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沦陷地区日伪组织实况（《安徽文史资料01》第15篇）
安徽沦陷地区日伪组织实况作者：李用宾 抗战初期，我曾担任过安徽省立第四临时中学校长，后来充当第五战区干部训练团中校秘书。一九四一年冬，国际形势恶化，希特勒法西斯匪帮几乎统一欧洲，轴心国军队逼近莫斯科，日本军阀发动了所谓“大东亚圣战”，击溃英美，席卷南洋。国内，蒋军节节溃退，仍然抱着不抵抗政策，日寇打通了北京至广州的铁路线，重庆发发可危。我从一时的个人利害出发，认为抗战前途无望，亟思另找出路。适于此时，我在大学读书时的教员高冠吾当上了日伪安徽省主席，同学赵华三跟从附逆，来信向我进行勾引；而战干团同事张亮又数次煽动我共同投敌。以此种种原因，我就于一九四二年前往沦陷区，落水做了汉奸，一直混了三年多。先后当过科长、县长、省党部书记长、安庆专员等伪职。升官发财享乐腐化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在反祖国反人民的道路上却造下了许多罪恶。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下，认识到依靠敌人为虎作伥的丑恶性，个人身败名裂不足惜，遗憾的是自己亲身对人民造成的毒害，却无可补偿。因此，深深感觉到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有关敌伪的某些情况如实地写出来很有必要，不敢说自赎，或者可以作为人们分清敌我界限，进行今昔对比时的参考。 伪政权的地方行政组织 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后，安徽沿江沿淮各县和津浦、宁芜、淮南三条铁路线上各城镇相继沦陷。敌伪组织，最初系以维持会或自治会的姿态出现的。例如合肥于四月十五日失守，维持会会长为袁琢斋，他原是该地的红卐字会会长。各县沦陷时，红卐字会以“慈善机关”的名义收容未逃出的会员及家属在会内避难，没有撤走，因此各县维持会或自治会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是红卐字会的负责人。 南京伪维新政府组成后，一九三九年，以倪道烺为首的一群汉奸，在蚌埠组成伪安徽省维新政府，悬挂五色旗。沦陷各县亦陆续成立县治，设立县政府、区署及乡镇公所。一九四〇年，汪精卫到南京后，复称“国民政府”，用青天白日旗，但加一黄色飘带，上有“反共和平建国”六个字。安徽省维新政府也改为安徽省政府，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时为止。兹分别叙述如次： （一）省政府 甲、组织和人选 第一届，省维新政府（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伪省长倪道烺，政务厅长邓赞卿，财政厅长唐少侯，建设厅长贺佑民，教育厅长吴稚久，警务处长不详。 第二届，改称安徽省政府，为主席制（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伪主席倪道烺，民政厅长邓赞卿，财政厅长唐少侯，建设厅长马骥材，教育厅长钱慰宗，秘书长傅君实，委员张拱辰、胡大刚等，警卫处长姓名不详，安徽日报社社长胡大刚。 第三届（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伪主席高冠吾，民政厅长王震生，财政厅长傅君实，教育厅长钱慰宗，建设厅长马骥材，秘书长谢泽同，警务处长徐仲仁、副处长魏曙东，社会处长胡志宁，安徽日报社社长尤某，省政府安庆办事处处长马云腾。 第四届（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恢复省长制：伪省长高冠吾，政务厅长刘祖望，财政厅长谢泽同，教育厅长钱慰宗，建设厅长马骥材，警务处长魏曙东，交涉署长傅君实。此外成立保安司令部，高冠吾兼司令，保安处长李幼卿。省政府委员改为参事。又成立清乡司令部，高兼司令。调谢泽同为清乡局长（清乡局设在芜湖）。傅君实继任财政厅长。 第五届（一九四四年）：伪省长罗君强，政务厅长胡泽吾，财政厅长傅君实，教育、建设两厅厅长姓名不详，警务处长满其蔚。清乡局移至蚌埠，局长魏曙东。另增设补给委员会，主委胡宗玉。此外成立绥靖公署，罗兼绥靖主任和保安司令，绥署参谋长兼保安处长郭某，安徽日报社社长刘德煊。 第六届（一九四五年）：伪省长林柏生，政务厅长范谔，财政厅长傅君实，教育厅长许某，建设厅长谢雪松，警务处长伍某。增设税务管理处和禁烟专管机构。林兼绥靖主任与保安司令，绥署参谋长兼保安处长郭某。 蚌埠设有安徽省高等法院和检察处，凤阳、芜湖、怀宁设有县地方法院、检察处及看守所。 蚌埠、芜湖、安庆三地不设市，市区分别由凤阳（凤阳县政府设蚌埠）、芜湖、怀宁三县县政府管辖。警务处以下，蚌埠设省会警察局，芜湖、怀宁设县公安局。省会、芜湖、怀宁三警察局各有人枪二百余，其他各县警察局及派出所仅有人枪数十。 各县设有地方税局，有些县份还有契税局，省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地方税局。一九四四年，罗君强曾试行田赋征收实物，各县主办人员，舞弊营私，加深人民痛苦。 一九四二年设立财政金库。未设立前，由安民银行代理金库。安民银行总行设蚌埠，分行设芜湖，系倪道烺、唐少侯、傅君实等合资开办的。 乙、行政区域：敌伪所占据的安徽地区，仅津浦、宁芜、淮南三铁路沿线的城镇及长江、淮河两岸的城镇（津浦线宿县以北不属安徽，划归淮海省管辖）。县所辖的区域面积不大，约占原来县区的百分之二十至五十不等。 日伪时期，伪安徽省政府所辖的县计有：凤阳、五河、灵璧、怀远、盱眙、天长、嘉山、定远、滁县、来安、全椒、寿县、凤台、合肥、巢县、含山、和县、芜湖、当涂、繁昌、无为、宣城、郎溪、广德、铜陵、贵池、桐城、怀宁、东流、望江、宿松、至德（至德未成立县治，系县政筹备委员会）等，还有田家庵一个特别区。 怀宁、望江、宿松、至德、东流、贵池、桐城、铜陵、繁昌等九个县，在一九四三年以前，伪县政权一般是受日寇直接指挥的，这些县属于日寇第六旅团的防地。 南陵和繁昌，自一九四四年起，成立所谓皖南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由叛军张昌德兼充行政长官，直接受日寇指挥。 （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一九四四年，罗君强划分全省为八个行政督察区：第一区有凤阳、灵璧、五河、怀远四县，专员公署设蚌埠；第二区有嘉山、盱眙、天长三县，专员公署设明光；第三区有滁县、来安、全椒、定远四县，专员公署设滁县；第四区有寿县、凤台两县及田家庵特区，专员公署设田家庵，第五区有合肥、巢县、含山、和县四县，专员公署设巢县，第六区有芜湖、当涂、无为、繁昌四县，专员公署设芜湖；第七区有宣城、郎溪、广德三县，专员公署设广德；第八区有怀宁、桐城、铜陵、贵池、东流、望江、宿松、至德八县，专员公署设安庆。以上各区专员均兼区保安司令，只有第八区因专员高燮和驻军刘迈（伪第一集团军独立团长）发生磨擦，林柏生为了向第一集团军讨好，下令把八区保安司令部撤销。 （三）县政府 甲、区署及乡镇公所：县辖各区署及乡镇公所。