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工人三次罢工斗争纪实（《安徽文史资料04》第13篇）
作者：芜湖市政协 糟酱工人大罢工 二十年代的旧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芜湖的糟酱工人无时不在死亡线上挣扎。资本家为了赚钱，每到“淡季”就借口生意不好大量解雇工人。在资本家的残酷压榨下，工人们被迫向资本家借高利贷或流落街头，沦为乞丐。生活困苦，不堪忍受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到达芜湖后，市县迅速组织力量到糟酱业工人中宣传党的方针，启发工人们要敢于同资本家斗争，教育工人之间要团结，象兄弟般的相互帮助。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年底即建立了糟酱业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徐铸新，委员有崔子先等。 党组织成立了，工人们有了主心骨，大家更齐心，更团结了，逐渐形成了一股战斗的力量，到一九二七年取得了糟酱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 这年七月里的一天，芜湖糟酱业的老板们召开了一个“店工酒会”，借口生意不好，要把一百零五名进步工人开除掉。党组织得到这个消息，首先召集党员开会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资本家欺人太甚，我们不能软弱，要与他们斗一斗，不获胜利，决不甘休。接着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长街青年会召开了一个全体糟酱业工人大会，会上作出了四项决定：（一）坚决反对资方无理开除一百零五名工人；（二）要求增加工资；（三）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四）组织一个“防失业后援会”以资助被开除工人的生活。会上工人们情绪激昂，斗志旺盛，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第二天早饭后，全体糟酱工人在徐铸新、崔子先等人的带领下，包围了糟酱业同业公会。工人们高喊“劳工神圣！”“坚决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反对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等口号。吓得资本家紧闭大门，既不让工人代表进屋交涉，又不敢出面答话，躲在里面一筹莫展。工人们更加激怒，纷纷用石块、木棒砸门。资本家更加害怕，生怕遭到工人们的痛打；另一方面还不甘心失败，妄图拒绝工人们的合理要求，于是一个个如丧家之犬，狼狈地越墙逃跑了。工人们砸开门窗拥进公会时，资本家连影子也不见了。这时徐铸新和崔子先等同志又开了一个短会。接着宣布：今天工人们先回去，明天大家都不要上班给资本家做事，实行全业大罢工。工人们热烈鼓掌表示坚决拥护，高兴极了。 次日全市糟酱业工人没有一个人上班工作，每个工厂和作坊都静悄悄的。这样一来，急坏了老板，忙坏了工头，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一反平时气势汹汹的常态，到处找工人上班，却到处碰壁，连一个人也找不到；于是他们又玩弄起新的花招，到工人家甜言蜜语，用拉拢欺骗的方法，企图分化工人队伍，破坏罢工。由于工人们受到党的教育，懂得了团结的重要，识破了资本家的阴谋，谁也不信工头们的花言巧语，继续罢工。 资本家一个一个的花招都失败了，工人们齐心协力就是不复工。罢工狠狠地打击了资本家的气焰，使他们受到经济上的损失，最后只好乖乖地向工人们让步，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经交涉形成了以下七条协议：1.每月工资六至八元的工人，月薪增加三元，每月工资八元以上的再加二元；2.水作工的工资除一般增薪外再另加二元；3.后场三坊大师傅每人每月加薪三元，下手工人每月增加二元；4.初学艺进店的徒工每月津贴大洋五角，次年一元，第三年三元；5.各职工常年工作应按十二个月算，每月工资均要照发；6.增加工资的日期自十五日起计算；7.恢复一百零五名被解雇工人的工作。罢工取得了成功，工人们扬眉吐气，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一方面锻炼了工人阶级，使他们更团结，更坚定；另一方面也锻炼了我们的党，为今后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火柴厂工人大罢工 一九二〇年七月，徐士同等土豪劣绅创办了芜湖火柴厂。二百多名劳工怀着养家活口的心情涌进了该厂。然而工人们的美好愿望被残酷的现实所淹没，他们工资微薄，捐税繁杂，物价飞涨，资方高压，工头横行，到处是“茫茫的黑夜”。 一九二七年春，共产党员王绍虞受党的派遣来到芜湖。他首先和该厂工人宋筱垣交上了朋友，以后又广泛接触工人，广交朋友，在工人中宣传十月革命，大讲苏联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情况，说明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的道理。继而组织了工会。 该厂工会选出了七个委员，宋筱垣被推选为主席，王绍虞聘为秘书。工会成立后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先与资本家开展说理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即大车间工人的工资应该增加一倍，装盒车间工人的工资应增加六成。由三个工会委员，十二个工人代表组成了一个谈判组，并决定宋筱垣领头。 第二天，谈判组来到经理室，向经理徐士同提出上述要求，工人们在外面助威，并严词要求徐即速转告老板和董事们，在三天内给予答复。然而资本家却有意拖延，三天后借口要开董事会决定。为了有理、有利、有节地与资本家斗争，代表们表示，再等三天，若不答应，我们就不客气了。 但是这班吸血鬼，却诡计多端，他们商量定下了坏主意，用软拖和硬吓的两手来欺骗工人，派出探子在工人中活动，分化破坏工人们内部的团结，声言要抓为首分子来“杀鸡吓猴”。 由于工人斗争经验不足，被资本家一拖、二骗、三吓，搞了三个月未解决问题。到了九月份，有一天晚上，王绍虞和宋筱垣两人召集工人到二农开会，请李克农、甘天沐等党的干部作报告。他们着重讲了国际、国内形势，鼓励大家要团结，要坚持斗争，才会取得胜利等。这些讲话，大大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增强了胜利信心。工人们更加团结，斗志旺盛，一致要求采取有力措施。 十月里，工会日夜召开秘密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在王绍虞同志的建议下，果断地作出了罢工的决定。于是，罢工斗争开始了。按工会的部署，全体工人每天只按时到厂保护原料和机器，但不开机生产。车间大门紧闭，工人们用愤怒的眼光看着窗外的资方人员。罢工进行了三天，资本家既急又怕，请来了二百名警察和便衣侦探包围了工厂。一警官带领了一批人要绑架宋筱垣，说：“宋是共产党，煽动罢工闹事，今天要给点颜色看看。”并吓唬：“马上执行枪决”。警察的横蛮和暴行，使工人们怒气冲天，大家握着拳头，卡着腰，个个虎视眈耽，怒吼道：“谁敢动宋筱垣一根毛，我们就扒他的皮！”又向经理重申：“不加工资，不放宋师傅，我们决不复工！”罢工继续进行着。 在相持阶段，王绍虞同志通过内线了解到国民党驻军和地方当局存在着矛盾，他们之间相互拆台倾轧。于是找到了驻芜的国民党三十七军政治部主任蓝少弥，说明警察胡闹，乱抓人。蓝听后大发雷霆，大骂警官，遂释放宋筱垣。资本家也看到了工人力量大，心又齐，生怕把事情再闹大，也就自找台阶下，乘机圆场，同意了工会提出的要求。工人们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 通过这次斗争，大部份工人的生活有了一些好转。更重要的是，广大工人渐渐明白了生活之所以痛苦，完全是资本家的残酷剥削造成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与资本家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党在工人之中的威信大大提高。 黄包车工人第一次罢工 二十年代的芜湖街道狭窄，其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据记载那时计有十多家车行，一千余辆黄包车。但这些车均为大大小小的资本家所掌握，工人们只得向资本家租用。起初每辆车的租价每十二小时是二十四个铜板，后来老板和警察所相勾结，玩花样增加牌照税；资本家又乘机增加租钱，因而同样的车子，相同的时间其租价激增到三十八至四十三个铜板，甚至更多。这样一来，工人们辛辛苦苦一天的劳动所得，往往连交租钱都不够，又怎能谈得上养家活口呢！工人们在苦水里煎熬着，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伸。 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一些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对工人们的遭遇深表同情。他们省吃俭用，接济工人，并且办起了工人业余夜校，教工人识字，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为罢工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二二年的一段时间里，在“黄包车停车处”（现皖南供电局对面），一批进步学生经常召集工人开会，研究如何改变目前的现状，指出他们生活之所以如此之苦完全是资本家和警察所压迫剥削的结果；要翻身就要与这些骑在工人头上的吸血鬼斗。工人们从此心明眼亮，越来越心齐，越来越团结，最后商量决定：1.全市黄包车工人举行罢工；2.反对增加车租；3.成立劳动大会；4，罢工期间工人的生活由学生募捐来解决。按照会议决定，学生和工人代表来到警察所与所长交涉，要求立即答应工人们的要求。警察所长自恃有靠山，不但不接受，反而在“停车处”宣布戒严令，不准在此集会。这可把工人们气坏了。当时地下党活动中心的二农，即派学生胡金台等在工人中鼓动，提高大家的斗争信心。在这些进步学生的组织和策动下，一千余名工人宣布罢工，并举行示威游行。他们用白布做了一个大横匾，上书：“劳动大会”四个大字，拾着横匾，高呼着口号，排着整齐的队伍，雄纠纠地向警察所进发。到达后，又派出代表再次重申了反对增加车租和牌照税的要求。游行的工人则把警察所围得水泄不通、并在外面高呼口号助威。吓得所长惊慌失措，一面向工人发香烟打圆场，一面被迫召来车行老板大声斥责。 斗争取得初步成效，工人们并未感到满足，他们还要召开劳动大会，当工人们按计划前往大戏院（现大众电影院）召开劳动大会时，反动军阀马联甲却千方百计地妄图阻止工人们集会，把戏院大门锁上，并在门口的木牌上贴着一张“戒严期间禁止集会”的布告，旁边还站着几个持刀的守卫。工人们一见大怒，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军阀！”“劳工神圣！”等口号，一个进步学生挺身而出，气愤地撕毁了“布告”，砸碎了木牌。工人们拍手称快，扬眉吐气，吓得守卫目瞪口呆，仓惶逃走。其后，马联甲又派兵镇压，并出了一张通缉“暴徒”的布告来威胁工人。工人们识破了反动军阀虚张声势的把戏，不予理睬，反动军阀毫无办法。 罢工进行了三、四天，使全市交通中止。警察所长急的团团转，不得不向工人们让步，终于宣布“取消增加牌照税的决定”，把租价也降低到原来的标准。（根据《芜湖工人运动史》整理）
芜湖益新公司创建始末（《芜湖文史资料1》第012篇）
作者：章向荣 一、益新创建人生平简述 益新公司创建人章维藩，字赣岑（通用幹臣），号惕斋，又号邴如，晚年自号清芬主人。原籍浙江省吴兴县荻港镇（今浙江省湖州市）。清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九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诞生于山西省太原府。青年时期随父始堂老人在左宗棠部下驻节西北（贻老为左宗棠幕府一一师爷），襄理军运粮饷。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在兰州军次以军功赏授安徽怀宁（安庆）牙厘局提调（类似财税局局长）。旋以政绩卓著调升无为知州。在任六年，以处事公正，深为地方父老所称颂。后因与朝廷政见不合，被贬为宣城知县，（据作者忆述，乃父当年因“无为教案”问题，引起外国传教士交涉，清廷屈于外力而被贬官。史实待考——编者注）乃萌脱离宦海创办实业之志。因而辞官退居芜湖，着手筹建益新公司，克服重重阻力，始得开业。之后，传闻当涂县境发现铁矿矿苗，公不顾垂老之年，亲偕矿师不辞劳苦，多次前往矿区（即今马鞍山市），登山涉水，实地勘查，筹集资金，又兴办了一所当年颇具规模的宝兴铁矿公司。另广招工匠，在芜湖三街开办一家新式家具工厂，专产西式、苏式、宁波式高档家具，行销省内外，事业盛极一时。溯自公弃官创办实业，历尽艰辛，备受挫折，方庆事业初成，突于民国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因病去世，终年六十有四。旋由后人归葬杭州祖茔。公秉性刚正、豪爽，晚年受成戌变法的影响，思想趋向开明，热心地方公益，捐资育婴堂、学堂等，办理慈善文教事业，深为各界所推崇。公生三子，长子兆奎，号朗熙，公殁，继任益新、宝兴两公司总经理，一九五六年病故于南京。朗熙之孙开沅，从事教育工作，现为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近代史教授兼院长。次子兆彬，号述均，在一九二六至三七年间，主持宝兴公司。“文革”后期在上海去世。述均之子学澄，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从事面粉业有年，对面粉加工工艺有独创之处，现为中央粮食加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祖业后继且有创新，公可谓有后矣！幼子兆森号向荣，乃父殁时尚在稚年，继又丧生母，幸公之遗孀谢氏视同己出，一心抚育，在兄嫂监护之下得以成长；抗战胜利后，虽曾参与益新公司事务，但因幼失庭训，学无专长，未有建树，现已年近古稀，寄居金陵。 