼任总主笔，以评议时政，宣传革命思想。经费由各校自行筹集。 公元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辛酉，四十九岁。年初，恽代英同志应“芜湖学生联合会”之邀请，到芜湖为学生演说。希平先生与之把晤，彼此倾盖如故，相聚甚欢。 六月二日，安徽学生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改进本省教育事业，掀起“六二”运动。请愿学生遭军阀官僚马联甲、倪道烺毒打残杀，学生姜高琦、周肇基身受重伤，不治殒命。希平先生与光老诸公为伸张正义，挺身而出，欲置马、倪二贼于法律制裁之下，而马、倪二贼欲得先生等而甘心。彼此水火难容。 “六二”惨案发生后，为了加强领导，便于斗争，由五中校长刘希平、法专校长光昇（即光明甫）、一师校长李光炯等发起，组织“安徽六二惨案后援会”。 同年秋，安徽三届省议会选举，贿赂公行，激起皖人公愤，上诉至大理院，最后判决选举全部无效。但当选议员力谋召集，遂携巨款往北京贿赂。此时，省长许世英、政务厅长王淮琛，因北京当道迫使召集，王淮琛亦意为之动。希平先生闻讯由芜到安庆，与王淮琛激烈辩论，拍案力争，杯盘为碎。希平先生警告王说：“尔如不顾皖省三千万人民公意，而贪权恋位，尔可同意召集！若果良心尚在，即应坚决抵制，否则尔我私交，由今晚断绝，明日即为仇讐矣！”王淮琛与希平先生本来私交颇深，经此辩论后感愧交加，遂弃职而遁。许世英亦不得不停议召集之事。 三届议员贿选案发生时，安徽省长系聂宪藩，聂以“六二惨案”发生不久，群情愤怒未消，不敢轻易下令召集，因而被迫去职。倪道烺仍横行无忌，又以四十万元贿买国务总理靳云鹏发表靳的老师李兆珍为安徽省长。安庆学生闻讯起而罢课，并发动罢工、罢市。此时，希平先生亦相率带领学生代表到安庆支援。李兆珍无法招架，狼狈败退，匆忙离皖。继任者为许世英。 公元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癸亥，五十一岁。马联甲长皖之令下，希平先生预知大事不好，正准备与芜湖二农校长卢仲农等辞职离去，马联甲已下令通缉希平先生。 公元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甲子，五十二岁。春，往南京筹设新民高初两级中学，自任校长。四处张罗，集资开学，不足之数，则典衣鬻物以继之。其兄在山东，亦卖了衣物助其办学。 校事部署方就绪，即患重病。 八月，因积劳成疾，遂返芜治疗，病转剧痛。在病院中仍念念不忘校务，命家人扶坐，力疾作书，令长子志燮星夜赶赴南京，拜托友人主持校务。 八月十七日与世长辞。临终前犹以校事为念。并语家人日：“方寸乱矣，奈校事何！”独对家事一言未发。
朱蕴山同志早期进行的革命活动（《安徽文史资料04》第32篇）
作者：陈忠贞、吴之信整理 为推翻清廷而奔波 朱蕴山同志，一八八七年生于六安县嵩嶚岩（现嵩嶚岩公社）。青年时代便离开家乡，出外求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到处千疮百孔。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统治者的卖国，造成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青年的朱蕴山，为了振兴中华，开始参加光复会，进行反清活动。斗争中，他非常勇敢，置生死于度外。他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被带到刑场陪斩，面无惧色，大义凛然，准备为救国救民而献身。随后，他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绞杀了辛亥革命，朱蕴山义愤填膺，奋起投入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一九一六年，朱蕴山与六安同乡刘希平，霍山的沈子修，舒城的宋竹荪等密谋在安庆起义，不料事泄。安徽军阀倪嗣冲令警务处长于端阳节前一天下午，将朱蕴山等逮捕，沈子修等逃亡上海。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但民主共和的浪潮不断兴起，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下台，忧愤成疾而死。这时孙中山通电全国，要求释放政治犯，朱蕴山才获得自由。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北京政府的实权却操在段祺瑞的手里。北洋军阀内乱不断，张勋又乘机复辟。倪嗣冲利用手中的军权，对安徽人民实行血腥统治。朱蕴山为了推动反倪斗争，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初，与刘希平同赴上海活动，并写了《燃犀录》，控诉倪嗣冲祸皖的罪行，呼吁在京、津、沪的同乡会一致起来，救乡救皖。是年八月，朱蕴山转赴北京，与在京的陈独秀和寿县籍的议员常恒芳等人共商反倪之事。十月，朱蕴山又到山东，与鲁北平原混成旅胡翊宇和济南第一混成旅张克瑶交换了反对安武军、迎接孙中山北伐的意见。 为青年觉醒而办学 朱蕴山在斗争中认识到，要振兴中华，就必须提倡科学与民主，提高国民觉悟。要提高国民觉悟，必须首先从青年教育入手。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朱蕴山和刘希平从芜湖到安庆，会见法专校长光明甫（光异）等人，共商办学之事，决定由朱蕴山回六安，创办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以下简称“三农”），以此为阵地开展新文化运动。一九一八年九月，朱蕴山回到六安，并亲赴六区金家寨，请皖西教育界进步人士桂月峰共同筹建“三农”，桂月峰欣然同意。朱蕴山十分高兴，赋诗一首《喜见老友桂月峰》赠之，诗曰：“五年不见鬓先斑，忧国情怀火一团。闭户但闻勤课读，出门从不礼衙官。家贫心苦能长乐，道梗时危岂畏难。淮水皖山荆棘满，愿君长此种芝兰。”表现了他们忧国忧民，进行教育革命的决心。两人来到六安后，多方活动，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捐出五千元为开办费，借北街赓飏书院旧址为校址，于当年冬筹备就绪，次年春正式开学。为团结友邻县共同办好学校，公推时任芜湖“二农”校长的霍山籍沈子修出任“三农”校长，桂月峰任学监，朱蕴山任文牍兼修身教员，聘请进步知识分子钱杏邨（阿英）任国文教员，晏从白任数学教员，苏章之任英文教员，沈子臣任体育教员，李晴峰任事务主任兼教员。他们在治学上，废除一切封建的陈规陋习，成立学生会，参与决定学校大事，实行师生平等，校长、教员以身作则，不用雇员，外出不坐轿子，自背行李，与学生同桌共餐，一起过简朴的生活。在教学上，取消尊孔读经，侧重于新思想的传授；不学文言文，教以白话文。在课外活动上，禁止豪门子弟的不轨言行。 来自皖西和豫鄂边的“三农”学生，在新文化的学习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觉醒，涌现出一批优秀分子，其中不少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皖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据不完全的记载，三农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就有数十人之多。 为反帝反封建而呐喊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运动一爆发，朱蕴山就积极支持，迅速投入安徽响应“五四”运动的战斗。他和沈子修、桂月峰等帮助“三农”学生联合城关部分高小师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领导学生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组织了日货纠察队，到各商户检查登记，宣传买卖国货为荣，买卖日货为耻。 五四运动以后，朱蕴山以在京、沪读书的皖籍进步青年为桥梁，不断把革命书刊传到皖西。他自己在“三农”和一些最接近的学生，经常在一起阅读《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书刊。