例如合肥有两个区，第一区署设城内，第二区署设撮镇，各辖四五个乡镇。又如繁昌，有五个区署，第一区署设荻港，第二区署设旧县，第三区署设三山，第四区署设峨桥，第五区署设横山桥，每区辖乡镇三四个至五六个不等。 乙、保安队（或自卫团）：各县沦陷初期，维持会或自治会组成后，陆续在日寇指挥下组成自卫团或自卫队。县设团本部或队本部，区设区队部，人数不等。一九四三年，省保安司令部成立后，下令各县把自卫团、队改组为县保安队。大的县如合肥、芜湖为保安大队，县长兼充上校大队长，以下为中队、分队。小的县，县长兼充中队长。但地方势力根深蒂固的县，如和县、铜陵等仍以自卫团长充当保安大队长，县长无权过问；繁昌等县则拖延不肯改组，仍为自卫团。 丙、警察局：各县均有警察局，各区设派出所。轮船码头、火车站、汽车站以及警戒线，均由警察会同日寇宪兵检查旅客和行人，有些警戒线由保安队士兵会同日兵检查，百般留难旅客，勒索财物，人民称警察为“黑头鬼子”。 丁、县行政经费，收入项目有田赋、契税、营业牌照、学租、县地方税局附加。支出项目有保安队（或自卫团）、警察局、学校、区署、监所等机构经费以及县府内部员工的薪饷。 保安队（或自卫团）、警察局、区署的定额经费有限，而且他们也看不上这一点经费，他们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向人民摊派勒索。在沦陷地区，有枪就有钱。保安队（或自卫团）长、警察局长等是这个地区的统治者，他们绝大多数是为虎作伥、鱼肉人民的无恶不作之徒。 （四）其他 1、蚌埠有安徽省盐务管理处、“禁烟”局、烟酒税局、会计处、电报局、邮政局，直属于伪中央各部。各县有分支机构或代理人。 2、一九四四年开始，设日寇经济顾问，省政府为原田清，芜湖专区为秋山，安庆专区为栉山弘。 3、蚌埠、芜湖、安庆三地有“中日文化协会分会”，一般是由专员、县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教育局长、地方士绅等会同日寇连络支部长、日寇领事馆警察署长组成，以专员为主任委员。 4、全省的铁路、轮船、矿山均由日寇直接统制经营。例如行驶南京、芜湖、安庆间的轮船属于华中轮船公司；当涂、马鞍山的铁矿，铜陵铜官山的铜矿，属于华中公司。食盐、鸦片烟由日寇派代理人统制，食盐的配售权属于利华公司，鸦片烟则由红济善堂统制运售。 粮食亦由敌伪统制，蚌埠的日寇代理人为杨树诚，人称杨三；芜湖的代理人为汪紫东。这两个人包办采购日军军粮，势焰熏天，炙手可热。汪伪粮食部在芜湖的代理人为李慧龙。安庆地区由日寇第六旅团经理部会同专署、县政府等合组安庆地区出入口物资统制委员会，主要是统制粮食。 现在将安徽几个大汉奸的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倪道烺安徽阜阳人，北洋军阀倪嗣冲的胞侄，曾任凤阳关监督。安徽“六二惨案”，是他和马联甲一手造成的，他是杀害姜高琦、周肇基二烈士的元凶。一九三九年，他由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的汲引，被日寇赏识，充当安徽省长。汪精卫投敌，成立伪国民政府后，他改称安徽省主席，后调充伪国府委员。抗战胜利后被逮捕枪决。（查：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后，倪道烺、唐少侯被捕，拘捕于蚌埠法院。因倪的余党用大批金钱贿通南京国民政府，密令蚌埠伪市府对倪优待，所以法院特辟一间静室，使他们长期休养，逍遥法外。另外，倪又买通一个扬州裁缝董某拿着保释倪道烺、唐少侯的呈文，到处请人盖章。由于倪是人所共知的大汉奸，伪市长李品和未敢释放。后来借口住上海就医，倪、唐两人从此成了上海寓公。一九五一年春，人民政府把倪、唐二人解回蚌埠，拘押于消防队队部。是年五月一日，倪道烺、唐少侯，连同伪凤阳县长秦松亭、伪蚌埠警备司令沈夕俩、伪商会会长陈希平及其他汉奸三十三人，在蚌埠飞机场枪决了。） 高冠吾江苏崇明人，曾在上海南方大学教过书。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副军长兼政治部主任、徐州警备司令。南京沦陷后，伪维新政府成立，他充当南京市政督办、市长。汪精卫“还都”后，他先后充当江苏省主席，安徽省主席、省长，江西省长兼绥靖主任，国府委员等伪职。他在苏州西海岛有一所堂皇的住宅，长次两子结婚时，极尽阔绰铺张之能事。 罗君强湖南湘潭人，他是反动湘军将领罗泽南的后人。周佛海的先人和他家有佃东关系，周和他交谊极深，倚为左右手。汪精卫到南京后，他先后充当司法行政部长，财政部税警团总团长，安徽省长兼绥靖主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行市长职务（市长周佛海未到差）等伪职。他到蚌埠任省长时，带有配备精良的武装税警团，分驻蚌埠、芜湖两地，他到任何地方，都由税警团布岗，威风确是不小。抗战胜利时，蒋介石电派他充当“沪杭线先遣军副总司令”。后被逮捕，在上海判处无期徒刑。解放后，关押在上海监狱劳改。 林柏主广东人，改组派，曾充当香港南华日报主笔。随汪精卫到南京，先后充当伪中央宣传部长，安徽省长兼绥靖主任。抗战胜利时，随陈公博乘飞机逃往日本东京，后由日本解回，在苏州枪决。他到蚌埠任伪省长时，调“国府”警卫师第二师驻蚌，以表示他有实力。对于各厅、处长和重要僚属，每人给一个县，地方税局由他们派代理人当局长，公开分赃。 这四个大汉奸，祸国殃民，罪大恶极，只就其私生活来说，也都是醉生梦死，糜烂不堪。例如倪道烺嗜好极深，夜以继日地在蚌埠二马路住宅内吸食鸦片。高冠吾常在省政府大礼堂举行宴会，取媚日寇，主要客人是日寇连络部长、经济顾问等，省政府各厅的高级官僚也都参加。席间，妓女侑酒清唱，主客碰杯豪饮，鼓掌欢笑。罗君强在蚌埠拉拢倪道烺、唐少侯等，时常在一起宴会、赌博，通宵达旦。林柏生在蚌埠举行过游园会，巴结日寇。他的老婆由蚌埠往南京，携带关金券、法币贩卖营利，在南京下关车站被日寇完兵检查出来，一时传为笑谈。 日寇分布及其恶行二三例 （一）日寇陆海军 安徽沦陷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分为三个部分，也就是三个军区。皖中和皖北有一个师团（相当于过去蒋匪帮的甲种师），师团部驻合肥，蚌埠住一个联队部（相当于蒋匪帮的旅），这是一个系统。另一个系统是，皖南有一个联队，联队部驻芜湖，属于南京军区。安庆地区有一个旅团（相当于蒋匪帮的独立旅），旅团部驻安庆，属于武汉军区。日海军有两艘军舰经常在安庆停泊。在维持会和维新政府时期，各县尚未成立县治，是由各地军区的头子通过特务机关来指挥的，军区头子就是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日寇在各县驻一个大队或中队，由于调动频繁，难以知道他们的确数，多的约一二百人，少的只有几十人。日寇在中国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杀害老百姓千千万万。我在荻港曾听人说，荻港初沦陷时，日寇一次就集体枪杀过二百多人，在附近掘一个大坑埋掉。在繁昌维持会时期，曾经强迫抽调壮丁一百多人送往伪满洲国做工，这些人一去之后就没有音信了。荻港如此，其他地区可以想见。 （二）日寇宪兵队 蚌埠、芜湖、安庆、合肥四地，均有日寇宪兵队，各地人数约三四十名，其他各县也有宪兵队，人数不多。每名宪兵均雇有中国败类做特务，老百姓呼为“密探”。