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前后（《安徽文史资料12》第12篇）
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前后作者：王汉昭（本文作者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旅长，率部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广西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一、我与桂系的关系 我是广西省忻城县人，一九二九年夏在广西省立四中毕业后，考入广西大学预科。那时，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六分校设在广西南宁，李宗仁、白崇禧利用它来培养桂系军队中的干部。除从现役军官中抽调一些人带薪学习外，再招考学生五百人，全部公费。我因家庭经济困难，遂报考这个军官学校，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毕业，并由军校保送南京中央陆军交辎专门学校深造，于一九三七年八月毕业。这时抗日战争爆发，因我是桂系保送去的，故毕业后分配到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中尉处员。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随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参加徐州会战，战败后，随军辗转到安徽立煌，廖磊在那里成立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我担任廖磊的少校参谋。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安徽中部及省会立煌的抗战形势很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发动民众，宣传抗日，气氛热烈。在工作中我有机会同一些共产党接触，使我认识到：中共是真心实意抗日的，而且有才华的青年都集合在中共旗帜下，我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廖磊病死后，李品仙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初到立煌继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省党部主任委员。当时我跟李品仙从襄樊随部队步行到立煌，一路上我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安徽的情况，往往谈话至深夜，他听得很出神，因而对我既信任又赏识。到达立煌后，李品仙委我为二十一集团军中校参谋科长，要我搬到他公馆住，作为他的机要参谋。 李品仙到安徽后，起初同安徽的CC派系交往过密，引起桂系五路军干部的不满。他觉察到了，并根据我的建议召开了一次没有CC系分子参加的五路军干部会，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用好言抚慰。在这次会议以后，我看出李品仙对省党部CC分子已有戒心。 这时经陈天任介绍我认识郑汉同志，他二人对CC及中统特务胡作非为，极为不满。我们三人常在一起议论形势，研究如何加剧李品仙同CC系的矛盾。一次，由郑汉执笔，伪造CC系头目陈立夫给安徽CC系的一封指示电报，要他们搜集新老桂系的材料，制造舆论，使桂系声名狼藉，并乘机推荐自己的干部来担任各级领导，架空李品仙，最后将桂系驱逐出安徽。我将这个伪造的电报有意遗失给古碑冲党政军干部训练团大队长朱乃瑞拾到，朱如获至宝，将此“密电”速送呈李品仙。李阅后深信不疑，骂陈立夫是卑鄙小人，并多方设法制裁安徽CC系分子。他知道方治等人每天抽大烟、打麻将，竟然派人到他们家中当场抓获赌具、烟具，使CC头目狼狈不堪。这场斗争中，CC系在安徽的反动势力遭到一定的挫折，我和陈天任、郑汉也更加相互了解和信任了。 一九四六年春，郑汉同志到安庆和我谈论蒋介石又要反共反人民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决心要走革命道路，决不再为国民党去卖命了。这次谈话后，郑汉离开安庆，我即在安庆住闲。一九四六年七月，安徽的桂系军队进行复员编余，张义纯把我亦列入编余之列，我想：无官一身轻，没有职务，更好进行革命活动。一九四七年春，经李荣康（现名李海）联络，由李济深和朱蕴山先生等筹组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联谊会”（简称“民联”），指名要丘清英、李荣康和我负责安徽“民联”筹备小组，丘清英名声不好，但因是李济深先生介绍提名（李只知道丘清英过去参加十九路军在福建人民政府工作，不知道他在抗日时期的表现），我们又不好拒绝。我于一九四七年八月从安庆来到合肥，与朱子帆、陶若存、王贯之和陈天任等商谈，请他们对“民联”筹备组织工作协助指导，他们听到有丘清英参加，都不表态。一九四八年春“民联”改称“民革”。同年五月，郑汉同志来到合肥，我将“民革”筹备小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并征求他的意见。当时郑汉告诉我，他一九四七年到上海，找到了原皖南地下党的余纪一同志，把党组织关系联系上了，可能要派他到中共皖浙赣办事处工作（后因故未去），他提出要抓武装部队，配合解放军南下的意见，建议我到部队工作，并说：“民革”筹备小组的工作仍可结合进行。郑汉同志的到来，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觉得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出路。 二、筹建保安第五旅 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与桂系驻安徽部队两个整编旅及另外两个团联系比较密切，因为这些部队的旅长、团长均是我的要好同学，当时我们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有反戈起义的打174算，因解放战争还在山东一带进行，时机尚未成熟，未敢轻举妄动。我将这些情况告诉郑汉，他听了非常高兴，要我继继进行策反工作，一俟解放战争推进到安徽境内，就组织起义。一九四八年六月，广西的驻皖部队调离安徽去武汉“华中剿总”，我策动的广西部队要求我同去武汉，以便保持联络，我请郑汉同志立即向地下党组织请示，决定我的行动去向。约一个星期后，郑汉同志来对我说，希望我到皖南行署警保处谋职，以便向皖南游击队提供情报。按此指示，我积极进行活动，写报告要求省保安司令部调我去皖南行署警保处任处长。不料皖南行署主任张义纯认为我思想左倾，不同意我去皖南。当时李品仙已调武汉任“华中剿总”副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由八绥区主任夏威接任。彼时安徽已接近战区，夏威为了军事行动应急需要，想物色一批军人出身的人担任行政专员，遂派我去担任安徽省第五区行政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在未正式任命之前，我已得知此消息。一九四八年八月底我向郑汉同志作了汇报，并说：我不愿去当专员，想去武汉继续策动广西军队起义（因广西军队中经我策动过的师、团长多次来信要我去武汉继续联络），要求郑汉同志请示地下党组织的意见。不几天郑汉同志对我说：地下党组织的意见是：武汉方面属江汉地区，那边已有人负责策动起义工作，要我仍留在安徽担任行政专员，但要积极掌握武装部队，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又强调说：安徽省第五区所属各县是嘉山、凤阳、盱眙、天长、来安、滁县、全椒等县，地处津浦铁路南段，和南京隔江相望，地形非常重要，在这里掌握了武装力量是可以有作为的。我接受党的指示去担任第五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为了更好地完成地下党的指示，我向夏威建议：把第五区各县的保安团队整编为几个保安团，全区成立一个保安旅，作为安徽省的基本军事力量（因安徽省原有保安部队已改编为一百二十六军番号，当时安徽省无一个保安团）。夏威认为我的意见很好，要我到任后全力以赴去整编保安团。我说军官和械弹不够，夏威说：以后陆续给你补充就是了，又说：和县军官大队有两个上校编余军官，一是宋家祚，一是麦镇涛，最近写信来要求工作，就将此二人给你带去好了，他们是本地人，协助你整编保安团较为方便。没想到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使我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抓武装的机会。我积极抓武装的目的是要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这是根据郑汉同志转达中共地下党组织方向明同志的意见行动的。不过这个计划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行政公署和保五旅任何人都不知道。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就任专员后，立即派人调查各县现有保安团队人员武器。根据各县现有人枪情况，我决定嘉山、凤阳、盱眙和滁县，按照一千五百人左右编制，各扩编一个保安团，每团辖三个营，每营辖三个连，每连辖三个排。派宋家祚上校参议去盱眙县扩编，不足人数将来安县武装团队划归该团建制，但平时不集中，只是属盱眙县团领导，有事两县可以互相支援。派麦镇涛上校参议负责嘉山县保安团扩编，以该县现有人枪按三个营整编。凤阳县扩编一个保安团，由县国民兵团团长江恕负责，天长县人数太少，不单独编团，分别划归凤阳和嘉山保安团建制。滁县扩编一个团，不足人数由全椒县补充。各团官兵人数按一千五百六十四人编制，每营包括勤杂、炊事兵十人共为五百零五人，每连一百六十五人，每排五十人，各团、营、连、排均按三三制整编，共成立四个保安团，限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整编完毕，将人枪官兵花名册报区保安司令部，凭册转报省保安司令部点验补充装备械弹。最后因全椒县保安团队另有打算，不归编滁县，滁县保安团因而只有一千人左右，以独立团番号上报。各团如期整编完毕后，向省保安司令部报番号，嘉山县团定为保安第十四团，由麦镇涛任上校团长；盱眙县团定为保安第十五团，由宋佩儒任上校团长；凤阳县团定为保安第十六团，由江恕任上校团长；滁县团定为保安独立团，由韦驹任上校团长。我将整编好的四个团的官兵人数及团长任命报省保安司令部后，夏威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批准各团负责人及番号，并命令成立安徽省保安第五旅及所属团建制，正式任命我为保五旅少将旅长，副旅长遗缺报请宋家祚上校担任。 三、保五旅冲破阻力渡过长江 武装已掌握在手，下一步是如何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问题了。我任旅长后，即日打电话到合肥找王贯之、陈天任，请他们速转告郑汉同志来旅部商议第二步行动计划。不巧郑汉同志不在合肥，陈天任立即到南京，同范治农一起找着方向明同志。方向明当即请陈天任到明光传达指示，说：保五旅是由几个县的地方部队凑编而成的，政治情况估计很复杂，在江北起义不易掌握，且有被敌军吃掉的危险。要保五旅渡江，到当涂占领桥头堡，与当涂县长操竹友配合行动，操与地下党已有联系，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对配合大军渡江战役，能起到较大的作用。我得到地下党的指示，立刻作渡江的准备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陈天任再次到明光保五旅旅部，传达方向明同志的紧急指示，要我冲破困难，迅速率保五旅渡江。已派范治农同志在南京等候，以便安排渡江后的具体任务。与此同时，经请示省保安司令部获准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我率保五旅三个团兵力（四千七百人）到达滁县和韦驹率领的保安独立团会合，加上旅警卫部队，合计全旅五千九百人左右（不包括家属小孩在内），准备渡江。独立团团长韦驹前来汇报：在滁县，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设有江北指挥部，指挥官是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他传言不准保五旅渡江，并要把保五旅改编吞并到九十六军去，成立一个师，请旅长任副军长兼师长。这时全椒县县长潘禹三接到陈天任的信，就来到滁县郊外陡岗来见我。潘听说不给保五旅渡江，要把保五旅吞并掉，就向我建议，如不能渡江，全椒县部队同保五旅一起就在江北起义，免遭敌军吃掉，由他负责与江北中共党组织联系。我当即回答，我们力争渡江，如不能渡江，我同意潘县长的意见把保五旅开到全椒，我们集中兵力在江北起义，我要潘回县作好准备。当天晚上我反复思考：地下党的指示是要我到当涂迎接解放军渡江，这对革命将起很大作用，在江北起义意义不大，为配合渡江这场大战役，保五旅一定要设法渡过江去。次日，我打电话给潘禹三，告知：我旅相信即日可以渡江，全椒县保安团队仍然留守江北相机行动。随后，我带两个人化装渡江到南京。到南京后，我立即打电话给安徽省主席夏威，请他火速报告李宗仁代总统：南京卫戍司令部江北指挥部无理阻拦保五旅渡江，并以武力相威胁，强行改编保五旅。夏威一听也火了，马上挂电话给李宗仁汇报。给夏威打过电话后，我即去南京安乐酒店找旅馆住，不想又遇见朱子帆同志，他告诉我：桂系三兵团司令徐启明也住在安乐酒店，我将渡江受阻倩况向朱子帆说了，然后我去找徐启明汇报保五旅渡江受阻情况，要求他给李宗仁代总统迅速汇报。徐启明听说九十六军想吞并桂系的武装，非常气忿，立即驱车到总统府向李宗仁汇报。李宗仁当然维护桂系的力量，很快即打电话给顾祝同参谋总长和汤恩伯卫戍司令官，结果江北指挥部通知保五旅渡江。保五旅派人到南京安乐酒店向我汇报，我叫来人速回滁县，要部队急行军到浦镇，连夜组织民船，翌日上午七时登船渡江，我将在岸边码头等待。 四、驻防绩溪 保五旅从江北来汇报的人回去部署后，我又找到朱子帆，请他陪同我去会见地下党范治农同志。见面后，范治农传达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保五旅渡江后，由他陪同我先到当涂县，留一部分部队在采石矶，调查民船数量和停泊位置，并调查沿江守军番号人数及防御工事情况。我想这个任务很重要，为了不致引起江防敌军的怀疑，我要各团留一个精干连驻采石矶，我到当涂县同操竹友县长商量（操已接到地下党的通知）。为了掩护保五旅在采石矶的活动，要求当涂县从采石矶粮仓多拨五万斤粮食给保五旅运到南京去卖，名义是把卖粮的钱买布回来制夏季军装。这样各团不致怀疑旅部，而且提高其积极性。粮食搞到后，我派遣自己亲信警卫排长，由他率领各团抽调精干人员去采石矶，组织民船送粮食到南京出售，然后买回军服布由各团自制夏季军服。我还交代他在送粮买布过程中了解沿江守军部队番号、人数及江防工事情况。保五旅在当涂住了五天，由于活动频繁，结果引起南京卫戍司令部芜湖指挥所怀疑，便下令六十六军驱逐保五旅出当涂县境。 我接到敌军六十六军驱逐令后，即和范治农同志乘车到芜湖，在程中一家找到了方向明、石原皋两同志，王贯之、陈天任亦在坐，方向明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当即决定保五旅要避免与六十六军发生冲突，尽快离开当涂，到绩溪驻防，与胡明同志取得联系。並明确保五旅今后的起义行动，由胡明同志直接指挥。恰巧郑汉同志来芜湖，方向明要他同石原皋一道去向胡明同志汇报，做好安排。我接受指示后，当天下午回到当涂旅部，下令要保五旅全部官兵于明日上午六时出发，经芜湖、宣城、泾县向绩溪县前进。因部队还属省保安司令部领导，我当时即打电报说：南京卫戍司令部芜湖指挥所驱逐我旅立即离开当涂，我决定明晨全旅开到屯溪附近的绩溪县驻防整训，因紧急行动，特报备查。安徽省保安司令部毫无怀疑，当夜复电同意驻防绩溪。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保五旅到达绩溪县城，不久，胡明、熊兆仁同志即派郑汉率领参谋顾永康、李民来到保五旅联络，了解官兵思想情况，协助做好起义前各项准备工作。但唯恐暴露他们的身份，我要我妻子陈问梅同志对外宣称顾、李二人是他表弟，以后胡明部又派政治工作人员来旅部工作，我又要陈问梅掩护他们，对外说是家乡亲友来看望，并由陈安排好他们的日常生活，免被特务怀疑。郑汉同志是我的老同事，很多人都知道，不会引起怀疑。 五、国民党省政府企图削我兵权 一九四八年底，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已控制安徽长江北岸大部地区，只剩下沿江几个县尚未解放。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从合肥逃迁安庆，夏威见大势不好，连忙申请辞职。遗缺南京政府委派安徽皖南行署主任张义纯接任，并兼省保安司令。张义纯与省政府秘书长朱子帆和省保安副司令张湘泽去南京接受训示，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回到芜湖。这时有人告张说我是共产党，要张当机立断，将我的兵权削去。张义纯随即叫人挂电话给白崇禧说：“安徽省保安第五旅旅长王汉昭不可靠，因他部下有一批久经战场的广西官兵，派其他人去接替有困难，请求迅速从广西部队中调一位少将旅长来接任。”张义纯从芜湖去屯溪省府就职，必须路经绩溪。朱子帆和张湘泽事先电话通知我集合部队在绩溪欢迎张义纯检阅，另将保五旅人员武器装备造册，以便张义纯询问，並且可以趁机要求张补充装备。我遵照电话指示一一办理。张义纯检阅完毕先去屯溪，要朱子帆和张湘泽留在绩溪了解保五旅需要补充的装备数量。张义纯一走，朱子帆和张湘泽便将张义纯和白崇禧通电话的情况告诉了我，要我提高警惕，牢牢地掌握住部队，以防不测。张湘泽又说：“武器装备省保安司令部尽量给你补充，迅速列册派人去屯溪领取。”朱子帆与地下党有关系，我已知道，而且是他在南京介绍我去认识范治农的，张湘泽的底细我不大清楚，朱子帆在一旁告诉我，张湘泽与方向明已有联系。说完塞给我一张纸条，要我看完后烧掉。朱子帆和张湘泽下午亦离开绩溪去屯溪了。他们走后我打开纸条来看，内容是说张义纯要白崇禧派人来接替保五旅旅长职务，叫我提高警惕，千万不可轻易离开部队，以防事变，遇有急事，可在晚上零时以后用电话联系。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子帆给我来电话，说白崇禧派莫建章少将从武汉来皖，张义纯要他先到绩溪看我，尚未签署任命，等莫到绩溪后，看情况发展再定。我说：“他愿意来我欢迎他嘛，只要他能指挥得动部队。”子帆说：“你本着我们在绩溪所说的精神酌情安排吧。”又一次午夜，子帆和我通话，突然发现有人偷听，子帆便大声斥责电话局，以提醒我注意。其实我和朱子帆通话，话中有话，外人是很难听得懂含义的。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的一一个午夜，子帆又打电话说：莫不去绩溪了，拟回武汉复命，但张义纯还想另找合适的人去绩溪，下一步棋尚不知如何走，望抓紧整训部队。打完电话，我稍稍松了一口气，张义纯妄图削我兵权的阴谋落空了。 六、保五旅绩溪整编 保五旅集结于绩溪后，为了确保起义胜利，应付各种不测，我考虑必须纯洁内部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于是我宣布从一九四九年二月起开始整训。将四个团改编为三个团，取消独立团番号。我为了直接掌握一些过得硬的力量，把原独立团中久经战场的广西老兵抽出，以加强旅直属警卫营三个步兵连。另成立机炮连，将各团的重机枪和八二步兵炮集中到旅部。还成立一个侦察连，经常分赴各交通要道口及友邻部队，了解每天经过的部队番号、人数及思想动态。将有线及无线电台集中成立一个通讯连，每天晚上窃听各处部队的谈话。为了确保顺利起义，我根据平时观察了解，借整编之机，对旅、团级干部作了重新配备和调整。独立团上校团长韦驹升任上校副旅长。中校副团长潘成美调任旅部中校主任参谋代理参谋长。第十六团上校团长江恕，我发现他思想顽固、反动，仇视共产党，于是将他调升上校副旅长，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削夺了他的兵权，把该团中校副团长陈卜伍提升为上校团长，一则他在官兵中威信较高，二则经过我做工作，愿意同我们一起投奔共产党。旅政治部由罗昌民任上校主任。罗曾在安徽芜湖无辜被国民党拘押，长期不满国民党的特务统治，表示要跟共产党走。旅医务室中校主任遗缺由温婉清担任，温是罗昌民的妻子，原是芜湖市一家私立医院的院长。原第五区专员公署视察室主任李荣康改任保五旅上校参议。原旌德县长陈大镛同情共产党，要求参加保五旅，委任为旅上校参议。原五区专员公署主任秘书王珏改任旅中校参议。原上校副旅长宋家祚，第十四团上校团长麦镇涛，第十五团上校团长宋佩儒，职务不变。在部队整编过程中，我发现有三个中统特务在第十五团进行捣乱，他们在部队中进行秘密串连活动，煽动士兵回家或逃往南京，引起部队思想紊乱，我要宋家祚副旅长和宋佩儒团长把此三人的来历、背景及在部队中活动情况调查清楚后，立即将他们逮捕审讯，据这三个中统特务供称，是受来安县警察局长派遣，随部队渡江来进行分化瓦解保五旅工作的。领兵统将须要刚柔相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认为此三人不除，于保五旅起义不利，因而以十五团为主，其余各团派代表参加，召开公审大会，当场枪决了这三个中统特务。这件事震动很大，保证了绩溪整训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我将罗昌民、宋家祚和陈大镛等三人，分别介绍和胡明政委会面谈话，以加深他们对中共的认识。然后又以谈心方式引导营以上军官认清形势和出路。郑汉、顾永康和李民是胡明同志派在保五旅协助起义的，我请郑汉同志帮助起草保五旅起义通电，罗昌民，宋家祚参与意见，经我最后修改定稿。一九四九年三月底营以上军官政治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认清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出路只有跟共产党走。大家认清了形势，不能再捂住盖子了，我和旅政治部主任罗昌民、副旅长宋家祚及胡明政委派来工作的顾永康和李民等同志研究，召开了营团以上军官（江恕除外）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大家一致通过了保五旅起义通电，并在通电上签名盖章，决定一俟时机成熟，即由旅长签署发表。 七、顾全大局、听从指挥 营以上军官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后，我们比较快地统一了全旅官兵的思想，大家认识到自己即将成为解放军的一部分，因而自觉按解放军的纪律要求自己，部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时，部队开始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所作所为看不惯了。一次陈瑞河部队过绩溪欺压百姓，我旅警卫营一连宋连长上去干涉，发生冲突，相互大打出手；又一次，我部与刘汝明兵团后勤部队发生冲突，开枪互射，我警卫营将刘部上校军需主任击毙。部队官兵似乎有点按捺不住了，团营长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动手。绩溪是交通要道，来往敌军很多，我暗自分析，部队士气旺盛，情绪高昂，这是好的，但如此下去，还有可能与附近过路敌军发生大冲突，势必暴露我部企图，于起义不利。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我请李民同志去向胡明同志请示，要求约定时间和地点，我亲自去汇报部队近来情况和有关起义事项。