他支持钱杏邨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苏联十月革命，介绍列宁、高尔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物和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一年秋，二届省议会届期已满，理应进行三届议员选举，军阀倪道烺为把议会变成自己的御用工具，从省里拿出三百万元进行贿选，令其走狗集团——公益维持会派爪牙到全省各地，贿买选票，指定人选，公开舞弊，甚至把死了多年的人的名字也写进花名册，丑闻百出，全省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面对军阀横行，践踏民主，朱蕴山挺身而出，起程赴省，与省教育界及社会进步人士光明甫、李光炯、刘希平、沈子修、宋竹荪等共商，创办《评议报》，作为反对贿选、驱除倪、马分子的宣传工具。推选宋竹荪为经理，朱蕴山为主笔，评论安徽政弊，揭露选举丑闻。同时支持“三农”学生公开揭露贿选内幕。还利用合法手段选出代表，公开向北洋军阀政府控诉倪、马非法贿选议员的罪状。 这时，全省已有四十多个县的学生和进步人士先后上诉了贿选案件。按省议员选举法中关于“省议员的选举，一县无效就全省无效”的规定，三届省贿选早该推翻，但倪、马还是强令召开贿选出来的三届省会议。这时倪、马的亲信马仲武等人觉得自己又已得势，更加趾高气扬。学生代表想找他谈谈，他根本不理。朱蕴山等十余人，对其蛮横态度气愤不已，作为学生代表，跑到马仲武家里，彼此见面没说二话，便唾了马仲武一脸唾沫。马仲武不敢对抗，说：“吐得好，吐得好！”接着，朱蕴山等又把马拖到街上游街，打下了他的嚣张气焰。省长聂宪藩慑于人民的威力，又不敢妄行，被迫辞职。最后，各界人民终于迫使新任省长许世英宣布三届省议员选举全部无效。这一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大创举。 为国共合作而斗争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朱蕴山受到极大鼓舞，他看到了中国真正希望的所在。他认真学习和研究党中央的机关报《响导》周报，对中共的最高纲领，表示由衷地敬佩和赞同。 一九二二年八月，朱蕴山在上海晋谒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参与酝酿国民党的改组计划。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召开，着重讨论了和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与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还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决议。从此，朱蕴山同志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并在革命活动中，与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势力展开坚决斗争。 一九二六年元月，朱蕴山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二大。会议结束时，经朱蕴山等提名推荐并得到中共华南局负责人陈延年、谭平山的支持，国民党中央发表了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藩侯、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九人为国民党安微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朱蕴山随即返皖，经过一番筹备，在安庆正式成立国民党临时省党部（一说是筹备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秋，为避免军阀迫害，安徽省党部曾迁往上海旧法租界马浪路景益里，不久转移武汉，在联堡里设办事处。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旬，省党部又由武汉迁回安庆，并发出通知，决定召开全省代表会。这个时期，在朱蕴山的支持下，皖西各县国民党县党部在一九二六年初至一九二七年春相继成立。一部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县党部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势力，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起来。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朱蕴山以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投身这场伟大的革命战争，并作出自己的贡献。北伐军分三路进军，取得节节胜利。安徽军阀陈调元看到北伐军渐渐逼近，加紧镇压革命力量。这时，国民党皖省党部被迫迁到上海，朱蕴山等在上海，以皖省党部名义发电国民党政府，保常藩侯为安徽宣慰使以策动军事反正，迎接国民革命军入皖。常藩侯就职后，与省党部共同决定，派员返回安徽组织地方武装，策动各地军阀军反正。朱蕴山、沈子修也来六霍一带进行策反工作，因事泄未成。陈调元迫于形势，向北伐军投降。经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努力，一九二七年初，安徽地方武装统一组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公推中央执委柏烈武任军长，常藩候任政治部主任。六安亦成立了三十三军独立第二团，由朱蕴山之弟朱衡山任团长。北伐军所到之处，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的支援。 就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时，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开始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公开叛变革命。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安庆指使青红帮党羽及流氓，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省工会筹备处、省农会筹备处等革命机关团体，接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内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朱蕴山的好友，共产党员陈延年同志在这时英勇地牺牲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公开背叛革命的三大政策，背叛革命的行径，引起朱蕴山的无比愤慨。他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并受到反动派的通缉。不久宁汉合流，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更大规模的屠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这期间，朱蕴山曾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掩护过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他看到了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6页），受到很大的感奋。