二、益新创业的种种遭遇 益新面粉公司创建于清末光绪十六年（公元一八九零年），原择定青弋江下游入长江口以北一带为厂址（今江边长航码头），由于清廷实行闭关锁国与愚民欺民政策，致使民间迷信积习根深蒂固，认为开设工厂安装机器将破坏“风水，竖立烟囱要用童男童女活祭。是以一时地方乡绅愚氓坚决反对建厂，于是不得不一再内移建厂基地，最终购置金马门外袁泽桥一片芦苇荒滩，始得奠基。而在土建安装快要竣工时，芜湖道道尹又以“使用机器碾米磨粉，影响本地砻坊生计”为名，不许开工。至此，骑虎之势迫使公作违心之举，改向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办理注册，还向太古洋行借来一名犹太佣工留住厂内，充作“保护伞”。几经周折，始在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开工投产。最初安装三台直径1.2公尺的石磨，以后由于面粉供不应求，改用钢磨，并另建了一幢三层面楼。营建时，曾有外籍技师临场指导，参与调试。 正在生产逐步发展之时，公司面楼不幸于宣统元年（公元一九零九年）突遭火灾，厂房和机器设备付之一炬，公司濒临破产，而公之志不稍殆，劝说家族人等倾私蓄资助（包括女眷的金银饰品全部折合银元列入公司借款，以后各自凭摺付还本息），另多方筹措，重整旗鼓，购置一套当时英国最新制造的面粉机器，并在原地重建了面楼（即今之面楼），迅速恢复了生产。劫后，资金短缺，一度兼营代客加工业务，客户中以当年两江总督周馥（人们称他为周帅）及其眷属为最，致有周帅资助益新恢复生产之传说。笔者亲闻长兄所云，益新于火灾之后，创建人原有邀约周帅增资入股之议，只因当时周帅之子周学熙先生（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已在华北开办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厂等大型企业，不欲资金分散。加之周帅与创建人既为近邻，又属知己，为避“喧宾夺主”之嫌而未果。正是由于创建人的艰辛创业，惨淡经营，益新所产“飞鹰”商标面粉畅销于长江流域以及华北各埠，被誉为全国头牌面粉。因为当年益新是芜湖最早使用机器碾米磨面的最大工厂，所以当地习惯称益新为“机器砻坊”或“大著坊”。这也就是今天芜湖“大砻坊”一地地名之由来。 三、内部分工与生产经营的变化 益新在前农商部、工商部、实业部注册为“芜湖益新米面机器公司”和“芜湖益新榨油机器公司”。以后改为“芜湖益新机器磨面碾米榨油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益新公司”。最初申报资本额纹银十万两，共有股份一千股，每股一百两（实收仅五万两，以后益新与宝兴相互调剂额未计）。当年益新大门额石刻“山辉川媚”的题字为创建人手笔，东西两侧各有中英文上述全称之长方形铜质招牌一块嵌于墙面。由于创建人系由官场转入实业界，以及封建时代的沿袭，工厂虽采用外国机器，而内部管理方法却是陈旧的。要想探述初创情景，笔者当年所闻多于所见，是以难陈全貌。现仅就追忆的零碎情况以饷读者：一九二四年以后，益新公司下设：（1）办事房。除经理章朗熙日常在此办事外，（述均业已全家出走）尚有学海（朗熙子）、李树文（朗熙内弟）以及李少文、余芷江、余幼江父子（余幼江一度受朗熙重托出任益新经理），协助办事。（2）账房间。有司账王车平及魏某负责银钱出纳；仓库保管员姚二（姚同孚堂兄）和易某共同负责面、麦以及油料、燃料、材料零件的保管收发；小麦看样及出外采购二人（原由述均主其事）；总务一人负责全厂三所厨房的管理。此外尚有零星采购一人，共约八人在此办事。（3）面楼。有技师汪应福、领班李荣智以及面、麦间技工共约二十余人，负责面粉生产。（4）修理间。领班郑怀德及车工、电工、木工、白铁工等十余人，负责机器保全检修工作。（5）店堂门市。管事老周以及员司金大力等共约十人，负责面粉零售及零星小麦收购工作。（6）木驳两艘。共有船工十余人，负责面粉出厂外销。（后裁撤）（7）分栈（店）。西门、南门各有一所，共有员司八人。（8）锅炉工。在改用马达前共有八人。（9）壮工。领班鲍顺宏，鲍绍友及其他壮工共二十余人，负责小麦进仓，面粉出厂以及厂区的清洁卫生等工作。（10）挂面制作。共有工人四人。（11）粉袋裁制。共有工人七人。（12）杂役。共有厨司、烧饭、烧水、挑水以及巡更、门卫等四十余人。此外，尚有当年由官衙跟来的衙吏如金顺、杨冰、高怀仁等七、八人。估计当年全公司共有二百人上下，在当时确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工厂。 然而，由于内部组织松散，冗员过多，浪费巨大，危机隐伏。创建人一旦去世，家庭矛盾顿时暴露。而继承主事者既欠谦让团结之雅量，又乏经营管理之才智，一味“好大”“务空”，终于导致兄弟出走，资力分散。继又发生西门分栈负责人老朱亏空贪污六千余元，无法追讨。从此周转失灵，不得不向私营钱庄挪借高利贷，饮鸩止渴，年年亏损，每况愈下。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益新负债已高达十四万元，超出全部资产。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继续经营，被迫交由债权团代表苏紫封、朱晋侯（均为当年芜湖银钱业徽帮代表人物）组织“复兴公”进厂代管，形似破产处理。直至抗战前夕，由宝兴（系益新的分支机构）拨款清偿了全部债务，益新产权始得收回。 抗日战争爆发后，淞沪局势紧张，芜湖危急，朗熙全家被迫逃奔黟县。益新一时陷于无人问事状态。此时幸有创建人遗媚谢氏老人（工人呼为：二老师太），受朗熙临行之恳托，独留厂内与老工人郑怀德、余得胜、张来轩、马兰贵等，共同守护，使益新得以未受重大损失。芜湖沦陷后，益新被日寇“华友厂”占领八年。 日寇投降后，益新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继由国民党经济部委派该部专员马奔等进厂接收。在备受其敲诈勒索之后，总算把这个“劫收”之后、设备残缺的空厂发还了业主。其后章氏积极谋划复工，在由武汉赶回的学澄（述均子）竭力抢修后，终于在一九四六年秋复工。但因抗战胜利之初，情况混乱，资金筹措既难，面粉销路又滞，复工数月又告停产。以后经由武汉福新面粉公司李国伟先生（荣德生先生之长婿，前武汉工商联主委）亲自来芜商谈承租事宜。双方签订租赁合约。由福新组织“福五公司”开始生产。到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华北相继解放。福新有意退租。当时蚌埠宝兴面粉厂厂主杨树成以为长江天险可恃，有意转移江南，主动与益新联系“合作”。只因杨氏所列条款过苛，未能谈妥。此时张治中将军长公子张一真，在其岳父扶持下（张之岳父为前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有意办厂，乃经潘维浩同志介绍与益新洽商承租。不久张以上海轻便实业公司名义与益新签订租赁协议。（详见潘维浩《回忆张一真租赁芜湖益新面粉厂的经过》一文——编者注）张并选派李乃纲、潘维浩进厂接收（实际上是由他们代表益新直接从福新手中办清交接，再录制一份目录清册交与益新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长江以北蒋军或覆灭或溃退，南京已岌发可危。张一真至此进退失据，一筹莫展；直至芜湖解放未开工。 一九四九年四月，芜湖解放之后，当时军管会领导人李步新、江靖宇、张君武等同志多次前来益新视察，并向工人及业主详细询问工厂状况，随后派军代表姜璠溪同志主持筹备开工，在益新全体工人积极努力之下，很快恢复生产。一九五零年，市人民政府将益新发还业主。继由上海粮商沈永清先生组织“益新永”与益新签立承租协议，终因沈之可调资金有限，不久“益新永”亦奄奄一息。幸赖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皖南地区的面粉生产，保证民食军需的供应，以及维持益新全体工人的生计，乃于一九五一年由皖南粮食公司将益新收购为国有，并改为国营芜湖面粉厂。从此产量倍增，厂区建设日新月异，今已列为皖南面粉工业的重要基地。 四、益新分支——宝兴铁矿公司 宝兴铁矿为益新创建人于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与上海朱志尧先生（上海求新机械厂厂主）共同创建。定名为“安徽当涂马鞍山宝兴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为银元二百万元（实收不足半数，求新约占全股三分之一，益新占三分之二）。成立之初，在芜湖、采石各设办事机构。在平岘冈等地用土法采集矿砂，藉手推翻斗矿车沿小铁道送至茅家桥，再用木驳运至采石江边转载货轮出口（主要买主是日本八幡市各钢铁厂，求新厂因宝兴矿砂含硫较多，故所用不多）。后与华北开滦煤矿签立在秦皇岛共建化铁炉合约，预计矿砂需量将激增，乃着手扩建大凹山矿，并在矿区安设吊车和铺设轻便铁道，购置火车头和车厢等。仅此即耗资近十万元。以后宝兴又与“利民”、“益华”二矿各投资五万元，将轻便铁道延伸至江边，并组成三公司共管的专用铁路管理处，负责管理矿砂运输。后因开滦爽约，矿砂积压甚多，损失很大。宝兴矿砂最初年产量不及万吨，自打凹山矿投产后，产量逐年上升，至抗战前夕，年产已逾五万吨。当年采矿工常年约有三至四百人，沿用包工包产制。除聘有矿业工程师文觉非先生主持采矿外，并在凹山设管理机构，共有办事人员数十人。此外，上海、芜湖均设有办事处。决策机构原在芜湖，后因述均接手主持，遂移上海，芜湖办事处成为后勤供应机构。宝兴兴建之初，正值欧战爆发，铁矿价格飞涨，一时盈利甚丰。战后铁砂滞销，加以经营无方，开支巨大，负债累累，一度停产。后由述均接手主持，着意整顿，渐收成效，销售逐渐回升，矿砂价格渐涨，因而产销两旺。至抗战前夕，宝兴除偿清积欠二十余万元外，并为益新结清了全部债务，确非易事。日寇投降后，宝兴为国民党经济部接收。经业主多方交涉，该部虽原则同意发还，但在所谓“敌伪增建物资”上，开价勒索过多，终未实现。直至解放后始改为“马鞍山钢铁公司”。 五、益新兴衰小议 益新创建于晚清，属全国最早采用机器制作面粉的工业之一。据无锡荣德生先生生前自述：在其未创福新面粉公司之前，曾专程至芜湖益新参观借鉴。可知益新开创当远在尔后号称中国面粉大王的荣氏福新之先。素以制造面粉机器驰誉全球的英国亨利西蒙公司年鉴中，至今尚刊有益新面楼以及安设该公司所产机器之照片，并称：益新为该公司远东第一个用户。由于创建人的卓有才略，虽备受挫折，该厂仍能屹立鸠江。无愧列为芜湖两个半烟囱之内的称号。此外，创建人复邀上海朱志尧先生集资兴创马鞍山宝兴铁矿公司；与华北开滦议定于秦皇岛共建化铁炉，真是壮志凌云，前程似锦！无奈天不假年，殊堪慨叹！从此益新每况愈下，至三十年代即已濒临破产。凡此种种，除因受当时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外，主要根源在于后人不能相互谦让，同舟共济，益以经营不当，终至产权几度旁落。此虽为创建人生前始料所不及，但亦属没落阶级富家衰败之通例。所幸昔日之益新在人民治理之下，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创建人有知，亦当含笑于地下。一九八四年八月 附录：回忆张一真租赁芜湖益新面粉厂的经过 张一真是爱国将领张治中先生的长子，曾留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归国后，于一九四八年在上海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任“上海轻便实业公司”兼“西北民生实业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嗣因所经营的出口物资货源不畅，水陆运输又时有困难，决定弃商务从事工业。其时，我系分公司业务课长。是年九月，张嘱我去芜湖、蚌埠等城市探索办厂途径。我返芜湖时，正值芜湖益新面粉厂因原租赁该厂的“福兴面粉公司”经理刘洪元无意继续经营，广告召盘。我当即与刘接触，得知益新厂设备齐全，机器完好，技工力量亦较强，只需投入原料——小麦，即可开工。根据这一信息，我即赶回上海向张面述详情。张认为现有条件可取，是办厂捷径。拟俟亲自去芜察看后，再作定夺。 九月下旬，我陪同张一真来到芜湖后，即与召盘人刘洪元面谈。刘介绍了该厂的具体情况，以及他本人不再继续经营的原委。张随即表示有意租赁继续经营。数日后，由刘陪同张和我二人往见该厂主人章朗熙老先生（其家住在厂内），双方开诚相见，谈话十分融洽；随即引导我们察看了全部粉楼、机器和动力设备，以及仓库、办公室和一些附属设施。张看后均感满意，乃决定租赁该厂独资经营。 方针既定，张乃委派李乃纲（系张的留美同学）和我二人尽快办理租赁手续，以“上海轻便实业公司”经理张一真名义与益新面粉厂厂主章朗熙签订租赁合约。合约主要内容经张本人审查同意后，于十月某日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项： 1、益新面粉厂厂主章朗熙（甲方）愿将本厂厂房、设备及有关附属设施出租给上海轻便实业公司经理张一真（乙方）全权使用。 2、自合约签订之日起，由乙方一次付给甲方租用押金一千袋面粉；并按月付给月租二百袋面粉（均按市价折款付给）。 3、甲方原有益新面粉厂老工人九十三名，由乙方全部留用。 4、厂名经甲方同意，在乙方租赁经营期内，仍沿用益新面粉厂原名。 此外，前租赁该厂的福兴面粉公司经理刘洪元，在其经营期间所购置“生财”（包括办公用具、用品、照明安装及有关生活用的各种设施等），经协商决定，按和米一百四十石折价全部转让给现租赁人张一真。 张一真付清押金、月租及转让“生财”各折价款后，于11月初开始筹备开工事宜，并聘用了各类管理人员八人，由李乃纲任厂务主任，我任营业主任，分别负责各项具体工作。 在筹备开工过程中，正当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面临土崩瓦解之时，尚未解放的芜湖及其附近地区，城乡市面萧条，无从购买小麦，该厂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延至十二月上旬，开工问题仍无法解决，乃经张一真决定暂停筹备，并派李乃纲和我二人作为厂方代表与工人代表鲍昭友、张隆玉等协商解决留用九十三名工人的生活问题。经过双方多次商讨，最终达成协议，按当时有关劳动法规规定，对留用的九十三名工人每人先发给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一俟该厂筹备成熟、开工生产时，再回厂上班。 全部工人遣散后不久，已临近解放大军渡江前夕，厂房均被国民党军队占据，开工无望。除留有两名看管厂房人员外，其余几个职员亦各自散去。张一真本人则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去台湾另行经营造漆工厂了。潘维浩，一九八四年十月