每名“密探”又雇有数名助手。这些人都是地方上的流氓、兵痞或者是被逮捕投降的蒋帮特务。得到情报时，就和蒋帮所派的特务互相交换。他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时常逮捕老百姓，在他们住宅内关押，非刑拷打，勒索财物，老百姓一落到他们手内，必然弄得家破人亡。象安庆的潘大咀、萧某，合肥的黄某（律师黄宗宪之弟），最凶悍残暴，老百姓恨之入骨。 日寇宪兵队用刑最为残酷，一般是用冷水灌腹和电刑或放狼狗咬。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和各县城门都由日寇宪兵会同警察设岗检查。他们凌辱殴打中国老百姓，如同奴隶主之对待奴隶一般。就是对我们这些伪政府的官员，亦无例外。一九四二年六月间，我由蚌埠回合肥，乘小轮过田家庵登岸，因为没有向日寇宪兵鞠躬，被他打了一拳。同年十一月间，伪中将参赞武官张亮由撮镇乘车至芜湖，被芜湖日寇宪兵队拘留了一夜。这类事件，不胜枚举。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丧失民族立场的汉奸，在日寇心目中也不是具有人格的人！ （三）日寇特务机关——连络部 蚌埠设有日寇安徽省特务机关，机关长为原田。一九四一年原田调往南京，接替的人为樱庭子郎。一九四二年改组为安徽省连络部，部长仍为樱庭。芜湖、蚌埠设连络支部。各县设连络官。省连络部内约有职员二十人左右，连络支部内有职员八九人，各县仅有连络官一人，翻译一人。特务机关的权力极大，等于省、县政府的太上皇，一切政令和措施都要通过他，任免人员也要获得他的同意。自改为连络部后，权力比较缩小，但高冠吾任免县长，事先仍然要征求樱庭子郎的意见。 综上所述，日寇在中国的军事机构分为三个部分，从它的内部说，军部的权力最大，宪兵队次之，连络部最低。但是军部、宪兵队和连络部之间也有矛盾，经常发生磨擦。伪省、县政府有事只能先通过连络部连络，与日军军部和宪兵队不发生直接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伪政府的地位是多么低下了。 伪军的系统和分布 安徽沦陷地区的伪军，可分为三个系统：第一，所谓“中央军”，就是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正式收编的部队，番号为第一方面军第六师、第七师、独立团，其中第六、第七两师后来缩编为第四师。上项部队，驻在安徽时间比较长。还有财政部税警团和“国府”警卫第二师，在安徽时间比较短。第二，地方军，就是省保安团、县保安队（或自卫团）。第三是未经伪中央收编，仅仅取得日军口头承认的部队。例如皖中清乡司令部，“中央”第一师，皖南独立方面军等等。现分别叙述于后： （一）伪中央军 第一方面军第六师师长沈席儒，师部驻巢县，兵力分布于淮南线南段；第七师师长王占林，师部驻合肥，兵力分布于淮南线北段。 第一方面军第四师，是上述第六、第七两师于一九四三年缩编，加上刘占奎的部队合并组成的，师长王占林，副师长沈席儒，师部驻合肥。第一团团长王绍之，团部驻合肥；第二团团长沈席儒兼，团部驻下塘集；第三团团长刘占奎，团部驻巢县。每团三个营，另外师部有一个特务营。王占林有枪二千多条，沈席儒、刘占奎各有枪一千六百多条，总兵力五千多人，防地为淮南线全线，所有薪饷、服装、配备等均由伪中央发给。 第一方面军独立团，团长刘迈，团部驻安庆，有枪一千五百条左右。编制为三个营，一个特务连。第一营防地在宿松，第二营防地在桐城汤家沟，第三营防地在东流。一九四五年七月，全团移防南京。该团有日寇顾问一人，薪饷、服装、配备等也由伪中央发给。财政部税警团，是一九四四年罗君强充当伪省长时期随带前来的，分驻蚌埠、芜湖两地。一九四五年二月，随罗君强调往上海。 “国府”警卫师第二师，是一九四五年二月林柏生充当伪省长时期随带前来的，师部驻蚌埠。 （二）省保安团 一九四三年，伪省长高冠吾成立省保安处和安徽省保安第一团，团长李某，约有枪三百多条。一九四四年高冠吾调江西，随带这一团人前往。 各县保安大队（或自卫团）：各县保安队（或自卫团）的枪支多寡不等，最多的不超过五百条，最少的也有一百条。所有的保安队（或自卫团）的经费，都是向当地老百姓勒索、摊派的。 （三）日寇认可的部队 甲、皖中清乡司令部。它仅仅是得到驻撮镇的日寇中尉队长认可的一个伪组织。司令吴道南，司令部驻合肥东南临河集。第一师师长刘占奎（这是一个空名义）；第二师师长马伯珊，师部驻撮镇。第二师第一团团长程俊之，团部驻长临河；第二团团长陈玉山，团部驻长乐集。所有的枪支，合并起来，约有五百条左右。他们的经费，主要是依靠烟苗罚金和贩卖烟土来维持的。 乙、伪中央第一师。是经日寇南京特务机关长原田认可的。师长刘占奎，师部驻无为汤家沟，有枪二千八百多条，经费也是向人民勒索摊派的。一九四三年改编为伪第一方面军第四师第三团，部队调巢县。 丙、皖南独立方面军。原来是川军的一个师，一九四四年叛变投敌，经日寇驻安庆的第六旅团长多田认可后改称皖南独立方面军。原来的三个团，改称为三个师，枪支约有五千条左右。总司令张昌德，总司令部驻南陵。第一、第二两师驻防南陵；第三师师长李志千，师部驻繁昌。一九四五年七月间，第一师一部移防贵池。他们的经费，也都是向人民勒索摊派的。 以上这些伪军头子，来路各有不同：王占林是旧军官；沈席儒是赌棍；刘占奎是青帮流氓；刘迈曾在怀宁、桐城一带搞过“游击队”；吴道南是地主；马伯珊原是日本士官生。他们的出身虽不一样，但在卖国投敌、认贼作父和残害人民等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敌伪知大势已去，灭亡在即，谋作垂死的挣扎，各地伪军有一个大规模的移防计划，妄图集中兵力，保卫南京。第一方面军刘迈的独立团调离安庆，前往南京；第四师准备调至皖南；第三集团军吴化文全军亦积极准备由山东调至蚌埠、合肥、安庆一带。不料正在移防间，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敌伪的移防计划遂告破产。附：关于倪道烺 查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后，倪道痕、唐少侯被捕，拘押于蚌埠法院。因倪的余党用大批金钱贿通南京国民政府，密令蚌埠伪市府对倪优待，所以法院特辟一间静室，使他们长期休养，逍遥法外。另外，倪又买通一个扬州裁缝董某拿着保释倪道娘、唐少侯的呈文，到处请人盖章。由于倪是人所共知的大汉奸，伪市长李品和未敢释放。后来借口往上海就医，倪、唐两人从此成了上海寓公。一九五一年春，人民政府把倪、唐二人解回蚌埠，拘押于消防队队部。是年五月一日，倪道娘、唐少侯，连同伪凤阳县长秦松亭、伪蚌埠警备司令沈夕俩、伪商会会长陈希平及其他汉奸三十三人，在蚌埠飞机场被枪决了。
吕蕙生烈士生前在省立芜湖二农（《芜湖文史资料1》第009篇）