在共产党员的引导下，他毅然来到江西南昌，参加了震撼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起义的领导工作。接着，党的“八七会议”召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朱蕴山坚定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国民党只有始终不渝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又来到上海，继续进行反蒋活动，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开辟鄂、豫、皖苏区。 朱蕴山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以及建国以后，长期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在开展反蒋活动，组织和推动抗日，支援坚持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和积极开展民主活动，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以及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步文烈士在大革命前后的英勇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4》第25篇）
作者：王传厚、余兴 “是革命家，是教育家、怀如此奇才，生而无愧。为革命死，为大众死，仗这般大义，死又何妨。”这是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代理书记王步文就义前、自己朗诵的一副挽联。这用鲜血凝成的词句，是烈士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光辉誓言，是烈士的品质、志向、人生观的真实写照。 （一） 王步文同志，字伟模，化名王自平、朱华、王华。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生于安徽岳西县（原属潜山县）资福寺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当时的满清腐败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对外屈辱投降，对内加紧压榨各族人民。青少年时代的王步文同志，目睹民族的危难，人民的疾苦，对清朝反动政府非常痛恨，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一九一七年春，他徒步来到衙前镇，考入粹新小学读书。在这里他和王效亭等进步同学发起组织了“乐群会”，以团结同学，砥砺学业为宗旨，学习新思想，讨论新问题。在他的主持下，“乐群会”积极地开展了各种活动。一九一八年秋天，学校当局擅自决定增收学杂费。步文同志看到许多家庭困难的同学被迫中途辍学，他满腔激愤，带领“乐群会”的同学和代表封建势力的校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这件事，王步文也被校方诬为带头“闹事”，而开除学籍。王步文同志满怀对反动统治的愤恨心情，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来到当时的省城安庆六邑中学读书。这时正是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列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新青年》等各种革命刊物也在青年中广泛传播，王步文同志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启发他对一些新的问题探讨，更痛切地感到中国再也不能照老样子过下去了，坚定了他立志改造中国的志向。他在一篇题为《中国今日大病之安在》的作文中，明确提出：“政治不良，从而革新之，社会不良，从而改造之”，“收回民权，发扬民权，推翻军阀”的政治主张。在《试各述其志愿》一文中，又抒发了自己的伟大抱负：“和民众团结起来，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挽救危若卵石的中国”，并且坚定地表示：“予决不以一败而心冷，再败而心灰，终必达其志而后已”。表示了高昂奔放的革命热情和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奋斗到底的坚强信念。 （二） 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后，王步文同志奔走呼号，积极联络，组织安庆各校学生，以各种方式勇敢地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五月十日，安庆全市各校学生一致罢课，统一行动，各校学生三千多人，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反动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经过省长公署时，王步文和周新民、方乐舟等六位学生作为全市学生代表，向省长公署请愿，要求以安徽省名义，向北京军阀当局提出：“死保青岛，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的严正要求，迫使伪省长同意照办。由于王步文在斗争中坚定，勇敢、指挥沉着、在安庆的学生运动中，一开始就显示了他非凡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深孚众望。因而，被推选担任安庆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成为我省学生界有威望的领袖人物之一。 随着运动的发展，安庆各界组织了“抵制日货委员会”，王步文同志是“救亡十人团”的成员，他带头把自己用的日货全部烧毁，又率领各校学生日夜巡查。并在安庆黄家操场召开了有各界数万群众参加的焚毁日货大会，王步文登台演说。在激昂的口号声中，将没收来的全部日货、当场焚毁。 一九一九年六月，王步文和蔡晓舟等创办了传播新文学的《黎明周报》、《安庆学生》、《寸铁》、《洪水》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鼓吹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废除封建的等级制度，实现人身和言论自由。同年八月，又先后成立了工农夜校、工商夜校和义务小学。以王步文、蔡晓舟为首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利用这些学校为基地，向工人、店员、城市贫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教育。一九二〇年，王步文还同余大化等进步青年在安庆第一师范的学生宿舍内，办了一个秘密“图书室”，购买了许多革命的书刊，组织了一些进步的爱国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热烈的讨论。这些人都成了当时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的骨干，推动了安微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 （三） 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蔡晓舟主持下，王步文、许继慎等团结了一批愿为共产主义献身的青年，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在安庆菱湖公园茶社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议。