芜湖手工棉织业简史（《芜湖文史资料1》第014篇）
作者：范长茂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陆交通便利，曾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商业兴旺，市面繁荣，是我省经济文化发达较早的城市，芜湖棉织业正是在这些优越条件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地逐步发展起来的。最盛时期，曾有一千多家机坊，拥有近五千张手工织机，产品销售到邻近五省的部分地区，行业之大，花色品种之多，销路之广，不仅居于全省首位，而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屈指可数的。现在芜湖棉织业的手工生产的历史己经结束了，然而它在八十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还是可以称道的。抗战前，芜湖市区的人口不过十万左右，而直接或间接依赖棉织业为生的，却占市区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芜湖沦陷期间，棉织业虽趋于衰落，但依此为生的人口，仍占市区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左右。因此，忆述芜湖棉织业的产生、发展和变革的历程，是有其一定意义的。 （一）萌芽 芜湖棉织业产生于十九世纪末，清光绪三十年间。经营此业者主要来自巢县、肥东一带的农民。因为一方面此处是丘陵地区，适宜种植棉花，所以很早就有手工纺纱织布的传统。一般都在农闲季节，女的纺纱，男的织布。生产的纱、布通过农村集镇市场进行交换，从而逐渐成为农村的副业生产。一方面肥、巢一带人口较多，土地贫瘠，加上水旱灾害，农民生活艰苦，被迫离乡外出谋生。于是便把手工织布带到芜湖来，从而使农村的副业逐渐转变为城市的专业生产。 芜湖棉织业的最初创始人名叫鲁福庆，是巢县西乡人。他到芜湖来开机坊，一切都很简陋，住的是草屋，使用的是手抛梭织机（俗称腰机）和手摇纺纱车。起初是用手工纺的土纱（又叫本纱）作原料，后来才改用机器纺的纱（又叫详纱），门幅窄，尺码短，也没有一定的规格。如要染成色布，还得送到染坊去加工。生产全是自己动手，织成的布，也是自己扛去出售。这样的生产经营方式，当然是难以扩大生产了。 自从鲁福庆在芜湖扎根以后，肥、巢一带相继来芜开设机坊者不乏其人。这时对产品规格作了一些改进，也增加了一些花色品种。但生产工具简陋，操作技术落后，以粗支纱为原料，因而生产出来的布匹，仍然是产量低，品种规格少，质量差，不美观。当然销售也就不广。因此，棉织业初期的发展是缓慢的。从它的诞生到辛亥革命近十年时间，芜湖棉织业机坊只发展到三十几家，估计全部织机，也不过五、六十张。当时芜湖人称之为”机花子”，可见这个时期的落后状况。 （二）早期的发展 民国初年，我国机器纺织工业，已在沿海大中城市蓬勃兴起，而手工棉织业要求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改变落后生产方式。因此，首先对生产工具进行了改革。把原有的“腰机”一律改为手拉脚踏织机（俗称平机），以增加产量。其次，钻研和提高生产技术，改进产品规格，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扩大产品销路。从而使棉织业的生产得以较快地发展。不但原有的机坊，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纷纷增加机台，而且还吸引了一些人陆续来芜湖添置机台，开设机坊。在不断扩展织布机台的同时，又添置了生产毛巾、腿带的机台设备。随着生产不断扩大，机台逐渐增多，劳动力不足，需要补充。起初从巢县、肥东一带农村去找来亲友协助（后来大多数自行开设机坊），继而招收学徒和雇拥工人。从此，在棉织业中开始出现了雇拥关系和剥削行为。一般小机坊以业主及其家庭成员劳动为主，雇用少量学徒或工人，有轻微剥削；而那些拥有数十台布机的大机坊，雇用工人学徒较多，其剥削程度亦较严重。 北伐战争时，芜湖棉织业的机坊已由三十几家发展到五百余家，拥有机台近两千张，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手工棉织行业。 大约一九二零年前后，芜湖棉织业就组织了“机业公会”，一九二七年以后改为“棉织业同业公会”。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一九五六年。 （三）兴盛时期 北伐战争以后，芜湖棉织业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机坊年年增加，机台设备不断地扩充，因而需要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产量的日益增高，而销售市场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处于发展时期的棉织业机坊，只有积极改进操作技术，努力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方可增强竞争能力。例如：有的改进染色配料和操作方法，以改善色泽光彩；有的翻新花样，以增加花色品种。通过艰苦努力，棉织业的产品花色品种繁多，色泽鲜艳，质量良好，扩大了销售市场。这时芜湖的棉布不仅遍销于本省各地，而且还远销到湖北、江西、河南、山东、江苏等邻省的大部分地区。芜湖的毛巾，畅销于长江中上游一带城镇。许多浴室都使用芜湖“邰兴记”机坊生产的澡巾。当时市场物价稳定，商业往来活跃；原料既能赊购，产品也可赊销；淡季，资金周转困难，可以预收货款或向银行、钱庄抵押、借贷。这些都有利于棉织业生产的发展。这时，芜湖最大的一户“鲁声记”机坊，有两个生产场地，拥有手工织机八十余张。 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棉织业机坊已发展到千家以上，拥有各种织机五千张左右。棉织业机坊不仅遍布于东门、北门、吉和街以及河南等地区的僻街小巷，而且逐步向闹市延伸，就连最繁华的十里长街，也能听到机杼之声了。先后迁到长街的机坊有：“韦义泰”、“昂华新”（织毛巾），“陈自新”“鲁声记”“何顺祥”“王永泰”（织布）等六家。以后它们大多转营纱、布、颜料等商业。从北伐到抗战前这十年期间，是芜湖棉织业的鼎盛时期。 （四）衰落 抗日战争时期，芜湖棉织业遭受日寇的严重摧残而衰落下来。这是因为： 一、当日寇侵占芜湖前夕，棉织业几乎全部停产。绝大多数业主携带财物逃往外地，为维持长期生活而消耗殆尽，逃难中也有遭到重大损失的。而留在芜湖的部分财物，或遭日寇破坏劫掠，或在混乱中被人掳去。因而回芜时资金严重不足，生产设备残缺不全，难以恢复原来的生产能力。例如：王永泰机坊，原来拥有手工织布机五、六十张，是芜湖棉织业中大户之一。在日寇侵芜时，他家的东门厂房和住宅二十余间，被日本兵当作马房，房屋受到严重毁坏，所有生产工具、家具都被当作柴火烧掉；屋内夹墙（即暗库房）亦被拆除，存放的纱、布、颜料等物资，被洗劫一空。长街门面及后场的房屋亦被烧毁。总计损失约两万元。昂华新毛巾厂，在日寇侵芜前夕，将一批物资存放英商怡和趸船上，结果被日机全部炸毁；长街的门面房屋，亦遭日机轰炸，损失严重。 二、在敌伪统治时期，“洋布”“洋缎”充斥市场，抑制国产棉布销路，同时进行“封锁”，物资进出都要受到严格的检查和限制，因而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加之敌伪爪牙横行霸道，敲诈勒索，弄得人心不安，使机坊主不愿扩大生产。 三、在敌伪统治下，有些机坊主认为，搞手工业生产，赚钱不多，不如搞商业。于是抽出大部分资金去经商，甚至干脆抛弃棉织业，把全部资金用于开店，专营商业。据不完全统计，这时由棉织业转到商业，仅开设的纱、布、颜料等商店，就达五十余家。还有一些业主抽出一些资金与别人合伙经商。 由于敌伪的摧残，芜湖棉织业本来就没有恢复它的原有生产能力，加上抽出大量资金经营商业，生产能力大大缩小，因而形成“外表庞大，内在空虚”的状况。到抗战胜利时，棉织业的机坊仅有七百余家，机台减少到两千张以下。 抗战胜利后，芜湖的机坊重整旗鼓，恢复生产，并一度出现过繁荣的景象。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祸国殃民的“内战”，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民不聊生。使刚刚恢复起来的棉织业又逐渐衰落了。 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挽救经济崩溃的严重危机，用“币制改革”来抑制通货膨胀，用强制的限价政策来稳定市场物价，摘了一个所谓“八・一九限价。”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不但未能稳定物价，反而激起抢购物资浪潮，弄得人心惶惶。这时芜湖的棉织业，不愁产品卖不掉，只恐原料进不来，常常因买不到棉纱而停产。限价政策的破灭，招来通货的恶性膨胀，物价的涨风如无缰之马，一放而不可收拾。转眼间钞票贬值，造成亏本，使棉织业生产发生了严重困难。特别是资金较小的机坊，临近破产边缘。加上当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溃兵残部来到芜湖，不是抓兵拉扶，就是要钱要粮，闹得市面非常混乱，因而多数机坊，被迫暂时停工，另找生活出路。到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大军渡江前夕，棉织业机坊能维持生产的，不足五百家。开工的机台只有一千二、三百台左右，且大多数处于时开时停的状况。这是芜湖棉织业的历史上最为衰败的时期。 （五）发展与变革 解放后，芜湖棉织业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很快恢复了生产。为了使棉织业生产持续发展，根据行业的特点和同业的意见，于一九五零年初组织了全行业产品销售市场——芜湖市棉织业联营社。采取了分散生产、集中销售的经营方式，设立了十七个营业部（五二年划出毛巾帽袜另行成立联营社），实行价格统一管理，按产品质量的优劣，议定合理的销售价格，受到远近顾客的信任和欢迎。同时还接受了国营公司的部分加工代织任务。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除大力扩展原有生产能力，增产各种棉布外，还积极发展了宽幅织机生产被单、罗纱蚊帐等新品种。到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开始时，芜湖棉织业又恢复到一千余家，拥有各种机台四千余张。这是解放后的芜湖棉织业的复兴时期。 一九五四年秋，国家对棉布实行了统购统销，棉织业的自营业务，全部改为加工代织，联营社撤销。为了妥善处理公私之间、劳资之间的关系，经市手管局、棉织工会、纺织品公司共同协商研究，决定成立九个棉织加工组，由棉织业同业公会统一领导。每组设专职业务人员三名（内工人一名），负责办理有关加工业务。如签订合同，分配任务，检查规格质量，督促各组按期完成加工任务。参加各组的生产人员，既有工人，也有业主。通过加工组的形式，将原来的劳资关系逐步转化为互助合作的关系。从而为走合作化道路，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到一九五六年初，在合作化的高潮中，九个棉织业加工组，顺利地转为九个棉织业生产合作社。同业的全体工人和从业人员都参加了合作社组织，成为合作社的社员了。加上市合作总社、环城区、棉织业工会、市劳动局等组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棉织社，共有十三个棉织社，统由市棉织专业联社领导。另外，还有两个针织社，归针织专业联社领导。 根据党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在完成了所有制改造，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又逐步地对手工业生产进行了技术改造。为此，市手工业生产联社针对当时棉针织行业单位多、力量分散，不利于发展生产的情况，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将上述十三个棉织社和两个针织社合并组成灯芯绒厂，红光针织厂、丝绒厂、锦华被单厂和湖光毛巾厂等五个企业。到六十年代初，这些棉针织厂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结束了手工生产的历史。一九八四年八月
老厂焕新姿——芜湖火柴厂的创立和发展（《芜湖文史资料1》第015篇）