作者：许知为 优秀共产党员吕蕙生烈士，安徽省无为县人，早岁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农林专业，学成回国，在教育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三二年前后，执教于省立芜湖第二农校，（简称二农），抗日军兴，担任皖江署主任，领导江北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顽强地打击日寇和伪军。他不畏艰险，经常轻装深入沿江前线，了解敌情，指挥战斗，不幸于西梁山侧为敌顽所乘，壮烈牺性。现在无为县城公园建有吕蕙生烈士墓，千秋功业，为后人所景仰。我曾在二农读书，亲承教诲，泽惠难忘。关于烈士的光荣史迹，各方载述很多，我这里只回忆他在二农讲学的片断往事，以表缅怀崇敬之忧。 知名的学者，尊敬的老师 芜湖二农是省立旧制第二农业专科学校，在三十年代算是芜湖的最高学府，与省立七中（设于赭山上）齐名。二农校长为叶百举博士，（留美），继任的是繁昌唐道海先生（留学日本），教师阵容很强，教学质量很高。庐江张宗良先生、六安胡苏民先生（党员）都先后任该校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师；六安张月潭老师（党员）教化学，庐江张春木老师教数学，安庆马西苓老师（留日）教气象，无为钱耘芜老师（留日）教肥料学等等。吕蕙生老师任农科主任，讲授“农业概论”兼任我所在班级的班主任。一时名师萃集，而吕惠生老师则是其中佼佼的知名的学者。 二农学生大都是穷苦子弟，素以“闹事”闻名，居于芜湖学运的领导地位，被称为“老大哥”，声誉在七中之上。吕蕙生老师来校之前的学年终期，被省教育厅勒令开除的学生达二十多人，说他们是共产党嫌疑分子。“七七”事变后，二农学生参加抗日救亡团体，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确实很多。我那时才十五岁，对党在二农地下活动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可以肯定二农学生中很多人走上革命道路，是和吕蕙生老师以及其他老师们辛勤培育分不开的。 吕蕙生老师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当时，他三十多岁，面貌清癯，风度潇洒，冬天经常穿件黑旧大衣，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不修边幅。有严重胃病，但两眼炯炯有神，慈祥和蔼。他的房间里，课余时间常挤满了学生，笑语声溢于户外，窗外也有学生在倾听。吕老师对学生异常关怀。我是来自农村的穷孩子，因为欠伙食费，学校令我退学，吕老师看我考试成绩总是列在前三名，认为是可以造就的，便自己拿钱给我补交伙食费，还为我争得教育厅发给的“清寒优秀学生奖学金”，其实，受到吕老师解衣推食之助的学生，何只我一人呢？他是我们尊敬的老师！他一颗爱护青年的赤诚之心，激励着我们勤奋学习。 吕老师学识渊博，在教师中负有盛名，擅长书法，近似郑板桥字体，学校撰文题字，大都推吕老师执笔。我切记得：管图书馆的王老师结婚，教师共贺一轴，公推吕老师题词，只见他挽起大衣袖挥毫，以行书字体写了一首诗：“三日下厨房，洗手作羹汤，不识公婆味，先请小姑尝。”他借用唐人王建的诗，略加修改，不但切题，而且通俗易懂，更富有教育意味。当时，吕老师写完、掷笔欢笑的情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以他的文采风流，在全校师生中，享有盛誉，那是理所当然的。 领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二农在那次学期终了开除了二十多名学生以后，白色恐怖笼罩校园，谁也不敢提共产党三个字。这时，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谴责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也在芜湖兴起。七中已组织了宣传小分队，走上街头了，而二农却一片沉寂。因为教务主任金禹侯施加压制，他对全校学生训话，要求学生“读书救国”，埋头不闻天下事。真的沉寂了吗？不，这是山雨欲来的前奏。 一天晚餐时间，同学之间暗传了这样一个消息：“晚自习铃一响，都到大礼堂集合听讲演，饭后不要外出。”同学们沉不住气，彼此私下打听，始知：“北平有人来，正在吕老师房间里。”明白了，这是吕老师的意思，谁也没有外出。上自习的铃声一响，同学们直奔大礼堂，人头挤动，坐无虚席，由学生会主席主持开会。这时，适值倾盆大雨，只见吕老师打把雨伞陪送一位青年登上主席台以后，便悄悄退出。这位青年有点土气，一直讲了两个小时。这是一次慷慨激昂宣传抗日救亡的出色讲演，痛斥了国民党政府丧权失地的不抵抗主义，揭露了日寇侵占我东北领土、残杀我东北同胞的罪行，言辞痛切，激动人心。讲者声泪俱下，听者义愤填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接，声震屋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热烈的场面。讲演完毕，吕老师又出现在主席台后门口，撑伞接送那位青年离去。等到金主任闻讯赶来，看到的只是学生会干事们布置明天出发街头的工作，如编组小分队，布置写标语、画漫画排演话剧、如何查禁日货、以及为东北义勇军募捐等事宜。许多教师也参加紧张的准备工作，金主任满面怒气，却无可奈何。终于，我们走上街头了。 过了几天，以学生为主的芜湖各界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亡万人大会。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开始了，兵分两路，一路以七中队伍为前导，沿着江边街道，通过现在的中山桥渡口，到达河南日本租界领事馆；一路以二农队伍为前导，沿着十里长街，通过现在的弋江桥渡口，到达日本领事馆，依次分别集会示威，递交抗议书。沿途旗旌招展，口号声震天动地，芜湖沸腾起来了。我们年龄小的同学走在二农队伍的后面，金主任压队，吕老师臂缠写有“指挥”二字的袖章，领队前进。当二农队伍走到现在青弋江渡口，先头队伍己过浮桥了，只听金主任气急败坏地来回奔跑说：“前面日本领事馆的兵开枪了，快散开，快回学校！”这时，队伍骚乱起来，我们便稀里糊涂地穿街过巷，零零星星地奔回学校。这时，我们很奇怪，只见金主任的大胖儿子金泽泉同学才从金主任房里出来，原来他被金主任锁在房里，不准他参加游行。天快黑了，后回学校的同学迎面就骂我们“胆小鬼！丢二农的脸！”原来并无日寇开枪情事，日本领事馆铁门紧闭，只有中国军警荷枪警戒，各游行队伍到达后，分别从铁门缝隙投入抗议书，在门前举行声讨集会，焚烧日货，再陆续列队离去，安然无恙。倒是先跑的在人群骚动时，有的被挤倒踩伤了。二农部分同学不明真相中途逃跑的这件事，受到芜湖学联的严厉指责，第二天芜湖报纸也刊载了这个消息，我们感到羞愧。但在校园里却有人散布着流言蜚语，说什么“这是金主任关心小同学安全，怕出事。”“谁是胆小鬼？谁怕出事？只是有钱的人怕出事！他们才是胆小鬼！金主任不是家财万贯吗？”这是事后我们学生在吕老师房间里，见他铁青着脸说这番话的。这是三一年秋季的事。到下学期即三二年三四月间，吕老师悄然离去，说是“因病”外出就医，此后就一直没有再回到二农。 教师的调换来去，本是常事，可是突然离开二农的吕老师却给同学们留下难忘的记忆和无穷的悬念。又风闻他是共产党，是被迫离校的，他撒下救亡图存的爱国火种，在同学们的心灵里燃烧。打听吕老师的行踪，便是众所关切的事。后来才知道他在安庆任省立林场场长，这才使大家内心感到踏实。而想念之情，则无时或已！ 