一九二二年，王步文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组织的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从此，他一面读书，一面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事青年运动的领导工作。一九二一年六月，他曾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安微青年学生和部分进步教师参加的、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的安庆“六・二”学生运动，斗争取得了胜利。学联为了纪念在“六・二”惨案中牺牲的姜高琦、周肇基两位烈士，在安庆菱湖公园内建立了“血衣亭”，王步文同志在这个亭子里愤笔疾书“醒皖第一声”的横匾，以表达对死者的缅怀和崇敬。接着，王步文同志又领导了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驱逐反动省长李兆珍，反对盐斤加价等一系列的斗争，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显示了群众的强大力量，沉重打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气焰，增强了人民争取胜利的信心。 一九二二年三月，芜湖上千名黄包车工人为反对反动的警察当局增加牌照税和车行老板提高车租，举行了全行业的罢工，这月的二十一日，王步文同志以省学联代表的身份，赶到芜湖和薛卓汉等同志一起领导了这场斗争。并组织芜湖各校进步学生参加黄包车工人的游行示威。他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高呼“劳工神圣”的口号。最后，迫使警察当局减少了牌照税，取消了车行加租。在安徽工人和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发生后，王步文同志怒火填膺，他在安庆联合各界，组织了“二・七”惨案后援会，积极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正义斗争。 同年十月，曹混贿选当了“总统”。王步文同志和安庆学联其他负责人，动员各界人士数千人，高举“反曹锟贿选”的大旗，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率领学生捣毁了吹捧曹锟的《社刊》报社，和“猪仔”议员何雯、张伯衍的住宅，有力地打击了军阀的反动统治，因而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王步文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脱险，前往上海。 一九二四年王步文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他在这里结识了当时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同志，并和恽代英、刘华等同志一道从事职工运动。同时恢复《黎明周报》。为了筹集办“周报”需要的资金，他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一件较好的制服，并把结婚的金戒子也奉献了出来。他们经常深入到闸北、小沙渡、杨树浦等地工人职工中进行调查研究，对工人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用典型事例向工人剖析造成贫困的原因，引导他们组织起来，为本阶级所肩负的使命而斗争。 一九二四年冬，王步文同志从上海回到安庆，同蔡晓舟同志一起恢复了安徽省学生会和皖江专科学校，组织中国青年救国会，并主持编写救国会章程草案。王步文等同志这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安徽反动当局的恐慌，他们企图以屠杀和封官的软硬兼施的办法威胁和拉拢王步文同志，受到王步文同志的严厉斥责，阴谋未逞。 一九二五年六月底，党为加强海外革命工作的领导，派王步文同志赴日本留学，任中共海外总支常委，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日总支政治部常委，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对海外青年和华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使许多进步青年和爱国华侨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当时在日本的以王先强、汤志先等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知东京党部选派一名代表回国参加。围绕代表选举问题，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王步文同志被选为代表。一九二六年冬，蒋介石加紧叛变革命的阴谋活动，派反共老手戴季陶为特使到日本，企图以出卖中国主权为条件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粉碎这一阴谋，王步文同志经过周密的研究，团结一切进步力量，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蒋、戴这一叛卖阴谋始终没有得逞。 （四） 一九二七年二月，王步文同志奉调回国，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先在上海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并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组织部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经常深入学校、工厂、里弄去作报告，启发群众的觉悟。尔后王步文同志任上海总工会青年部长，负责秘密训练全国各地派来的工会和青年干部。同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施行了惨无人道的野蛮杀戮，党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同年四月十八日他被迫离开上海，前往武汉。轮船在长江里缓缓地逆流而上，王步文同志站在甲板上，面对月朗星疏和浩渺的江水，他不禁赋诗一首：“明月江中照，清风海上吹，多少兴亡事，都在水中推。”抒发了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和革命到底的坚强意志。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在武汉成立，王步文同志任省临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八月安徽省临委由汉口迁至芜湖，直接领导安徽人民的革命斗争。王步文同志根据中央指示，也回到芜湖参加省临委的领导工作。当时省临委的主要任务是：恢复被破坏的安徽党组织，进行宣传组织，发动武装暴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同年九月王步文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回到安庆，在安庆成立了怀宁中心县委，联系桐城、庐江、潜山各地党的工作，王步文同志兼任中心县委书记。尔后在汤池畈又召开了潜山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使这一地区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烈火又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这年十一月，他回到家乡岳西衙前，深入到群众中去，以通俗的语言、深刻的道理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向党员传达上级指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并发动和组织了“一・二八暴动”。