作者：潘维浩 清末民初，芜湖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在当时的社会潮流影响下，曾由开明士绅和地方商贾先后集资兴办一些初具规模的机器工厂。如：芜湖明远电灯公司、芜湖益新面粉公司、芜湖裕中纱厂等。兴办这些工厂，为“振兴实业，挽回利权”，起了积极作用。我省第一家火柴厂——芜湖大昌火柴公司。在1920年也应运而生。 火柴厂的创立经过 （一） 芜湖大昌火柴厂创立于1920年7月。由当时芜湖实业界闻人吴兴周发起，邀同行开明士绅濮秋丞、崔亮功、徐仕桐、张亮功、潘伯和等人，并借助于地方军政首领马联甲（皖南镇守使）、余南（芜湖县知事）的势力，集资组成大昌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吴兴周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徐仕桐任厂长。公司股金总额为银元10万元。设立大昌火柴厂经营火柴生产。产品牌名为“松老牌”安全火柴。厂址选定在芜湖东郊青弋江畔的大砻坊。建厂设计系聘请日本技师松岛主持。设计的年生产能力为安全火柴2万件（每件1440小盒）。厂房及仓库建筑面积为砖木结构2千m2；建筑形式为庙宇式。车间矮小，空气阳光不足，劳动条件差。主要生产设备有手摇式排梗机（俗称大车）4台，其他辅助设备有卸梗机三部、刷磷台一座，装盒、打包等工艺，则全部为手工操作。职工230人。1920年底试车生产。 （二） 1921年起，大昌火柴厂正式开工生产。由于管理不善，原材料供应不正常，以及技术力量不足，设备维修保养不善等因素的影响，年产量达不到设计能力2万件的要求。后经多方组织原材料，并增添排梗机6台，年产量一度达到2万件。但终因火柴质量不够稳定，浪费漏洞大，到1926年，经营亏蚀已达6万元。因此，部分股东要求退股。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冲击着军阀、官僚们的利益。一些财力较厚的股东亦不愿增资，使企业濒于停产。后经股东徐仕桐出面维持，另行集资，并将该厂改名为大昌明记火柴厂继续经营。在徐仕桐主持下，勉力维持残局约4年。在这段时间内，工人们曾因工资待遇过低，难以维持生活，要求增加工资，开展了罢工斗争。这次罢工因得到共产党员王绍虞的协助而坚持下来，经过与资本家反复较量，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由于管理不善，产品又缺乏竞争能力，以致经营情况每况愈下，职工人数逐年减少，到1931年间，仅剩下170人左右，火柴年产量一直徘徊在1一1.3万件之间，不断出现亏损局面。徐仕桐已无能为力，也无意继续维持。 1932年初，大昌明记火柴厂将要停办的消息，传到苏、沪一带号称“火柴大王”的资本家刘鸿生处，刘认为接办该厂有利于减少同行业竞争对象，即派人与徐仕桐接洽。经商定由刘将该厂厂房、设备全部承租下来，投资经营；厂名及产品牌名均保持不变。双方达成协议后，刘即接办了这个厂。在原有生产工人的安排上，保留一部分技工和操作熟练的工人，辞退一部分辅助工；另从上海迁来一部分工人，使职工人数恢复到200人以上。在刘接办的五年左右时间内，年产量始终保持在1万件的水平，形成一种维持的局面。 （三）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入侵我国。1937年12月芜湖沦陷后，日本人住野松平，韩人孔秋亭等伙同汉奸龚纶甫、郑又新等人侵占了该厂，改厂名为大昌和记火柴厂，利用原有厂房、设备继续经营。几年中，因多数工人不愿为日本人生产而陆续离厂，职工人数已减少到100人左右，年产量下降到几千件。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大昌和记火柴厂划为敌伪财产，由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建设厅接管，改名为安徽省芜湖火柴厂，产品牌名改为“长江牌安全火柴”。从而使该厂由敌伪资本转变为官僚资本。建设厅先后派秦耐寒、崔冬芳二人为驻厂专员，主管生产和经营。由于反动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得人心，生产不断下降，工人生活日益贫困，迫使多数工人陆续离厂。到解放前夕，只留下无处投奔的职工56人，主要设备排梗机只残存4台，且因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畅，全厂陷于停顿状态。工人流离失所。 （四） 1949年4月，芜湖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军队望风披靡，四散溃逃，大肆掠夺。坚守在该厂的52名工人奋不顾身，主动肩负护厂任务，才使残存的厂房、设备及一些原材料未遭破坏。芜湖市军管会成立后，于同年五月一日，指派张宏同志为军代表，接管了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资本企业。从此结束了大昌火柴厂风雨飘摇的局面。 建国后的新发展 （一） 一九四九年五月军代表张宏同志接管该厂后，依靠全厂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积极协助，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内，即顺利完成了接管的各项工作。随即组织生产、开工试车，到四九年底，已生产火柴捌仟捌佰件。五零年初，上级确定该厂隶属于“皖南企业公司”领导，并指派张宏为该厂负责人，留用人员崔冬芳为经理。按生产分工，设置理梗、排梗、油灶、药灶、烘房、拆梗、装盒、包封，以及梗片等九个部。在生产逐步恢复的情况下，职工人数到五零年末已增加到壹佰叁拾捌人，火柴年产量已增加到二万肆千叁百件，并开始盈利壹万贰千伍百元。五一年，这个厂划归“皖南公营工矿产销部”领导，同年捌月又划归“芜湖市工商局”领导。正式命名该厂为芜湖市公营火柴厂。任命陈详甫同志为厂长，王书堂同志为党内负贵人。经过整顿，进一步提高了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发挥了生产积极性，火柴年产量达到了叁万陆千肆百件，利润总额增加到陆万壹千柒百元。五二年，这个厂的组织机构进一步作了调整，加强了领导，成立了党支部，由王书堂任书记，姜溪同志为第一厂长，陈详甫同志为第二厂长，健全了工会和共青团组织、调整和充实了行政生产指挥机构，国家也拨给基建资金陆万柒千陆百元，扩建厂房、仓库、增加必要的生活设施。全厂已由接管时不足贰千平方米增加到贰千玖百贰拾平方米。这一年的火柴年产量已增加到叁万捌千件，利润总额也增加到柒万壹千捌百元。年终的职工总数已达贰百零伍人。同时，还进行了职工劳动保险登记，职工开始享受劳保待遇。 （二） 该厂在第一个五年划计期间，企业的面貌大有改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旧状态已不复存在。企业的党组织由原来的党支部扩大为党总支部，团组织也扩大为团总支部，工会组织进一步健全起来，行政管理机构也作了调整和充实，设置了制造、成品、机修三个车间。职工总数已增加到陆百贰拾贰人，主要设备如排梗机、拆梗机、油药连续机、刷磷机、理梗机、磨磷机、球磨机、以及机修通用设备等也都相应增加，基本上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国家对该厂基建投资累计为伍拾陆万贰千伍百元，全厂建筑总面积已扩大到壹万贰千玖百零伍平方米，比接管时扩大了陆倍多，这一期间，上海公私合营中国火柴厂内迁芜湖与该厂合并，改名为公私合营芜湖市火柴厂，充实了设备和技术力量，生产班次由原来一班制改为两班制。到五七年，火柴年产量迅速上升到贰拾陆万伍千贰百件，比解放初增长了叁拾点壹倍。利润总额五年累计共达一百叁拾陆万玖千肆百元。 （三） 进入五八年后的两三年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暂时出现了曲折，该厂的生产也受到了影响。这时原材料缺乏，广大职工纷纷献计献策，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及时试制成功松木梗子，解决了东北椴杨木梗枝供应中断的问题，保证了生产继续进行。这项措施虽属一时权宜之计，但对解决当时市场火柴供应奇缺，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为了彻底解决椴杨木梗支供应问题，省轻工业厅决定将屯溪梗片厂迁来芜湖并入该厂，正式设立梗片车间。并报经中央轻工业部批准，按该厂的生产计划，保证供应东北的椴、杨木材，正式开始自制椴、杨木梗枝，从而使这个厂形成为一个颇具规模、配套生产的中型火柴厂。 这一期间，该厂的隶属关系也有所变动，六一年由原属芜湖市轻工业局领导划归安徽省轻工业厅领导。厂名先后改为芜湖敦煌火柴厂、安徽省芜湖火柴厂。从五八年到六五年的八年中，最高年产量达到叁拾贰点一万件，最低为贰拾伍点玖万件。平均达到贰拾玖点陆肆万件。最高年利润为柒拾陆点捌玖万元，八年累计达到了二百捌拾二点捌捌万元，产品质量稳定在一级品标准。产品销售额已占全省销售地区百分之陆拾以上，除主要产品芜湖牌安全火柴外，还试制和生产了一部分高、中档火柴，如敦煌火柴、抗风火柴、信号火柴等品种。畅销各地，受到用户好评。 （四） 十年动乱中，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被打乱。由于该厂多数职工能以主人翁思想坚持上班生产，使火柴生产基本维持下来。在六六、六七两年里共生产了火柴贰拾伍点柒一万件，火柴质量尚能稳定。六八年以后，该厂党、政、工、团组织，以及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逐步恢复，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开展了技术革新活动，把原来的筛梗、理梗、烘干、沾油、沾药、烘干、卸梗等多道工序，改革为单机连续生产，采用了火柴自动连续机，提高了工效，降低了劳动强度，节约劳动力。使生产机械化、半自动化程度逐步得到提高。到76年火柴年产量已达到34.5万件，产品质量保持在一级品水平；试制和生产了腊梗火柴，投放市场后，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十年的利润总额累计达到451万元。 （五）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厂职工，受到了极大鼓舞。从七九年起，生产迅速上升，开始突破年产肆拾万件火柴大关，创造了历史新纪录。 进入八十年代后，该厂认真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起全厂质量检查网，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工作，全面使用火柴自动连续机械化生产，采用上梗连续性电子自动控制；推行厂部、车间两级经济核算和百分制计奖方法，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近两年，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抓紧企业整顿工作，进一步完善经济责任制，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劳动纪律，使企业素质有所提高，经济效益明显改善。 八三年火柴产量已突破五十万件大关，盈利一百零五万元，尤以新试制的寓言牌蜡梗火柴，获得轻工业部授予优秀产品的光荣称号；黄山牌旅游火柴亦被选为我省赴港展销的产品之一。 芜湖火柴厂，现已成为我省同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全厂上下，同心同德，锐意改革，满怀信心地为实现本世纪末工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而努力。一九八四年八月
爱国资本家顾鼎玉（《芜湖文史资料4》第022篇）
作者：顾永年 顾鼎玉（1910-1973年），上海市嘉定县人，生前担任过合中企业公司（进出口公司）经理、嘉丰织厂协理、苏南棉纺织同业公会理事。为了支援外地纺织工业建设，1954年赴安徽省筹建芜湖纺织厂，1955年5月在芜纺工作并先后担任芜湖纺织厂副厂长、芜湖市人民代表、民建芜湖市委员会主任委员、芜湖市政协副主席，以及安徽省民建常委等职，是一位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工作、富有事业心的爱国进步的民族工商业者。 顾鼎玉的父亲顾吉生先生是一位纺织界的元老。在旧中国提倡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创造了嘉丰棉纺织厂。顾鼎玉受其父亲的影响，一生致力于进出口事业和纺织工业。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顾吉生先生接受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思想，摆脱了封建世袭观念，没有安排长子顾鼎玉从学校毕业出来马上管理嘉丰，而是安排他去银行中做练习生，让他自己锻炼，独立创业。由于顾鼎玉勤奋学习，好学上进，进一步自学了英语、进出口管理、纺织管理和纺织工业生产，逐步熟悉了业务。后被聘请到合中企业公司当经理，从事进出口工作，使合中公司日益兴旺，开始了他的事业。 在日寇统治时期，日方强行提出要和嘉丰厂“合作共业”。顾鼎玉父子不怕日寇的威胁利诱，坚决抵制，拒绝签字，并且组织人员把嘉丰厂关键机器设备的零件，涂好牛油用蜡纸包好埋入工中，且至抗战胜利，再重振嘉丰厂。 他在嘉丰纺织厂当协理时，更发挥了管理才能，与同事们一起把质量和信誉放在管理首位，作为治厂的宗旨。在当时还是二千人的工厂，职能管理人员还不到十位，然而在质量和经营方面，却成为纺织行业竞争中的佼佼者，以致使嘉丰纺织厂在解放后成为全国纺织行业中第一家出口“免检单位”，“丰鹤牌”成为首批出口的优秀纺织品，畅销国内外。嘉丰纺织厂的治厂经验被誉为“嘉丰精神”在全国推广。 上海解放前夕，顾鼎玉得到父亲的同意，准备把已在台湾的家小接回上海。当时一些朋友“好心”的劝他说：“留几个子女在外地，以便今后也有退路。”但他只有一个信念，回大陆才有光明前途。到了台湾，他说服了母亲、妻子和弟弟，把全家一个不留地迁回到上海，此时，离上海解放只有二十多天。5月24日，全家以喜悦的心情，迎接了上海的解放。事实也确实如他的信念一样，党和政府对他关怀和信任，给予了很高的政治地位，而他的子女也在党的培养下都成为大学生，目前有的成为系主任、副教授，工程师、讲师、厂长、记者，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顾鼎玉积极参加“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认购公债时，他不仅带头认购，还动员工商界一起认购。他直接经营的合中企业公司在“五反”中被评为“基本守法户。”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他积极带头申请了“公私合营”。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他自身保持朴素的生活，并捐款兴办社会事业，帮助国家一起渡过困难时期。 在党的领导下，嘉丰纺织厂因善于经营，严于管理，重视质量，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企业的发展基金大幅度增加，以及过去已向国外购置了成套纺织机械设备。如何更好地发挥这笔基金和设备的作用，顾鼎玉提出建造新厂，扩大再生产，发展纺织事业。如何把这些在解放前订购的机器设备运回国内，在当时确有相当的困难，他发挥了多年来积累的外贸经验，运用经济合同的法律手段和他的外文基础，亲自起稿信函给外商，经过几十次的交涉，终于使这批纺织机械设备运回国内，为建造新厂奠定了必要的基础。54年，国家考虑到纺织工业的发展和布局，建议公私一起投资，准备建造规模较大的纺织厂。建厂的地址选择在江苏省南京附近，顾鼎玉为了事业，毅然担负起筹建新厂的重任。正当筹建工作准备就绪时，芜湖市原裕中纱厂不幸烧毁，为此国家从发展平衡考虑，又提议将新厂改建到芜湖市。芜湖在条件上比南京差。这一决定不仅给筹建工作带来新的困难，而且筹建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产生了一些情绪。从他自身的家庭情况来看，也存在较大的困难。