胡明同志通知当天下午八时在石家村石原皋同志老家见面。晚饭后由李民同志带路，我从镇头出发，在石家村第一次和胡明同志见面，记得在座的有熊兆仁和洪琪同志，胡明同志一一作了介绍。然后我把保五旅起义通电和营以上军官一致在通电上签名的情况，部队思想情绪的变化以及和过路敌军不断发生冲突的情况，向胡明、熊兆仁等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并要求快些起义。接着又汇报敌军江防部队部署的情况，据我了解敌人驻守江南第一线部队大多数是杂牌军，战斗力不强，没有固守的决心，所做的江防工事，大都是简易掩体。敌军第二梯队从江边芜湖到宣城，第三梯队从宁国到歙县，多是敌军的中央嫡系部队，但这些敌军完全无战斗准备，军车都是运送贵重物资向后方，对前方并不修整桥梁道路，作增援守江第一线的准备。如渡江战役开始，沿江岸守军必将全线溃退，第二、三线只有向后快跑。胡明同志等听了汇报很高兴地说：这些情况很重要，要向栗裕同志汇报的。保五旅开到绩溪后，栗裕副司令员就有指示：解放军还要在长江北岸休整一段时间，何时渡江，要听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保五旅宣布起义，要在渡江战役开始之际，起义后即向北进攻江防之敌，使江防敌军南北受击，难以应付，这样渡江攻击才易于奏功。胡明同志说：因此保五旅现在不能轻动。当然你们集结等候起义已经三个月了，急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还得再忍耐一下，渡江战役一开始，我立即通知你旅行动。我当即表示：我们绝对听党的话，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下去，保五旅绝对顾全大局，按照指示行动。不过当前部队集结于绩溪交通要道，处于敌人十一个军的中间，容易发生事端，不如现在派一个团到太平县境侦察地形，渡江战役开始后，该团即从太平县向青阳、铜陵等县境攻击江防敌军，敌军从江防逃跑必经太平，该团即在路上伏击之；另以一个团兵力开往屯溪、婺源之间，埋伏截击张义纯率领的省府要员。但婺源属江西，需派一位参谋率领与江西婺源中共地下党联系；我亲自率旅直属部队和一个团，在镇头、绩溪之间，靠近上金山（是胡明、熊兆仁领导的皖南游击队司令部所在地），便于及时联络请示。将来起义由旅部统一发出通电，分别就地出击。胡明考虑了一会，当即表示同意，并请熊司令员派一位熟悉江西婺源地下党情况的参谋协助，熊答应立即就派去。最后胡明对我说：“根据可靠情报，张义纯对保五旅行动有所察觉，你最近不要离开部队，要注意部队内部情况，要提高警惕。”谈完后我即同李民同志回到镇头旅指挥部。第二天中午，等熊司令员派来参谋后，我即到绩溪旅部召集各团及旅部中校主任以上军官会议，熊司令派来的参谋及郑汉、李荣康等同志均参加了会议。我汇报了与胡明、熊兆仁等同志见面情况，传达了胡明同志指示内容，当即派麦镇涛团到太平驻防，随后又派郑汉和李荣康同志去太平掌握协助麦团，候旅部起义通电发出，即向青阳、铜陵县境江防敌军进攻，如刘汝明部溃逃，则在太平途中埋伏截击；由宋家祚副旅长率领宋佩儒团到屯溪、婺源之间，预选有利地形埋伏，准备截击张义纯，俘获省府要员，夺取文书档案材料。婺源地下党由熊兆仁司令员派来的参谋联系。陈卜伍团由我率领在绩溪待命。各团按此部署，明日即出发，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向旅部报告驻地方位。江恕自提为上校副旅长后，借故请假去屯溪看病未回，他不参加会议，故不安排他任务。韦驹副旅长留守绩溪旅部，处理旅部日常事务工作。会议结束，各自准备出发工作，我也赶回镇头旅部指挥。 八、张义纯企图加害于我的阴谋破产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七时，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刘文潮从屯溪打电话给我，说是：“十七兵团侯镜如司令今天上午九时在徽州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要徽州一带驻军旅长以上军官参加，张主席要你亲自去参加，我即派车前去接你。”我想，此时去屯溪，可能凶多吉少。我即在电话上说：“近几天我有病在身，不能奉命亲自去参加会议，我派韦驹副旅长代表前往。”刘文潮一听急了，在电话中反复说：“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必须主要军、师、旅长参加，不准派代表。”其意已十分明显了。我不高兴地说：“我有病不能去怎么办？请你向张主席说明吧。”刘文潮仍不甘心，又说：“你只要能坐起就行了，听会议分配各部队任务，当然主要任务是驻军的，我们地方军队不会担任重要任务的，如果你不参加会议，不了解情况，恐怕今后不利指挥吧。”我说：“我派副旅长去参加，他回来传达会议指示，我遵照执行就是了嘛。”刘沉默了一会说：“这样重要的会议你不参加，对侯司令官有点不尊重吧。”我语气稍变了些，在电话中对刘说：“岂敢！岂敢！请你务必说明，确是事出无奈，病体难行，我们是多年知交，这点忙你总得帮吧。”刘说：“既然这样，我向张主席汇报看他意思如何。”不多时，张义纯亲自和我通电话，他说：“听刘参谋长说你有病，不能去开会。你还是勉为其难来参加会议为好，这个会重要。”我忙把以上对刘说过的话又对张复述了一遍。他说：“好吧！我跟侯司令官说说看吧。”说完挂了电话。约过一小时左右，刘文潮和方师岳乘坐一辆吉普车到了绩溪保五旅旅部，看到我妻子陈问梅即问：“王旅长在家吗？”陈问梅同志看他们来势汹汹，心怀叵测，便机警地对他们说：“王汉昭刚去县政府。”刘问：“王旅长不是有病吗？”陈回答说：“他确是有病，这几天常找人看病吃药，听说县政府有一个职员，擅长医道，他就去找他拿脉看病。”刘文潮和方师岳遂相信陈问梅的话，转身带两个警卫兵乘车赶去县政府。刘、方走后，陈问梅同志按我平时交待，有事向镇头方向走，她叫几个警卫员急速出城向镇头方向走去（我妻子陈问梅因快分娩，故未随我迁去镇头旅指挥所住）。刘、方二人赶到县政府，知我没有来，而且听说我搬到镇头旅指挥所已多日了，他们才明白中了调虎离山计。知道诱捕不成了，遂在县政府打电话向张义纯汇报说：“绩溪方向的事，我们按张主席原订计划权宜处理了，处理完毕即回屯溪复命。”他们的通话被我旅侦察连窃听到了。刘、方打完电话即驱车前往我旅第十六团，同陈卜伍团长谈了约半个小时的话，然后回屯溪去了。他们走后，旅侦察员即用专线电话向我汇报了刘文潮和张义纯在绩溪通话内容及去旅属第十六团活动情况。我命令侦察连继续派人侦察绩溪附近驻军动态，有调动部队者，立即向我报告。当天下午五时半左右，陈卜伍团长打电话给我说，有紧急要事去旅指挥所汇报。我要他晚饭后即来。晚上约七时左右，陈卜伍一人来到我镇头驻地，向我汇报刘文潮和方师岳今天中午找他的经过。当时刘、方对他说，旅长是广西人，你们跟他有什么前途呢？将来他把你们带到广西去，或者领你们走到邪路去，那时就悔之晚矣。张主席是安徽人，只要你听张主席的话，我们保证提拔你当屯溪警备司令。陈回答说，我是行伍出身的，没有多少文化，大官我也干不了。刘文潮说，你能当团长，就能当司令嘛。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抽出一封信，首先要陈保守秘密，不许第二人知道，然后才交给陈看。信纸上盖有大印，写着：“安徽省保五旅旅长王汉昭通匪有据，着即逮捕解省法办，如拒捕当场格毙。张义纯手令。”刘文潮要陈卜伍按手令执行，并要陈表态。陈说：“张主席有手令，当然听张主席的。我敢不照办吗？”刘、方说：“你听张主席的就事不宜迟，今晚就执行如何？”陈故意吓唬他们说：“你们知道王旅长身边的警卫人员，都是身经百战的广西老兵，警惕性很高，枪法又准，搞得不好反遭其祸，只有诱他来团开会方好下手。”刘、方一听乐滋滋地对陈说：“你心中还是有数的，这样就看你的了，恭候你的好消息吧。”陈则说：“二位回禀张主席，请他放心好了”。陈卜伍讲完这段经过后对我说：“我想我们签名的起义通电他们还不知道，不然为什么单单加害旅长一人呢？”说着，陈从口袋里拿出张义纯的手令交给我看。我即问陈卜伍，你作何打算呢？陈说，我坚决跟随旅长走，旅长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问陈卜伍此事团里还有什么人知道，陈回答，并无第二人知道。我说，很好，这张手令就放在我这里吧。你今晚先回团部去，看来形势很紧张了，否则张义纯不会狗急跳墙的，在团里要高度戒备，严防有人来活动下面部队，这一两天你不要离开团部，有事我好随时找你。陈说，请旅长放心吧！就这样，张义纯企图诱捕格杀和夺我兵权的阴谋又破产了。 九、胜利起义配合解放军渡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六时，胡明、熊兆仁同志派交通员来通知，要我速去上金山司令部商议要事，我和李民同志立即出发，上午九时左右到了司令部会议室，见熊兆仁、胡明、刘奎、罗伯桦和洪琪等同志均已在座了，胡明同志将刘奎和罗伯桦介绍给我后，即对我说，我们找你来是传达一个好消息的，我们盼望已久的渡江战役于昨晚零时开始了。粟副司令员来电，要保五旅立即通电起义，并要我们集结皖南所有的地下武装和保五旅一起向沿江敌人防御部队进攻，打乱敌人的阵脚，迎接二野渡江。胡明同志并布置我们将保五旅起义通电广泛散发，以扩大声势。我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我马上回镇头就签署起义通电。接着我简单地将昨天张义纯派刘文潮来诱捕格杀我未遂的情况汇报了一下，并将张义纯的手令交给胡明他们看。胡明同志阅后说，这个手令就存放在这里吧，张义纯已经是狗急跳墙了。你马上回旅部处理一切，下午五时左右即将保五旅全体官兵集结到旺川村开会师大会并聚餐联欢。我向胡明等同志告别后，即回保五旅旅部召集有关人员，签署起义通电，并部署刻印，派人将印好的起义通电分别到交通要道及各县散发，并用无线电台将起义通电向过去有联系的电台拍发，并请别的电台也予以转发，要通讯连与电讯系统联系，以有线电向各城市拍发，并通知旅的全体官兵：今日下午五时前到司令部集结，参加会餐联欢，晚上参加起义会师大会。当晚会场四周篝火通明，晚上八时许，保五旅起义会师大会开始，胡明同志首先讲话，他代表中共安徽地下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热烈欢迎保五旅起义的官兵；接着熊兆仁司令员宣布：奉上级命令，安徽保安第五旅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独立旅，由王汉昭任独立旅旅长，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江北渡江指挥部命令我皖南部队及独立旅全体指战员明日上午六时向江边进击，首先解放旌德县城，然后向北推进，向敌军江防部队攻击。我代表独立旅在会上宣布：安徽保安第五旅从今天起，全体官兵正式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我们决心听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服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独立旅全体指战员今晚作好准备，明日上午六时出发参加战斗。当时我心情非常激动和振奋，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第二天上午我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独立旅全体指战员，随同熊兆仁司令员、胡明政委及参谋长刘奎等出发，並派罗昌明主任及韦驹副旅长率潘成美代参谋长及一部分武装，先去旌德县同我旅在该县的军官大队汇合，先行解放旌德县，等候我旅到达一同北进。解放旌德县之后，继续北进泾县，途中接到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敌江防守军各自向南逃窜，皖南解放军的任务改为追歼逃跑之敌。熊兆仁司令员、胡明政委和刘奎参谋长等率我独立旅追击敌军至徽州，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会师，会师后三兵团命令皖南解放军停止追击，皖南部队独立旅就地集结休整。这时我旅发生一件重大事件。因保五旅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宣布起义，我们全体官兵在起义的第二天上午，即随同熊兆仁司令员、胡明政委出发解放旌德县，並向江防守军进攻。旅部军需主任及军需在后方，乘机挟军饷款项潜逃，使得旅直属部队及保安第十六团共二千三百人，每人每天两角钱的最低伙食也无法维持，这样不但影响部队休整，並且部队有溃散可能，同时，皖北全境解放，我旅官兵多是从皖北来，多数官兵想离队到地方工作，如部队伙食开不了，官兵更加有理由离开部队。而解放军皖南部队因形势发展快，他们自己供给也有困难。我不愿增加组织上的难题，在此困难关头，不想法解决，眼看部队就要垮台，岂不造成起义行动功亏一篑吗。只好动员我爱人说：今后我们都是享受供给制了，要钱也没有用处，现在为了革命需要，把我们的积蓄贡献出来吧。她同意了，我们就把多年积蓄的一万五千元现洋，拿出来维持部队伙食，使大家安心休整。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初休整完毕。奉三兵团命令，皖南部队独立旅直属部队及一个整团共二千三百人全部并编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八师。我按命令立即亲率所部开到芜湖市郊并编到五十八师。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七日并编完毕，部队生活即由五十八师供给。 另由宋家祚副旅长率领第十五团去屯溪、婺源之间截击张义纯及省府要员逃跑，在屯溪以南遇到解放军渡江追击部队，经胡明部派来的参谋联系，说明保安旅第十五团是保五旅起义部队派出截击敌人逃跑的，该部队遂令保安第十五团一同往浙赣方向追击逃跑之敌，以后该十五团即与解放军追击部队并编。原来由郑汉、李荣康等同志协助麦镇涛率领的保安第十四团在太平县境阻击江防逃敌，谁知麦被张义纯收买，背信弃义，在太平县将郑汉和李荣康二人扣押起来，擅自率领该团移驻徽州岩寺，准备押解郑汉和李荣康二人到屯溪向张义纯领功，正好解放军追击部队赶到，麦只身仓惶逃跑，该团一营赶去屯溪以南，归编第十五团领导，第十五团共四个营一千八百人并编入解放军。保安第十四团另外两个营约九百人，因团长麦镇涛逃跑，部队自行逃散。宋家祚副旅长，在追击途中将部队交由宋佩儒团长率领，他本人即回旅部汇报经过情况。 安徽省保安第五旅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皖南绩溪县起义，起义部队番号是旅直属部队一个警卫营，另机炮、侦察、通迅等三个独立连及一个军官大队，共九百人左右；保安第十六团一整团一千四百人；保安第十五团四营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除保安第十四团两个营逃散，全旅起义官兵总共四千一百人。改编后的官兵因江北岸全境解放，有一小部分要求退伍回家乡做地方工作，大部分随解放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有不少同志进步很快，很多提升为团级干部。 十、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保五旅起义后，并编任务完毕。我要求到南京二野政治部起义军官训练班学习，各副旅长及主任亦要求去学习，经二野政治部批准，我等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到南京二野学习。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方向明和王贯之来到绩溪县保五旅旅部，方向明同志曾对我说，他和胡明同志研究过我要求入党的问题，要我写一份自传材料交胡明同志，但按政策应是特别党员。我问什么叫特别党员，方向明同志解释说：“因你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为了当时工作需要，不便公开与党发生关系，只好采取单线联系，这就是特别党员。”我表示尽快抽时间写好自传材料，后来因忙于起义，以致自传材料尚来不及写好送去，保五旅就宣布起义了。解放军渡江后，皖南地区改属二野领导，胡明叫刘奎领我到第三兵团司令部，将皖南部队独立旅领导关系转到三兵团，因改了领导关系，对我的情况缺乏了解，所以我的入党问题暂时搁了下来。在二野政治部学习班期间，三野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将我与安徽地下党的关系及率部起义的情况作了介绍，一九四九年七月，二野政治部敌工部党组织批准我为中共特别党员（一九五五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为正式党员）。一九四九年七月二野政治部介绍我到武汉第四野战军参加进军两广，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广西解放，广西军区任命我为宜山军分区副司令员，任此职务期间，我设法争取了伪广西桂西北军政长官莫树杰率部投诚改编，剿平了宜山地区土匪武装暴乱。之后，于一九五一年秋调广西军区军政干校工作，一九五四年转业到地方，历任广西省建筑工程局副局长、省城市建设局副局长、广西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的前后经过，因天长日久，难免遗漏，尚望知情者给予斧正。（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巡抚按：王汉昭：(1911～1987)，汉族，广西忻城思练街人。黄浦五期学员，国民党少将军衔，解放后任广西副厅级干部。
一支游击小分队的组建和发展（《安徽文史资料12》第09篇）
作者：南陵县政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后，我方原来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力部队奉命北上，各游击根据地只留下少数同志继续坚持斗争。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从大后方蜂涌而至，窃夺抗战胜利果实，并残酷地连续对我发动清剿，城乡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艰苦的日子里，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带枪投敌，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就在这异常困难的环境下，我南繁芜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紧密依靠群众，凭借手中仅有的八条枪，巧妙地打击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并且成功地收容了来自国民党川军部队的一批中下级军官，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部队。这支队伍在我党的教育下，改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人民武装，为巩固发展南繁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支部队的组建，具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川军过去都是四川军阀刘湘的部属。抗日战争爆发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借抗战之机排除异己，将刘湘所部骗出四川，而调其嫡系部队入川驻防。刘湘部队出川后，蒋介石对其中高层军官几度清洗撤换，引起川军官兵对蒋的不满和仇视。当时流落在皖南沿江一带的，有川军一四四、一四五师和新七师等部。 一九四四年，驻防南陵的是原一四四师，师长张昌德（后投降日寇，改编为日伪“独立方面军”，由张昌德充任军长）。这支军阀汉奸部队在南陵繁昌一带横征暴敛，鱼肉乡民，并不断向我根据地骚扰，犯有大量罪行。但其中也有一些具有爱国心的下层官兵，耻于当汉奸，不忍打内战，毅然解甲退伍，有的就地娶妻落户，另谋出路。这一年，我南繁芜党组织派往繁昌县新林地区工作的冯裕贵同志，结识了一个川军退伍军官，开始了争取川军官兵的工作。 冯裕贵是派到繁昌搞秘密联络工作的。一天，他在新林乡茶冲遇到了日伪新林乡乡队副刘为富。刘为富有个妹妹嫁给了从川军中退下来的郭子清，夫妻二人在新林铺街上开赌场。郭子清有文化，过去在川军中当司书。新林一带是我南繁芜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刘、郭慑于我游击队的声威，整天提心吊胆。他们虽然不明冯裕贵的真实身份，但也知道他颇有点来历，就想通过冯在“四老爷”（指新四军）面前讲讲好话。冯当时也身负接触伪乡保长，搜集敌人情报的任务，当然也乐于和刘、郭打交道。于是在刘的安排下，冯结识了郭子清，而且一度寄居在郭子清家中，以做生意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第二年，日寇投降，张昌德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四川军解体，大批官兵流落在芜湖一带。蒋介石集团对这些川军虽然收编，但只供饭，不发饷。不少川军皆有眷属，生活顿成问题。想回四川老家，又没有路费。一大批军官太太只好抛头露面，在芜湖车船码头卖茶水或找零活做，走投无路跳江自杀的事件也不断发生。川军感到身家难保，前途未下，悲观迷惘，不断有人暗暗将枪支弹药卖给我游击队，换钱花用或作返川路费。其中也有一些青年人，早年在四川曾受过我党的影响，如今看透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就把报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于是川军中暗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路不通，去找毛泽东。”改恶从善，弃暗投明的情绪日渐高涨。 一九四六年农历五月，新林街已驻满了国民党的军队。冯裕贵同志此时离开了新林街，在茶冲买了几亩田隐蔽下来。一天，郭子清突然登门来访，说他家来了个叫任志强（又名王志强，后改名王明）的川军兄弟，过去在川军里干副团长，现在离开队伍到这里来采购松树段子和松板做生意。冯裕贵心中存疑，便说新林这一带不出松树，没生意可做。郭子清因为跟冯混得很熟，就道出真情，说任志强此一趟来是想搞部队，要冯设法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联系。冯裕贵不知虚实，把头一摇，试探地说：“想升官发财的人不参加新四军，你们为什么要参加？要想捞钱还是干土匪去。”郭子清再三恳求，说这是十几个弟兄的意愿，连他自己也参加。这样，冯裕贵才答应“找找看”。 第二天，冯裕贵同志找到南繁芜游击队的负责人王文石和王安葆同志，把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当晚，王文石和王安葆便会见了任志强，这次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三天后，任和郭为表示诚心，送二百发“403”手枪子弹，作为给游击队的礼物。第四天他俩带领着蔡云（又叫蔡振邦）、何绍先、黄辅臣、刘国亮、程秀珍（蔡云的爱人）等十一人，携带三支枪（两条中正式、一支短枪）、十几颗手榴弹正式入伍。当时，南繁芜游击队党委即任命任志强为队长，队伍也命名为志强部队。为照顾这批新来的同志，游击队党委发给他们两倍于我一般游击队员的生活待遇，连抽烟都是双份的。使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体会到党的温暖和关怀。 队伍成立起来后，县委即委派朱康同志去该队担任指导员。以后又增派鲁守正同志去配合朱康同志工作（鲁守正同志去后不久，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性）。