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也从中吸取了教训，丰富了斗争经验。 一九二八年，王步文同志除负责主编党报《血花》和编写《社会运动辞典》外，还用大部分时间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和进行农运工作。这期间，安徽省临委书记尹宽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排斥异己，大搞宗派主义，他甚至诬蔑王步文同志是“潜山代表”，“深山政策”，“右倾机会主义者”，并利用手中把持的权力，曾一度把王步文同志开除出省临委，还向中央写信，要把王步文同志调离安徽。王步文同志坚持对尹宽进行了斗争。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精神，把革命斗争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在怀宁、潜山、桐城、庐江一带农村，亲自领导了打土豪、杀劣绅、减租减息、平均地权的斗争。农民协会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组织起来了。 一九二九年，王步文同志任党中央巡视员，只身到桐城、庐江等地巡视工作，贯彻了党的“六大”会议精神，使这一地区出现了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到九月，在桐城县委领导下成立了两个区委，九个特支，十一个支部，党员发展到一百六十二人。 一九二九年七月下旬，王步文同志以党中央巡视员的身分到六安，出席并指导了六安县（包括霍山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研究了组织农民暴动问题，决定成立六霍暴动总指挥部，舒传贤同志任总指挥。同年十一月，先后举行了“独山起义”、“西镇起义”，点燃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星星之火，建立了皖西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九月，王步文同志被党组织调到上海党中央高干训练班工作，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在这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中，他还抓紧时间整理出版了《社会运动辞典》一书。一九三〇年七月党中央派王步文同志到江西工作，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沿途警戒森严，几经辗转，未能进入苏区，而返回上海。 一九三〇年九月、中央派王步文同志到芜湖视察工作，同年十一月他在芜湖召开各中心县委扩大会，传达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了安徽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部署了新的战斗任务。会后、尽管当时环境劣，气候寒冷，王少文同志又患病在身，仍然坚持到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表现了他一贯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五）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中共安徽省委正式成立（巡抚注：中共安徽省委于芜湖成立，系首次设立），王步文同志被任命为省委代理书记兼宣传委员。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由于叛徒何冰心、张照明的告密、王少文同志在芜湖柳春园主持省委会议时不幸被捕。十九日押往安庆饮马塘监狱。王步文同志被捕后，敌人成立了以伪省主席陈调元为头子的特别法庭，千方百计地想从王步文同志口里得到我党机密。先是封官许愿，企图收买，王步文同志巍然不动。继而要叛徒高翔来“劝降”，遭到王步文同志严词拒绝。后来敌人玩了一个花招，要高翔化名探监，王步文同志一见之下，怒火中烧，连声大骂“无肚叛徒，你还有脸来见我”，当即狠狠给他一记耳光。敌人诡计失败后，便恼羞成怒，施用了电刑，上老虎凳，用煤油灌鼻孔，香烧、铁烙等惨不忍睹的种种酷刑。王步文同志始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革命气节，抱定一息尚存，战斗不止的大无畏精神。他抓住一切机会揭露敌人，安慰和勉励难友，他说：“我们目前的不自由，正是为了给广大人民争取自由。现在的苦，是为了将来的甜……正义，真理，胜利是属于人民的！”这象钢铁一样的铮铮话语，坚定了狱中同志和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决心。凶残成性的敌人，黔驴技穷，就对王步文同志下毒手了。在临刑前一小时，王步文同志给他的战友、爱人方启坤同志亲笔写了一封信：“我为革命而死了，你不要悲哀，不要难过，应抚养爱生，以继予志。”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宽阔胸怀，高尚的情操，对革命后代的殷切希望，和对革命的必胜的信念。 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八时。安庆上空乌云滚滚，王步文同志昂首阔步，走出了牢门，被押赴北门刑场，狱中难友一齐拥向铁栅，目送着步文同志，不少同志放声大哭。王步文同志正气凛然，视死如归，慷慨激昂地向难友们说：“同志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敌人无可奈何，判了我死刑，让我的鲜血去浇灌自由之花吧！”说完拖着沉重的镣铐，迈着从容的步伐，告别了自己的亲人和战友。在通往刑场的路上，王步文同志毫无惧色，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敌人罪恶的枪声响了，王步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时年三十三岁。王步文同志英勇牺牲了，他的光辉名字和英雄事迹，将永远载入革命史册。（根据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步文烈士的爱人方启坤同志的口述以及有关史料整理）
恽代英在宣城四师（《安徽文史资料02》第14篇）
恽代英在宣城四师作者：汪菊农 我在芜湖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读书时，适值“五四”运动前后。那时恽代英同志在宣城安徽省立第四师范担任教员。他是江苏省常熟县人，曾毕业于武汉中华×××大学。毕业后，从事革命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初期一位优秀的党员。“五四”运动前后，他在安徽宣城四师担任教员，对核校学生以及宣城附近诸县的青年宣传革命道理，说明当时反动政府腐败无能，外强侵略，国势凌夷，挽救中国，非彻底革命不可。把共产主义学说，随时灌输于青年脑海中。可以说，宣城学生早期革命思想的传播与恽代英同志是分不开的。兹将他的事迹，据我亲自所知，点点滴滴，写在下面，这也可聊抒与恽代英烈士生前相识的我，对于先烈的怀念之情。 1.恽代英在宣城师范担任的课程，主要是国文，同时也担任其他课程。当时我有一位歙县同乡，名叫巴叔海，担任图画教员，与恽代英感情甚厚。关于恽代英的日常生活，有些是巴叔海告诉我的，有些是我亲自目睹的。譬如说：他衣著的朴素，演说的流利，他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对革命理论的通达、文字的秀丽，尤其对当时国家主义派曾琦深刻尖锐的反击，使我无限钦佩，印象极其深刻。 