师恩深厚，不尽追思 吕老师离开二农后，我真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这个青少年的心里，却蕴藏着一股不可抑制的要见到吕老师的渴求？在三二年暑假，我终于从老家步行一百二十里，以一天半的时间，跑到安庆，去东门外林场看望吕老师了。今天我饱含着感激和惭愧的泪水，要写下那次难忘的会见情景，补充到他革命一生的历史里，让我们记住吕蕙生老师，他不仅是党的忠诚战士，而且是一位才德兼备、情操高尚的教育家！ 我一到林场，见吕老师果然在担任场长，便感到满足了。他一见到我，十分高兴，立即放下工作，象接待“客人”、“朋友”那样陪着我谈话，他依旧那样慈祥、潇洒，问长问短，还问到我住在哪家客栈。我那时象木头一样，只能问什么，答什么，别的一点也不会说。还是吕老师提问：“你这次老远跑来，我我有事吗？你就直说吧！”我才想起来说：“我只想来看望老师，没有别的事。”他笑着点点头。 告辞时，他说带我参观林场，其实是要把我送出林场大门。他一路上指点我识别林木种类，还饶有情趣地要我走进一亩大的草坪上面一行行矮冬青所栽成的迷人方阵，当我在里面打圈子走不出来时，他便开怀大笑，并启发我应该走哪条道，终于使我走出方阵来了。这是无意的游玩，还是有心的启示呢？可惜我当时不能领会它的意义，也可惜我过早地离开吕老师，想到我后来踏进人生的“方阵”里，陷入迷途而不能自拔，该是多么遗憾！那天傍晚，夏日余威未尽，我正独坐在客栈的房间里，盘算明日一大早赶回家的心事，突然老师推门而入，把手杖倚在床边便坐下了。啊！吕老师步行十多里来看望我了！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老师说些什么我也听不真切。我只迷惘地问：“老师，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因为这是东门城里一家小客栈，住一天只花四十多个铜板，还供两餐饭，地点偏僻很难找。吕老师笑着说：“不是你告诉我的吗？你看，房门边挂着你的名牌哩！”我恍然大悟，他原先问话，就有来看望我的存心。恩情深厚啊！有谁能象吕老师那样待我，把一个穷苦的啥也不懂的学生放在心上呢？教育深刻啊！我只想必须勤奋学习，不能负老师对我的器重！ 真出我意料，吕老师临走时，拿出纸包的一吊钱给我，（一百个铜板，当时通行分两截包在一起）说什么我也不能收，他说：“长者赐，不敢辞，懂吗？”我只得收下了。我随着他走到街口，说：“老师，我什么时候再能见到您？”一语未毕，泪水夺眶而出。他摸摸我的头说：“努力读书，来日方长，见面的机会有的是。”他提着手杖走了，我一直目送他那蓬乱的头发、瘦削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大街人流中。唉！当时我若知道这是我和吕老师的永别，我无论如何也要扯住斜阳，把逝如流水的时间凝固在那里，留住老师的身影！当然这是不能办到的，然而尊敬的吕老师却能把他毕生的汗水、鲜血同他毕生的革命时间凝结起来，塑成高大的烈士形象，矗立在人民的心中。 我真悔恨！一九三三年，也就是我在二农将要毕业的那一学年，新来的训育主任王逊甫、六安人，非常跋扈，同学们告诉我，他是蓝衣社分子，来控制学生的。他竟然以我开学迟到为由，取消了吕老师为我争得的“清寒奖学金”。我凑不齐路费才迟到的呀！许多老师、同学们为我讲情、为我呼吁，都遭到王逊甫的拒绝，他说：“我的威信要紧。”我无钱继续读书，只得怀着满腔悲愤离开二农，我被迫失学了！这对于一个学生，该是多么痛苦和不幸，就是这法西斯分子，断送了我攻研农业学术的前途！也导致我后来走投无路，投笔从戎，报考旧中央军官学校而投入国民党。抗日炮火，驱使我奔走四方，和吕老师隔远了，然而他的音容风采，却时或浮现在我的心中。 抗日胜利后，我回到芜湖工作，才知道吕老师为国捐躯、为党牺牡了，我感到悲痛，我不能再见到吕老师了！我感到愧悔，我竟和尊敬的吕老师背道而行！我必须猛省，对前途有所选择！今天，我能走向光明，安度晚年，还能享有为“四化”稍尽绵薄的幸福，首先应当感激吕老师对我早年的教育和影响，使我弦歌未辍，迷途知返。师恩深厚，不尽追思！ 以上这些看似平凡、实极珍贵的片断往事，己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仍记忆犹新，历历如昨。每当登临纵览江城形胜，社会主义文明鲜花，开遍大江南北，我就不禁想到，这肥沃土壤里，也有吕老师浇注的汗水和鲜血。他也在芜湖农校的校史上写下了光荣的篇章，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吕老师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我还要做他的学生，努力学习，奋勉向前，以补我前此辜负师恩的过失。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芜湖近郊的奇袭（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芜湖文史资料2》第01篇）
作者：粟裕 一、敌情与地形的侦察 官陡门在日军盘踞的战略基点芜湖近郊飞机场附近，是一个极险要的地方，那里恰恰和象棋盘中心卒前边的渡河点一样，棋盘河两边的三根路线，正如官陡门两岸的三条不到一公尺宽的堤埂的通路。这几条公路也都被破坏了，白天架了木板才能通行，并设有三层铁丝网和其它障碍物，铁丝网以内筑有掩蔽的战壕。两岸中间的河，宽约五十公尺，是不能徒涉的。其余的空白地方，全是河网与湖泊。其周围几十里，特别是我们由东向西去进攻的地方，足足要经过一百余里的河网地区。这个地区，河沟纵横交叉，你要向前走几里路，就至少须得过三条或四条河不可，一出门就非坐船不可，水既深而船又小。这百余里的区域中，只有两条路可以直达官陡门，但是还需要渡过好几条深不可涉的河。而青山、黄池敌人的两个据点，正如棋盘上东西两端的两个炮位，我们的队伍去进攻，必须经过这两个据点的中心线进而向西去，它却正在我们五十里左右的侧后方威胁着。这两个据点之间有一条直达的长约四十里的宽大的堤埂，它有充分的可能截断我们唯一的一条归路。而芜宣铁道的据点线，正如棋盘两岸的卒字线，每隔五里即有敌人构筑的据点，并派兵守护着，距铁道最近的只有五里，距飞机场不到五里，距芜湖也未超出敌人的炮兵的射程。河的西岸，街道的南八里（永安桥），北十里（年陡门）的地方，都有数十敌人驻守，可以沿堤埂直趋街道。总之，在半点钟以内，敌人西南北三面，各据点的增援部队，可以完全到齐。飞机的出动更不消两分钟，可以在我们上空低飞袭击。官陡门的两岸街道，不到一百公尺长，是单线的砖瓦房屋，这里总共驻扎了三百余伪军。两岸之间，只有宽约一公尺的危弱的板桥贯通。这可算是天险了，是敌人最安全的地方了。可是一个敌人认为极安全的地方却正是我们出奇制胜的地方。 二、战斗的动员 敌情和地形侦察清楚之后，为了使当地民众从敌人铁蹄下解放出来，为了要震撼敌人的心脏，歼灭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更为了要坚持江南抗战，以配合全国友军争取抗战胜利，作者忝负指挥之责，决心挺袭官陡门之敌，并亲身指挥这一战斗。当一月十号左右的时候，就在参战部队中进行动员，除政治上以敌人残暴、民众所受痛苦、我们坚持江南抗战与配合友军的意义，和敌人的弱点以及我们胜利的把握等条件来鼓起战士的热情外，并从军事上加紧进行了几天夜间战斗动作、白刃战、河川战和街市战的演练。