为扩展南繁芜游击区，同时解决部队给养间题，朱康到队后，迅即将部队拉至外围作战。消息传出，川军闻风前来投奔的人络绎不绝，一下子发展了两个排，拥有十几条枪枝。当时经济很因难，这么多人，吃穿顿时成了问题，只能找一些保长临时借点粮食坚持斗争。 这天，部队来到宝塔圩附近，听说这里有一家大地主，他儿子在国民党当团长，很反动。部队决定抓住那个大地主，逼他叫儿子交出一批枪枝。任志强和郭子清以为任务很容易完成，晚上便派一个班进了村子，当时在敌占区常有土匪出没，尤其是川军散兵游勇为害最大。他们进村叫门时，村上群众误认为是土匪来了，群起自卫把这一班人赶跑了。第二天晚上，朱康同志亲自带了部队，悄悄进村，找了过去与我游击队有联系的基本群众，告诉来的意图，立刻就获得群众的帮助，很顺利地把那个大地主抓了出来。这件事给志强部队教育很大，使他们切身体会到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国民党的憎恨，是何等的分明。 抓住了那个大地主之后，他儿子不愿给枪，但派人送来巨款将大地主领回。这样，部队得以还清以前的借款，剩下的钱交给蔡云到芜湖找原川军官兵购买武器。当时国民党部队唯钱是命，加上蔡云是老相识，一次就买了很多枪，但在接枪时不慎被附近土顽发觉，仓卒间打了一场遭遇战，枪未接到反而牺牲了一个通讯员。 第二次蔡云又带钱至芜湖活动，一次买了两挺机枪，三十条中正式，十几支手枪和大批弹药。由国民党川军军官派船护送，将枪顺利运出鲁港。接枪部队也全部化了装，穿上国民党军服，把武器接到手。当晚就把竹丝港敌人土顽碉堡打下，将缴获的三十多支汉阳造全部上交给游击队总部。 经过两个月的磨炼，志强部队大多数同志革命觉悟有所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增强，加之换了装备，打起仗来人人争先，行伍出身的人枪法准，又熟悉军事，所以土顽部队闻风丧胆。游击队党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该部建党。一九四六年七月初，在繁昌九甲冲发展了表现突出的蔡云和何绍先两人，成立了党小组。七月底又发展了刘国亮、程秀珍、黄辅臣三同志，建立了党支部。这批党员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勇敢，作风正派，并带头要求取消双饷的特殊待遇；有的将金戒指、首饰等上交游击队，自觉做一个普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同年八月，共产党员何绍先，带着战士夏云、毛和贵等三人，在铁夹冲乘虚袭击敌人一个催粮班，一枪未放将敌全部俘虏，缴获十二支长枪，十几颗手榴弹。 然而，改造旧军队毕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首先发生在队长任志强身上。他见实力大了，盛气凌人，不把党和游击总队放在眼里。上级调枪，他不给；一些四川籍战友要求寄钱给在芜湖、南陵、繁昌和老家的家属，他扣着不发。他保管的经济账目从不公布。平时说话办事不容商量，独断专行，军阀旧习仍然不改。更严重的是他在荷花岭一带活动时，竟和一个有夫之妇勾搭成奸。朱康同志曾多次劝说批评，他不当回事。国民党在繁昌办的反动小报，竟据此对我党和游击队大肆攻击，污蔑我游击队“共产共妻”，影响极坏。朱康将这些情况报告给游击总队，王文石、王安葆同志立即批准将任志强调出，至总队另行安排，以使他摆脱周围几个拜把子伙伴的蛊惑，改正错误。并指示，任若不听调，可发路费让他回四川原籍。 当朱康带着蔡云、何绍先、黄辅臣、郭子清来荷花乡找任开会时，哪知蛮横无理的任志强，提着手枪，大张枪头，妄图逞凶。朱康叫郭子清去下枪，任将郭一拳打倒，跳出门外。门外两支警戒的冲锋枪顿时将意欲行凶的任志强打死。可奇怪的是，跟着追赶任志强的黄辅臣同志，也在乱中被打死在门外。黄以前也是川军的大队长，投奔入伍以来，守纪律讲政策，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平素生活简朴，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朱康此时十分纳罕，赶到现场查看任的手枪，里面仍是一颗“太平火”。朱又经详细察看后，判定黄辅臣不是任志强所杀，而是早就对黄嫉妒成仇的郭子清乘机所害。当时部队战士见黄辅臣死了，泣不成声，许多人一天没有吃饭。朱康同志秘密找郭谈话，指出他此举的危害性，郭哑口无言。因考虑到郭子清对建立这支队伍有功，另一方面为避免部队衔仇相继报复，波动军心，表面上即依照大家所传黄为任志强所害之说，将此事一直掩盖下来。第二天，部队在荷花岭买了两口棺材，将任、黄就地安葬，使全体战士情绪稳定下来。 游击总队部接到朱康的报告后，王文石、王安葆、马文杰同志立即进行了研究，并决定更动这支部队的领导人员。由王文石同志到队部宣布，任命郭子清为部队大队长，蔡云为副队长。将怂恿挑唆任志强作恶的事务长花某和一个姓任的清洗出队，发给路费，遣散回川。 经过一番教育整顿，这支部队并没有因为出现了一点动乱而松垮，相反，军纪更加严明了，附近群众对他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主动配合他们作战行动。从芜湖等地又陆续有川军官兵前来投奔，终于发展为近百人的一个连队，在南繁芜根据地边缘地带频频出击。 到了一九四七年初春，当部队开拔至泾陵宣一带（当时仍属南繁芜县委管辖）活动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朱康同志因病获准离队治疗，不料接替他工作的强建中竟是个不纯分子，奇怪的是强不是党员，但却以“指导员”自居。他一到部队就培植个人势力，使刚刚压下去的烧香拜把子等封建帮会歪风又逐渐抬头，而且愈演愈烈。在旧习回潮中，一些参加革命动机不纯的投机分子，又勾恋起打家劫舍的生活。先是由几个旧军官出身的家伙，假借外出行动，携带十三条枪支，叛逃投敌（结果投敌未成，在去芜湖的途中，为敌土顽部队夺枪将其全部打死）。接着是怀着个人野心参加革命的大队长郭子清动摇。郭有个妹妹在国民党南京公安局工作，其妹夫还是局里的一个头目。有一天，郭子清心怀叵测地找到了冯裕贵，问冯：“新四军的部队我怎么看不见？”接着又套问游击队总部的情况。对郭早有戒备的冯裕贵见其神色不对头，巧妙地敷衍过去，当晚立即向游击队总部首长汇报了这一情况。总部一面加紧警戒，一面找郭子清谈话，直截了当地问他去留的想法，郭子清果然提出离队回川，当即发给他路费。果不出所料，郭子清拿着钱跑到南京去了。 强建中在这支部队蹲了二个月，把部队弄成几派，互相猜疑，互相防犯。总队立即将朱康调回，将强调出。强回泾陵宣不久，当环境略显紧张时，就带枪叛变投敌，当了敌人可耻的鹰犬。 同年二、三月间，部队奉命回到繁昌红花山，跟随王安葆同志加强沿江工作。此时，国民党63师出动一个加强营，并国民兵团副团长王亚东部以及红花山区“剿匪”主任汪慧泉部，发动所谓红花山围剿，妄图吃掉我南繁芜游击队。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这支部队按王安葆同志的指挥，巧妙地避开敌主力，绕至王亚东部后面一阵猛打，粉碎了敌人合围聚歼的阴谋，逼敌仓惶收兵。不久，当部队转移至南繁交界的铜山时，死不甘心的敌人，以63师加强营为主力，纠合芜湖、铜陵、繁昌、南陵、青阳五县共十个自卫队二千余人，气势汹汹地朝铜山合击。阴险的敌人又在正面进攻的同时，派芜湖县自卫队第三中队连长叶少堂率队向我诈降，意欲潜入我腹地，恃仗优势装备，杀害我总部领导同志，然后乘乱里应外合将我游击队消灭。王安葆同志接见这次诈降部队时，早已从打入该部的我地下工作者曹根木同志处摸清了底细。那个叶少堂，原先曾混入我新四军，还当过排长。部队北撤时，他带枪投敌去了。如今在国民党重兵侵扰我游击区时，他无端携械而来，岂怀好意！同时，当总部布置分兵阻击时，该部枪支拒不听调，险恶用心已暴露无遗。当下，王安葆同志面临一场恶仗，他将当时正在总部的几个领导同志分头妥善隐蔽安顿好以后，命令这支部队分兵两部，一部会同总部警卫队扼守铜山制高点抵御敌兵，一部隐蔽待敌并监视叶少堂部。又抽调蔡云等人走小路乘虚袭击繁昌空城。敌人虽有四、五倍于我的兵力，且配有精良武器，结果却损兵折将扑了一空。我游击队无一伤亡胜利突围，还缴获了一些枪支。战斗中，何绍先同志击毙敌尖兵二人，并勇敢地率先突围，荣获总队嘉奖。 叶少堂诈降之部，被我游击队领着在山区兜圈，拖得精疲力尽后，将叶少堂并六名死心塌地的特务分子分头处置；其余人员愿回家的，发给路费；真心投奔革命的，留下来编入其他部队。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又被我彻底粉碎，反而白白送给我游击队一批武器。 铜山战斗胜利结束后，这支部队一直在南繁芜、泾陵宣一带频频出击，时而奔袭，时而隐蔽，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至七月，部队转战至繁昌新林。时值新林铺之敌刚刚成立所谓五乡联队，气焰十分嚣张。部队当即决定乘其外出一部之机攻下碉堡。侦察员徐本如、梁德明等三人利用集镇早市行人往来稠密之际化装进入街市，当街生擒了罪恶累累的敌联队队长，就地处决。一个敌兵当场被吓死，其余均龟缩进碉堡顽抗。徐本如等同志在群众配合下，借来桌子和三床棉絮，用水将棉絮泼湿铺在桌子上作土坦克，逼进碉堡喊话，宣传我党政策，踞守碉堡的敌兵纷纷缴械投降。计缴获步枪十七、八支，敌兵经训话后遣散回家，运不走的物资，投入碉堡内放火烧毁。其外出之敌闻讯回援，遭我事先埋伏的何绍先阻击班迎头痛击，四散逃逸。我无一伤亡，前后不到一小时结束了战斗。当地群众见除了地方一害，无不欢欣鼓舞。我新林区区长强日真同志还领人抬着一口肥猪和十斤酒，前来慰劳庆功。 拔除新林之敌后，部队又回师再次成功地袭击了竹丝港之敌。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从此，这支部队在我党领导下，终于锻炼成为一支能攻善守、累立战功的精锐之师，深受首长的称赞和群众的爱戴。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皖南各地区游击武装力量均有很大的发展。党决定设立黄山司令部，组建一支正规主力部队，以便更好地发展皖南敌后武装斗争，打击敌有生力量。这支部队奉命受编加入主力，并顺道护送一批南繁芜地区基层政权革命干部去黄山受训。 农历八月中旬，部队经过南陵峨岭附近时，当地群众纷纷赶到部队，控诉峨岭乡公所横行一方，搜掠往来行人，敲诈商贩，欺压群众的种种罪行，要求部队拔除峨岭碉堡，为民除害，尤其要求处决那个作恶多端的乡队副马侉子。 部队决定打峨岭后，由侦察员徐本如、刘国亮和张子峰等五同志，分别化装成下乡收租和赶街模样的群众进入峨岭街。原打算出敌不意进行奇袭，谁知子弹卡壳使敌警觉退入碉堡居高顽抗，刘国亮等三同志先后中弹负伤。部队立即增援一个班冲上街，由徐本如借来桌子和棉絮，泼上煤油，在机枪掩护下运动靠近碉堡，点火烧着。那碉堡本是砖木结构，顿时火趁风势，把碉堡烧着了，迫使敌人举枪投降。计缴获两支短枪，十九条长枪，一支掷弹筒。在群众指点下，部队把那个罪大恶极的乡队副马侉子押至峨岭街当众处决。赶街的四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部队离开峨岭时，县自卫队闻讯赶来，但慑于我军威力，对空鸣枪应付一阵不战自退。 可是由于当时在行军路上，负伤同志得不到及时救治。中共党员、侦察组副组长刘国亮同志终因流血过多，在部队行至小九华时，心脏停止了跳动，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部队指战员对刘国亮同志的牺性十分哀痛，在当地买来一口大棺材，举行了追悼仪式，就地安葬了这位来自数千里外四川籍的战友。 第二天，部队安抵泾县蔡村坝时，泾陵宣游击队队长郎俊带着何玉林等同志，早已在此守候迎接，并领他们至周洼，与专程前来欢迎的黄山司令部参谋长倪南山亲切会见。 此时正当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司令部在北河埂热热闹闹办了酒宴，既表达对这支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热情慰问，又表示对他们加入主力部队的热烈欢迎。大家频频举杯，共祝人民解放战争早日胜利。 这支部队自此受编为黄山司令部第一营第三连，投入了新的战斗。（本文是根据访问王安葆、冯裕贵、朱康、徐本如、郎俊、何玉林、何绍先等同志的记录整理而成。一九八二年十一日）巡抚按：王安葆，(1906～1985)，孙村乡人。化名滕本玉、杨鹏。1939年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孙村区委书记、南繁芜县委委员、南繁芜总队队长、南繁芜游击区的创建者和主要负责人。解放前夕，历任皖南沿江工委书记、南繁芜办事处主任、繁昌县县委委员、解放军皖南沿江支队南繁芜总队队长，解放后任繁昌县县长、安徽林业厅森林办事处主任、芜湖市政府视察员、芜湖政协常委。王文石，(原名：石崇孝，1903~1973)，原籍湖北省阳新县，后移居繁昌平铺乡，出生于农民家庭。1939年10月加入共产党，历任繁三区区委书记、南繁芜社会部长、皖南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南繁芜县委书记、南繁芜总队政委、宣城县委书记，解放后任安徽省检察厅副厅长、上海新城区区长、武汉市纺管局书记。
回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安徽文史资料12》第06篇）
作者：朱农 解放战争时期，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泾县、青阳、南陵、铜陵、贵池等地区开辟了以宾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并坚持三年之久，直到皖南解放。这个地区距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又处在它的“江防要地”近旁，因此，国民党不断叫嚷这块游击根据地“威胁京畿，危害江防”，屡派重兵进行“清剿”，企图将我游击队消灭。但是，这支起初只有八十多人、四五十支枪的坚强革命队伍，在数十倍于我的强敌重重包围之中，贯彻党的政策，依靠广大群众，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英勇机智，艰苦奋斗，杀敌夺枪，出奇制胜，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兴旺时期，青阳、泾县等地的游击根据地达到了除县城和几个重要集镇以外的广大地区。它的存在和发展，鼓舞了皖南人民的斗志，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接应了大军渡江和挺进皖南，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奉命回师 坚持皖南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铜陵就曾建立过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期间，在皖南地委的领导下，我们始终在铜陵（包括铜陵和青阳、南陵接壤的一部分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抗击日寇的长期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了新的形势。党中央为了满足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渴望与建设祖国、医治战争创伤的强烈要求，向国民党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决定将我省皖南和皖中两块解放区的部队和党政干部撤到苏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我们根据朱总司令发布的接受日伪投降的命令，正在铜陵各地收缴日寇的枪支弹药。我和查富德同志在犁桥责令伪军据点就地缴械，伪军抗拒，我方就发起猛攻。正在攻打间，地委派人送来紧急通知，要县委带领所有脱产干部和县大队武装，立即作好北撤准备。县委火速转告全县脱产干部马上到县委所在地迪郎冲开会。会上宣布了地委指示，除留下尹彬、张良志率部分武装留守铜陵，王文石、王安葆率部分武装留守繁昌外，其余干部、战士随同皖南地委机关、皖南支队（地委直属的武装力量）撤向苏北。那时县委有一批细布，原准备部队作冬装之用，现在来不及处理，就撕开发给一人一段。队伍从迪郎冲经铜陵舒家店、繁昌油坊咀渡江到无为白茆洲，在那里蹲了几天，然后行军到巢县散兵。在路上，我们估计以无为为中心的七师活动地区距离芜湖、南京太近，国民党不会允许我们留在这里，我们主动撤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取得主动。到达散兵后，我们就向领导打听消息，他们告诉说：部队很快要过巢湖到烔炀河，然后经全椒、滁县去苏北。 吃过午饭，我踱到巢湖边上。放眼看去，这个有八百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巢县面积）、蓄水五十多亿方的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真是浩渺无垠，水天相连，一望无际。湖中碧波粼粼，白帆点点，这同铜陵江边的景色又非常相似。这使我顿然想起八年抗战中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铜陵战友和乡亲。我们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将会怎样残酷地折磨他们？他们又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斗争？这时，通讯员跑来找我，说地委有重要电报要传达，这才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们回到住地，在场听传达的只有陈爱曦，陈尚和与我少数几个同志。皖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恺帆同志传达了皖南地委转皖江区党委的电报，大意是：鉴于我军撤离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因此决定再留下一个营的部队，增派得力干部带领，坚持皖南斗争。还指出应由留下的部队挑拣较好的枪支。接着传达皖江区党委关于成立沿江中心县委的决定：由杨明任书记（杨明同志当时已率部队先回铜陵），王文石任副书记，陈爱曦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宣布完毕后，地委负责同志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说：今后皖南的重担就要由你们来挑了，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希望你们谦虚谨慎，好自为之，重要的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紧密依靠广大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能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完成坚持皖南的任务。 听了传达上级指示和领导讲话，我心中像燃起一团火焰：上级党是多么了解下面的情况啊！决定的问题又是多么的正确！党要我们回师皖南，坚持斗争，我们一定照办。“坚决完成任务！”这就是当时我对领导简短而有力的回答。我们立刻出发。一夜之间步行一百多里从巢县散兵赶到长江边无为石板洲，当晚乘船过江，赶回铜陵。 回到铜陵同杨明同志见面后，沿江中心县委立即召开会议，分析形势，进行战略部署。当时的情况是：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忙于“劫收”大中城市，对县以下许多地方尚无暇顾及。皖南沿江地区局势仍由汪伪军队控制，国民党同他们虽有联系，但尚未接收。我们去而复返，他们不知底细，也不敢贸然行动。所以我方留下的部队安然无恙，原来我方建立的人民政权也还在继续行使职权。但是，会议认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是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国民党一俟准备就绪，便会调动正规军来强占革命根据地，残害我方军民，对此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迎接即将到来的残酷斗争。会议明确坚持皖南斗争的方针是：背靠山区，面对平原，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斗争，为解放皖南创造条件。会议还确定在继续坚持铜陵的同时，迅即派人去太平樵山，同黄山中心县委胡明同志取得联系，配合进行斗争；同时派陈爱曦、张良志（后英勇牺牲）、姚生同志带领少数武装去青阳、泾县交界的盘台（该处有我地下交通站）联系，在盘台、宾山建立隐蔽据点，以便在形势恶化时，将部队转入山区。会议还决定成立铜青南县委（曾改名泾青南工委、铜青贵县委，后改名为泾青南县委），由陈尚和、周坚凯、尹彬和我组成，我任书记，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铜青南县委根据沿江中心县委的部署，抓紧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在思想上，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实事求是地分析坚持敌后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因素，提高夺取胜利的信心。县委告诉大家：我们即将从抗日民主根据地转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武装斗争，我们的主要敌人已经由过去的民族敌人——日军，转变为阶级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有完整的反动政权，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一整套警特反动统治工具，而且同地方上土豪劣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斗争不利的因素。但是，我方坚持皖南山区游击战争也有许多有利条件：这里曾经是新四军活动过的地区，党和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群众条件很好；加之群山相连，地形复杂，又是几县交界、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有着广阔的回旋余地。我们还有一批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的领导骨干和许多坚强勇敢的游击队战士。只要我们认清形势特点，转变斗争策略，坚定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在组织上，为了适应斗争需要，妥善地安置了一些确实不能随部队撤退的干部和伤病员。当时在干部队伍中有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的人（包括原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区长）。他们有的家庭比较富裕，害怕撤进山区后生活艰苦；有的亲友在国民党政权里面工作，企图依靠他们投奔国民党；有的只看到眼前困难，对革命悲观失望；这些人虽有条件撤退而不愿跟部队走。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在陈山冲召开了一个有六十多干部参加的会议，杨明同志和我都出席了会议，向他们讲清形势，指明前途。