2.恽代英授课之后，就在房中写作，主要是为《中国青年》写稿，由于过于专心，经常忘记上饭厅的时刻，等他到饭厅时，食物已空空如洗，所以经常饿肚。巴叔海每见此情，十分痛心，后来想出办法，与他约定：每次餐前经过他的房门口，以筷敲打饭碗为号，表示开饭时间将到。要他即时搁笔，停止写作。 恽代英有一册白纸自订的日记本，悬挂在房中的墙上，每遇某教员教课不力，含糊其辞；或者教员本身学问不够，滥竽充数，贻误青年等等，他都把事实写在日记本上，以后相机进行批评。就是校长章伯钧，做事有不妥的地方，或是对学生有无理的指责，他也要在日记本上写出批评的意见。因此，引起多人的怨恨！巴叔海为人老实，担任的是图画课。很少谈与政治有关的话。所以，恽代英对他没有什么不满之处，私交融洽。 3.恽代英衣著十分朴素，行李仅有一条棉被，半垫半盖，以度严冬。衣服更换，都亲自洗涤，从不假手他人。他在宣师的月薪很丰，当时大约在百元以上。他有丰富的学识，讲课时娓娓动听，全校同学没有一个不欢迎，确是一个优秀的教员，故有此高薪。校长章伯钧对他虽心有芥蒂，但亦不愿辞退他。后来，还是恽代英辞别了章伯钧。 4.某年寒假将届，恽代英与少数同学约定，往游黄山名胜，此事仅巴叔海略有所闻，其他人都不知消息。寒假开始，恽代英带领九个学生去黄山。假后半月，学生家长不见子弟归来，心中悬念焦急，赶赴校中向校长要人，弄得章伯钧无办法，只得向巴叔海处打听。巴说，事前略有所闻，但不知真假。恽先生与我约定，某月某日在芜湖相见。我届时若会见恽先生，再以函告诉你（指章伯钧）。后来，恽代英如期到达芜湖与巴叔海会见，巴即将学生家长向章伯钧要人之事相告，并问黄山胜景如何？带领多少学生？所花旅费若干？恽代英回答：“黄山景致很好，惜在冬日，天都峰无法攀登。学生九人，连我在内，共花去了十一、二元之多。”巴又问恽代英，途中是否住旅店？吃些什么？恽代英回言：“途中宿路亭，黄山宿和尚寺。吃的是油条、干饼。为了节约，不可能吃饭，所以花费不到十二元。”查由宣城至黄山，须经过泾县、太平两县，途程数百里，可谓艰苦了！ 5.恽代英离开宣师到芜湖，随即应赭山第五中学校长刘希平之约，由巴叔海陪同前去讲演，深得学生敬佩。欢迎的掌声，经久不绝！他那时下榻旅邸，还未及洗脚，是穿了草鞋到第五中学的。第二天，第二女子师范校长阮仲勉约请演讲。巴对恽代英说：“明日是女子学校，不能再穿草鞋了。”恽唯唯以对。 6.恽代英既辞去宣城师范来到芜湖，于是第五中学、第二女子师范、第二农业学校诸校长：刘希平、阮仲勉、卢仲农三人，共同聘请恽先生在芜湖三校授课，不必前往上海。但是恽代英当时提出三个条件： （一）月薪不能少于宣城师范； （二）要继续连聘三年； （三）三年薪资要一次领取。 刘、阮、卢三人答复：“对于第一条件不但完全接受，而且月薪可比宣师为多。对于第二条件，乐意接受。”惟第三条件，以当时安徽教育经费困难，校长私人又无能力垫出。婉言回说：“先生节约朴素，久已闻名，为何一次需此巨款？”恽代英说：“我要在某某地方，创办一所中学，故有此要求。”结果，芜湖三校校长无法答应。恽代英就前往上海。一九二五年秋，我赴苏联，在上海办理出国手续时，在上海大学尚能与恽代英同志晤及一面。那时恽先生在上海大学担任教授。 当年我有一首诗，记我与恽代英同志的会见： 早闻执教在宣城， 相识虽新有故情①。 旅邸深谈革命事， 日英帝国是元凶。 学生爱国有何罪？ 枪林弹雨血淋淋②。 今日萍逢承教益， 乾坤扭转放光明。 ①指我与恽代英未见面之前，早已读过《中国青年》。 ②指安庆“六二”惨案，枪杀姜高琦事。
恽代英同志在安徽（《安徽文史资料02》第13篇）
恽代英同志在安徽作者：伊里・穆考夫 一、到了“宁国府”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恽代英同志通过安徽在武汉读书学生的介绍，由武昌来到被人称为“宁国府”①的宣城，担任宣城第四师范教务主任。 当朋友最初向代英同志提出这一邀请时，他诙谐地说“好，我倒要去看看那里是否是‘除了石狮子之外，什么都是脏的。”他料理好“利群书社”的业务和简单的行装，从汉口乘轮船到芜湖，然后足穿草鞋，肩负行囊，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到了目的地。看门的老头儿看他满脚泥泞、风尘仆仆的样子，哪容他随便进入这“最高学府”。后来通报了校长，才知道这就是闻名武汉的恽代英——渴望已久的新教导主任。 “代英同志来了”的消息传遍全校，全校师生员工争相迎迓。 代英同志歇了片刻，便在师生的央求下，作了第一次谈话。他讲到“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大开展的实况，并痛陈死啃书本严重脱离政治的危害和今后治学之道，最初听讲的人较少，后来，人越集越多，连校外的群众也赶来听讲了。他也越讲越起劲，以至延续了三个小时之久。①“宁国府”，清朝府治，设在宣城，此后人们相沿称宣城为“宁国府”。 二、教育上的大革命 代英同志除了兼授教育学、哲学两门课程之外，主要精力放在四师的教学改革上。 首先，他勇敢地揭露和批判旧的教育制度。通过革命实践，他深知军阀卵翼下的一些不学无术之徒把持了教育大权。这些人身居高位，养尊处优，利用他们手下掌握的走卒当校长，彼此勾结，狼狈为奸，把学校当作钳制师生思想和图谋自己升官发财的场所，把学生、教师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阶梯。他们培养的不是“人才”，而是可供驱使的“奴才”。对于当时这种恶劣的现象，代英同志在广大师生面前不止一次地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代英同志平时很注意培养学生对旧社会的反抗精神，并且积极提倡“择师”。 他常说：“教育家应该注意使学生只知服从理想，不知服从权力；不但不服从权力，对于不正当的权力，应该反抗……”。对于那些只强调“学校威信”、“教师尊严”，口头上高唱“德莫克拉西”（民主），事实上实行“迪克推多”（独裁），动辄用“恫吓”、“制裁”的手段对待所谓“不服约束的学生”的人，痛加斥责。 他常说：“我们的国民性受两千年君主专制的摧抑，萎靡极了！”因而养成了青年学生“自暴自弃、依赖他人的弊病”，而“教职员先生亦以受学生依赖为荣耀”。做学生的“既自觉是比教师低一等的人”，而做教师的，“便自觉是比学生高一等的人”。为了扭转这种“习以为常”的通病，他十分注意“人格教育”，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说明问题，影响学生。 在旧社会，由“宗派”和“派系”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排挤、拉拢和利用的恶劣现象是极为普遍的。为了打破这种腐朽没落的旧关系，建立新型的同志式的关系，他经常教育青年学生端正对“感情的结合”和“同志间的结合”的认识。 他在改革教材、教法、充实图书仪器设备、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帮助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建立“班会制度”，指导学生订立班级自治公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新的学风。 当时，代英同志在“四师”有计划地抓了三项落实。 一是组织落实：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深刻理解怎样做一个有为的青年，怎样接受新思想，获得真知识，他把全校三百多个师范生组成了二十四个课外组，并且把积极要求上进的学生进一步组织起来，分别成立了“我社”、“觉社”、“爱智社”、“新群社”、“互助社”等等。 二是学习落实： 他大力提倡“研究实验精神”，要求认真钻研科学文化，反对“混分数、装场面，学些好听的名词”。指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当时的各种进步书刊。学生们有时遇到疑难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分别给予解答，还定期作些专题讲述，有系统地辅导青年学生学习。至今，上海市图书馆还收藏一本代英同志早期关于《资本论》的专题讲稿。 