指战员的情绪异常热烈，都在互相猜问着：“究竟打什么地方啊？”“打的是哪个哩？”“他妈的，我们只怕他预先逃走了，那〔倒〕可惜……”战士们都自动的每天把枪擦拭七八次，机关枪班的同志更努力，差不多时刻都在准备着，不是学瞄准就是学装退子弹，枪筒擦得滑溜溜的，还嫌油太少了，把零用钱省几角去买两瓶生发油带着，免得机关枪卡壳。滑稽的副班长说：“敌人排好队，只等我们的机关枪去点名，应点答应得好的，每人赏他几颗花生米……”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磨拳擦掌地扳了空枪，来止住笑痛了的肚皮的震动。十八号的早晨，还未天亮，大家闹着起床，伙夫同志也先起身，煮好了早饭，吃得饱饱的，准备向目的地进发。有些同志为了轻快，情愿挨几天几晚的冻，将笨重的军毯也留寄下来。集合号还未吹完，队伍老早就站好了等待着指挥者来训话。当我走近队伍的时候，大家向我行着喜悦的注目礼。虽然北风那样狂暴的从湖边袭来，但大家为了要听讲话，暖耳的帽边都不愿意放下来，一队队的在霜盖住的草上站着。当我开头喊一声“同志们”的时候，他们一齐立正，唰的一声，将那盖住枯草的霜雪划破了，叫他们稍息之后，仍然唰的一声，好象在沙坪里动作似的。为保守秘密，我只简单地作了些鼓动，当时战士们都非常兴奋，只见如烟雾般的热气从每个人的嘴唇边滚出来。因时间关系我匆匆地结束训话，显见得这些话还不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 前进号响了，队伍出发北进，虽然下着毛毛雨，但谁也不愿意撑伞。从银色的地毯上，踏印了一条斑烂〔斓〕蜿蜒的路痕，谈笑声与脚步声杂错的交响着。前面的跌倒了，后面的不停一步，喊出了“仰射预备放”的口令。后面的跌倒了，前面喊“再来一个”。路途虽然泞滑难走，可是大家并不觉得吃力，五十里路只有一次小休息就走到了，眉毛上都点上水银般的水珠。当天下午住宿下来，除少数工作人员外，大家都没有外出，继续擦枪，洗脚，开行军检讨会。第二天上午，为着保守秘密，在原地停候了大半天，到了预定的时间，偷偷地上了船。突然转向西开渡到××湖的西湖。那时已经午后九时了。翻过了堤埂，改乘预备好了的装肥料的几只船，继续由内河西进，午后十二时以后才到达了预定的×××隐蔽集结，距攻击目的地还有七十余里。那里消息可以完全封锁，但是再上前去，封锁者不甚严密了，必须以一夜间赶到才行。 二十号天刚亮，大家就起了床。他们又在擦枪装排子弹夹，整理草鞋带子包袱以及所有东西。八时以后，各单位召开军人大会，除作政治鼓动外，并宣布战场纪律及注意事项，同时班与班、连与连之间，订了缴枪捉俘虏的竞赛条约。战士们都争先恐后地充分发表意见，经过两点钟还有些意见没有说完。可是伙夫同志送中饭来了，于是由指导员做了结论，完满结束了会议。 午饭以后虽然值班员逼迫大家要睡好觉，但他们只是把被毡蒙着全身，头脑里想着即将到来的战斗，谁也不能放心地睡，只希望着快点天黑。午后一时，除值星排长外，排以上的干部到首长处开会，说明了应攻击的地点和消灭那一个敌人，具体地分配了各连的任务和动作的次序及应注意的事项。干部们都异常注意听，特别是范连辉同志带领的分队，他们的任务是由河的西街打到河的东街，必须以迅速的动作抢夺沟通两岸的小板桥，这是很关键的行动，因此，会上严格宣布：如果范连辉的分队没有夺得桥，就是河西街有很多的枪，也应该让别连去缴，否则即或你缴到很多枪，也还要受处分的。最后鼓励大家要在二十分钟内完全解决战斗，并迅速集结准备撤退。随后分发了地图、命令、联络记号和许多战时口号标语等，即行散会。 吃过了晚饭，集合全体队伍时避开了老百姓。当我向全体指战员讲解作战任务的时候，他们情绪的热烈较十八号早晨开始出发时有过之无不及，当宣布了要攻击的地点和敌人的时候，大家把鼻头都胀大了，表示一种特别的愤怒，同时又带来喜悦的骄傲。话讲完了，掌声响了一阵，连排长在忙于分配夜战用的干电池和准备渡河的绳索标记等，战士们有些人在擦枪，有些人在捆草鞋，还有些人在准备手榴弹，闲谈混杂在笑声中，可以听出有人在说：“打伪军好象打豆腐一样，喝米汤一样，最怕他预先逃走了……”。在大家正谈得起劲的时候，一声哨音打断了大家的话头，值星员问：“准备好了吗？”大家齐声答应：“好了！”于是部队按次序出发。 三、战斗！冲锋！ 一切准备好了，时候已是二十日午后五时，部队按着既定次序出发，当地的人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村边群集着目送我们，直到队伍走完了，走远了，看不清楚了，才回转屋里去。天还没有黑，部队中有些人边谈边走，天色慢慢黑了下来，从队伍里向前面望去，开始还可以看到全队，不久就只能看到一大串黑影，最后只看到自己前面的一个人了。于是谈话也就寂静下来，除了听到唰唰的脚步声和间或的远处犬吠声外，什么都听不到。天上没有星光，可是仍然走得很迅速，到八时半光景，部队已走了三十里左右的路程，正到青山通黄池大道中的×××。在前卫达到该地以前，就先派人去封锁了通敌方的大道，大约停了十五分钟，后卫的×××队停留下来，分配兵力，逼近南北敌人两据点，以掩护我军归路的安全，其余的部队仍然照以前的次序向目的地搜索前进。晚上十点钟到了××，在此必须渡河，可是河的东岸没有一只船，西岸看不清楚，派人到处摸索，从水塘边抬了一只仅可装三个人的小船，划水的工具也没有，因为河对岸常有敌人的坐探，不好喊老百姓的门。怎么办呢？会游水的同志偷偷的找来了一只装了东西还可装十人左右的木船，船上只有一个老板，这样计算起来，两只船要渡完整个部队，需要四小时，但此去目的地还有三十余里，而且还要过渡，假如天亮了便不好攻击，于是先把河西岸的去路加强了警戒与封锁，又在部队中喊出那批预先选好的水手来，加快渡河的速度，小船则用绳索连起来，两岸派人拖，上下船舱也派了人招呼，免得滑倒耽延时间。这样努力的结果，只两小时半以内，队伍统统渡过了河。 人数到齐了，急速离开河岸向西赶路，速度异常快，比平常差不多要加速了三分之一，这时已是二十一日的早晨两点钟了，还有十七八里倒不算什么，可是还要过一条渡河，又不知渡船是否被敌人封锁了，如果渡不了河，则须再多绕十里路，并且须从靠近敌人据点（××桥）两三里路的地方通过，假如被其发觉，用电话通告了各处，那就不好办了。决心要快，还是绕十里路好，××桥发觉也不要紧，走快点冲猛些就是了。于是开始快步，断断续续地跑步，只听得紧促的呼吸与跑步声互相配合着，心里禁不住想着“地球转慢一点吧，不要过早天亮才好。”足足跑了二十里、地上虽是铺满了严寒的霜雪，天又刮着寒风，可是大家却跑出一身汗来，到××桥附近用静慢的步伐安全的偷过，才觉得汗湿的衣服冰人。这样又费了半小时，才避免了敌人的发觉，折向正北急进，约四时光景，赶到了××桥，距目的地三里了，这时才放下心来。 稍停了一会，我率主力过桥，沿西岸北进，绕向西方，向芜湖方向的道路打过去。×部之一部则沿东岸北进，但须待西岸先开始攻击，不能使敌发觉过早。最肃静的前进，主力只距离敌人一里了，沿堤埂的倾斜面前进，“只半里了”。大家蹲下来。突击队的干部带了几个尖兵摸上去侦察，看清楚了两个哨兵，穿了大衣，戴了风帽，三层铁丝网不高，从这边摸过去，鬼子看不清楚，好打！好打！…… 突击队进行着最后的侦察，大家都肃静地伏着向前爬进；二梯队是慢慢的跟进，接近到铁丝网近边的时候，距敌人不到三十公尺，正想拉开障碍时，警钟响了，对方恶狠狠地问“哪个？”