告诉他们有三条出路：一是跟随部队进入山区打游击；二是分别由长江水路去江苏六合瓜埠找新四军办事处，然后到苏北根据地；三是暂时离开本地区，到亲友处暂避，待局面好转后再回来与我方联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我们指出，以上三条都是生路，如果脱离革命是危险道路，倘若叛变革命则是死路一条。在这些人当中，多数接受教育，继续革命，有的表现很好，也有少数在环境残酷时向敌自首，甚至投敌叛变。如原抗日根据地区长陈孝风、陈孝义等人，在敌人来后叛变革命，并且作恶多端，解放后被镇压。 在经济上，积极筹措部队给养，解决部队冬衣和生活供给问题。在巢县散兵，地委曾经给了我们一些烟土，作为部队给养之用。这时我们又派出干部分头到各区乡，把我们存放在各地的粮食加以变卖，共计变换成法币五百二十万余元；银元两千六百余元。同时用一部分粮食换回我新四军发行的大江币一百八十万元，以取信于民。 在我们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国民党地方军队和他们收降的伪军，不断对我方进行挑衅，在遭到我方坚决回击后，竟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出动三路人马，向我顺安中心区大举进犯。一路是收编的汪伪军吴志和的一个营；一路是原汪伪独立方面军的一个营；还有一路是国民党特务崔光汉率领的几个连队。三路人马分进合击，企图将我们部队消灭。当时我沿江中心县委领导的皖南人民自卫军总队和铜青南县大队的武装，集中力量打击崔光汉所率领的一路，在石佛山进行激战，结果击毙敌人八人，缴获步枪十余支。接着又在青阳店门口、田家畈打了两个胜仗。这几仗一打，敌人的嚣张气焰被压了下去，他们的地方部队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在此以前，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回到铜陵的共军是“上面不要自己跑回来的少数散兵”，是“在巢湖里船被炸翻了，死里逃生剩下的几个人”。我们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群众欢欣鼓舞地广为传播：新四军又回来了！ 我们从巢县散兵回师皖南以来，在铜陵蹲了三个多月，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们撤往山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这时，国民党也开始向我们大举进攻了。 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国内和平气氛高涨，我党的政治威望大大提高。蒋介石集团这时已蓄谋全面发动内战，他们视我沿江游击队为心腹之患。因此，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在芜湖召开了“皖南地区参议员会议”，研究如何对付游击队，又感地方反动武装力量不足，因而假借民意，“请求”南京政府派出主力部队来“清剿”沿江地区的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国民党正规部队川军44军所属150、162两个师，由军长王浚率领，气势汹汹地闯入院南，提出“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反动口号。其中：44军军部并一个团驻贵池；150师师部并三个团驻铜陵、青阳；162师并一个团驻大通。顿时，沿江地区黑浪滚滚，形势陡然恶化。 这次敌人来得突然，我方事先未曾接到情报。敌人很快涌进我方活动中心地区顺安、朱村、姚村、花堰王等地。起初我们还以为是敌人的地方部队，后来听说都是四川佬，才知道是国民党正规部队。这个时候我正在铜陵栖凤乡阮家巷和国民党地方部队打仗，接到情报后很快转移。我们乘船过西湖到朱家咀登岸，穿过铜顺公路到达柴塘村，刚准备宿营时，一个老乡告诉我们说：这里不能宿营，离此地一里多路，今天来了一个连四川佬。还说：顺安、张家冲、新桥都驻有四川军队，这才知道局势严重。我们就插到桐子冲，去外郎坑找到杨明同志。他说今晚他和查富德同志率领部队转移到青阳的盘台，然后去黄山。要我们按原计划在铜青南地区坚持，根据形势变化，决定部队行动。 过了几天，川军已在铜陵各地全面开始“清剿”，不少革命干部、群众、及其家属遭到杀害，地方党、政权和民兵组织很快遭受破坏，一些党员自首，有的叛变投敌，形势相当紧张。我和陈尚和同志商量后即分头行动：陈尚和同志去茗山冲与尹彬、周坚凯同志联系，带领游击队就地坚持，建立隐蔽山棚，避开敌人清剿，保存力量，待机行动。我率领县大队武装转移到泾青南三县交界的宾山、盘台一带活动。这时，杨明、陈爱曦同志已去太平樵山，我也赶到樵山与杨明同志见面，商定了整个斗争布局，而后回到宾山开展工作。从此揭开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站住脚跟 建立基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晚，我同县委机关、县大队干部战士四十多人，隐蔽地经过盛家冲、丫山、石堰桥、老虎坑来到泾、青、南三县交界的宾山地区二酉保苏家冲，见到了原先进山的游击队连长姚生同志。 我们登上高峰举目眺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雄伟壮丽的丛山峻岭的画面：群峰起伏，连绵不断，许多山上林密竹茂，灌木丛生，远远望去，一片莽养苍苍，真是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地方。这里还是四出之地：东至泾县，西抵青阳，北到南陵，南往太平，背靠山区，面向沿江，有着广阔的活动余地。有这样好的山区作为依托，又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何愁游击战争不能获胜，皖南不能坚持？ 我们很快来到盘台，这是青阳、泾县两县交界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在抗战期间就建立了党支部，担任着皖南地委和黄山中心县委的地下秘密交通，虽经皖南事变这样的惊涛骇浪，党支部始终屹立，它是山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是我方几个县秘密交通的枢纽。 我们分别听取了盘台党支部书记张贵和连长姚生同志的汇报。从他们反映的情况和我们接到的情报来看，当时的敌情非常严重，敌44军的两个师，他们原来安排：150师到铜陵、162师到贵池，寻找我主力决战。但我方由林维先同志领导的沿江支队和梁金华同志领导的皖南支队都已北上，留在铜陵的新四军绝大部分也转移到山里去了。这两个师在扑空之后就转到泾青南地区和皖南山区，由青阳、南陵县常备队配合，把我县大队作为他们“清剿”的主要目标。同时，国民党进一步强化了区乡地方政权和反动地方武装。每个区乡都有人枪三十至五十，筑有碉堡，装有电话，彼此互通声息，遥相呼应。以青阳县“调查室”为核心的一套特务组织，开展针对我方的特务活动。他们以乡为单位成立“中心组”，将自首分子严加控制，迫使他们进行破坏我游击队的活动，其中有些人甘愿为敌效劳，成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白色恐怖笼罩着这个宁静的山区。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胜利开展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县委决定：除了原来留在茗山坚持的少数武装外，将转到泾青南地区的部队，分成几个游击组，分散在各地活动。我和左秀东、姚生、孙林、孙泰英、柯斌等同志带领县委机关和部分武装，在宾山、宋冲、苏家冲、大格里、乔木、云岭等地活动；王克祥同志带领六、七个人，在泾南的田方、孤峰、三里店、东山一带活动；胡爱民、张贵带领六、七个人在青阳、盘台、杨田、陵阳一带活动；过了几个月孙举东等同志率领一个班在青（阳）贵（池）交界处的庙前、南阳湾、九华和刘街、姚街、梅街一带活动。这样，我们的游击队就以宾山为中心，星罗棋布地战斗在泾、青、南、铜、贵的广大区域，使敌人兵力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对付我茗山、宾山的游击队，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开辟新的游击区。 起初，我们在山区立足，遇到很多的困难。首先是人数比我们多几十倍的敌人正规部队，频繁地在山区“清剿”，迫使我们不断转移阵地，以避其锋。有一次得到了消息，150师两个营部队配合县常备队共一千多人要来宾山“清剿”，我们立即向宾山深处转移。这一天部队刚转移到一个大山山腰的一个树林里，哨兵前来报告：发现敌人正从山的另一面向山顶前进，同时山下也发现敌人。我们处于敌人上下夹击的危险境地。我当即命令大家沉着应战，充分作好战斗准备，严密监视敌人，但不准发出一点声音，不能暴露目标。幸好敌人未曾发现我们，这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的牺性。这时，我们遇到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部队给养极其困难。当时只剩下能买一百多斤大米的法币，四十人即将断炊。我们派当地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洪秀荣去泾县包村（离宾山五十多里）进行侦察，打听到一家大油坊很有钱，于是我们就派孙林同志带五名战士绕开敌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深夜去向这个油坊老板“借”了法币十五万元，暂时解决了困难。以后敌44军150师仍然不断来“清剿”，我们在这一带的山区与敌周旋，白天休息，夜晚行军，忽东忽西，行踪不定，部队很疲劳，同时粮食疏菜供应也很困难。 这时我们打听到宾阴乡乡长方忠秀在宾山脚下水家冲开设了一个纸坊，有八九个工人。纸坊是赚钱的，方忠秀每年可以从纸坊获取不少利润，因而他非常害怕生产中断；尤其害怕别人破坏他耗费了很多资金和材料建设起来的纸槽。我们抓住他这个弱点，同他“谈判”。这个纸坊有个工人叫张聋子，由于我们先去的同志向他做了工作，因而他对我们态度很好，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就叫他去传话给方忠秀：我们有个条件，如果能答应，我们双方各走各道，互不打扰。否则，如果敌人来清剿，我们就准备在这里同它打一仗。一旦交火，事情就难以预料，弄得不好会把纸槽毁掉。张聋子问什么条件？我们说，一要为我们保密，不准泄露我们的行踪；二要将敌人有关动向及时报告我们；三要及时替我们购买粮食和疏菜，送到指定地点。张聋子去向方忠秀说后，方完全答应我们所提的条件，不过要我们替他保密。这样每天张聋子就以纸坊的名义到市场上去替我们购粮买菜，成了我们的采购员。后来他入了党，确实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立了许多功劳，1947年敌人“清剿”中他被敌军杀害。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二酉保的范围是一条山冲，冲口平顶洲有一个大碉堡，驻扎着乌潭区公所自卫队的五十人枪。从冲头到冲尾相距四里多路，我们就住在冲尾的高山上，同区公所的碉堡遥遥相对。这个区的区长叫郑康仁，政治态度还不错，他晓得我们在附近活动，佯作不知。我们就通过住在宾山水家冲他的岳父带信给他，向他讲清形势，明以大义，晓以利害。告诉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希望他能明瞭天下大势，顺应形势的发展，给我们以帮助。他带信来表示愿意同我们和平相处。因此双方相安无事。我们游击队经过碉堡附近，他也不闻不问。有的同志见此情景，编了个顺口溜：“二酉保，一条冲，驻扎两种不同兵。冲口‘刮民党’，山上新四军。只因统战政策好，停息干戈讲和平。” 我们得到暂时的立足点之后，就抓紧时机在群众中进行工作。这里原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有些群众基础。但我们刚到这里，人地生疏，工作还必须从头做起：一户一户地了解情况，一村一村地开辟工作。山区群众居住分散，有的一个山冲只住一两户人家，这倒为我们进行工作提供了方便。开始，因为不摸底细，需要格外谨慎，每到一户了解情况，都暂时封锁消息：前后门和路口都布上哨，人只让进，不让出，完成任务后迅即撒离，不知去向。以后熟悉了，就不需要再这样做了。起初，我们这些身穿便衣，携带武器的不速之客夤夜出现在农户堂屋的时候，他们常常显得惊惶不安，当我们耐心地进行解释，并且在他们确信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的时候，脸上才露出兴奋的、亲切的、只有亲人重逢时才有的神色。他们赶快给我们烧茶做饭，问寒问暖，都说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有些受害者家属，则饱含热泪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当地的一些基本情况初步搞清了：哪些是保甲长，哪些是士绅，他们当中谁优谁劣；哪个是特务，有无罪恶；哪个有过自首行为，有无出卖同志，都了解得比较清楚。村里村外有什么动静也能很快知道，群众已经有了初步发动。 当时我们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必须十分谨慎地工作，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敌人营垒中比较倾向进步的人。 刘店乡有个乡丁叫吕和清，绰号“吕瞎子”。他经常到我们活动的地区——大格里来收捐税、要费事。我们知道他出身贫苦人家，并无欺压人民行为，就主动同他接触，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后来他秘密参加了党，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一九四七年他同我们游击队里应外合，打掉了刘店乡公所自卫队，缴了四十多支枪。还有一些人过去在我方担任一般工作，或者曾参加党，后在敌人高压的情况下办了自首手续，但并未出卖组织和同志。对这样的人，我们仍热情对待他们。即使是叛徒，只要他们不再干坏事，並帮助我们，就向他们宣布，可以将功折罪，既往不咎，以此分化敌人，减少工作的阻力。 在发动群众和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的同时，对个别为虎作伥、罪行昭彰的保长、特务分子，也毫不容情地坚决镇压。青坑有个姓王的国民党保长，专门打听我们的行踪，及时报告伪乡公所，要求敌人来“清剿”。我们通过内线核实情况后，决心除掉这个坏蛋。一天，国民党军队到青坑来“清剿”，他盛情招待。国民党军队刚走不久，我们的部队也到了青坑，他以为是“国军”返回，连忙出来迎接，刚好被我们擒住，就地枪决。在大格里也杀了一个罪行严重，查有实据的特务分子。这样做，对犯有类似罪行的人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他们不敢再为非作歹，敌人的耳目不灵了；同时，接近我们的基本群众，原来最怕有人告密，打掉了这些敌人的“小耳朵”，他们就敢于大胆接近我们，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 这一段时间，在同敌人山地周旋当中，在多少次化险为夷的战斗实践中，我们逐步积累了一套符合当地情况的、保存自己、对付敌人的办法。 我们宿营，除了下山执行任务，临时在老乡家中借宿或在野外露营外，一般都在山上自建的山棚中宿营。这种山棚建在宾山地区的深山老林、人迹稀到的地方，选择地势较为隐蔽之处，砍伐竹木，扎成支架，上盖茅草，拍打严实，棚内垫上稻草，将被褥铺在上面就可以休息。后来，有些同志把毛竹片用葛藤绞起来，做成有弹性的“床”。有的在山棚的内壁糊上报纸，把山棚打扮得十分漂亮。在宋冲、水家冲、大格里等处后面深山里建造的山棚都很隐蔽，除我们自己的人以外，地方上只有少数人知道。还有一种山棚建立在更隐蔽的地方，如宾山有个山棚建立在深山一处悬崖的上面，崖下是一条水沟。进入这个山棚需先从水沟中涉水过去（看不到脚印），到悬崖边攀藤而上，到达崖上，进入棚中。这种山棚非遇到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是不予使用的，知道的人极少。当时有的同志写诗赞颂山棚道：“山高林深无人到，革命山棚溪边造，四周宁静无声息，独有树上鸣‘知了’。战士归来棚中靠，争道这边风景好。” 我们烧饭会冒烟，敌人常常派人在各山头窥探，寻找冒烟的地方。因为冒烟之处，不是烧炭的人就是游击队，他们就会追踪而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主要是把烧饭的时间安排在黎明前和黄昏后，因为那时远处看不到冒烟。如果白天必须烧饭时，则用木炭或者拣那些已经枯死、但还挂在树上未落到地面的枯枝（未吸到潮气）来烧，它们在燃烧时没有烟。 我们执行任务一般都在夜幕降临以后。敌人为了摸清我们来去行踪，常常使用一些诡计，我们也想出些办法来对付它。例如：他们常在傍晚时在一段路面上散放一些枯竹丝，如果我们不注意把这些标志踏碎、踩乱，他们就会据以判断我们曾有多少人从此地经过，向哪个方向行走。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常常是大路不走走小路，小路不走走荒径，使他们的诡计落空。又如，我们夜晚行军，常常要用右手拄个棍子，敌人就从路旁留下的棍印来分析判断我游击队行军的方向和人数的多少。于是我们就通知大家由右手拄棍改为左手拄棍，从而使敌人对我行军的方向得出完全错误的判断。在我们行军中，村子上的狗十分可恶，它听到一点动静就狂吠不已，常常暴露了我们的行踪，我们叫它为“狗特务”。为了避开狗，我们只好绕开村子前进。有时非经过村边道路不可的时候，则一个人接一个人（要有一定距离），一步一步地缓慢通过。我们脚步落地很轻，没有一点声响，有时几十人经过后，村上的狗也不叫。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下山执行任务的同志还故意在国民党保长面前今天称某同志为“张队长”，明天换个地方，又改称他为“王队长”，使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 当然，由于当时我们战斗在敌群之中，情况又不熟悉，物质条件又非常差，有时也难免受些挫折。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天，我们三十二人去青贵工委，主要了解这一带地形并检查工作，准备在九华山脚下的齐村柯和南阳湾之间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到了齐村柯下边的一个村庄，敌人来偷袭，打了一仗。后来我们转移到山边，但已打乱了去九华山、天台山计划，只好翻过一个大山（单是从山脚爬到山顶就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下山到达九华山的南天门，途中遇到倾盆大雨，一行入全身被淋得透湿，直到第三天赶回宋冲山棚，三十二人中有二十八人病倒，休息了几天才恢复。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还是积累了一些保存自己、对付敌人的办法，得以在这个不平静的僻静山区立住了脚跟。 回想我们从铜陵转移宾山地区的时候，由于环境残酷，为了迷惑敌人，不少负责人都改了名字，我也改名为孙兵。青阳特务机关县调查室花了很大气力，用了半年多时间才搞清楚孙兵原来就是铜陵过来的朱农。当我们的朋友告知这个消息时，大家都笑话这班特务无能。有的作打油诗写道：“朱农改孙兵，敌人摸不清，铜陵天天剿，谁知到宾阴（青阳一个乡），特务饭桶辈，半年才搞清。” 依靠群众 打开局面 一九四六年四月，当春风吹遍宾山的时候，我们也渡过了在这个地区最困难的时期。严冬已经过去，百花盛开的季节到来了。 当我们初步站住脚跟之后，就考虑设法多搞枪支弹药，用以武装壮大我们自己。抗战初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它的溃兵曾在九华山周围留下不少枪支，多半落在国民党乡保长和当地土豪劣绅手中。同时，山区还有不少颇有杀伤力的猎枪。对于乡保长和劣绅手中的枪支，我们依靠群众提供线索，采取上门收缴、带信催缴等办法，加以缴获。国民党县参议员陈济川，家住泾县云岭，政治态度反动，我们侦察到他家藏有两支手枪，我就亲自带部队上门去收缴，当我们趁夜闯进大门时，他全家已经逃得无影无踪，我们在他里屋大柜的抽屉内搜出两支崭新发亮的驳壳枪。此外，我们还通过“关系”，向国民党军队购买到一些枪支弹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采取各种办法先后弄到各种枪枝七、八十条，大部分用来改善我们自已的装备，武装新同志，一部分支援铜青南的同志。 这时我们考虑向外发展，打开局面。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和县委、县大队的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我孤悬敌后，弹药物资供应无固定来源，我们的医务人员只有一个卫生员，而且缺少药品。因此，我们对敌人只能智取，不可强攻。敌人想同我们决战，切不可上当。我们的原则是：敌情不明不打，没有必胜把握不打，消耗战不打。我们把功夫用在仔细分析、研究敌情，利用敌人弱点，采取智取的办法，消灭敌人。当时我们情报来源，一是我方各游击队送来基本群众所提供敌人行踪的比较可靠的情报；二是通过各种“关系”从敌人中上层处获得的情报；三是报纸提供的情报。那时我们通过“关系”订有芜湖《新工商报》、上海《申报》和香港《群众》杂志（我党主办的刊物）。我们把这些情报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判断真伪，作出决策。每采取一个行动时，情况必须弄得十分清楚，智取的办法、战斗的部署一定要尽可能地详尽、具体，周密，只有觉得这些工作都做好了，有了必胜的把握，才下达战斗命令。 我们智取厚岸乡公所自卫队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乡公所离我们驻地有七八十里路，在附近的小山头上建了碉堡，防守较为严密。该队有两个士兵，因内讧逃了出来，通过我方地下交通到大格里找到我们，要求参加我们部队，并说愿意带领我们去打掉这个乡自卫队。当地下交通向我告知情况后，我就接见了这两个士兵。他们说：厚岸乡公所自卫队每天早晨太阳出山时，洋号一吹，士兵都集中到山头下面的祠堂里洗脸、吃早饭，这时碉堡里只有两个人站岗。如果我们部队事先在附近埋伏，趁这时冲进碉堡，就可以缴获所有枪支弹药。我对他二人好言抚慰，并反复盘问，看来语意诚恳，并无破绽；我又派精明能干的战士装作打柴人到实地进行侦察，回报说，这二人讲的情况是真实的，并说离碉堡一箭之地（百米左右）有一片半人深的柴草地，可潜伏几十人。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决定智取这个敌堡。我方由柯斌、孙林带领三十多人枪和一挺轻机枪，由这两个士兵作响导，于夜间十二点多钟从盘台出发，三点多钟到达厚岸，在柴草地潜伏一个多小时，太阳刚出山，碉堡中果然响起了号声，不一会，当兵的都徒手走出碉堡，集队走进山下祠堂。这时，我方连长一声令下，一部分战士飞步冲进碉堡，将岗哨缴了械，把碉堡内三十二支步枪，一挺机枪、一支手枪全部收缴；一部分战士奔到祠堂门口举枪喝令敌兵举手投降。结果，这个乡公所一枪未发，就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战士们都说，这个仗是“未花本钱，发了大财”。 在这前后，我们本着谨慎从事、稳扎稳打的精神，还打了丫山和九华山保公所。南陵丫山街是我铜青南三县交通的必经之路，街上设有国民党的保公所，有两条枪。为了排掉这个障碍，我们派了四、五个同志，扮成老百姓，晚上从大格里出发，第二天天亮到丫山，直奔保公所，几个保丁还在睡大觉，我们把枪缴了，将俘虏释放，从而拔除了这个安在要道口的钉子。九华山国民党保公所在山上建了一个小据点，有四支步枪，平时欺压百姓，勒索香客。