当时不少青年看不清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自己的奋斗目标，错误地认为读书是为了自己穿衣吃饭，“若能晋升，便是大福”；有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整天梦想通过个人奋斗的道路，达到成名成家的目的；大多数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代英同志到了四师之后，用革命真理武装了青年学生的思想，让许多青年人真实地感到了人民的苦难和自身的密切关系，从黑暗里看到了曙光。从此，许多革命青年相继涌现了出来。如：李求实、吴华梓、李延瑞、刘茂祥、梅大栋等同志，都是比较突出的代表。 三是课外活动落实： 他要求青年学生写日记。写包括日常工作、学习、感想、生活、读书心得等各个方面的且记，让青年学生都能忠诚老实地时刻检查自己，坦率地表示个人对当时时政问题的看法。对上述各社社员的要求更严些，组织的活动更多些。各社还经常在他的直接辅导下，举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大会或小会。有时候推定专人轮流作读书心得或时政问题的报告，有时进行科学技术疑难问题的答辩或英语欣赏会，有时彼此交换阅读日记，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生活、思想交流会。 他不仅抓紧一切正课的学习时间，就连星期天和节日也都有计划地利用起来。他常说：“时间就象脱缰的野马，稍纵即逝。”星期天是例假，应该休息一天，可是他坚持做到每星期日上午九时，在校内理化特别教室举行各社社员联合大会。每次大会，他总是出席讲话，社员们也照例推定专人作有关问题的报告。从他到宣城四师时起，直到他在一九二一年暑期前夕离开宣城时止，这种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 他对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是看得很重的。他就：“我是青年中的一员（当时代英同志二十六岁，有些师范生比他还要大些），喊我‘老师’，无疑地会拉长我们之间的距离”。他最喜欢学生直接喊他的名字一一“恽代英”或“代英”。学生当着他的面这样喊他，在他背后谈到他的时候，也是如此，无所顾忌。这样，不仅校内愿意接近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就连附近或远乡农村的青年也经常络绎不绝地来到四师向他请教，和他攀谈。他的房间里经常出现一种热腾腾的气氛，彼此争辩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代英同志讲起话来，象江河之水，几乎永远也没个尽头，而且那么诙谐、亲切、中肯和富有鼓动性。 代英同志每天工作达十八个小时以上。虽然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身体很瘦弱，眼睛也高度近视，但他从不考虑这些。他一有空就写文章，速度也很惊人，曾经一天写过一万五千字。发表在《少年中国》上的《我的宗教观》等等，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演讲也是他的经常工作之一。当时宣城四乡的农民常常闻讯赶来听他演说。代英同志或谈笑风生，或涕泪呜咽，或振臂高呼，或捶胸顿足，一讲总是好几个小时。他不疲倦，听众更是兴奋。 三、到芜湖和安庆演说 一九二一年年初寒假，“芜湖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到宣城四师，请代英同志到芜湖给学生作一次演说。他马上答应了。 他约定到芜湖的那天，芜湖学生会派了代表到芜大路口去欢迎他。当时，代表们一直在盯着每一个坐轿或乘人力车的行人，可是已经黄昏了，还没有见到代英同志的影儿。代表们回校，才知道恽代英同志已经“身背小包，脚穿草鞋”来到了学校。 他离开芜湖前夕，“和含学会”的《会刊》创刊，特地请他写了一篇《序言》①。这个“和含学会”和《和含学会会刊》是当时安徽和县、含山两县在芜湖读书的进步青年学生的组织和刊物。针对这种情况，代英同志在《序言》中写道： “和含学会是为乡土运动而团结起来的组织，也是为了讲学做事而结合起来的组织。” 他恳切希望这个组织要“少做场面的事，多做骨子里的事；少做扎空架子的事，多做切实的事；少做与人捣蛋的事，多做改造自己、改造团体的事”。 他写道：“人只怕不好，人好只怕团结不起来，团结起来只怕中途变坏了……不然，为什么愁不能改造乡土，乃至改造中国呢！……” 接着，又应“安庆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到安庆同青年学生团聚了几天，不久就回到了宣城。 这次他到芜湖和安庆两地活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认识了不少朋友，结交了不少同志，并且和一些积极向上的革命青年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经常和他们交换关于“改造教育与改造中国”问题的看法。 一九二一年夏天，代英同志回到武汉以后，复《芜湖学社》主要成员沈泽民、高语罕②两人一封信。信中明白表示赞成沈、高当时的看法：“教育问题，正和一切问题一样，非把全社会问题改造好了，是不会得到解决的”。代英同志说：“我对于现在的教育，真有说不出的牢骚”。 代英同志当时决定在这年（一九二一年）下半年采取两个步骤：一是“若可成功，与同志办自己的学校去”；二是“无自己学校办，找个乡里与新旧同志组织自修会去”，“盼望在那里为人类多做一点事”③。 后来，代英同志果真在湖北黄冈林育南同志的家乡，办起了一所“育群小学”，作为接纳新旧同志、宣传马列主义的根据地。在这里办学的情况不属于本文范围，就不赘述了。①《序言》原件今藏南京博物院。②沈泽民、高语罕都是当时芜湖的进步教师，是“芜湖学社”的主要成员，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高语罕成了托派。③以上均引自“芜湖学社”主办的《芜湖》（半月刊，1921年）。 四、上黄山“造反” 代英同志在宣城四师大抓“教育革命”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社会活动。 他曾经说过： “为救济闭塞穷苦的农村的父老子弟，为要谋与占中国人口最大部分的农民相接近，联络其感情，辅进其知识，使他们在必要的时候，能与我们一致地进行破坏与建设的事业，以完成革命的工作，我们应当利用休假日期，作普遍全国的大规模的乡村运动”。① 当一九二一年春假开始的时候，他带领四师的一些进步青年上了黄山，历时十天。他们访问了黄山上下的一部分村庄。每到一处，他们都深入到贫苦的农民家里，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通过深入农村，向农民作认真的调查，大家深深了解到，旧中国广大读不起书的农民群众是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这些人一向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文化上受奴役。通过这次访问，青年们和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接近了，开始为农民群众没有文化知识，感到师范生的责任重大，因而也激发了青年学生积极向上并认真学习的热情。 这次活动的本身，全然是无可非议的。 可是，偏偏就在代英同志领着学生向黄山进发之后，一些流言蜚语，纷纷从阴沟里冒了出来。地方上的封建把头和土豪劣绅以及一群蜷伏已久的爬虫编造了一串又一串令人惊异的谎言，说什么“恽代英带学生逃往黄山造反去了！”“做过激党去了！”他们一面向反动政府告密，一面又撺掇随代英同志同去的学生的学长向学校要人。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便可一举搞掉代英同志。然而谣言经不起事实的反驳，没过多天，代英同志带着学生愉快地回校了。①恽代英：《预备暑假的乡村运动一一一“到民间去”》 五、纪念“五四”和“五九” 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是“五四”运动两周年，代英同志发起和主持了在宣城积谷仓举行的纪念大会。 