一家都在上海，父母亲已七十多岁，妻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多种疾病，长期卧床，子女都在求学，都需要他就近照顾。但是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家而是如何发展纺织事业。他不仅说服了家人，而且还做通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工作，使大家满怀豪情一起奔赴安徽，一起筹建芫纺，他代表嘉丰厂入股54万，占合营的芜纺厂资本41.14％，有力地支援了内地的建设。 在筹建芜湖纺织厂头几年中，他废寝忘食，把精力都投在芜纺的建设中。担任芜纺副厂长后，他分管职工文化生活及福利方面业务。他却从没有享受过探亲假，仅在每年春节按规定假期来沪休息几天，准时返芜工作。在芜湖二十几年中，每次春节后，他总是按时返芜上班。 1954年，顾鼎玉受组织委托，到香港去争取过去在香港银行的外汇存款。他去香港时，有人曾经怀疑他不会再回来，在香港他会晤了很多老朋友，有居住在香港和台湾的，也有居住在国外的。他时刻牢记自己是受组织委托而来，因此在各种场所和交谈中，处处注意影响，经常向在港的朋友宣传国家的政策，宣传解放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宣传国家实行赎买政策后对工商业者关怀和保护、生活安居乐业的情况。他列举了自己的经历，感染了很多朋友。当然也有些人不太理解我们的政策和事业，曾半开玩笑地说：“鼎玉，你现在已经赤化了。”他回答说：“我还没有资格赤化哩，我是被事实和事业所同化。”也有人劝他，留在香港，继续合作，搞一番事业。他谢绝了，他自信地说：“如果要想留在外面，在49年，上海还未解放，我去台湾时就可以留在台湾，况且那时在台湾我已有工厂和住宅。现在我在大陆已有我的工作和事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和道路。”朋友们对他坚定的信念表示钦佩。为期三个月的香港之行结束了，他回到了芜湖，立刻向组织上详细汇报了在香港的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他的回来，也使曾经怀疑他的人信服了。 在担任芜湖市民建主委和政协副主席期间，他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热心社会工作，团结工商界，密切联系群众，他走访了大部分工商业者和家属，想方设法为工商业者解忧排难，处处以身作则，秉公办事，组织大家认真学习，献计献策，带领大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同心同德，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还一次性的捐款九万元人民币在芜湖市创办了二所民办学校，致力于发展芜湖市的教育事业，发挥了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应有的作用。 在十年动乱时期，他尽管受到了迫害，关进了“牛棚”，被戴上“反动资本家”的帽子，在安徽省各地巡回游斗，但是他始终坚信党的政策，光明一定会来到。在七年的下放劳动改造中，他没有气馁，虽然年过半百还是坚持在车间翻三班制，尽管只拿生活费，生活艰难，但是在七年中他从未请过假，坚特劳动，有时身体不适他还是带病上班，在精神上乐观自信。他把下放劳动并不当作惩罚，而是当作改造世界观所必需的。 最令人难忘的是，73年他落实了政策，这是他一生中最喜悦和高兴的事，组织上很关心他，叫他返沪休息，休息后再安排工作，他仅告了一周的假，回到了家里，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党，感谢党的政策，我要更加倍努力为党工作，报答党的恩情。”正当全家高兴之际，他的健康状况突然不佳，长期的劳累，患了高血压的并发症，只得卧床休息，但只休息了二天，病情并未好转就要求返芜。当时家里人都劝他待病情好些再回芜，而他说：“一则我只告了一周假，二则组织上还要安排我工作，不能无组织无纪律。”他这种刚强守信的性格，热爱工作的精神，谁也阻挡不了他。在子女陪扶下，艰难地回到了芜湖。到了芜湖，病情加重，组织上叫他立刻医治，家属考虑到在上海照顾方便一些，就向组织上重新告了假，又陪扶他返沪。在离开芜湖时，尽管病情严重，但他还是不放心地问了是否请假，当告知他已请好假，组织上叫他安心医治，他才放心。回到上海，病情逐步恶化，只得住进了医院。在他半昏迷中，还念念不忘学习和对子女的教育，再三关照子女，整理好他的学习笔记，体会他改造的心得，他说：“这对你们世界观的改造，大有益处。”在他生命最后时刻，刘靖基同志坐在他病床旁，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交谈的还是工作和学习。就在当天晚上，他就昏迷不醒，不到一周就与世长辞了。 在顾鼎玉一百多篇，十几万字的学习笔记中，都渗透了他认真学习，自我改造，对党忠诚的信念。其中有他参加第一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心得体会，有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也有他向党交心、自我检查的记事。这些都是他联系实际、联系思想、联系工作、爱国爱党的心声。他说过：“有人说我相信共产党是假的，但是，我能一辈子这样假，到头来总不会是假的了吧！”事实证明，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筹建芜湖玻璃ㄏ始末（《芜湖文史资料5》第001篇）
作者：胡光旭口述，金贰整理 编者按：光华玻璃厂的前身芜湖玻璃厂在创建初期，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一群在旧中国苦挣苦熬过来的小商业者，解放后，响应政府号召，在市工商联支持和帮助下，组织起来，白手起家，自办玻璃厂，艰苦创业，几经磨难，最终发展成一家很有规模的工业企业。 芜湖玻璃厂的创业史，在芜湖工业发展史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有着很好的教育意义。此次，在市工商联的大力支持和知情老同志的通力协作下，我们整理编发了创业初期两位老同志的回忆，以作引玉之砖。希望有更多的老同志向我们提供有关或类似的史料，支持我们将《芜湖文史资料》编得更好。正文： 退休的日子，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就动惯了手脚的人来说，显得那么漫长。然而，却使我有时间来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审视这人生路上最让我留恋的一段火热的岁月，我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力量的一个事业，那就是筹建我市第一家玻璃生产企业——芜湖玻璃厂的日日夜夜。 一 我家祖籍芜湖县、自祖父时起在县城南关开设了胡裕丰米行，经营大米买卖。三代惨淡经营，到我手上时，业务有了扩大，由单纯的经营发展到兼做加工，并与宁，沪等地的米行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买卖关系。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掠夺政策使我这小小的米行也在劫难逃，到解放前夕裕丰米行己陷入了破产的边缘。解放后，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我又重振旗鼓与几家米业同行合营，在寺关街办起了裕农米厂，由我任经理，资产约一万余元。 1953年10月，国家颁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接着开始实行国家对粮油的统购统销，计划供应。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大趋势，对于我们这些私营米业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迫使我们尽快地作出抉择。 由于我在经营裕农米厂时，按章守法，接受了党的教育，思想觉悟有较大提高，平时注意学习时事政治。因此，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颁布后，我立即召集米厂的全体股东和职工会议，请大家讨论今后的出路。 粮食统购统销、计划供应，从事私营米业的必须停业，这是勿须怀疑的。停业后，我们怎么办？是坐吃山空，等待政府和社会的统一安置？还是自己动手，为政府和社会分忧，及时地转向工业呢？当时，芜湖市的私营商业出现了“三多一少”的现象，市政府和工商联号召私营商业转营工业，走工业化的路。会上，我作为经理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我们裕农资金少，每股分摊开来只有几百元。停业后，散了伙，这点资本吃光花光今后怎么办？我主张，响应政府和工商联的号召，把资金集中起来，走转营工业的路。我的看法在股东和工人中引起了热烈地争论，尽管有些股东主张分光散伙，但大多数股东和工人都赞成我的意见。最后，我们还是决定集中资金走转营工业的路。 因芜湖工业落后，全市解放时只有“三个半烟囱”在冒烟。走转营工业的路，对于我们这些长期从事经营贸易的人来说，又谈何容易！既无经验，又没有可供学习借鉴的榜样，真是双眼一抹黑。这时，我想起了裕丰米行在宁、沪的米业同行们。那些关系户也面临着转业的形势，他们怎么干的？南京、上海是大城市，工业发达，资金雄厚，信息量大，一定有可供我们学习的转业经验。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一商量，他们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定到南京和上海学习取经。遂由翟子绪（工会代表）和我等四人组成了转业学习小组奔赴宁，沪学习。 记得，这一次赴宁、沪时间大约在1953年11月前后。我们首先到了南京，找到了天祥米厂的周经理。后又到了上海，访问了华圣米厂的张学潮（张当时是闸北区工商联的主委）和仁裕米店的裘鸿福、裘长英父子。初步了解了他们几家的转业情况。当时，我们手头的资金少，考虑到单独转业困难，有投资于宁、沪和他们合营转业的意向。他们告诉我说，资金转出，需经当地政府和工商联的批准方可。在离沪返回的前一天，裕仁米店的裘长英在家宴请我们。裘家的私宅是一栋三层楼房。席间，我闻得楼下的噪杂声，便向主人询问。原来，裘家的一楼房间已租给了玻璃厂作仪器车间，饭后，我请裘先生陪同参观了这个车间，并有意无意地打听了一些玻璃生产的情况。谁又能想到，这偶然的一次参观，却成为我们转营制造业的一个契机。 我们一行四人返回芜湖后，立即找到了市工商联，汇报裕农转业的设想和赴宁沪学习的情况。当年接待我们的是黄梦飞主委，张台望副主委和朱传良科长。当我们反映了转业的想法后。黄、张二位主委首先肯定我们转营工业的决定是对的，同时指出，资金不能外流，应就地转业，开办工厂。我说，就地转业办厂，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黄主委当即表示，资金不是主要问题，工商联可以帮助解决。关键是转业应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是要能解决工人就业，二是要有先进性和发展前途。 经过这一次汇报和谈话，我的眼前豁然开朗，有了政府和工商联的支持，资金问题能够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也就不在话下了。兴奋之余，上海参观玻璃厂仪器车间的一幕浮现在眼前。对，办玻璃厂，这在安徽还是个空白点很有发展前途，工艺简单，设备也不多，主要原料石英砂和煤芜湖地区也很富足，又能解决多人就业。于是，我把筹办玻璃厂的想法向市工商联的负责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很感兴趣表示大力支持。黄主委还特地嘱咐我在粮食业中带个头，把大家串联起来，争取更多的人联营。 二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芜湖玻璃厂筹备处的牌子终于挂在了二街木器店后面的碾米公会门上。筹备处由工人代表翟子绪、方兴平、樊仲孚和粮食业中的四家股东：米店的张振庭联合粮行的彭仁杰，万隆丰米行的范侃和我等人组成。市工商联派了朱传良科长亲自协助我们的筹备工作。 当时，我们这一批从事玻璃厂筹备工作的人，都是做粮食生意的，在机械设备、技术方面知之甚少。上玻璃厂，牵涉到设备安装，机械维修以及专业生产技术的学习等问题。完全是外行不行。左思右想，我想到了一位老朋友夏之时。夏居住在牛奶坊一号。解放前曾学徒于宁波人在芜开设的福记恒机器厂——一家轮船修理厂，从福记恒出师后，自己在四明路（今人民路）一带开设了兴艺机器厂。我裕丰米行的柴油机就是从兴艺购买的。因此，我们既是老朋友，又是关系户。解放后，夏的兴艺停办了，自己受聘于二街的高升车行。于是，我推荐了夏之时。筹备处决定由翟子绪和我等三人登门邀请夏出山相助。夏虽已在高升车行工作，但经不住我们的一再请求，遂辞去原职，被聘为我们的机械总负责。 为了尽快地上马，我们决定再赴宁沪购置设备，招聘技术人员。大约在1954年初，我和樊仲孚、张振庭、彭仁杰、范侃、夏之时等前往宁、沪，朱传良科长亦随同前往。到了南京我们联系参观了几家玻璃厂，结识了玻璃生产的技术人员朱以竞。我们有意聘朱以竞为工程师，朱提出要有南京方面的担保人，我便请了南京天祥米厂的周经理出面，非常隆重地在南京新街口大三元酒家签定了聘请合同书。紧接着，朱师傅又为我们请来了一位姓吉的师傅。想当年，我们在南京聘请技术人员声势造得很大。一时间，芜湖要办玻璃厂的消息不胫而走，生产玻璃的技术工人纷纷找上门来。这消息也传到了上海。我们到达上海，在大中华饭店刚刚住下，一些吹大、小灯泡和做杂贷的技术工人便找来了，表示愿意到芜湖工作。搞玻璃配料的康太阶就是在上海聘请的。 在上海，我用了大量时间跑玻璃厂，把别人不用的旧模具象收破烂似的收购来，如三分五分煤油灯罩、大、小方瓶、大小圆瓶、六角瓶、昆瓶、糖缸、大小桅灯、煤油灯座等等杂货器皿的模具，买来后，我立即动手将其洗净擦干，以便运回家就能用。我又到王发记模具厂订购了一批新模具，并购买了生产上用的烘口机，刨口机等等。经过紧张的奔走洽淡，于农历腊月28，我们满载而归，返回芜湖家中。 由于我们光华玻璃厂是全市第一家由商业转营工业的企业，市政府十分重视，派遣了由张明达为组长的工作组帮助我们的建厂工作。