我们在周密侦察后，悄悄上山在麻将桌上把他们俘获，一把火将碉堡烧毁，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事通过人数众多“朝山进香”的香客传播，在江南一带造成了很好的政治影响。 我们接二连三地袭击敌巢，毁堡缴枪，引起了敌人很大恐惧。国民党皖南行署不断对泾、青、南、铜、贵的国民党县政府严词训斥，限期“剿灭”。几个县政府慌了手脚，又是公文往来，又是电话联系，终于商定各出一些人马，到宾山地区进行“会剿”。我们接到情报后，就决定趁此机会撤到山棚进行休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这时敌人一千多人，配以汽车、马匹、辎重物资，拖着长长的队形，在山下吵吵嚷嚷地游行了半个月，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未见到。我们又派游击小组到青阳木镇夜间袭击敌人，派住在青阳城边的地下党员，把十几发子弹放在燃着炭火的火罐里，过了不久，子弹爆炸，仿佛是枪声，敌人误认为我部队攻城，连忙电令在宾山的队伍星夜赶回。我们则从山上下来，继续开展游击活动。 四六年七月间，青阳县宾阳乡公所从县城请来一个常备分队住在青坑。青坑位于两山之间，是盘台到苏家冲的唯一通道。常备分队进驻后，我们来往于盘台、苏家冲，只有翻山越岭，另辟新路。而对这一情况，打是打不走的，敌人的力量比较大，只有采取“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办法。为了打开这一通道，就找开辟这一地区给我们做了许多工作的梅炳根。我让他与伪乡长方忠秀谈判，揭穿方的阴谋，指出这个部队是乡代表会讨论，决定邀请进驻青坑的，如果不撤走，一切后果由方忠秀负责。方忠秀当即表示同意，不信，过几天看行动吧！后来，方忠秀向上面报告，说这里没有新四军，常备队驻在这里不方便，群众负担很大。不久，常备队就撤离了青坑。55 这时，分布在泾、青、南、铜、贵的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也积极展开活动，逐步打开了局面。 由陈尚和、尹彬等领导的、在铜青南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以茗山冲为中心），起初由于敌特告密，敌军从后山摸到我军驻地，我军战士虽然及时转移，但山棚和衣被各物均被敌军烧毁。他们被迫撤到山上，艰苦奋斗，给养十分困难。一九四六年四月，陈尚和同志来到宾山，那时我们情况已经好转，他来后，我们设酒招待，还请他吃了宾山的名菜——炒石鸡。这种石鸡，形状象癞蛤蟆，一个重七、八两，居于石缝中，晚上用火把一照，它就不动；捉住后，把皮剥去，加以炒食，其味很鲜。铜青南工委枪支短缺，我们给他十几支步枪，一支驳壳枪。他听了我们介绍的情况和经验后，信心大增。回去后，他们积极向铜、南交界的丫山、何家湾、张公山、戴公山等地发展，以后又继续派人到铜陵碎石岭、大栏冲、铜官山、东西湖等地进行游击活动，从而打开了铜青南地区的局面。一九四七年七月，他仿效我们用安插内线、内外结合的办法，智取了铜陵朱村乡公所，缴获一挺机枪，五支步枪。在此前后他们还曾派游击队孙运松等赶到铜陵新庙趁演木莲戏、群众集聚的机会，当众打死作恶多端的乡丁二人（原准备当众处决汉奸、恶霸王其干，因未找到王，我们暴露了目标，遂杀此二人），在当地引起很大的震动。事后，敌乡公所为了害怕县里追究责任，谎称二人是由于“步枪走火”致死，并贿买了下来查案的人员，使这一引起轰动的案件不了了之。过了不久，游击队在铜陵花园王将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王振羽就地处死，并张贴布告，宣告其罪状。事后，敌人误认为这事是自首分子“中心组长”叶恒春“勾结”游击队所为，将叶杀掉。叶曾担任我方乡政府乡长，后叛变投敌，并担任“中心组长”，也曾为敌效劳，不料却被敌所杀。他死后，一、二十名自首分子纷纷逃到我游击区，参加了游击队。陈尚和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铜陵敌后斗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坚持铜青南地区的游击战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四七年十月被任命为泾青南县委副书记。可惜他尚未到职，在由铜陵去繁昌，又从繁昌向南转移时，于南陵戴家汇被敌军包围，不幸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竟将他的首级刈去，在南陵“示众”三天，后由我游击队设法将其遗体安葬。陈尚和同志为人忠厚，待人诚恳，作风扎实，机智勇敢，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出色的游击队指挥员，他的牺牡是我游击队的一个重大损失。噩耗传来，许多干部战士痛哭失声，大家在追悼会上庄严宣誓：一定要为陈尚和同志报仇，一定要把陈尚和同志未竟事业进行到底，消灭蒋政权，解放全中国！ 由孙举东、曹汉卿等领导的游击队活跃于青贵交界的九华山周围南阳湾、黄石溪、庙前、刘街、姚街、梅街、马牙一带，工作比较顺利。一九四六年秋，他们同铜青南县大队相配合，袭击姚街乡公所，虽然当时敌军闻风逃跑，但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第二天姚街乡长、住在当地的参议员和几个保长跑到汪河来找我们谈判，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全部条件，以后他们及时向我递送情报，同我和平相处。这个地区游击根据地发展比较快，他们原来只有十人，六支枪，后来最多时发展到六十多人，步枪四十多支，手枪二支，并建立了党和民兵组织，声威也比较大。 由王克祥等领导的一支游击小分队先在泾南田方、孤峰、三里店、峨岭等地，后来曾在一段时间内到青阳南阳湾、石门高、滴水岩等地活动，并逐步打开局面。一九四七年，他们争取陵阳乡公所内部的朱耿才弃暗投明，参加革命，里应外合拿下了这个乡公所自卫队，缴获十几支步枪。泾南地区比较富裕，征集经费的条件较好。他们经常将结余的经费上缴县委和地委。一九四八年，当皖南地委派部队向皖浙赣地区开辟新根据地，需要经费时，他们请老百姓挑了十担钞票（八亿元法币）送到地委。 这样，泾青南边界的宾山（县委所在地）、铜青边界的石门山（即茗山，铜青南游击区）和青贵边界的九华山（九华山周围青贵游击区），就在泾青南铜贵游击根据地内形成三山鼎足之势，彼此遥相呼应，互相支援。 在各游击区广泛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上，我们及时在几个县中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实践证明：只有开展武装斗争，进行统战才有基础；及时开展统战工作，又能有力支援武装斗争。在宾山地区的杨田埂，有我们一个地下交通站，负责人陈法舟，一九三八年就已入党，家庭是大地主，很有钱。他的叔叔叫陈维稷，曾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是有名的学者，后参加我们党，曾为我党做了很多工作，解放后任纺织部副部长。陈法舟另一个叔父陈次权是国民党青阳县县党部的书记长。陈法舟依靠这些社会关系，经常奔走于沪、芜、青之间，出入于当时朝野显贵家门，消息很灵通，为我方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他领导的杨田交通站有秘密交通三人，为他及时传送情报，是黄山中心县委、沿江中心县委和泾青南县委交流情报的一个重要枢纽。 青阳县参议长陈灏如，同书记长陈次权是政敌，两家势同水火。陈灏如掌握到陈法舟的一星半点“私通共产党”的情况，想利用这件事打击陈次权。他逼迫陈法舟到城里来居住，以便控制其行动（其实陈灏如这个坏家伙有时也派人与我们拉关系，我们对他很警惕）。陈法舟被迫进城后，就活动其叔父陈次权提议将县常备大队三中队调到县城来驻防。三中队队长陈文坤是陈次权的侄子，也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党员。三中队进城，陈次权的势力就会增强，因此陈灏如拼命反对，双方相持不下，取决于县长的裁决。县长有一爱妾，见陈文坤少年英俊，早就对他倾心，竭力怂恿县长同意调三中队进城，县长只好依了她。当然，她对陈文坤的好感，只能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共产党员陈文坤岂是寻花问柳之徒。三中队进城后，陈文坤、陈法舟互相配合，地下工作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不断地传到县委，特别是敌人多次“清剿”部署的时间、地点的情报及时送来，对我们部署反清剿帮助很大。陈文坤还利用职务之便，为我们买过枪枝弹药，并妥送游击区。 县调查室是个专门对付我方的特务首脑机构。调查室的专员苏承平想做生意赚点钱。我游击区董村绅士董正权同他有私交。董正权这个人目不识丁，家中钱也不多，但他善于交际，作买空卖空的生意。我们向董正权做了工作，董按照我们的意图，在做生意时，给苏承平搭个“干股子”，送去一些“利润”。从此，董正权经常出入县调查室，相机搜集情报。一次，国民党县党部有一份反共的会议纪要，是绝密件，董正权给我们弄来，给我们以很大的帮助。 这样，县里的一些国民党首脑机构，如县党部、参议会、调查室、常备队中都有一些人同我们有程度不同的联系，我们的耳目比较灵了。 这一时期各个区乡的统战工作也有了开展，不少乡保长、乡代表都同我们有联系，他们给我们以各种形式的帮助。有的及时提供情报，有的冒险掩护我游击队员。南陵县一个参议员得到一分敌人即将对我大规模“清剿”的情报，自己走不开，就出重资雇请可靠的人连夜送来。一九四七年初，我们得悉国民党部队要到大格里来“清剿”，那时我到太平开会去了，部队也转到外围活动去了，孙泰英与地方上几位同志留在大格里坚持。过了几天，为了弄清敌人动向，她同胡篾匠一起到乔木湾黄金塔陶国光（过去与我党有关系，当时担任伪保长，但也帮助我们工作）家中住了几天，陶向我们提供不少情报。后来，因环境紧张，孙泰英又秘密转移到刘店乡附近的国民党乡代表郑弼成（他与我们有联系）家中，在当时的情况下，蹲在这些人家反而安全。这时敌人已经麇集，郑弼成见孙泰英此刻到来，不禁愕然，但却很热情地予以接待，以“大通来的小姨”为名，把她藏在家中，由郑的妹妹陪伴。第二天，郑家的放牛娃认出孙泰英是新四军，郑家连忙做好放牛娃的工作，说他认错了人，不要瞎说，又给些糖果给他吃。一天，郑家得知常备队有一营人要开到刘店乡来，而且营长要到郑家来吃中饭，郑即请他母亲陪同孙到附近可靠的佃户家里休息，敌营长走后，又接回自己家中，先后住了几天，等敌军全部撤离才回到大格里。这一段郑弼成把一个共产党泾青南工委委员，国民党要捉拿的“要犯”藏在家中，担了很大的风险，也表现了我们朋友的诚意。 在战斗实践中，许多同志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确实是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有的编了顺口溜：“坚持敌后靠‘三宝’，缺了一样都不照，没有武装无依靠，不搞统战朋友少，这些都靠党领导，三件确是传家宝。” 我们当时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向那些恶名昭彰的大恶霸地主“借用”。他们平时依仗恶势，对群众巧取豪夺，有些人兼营油坊等工商业，有较多的资财和现金。“借钱”地点一般是在离游击根据地中心五十里以外的边沿区，这就要进行周密和侦察的细致的安排。由于我们每次行动都考虑得很周密，同时我们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以他力所能及为限，“借”钱时又讲明道理，喻以利害，所以我们并不需抓“人质”，一般都能完成任务。有时他们表示“头寸短缺”，先支一部分，其余分批支付。到达付款期，我们派精干的侦察员化装前去，侧面摸清情况，证明无诈，就将款子取来。分散在各地活动的游击队，也经常向我们送来一些结余的经费。同志们都高兴地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粮，没有钞，找恶霸地主去要。”到一九四六年午季以后，我们的经济状况已有很大的好转。杨村有个大地主，平时同我们关系尚好，我们就托他代购三百担菜籽，并由他寄存别处；新谷上市后又为我代购五百担稻子，也存放他处，如有需要，打个条子，就可以去挑。春节时，我们叫他将积余的菜籽卖掉，那时价格正高，卖的钱也较多，我们拿它购买布匹及时给部队缝制衣被，还买了些药品。我们将稻谷菜籽存放在大户人家，比存放在基本群众家里更为保险，因为国民党当局不会怀疑他们，万一出了问题，我们也好找他们赔偿。甚至有些多余的枪支，有时也暂存他们家中。一九四六年底我们将暂时多余的五十几支步枪存放在大格里一家姓杨的大地主家，以后部队发展，陆续取出使用，并未发现短少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春节到来了。这时我方武装力量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在一些乡村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各地在斗争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一些重要地点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地下交通站。我军在泾青南地区声威大振，基本群众欢欣鼓舞，进步士绅表示拥护，中间状态的人士迅速向我靠拢，少数原来比较顽固的也改变了态度。基于这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我们于春节的年初三，在宋冲大摆酒席，宴请当地父老和士绅，有些乡代表和对我方态度较好的保长也请来参加。为了在他们面前显示一下我军阵容，当来宾坐定后，我和其它县委、县大队的负责人入席，后面整整齐齐排列着十二名侦察员，一式整齐的驳壳枪，一个个威风凛凛。席间我向他们宣传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希望他们能审时度势，继续加强同我们的合作。我讲完以后，连长端起轻机枪对空打了一梭子弹，以代替欢庆的鞭炮。清脆的枪声震动山谷，响彻云霄。我们频频向来宾敬酒，宾主之间互相祝贺，笑逐颜开。接着我们在二酉保的苏家冲、大格里也宴请了当地各界人士。回顾一年多来，我们从隐蔽状态发展为白天公开请客，队伍壮大，父老倾心，士绅趋奉，敌魁丧胆，这些标志着我们已经在这个人地生疏的边远山区打开了新的局面。 政权普建 红旗漫卷 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不断损兵折将，被迫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不久，华东局也发出指示，要求各游击根据地要由分散隐蔽的状态走向公开地放手大胆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由积蓄保存力量，走向积极地发展力量；由单纯的军事游击战走向广泛的、多种斗争形式的群众性革命游击战争。在这些指示的指引下，各地敌后游击战争风起云涌，泾青南地区的游击健儿坚持皖南的自觉性更高了。加之这时蒋军忙于进攻山东，对我游击区无暇顾及，因而游击活动更趋活跃。四、五月间在皖南地委直接领导下，一场由县委发动的以抢粮为主要形式的革命群众运动风暴，席卷了泾青南和周围几个县的大部份地区，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反动政权。 这场革命狂飙的内在因素是国民党对人民群众的横征暴敛和在其庇护下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泾青南地区原是较为富庶的山区，但由于严重的经济盘剥，一些贫雇农竟然终日辛劳，不得温饱。当时地租一般为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高利贷的年息高达本金的一倍。加之国民党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许多农民负债累累，处于赤贫状态。四、五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贫、雇农已无米为炊，甚至“断顿”多日，有的采挖野菜掺糠充饥。而国民党搜刮群众的大批粮食，却囤聚粮仓，派兵看守，颗粒不舍，完全不顾人民死活。愤怒的火焰在千百万群众心底燃烧，它像一座巨大的火药库，一触即发。 早在年初，县委就在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开展了“三拖”（对壮丁、税、粮拖着不交）斗争，以后发展为“三抗”（抗丁、抗税、抗粮）斗争。这场斗争由游击根据地中心区发展到边沿地区。在“三抗”的过程中，广大群众得到了利益，看到了自己团结斗争的力量。这时，“抢粮斗争”已经在群众中酝酿。县委因势利导，坚决支持群众的正义要求，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工作，並提出“谁扒谁有”的口号，最广泛地动员群众投入抢粮斗争。第一次抢粮的目标为刘店乡仓库。 五月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稀。县大队派出部队监视着乡自卫队碉堡中的敌人。预定的时间一到，几百个贫苦农民，带着口袋、扒箕、稻箩，从宾山脚下的各个村庄中涌了出来，奔向刘店。快到仓库时，人群狂奔着、呐喊着冲上前去，声如雷鸣，势如山崩。近在咫尺的乡公所碉堡中的敌军，慑于我游击队和抢粮群众的声威，却龟缩不动。抢粮群众砸开门，动手扒粮，顷刻之间，仓库的一万多斤粮食被扒一空。从此以后群众情绪高涨，抢粮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人们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双手收获的粮食挑回家中，抢粮斗争初战获胜。 刘店乡抢粮之后，国民党县政府虽然很快就知道了，但慑于我军威力，不敢到我根据地来“查处”，只好不了了之，这使抢粮的群众斗志更坚，原来心存疑虑而未参加抢粮的人好生懊悔。自此以后，抢粮斗争就在几个县的广大范围内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捷报不断传送到县委：青阳南阳湾五百多人，抢了仓库粮食六万多斤；东石乡五百多人，抢粮四万二千多斤；杨田埂二百人，抢粮一万四千多斤；宾阴乡三百人，抢粮一万四千多斤；青阳的诸备店和南陵的六里丁，连国民党军队的四万八千多斤军粮也被一抢而空。泾县厚岸乡仓库囤粮最多，结果一次就被抢走八万四千斤。国民党县政府在风起云涌的抢粮怒潮面前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他们叫县调查室专员苏承平带了县常备队一个中队来到木镇，希望起到“镇慑”的作用。但就在距离木镇二十多里路的乔木湾，群众八百多人照样抢去粮食二万八千多斤。我们派部队在木镇边上鸣枪示威，又在青阳城边上杀了一个作恶多端的特务，陈尸路边，苏承平吓得龟缩木镇，天擦黑就宣布戒严，如临大敌。 泾青南地区的抢粮斗争同芜湖、安庆等城市的抢米风潮汇合在一起，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力地削弱和冲击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 在抢粮斗争的基础上，县委根据群众的愿望，及时把斗争锋芒引向“清算积谷”。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以“积谷防饥”为名，向群众搜刮了一部分粮食，交给保长和当地士绅“保管”，实际上都被他们侵吞或用来放高利贷，盘剥群64众。因此，尽管当时不少人家已无米为炊，却无人施舍半斤“积谷”。群众理所当然地要清算这批积谷的下落，我们坚决支持群众的要求。但是开展这场斗争，要比发动抢粮困难得多。因为抢粮是大伙对着国民党政府，又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参加者的顾虑比较少，而清算积谷，对象是地头蛇保长和劣绅，又需要面对面地进行说理斗争，才能迫使他们将侵吞的积谷“吐”出来，群众的顾虑就比较多。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我们先在二酉保进行试点。这个保有积谷八十七石（折合一万二千斤），被当地劣绅董维文侵吞。我们帮助大家成立了农会，由农会出面召开清算大会。会前积极分子把这批积谷的帐目和董维文侵吞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开会时大家据实揭发，讲得有根有据，证据确凿，劣绅只得低头认罪，当场退出这批积谷，由农会全部分给大家，斗争取得了胜利。参加这次清算大会的还有周围区乡的我方干部和农民代表，他们回去后，迅速推广二酉保的经验，几天之内，就有二十五个村组织了农会，开了清算大会，从而使“清算积谷”的斗争从中心区到边沿区的广大地区迅速扩展开来，有的地方还进一步清算了一些伪保长和恶霸地主的其它罪行，使他们威风扫地，实际上起到了摧毁国民党政权及其社会基础的作用。 在抢粮和清算积谷斗争之后，我们倡导和支持各乡、各村成立“保家队”，以保卫胜利果实，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报复行为。群众也有这样的要求，县委一倡导，就很快发展起来，宾阴乡的二酉、朝华、宋冲、黄石、石安、天丰、花园七个保，参加“保家队”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以后各区乡在“保家队”基础上建立民兵，全地区有四、五千人，配有一些土枪，杂以大刀铁矛，成为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 我们在开展群众性斗争的同时，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杀敌夺堡，把敌人的地方武装和反动政权消灭或赶出根据地。在此之前，我们普遍向敌区、乡、保公所的头头发动了一次政治攻势，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向他们宣传政策，指明出路：“携枪反正，立功赎罪，是光明道路；放下武器，远走他乡，是生路；建立关系，为我服务，是后路；持枪顽抗，继续作恶，是死路。”在我们党的政策感召下，许多乡保长不再继续为敌效劳，转向为我服务。但也有些乡自卫队继续顽抗，于是我们就有计划、有准备地袭击、摧毁这些敌军的据点。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在一夜之间打掉杜村、宾阳两个乡公所的自卫队，威震泾青南地区。 杜村在九华山西侧，同庙前乡公所毗邻，为青阳西部的重要据点。自卫队驻在杜村祠堂，祠堂四周建立了四个碉堡，防守十分严密。有个陈腊子，曾在国民党县常备队当过号兵，其舅父是我游击队长。他要求参加我县大队。因为他有活动能力，我们希望他继续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帮助我们工作，这样起的作用会大些。但杜村乡公所不信任他，不要他当兵。我们商议只要他在乡公所歇一夜，就可以内外配合，消灭这个乡的自卫队。他表示能办到，並同我们一起研究了智取的具体意见。我们反复研究，认为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方案是可行的。随即派我方连长姚生、柯斌、排长苏启发带四十人枪执行任务。因驻地离杜村比较远，头天宿营西峰岭，派一交通员跟随陈腊子一起前去相机行事。陈到杜村乡公所找到朋友，相约在堡内住宿一晚，得到自卫队长的同意。他忙通过交通员传回信息：他准于晚上十二时左右打开杜村祠堂后门，请姚连长派部队接应。接到情报，姚生等即于当晚从西峰岭出发，把部队运动到杜村乡公所后边一个小山头的树林里休息。当夜十二时，陈腊子在床上连呼肚痛难忍，嚷着要解大便。在这以前，他曾以天热解渴为由，自己掏钱买红糖用凉水冲了给大家喝，他自己喝得较多。这时他便嚷着凉水喝多了，把肚子搞坏了，大家也不生疑。