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历时两个多小时。他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军阀的横行霸道、土豪劣绅的鱼肉乡民等等现实，都作了尽情的揭露。他说，怕就不说，说就不怕。他在讲话快结束的时候，郑重地警告地方上的一切坏蛋。他说，一个人过了四十岁如果再不肯上进，就变成了腐朽无用的废物了。一旦变成腐朽无用的废物，那与畜牲有什么区别呢！这些话象一把利剑戳到那些坏蛋的心坎上，使他们象受伤的野兽那样发出咆哮。 代英同志从来不在任何恶势力面前退缩一步。不管险恶的风暴来得如何凶猛，他只知道“战斗！”“战斗！”“继续战斗！”在五月四日后的五天，仍由他主持了“五九”六周年纪念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廿一条的国耻纪念日。 会上，首先发言的是两位朝鲜青年。他们分别痛述朝鲜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后的种种悲惨情景。接着，代英同志阐述了中朝两国人民团结自救之道。他在会上一再号召青年要立即振作起来，行动起来，干预政治，以求自卫。否则，中国人民将如朝鲜人民一样，成为受人宰割的亡国奴，我们的国家只能被推向灭亡的深渊。代英同志讲得义愤填膺，与会者也无不声泪俱下。然而，那些地头蛇——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却把代英同志看作眼中钉。他们看到革命青年力量又一次地大集结，更加恨之入骨。 从此，那些万恶透顶的家伙不再光是背地里叽里咕噜地放阴风，而是磨刀霍霍。公开迫害代英同志的罪恶行动开始了！ “五四”那年被先后撵下台的官僚校长杭克俨和谢斗生两个“百足之虫”，这时也以为有机可乘，公开地跳将出来，大打出手。特别是杭克俨，是安徽督办张文生的亲姑老表，而张文生又是大军阀张勋的亲侄子，自觉后台硬，攻击代英同志更为恶毒。他们扬言将“放火烧掉四师和撤换校长”，以此进行威胁。并迫使一些学生不到校上课。反动军警也日夜巡逻，耍尽了各种卑鄙手段，终于在一九二一年暑期前夕逼走了代英同志。 代英同志一回到武汉，便同他的战友肖楚女商量如何继续占领宣城四师这块阵地问题。就这样，肖楚女同志于同年九月，为了接替代英同志的重担，毅然以“国文教员”的身分来到四师。这时，四师校内的斗争也转趋剧烈。学生自治会名义上还继续存在，但内部经常争吵不休，有时发展到械斗的地步。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于或愿意出面过问，只有肖楚女同志经常从中解围，然而最后也同样被扣上“造反”、“鼓动学潮”、“收买人心”的大帽子，只干了一年光景就被反动当局革职而去。那位从远道聘请代英同志和肖楚女同志的校长，不久也因此挂冠。尽管如此，但是这两位伟大的先驱者却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培育了象李求实、吴华梓等几株幼苗，使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六、第二次向皖南“进军”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了。帝国主义者接二连三地制造了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福州惨案”①和“青岛惨案”②，终于激起了一场广泛宣传革命的政治运动。这时，党组织派了大批得力干部分赴全国各地领导这场运动。代英同志这时接受党的指派，首先在上海以《孙中山逝世与中国》以及《孙中山先生死后》为题，公开发表演说，并在三月十九日和四月四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上述两篇讲稿。他强调孙中山先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积极作用，号召国民党的民主派继续坚持“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进行最顽强的战斗，直到最后胜利。 不久，代英同志应安徽芜湖等地（这次也接受了南京、丹阳的邀请）群众团体的邀请，并接受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托，以“上海国民党总部代表”这一公开合法的身分，参加了芜湖等地的“追悼中山先生大会”。 这年四月二十二日，代英同志到了芜湖，住在芜湖交通旅馆里。四月二十三日，大会在芜湖“湖南会馆”举行，代英同志作了长时间的慷慨激昂、哀婉动人的演说。③当天下午，他又给芜湖第二农校、甲种商业学校学生作了一次演说。④代英同志告诉学生： “我们宣传不同基督教一样，基督教传教为‘上帝’，我们‘传教’为国家……” “你们学蚕的，学农的，学工的，学商的，毕业出来只可以教书，同师范生争饭碗子……此外，能有什么事情可做呢！……中国的社会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人才。” “社会上没有饭吃，只有‘抢’，‘老先生’必定说：‘你们是过激党。’现在逼得人家走这条路。‘抢’，不见得能‘抢’得到……，教育经费统统被军饷占去了。 “兵太多，常常打仗，还有匪患……” “最近段祺瑞政府承认什么‘金佛郎案’，金佛郎纸换金，中国每年要折七万块钱……这样，都加在我们老百姓身上。” 他接着又谈到了“洋货倾销问题”。 他说：“我们的鸡蛋三四个铜子一个，外国鸡蛋两毛钱一个，外国人想了一个毒辣办法，加我们一毛钱税；中国茶叶，外国人很爱，但他们在锡兰设了一个关卡，加重税，茶叶不能去了；外国商品值百抽五，中国商品值百抽七十五，限制了中国货的出口，而洋货却遍地皆是。” “侵略者吸尽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总税务司安格联就是‘中国皇帝’，北京段祺瑞政府巴结他，大权都直接掌握在他的手里……，他手上的钱，尽是中国人民的血……。” 最后，他号召青年学生起来革命，革外国侵略者的命，革军阀专制政府的命！要进行坚决的斗争，把一切不平等的条约都废除掉。 代英同志清楚地看到新时代即将光临的先兆。他在党的领导下，不倦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努力抓紧一切有利时机，扩大革命影响，把成千成万的新鲜血液吸收到党的组织中来，并且使统一战线工作紧紧地跟上工人运动的发展。所以他每到一处或每作一次演说，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国内外的阶级斗争现实解释给群众听，号召有血性的中国人民起来进进行坚决的斗争。 代英同志在安徽的革命活动，只是他千万桩革命实践中的一个片断。这些活动，应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我认为当我们考虑写中国共产党安徽地区党史的时候，应该把这些革命史实当作重要的组成部分。①“福州惨案”，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福州学生数千人为反对美国对中国的教育侵略，向福建省公署请愿。美国却指使福建军阀政府屠杀学生，结果七人死亡，数十人身受重伤。②“青岛惨案”，是日本一手制造的。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日本资本家用野蛮手段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组织工会，激起了工人大罢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取得了胜利。但日本纱厂不履行条件，反而勾结军阀拘禁工会人员，激起了“五・二五”的第二次工人大罢工，工人惨遭屠杀。③事见安徽《芜湖工商日报》。④演说记录稿今藏安徽博物馆。 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外，均摘自作者五十年代访问陈介孚、方伯殊、赵懋常几位老前辈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