我们筹备处的分工是：张振庭任代理经理，范侃和我负责生产和总务，彭仁杰负责采购，刘学东为会计，方行平、翟子绪、范仲孚为工会代表，刘承余是团员代表，夏之时负责机械设备。 我们在库子街选定了最初的厂址。五四年春节一过，我们就开始打炉子、做烟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建厂工作中去了。那时，我们参加建厂进行的都是义务劳动，大家不分昼夜，不计报酬，干得很热火。那情景、那干劲，至今仍使我激动不已，难以忘怀。记得，夜晚需要有人值班，我二话不说将铺盖一卷搬到厂里去住，每星期回家一次，就这样，我们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便顺利地投产了。 正式生产后，根据市政府和市工商联的评定，转业人员工资每月为卅万元旧币，当时流传一童谣：“投资玻璃厂，干不干卅万”。外地聘请的技术工人则每月工资一百万元旧币，二者相差三、四倍。对此，我们是有些看法的。但大家还是同心协力，一心一意办好工厂。我们厂开始生产的是三分、五分煤油灯罩和马灯灯罩，产品十分畅销，产品一出炉，便被抢一空。 三 正当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开拓前进的时候，一场多年未遇的大水向我们冲来。芜湖玻璃厂和全市人民一起经受了来自大自然的严峻考验。库子街被大水淹没了，厂房垮了，生产停了。刚刚诞生一百多天的年轻的工业企业能否坚持下去，战胜灾害。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此时，党和政府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作为全市第一家转营工业的企业，政府要求我们只准成功，不许失败，要尽快地战胜灾害，把玻璃厂的牌子高高地竖起来。政府指示银行给予贷款支持，号召动员其它行业向玻璃厂转业投资。 旧的厂房冲垮了，市政府给我们规划选定了卜家山——这块很有发展余地的地区，建造新的厂房。当时的卜家山是一片荒山秃丘，到处是坟墓，只有几亩熟地，归陶代玉和周维达家所有，陶家以地代资入股，周家则把地卖给了厂里，由其子带钱入厂就业。 扩建新厂的工程困难而繁重。我们的临时办公地点就设在陶代玉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厂房、食堂、老虎灶等，急需要建筑材料。为了给厂里节省开支，我曾顶着滚滚的浪涛在南关的大水中捞起了不少木料和砖瓦。要重建新厂，经济十分困难，上海技工的工资还靠二街银行的贷款支付，本市的工人只能发少量的生活费。要渡过难关，必须尽快地投入生产。我们分工负责，夏之时打造烟囱和炉子，安装设备，我们则开山迁坟填塘造房，全厂工人积极性都很高，在很短的时间里，新的厂房造起来了，生产重新开始了。重新生产后，产品的品种，规格都增加了，在原先生产的煤油灯罩的基础上，开发生产了茶杯、油灯、各种玻璃瓶等等。产品由市中百站包销。从此，芜湖玻璃厂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一步一步地成长了起来，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光阴荏苒，转眼卅八年过去了。我已逾花甲之年。可那筹建芜湖玻璃厂的如火如茶的岁月却恍若昨天。对曾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的光华玻璃厂，我怀着无限的眷恋和祝愿。祝愿光华玻璃厂，在振兴芜湖经济的历史进程中，如日月永放光华！
我在芜湖玻璃厂创业的日子里（《芜湖文史资料5》第002篇）
作者：彭仁杰口述，金贰整理 芜湖玻璃厂是在1953年底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初期建立起来的、芜湖市第一家由商业资本转营工业的企业。我作为这家企业的最早筹建者，曾为它贡献了自已一生中的宝贵时间；为了它的生存、发展，我曾绞尽脑汁、节衣缩食。为此，我将终生引以为骄傲。 1953年11月，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们一批从事米粮业的商人在市工商联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始筹建芜湖玻璃厂。当时，我是西关南岸十九家私营粮店组织起来的联合粮店经理。我拿出了粮店的全部资金1.03亿旧币（今1.03万）入股办厂，与胡光旭、张振庭、范侃等组成了办厂筹备处。为学习办厂经验，我们赴上海参观。在上海，我们先后参观了胶木厂，针织厂、文具厂、玻璃厂、化工厂等企业。回芜后，我们讨论了四个办厂方案，由范侃执笔成文。在方案中，我们对办什么厂，需要多少资金、设备，解决多少劳力，进行了全面的估价。由于，我们从事米粮业的，资金少、劳力多；在转业办厂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特点。办玻璃厂，只需打造一些炉子，对资金的要求不多，又可吸收较多的劳动力。因此，我们倾向于办玻璃厂。到市工商联汇报后，立即得到了工商联领导的首肯。于是，芜湖玻璃厂筹备处的牌子就正式挂在今二街五金站的楼上。市工业局对我们办玻璃厂非常重视，特派一位名叫张明达的同志来协助我们办厂。 从经营米粮业到办玻璃厂，这中间的距离太大，我们以往的经验和知识全都没了用场所有的东西都得从头学起。芜湖又缺乏工业基础，无论是设备，技术人才还是原材料都得依靠外地，尤其是当时的工业中心上海。筹备处在讨论办厂分工时，决定由我长期驻扎上海，负责招收技术工人，采购原材料。于是，1953年12月，我再次赴沪。从此，便长期往来于沪芜之间，直至1966年6月“文革”开始。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玻璃厂从生产煤油灯座、罩起，到生产茶杯、电灯泡、保温瓶，以至各种玻璃器皿，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它所依赖的技术力量，90％以上是由我从上海网罗、吸收来的。它所需要的各种化工配料，也是由我在上海采购回来的。这里浸透了我多少心血和汗水，饱尝了多少的酸甜苦辣。 办玻璃厂离不开技术工人，那时玻璃厂的熟练技术工人主要集中于上海。玻璃厂的工人专业分工很细，厂里每增加一种新产品就得请一批技术工人。优秀的熟练的技术工人在上海也非常吃香，为了请来这些技术工人，我想了不少办法。 解放初期，上海社会上有不少待业工人。起初，我们是面向社会招收待业工人，然后经过上海市劳动局办理来芜手续。但是，一方面我们厂的发展不断需要熟练技术工人；另一方面，优秀的技工基本上都有工作。仅仅在社会上招工是不行的。因此，我来到上海市劳动局请求帮忙。当时，上海市劳动局专门设立了两个接待室，接待外地招工人员。接待我的是第二接待室（专门接待私营企业的）的欧阳杰同志。这位同志很热情，听了我的请求后，表示支持，但又强调他们的力量不够。无法具体帮忙，希望我们自己去找，只要找到合适的，有困难再来找他们。 那时，上海的各家企业管理都非常严格，上班时间不接待外人，工人不准出厂。于是我便在下班工人出厂的时间里，等待在一些玻璃厂的门前。盯上那些在我看来算是合适的工人，请到旅社洽淡。有时，还得请他们喝上两杯。这些费用在当时是无法报销的，只得从自已以前的积蓄中拿钱开销。我的工资很低，每月仅30多元，一家九口人，生活非常困难。老婆、孩子为了贴补生活，不得不帮人打草绳、搓麻线，吃了不少苦。就这样，我还得向厂里借债，直到退休时还欠厂里六百元钱。当时我只想到厂里好了，我们大家也都好了，眼下吃点亏值得。 我们在上海请工人，对上海的厂家来说显然是挖他们的墙脚。因而，不时会闹出一些矛盾来。许多工人都愿意来芜湖，可在厂长那里卡了壳。有的人干脆来个不辞而别，私自来芜湖工作。上海的一些单位对此很有意见，告到了中央。中央劳动部下文到安徽芜湖，要求送回工人。这些私自来芜的工人不得不回上海。当然，大多数工人回上海后，又经过上海劳动局的合法渠道重新来到芜湖。正是这些从上海来的优秀技术工人，奠定了我们厂的技术基础，保证了玻璃厂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在办厂的初期，采购设备和原材料的任务更为繁重。为此，有过不少周折。 解放初期，全国的玻璃生产工具基本上集中于上海制造。那时，上海有十三家专门打制玻璃生产工具的铁铺。这些生产玻璃的工具并不复杂、象吹管、剪玻璃的剪刀等，我们完全可以仿制。但是，我们厂这些上海请来的工人，使用上海产的工具己成习惯，不是上海造的不用。这就逼着我们必须从上海进设备和工县。而当时，上海人对技术保守的厉害，一下要摸清这些设备、工具的来源很困难。我只好找上海的朋友帮忙，有时请当地人代买。这就需要多花一些钱。后来，我通过发票上的印章来寻找，慢慢地摸熟了路子。买工具不仅麻烦，也很贵。一根吹管，当时在上海买要6元多钱，而我们自己买材料加工仅需3元多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才逐步由自己加工取代了购买。 大约在1955年，我们厂开始上保温瓶胆。生产瓶胆所需的化工原料，必须从上海进，如抽真空缸所需的五氧化二磷，瓶胆镀银配方中的苛性钠。记得，为买这两种原料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那时，上海请来的技术工人，都是学徒出身，文化水平低，对生产保温瓶胆所需的化工原料，只知俗名、不知学名。抽真空缸用的五氧化二磷，他们称之为空气粉；苛性钠则呼之为“条子烧碱”。起初，我按照他们告诉我的这些俗名，在上海到处找，跑遍了无数家门市部，就是买不到。厂里开工造瓶胆的准备已经就绪，只欠这种“空气粉”，急得我象热锅里的蚂蚁。突然，我想到何不请工人们找一两只空气粉的空瓶呢？空瓶子有商标，不愁买不着。果然，通过这个办法很快解决了问题。 寻找“条子烧碱”的情况也是如此。保温瓶胆的镀银工序等着“条子烧碱”来配方，可我在上海买不到。回到厂里，厂长兼书记张千群责怪我延误了工作。这时，一位曾在灯泡厂干过的工人李祥生提出，也可以用普通烧碱替代。我们决定利用晚上时间试验。当晚，张厂长、李祥生和我三人来到配料房。谁知，配料工匡正广锁了配料房的门，带走了钥匙。张厂长十分气愤，叫砸了门锁。试验很成功，用普通烧碱加入到配方中，很顺利地完成了镀银工序。第二天，老匡大为光火，狠狠发了一通牢骚。想想当时，老匡也有他的苦衷。他是个有脸有面的技术工人，若是普通烧碱配方一旦失败，他的脸往那里放。用普通烧碱代替总非长久之计。后来，我想法弄到了“条子烧碱”的废瓶，终于弄清了它的学名，买回了苛性钠这一原料。 耐火砖是玻璃厂打造炉子的必需材料，50年代，耐火砖作为国家的统配物资，由中央物资局统一调配。当时，我们玻璃厂就是全省的耐火砖需求大户。1958年“大跃进”开始，对耐火砖的需求量陡然猛增。那年，国家物资局拨给我省轻工厅的耐火砖为120吨，指定分配给蚌埠和芜湖两家玻璃厂，我厂为50吨。而这50吨打造一个炉子还不够。根据当时我厂的需要来看，尚缺250吨耐火砖。我厂的定点供应厂家是青岛耐火材料厂。在北京召开的物资调拨会上，我认识了这家耐火材料厂的会计科科长。我向他诉说了我厂的困难，请他帮忙在计划外补上这个缺口。这位科长非常爽快，当即表示可以按跃进（即超产）产量供应我们计划外产品250吨。但必须经过山东省冶金厅盖章批准。会后，我便赶赴济南。可是，对省厅的情况，我是两眼一摸黑毫无把握。正巧，途中与潍坊市一家大型机械厂的张姓科长邂逅，互相攀谈起来，颇为投机。张告诉我，他在冶金厅是熟门熟路，主动愿意陪我办理此事。果然，省冶金厅一关顺利通过。 此时，我市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全民大办钢铁的高潮出现后，如林的小高炉急需大批耐火砖。于是，市里找到玻璃厂，并将张干群厂长调到光华炼铁厂担任厂长。这样一来，玻璃厂的耐火砖大批地用于造高炉。耐火砖的需求再度出现大的缺口。我再次赴青岛，找到耐火材料厂，多方疏通关系。终于在计划外又追加了450吨，一共搞了700吨计划外耐火砖。经过青岛四方车站同志的热心帮助，搞到车皮，及时运回芜湖，解决了市里的需要，为此，我受到了市里的嘉奖，获得了特别奖。 也就是在那年的“大跃进”中，我们玻璃厂的双飞粉使用殆尽，一下又弄不到，厂里的生产受到影响。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突然，我想起在办联合粮店时作为废料处理了的20吨双飞粉，可加以利用。于是，我便带人将之从地下挖了出来，无偿地献给了厂里。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如今的光华玻璃厂已挺立于江城实业的前列，扬名于江淮大地我希望今天的人们，不要忘记昔日创业的艰辛，珍惜我们的企业，继续使之发展、壮大。