他以解大便为名，去打开了祠堂的后门。门一开，守在门外的姚连长率领战士便猛冲进去，奔到楼上缴获了所有的枪支，接着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把从睡梦中惊醒、高举着双手的俘虏押到操场，清点结果，除乡长不在外，其余全部俘获，发给路费遣散回家，然后一把火将敌乡公所和四个碉堡统统烧毁。姚生连长带了缴获的三十多支步枪、一支短枪和一支花机关枪，胜利返回宾山宿营地。陈腊子也参加了我们部队。 在奔袭杜村乡公所的同一天夜晚，我们又打掉了宾阴乡公所的自卫队。那天下午，县大队主力已去打杜村乡自卫队，县委只剩下战士和炊事员十一、二个人，大家都希望能在附近也打一仗搞些缴获。我们附近的宾阴乡公所早已是我们猎取的目标，並且通过彭国喜已同乡自卫队副队长戴光新建立了关系。我就到彭国喜处，叫彭把戴光新找来。戴光新是宾阴乡有名的射手，枪打得准。一次一只鹭鸶从头上飞过，他举枪射击，枪声响处，鹭鸶跌落尘埃。因此，国民党青阳县长唐克南请他去当保镖。后来回乡，宾阴乡乡长方忠秀请他当乡自卫队队副。当时我们动员他尽快建立功勋，弃暗投明。开始他还有顾虑，经过细致耐心的说服工作，他终于同意配合我们拿下乡自卫队，然后仍暂时留在敌方。当夜，县委身边仅有的十一、二人，长短枪九支，由我率领，各带武器，並动员了附近的五六十名青壮年（他们並携带扁担、麻袋，准备抢粮），同戴光新一起前往宾阴乡公所。到达时，碉堡里岗哨喝间“什么人？”戴满不在乎地回了声“乡队副”，带着我们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突然间，几个战士猛扑过去把哨兵擒获，我们很快冲进了碉堡，缴获了三十二支步枪，把从睡梦中惊醒的乡自卫队员押到堡外，发放路费遣散回家。随去的青壮年则将该乡的粮仓打开，把存粮一抢而光。前后一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临行，我对戴光新笑笑说：“对不起，暂时委屈一下吧！”他也笑笑说：“请便。”我叫两个战士把他严严实实地捆起来，嘴里塞上碎布，然后扬长而去。但是，后来敌人知道这是戴光新搞的名堂，他在敌人营堡里存身不住，就参加我方工作，安排为我方的民兵乡队副。我们接着又发动群众锯掉敌人九省长途电话的电线杆子十几公里，带回电线六百多斤，使敌人长途电话一度中断。 我们在一夜之间打掉敌人两个乡公所自卫队，截断敌人九省长途电话，使敌人惊恐万状。他们不知道我方有多少部队，连忙下令将十几个乡公所的武装集中到县城、木镇和庙前三个据点，企图保存住这批实力，不致被我逐一吃掉。但是，我们偏要“虎口拔牙”，袭击木镇。 木镇是青阳县东北部的一个重镇，水陆交通的枢纽，离县城二十五里路。国民党县政府原派县常备队第一中队驻防，为加强防守，又将附近几个乡公所武装集中到木镇，加上县常备队派去的一部分武装，新组建成了县常备队第四中队，由号称“常胜将军”的极端反动、残忍的国民党军官胡开武担任中队长。这样木镇的敌人兵力达到三百人枪，加之镇的四周碉堡林立，战壕纵横，因此胡开武夸口说：木镇固若金汤，共军插翅也难飞进。 这个中队有个排长叫施吉祥，过去曾参加过新四军，他同胡开武内讧日趋激烈，就和几个班长密商，准备携十八人枪反正过来，并杀胡开武作为起义后建立的第一功。我们鼓励他们的正义行为，派了十几名精干的战士由姚生、孙林、柯斌、彭国喜率领跟随他们在深夜潜入镇内，哨兵也是起义战士，领着行动小组同志直趋胡开武卧室。先用大刀砍翻了他的勤务兵，胡开武刚从枕边摸出手枪，就被我方战士王平一刀砍翻在床上，行动组长刘生宝又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不幸的是在行动过程中误伤了我方的一个战士。杀了胡开武，我指战员抢出门外，准备起义的十八名士兵，由几个班长率领，已经拉到镇头，我们一起出镇，跑步越出碉堡的射程。这时镇上恰如热锅炒豆一般，步枪、机枪齐鸣，人声沸腾，好不热闹。后来有的同志写顺口溜赞道：“‘常胜将军’胡开武，杀人魔王凶如虎。敲榨勒索又奸淫，木镇百姓吃尽苦。英勇善战游击队，深夜闯入‘将军’府，刀劈恶贼除民害，英名载入英雄谱。” 木镇大捷后，敌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进一步把兵力缩到青阳县城和个别点上。这时泾县敌人在我们部队不断袭击下，也龟缩到县城和二、三个据点内。太平、旌德、石台等地情况也大体相同。这样泾青南地区除县城和个别点以外的广大农村已经完全是人民的天下，农会纷纷建立，民兵空前活跃，到处呈现一派革命景象。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皖南地委决定：铜南繁芜泾青统一为一个战略单位，坚持游击战争，控制芜湖，并决定调整、健全各级党组织，同时建立县区乡三级人民政权。当时，根据地委任命，我继续担任泾青南县委书记（并兼县长和县大队政委），副书记陈尚和，委员张华、尹彬、王安葆。县大队代理大队长全胜任，大队副柯斌，大队教导员王克祥。一连连长姚生、政治指导员芮胜、支部书记朱春波（一连后来调入地委的主力营，又重新组建了一连，副连长董长春），三连连长柯斌，警卫队长周光斌。当时县大队和地方脱产干部共五百多人（缺南繁芜的数字），步枪三百多支，短枪六十多支，机枪五挺。各工委、区委、区政府的主要干部是：铜青南工委书记尹彬、委员徐世达、查彬、赵彪；泾南工委书记王克祥、副书记吴强；南繁芜工委书记王安葆，副书记陈作霖；云岭区委书记陈××；北贡区委书记胡爱民；杨田区委书记兼区长孙林，区队副彭国喜，政指孙运松；青贵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孙举东，委员史来水、曹汉卿、查春、政指叶光华（1947年9月青贵工委划归沿江工委领导，同时将太平龙门区委、泾县厚岸区委划归泾青南县委领导）；龙门区委代理书记孙岗，委员鲁凡，区长巫乐天；厚岸区委书记孙泰英，区长王季福。在各个乡，如云岭、双义、北贡、刘店、乔木、宾阴、杨田、杜村、东石、龙门、厚岸、包村等都建立了乡政府，委派了乡长。在铜青南地区也建立了石壁、何湾乡政府。我们还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在三年斗争中发展了三百多党员，起了战斗堡垒作用。 在建立区、乡政权之后，紧接着掀起参军高潮。广大革命青年，特别是民兵，踊跃报名，出现了妻送夫，母送子，兄弟一同参军的动人景象。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们在一天时间内就成立了一个新兵连，编为县大队第三连。我方区和少数乡的警卫队也都成立起来。以县大队为骨干，以区乡武装为基础的革命军事系统已逐步在全地区形成。 在建立我方区乡政权之后，我们的经费来源也改为合理征收赋税来解决。当时税率很低，农业税每亩田只收二斤米，货物流通（当时过境的大表纸，即比较细一些的草纸较多）税率也较低。这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横征暴敛形成鲜明的对比。后来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我们发行了一种“地方救国公债”，主要是动员资财较多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和地方士绅购买。我们在青年学生中，吸收了王学文、王隆武、王德科、王瑾等同志参加县委工作队，还有些人担任财务、税收工作，在各地开票、收款、汇总上缴，并使这方面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自从根据地经费有了正常来源之后，我们的经济情况大有好转，部队的供给没有问题。这个被国民党称为“京畿重地”的泾青南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片新解放区（过去有些同志称这段时间为“小解放”）。它对广大皖南人民是一个鼓舞，对国民党反动政权是一个威胁。 就在我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46师派出一个加强营，号称“老虎队”，配备新式武器，在县常备队两个中队的配合下，气势汹汹地对我游击根据地进行反扑。当时，我们未接到情报，以为是县常备队，同他接上火以后，才知道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他们装备好，人数多，有作战经验，处于优势，逐渐向我方阵地逼进。这时民兵把土制大炮架起来，轰了两炮。这种炮，是把檀树挖成空心当作炮筒，外面用铁丝捆紧，里面安放碎铁片，放一斤土硝，点燃后，碎铁片被迸炸出去，在短距离射程内有一定杀伤力。我们放了“大炮”，敌人未曾料到，伤亡不少，退了回去。这次战斗，我方牺牲了张立山排长和四个民兵。县大队转到章渡、厚岸一线活动，不久又转到大格里。后来总结这次经验教训，客观上固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主观的原因是在胜利的形势下，我们不如起初那样谨慎了，敌情不明就同敌人交火。 敌人不断清剿，疯狂搜捕残害我方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有的同志被捕后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壮烈牺牡。共产党员洪秀荣，抗战时期入党，“皖南事变”后的一股逆流中，他始终没有自首。我们到宾山后，就首先同他取得联系，他告知我们许多情况，参加工作后一向认真负责，多次立功。这次他由南陵大格里去青阳找县委，同敌人在大冶岭遭遇被捕。抗战时，他当村农会主任，斗争非常坚决。他被捕后，同村的一个地主洪××去向国民党军队告密，遂遭敌人惨杀。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情景极其壮烈。宾阴乡政府工作人员、共产党员陈新荣，在敌人“清剿”时，隐蔽在二酉保苏家冲山上的一个庙里，不幸被捕，敌人严刑强迫他讲出我军的行进方向和宿营地点，他坚贞不屈，只字不吐，后来竟活活被打死在敌人的刑具架上。 一九四八年一月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我们县大队在由宾山地区转移到太平龙门途中，同敌保安团遭遇。交火后我军不利，主动撤走，保安团紧追不舍。因路上已有积雪，部队过后要留下脚印，所以难以摆脱追敌。这时，部队经过一座小桥，桥下有一小沟，我急忙叫人临时借来一个小梯子，让部队经梯子下到小沟里，沿着水沟向前走一段（不留脚印），再上路到一个村庄宿营休息；另五个同志继续过桥踏雪前进十多里路，爬上高山休息。敌人跟着五个同志的脚印走了许多路程，却找不到游击队的影子。 国民党“老虎队”在“清剿”过程中，把已经摧毁的国民党的区乡伪政权又扶植起来，这就形成“一乡两长”（我们和国民党各自委派了区、乡长）的局面。国民党正规军队一撤走，我们就着手进行群众工作，巩固和发展区乡革命政权，同敌人的反动地方武装和政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一月，发生了一个情况：南京派来一个宪兵连，驻在乔木湾。这个连武器精良，装备很好，他们来是因为九省长途电话线被割断后，南京同各地通讯联络中断，严令他们限期修复并保护电话线。这个连孤军深入我游击根据地，尽管武器精良，也提心吊胆。所以他们一到就放出空气说他们来的任务是看守电话线的。言外之音是你们不动我电话线，只要我能交差，你们干什么我都不管。我们估计，敌人是一定要保住这根电话线的，如果打这个连，会招来更多的敌兵，对根据地不利。为了尽快“送瘟神”，免得给我们带来麻烦，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们就不破坏长途电话线，也不去打这个宪兵连。一个月之后，他们撤走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我们在万金岭截获了国民党厚岸乡公所在芜湖购买的一批崭新武器，包括两挺轻机枪，十支中正式步枪，一支短枪。原来这个乡公所在芜湖购枪时，被我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查效华所侦知，他迅即找到正在芜湖活动的我方秘密交通站负责人陈法舟，陈又及时将情报送回。以后，万金岭茶馆里党员又送来情报，知道敌人确切的运枪日期和路线，柯斌率十多人，埋伏在万金岭的油菜籽田里。当时正是菜花盛开的季节，战士们隐身于菜花之中，等敌人到了我方伏击圈内，我方伏兵齐出，一举全部俘获敌人和武器。 不久，我们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将乔木湾的一个特务杀死在我们的埋伏圈内。乡自卫队果然来了。结果，被我军打死六人，缴枪八支。这些胜利，使我军声威大振，有的国民党乡公所乡长任命保长事先要报经我们同意。而我方的区乡政权仍然存在并有效地行使职权。 粉碎“清剿” 坚持阵地 一九四八年五月，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临近崩溃。我们党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提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沿江进行部署，妄图凭藉长江进行顽抗。这时，国民党整编13旅在芜湖召开会议，专门部暑对我泾青南游击根据地的“清剿”。会上，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为了“巩固江防”，必须“剿灭”这一地区的游击队，“三个月之内解决问题，不消灭共军决不回师”。会后，该旅由一个姓苏的副旅长率领所辖的34、35两个团，杀气腾腾地赶奔青阳、泾县、南陵、铜陵、太平、繁昌一带而来，并有几个县的常备队配合进行。这次敌人“清剿”同过去几次不同，除了敌军人数多（两个主力团）、装备好（配备新式武器）、驻扎的时间长（三个多月）以外，这个旅原是师的建制，曾多次同我方作战，有一整套反共、反人民的经验。他们推行所谓“政治和军事相配合”，“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大搞特务活动，诡称“走错了路，能回头者，概不追究，保证安全”，策动我方不坚定分子自首叛变。他们在军事上，采取“坐剿”、“追剿”、“会剿”、“堵剿”相结合，由外及内，步步进逼，逐步缩小包围圈，以及采用包围、搜山、夜袭、设伏、堵击等毒辣手段对付我军。他们还推行并村、移民、烧山、砍树和“五联切结”（连坐法）等反动措施，妄图隔绝我军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断绝我军粮食和重要物资的来源，妄想消灭我游击队。 当我们接到敌人“清剿”消息时，县委和大队负责同志研究了敌情，分析了形势，作了反清剿部署。我仍与警卫队在宾山地区与敌人进行斗争，县大队三连去太平龙门伺机打击敌人，各区乡警卫队和民兵则根据具体情况，避开敌锋，与敌人作持久的斗争。当时铜青南工委尹彬、徐世达、查斌，杨田区委孙林、彭国喜，厚岸区委王季福、马加林，南繁芜工委王安葆、陈作霖，县委委员张华和泾南工委王克祥等同志都带领各区警卫队，在艰苦环境中，依靠地方党员和广大群众，充分揭露敌人的阴谋，采取合法的、非法的斗争形式，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打击敌人。我们一直在这些地区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清剿”。 这时，前一阶段被我方赶跑的一些蒋政权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在敌军的卵翼下，又跑回来带领敌军大肆搜捕和杀害我方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更残酷地压迫和盘剥人民群众，根据地内黑浪滚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民兵组织遭受破坏，有的同志牺牲，也有的投机分子趁机叛变投敌。 我各游击队，按照各自的情况，寻找时机袭击和扰乱敌人，多次分别袭击了大通、青阳城、木镇、宾阴、三里店、厚岸的敌人，对地方上作恶多端的特务给以必要的镇压。许多隐蔽在地方上的党员，也采取各种办法与敌人进行斗争，使敌人疲于奔命。特别是六月二十二日，我们三连配合黄西部队在太平浮丘坦所进行的伏击战，给敌人以很大的震动。头一天我们接到情报，得知太平县敌军在芜湖购买了一批武器，二十二日经芜屯公路运往太平县城。我们部队于当日清晨在太平浮丘坦设下埋伏。上午八时，装运武器的汽车渐渐驶近，指挥员一声命令；“打！”轻机枪、步枪齐发，手榴弹在汽车前后爆炸。押车敌人连喊停车，下车逃窜。我方战士一涌而上，将车上的三十一支步枪和弹药（一千多枚手榴弹和二千多发子弹）全部缴获搬走，放火烧掉汽车，凯旋而回。七月间，铜青南工委尹彬同志的部队在钱家桥伏击南陵何家湾乡公所自卫队，缴枪二支。这两仗对骄横残暴的敌人是一次迎头痛击，对人民群众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宾山地区敌人仍然继续清剿，我决定要县警卫队转移龙门、米季坑一带。由于警卫队一夜没有赶到米季坑，在中途与敌人两个连遭遇，打了半天，由于警卫队长周光斌沉着应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死伤五、六人，但我们的三个同志也被敌人俘去。 一九四八年七月间，我在重新部署反清剿斗争后，带着侦察班去龙门。当我们到了米季坑时，派侦察员找来一个地方同志了解这一带的情况，他说，龙门区区长巫乐天已经带警卫队一些战士叛变投敌，并且带领敌人在米季坑大山上搜了两、三天，山棚已全部烧毁。当时敌人的部队还住在龙门、黄金坞等地、连对面河岸一个四、五户的小村庄也住了敌人。巫乐天是从山东根据地调来的一个干部，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经不起考验，终于叛变。那时龙门区委代理书记孙岗在外活动、假如孙岗在，也可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由于龙门河被敌人封锁，我们只好在这一带的大山里周旋。粮食已经吃完，原想到龙门山区就可以得到供应，所以未曾多带粮食。大家忍着饥俄在山上转了两天，干方百计要渡过龙门河。第三天，派侦察员黑夜涉过龙门河，到对岸一个村子里，了解到敌人白天已撤走了，我们才摸下山，涉过龙门河，到了龙门山区，见到了县大队长全胜任，对全地区斗争形势作了分析，对反“清剿”斗争进一步作了部署。 在大格里活动的游击队队长胡来保，我离开大格里时曾告诉他，在情况紧张时，去王克祥同志处。但胡来保生活腐化，过去是自首分子，经不起残酷斗争的考验，带了十多人和武器叛变投敌。还有杨田乡长董木生也叛变投敬（以后被敌人杀掉），这是一个大教训。 在反清剿斗争中，不但要做地方群众工作，而且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向大家介绍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告诉大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限美好的远景要靠我们艰苦奋斗、流血牺性来争取，现在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它象黎明前的黑暗，不久就要过去，无限光辉灿烂的远景正在等待着我们，使指战员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经过了艰苦的斗争，“清剿”了三个多月的整编13旅，鼓吹了一通“辉煌战果”之后悄悄地撤走了。各区我方的武装部队又积极活动起来。八月间我杨田区警卫队长方中园叫新中大队陈某（曾自首，后表示要将功补过）去向国民党常备队谎报“有三个可疑的人来到青龙山附近一个小村庄里，他们的头发长得很长，携带武器，可能是‘新四军’”。常备队一听马上出动二十人各带武器前来逮人。这时方中园已在杨田后面的青龙山上设下埋伏。这是一条盘山小径，径的上下均是悬崖，在小径西侧用枪封锁，敌人如不投降就要全部被打死在这毫无掩蔽的盘山小径之上。敌人一进入伏击圈，我方步枪一齐吼叫，敌军带队排长当场击毙，其余人看到形势不妙，全部举手投降。这一仗，我方只有十一人，就全歼二倍于我之敌，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二支，大家兴高采烈，全胜而回。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发扬了“能饿、能跑。能打”的良好作风，粉碎了敌人的“清剿”，我们仍在沿江的战略要地——泾、青、南、铜、太繁地区继续恢复和发展游击根据地。 为了开辟新区，我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去皖赣工委工作，在祁门、休宁活动了一段时间。这时华东局指示，要皖南地委与福建省委领导的游击武装打通联系，一九四九年一月我随皖浙赣支队去浙赣地区，在曾经是方志敏同志开辟的赣东北老苏区建立根据地。在皖浙赣工委领导下，我任（上）饶、开（化）、德（兴）、玉（山）工委书记兼行政办事处主任、大队政委，在浙江的开化，江西的上饶、德兴、玉山、横峰、弋阳、乐平一带活动，建立了县、区、乡政权，扩大了武装，开辟了游击根据地，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在江西上饶与五兵团会师。这时，我任上饶专署专员。 我在泾青南地区整整工作了三年，我离开后，这里建立了沿江工委，领导这个地区游击战争，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迎接大军渡江，直到皖南全境解放。 现在，每当我回到宾山地区，登上山峰，举目四望，总难禁浮想联翩。过去浴血战斗的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在这群峰环抱的偏僻山区，我们度过了多少个战斗的不眠之夜，经历了多少胜利与挫折，欢乐与忧虑，“红旗漫卷”和“乌云阵阵”。成千上万的人民，特别是在斗争中献身的革命英烈，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共产主义凯歌。巍巍宾山的松涛，滔滔弋江的奔流，倾诉着对先烈的深切悼念，激励还活着的人们要永远振奋精神，开拓前进，坚毅不拔，奋斗不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现在距离当年的斗争岁月已有三十多年了，我所回忆的不一定全面，希望当年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的同志，把你们所在的工委、区委的斗争史料加以回忆和整理。）（一九八二年九月）本文作者朱农（1917-2012），安徽铜陵人，解放后历任江西景德镇市委书记，上饶地委委员，监察部司长，芜湖地委书记，省高等法院党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长。
大革命时期芜湖农民运动中的两次斗争（《芜湖文史资料1》第008篇）