接着就象爆竹店里失火一样，手机枪、花机关、轻机关、驳壳枪同时的连发，听不出每一响声的段落来，只有那猛烈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才能清晰地分出个数来，枪口和手榴弹爆炸的火花照耀得通亮，冲锋号吹得使人更加有劲，东岸的机关枪也响了，这样不到一分钟就冲破了铁丝网，敌人两个哨兵被打成了肉泥躺在地上。哨兵后面约十公尺的掩蔽部里的一排人，动作快的钻了出来，一到外面就跌倒了，有的一半在洞里，一半在洞外，刚刚塞住了洞门。动作慢的，就永远躺在掩蔽部里，不肯出来。掩蔽部里和街口边的敌人还未解决完毕，街上已丢了不少的枪。第二梯队枪都不要，勇猛的冲进街中，转向河边，顺利的夺到木桥，接着冲过河东，就到了伪军司令部的门口，又是爆竹店失火一样的一阵密集枪声，冲进了司令部，河东岸北进的×连也冲破了铁丝网，夹击着敌人的侧背，东边街口又是爆竹店失火一样响了一阵，以后就渐渐稀疏下来。 四、战后的凯旋 从开始攻击到解决战斗，大约经过八分钟光景，连清扫战场总共只耗去了二十分钟，东边已经大亮，街上只见到两种极端异样的情景，一种是横七竖八的敌尸和血肉模糊的敌人伤兵在呻吟着，满街杂乱地堆着军用品及用具，另一种情形，老百姓领着胜利的我军官兵，肃清残敌，并送茶烧水，忙个不了。东边牵一串，西边押一群的俘虏，在南边的街口的坪里集合清查人数。击毙和击伤的，在地洞里和地洞外，在街上到处都有。也有跳下水去的，那就无法统计了，单是活捉的就有五十七名，因为天还未亮，看不清楚，逃散了一部。缴步枪六七十支，短枪十多支，机关枪四挺，其余手榴弹、子弹、军用品，更不计其数。×连坐了飞机，缴获最多。我们河西的攻击部队全无伤亡，只河东×部伤卫生员、司号员各一名。消耗弹药，总不会亏本。队伍除警戒之外，其余都按指定地点集合着。大家经过一晚的疲劳，脸色虽略现苍白，但是精神仍然很充沛，情绪更加高涨，愉快压倒了疲劳，肚里虽早就饿空了，可是那时也忘了，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谈着：“这个伪军真是豆腐做的”，“不叫伪军，叫豆腐军”，“可惜了，那个狗司令，在芜湖没有回来”，“铁丝网简直象蜘蛛网”，“哼，这样好的地形，四面都是水，只要有子弹，我们包守一个月。” “站队，站队！准备走了！”值班员喊起来，停止了大家的闲谈。“按规定的次序向×××东返，大家距离远一些，注意防空”，队伍走动快完了，“收哨，把讯号烧起来！”这又是值班员的号令。“噫，芜湖方面的哨枪响了，大概是敌人的援兵吧？”士兵在发问着。“不要紧！他妈的，这样的地形，请他来吃子弹”，值班员这样回答，随后警戒都跟上了，“嘀嘀嘀嘀，哒哒哒哒，哒嘀，哒嘀……”司号员发出号令。干部们督促着战士们快点隐蔽，不一会，大家都分散隐蔽了，敌机嗡嗡嗡嗡地低空侦察，一圈二圈三圈，看不到我们一点的形迹，无精打采地飞走了。“距官陡门五里了，后卫加强警戒，各部隐蔽休息吃饭”，值班员传出指挥者的号令，约莫一小时，大家都吃得饱饱的，继续东返，行军队伍加长了很多：一方面是添了俘虏与挑夫，另一方面是为了防空，再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些疲劳。可是沿途群众，欢天喜地地跳起来送茶水，追着看俘虏，减少了大家的疲劳。十点钟左右，到了××渡河，比昨晚快多了，一边渡，一边走，上下船舱也不拥挤。午后二时，回到邻近黄池、青山的×××，街上的人民，异常兴奋，放鞭炮欢迎，同时也是庆祝胜利，并送来了一担担的稀粥，奇袭官陡门的战斗任务就这样胜利完成了！ （原载《新华日报》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
摧毁高岗埠敌据点，开辟麻浦区新政权（《芜湖文史资料2》第05篇）
作者：江化新 一九四四年底，抗日战争开始转入反攻阶段。中共南、繁、芜县委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适时地向东南进发，开辟新的根据地、建立新的政权。县委决定，由繁昌保大区委领导芜湖麻浦圩新区的开辟和建政工作。而芜湖县境的高岗埠，地处南（陵）芜（湖）边区，是保大圩通往麻浦圩的必经之地。在那里敌人构筑了坚固的弱堡和工事，有伪芜湖保安队第五中队和部分日军驻守，是敌伪军的一个强固据点。为了摧毁这个敌伪据点，我南繁芜总队新属繁昌大队二连在保大区警卫连的紧密配合下，向高岗埠敌伪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经过激烈战斗，歼灭了日伪军四十余人，少数日伪军狼狈逃走，拆除了敌人碉堡，烧毁了敌伪营房，从而清除了我军进入南、芜边区的拦路虎，开辟了从保大区到达麻浦圩的通道。 麻浦圩地处芜湖近郊，是芜湖的南大门。北临长江，日伪军在沿江设防，据点林立，周围有芜湖南关、厢子拐、澛港、麻浦桥、石确、竹丝港、白马山、卡子口等敌伪据点。在澛港镇与石硊镇之间有一条漳河为天然屏障。那里有近十万亩的农田，土地肥沃，河渠纵横，是个鱼米之乡。可是芜湖自伪军和其特务机关“十一”号、顽军便衣队以及土匪武装等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横行霸道，敲诈勒索，抢劫掳掠，危害人民，破坏抗战事业，干尽了坏事。 我军打开高岗埠的敌据点，进入麻浦区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民主政权。当时南（陵）繁（昌）芜（湖）县委决定，麻浦圩政权的开辟工作，由保大区委负责。当时保大区委书记丁仁一同志（对外称教导员，现中共宣城地委付书记）随派江化新、谷应、张忠、陈耀庭等同志深入麻浦区开辟新政权工作。 丁教导员亲率赵子兴、江化新等首先在高岗埠附近花猫墩，举行建政会议，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共产党、国民党、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邀请当地士绅、进步人士、乡、保长参加会议；阐明我党我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方针政策，动员各方人士积极拥护和参加抗日，早日赶走日本强盗。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麻浦区先后建立五个乡政权。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干部不足，暂时没有建立区政府。全区一切工作由保大区委丁仁一同志领导。区长赵子兴兼区队长，负责边区武装斗争工作，付区长许肇（又名许朗轩）以及江化新同志调麻浦区专负五个乡的行政工作。乡长是区委任命的。陈耀庭任永益乡乡长（石硊乡），张忠任八垾乡乡长（麻浦乡），刘文仁为行政办事员。陶定柏任丹阳乡乡长（当地绅士），恽天锡为付乡长，恽天财为凤林乡乡长（进步青年），恽筱斋为办事员（当地进步人士）。有一个税务所，所长为谷飞同志，付所长为杨本才（后叛变）。税务员有黄世山、高开发、管必雨、杨飞。高恒友、丁发仁等同志。税收组长先由杨飞，后由黄世山担任。还有一个警卫队，队长王××，付队长姜宏发。警卫队有二三十人，仅有几支破枪和一些大刀、子弹等。赵子兴带一个手枪班在麻浦区进行敌后活动。乡下面设保，保政权均是两面政权，保长实际上大部分是我们民主政府的保长，为抗日办事情。