作者：兆梦口述，熊梅萍整理 1、家境 解放前，父亲、母亲、我和弟弟，一家四口，全靠父亲在澛港麻浦桥摆肉案卖肉为生。父亲为人和善，人们都愿到他的肉案来买肉，虽然许多人都是赊账的，但父亲从不为此计较，有些肉账要不回来也就算了。虽然生意做得艰苦，一家人也维持个温饱，我和弟弟还能去私塾读书。有时，我也帮父亲记记帐，干点杂活。 父亲早就有病在身。那时候因为生活艰辛，人们便是有病，轻易也不敢去医院。父亲的病便拖了下来，他也没当回事，仍然天天摆摊卖肉。 一九四六年，才四十九岁的父亲突然一病不起，辞别了人世。对我们家来说，无异于天塌下来了。肉案摆不成了，一家人的生活断了来源，我的私塾自然也念不成了，全靠母亲在外收卖猪小肠渡日。 2、离家学徒 父亲逝去的头一个年关，那时，我才十三岁。只觉得天阴沉沉地直压在屋顶上，始终也没有晴过。母亲为了维持家庭的生活，迫不得己。托我的老表汪万兴，商量让我到芜湖街上学徒，自己去挣口饭吃。 大年一过，春寒料峭，万兴老表来了。母亲为我收拾好一条薄被，几件换洗衣衫、带着我，跟万兴老表默默上路了。 我学徒的那家“荣丰”米厂，座落在河南富民桥，实际上应该说是厂、行合一的杂烩。房子是租用湖北人江三麻子的，老板与万兴老表是本家，芜湖白马人。厂里，学徒和师傅一共才十来个人。当时，富民桥小街两边，全都是小粮食行，还有几家水火炉、小杂贷店等，颇有些热闹。 我怯怯地跟了万兴老表和母亲，一一见过老板和师傅。母亲千恩万谢地说了许多好话，连水也没喝一口，便回家去了，临出门，又拉过我，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好好听老板的话。 3、“学乖” 那时，人们把学徒叫做“学乖”。老板收你学徒，等于是赏你口饭吃，工钱是没有的。而且，从早到晚，杂事总也没有一刻消停的时候。如果老板的家小住在店里，学徒还得服侍老板的家小，包括倒马桶、洗脚水之类。“荣丰”米厂老板的家小在乡下，服侍家小的事是没有的。 每天一早起床，冲开水，洗茶杯。打扫店堂，角角落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吃过早饭，便提着篮子，跟锅师傅（烧饭的）上街买菜，准备中午和晚上的饭菜。然后，在店堂里招呼客人，端茶、递烟。下晚，关店门、擦灯罩、收拾店堂。当时，店里也有电灯，但有时候停电，油灯是必备的。晚上，老板常常外出打麻将或会客人，我便等在店堂里，学打算盘，老板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才能睡觉。 老板和师傅们吃饭时，我必须在一旁侍候着添饭，又不敢站得离饭桌太近，全靠机灵，见他们刚刚吃完最后一口饭，便连忙去接碗，早了、迟了都是要挨骂的，直到老板和师傅们吃完饭，我才能去厨房吃饭。 初进“荣丰”米厂不久，有天早晨扫地，我发现墙根边有几张零钱，便拾了送给帐房先生，但他什么也没说。过了些日子，又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我仍然一张不少地交给帐房先生。当时，我认为是哪个师傅收钱时不小心掉的。几次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了。后来我知道了，每个“学乖”的人都必过这一关。这是老板试探“学乖”的手脚干不干净的鬼把戏。 4、“荣丰”的雇员 “荣丰”米厂一般情况下只有十来个人。午、秋两季生意好的时候，有过二十个人的，除了老板和一、两个学徒之外，主要雇员有：帐房先生，负责买进卖出一应帐目；“接江的，负责接待客户，在外拉生意；“出水”，负责买进粮食时的看样，谈盘子；贵师傅，负责米厂里一台10匹半马力的“西门子”（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碾米机；锅师傅，在米厂里买菜、烧饭，负责所有人的伙食；斛师傅，负责厂里买进卖出粮食时过斛，斗、升等量具。 十升为斗，二斗五升为一斛。当时，一般米行都备有买进和卖出两种斛，大小不一。米ㄏ里的斛师傅只在店里过一些零买零卖的斛。米厂大批进米时，另有码头上的斛工过斛，厂里的斛师傅是不能插手的。 过斛时有些讲究。买进时，标准的是“冲斛养趟”，就是用笆斗将粮食一下倒进斛里，基本上不多不少，再用根木尺般的“趟子”轻轻把斛口刮平，最后将斛中的米倒进口袋，过斛的程序便算完成了。卖出时，斛师傅将笆斗中的粮食轻轻倒入斛中，然后用“趟子”很快一刮。与前者相比，一般要差升把米左右。 师傅们除在米厂里食宿外，每月有一到两石米之间不等的薪水。学徒没有薪水，每月老板给点“月规钱”，仅够洗澡、剃头用。 5、“荣丰”的生意 “荣丰”米厂规模虽小，但从零买零卖，到整批买卖，糙米加工成熟米，为买、卖双方做中间人等，一应生意俱做。 当时，有许多附近的乡里人，从乡里收了米，然后到街上来卖，叫“打米卖”。打米卖的人非常苦，赤脚穿草鞋，挑几十里路到城里来。他们一般买米回家后，先用筛子筛出碎米，然后将碎米用水浸透，再拌上石粉，掺在好米一起，一般放在岔口（口袋）的中下层，口头再盖上好米，叫“装头盖面”，然后挑到街上来卖。 打米卖的必须通过米行才能把自巴挑来的米卖出，“荣丰”门前有许多打米卖的，“荣丰”每帮他们卖一斛米，便要收一升米的行佣”。斛师傅将斛放在木盆中，斛米时，撒在盆外地上的米叫“小伙”，由师傅和“学乖”的分。掉在盆内的，仍归卖米的。斛师傅只要稍做些手脚，撤在地的米就不少了，分“小伙”时，斛师傅比别人要多分一些。 另外，斛师傅在帮人卖米时，也玩些“小窍门”，就是缺斤短两，但买米的人根本发现不了。使“打米卖”的人每担米总能多出几升米来，他们图下次生意好做，这几升米也就不要了，由师傅和“学乖”的分掉，补贴家用，老板也是允许的。 一般，每年午季，开始收菜籽，秋季，开始收粮食。特别是下半年收秋粮时，米厂里最忙。此时，各米行、米厂里“接江”的人整天等在江边，一见到卖粮船靠岸便蜂涌而上，纷纷把卖粮的拉到自己的店中，端茶倒水，摆酒招待，直到生意成交。“出水”甚至到产粮地采购，十天半月的不回来。我也曾跟“荣丰”的老板去过江北的黄雒河、柘皋、三河等地采购粮食。 为了抢购粮源，有时新粮还未登场，各米行米厂就预付给卖方购粮款，一待新粮上市，卖方便将货送到芜湖来。因为粮源紧张，买方竞相抬价，也有预付过款而粮食却要不来的时候。 秋粮收上来以后，米厂里便没有什么大事了，直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时，头年低价收进的粮食便可以卖个好价钱。 6、和气生财 “荣丰”米厂的大生意很少，光顾这里的主要是附近的市民，少则一次买个三两升米，多也不过一、两斛。但不管买多买少，都一样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让顾客把米抓来抓去的看。 那时，讨饭的很多。我就曾看过一个“背高篮子”的，口中吹着一个竹筒，上卷一条蛇皮，一吹呜呜作响。有家人没有打发他，他便当场用手里的刀把自己的头皮划开，血流了满脸，状不忍睹，逼得那家人花了很多钱打发了他了事。“荣丰”的老板时常打招呼，如果有要饭的来，不管谁在店里，随便打发点钱，让要饭的走就行了，不必非要通过他。 因此，“荣丰”的生意虽小，始终做得比较平稳。 7、掮包工 解放前，做生意的规矩很多。米厂从外地买来的大宗粮食，要由专门的斛工过斛不说，就连自己从河沿往厂里运也是不行的。 每当米船靠岸后，等在岸边的掮包工便上前问：“船老板，这是哪家的货，我们卸了。”然后跟买主打个招呼，便由掮包工把货送到厂里来，老板支付“力资”。 后来才知道，这些吃码头饭的掮包工，都是由帮派把头控制的，如果得罪了他们，生意便做不成了。 8、洗衣妇 “荣丰”的老板和雇员都住在米厂里，换下来的脏衣服要花钱请人洗。每次都是我把脏衣服收拢来，一起送到二多桥一个以洗衣为生的老奶奶那里去。我是学徒，没有钱用来洗衣服，洗衣的老奶奶见我年龄小，又专门把衣服送给她洗，便主动把我的衣服也顺带洗掉，从不找我要钱。 9、工商报 学徒的生活是枯燥寂寞的，一天到晚，乱七八糟的杂事让你累得头晕脑胀，又没有任何休假和娱乐活动。当时，“荣丰”订了一份芜湖出的“工商报”，每天上午报馆有专人送上门来，该报刊载着市场行情之类的消息。我上过几年私塾，能看得懂报纸，“工商报”便为我打发了许多难熬的时光。 10、送灶酒 每年腊月二十三“送灶”，生意己经清闲了，“荣丰”米厂照例要摆一桌比平时丰盛得多的酒菜，招待所有的雇员。吃这桌酒时，每个雇员都忐忑不安。如果老板发话，对某个人说，你干得不错啦、我的米厂太小啦、生意难做啦等等之类的客气话，那就意味着这个人吃过这桌酒后，就该卷铺盖回家了。这桌酒叫做“送灶酒”，对被解雇的人来说也是“滚蛋酒”。 百货、杂货之类的店里，因年关忙得不可开交，这顿酒一般在正月初七开，叫做“上七酒”，其功用与“送灶酒”一样。 11、拜年 三天年，米厂关门休息，但杂活仍然必须干。对“学乖”的来说，过年只是每顿吃饭时比平时多几个菜而已。 大年初一，我早早地便要起床挨个地给老板和师傅们拜过年后，再按照老板的吩咐出门，把事先准备好的贺帖塞到受贺人家的门缝里，这就免去了老板挨家登门贺年的麻烦。当时，生意人一般都用这种方式拜年，即方便，又少了诸多俗套。只有关系特别好的，才相互登门贺年。 12、我的零用钱 学徒的几年里，我是没有薪水的，除了每月的“月规”钱外，过年时，老板也给几个零花钱。平时，卖米的多出一点米由厂里的雇员们分，我也能分到一点儿。还有不小心散落在地上的米，老板同意让我扫起后归我。我便把这些脏米用筛子筛干净，积得多了，就放在店里，让师傅帮我卖掉，把卖的钱贴身藏着。虽说自学徒后，我从未回过家，但从来也不乱花钱。母亲有时到米厂来看我，我便将平时积存的零花钱交给母亲，有时也买点针头线脑的让母亲带回去，用以补贴母亲和弟弟在乡下的生活。 13、无商不奸 “荣丰”的老板为人和气，做生意也比较讲信誉，很少搞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的勾当，但也难免偶一为之。记得有一次，同外地人做的一桩大买卖，老板就让雇员们在加工好的米里掺上磨得极细的石粉（当时市场上专门有石粉卖），使米的颜色好看，又增加了份量，买方也发现不了。 还有一次，一笔比较大的生意成交了，卖出的米已经装进麻袋，绞好包口，买方盖上戳记，准备运出了。可是，老板越想越觉得这笔生意赚得太少，心中憋气。便让米厂的雇员用扦子在每个麻袋中戳一下，让麻袋里的米从扦子的小喇叭口里流出升把米来，曰之为“截老鼠”。虽然这并不能偷出多少米来，但老板觉得多少能解一点胸中的闷气。 14、变幻莫测的钞票 1948年春天，“荣丰”又来了个姓恽的新学徒。一般的杂活我便不干了，开始在店堂里学做生意。算帐、记帐、接待来店买卖米的客人，有时，也到长街或二街的钱庄去取钱、送钱。当时，只要钱转到晋孚钱庄（今二街与中山路岔路口的商业大厦处），肯定能取到，在一些小钱庄就不保险了。 那时，面临全国解放不远了，市场萧条，物价飞涨，贷币贬值，一日数变，一会儿是法币，一会儿是金元券，一片混乱，让人应接不遐。 最早，我到钱庄送钱、取钱提个小钱袋便够了，米厂的生意没有多大变化，可装钱的口袋变化大得让人吃惊，快得很，那小钱袋就不够用了，换成个大口袋扛着。贷币贬值的速度让我连换口袋都来不及，最后收来的纸币也没法数得清了，只好一古脑儿装进大麻袋里，雇黄包车拉着，过桥时，怕麻袋颠掉了，便坐在麻袋上压着。装钱的口袋越来越大，米厂的生意却越来越清淡了。就这样，苦撑苦熬，直到解放，“荣丰”米厂几乎解雇了全部雇员，只剩我一个学徒，规模也由原来的三间两进两层的大门面换成了一间狭小的门面，地址仍在富民桥。 15、米行的“坎子话” 解放前的生意人对生意人之间的买卖，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暗语，称“坎子话”，我学徒时间虽然连头带尾有四年，但老板从没有让我独当一面地做过生意，因此对用来讨价还价的“坎子话”了解甚少，只是从老板和师傅们那里零零星星听到一点。大概是：一由、二鼻、三飞、四盘、五摸、六佣，七草，以后的记不清了。一般“接江”、“出水”喊价时用这些行话。 解放后不久的一天，母亲突然来到米厂，告诉我，听说乡下要搞土改了，要我回乡参加分田。我便收拾了行李，还是几年前带到米厂的那条小被子和几件换洗衣衫，告别了老板，和生活了四年的富民桥那条小街。跟了母亲，回到了铁练埂乡下。我的学徒生涯结束了。
太函集・卷三十五 歙阮長公弼，字良臣，世家巖鎮。少承家末造，躬力賈，起蕪湖，兩邑交重長公，人人誦義，具曰長公長者，或曰石泉翁，云：長公考氏，承故饒，孳孳務振人急，諸告急者至，無慮贏詘，應之；無以應，則為之出所有而質子錢家，質窮，則假他人之有以為質，夫人則以其仁足愚也，率假不歸，復稱貸以償他人。積逋數百，乃大困。 長公始就學，日記數千言，蓋與大司徒鮑公同師，鮑公惵然自下，徒以脩糈不給，去而學醫。市中故多醫，復不利，長公嘆曰：吾欲為良士，無脩糈則無師，良士安可為也？吾欲為良醫，醫必歷試，一不驗，將殺人，良醫安可為？因自請於考氏：郡人率以賈代耕，雖有良田，不耕不獲。吾家負宿逋，不報，寧坐困而不求治生，自今猶復悠悠，何以仰事？兒請具資斧，將服下賈於四方。 則之蕪湖，蓋襟帶一都會也，舟車輻輳，是可以得萬貨之情。雅以然諾，重諸賈人，不言而信，其言可市，諸賈人奉之如季河東。彼中駔儈分行，獨赫蹏莫之適主，長公筴曰：此吾業也，請職赫蹏。乃鳩其曹，歛母錢，躬載槖而規便利，就諸梱載者，悉居之留都轉運，而分給其曹，利且數倍。時購者爭得采，利歸染人。長公復筴曰：非獨染人能白可采也，乃自蕪湖立局，召染人曹治之，無庸灌輸，費省而利滋倍，五方購者益集。其所轉轂，徧于吳越荊梁燕豫齊魯之間；則又分局而賈要津，長公為祭酒，升降贏縮，莫不受成。即長公不操利權，亦猶之乎百谷之王左海。 蕪湖去歙五百里，乃以安車逆父母，就養蕪湖，請命飾禽，為仲、季納婦，已，復畢出貲產，請命三分之。父母曰：不然，茲爾一人胼手胝足之烈也，二介幸及於糊其口，足矣，胡為乎鼎分？仲、季亦固辭：伯獨勞，而使吾儕享其逸，不祥；即伯不居，何敢以魯三家耦伯？長公謂：否，吾終不食吾言，卒等分三若一。客為長公筴者，耳語曰：等分，善矣，彼夸毗子，寧詎能師長公儉邪？割之便。長公謝曰：吾聞，均無貧，故必適均而辨之異；和無寡，故必參和而統之同。仲、季皆無祿，即世，季遺一女而孤，長公悉以季貲為女裝，歸之閭右；仲遺二子，長公兒子畜之，二子亦父事長公，從長公賈，多歷年所。 諸宗族親戚、閭右交游，至者，輒推赤心而納之交，業儒，則佐之儒，材可賈，則導之賈；能獨立，則授貲而薄其息，能從游，則授糈而翼其成。有過則規，有善則勸，有難則赴，有急則賙，有違言則解紛；訟，則為之平其議。兩造務守勝，有司遣之質成，言出而各虛己聽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抑或堅持不下，輒出百金結其成；事既平，未嘗有德色。 歲乙卯，島夷自越突新都，且薄蕪湖。蕪湖故無城，守土者束手無策，長公倡賈少年彊有力者，合土著丁壯數千人，刑牲而誓之曰：冦邪、虎邪，虎而嵎，手可摶虎，而翼矢可加，如其冦也。則其業已窮，雖張，吾儕直醢之，以謝 天子。冦偵有備，而宵遁，所部上禦冦功，將首長公，且下章服。長公辭之力：賈豎子，何敢以此釣奇？有如異日者冦至，亦將倚辦諸賈人，則吾為之俑也。居數年，群盜劫縣庫。議城蕪湖，監司首召長公扶義倡眾，長公應召，以身為版築先。城完而堅，如期而告成事。所部再下章服，固辭如初。蕪湖道出南陵，險而淖，病行者，長公捐金以倡諸賈，甃而夷。 先是，長公將以歙為莬裘，蕪湖為豐沛，既而，業大起，家人產，具在蕪湖城內外，築百廛以待僦居，治甫田以待歲，鑿洿池以待網罟，灌園以待瓜蔬，膢臘饔飱，不外索而足，中外傭奴各千指，部署之，悉中刑名。今上覃恩，詔賜民間年八十以上爵一級，有司奉詔，首及長公，長公北面承之，且曰：弼不敢以匹夫而距大澤，乃畢籍所就業，召仲子汝鳴、冢孫國政，手授之宣言：古者七十曰老而傳，而翁庚，十年耄矣，鎡基在籍，菑畬在而兩人，而翁從此老矣。 季年，崇事二氏，種諸善根，嘗立表蟂磯，除道葉嶺，築台施食，置田赭山，繕三茅宮，飾諸神像。樂善而無所徼福，其費不貲。比將飾巾，長公命遷榻東首，盥而待盡，或得無生，未可知也。仲子又言：長公故多陰德，務施恩於不報，加意於人所不及知，如將斥其人、指其事，懼以口實而暴短長，非長公始願所及也。諸言其小者：宗人即次而疫，同行者，舉引身避之，長公躬饋藥資，臨視起卧，卒無害。族母私蓄數十緡，陰託長公取息，有頃，族母亡，長公握子母錢，畢歸其子，其子不知所出，力卻之，長公語之故，稽首而後受。居蕪湖久，以義俠聞，歲凶則設糜粥食餓人，治虆梩，棺道殣。長公初載，遞有所稱貸，遞償之，自恃無他，不索故券；久之，猾者持券來討，乃復償之。或稱貸於長公，歸者半，不者半，長公勿問也。余惟長公父蒙遺業，以仁見愚，長公則以幹蠱克家，人猶以為易與，其愚不可及矣，庶幾乎託于如愚者哉？要之，人能負長公父，而天報以長公。人能負長公，而天報以昌阜，乃令仲子承家貲，補光祿；冢孫當戶籍，名成均；次孫國經，相與競爽；曾孫襁褓，亦復岐嶷。於長公，何負也？ 太函氏曰：潘汀州於先司馬為婚姻，宜知不佞。潘於阮，亦婚姻也，宜知長公。不佞未習長公，從汀州而聞之習矣。汀州若長公，若先司馬，並以甲子同生，迄今八十有三，則惟汀州巋然獨存耳。語曰：敬老，為其近於親也，不佞於是乎用汀州命，力疾而為長公立傳，不辭。