作者：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张孝康整理 一、芜湖北乡组织农民协会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四月，共产党员胡济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回皖，在合肥、寿县做农运工作。同年十月，胡济同志受党的委派，到芜湖秘密组织芜湖县农民运动委员会，并任该会的主任委员。他第一步的任务是在风林、麻浦、十里牌等地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在广大农民中传播革命道理。 一九二七年春，北伐军第六军程潜部胜利进军芜湖，革命形势大好。芜湖北乡（系指阳埠保、乡，今官陡公社光明大队、阳垾大队一带）的大部分农民积极要求组织农民协会。这时，我党已掌握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动权，即以国民党县党部成员的合法身份开展工作，实际上党的活动已处于半公开状态。因此，县农会主任委员胡济同志，便于同年四月上旬到北乡去指导组织农民协会。当然，这对当地的土豪劣绅是极为不利的。他们就想方设法从中破坏。北乡的大劣绅丁世凯（原军阀陈调元部营长，曾与流氓崔小狗子等结拜弟兄）竟然与农民协会为敌，采取欺骗手段，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群众反对组织农会。一天，县党部和六军政治部派胡济和毛××等儿位同志去向这些受欺骗的农民做解释、劝告工作，希望他们觉悟过来，不要反对组织农民协会，有意见可以就地研究解决，不要上街云云。在丁世凯挑唆下，胡济同志竟遭到受骗农民的毒打，六军政治部的毛同志也未能幸免。不但如此，丁世凯还带领一群受蒙蔽的农民，将受伤的胡济同志扭送六军政治部请愿。政治部里的我党同志当即将胡济同志放了，并通过钱杏村同志（当时身份是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常委）的关系，送往一家医院隐蔽治疗。丁世凯又冒充农民代表向政治部提出了所谓三点要求：①惩办胡济；②解散农民协会；③撤销胡济提高百分之二十五租税的规定（这是丁世凯捏造的“罪名”）。为了缓和当时的矛盾，正确处理好党和农民的关系，六军政治部作了如下答复：关于惩办胡济的问题，需要调查事实；解散农民协会是不行的，农民协会本来就要吸收更多的农民参加，如有意见，可以商量改组，扩大农民协会；至于加租问题，我们的主张要减租，胡济岂能加租？保证决无此事。以上答复应该说是通情达理的。当时，政治部通知丁世凯留下，商量农会的改组办法，叫其余农民群众先回去。但这些农民不同意，却要等丁世凯一道回去。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部叫丁世凯出来向农民说明。岂知他们一见丁世凯走到政治部门口，就一拥而上，要抢走丁世凯。这就使政治部的同志更加怀疑，并予以制止。当时，蜂拥而上的农民群众，碰撞了卫兵手中的子弹已上了膛的步枪，“呼”的一声枪响，农民便乘机骚动起来，有的用梯子爬墙，屋里的卫兵只好对天鸣枪警告，情况十分紧张。政治部当即会同县党部研究，决定将丁世凯扣留，押送县公署代为看管。那些农民只好悻悻离去。过了两天，受丁世凯欺骗的农民约二、三百人，又到六军政治部门前请愿，要求释放丁世凯。与此同时，另有三千多农民来请愿，要求枪毙丁世凯。政治部对这两方面请愿的人给予的答复是：释放与枪毙丁都非政治部所能决定的，应该由人民群众自己组织惩办土豪劣绅的审判委员会进行处置。此事才告一段落。 大劣绅丁世凯最后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没有记载。但据解放初期的阳垾乡乡长兼农会主任邢本林和丁世凯的雇工、乡农会主任刘士福两同志的回忆，丁世凯最后是由芜湖商会担保释放的。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接着又在芜湖发动了“四・一八”清党事件，血腥镇压革命运动，捣毁了县农会，并搜捕农会干部。胡济等同志撤至武汉隐蔽。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破坏和失去党的领导，芜湖北乡农民协会的活动遂告停顿。芜湖农民革命运动也暂时处于低潮。 二、白沙圩马坝陈的农民暴动 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机关设在芜湖）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成立了农民革命委员会，在芜湖邻近的农村，先后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农民暴动。白沙圩的农民暴动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圩内马坝陈的群众基础较好，党便准备在那里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暴动。 那时，马坝陈的农民深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和压迫，每年秋后要向地主交纳繁重的租税，每亩竟竟要交纳老秤二百五十至三百斤（折合新秤三百至三百七十五市斤）的地租。这样，广大农民虽含辛茹苦劳累一年，却所剩无几，根本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反过来又不得不向地主借一石还三石的吃人的高利贷，不少农民家庭因此被迫卖儿卖女甚至沦为乞丐。所以马坝陈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正是促使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马坝陈的农民陈家坤因受地主陈家银的欺压而与之发生了冲突，这便成了暴动的催化剂。形势迫使陈家坤和另一农民陈敏录去芜湖，找到了中共安徽省临委委员王心臬，诉说马坝陈农民的阶级苦和深仇大恨，党决定乘机发动那里的农民起来革命。于是党派王心臬同志去开展工作。王心臬来到白沙圩马坝陈，首先召集了十多个有觉悟的革命性强的青年农民开会，宣传组织农民协会的重大作用，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马坝陈成立了农民协会，由王心臬和陈家坤领导。当时农会提出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因而得到贫苦农民热烈的拥护。 马坝陈农会为了扩大影响，每天晚上都秘密召集贫苦农民，宣讲农会的方针、任务，并发展新会员，由本村到外村，由近到远，慢慢地扩大组织。王心臬和陈家坤等同志常在晚上秘密召集各村的贫雇农开会，广泛宣讲党的政策，鼓动大家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参加会议的多则百余人，少亦几十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马坝陈邻近的各村几乎都成立了农会。 在组建和发展农会的同时，党也开始在农会会员中发展党员。郭士杰（中共安徽省临委成员）和胡××等党员同志将农会中思想积极、觉悟较高的青年吸收入党，先后发展了几十名党员，逐步地壮大了党的力量。 农会日益扩大，党组织也不断发展，举行暴动的条件逐渐成熟。王心臬、陈家坤、胡××等同志领导农会积极筹备暴动：发动农民积极打制刀、矛等武器，并制做了一面大红旗，上绣镰刀斧头；俞昌准同志（中共皖南特派员）还到南陵俞家圩计划搞四枝枪，以便攻打地主武装团防局，收缴他们的武器。但俞家圩的枪没搞到手。 到了腊月间，农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腊月二十四日举行暴动，先处决恶霸地主陈家银，再分粮分田给贫苦农民。由于保密不慎，暴动计划被陈家银探知。他惊恐万状，匆匆跑到团防局告密，并要求派兵镇压。腊月二十三日，敌人派来一队武装士兵，在马坝陈挨户搜查。由于农会事前得到可靠情报，便立即收藏了武器，有关人员或撤走或就地隐蔽，因而敌人没有搜到任何东西，也没有逮捕到人。翌日，陈家银等只好办了酒席予以犒劳，将这一队士兵打发走了。这次农民暴动计划未能实现。 马坝陈的农民暴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它在芜湖农民中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它在政治上打击了地主阶级的气焰，在农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极大地鼓舞了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志，也为以后党领导芜湖的农民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附注：（一）第一部分资料来源：（1）摘自芜湖《工商日报》1927年4月15日的有关记载；（2）摘自芜湖市档案馆藏胡济，胡祖龙的有关回忆材料，（3）邢本林、刘士福两位老人的口述材料。（二）丁世凯在日伪时期（1942年或1943年）在狗咬狗的斗争中被对手枪杀。（三）第二部分内容根据芜湖市档案馆所藏的有关资料和芜湖市总工会藏《芜湖工人动动史》第116～121页整理。
芜湖近郊的奇袭（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芜湖文史资料2》第01篇）
作者：粟裕 一、敌情与地形的侦察 官陡门在日军盘踞的战略基点芜湖近郊飞机场附近，是一个极险要的地方，那里恰恰和象棋盘中心卒前边的渡河点一样，棋盘河两边的三根路线，正如官陡门两岸的三条不到一公尺宽的堤埂的通路。这几条公路也都被破坏了，白天架了木板才能通行，并设有三层铁丝网和其它障碍物，铁丝网以内筑有掩蔽的战壕。两岸中间的河，宽约五十公尺，是不能徒涉的。其余的空白地方，全是河网与湖泊。其周围几十里，特别是我们由东向西去进攻的地方，足足要经过一百余里的河网地区。这个地区，河沟纵横交叉，你要向前走几里路，就至少须得过三条或四条河不可，一出门就非坐船不可，水既深而船又小。这百余里的区域中，只有两条路可以直达官陡门，但是还需要渡过好几条深不可涉的河。而青山、黄池敌人的两个据点，正如棋盘上东西两端的两个炮位，我们的队伍去进攻，必须经过这两个据点的中心线进而向西去，它却正在我们五十里左右的侧后方威胁着。这两个据点之间有一条直达的长约四十里的宽大的堤埂，它有充分的可能截断我们唯一的一条归路。而芜宣铁道的据点线，正如棋盘两岸的卒字线，每隔五里即有敌人构筑的据点，并派兵守护着，距铁道最近的只有五里，距飞机场不到五里，距芜湖也未超出敌人的炮兵的射程。河的西岸，街道的南八里（永安桥），北十里（年陡门）的地方，都有数十敌人驻守，可以沿堤埂直趋街道。总之，在半点钟以内，敌人西南北三面，各据点的增援部队，可以完全到齐。飞机的出动更不消两分钟，可以在我们上空低飞袭击。官陡门的两岸街道，不到一百公尺长，是单线的砖瓦房屋，这里总共驻扎了三百余伪军。两岸之间，只有宽约一公尺的危弱的板桥贯通。这可算是天险了，是敌人最安全的地方了。可是一个敌人认为极安全的地方却正是我们出奇制胜的地方。 二、战斗的动员 敌情和地形侦察清楚之后，为了使当地民众从敌人铁蹄下解放出来，为了要震撼敌人的心脏，歼灭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更为了要坚持江南抗战，以配合全国友军争取抗战胜利，作者忝负指挥之责，决心挺袭官陡门之敌，并亲身指挥这一战斗。当一月十号左右的时候，就在参战部队中进行动员，除政治上以敌人残暴、民众所受痛苦、我们坚持江南抗战与配合友军的意义，和敌人的弱点以及我们胜利的把握等条件来鼓起战士的热情外，并从军事上加紧进行了几天夜间战斗动作、白刃战、河川战和街市战的演练。指战员的情绪异常热烈，都在互相猜问着：“究竟打什么地方啊？”“打的是哪个哩？”“他妈的，我们只怕他预先逃走了，那〔倒〕可惜……”战士们都自动的每天把枪擦拭七八次，机关枪班的同志更努力，差不多时刻都在准备着，不是学瞄准就是学装退子弹，枪筒擦得滑溜溜的，还嫌油太少了，把零用钱省几角去买两瓶生发油带着，免得机关枪卡壳。滑稽的副班长说：“敌人排好队，只等我们的机关枪去点名，应点答应得好的，每人赏他几颗花生米……”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磨拳擦掌地扳了空枪，来止住笑痛了的肚皮的震动。十八号的早晨，还未天亮，大家闹着起床，伙夫同志也先起身，煮好了早饭，吃得饱饱的，准备向目的地进发。有些同志为了轻快，情愿挨几天几晚的冻，将笨重的军毯也留寄下来。集合号还未吹完，队伍老早就站好了等待着指挥者来训话。当我走近队伍的时候，大家向我行着喜悦的注目礼。虽然北风那样狂暴的从湖边袭来，但大家为了要听讲话，暖耳的帽边都不愿意放下来，一队队的在霜盖住的草上站着。当我开头喊一声“同志们”的时候，他们一齐立正，唰的一声，将那盖住枯草的霜雪划破了，叫他们稍息之后，仍然唰的一声，好象在沙坪里动作似的。为保守秘密，我只简单地作了些鼓动，当时战士们都非常兴奋，只见如烟雾般的热气从每个人的嘴唇边滚出来。因时间关系我匆匆地结束训话，显见得这些话还不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 前进号响了，队伍出发北进，虽然下着毛毛雨，但谁也不愿意撑伞。从银色的地毯上，踏印了一条斑烂〔斓〕蜿蜒的路痕，谈笑声与脚步声杂错的交响着。前面的跌倒了，后面的不停一步，喊出了“仰射预备放”的口令。后面的跌倒了，前面喊“再来一个”。路途虽然泞滑难走，可是大家并不觉得吃力，五十里路只有一次小休息就走到了，眉毛上都点上水银般的水珠。当天下午住宿下来，除少数工作人员外，大家都没有外出，继续擦枪，洗脚，开行军检讨会。第二天上午，为着保守秘密，在原地停候了大半天，到了预定的时间，偷偷地上了船。突然转向西开渡到××湖的西湖。那时已经午后九时了。翻过了堤埂，改乘预备好了的装肥料的几只船，继续由内河西进，午后十二时以后才到达了预定的×××隐蔽集结，距攻击目的地还有七十余里。那里消息可以完全封锁，但是再上前去，封锁者不甚严密了，必须以一夜间赶到才行。 二十号天刚亮，大家就起了床。他们又在擦枪装排子弹夹，整理草鞋带子包袱以及所有东西。八时以后，各单位召开军人大会，除作政治鼓动外，并宣布战场纪律及注意事项，同时班与班、连与连之间，订了缴枪捉俘虏的竞赛条约。战士们都争先恐后地充分发表意见，经过两点钟还有些意见没有说完。可是伙夫同志送中饭来了，于是由指导员做了结论，完满结束了会议。 午饭以后虽然值班员逼迫大家要睡好觉，但他们只是把被毡蒙着全身，头脑里想着即将到来的战斗，谁也不能放心地睡，只希望着快点天黑。午后一时，除值星排长外，排以上的干部到首长处开会，说明了应攻击的地点和消灭那一个敌人，具体地分配了各连的任务和动作的次序及应注意的事项。干部们都异常注意听，特别是范连辉同志带领的分队，他们的任务是由河的西街打到河的东街，必须以迅速的动作抢夺沟通两岸的小板桥，这是很关键的行动，因此，会上严格宣布：如果范连辉的分队没有夺得桥，就是河西街有很多的枪，也应该让别连去缴，否则即或你缴到很多枪，也还要受处分的。最后鼓励大家要在二十分钟内完全解决战斗，并迅速集结准备撤退。随后分发了地图、命令、联络记号和许多战时口号标语等，即行散会。 吃过了晚饭，集合全体队伍时避开了老百姓。当我向全体指战员讲解作战任务的时候，他们情绪的热烈较十八号早晨开始出发时有过之无不及，当宣布了要攻击的地点和敌人的时候，大家把鼻头都胀大了，表示一种特别的愤怒，同时又带来喜悦的骄傲。话讲完了，掌声响了一阵，连排长在忙于分配夜战用的干电池和准备渡河的绳索标记等，战士们有些人在擦枪，有些人在捆草鞋，还有些人在准备手榴弹，闲谈混杂在笑声中，可以听出有人在说：“打伪军好象打豆腐一样，喝米汤一样，最怕他预先逃走了……”。在大家正谈得起劲的时候，一声哨音打断了大家的话头，值星员问：“准备好了吗？”大家齐声答应：“好了！”于是部队按次序出发。 三、战斗！冲锋！ 一切准备好了，时候已是二十日午后五时，部队按着既定次序出发，当地的人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村边群集着目送我们，直到队伍走完了，走远了，看不清楚了，才回转屋里去。天还没有黑，部队中有些人边谈边走，天色慢慢黑了下来，从队伍里向前面望去，开始还可以看到全队，不久就只能看到一大串黑影，最后只看到自己前面的一个人了。于是谈话也就寂静下来，除了听到唰唰的脚步声和间或的远处犬吠声外，什么都听不到。天上没有星光，可是仍然走得很迅速，到八时半光景，部队已走了三十里左右的路程，正到青山通黄池大道中的×××。在前卫达到该地以前，就先派人去封锁了通敌方的大道，大约停了十五分钟，后卫的×××队停留下来，分配兵力，逼近南北敌人两据点，以掩护我军归路的安全，其余的部队仍然照以前的次序向目的地搜索前进。晚上十点钟到了××，在此必须渡河，可是河的东岸没有一只船，西岸看不清楚，派人到处摸索，从水塘边抬了一只仅可装三个人的小船，划水的工具也没有，因为河对岸常有敌人的坐探，不好喊老百姓的门。怎么办呢？会游水的同志偷偷的找来了一只装了东西还可装十人左右的木船，船上只有一个老板，这样计算起来，两只船要渡完整个部队，需要四小时，但此去目的地还有三十余里，而且还要过渡，假如天亮了便不好攻击，于是先把河西岸的去路加强了警戒与封锁，又在部队中喊出那批预先选好的水手来，加快渡河的速度，小船则用绳索连起来，两岸派人拖，上下船舱也派了人招呼，免得滑倒耽延时间。这样努力的结果，只两小时半以内，队伍统统渡过了河。 人数到齐了，急速离开河岸向西赶路，速度异常快，比平常差不多要加速了三分之一，这时已是二十一日的早晨两点钟了，还有十七八里倒不算什么，可是还要过一条渡河，又不知渡船是否被敌人封锁了，如果渡不了河，则须再多绕十里路，并且须从靠近敌人据点（××桥）两三里路的地方通过，假如被其发觉，用电话通告了各处，那就不好办了。决心要快，还是绕十里路好，××桥发觉也不要紧，走快点冲猛些就是了。于是开始快步，断断续续地跑步，只听得紧促的呼吸与跑步声互相配合着，心里禁不住想着“地球转慢一点吧，不要过早天亮才好。”足足跑了二十里、地上虽是铺满了严寒的霜雪，天又刮着寒风，可是大家却跑出一身汗来，到××桥附近用静慢的步伐安全的偷过，才觉得汗湿的衣服冰人。这样又费了半小时，才避免了敌人的发觉，折向正北急进，约四时光景，赶到了××桥，距目的地三里了，这时才放下心来。 稍停了一会，我率主力过桥，沿西岸北进，绕向西方，向芜湖方向的道路打过去。×部之一部则沿东岸北进，但须待西岸先开始攻击，不能使敌发觉过早。最肃静的前进，主力只距离敌人一里了，沿堤埂的倾斜面前进，“只半里了”。大家蹲下来。突击队的干部带了几个尖兵摸上去侦察，看清楚了两个哨兵，穿了大衣，戴了风帽，三层铁丝网不高，从这边摸过去，鬼子看不清楚，好打！好打！…… 突击队进行着最后的侦察，大家都肃静地伏着向前爬进；二梯队是慢慢的跟进，接近到铁丝网近边的时候，距敌人不到三十公尺，正想拉开障碍时，警钟响了，对方恶狠狠地问“哪个？”接着就象爆竹店里失火一样，手机枪、花机关、轻机关、驳壳枪同时的连发，听不出每一响声的段落来，只有那猛烈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才能清晰地分出个数来，枪口和手榴弹爆炸的火花照耀得通亮，冲锋号吹得使人更加有劲，东岸的机关枪也响了，这样不到一分钟就冲破了铁丝网，敌人两个哨兵被打成了肉泥躺在地上。哨兵后面约十公尺的掩蔽部里的一排人，动作快的钻了出来，一到外面就跌倒了，有的一半在洞里，一半在洞外，刚刚塞住了洞门。动作慢的，就永远躺在掩蔽部里，不肯出来。掩蔽部里和街口边的敌人还未解决完毕，街上已丢了不少的枪。第二梯队枪都不要，勇猛的冲进街中，转向河边，顺利的夺到木桥，接着冲过河东，就到了伪军司令部的门口，又是爆竹店失火一样的一阵密集枪声，冲进了司令部，河东岸北进的×连也冲破了铁丝网，夹击着敌人的侧背，东边街口又是爆竹店失火一样响了一阵，以后就渐渐稀疏下来。 四、战后的凯旋 从开始攻击到解决战斗，大约经过八分钟光景，连清扫战场总共只耗去了二十分钟，东边已经大亮，街上只见到两种极端异样的情景，一种是横七竖八的敌尸和血肉模糊的敌人伤兵在呻吟着，满街杂乱地堆着军用品及用具，另一种情形，老百姓领着胜利的我军官兵，肃清残敌，并送茶烧水，忙个不了。东边牵一串，西边押一群的俘虏，在南边的街口的坪里集合清查人数。击毙和击伤的，在地洞里和地洞外，在街上到处都有。也有跳下水去的，那就无法统计了，单是活捉的就有五十七名，因为天还未亮，看不清楚，逃散了一部。缴步枪六七十支，短枪十多支，机关枪四挺，其余手榴弹、子弹、军用品，更不计其数。×连坐了飞机，缴获最多。我们河西的攻击部队全无伤亡，只河东×部伤卫生员、司号员各一名。消耗弹药，总不会亏本。队伍除警戒之外，其余都按指定地点集合着。大家经过一晚的疲劳，脸色虽略现苍白，但是精神仍然很充沛，情绪更加高涨，愉快压倒了疲劳，肚里虽早就饿空了，可是那时也忘了，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谈着：“这个伪军真是豆腐做的”，“不叫伪军，叫豆腐军”，“可惜了，那个狗司令，在芜湖没有回来”，“铁丝网简直象蜘蛛网”，“哼，这样好的地形，四面都是水，只要有子弹，我们包守一个月。” “站队，站队！准备走了！”值班员喊起来，停止了大家的闲谈。“按规定的次序向×××东返，大家距离远一些，注意防空”，队伍走动快完了，“收哨，把讯号烧起来！”这又是值班员的号令。“噫，芜湖方面的哨枪响了，大概是敌人的援兵吧？”士兵在发问着。“不要紧！他妈的，这样的地形，请他来吃子弹”，值班员这样回答，随后警戒都跟上了，“嘀嘀嘀嘀，哒哒哒哒，哒嘀，哒嘀……”司号员发出号令。干部们督促着战士们快点隐蔽，不一会，大家都分散隐蔽了，敌机嗡嗡嗡嗡地低空侦察，一圈二圈三圈，看不到我们一点的形迹，无精打采地飞走了。“距官陡门五里了，后卫加强警戒，各部隐蔽休息吃饭”，值班员传出指挥者的号令，约莫一小时，大家都吃得饱饱的，继续东返，行军队伍加长了很多：一方面是添了俘虏与挑夫，另一方面是为了防空，再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些疲劳。可是沿途群众，欢天喜地地跳起来送茶水，追着看俘虏，减少了大家的疲劳。十点钟左右，到了××渡河，比昨晚快多了，一边渡，一边走，上下船舱也不拥挤。午后二时，回到邻近黄池、青山的×××，街上的人民，异常兴奋，放鞭炮欢迎，同时也是庆祝胜利，并送来了一担担的稀粥，奇袭官陡门的战斗任务就这样胜利完成了！ （原载《新华日报》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
摧毁高岗埠敌据点，开辟麻浦区新政权（《芜湖文史资料2》第05篇）
作者：江化新 一九四四年底，抗日战争开始转入反攻阶段。中共南、繁、芜县委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适时地向东南进发，开辟新的根据地、建立新的政权。县委决定，由繁昌保大区委领导芜湖麻浦圩新区的开辟和建政工作。而芜湖县境的高岗埠，地处南（陵）芜（湖）边区，是保大圩通往麻浦圩的必经之地。在那里敌人构筑了坚固的弱堡和工事，有伪芜湖保安队第五中队和部分日军驻守，是敌伪军的一个强固据点。为了摧毁这个敌伪据点，我南繁芜总队新属繁昌大队二连在保大区警卫连的紧密配合下，向高岗埠敌伪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经过激烈战斗，歼灭了日伪军四十余人，少数日伪军狼狈逃走，拆除了敌人碉堡，烧毁了敌伪营房，从而清除了我军进入南、芜边区的拦路虎，开辟了从保大区到达麻浦圩的通道。 麻浦圩地处芜湖近郊，是芜湖的南大门。北临长江，日伪军在沿江设防，据点林立，周围有芜湖南关、厢子拐、澛港、麻浦桥、石确、竹丝港、白马山、卡子口等敌伪据点。在澛港镇与石硊镇之间有一条漳河为天然屏障。那里有近十万亩的农田，土地肥沃，河渠纵横，是个鱼米之乡。可是芜湖自伪军和其特务机关“十一”号、顽军便衣队以及土匪武装等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横行霸道，敲诈勒索，抢劫掳掠，危害人民，破坏抗战事业，干尽了坏事。 我军打开高岗埠的敌据点，进入麻浦区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民主政权。当时南（陵）繁（昌）芜（湖）县委决定，麻浦圩政权的开辟工作，由保大区委负责。当时保大区委书记丁仁一同志（对外称教导员，现中共宣城地委付书记）随派江化新、谷应、张忠、陈耀庭等同志深入麻浦区开辟新政权工作。 丁教导员亲率赵子兴、江化新等首先在高岗埠附近花猫墩，举行建政会议，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共产党、国民党、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邀请当地士绅、进步人士、乡、保长参加会议；阐明我党我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方针政策，动员各方人士积极拥护和参加抗日，早日赶走日本强盗。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麻浦区先后建立五个乡政权。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干部不足，暂时没有建立区政府。全区一切工作由保大区委丁仁一同志领导。区长赵子兴兼区队长，负责边区武装斗争工作，付区长许肇（又名许朗轩）以及江化新同志调麻浦区专负五个乡的行政工作。乡长是区委任命的。陈耀庭任永益乡乡长（石硊乡），张忠任八垾乡乡长（麻浦乡），刘文仁为行政办事员。陶定柏任丹阳乡乡长（当地绅士），恽天锡为付乡长，恽天财为凤林乡乡长（进步青年），恽筱斋为办事员（当地进步人士）。有一个税务所，所长为谷飞同志，付所长为杨本才（后叛变）。税务员有黄世山、高开发、管必雨、杨飞。高恒友、丁发仁等同志。税收组长先由杨飞，后由黄世山担任。还有一个警卫队，队长王××，付队长姜宏发。警卫队有二三十人，仅有几支破枪和一些大刀、子弹等。赵子兴带一个手枪班在麻浦区进行敌后活动。乡下面设保，保政权均是两面政权，保长实际上大部分是我们民主政府的保长，为抗日办事情。我们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当时的保长在为我军送情报、筹办军粮、组织递步哨和担架运输、支援前方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连伪乡长吴祥仁、苑德辉也曾亲自为我军送情报，积极为我军筹办军粮。在麻浦圩的苏村、花猫墩有党的地下组织，古渐平同志在卫家山以教书行医为掩护做党的工作。陶大知、滕良福、谷应、秦少源、吴斌等党员同志都忘我地工作。由于大家的努力，我们开辟新区的建政工作进展较快较好。 武装斗争是我们对敌斗争的主要方式，也是革命赖以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天的夜晚，南芜大队夜袭港镇、河南伪军鲍国栋部队，我军缴获长短枪枝数十枝。当时，鬼子在河北碉堡里，拼命打枪声援，但不敢出动。同年六月一天的傍晚、我繁昌大队在麻浦圩上杨村宿营，一队鬼子兵和保安队一百余人从澛港出发，经麻浦桥，沿大路向火龙岗方向进发，上杨村前面有一小山，地形对我军极为有利，哨兵发现敌人迅速报告，连长作了紧张战斗布署，命令部队抢占前村小山，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接近有效射程时，连长下令：“打”！两挺机枪和步抢一齐开火，敌人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大部日伪军拚命逃跑，这场战斗仅二十分钟就结束了。我军向繁昌县保大圩方向转移。不久，日伪军又采用打进来，派出去的手法，向我麻浦圩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十一”号特务×××伪装衣民打入我警卫队当兵。一九四年八月，八垾乡政府办事员刘文仁同志在西郭村被特务捕去（其中一名隐藏在我警卫队当兵），捆绑后向芜湖方向押送，三人行至林屋基附近，特务从刘的背后打了一枪，子弹从他的胸口飞出，刘便倒在血泊里，特务认为他已死，便向特务机关报功领赏，刘在呻吟中缓慢地来到村庄，群众把他送到乡政府，我即派伍维圣护送刘到南芜后方医院，后方医院已北撤，刘在一群众家养伤（刘现是皖南医学院附院离休于部）。 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的革命斗争才有胜利的保障。我们每到一村一地，便以保家卫国、安居乐业的道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处处事事关心和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一九四五年四月，我和赵子兴手枪班十余位同志，活动到八垾乡西郭村，一天澛港镇一商人鲍维寿，身带几千元汪伪储备票，和几只金戒指行走在麻浦圩内一条通往潘屋基的大路上，被四名土匪抢劫一空，鲍来向我新四军报告，我和赵子兴研究之后，分两路向这条大道搜索前进，我部队两路合围，当场打伤土匪一名，活捉三名，将他们抢劫的钱财，当场如数还给鲍维寿本人。鲍回澛港后，积极宣传我新四军优良传统。四名土匪经教育当场释放。释放后，走得很远，仍不忘我新四军的不杀之恩。 同年七月，又一牛贩子×××来报称：他卖牛的钱和白细布，全被土匪抢走，赵子兴手枪班和警卫队姜宏发等同志协同作战，向高屋基、芦花塘方向合围，将土匪高继安、郭平友当场捉住，严厉审讯，转解保大区政府处理。我们还利用在麻浦圩建立的政权，做好军粮预征预购工作。皖南新四军发展较快，军粮不足，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胡志家和上杨村，连续召开两次区政会议，布置公粮预征预购工作，到会的进步人士、乡、保长五、六十人一致表示，支援新四军抗战，坚决完成公粮预征预购任务。同年六月，又在楼地召开全区进步绅士会议，张忠乡长将澛港镇上绅士和穿大褂子先生们，都动员来参加会议，与会者共有一百多人，这次会议丁仁一同志因事未到会，由我代理向大家讲话。我以国内外形势为主题：从苏联红军包围希特勒老巢柏林，讲到国内抗日战场的大好形势，共讲了两个小时，使到会人员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较大，推动了军粮预征预购工作。 一九四五年五月，部队急需军粮，群众在春荒季节，集粮有实际困难，各界人士和乡保长均较着急，据反映，芜湖南关口恽家砻坊大地主恽××，尚存有大量稻谷，我即派警卫队送信给地主恽××，要他支援抗日，暂借一部份军粮，秋后由佃户按数补赏，而恽××三次接信不理，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我和警卫队深入敌占区南关口，将他逮住，解回根据地，警告他：若违犯抗日救国政策就要枪毙，恽××赫得磕头求饶，答应三天内，送军粮到高岗埠。经佃户担保释放后，果真第三天连续送军粮七、八船到高岗埠（数字记不清了），秋收后，由佃户全数补赏。此后，麻浦圩内佃户交不出军粮，即向地主预购，秋后将公粮抵租谷。 财经税收是开辟、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需要。在和敌伪顽斗争的复杂情况下，税收人员的任务十分艰苦，为了完成税收任务，税收人员往往要到边区、敌占区搞税收工作。麻浦圩的卡子口是敌前哨所，是泾（县）南（陵）繁（昌）等县货物集散之地，税收金额极大，每天可收入法币、伪钞数千元，因而引起敌伪的争夺。 一九四五年七月，张昌德一四四师伪军，侵犯卡子口税务所，税收员管必雨同志，与一伪军抢夺手枪，后面紧跟两伪兵，追赶上来，“啪啪！”两枪，徒手的小管同志英勇牺性。第二天我和谷应乡长率警卫队二十多位同志，去外赵村，为管必雨同志安葬，这时伪军一个中队又来侵袭，我指挥警卫队上山，抢占有利地形，而我和谷应同志被抓住，我和他手里都拿着伪钞票，沿途应付，伪称是商人，找新四军完税的，伪兵信以为真，抓了一把钞票就跑，我们安全地回到根据地。第三天我们还是将小管同志安葬在外赵村的山岗上。 同年八月，付所长杨本才和税收员×××，挑两麻袋伪法币税金，向保大圩税务分局解款，途经白马山脚下的山西湖村，被人劫持捉去，我们当即派警卫队四处侦查追歼，终无行踪。皖南大军北撤后，才得知杨本才受敌伪人员的勾引，加入匪群而被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向中国投降，麻浦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一片欢腾。紧接着是接收伪据点和协同武装部队攻打据点，组织民众，支援前线。澛港、石硊、卡子口日伪军，一夜间，全部撤离到芜湖市区，集中待命。保大区委命我立即赶赴上述据点，接收伪政权。当时将澛港划归八垾乡，石确镇划归永益乡，卡子口、白马山划归新岫乡管辖。我在石硊、澛港两镇召开了进步人士和乡、保长会议，整顿秩序，安定民心。为堵击和切断日军逃跑退却的路线，南繁芜总队部命令赵子兴手枪班、区警卫队姜宏发等三十余人烧毁了澛港竹木浮桥。 同年九月二十三日，日军拒绝向我新四军缴械投降，我皖江七师命令皖南支队临江团、繁昌大队、南芜大队及和含支队等武装部队，从四面八方包围芜湖日伪军。我军兵临城下，围攻日伪军三天两夜，保大区委指示麻浦区全力以赴，组织担架运输、集中粮草，做好后勤工作，我奉命在潘屋基高墩上的一家大瓦房，设立指挥部，门外张贴“新四军后勤指挥部”七个大字。村村户户的基本群众都被动员起来，组织数十副担架，筹集大量军需粮草，支援前线。并派伍维圣、姜宏发、黄世山等同志率领警卫队去前方，为部队做向导侦察工作，我和张忠同志在潘屋基指挥部，保持与部队联络，保证后勤供给。 九月二十三日，新四军围攻芜湖城，打了一下午，日军负隅顽抗，被打死、打伤二三十个。南街战斗正打得紧张激烈时，我部队火力暴露目标，日军发射两枚掷弹筒炮弹，落在我部队里，这两枚罪恶的炮弹，使我军牺牲八位同志。是夜，打芜湖的部队，接到命令准备北上，一夜之间全部撤离转移。当时在麻浦圩卡子口街上几间草屋里的新四军皖南支队临江团牺性的八位烈士，其中有临江团作战参谋刘毅（贵州人、红军干部），周自发（南芜大队班长），其余的同志姓名已忘记了。他们的遗体由担架队运到卡子口，团政委刘国兴，团长钟国琴，把善后工作交给我，我即率领乡长谷应、张忠，税务所长谷飞及伍维圣、佘德云、胡传存等同志，买来八口寿材，由大茅村、卡子口基本群众协助，将八位同志的遗体，安葬在卡子口对面山坡上。 同年八月，南芜工委派李曙东同志前来接任澛港区区长。九月底，皖南党、政、军奉命胜利北撤，麻浦区人员和武装也随着撤离。李曙东同志是皖南事变突围的老战士，自四五年皖南大军北撤后，一别四十余年，不知其下落，我们十分怀念这位老战士。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日
川军张昌德叛国内幕（《芜湖文史资料4》第019篇）
作者：季鹤鸣 黄克烈，四川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是个身材魁梧、秉性忠烈的爱国将领。现已高龄八十有二，在台退役，其子现住在本市。此文根据黄克烈和我的多次通信谈及的材料撰成。当时，黄任144师上校团长。 一九四四年，皖南前线抗日国军一百四十四师副师长张昌德在南陵率部叛国投敌，出任日伪“皖南独立方面军”总司令，介于芜湖日军与国军之间，占据南陵、繁昌大部和芜湖清水河以南区域，成为一个伪特区。当时事变来得突然，群情震骇。然而在抗日胜利后，张昌德最初仍授国防部少将参议军衔，放回四川原籍安置。这是什么缘故呢？ 抗战之初（指8・13上海抗战之后）南京会战，日军以大部队绕过京畿国防线，从太湖区侧面突至芜湖，三面包围南京。大本营急调四川刘湘统帅之国军三个军共六个师的兵力，迅速增援。南京陷落后，此三个军退驻皖南沿江各县，设一个集团军司令部于徽，总司令为川军将领唐式遵。黄克烈当时率领川军两个团兵力，在沿江南岸协同海军布放水雷，策应武汉会战。黄克烈虽然是黄埔嫡系，身在川军，对蒋有中央军、地方军之分，给养装备厚薄不一，存心吃掉地方军种种措施，也感到不满。他认为：如此党同伐异，排除异已，衍成独大集团，实为舍本逐末，可见当时驻皖南抗日的川军，对蒋排除异已，心怀不满，是一四四师叛变投敌的基本原因。 更有一鲜为人知的重要因素是：川军在抗日的战场上，作战能力很强，在皖南的三个军，对东南战场确有举足轻重之势。中央军入川后，与川军磨擦尖锐。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府后，即利用此种矛盾乘机密派一人，与驻扎皖南川军总司令唐式遵联系，策动他率川军反叛。汪派来之人，恰为黄克烈哨兵捕获押到指挥所。黄克烈认出此人曾在黄埔军校担任军需处长，经搜查在他鞋底中取出一封信，是汪精卫亲笔写给川军唐式遵总司令的。黄克烈认为此事非常严重，便极其机密地直接密报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建议派可靠亲信来前方，会同将信烧毁；将此一关系抗战前途之阴谋，消灭于无形。如泄漏，三个军的川军军心动摇了，则皖南战局不堪设想！顾祝同长官照办了。汪精卫这个阴谋活动，至抗战胜利后都没有外泄，徽州地区一直平稳，没有波动军心，不能不说是黄克烈同学之大功。但汪伪不可能就此罢休，张昌德突然叛国，不能说不是受其影响之故。 皖南事变后，战区长官部认为川军作战不力，即着手整垮川军之计。于是三战区长官部对各作战部队考核优劣战绩；列入劣者，调去后方，解除武装交给前线部队。144师在石合县防区，遵命将武装解除，后调整训。不两月，又命令黄克烈率两个团兵力至宁国、宣城增援。将日军击退后，又命令防守南陵、青阳、繁昌、铜陵之线。优劣考绩未能整垮144师，便又采取调换师长办法，直接控制。此际长官部另派一人接任144师长，张昌德表示不满，拒绝新师长到任，希望黄克烈能接任师长之职。黄立即电告顾祝同长官转统帅部，力保张昌德担任师长。紧接着川军148师潘师长自杀。黄克烈从大局着想，力图和缓144师矛盾，未能奏效；而张昌德却决意铤而走险、叛国投敌了！ 张昌德叛国投敌之前是经过一场惊心动魄斗争的。潘师长自杀之后，张昌德祸乱已露，长言部调六个师围讨。张突然在深夜袭击黄克烈的南陵指挥所，将卫士击毙。黄团在戴家汇之部队即将张的指挥所困住。表面上黄张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其实，黄张曾有相同的不满情绪，而且交情颇好，发生冲突并非你死我活的矛盾，张昌德意在挟持黄一同叛变，而黄则企图阻张投敌。双方冲突结束后，又在铜繁边境，将围攻144师之丁治磐六师击退，黄即宣布将144师交由张昌德副师长指挥。而张昌德经与驻芜日寇秘密协商，终于宣告成立皖南独立方面军，公然叛国投敌。但事前黄张之间达成了妥协：黄保证国军不攻击张军，张昌德则保证皖南独立方面军在抗战时不打抗日国军，反攻时，将担任进攻芜湖日军的先头部队。黄克烈当时达成的妥协，三战区长官部是认可的。事实证明，张昌德的皖南独立方面军所占南陵、繁昌地区成了国军与日军之间的缓冲地带。 还有一个插曲，据说在就任所谓皖南独立方面军总司令的布达典礼上，张昌德派人把黄克烈扶到台上。正要宣布总司令、副总司令名单时，黄克烈突然昏倒在台上，不省人事，台上顿时谎乱，忙着把黄抬送医院抢救。然后继续开会，布达张任司令、黄任副司令……。这是那时任52师155团营长谢尚廉所说。谢那时率一个连驻在南陵边界监视张昌德部。两方官兵可往返通行，乃目睹了这幕小插曲。在既被挟持，又要监控的情况下，伪装昏倒，不受布达伪命，黄克烈可谓用心良苦了。 战日胜利后，南京召开整军会议，黄将原部交出整编。调任整编第十师师长，继又升任103军军长。 综观上述，张昌德在战日胜利之初仍受国防部少将参议军衔，是不为无因的。不过张回四川不久，为人所不齿，川人纷起控告，终被押解南京伏法，可见民族大义，是不容儿戏玩忽的！
作者：〔香港〕卫之庭 编者按：卫庭之先生，芜湖县湾址人，13岁起在芜湖长街志和祥绸缎布匹号学徒三年，后弃商从军，毕业于黄埔军校16期，衔至少将。去台后复又经商。现寓居香港，曾两次回乡探亲。这节抗日杀敌实录，系摘自他所著《七十忆往》中的第七节，记述40年11月在宣城至寒亭镇作战情况。卫时任108师643团1连2排少尉排长。 正文： 我到任后约一个月（40年11月），我排进驻前哨战壕阵地，监视当面敌军与抗拒敌军进攻，地点是在宣城县属之长桥至寒亭镇之间的一带山地。当面敌军据点在敬亭山与九连山之间。但是敌军乘我调防、部署未定之际，发动拂晓攻击，先以长射程大炮，猛烈向我阵地轰击，掩护步兵向我进攻，主力向我左翼友军（二连）阵地推进；此时我后方炮兵也予猛烈还击。不久发现敌兵进入我阵地射程火网之内，于是我下令重机枪组射击来犯敌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国家存亡、个人生死而放出第一枪。与此同时，敌方炮火亦猛烈向我阵地轰击，且有轰炸机在我阵地上空投掷炸弹，可称猛烈已极。我则藉地形地势之掩护，与敌周旋。约两小时后，战况忽然沉寂，据情报搜索兵报告，我左翼友军阵地已被敌军攻破，而我阵地压力越来越大，已有三名士兵死亡，四名受伤。此时上士班长张彪（我的影子顾问）建议立刻撤离阵地、让我排向左侧方移动数百公尺，觅一隐蔽地形掩护，暂避其锋，伺其主力通过，突击其后队。我立即采纳他的建议，果如所料，突击敌军后队，造成敌军慌乱，扭转战场形势，使我处于有利地位，并虏获很多枪械装备，俘获日军三名、伪军六名。（有台湾、朝鲜及东三省征来者）立了一个战功。 因为初上战场，当接到命令和任务时，随即忙着部署指挥，所以毫无惊恐害怕感觉。但是战事结束后，回想战斗经过，伤亡惨状，（敌我双方都有很大伤亡：我左翼二连连长负伤，排、班长阵亡五人，士兵伤亡八十余人；我连第三排伤亡约二十余人），真是惊险惨烈，倒觉心惊胆怕了！此次战役，所幸得到张彪班长的指点而因祸得福，论功劳应归张班长。 战后我因战功升任上尉连长，而张班长也经我之推荐升任少尉排长。42年初冬，我调40师任少校营长，驻防富春江桐庐县一带，抗击杭州方面之敌。到任两个月后奉命指挥敢死队，深夜潜入杭州敌防区，炸毁了钱塘江大铁桥，吓破敌胆，震动中外。是役爆破组勇士全部牺牲；破坏组勇士（剪铁丝网、扫雷开路）牺性过半，掩护的步兵亦有伤亡，真是名符其实的敢死队。我也负重伤，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指令记大功一次。
作者：谢尚廉 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侵入东南亚后，在1943年十月中旬，自芜湖、杭州两地出动十多个联队兵力，附有山炮多门，分两路疯狂进攻宁国，企图一举占领徽州、屯溪抗日基地，扩大和巩固大江以南的敌占区，此时皖南宣、郎、广前沿，只有52师三个团的兵力，众寡悬殊，防线过长，形势严竣。师部决定放弃宣、郎、广三个县城，集中兵力，在宁国外围姚村、水东、孙家埠一带布防，命155团为左翼支队，154团为右翼支队，156团为机动支队，凭借多山有利地形，分头迎击来自宣城广德两路进犯之敌。我此时任52师155团第三营营长，率部担任左翼支队前卫，驰赴水东前沿迎击自宣城来犯的敌军。不意敌军是快速部队，竟在我营行进途中，仓促遭遇。在敌我相距两三千米之间，有一高地寨山，我当机立断，跑步到尖兵排前头，下令：“八连丢下背包，抢占寨山！”连长李瑞升振臂高呼，率领全连如怒马奔腾，飞步抢占了寨山，布置了火网。我又命令七连、九连占领水东、姚村附近各战略高地，策应八连阻击战。在此千钩一发之际，敌军也企图抢占寨山，但已迟了一步，刚到山麓，即被我猛烈火力射击，纷纷溃退，嗣后又重整队势，向我反扑三次，均一一被我击退，形成对峙状态。 在敌我对峙时，寨山东北一高地由我营七连一排据守，不意其右前方树林中，潜有敌军二十多人，突然窜出，猛扑一排，企图由此侧击我寨山守军，排长谢焕德负伤了，但他临危不惧，奋勇指挥全排，冲向敌军，进行白刃战，有下士班长王英大吼一声“杀！”一跃向前，一口气将当面三个敌兵刺倒，其余敌兵吓破了胆掉头逃跑，一阵机枪，一阵手榴弹，把这股敌人，全部消灭。寨山牢牢地在我军据守中，迫使宣城一路敌军不能前进，便退守水东、孙家埠。 我军包围水东之敌，敌后续部队遭我156团截击。而来自广德一路敌军，在柏垫与我右翼支队遭遇，激战三日，击毙敌联队长一人，敌兵伤亡一百多人，有三十多人在牙山被困，为我军纵火，全部烧死。 这一仗我军士气旺盛，以寡敌众，打得日寇溃不成军，粉碎进犯宁国企图，迫使敌军退守矶头岭、孙家埠、十字埠、广德城一线，构筑碉堡顽守。而我军则扼守青弋江、寒亭、水东、姚村一线。从此敌军不敢越雷池一步，直到抗日胜利。 我回忆当时亲历寨山战役，为我军官兵浴血杀敌、视死如归的为国牺牲、壮烈情况，如在目前，不禁感动泪流。寨山血战取得极大的胜利，应归功于全体官兵！我作为营长，曾为谢焕德排长、王英班长请了功，谢排长受到军委会颁给的奖状和奖章，王班长受到上级颁发的奖金并升为上士。今撰此文，聊表对那些痛歼日寇，为国献身无名勇士永怀之忱！
沈光武投诚经过（《芜湖文史资料6》第007篇）
作者：李青凡 沈光武，宣城人。原为民国末期安徽省第六行政区芜湖专区末代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他是皖籍新桂系军界中不多见的红头人物。在他27年的军旅生涯中，的确蹈罪非浅。然而，1949年5月3日却毅然于高淳率部投诚。笔者现将他投诚经过及其逸闻片断，略述于后。 一 沈光武，名世寿，又字平甫，少将军阶。1896年生于原宣城孙沈村镇小黾山一个农民家庭。24岁在北京中国大学毕业，当时京、津、沪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和工人罢工的三罢浪潮，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当时数字）土地上汹涌澎湃，奋激的社会时代，激进的思想，冲开了他旧模式的思维空间。于是，他愤然投笔，从戎北京北苑军士教导团和北京讲武学堂，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先后在国民第二军、第五军、第七军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任见习军官团副，中校参谋和少将参军。并五次邻任司令和两次充当专员，这在新桂系军界中，确是一位佼佼者。 抗战第二年，沈光武受任第二挺进队司令，当时国内时势严峻，抗日烽火遍地燃烧，可日、蒋、汪伪合流魔世，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仍纷纷出笼，内战风云把人民逼迫到绝命地步，这对一个热血青年和出身于农民家庭沈光武来说，这种“万家墨面”的见闻情况，不得不引起深思。1941年秋，他受命与189师并肩在湖北浠水和河南将军山两地与人民解放军交战败北后，“上峰”因他有“通共嫌疑”被卸职闲居，这时他只得蹬芒鞋，穿布衣，过着五年的穷困潦倒的生活。1946年春，他“挈妇将雏”，回原籍宣城。 1948年，他出任宣城在乡军管会会长和姑山乡自治委员会主任，这是个征派勒索，诛求无厌的“肥缺”，然而，他虽兼身数职，但在地方尚无民怨。直到今天家乡长者们的舆论，也是如此。 二 1949年4月13日，沈光武受省主席张义纯手令，出任安徽省第六行政区芜湖专区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他曾想到这是蒋家王朝一个末代专员，然他也只得硬着头皮上任了。话说到这里倒也有个补笔，即沈光武是怎样谋上芜湖专员和司令呢？据他养女郭梦之的材料说，是省主席张义纯授委的。原民国末繁昌县长俞步骐的材料说，是前安徽省主席夏威派任的。其实，沈自入北苑军士教导团和北京讲武堂毕业后，先后在国民军第二、五、七军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少将参军和司令时，曾与夏、张相识并共事，官阶相当。1948年张义纯出任皖南行署主任时，沈光武任宣城在乡军管会会长，他们在风雨萍逢的频频交往中，对沈衔印专员自然在情理之中。沈4月22日到芜湖任职，前任专员黄剑民看到蒋家王朝“金陵王气黯然收”的败残局面，藉事出逃杭州，连个专员大印也茫然无着。沈到任又发觉芜湖江防主力20军军长杨干才率部向浙江方面运动，更使他捶胸顿足，懊悔也来不及了。然而，他毕竟惦记着早年在国民七军战友而现时省主席张义纯的“万一叮咛”——可向浙江开化和江西婺源方面撤退和集中。江北炮声隆隆，惊人心弦；芜湖市民攒动异常，这时急得热锅上蚂蚁的沈光武满肚子计策就是拿不出主意，他与付司令保安团长袁岱（广西人）斟酌再三，只得走为上计，向浙江开化撤退待命。二十三日夜，沈、袁率领部属总计兵员不上300人，只好负命南逃。第二天溃逃到宣城、当涂交界的黄池镇时，召集原驻宣城两河镇的区保安团一个营、宣城自卫队一个连和芜湖警察队百余人，汇集千人大队以日行五十里速度麕集到宣城、高淳交接地带狸头桥镇休整，准备渡过固城湖，踅向高淳方面逃逸。 4月25日下午，奉命接管高淳县城的中共地方领导班子成员，在县委书记程中、县长刘荣光、付县长王易达领导下，以小甘村进入县城刚一小时，就有原国民党高淳县长张鼎通过伪县商会会长陈安愚向中共高淳县委报告说，原国民党安徽芜湖专区专员沈光武兼区保安司令和付司令兼保安团长袁岱率约两个团兵力几千人抵县城以南五华里处的湖口头一带。县委当即一面对陈、张进行正面教育。着令其身带《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前与沈部联系，并着令沈部就地待命，不准进城，不准骚扰百姓，派代表来谈判；一面与我正在进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7团1营取得联系作围歼沈部战斗准备。 5月3日沈、袁来谈判时，在我县委书记程中、县长刘荣光、公安局长减升斋、警7旅20团2营营长钱志龙等同志敦促教育下，沈当即表态投诚。沈、袁并联名写出手令，命属部全部缴械，共交出长、短枪800余枝。各类子弹30，000发。各种枪弹、手榴弹百余颗（枚）。投诚人员除部分发足路费、给证明回家外，尚有522人补充了人民解放军警7旅。当天晚上还宴请了沈光武与袁岱等人。沈光武也于当晚带其小老婆和几个随同人员离开高淳县城，回原籍宣城县沈村镇。次日，袁岱被送至镇江军分区。三日后，又用车将袁岱送至苏南军分区学习。后袁随军进击大西南，便留在广西省政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