作者：谢小成 本文原载于《芜湖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94年6月出版）在中国陶瓷史上，许多古瓷窑一直是个谜，如哥窑、官窑、汝窑、柴窑、宣州窑等等。其中关于宣州窑的有无、窑址位置、烧制时代、产品的种类、釉色及用途诸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更是迷雾重重。 早在清代，著名学者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一书中记载：“宣州窑，元明烧造，土埴质颇薄，色白”，认定宣州窑烧制的是质量上乘的白瓷器。民国学者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述为：“元有浮梁磁局，专掌景德镇瓷器，世称为枢府窑。而民间所造者，则有宣州、临州、南丰诸窑，然其成绩不能超过两宋也”，认为宣州窑是元代民窑。而民国时期的陶瓷学者黄矞在《瓷史》一书中却认为：“宣州瓷窑，为南唐所烧造，以为供奉之物者。南唐后主尤好珍玩。”其依据是，“邑人有刘庆者，昔从军至宁国南陵县，掘壕沟，发一古冢，系南唐保大年号砖砌者。中得一碗，上肆而下敛，作平坦势，唇缘外倚，无釉，底顽实，足亦糙，内起六棱，色卵青而微灰，碎纹如毛，近足处釉乳绀黑，若浮试以漆，苍然混玉，厚近二分，然于烈日中照之，光莹欲透。南陵古宣州域。”黄矞以南陵县古墓中出土的碗，推论宣州窑为南唐时期供御的宫窑。1950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南唐二主李景、李煜的陵墓，两墓中均出土有白资碗形器，形制为“上肆而下敛，作平坦势，”葵瓣形口，釉色白带灰或卵青色。发掘者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中分析认为，“宣州窑烧造的瓷器，黄甭看见的是一件‘色卵青而微灰’的撇口碗，怎么叫做‘色卵青而微灰’呢？‘卵青’指的是‘鸭蛋青’，鸭蛋青微带灰色，我们认为还是近于白色的。到了明代，王世贞对宣州窑有过这样一句描写：‘泻向宣州雪白瓷，’这就说明宣州窑烧造的是白瓷了。”发掘者以二陵出土的白瓷碗与黄矞所见的撇口碗相似，年代相同为据，“揣测二陵出土的白瓷可能就是宣州窑的产品。” 1955年秋，考古学者在繁昌县柯家村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影青瓷窑址，安徽省考古队于1958年对该窑址进行了试掘。发现烧造的产品种类有碗、盏、盘、碟、杯、盂、盆、壶、瓶、盒、罐、炉等，表明该窑始烧于五代，兴盛于北宋，衰败于南宋。张道宏先生在《试掘繁昌瓷窑址》报告中认为，“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可能与宣州窑有关。”1979年，安徽省博物馆又对该窑址再次进行了试掘，未正式发表试掘报告。1982年，有同志根据上述意见，把柯家村窑正式列为宣州窑作为安徽省重要名胜古迹之一收录于《中国名胜词典》。稍后，杨铎成、康诗纬先生在1982年第4期《安徽画报》上以“宁国紫砂开新葩”为题撰文报道，“在历史上，我国的陶瓷著称于世，曾出现过许多名窑，位于我省宁国县株木店一带的宣州窑就是其中之一。”经调查，株木店现为宁国县陶瓷厂所在地，确有一处大面积的古窑址，发现有明清时期的罐、壶、钵、缸等遗物。1984—1985年，李广宁先生在泾县琴溪、窑头岭一带发现了规模较大的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青瓷窑址，主要遗物有碗、盏、盘、注子、壶、钵、轮盘、砚和窑具等，在琴溪乡施窑村的虎容山坡堆积中采集到刻有“宣”字的窑具标本，在窑头岭发现有烧造细白瓷的窑址，认定此即宣州窑，“在盛产宣纸、宣笔的泾县出现一个宣州瓷窑也不是不可能的”（李广宁、董家骥《皖南瓷器考古的几点思索》）。 1986年总第6期《安徽文博》发表了安徽省博物馆王业友先生撰写的《试谈有关宣州窑问题》一文，王文以文献资料为据，结合考古资料分析，例举并否定了上述各种观点，提出了“宣州窑是明代的瓷窑”，以明代方志中有宣州“岁贡官瓶”的记载判定宣州窑“是具有官窑性质的”，窑址尚待发现，其烧造产品可能是青花瓷器，并猜测肖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带有“宣窑”款的青花盘是宣州窑瓷器。 我国著名的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曾于1973年将宣州窑归诸尚待发现的窑址之一，当他于1987年看到泾县琴溪窑的青瓷标本时，也认为是宣州窑的早期标本。 上述各家之说莫衷一是，尽管各有一定道理，对宣州窑的研究见仁见智，不无裨益，但均存在着证据不力的缺憾。直到1989年12月26日，我们在芜湖县花桥乡东门渡古窑址的调查中，发现刻印有“宣州官窑”字样的青黄釉罐底残件，才使得宣州窑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使我们有可能拨开团团迷雾，去探索困扰人们多年的有关宣州窑迷案的秘密。 芜湖县东门渡窑址是我们在1985年春季开展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当时因见遗物质地粗糙，未引起重视，仅认为是宋代一般民窑，安徽省文物局胡欣民同志和笔者曾以“芜湖县发现宋代古窑址”为题在《安徽文物工作》总第1期予以报道。几年来，我们多次调查，认识不断丰富。调查表明，该窑址为一群窑，范围包括小山、营盘山、康王山、蛤蟆地、窑头山、小竹园等6处，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窑址上几乎随处可见陶瓷片堆积，其中康王山的陶瓷片堆积厚达10余米。遗物主要有容器、动物造型、窑具、砂质碾槽、陶楼、莲花钵、舀子等，此外还发现北宋铜钱，在康王山脚下的东门渡粮站发现半截雕刻有阴文“元祐六年（1091）”字样的青石条，其中“元”字的两横已残缺。尤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二十多件刻有“宣州官窑”阴文楷书戳记的罐底残件。戳记位于腹壁近底处，外套长方框线，长5.8厘米，宽1.5厘米。在一些匣钵及窑柱上发现刻划有阴文楷书、行书、草书文字20余种，如施、章、黄、高、韦、喻、黄旬、高岫、费升、姚七、吴廿二、西包、惠记、O、襅、岘、工、又罕、O维、佛家平O”等，文字内容涉及窑工姓氏、数目、吉语等方面。遗物胎质粗糙坚硬，叩之铿然，胎色分青灰，灰黑、铁红几种，釉色有青灰、青黄、姜黄、酱黄、青黑、黑色几种，色泽不纯。多施半釉，下腹普遍有流挂现象。 从窑址的分布及烧造时代来看，该窑场有着明显的分工，不同的地点烧造的器物各有不同。如蛤蟆地一带发现的形制不一的酱黄、酱黑釉瓷钵、盆类，均为敛口、直口，斜腹壁，大平底或饼型底，底内外均有一圈13—15个圆圆的托珠痕，是中晚唐及五代时的习见之器。在康王山、营盘山的瓷片堆积中，多见青灰和青黄釉的短圆流执壶、四系大罐、双系小罐等，均按扁平把、扁圆系，具有宋代特征。小山、窑头山多见夹砂胎的青黄釉大缸，时代同于康王山。小竹园自然村落多见表面仅施一层浅黄色化妆土的双系罐及小口陶瓶等，时代稍晚。全面分析判断，该窑的烧造时代是唐代中晚期至宋代，没有发现更晚的瓷片堆积。 发现了“宣州官窑”的款识后，笔者曾撰文《“宣州官窑”今何处——谈对东门渡窑址的重新认识》，刊载于芜湖县历史学会会刊《鸿兹史苑》第四期上，提出东门渡窑址就是宣州窑址的观点。随后，在1990年12月安徽省第七次考古学年会即安庆会议上，笔者在大会发言中重点介绍了芜湖县东门渡窑址发现“宣州官窑”款识的情况，引起与会陶瓷专家及学者的极大兴趣。省文物志稿编辑张宏明同志当即约稿，并亲自踏勘窑址。笔者应约撰写《芜湖县东门渡唐宋陶瓷窑址的调查——兼议“宣州官窑”》一文，后发表于1991年第2期《东南文化·安徽文化专号》上。该文在提交调查报告后，分析认定东门渡窑就是宣州窑，指出东门渡地区含有丰富的陶土和燃料，濒临古丹阳湖，处于连接长江和太湖的古中江水道上，水运条件十分便利，构成了宣州窑形成发展的必备条件。揣测该窑烧造的产品与当地发达的酿酒业和盛产名茶有关，地方官府在专营盐铁酒类的同时，也将酒具专营生产。例举方志所载王政在东门渡附近写有“古驿青留官廨树，行厨碧洗定窑瓷”诗句，诠释“泻向宣州雪白瓷”诗句，认为宣州白瓷是大量外运来销的定窑白瓷。 无独有偶，在这一期《东南文化》正在排印尚未出书的时候，即1991年3月中旬，在合肥市阜阳南路的拓宽工地上，距地表1.5米深处发现了一处陶瓷器窖藏，内整齐堆放有三四百只青黄釉与酱黄釉四系罐，大都已压碎，经清理发现有八件半截罐的下腹近底部位刻有“宣州官窑”印款，和东门渡窑址所见完全一样。张宏明同志看了现场后，当即投稿寄往北京，《中国文物报》于1991年4月7日头版头条以“宣州官窑重见天日”为题进行报道，并加了副标题“对认识、研究‘官窑’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此文及前文的发表，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稍后、香港杂志向张宏明同志约稿，张即撰写了《众里寻它千百度——揭开“宣州官窑”之迷》一文，发表于1991年第9期香港《龙语文物艺术》杂志，张文除重复介绍窑址情况并肯定东门渡窑即宣州窑外，着重指出：“象宣州窑所烧的器物，质地粗疏，形体不规，制作草率，釉色不纯，质量不高，殊难成为进贡之物，就是作为一般的民间用瓷也是不合适的。由此可知它虽自名‘官窑’，可并不是真正为宫廷用瓷生产的窑场……是一个主要生产装酒器具的窑场。”“宣州窑因钤有‘宣州官窑’文字，遂使人们得以发现这是一处重要烧制盛酒器具的官办、手工业窑场，其学术意义是极为重大的。” 几乎同时，1991年9月22日的《中国文物报》刊载叶定一同志文章《韩瓶·岳瓶·背嵬军》，叶文介绍，“江苏境内长江沿线，北至徐淮地区出土陶瓶，其形状为小口溜肩、直腹、平底，瓶无颈，口沿外圈与肩部形成一圈深槽，便于绑扎封口，肩靠口部有四系，可贯穿绳索作背负之用。该瓶大小不等，一般高约30厘米、口径6厘米、腹径17厘米、底径8厘米左右，制作粗糙，可见轮制痕迹，近底处最为明显，内外施青灰色釉。当地人一般称之为‘韩瓶’，这是因为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当年曾于京口（今镇江）淮水间广大地区抗击金兵进犯，苏北地区老百姓习惯以韩家军称之。其用途，一般认为是水器，即宋代军队中士兵用的水壶。近来有资料表明，它似为酒器。”作者援引清代海陵学者夏荃观点，夏谓此瓶为“古军中主将酒瓶，”“酒尽则弃之”（见《退庵笔记》卷七《韩瓶》），接着，作者指出韩瓶又称岳瓶，为岳飞岳家军中酒器，进而论及韩岳亲随军——背嵬军及其在抗金斗争中无坚不克的勇猛顽强精神和辉煌的战斗业绩。 笔者无缘亲睹该瓶，但从文中描述的情形来看，江苏境内发现的陶瓶与东门渡宣州窑烧制的Ⅲ式四系罐的形制、釉色基本相同。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笔者认为这就是宣州窑的产品之一。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宣州窑就是一处官府组织生产军用酒器为大宗的“官窑”。 北宋王朝在对盐、铁、矾、茶实行榷禁时，也对酒实行榷酤，并在全国设立六处“榷货务”（类似今专卖局），其中重要的一处即真州务（今江苏仪征），据《文献通考》记载，真州务领潭、袁、池、青、饶、抚、洪、歙、江、宣、岳州，临江、兴国军榷货。按此规定，宣州的物资必须在真州务办理抽分（又称抽解、抽税）纳税手续，抽分之后，禁榷货物全部由榷货务博买入宫，非禁榷货物则按一定比例博买，抽分和搏买之后，方许与商民交易。同时，真州当东南水运冲要（北宋时水运主要航线为经京杭大运河入汴河进开封），为江南、淮南、两浙、荆湖等六路发运使驻所，发运使专掌六路漕运，兼茶、盐、钱政，当时宣州的粮、茶、盐等重要物资均在真州交割，作为宣州官瓶在真州交割应无疑义。明代嘉靖、万历《宁国府志》均载有宣州“岁贡官瓶一十二万个，内一十一万五千个解仪真（明初改真州为仪真县）抽分厂，转解工部”，笔者认为，这种“岁贡官瓶”宋已有之并形成惯例，明仍因之。由此，江苏境内镇江、扬州、泰州地区大量出土的四系罐便不难理解，前引“韩瓶”、“岳瓶”之说也恰可补证。 宋代榷酒制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州县由官府和军队开设酒坊，民间不得酿造和出售私酒。南宋时，不少官办酒坊已酿出名酒，并且已生产出“清白透明一类白蒸馏酒—烧酒”（李瑞华《中国烧酒起始探微》，《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酒类出口在宋代对外贸易中已占大宗（赵汝适《诸蕃志》）。宣州酿酒历史悠久，唐代已经酿出有名的老春酒，经过酒仙李白的宣扬，闻名遐迩，影响更大，北宋早期，宣州已置酒务七处，岁纳酒课达五万贯以上，在全国居于中上等水平（《文献通考》征榷四）。据光绪《宣城县志》载，东门渡宋称符里镇，“居民商贾凑集，贸贩颇盛，置监酒税，”说明宋时东门渡的酒户较多，结合窑址发现的酒舀子分析，东门渡可能为宣州官办酒坊所在。北宋时期，随着古丹阳湖的围垦，江南圩田的开发，北方流民大量南迁，粮食生产迅速增长，刺激了酿酒业的发展。经过坐贾行商的贩运，盛酒器具的需要量日增，进一步刺激宣州窑的生产。我们可以说，宋代榷酒制促进了宣州窑的兴盛。 近几年来，我县境内发现的一些宋墓中均出土有陶楼及瓶罐，苏皖其他宋墓中也有瓶罐出土，我们发现的瓶罐均为宣州窑产品，往往盛有一种清澈的液体，联系到宋代朝廷上下盛行的华靡之风和厚殆之俗，可以认为是入葬时装的酒水。 宣州窑烧造的瓶罐，既可装酒，也可盛水、汲水，既有官用、军用，也有民用。目前关于宣州窑的研究，仅就前述。但仍有一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一）根据方志中关于东晋初许旌阳于窑旁置铁符的记载，宣州窑的创烧年代可能早到晋代，产品种类或不止于此，因目前窑址尚未试掘，难成定论。（二）方志及当地残存碑文载有窑址附近宋时建有万佛塔、真符观、三清殿等佛道教建筑（解放后仍有留存），其间可能渗透了佛道教传播斗争发展的因素。（三）史学家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宣州窑烧造产品中表现出来明显的区域性分工或与此有关。（四）宣州窑址采集的标本中发现的文字较多，有的文字很有点书法功力，反映出刻划者的文化素质不凡，窑工的成份可能较为复杂。 目前，有的同志面对宣州窑的发现，提出宣州窑不应指某一处窑址，应包括古宣州域内一群时代风格相同的窑址，应以繁昌窑为宣州窑的主要集中地，说明宣州窑的有关研究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可以相信，宣州窑的研究一定还会有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