我们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当时的保长在为我军送情报、筹办军粮、组织递步哨和担架运输、支援前方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连伪乡长吴祥仁、苑德辉也曾亲自为我军送情报，积极为我军筹办军粮。在麻浦圩的苏村、花猫墩有党的地下组织，古渐平同志在卫家山以教书行医为掩护做党的工作。陶大知、滕良福、谷应、秦少源、吴斌等党员同志都忘我地工作。由于大家的努力，我们开辟新区的建政工作进展较快较好。 武装斗争是我们对敌斗争的主要方式，也是革命赖以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天的夜晚，南芜大队夜袭港镇、河南伪军鲍国栋部队，我军缴获长短枪枝数十枝。当时，鬼子在河北碉堡里，拼命打枪声援，但不敢出动。同年六月一天的傍晚、我繁昌大队在麻浦圩上杨村宿营，一队鬼子兵和保安队一百余人从澛港出发，经麻浦桥，沿大路向火龙岗方向进发，上杨村前面有一小山，地形对我军极为有利，哨兵发现敌人迅速报告，连长作了紧张战斗布署，命令部队抢占前村小山，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接近有效射程时，连长下令：“打”！两挺机枪和步抢一齐开火，敌人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大部日伪军拚命逃跑，这场战斗仅二十分钟就结束了。我军向繁昌县保大圩方向转移。不久，日伪军又采用打进来，派出去的手法，向我麻浦圩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十一”号特务×××伪装衣民打入我警卫队当兵。一九四年八月，八垾乡政府办事员刘文仁同志在西郭村被特务捕去（其中一名隐藏在我警卫队当兵），捆绑后向芜湖方向押送，三人行至林屋基附近，特务从刘的背后打了一枪，子弹从他的胸口飞出，刘便倒在血泊里，特务认为他已死，便向特务机关报功领赏，刘在呻吟中缓慢地来到村庄，群众把他送到乡政府，我即派伍维圣护送刘到南芜后方医院，后方医院已北撤，刘在一群众家养伤（刘现是皖南医学院附院离休于部）。 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的革命斗争才有胜利的保障。我们每到一村一地，便以保家卫国、安居乐业的道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处处事事关心和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一九四五年四月，我和赵子兴手枪班十余位同志，活动到八垾乡西郭村，一天澛港镇一商人鲍维寿，身带几千元汪伪储备票，和几只金戒指行走在麻浦圩内一条通往潘屋基的大路上，被四名土匪抢劫一空，鲍来向我新四军报告，我和赵子兴研究之后，分两路向这条大道搜索前进，我部队两路合围，当场打伤土匪一名，活捉三名，将他们抢劫的钱财，当场如数还给鲍维寿本人。鲍回澛港后，积极宣传我新四军优良传统。四名土匪经教育当场释放。释放后，走得很远，仍不忘我新四军的不杀之恩。 同年七月，又一牛贩子×××来报称：他卖牛的钱和白细布，全被土匪抢走，赵子兴手枪班和警卫队姜宏发等同志协同作战，向高屋基、芦花塘方向合围，将土匪高继安、郭平友当场捉住，严厉审讯，转解保大区政府处理。我们还利用在麻浦圩建立的政权，做好军粮预征预购工作。皖南新四军发展较快，军粮不足，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胡志家和上杨村，连续召开两次区政会议，布置公粮预征预购工作，到会的进步人士、乡、保长五、六十人一致表示，支援新四军抗战，坚决完成公粮预征预购任务。同年六月，又在楼地召开全区进步绅士会议，张忠乡长将澛港镇上绅士和穿大褂子先生们，都动员来参加会议，与会者共有一百多人，这次会议丁仁一同志因事未到会，由我代理向大家讲话。我以国内外形势为主题：从苏联红军包围希特勒老巢柏林，讲到国内抗日战场的大好形势，共讲了两个小时，使到会人员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较大，推动了军粮预征预购工作。 一九四五年五月，部队急需军粮，群众在春荒季节，集粮有实际困难，各界人士和乡保长均较着急，据反映，芜湖南关口恽家砻坊大地主恽××，尚存有大量稻谷，我即派警卫队送信给地主恽××，要他支援抗日，暂借一部份军粮，秋后由佃户按数补赏，而恽××三次接信不理，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我和警卫队深入敌占区南关口，将他逮住，解回根据地，警告他：若违犯抗日救国政策就要枪毙，恽××赫得磕头求饶，答应三天内，送军粮到高岗埠。经佃户担保释放后，果真第三天连续送军粮七、八船到高岗埠（数字记不清了），秋收后，由佃户全数补赏。此后，麻浦圩内佃户交不出军粮，即向地主预购，秋后将公粮抵租谷。 财经税收是开辟、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需要。在和敌伪顽斗争的复杂情况下，税收人员的任务十分艰苦，为了完成税收任务，税收人员往往要到边区、敌占区搞税收工作。麻浦圩的卡子口是敌前哨所，是泾（县）南（陵）繁（昌）等县货物集散之地，税收金额极大，每天可收入法币、伪钞数千元，因而引起敌伪的争夺。 一九四五年七月，张昌德一四四师伪军，侵犯卡子口税务所，税收员管必雨同志，与一伪军抢夺手枪，后面紧跟两伪兵，追赶上来，“啪啪！”两枪，徒手的小管同志英勇牺性。第二天我和谷应乡长率警卫队二十多位同志，去外赵村，为管必雨同志安葬，这时伪军一个中队又来侵袭，我指挥警卫队上山，抢占有利地形，而我和谷应同志被抓住，我和他手里都拿着伪钞票，沿途应付，伪称是商人，找新四军完税的，伪兵信以为真，抓了一把钞票就跑，我们安全地回到根据地。第三天我们还是将小管同志安葬在外赵村的山岗上。 同年八月，付所长杨本才和税收员×××，挑两麻袋伪法币税金，向保大圩税务分局解款，途经白马山脚下的山西湖村，被人劫持捉去，我们当即派警卫队四处侦查追歼，终无行踪。皖南大军北撤后，才得知杨本才受敌伪人员的勾引，加入匪群而被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向中国投降，麻浦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一片欢腾。紧接着是接收伪据点和协同武装部队攻打据点，组织民众，支援前线。澛港、石硊、卡子口日伪军，一夜间，全部撤离到芜湖市区，集中待命。保大区委命我立即赶赴上述据点，接收伪政权。当时将澛港划归八垾乡，石确镇划归永益乡，卡子口、白马山划归新岫乡管辖。我在石硊、澛港两镇召开了进步人士和乡、保长会议，整顿秩序，安定民心。为堵击和切断日军逃跑退却的路线，南繁芜总队部命令赵子兴手枪班、区警卫队姜宏发等三十余人烧毁了澛港竹木浮桥。 同年九月二十三日，日军拒绝向我新四军缴械投降，我皖江七师命令皖南支队临江团、繁昌大队、南芜大队及和含支队等武装部队，从四面八方包围芜湖日伪军。我军兵临城下，围攻日伪军三天两夜，保大区委指示麻浦区全力以赴，组织担架运输、集中粮草，做好后勤工作，我奉命在潘屋基高墩上的一家大瓦房，设立指挥部，门外张贴“新四军后勤指挥部”七个大字。村村户户的基本群众都被动员起来，组织数十副担架，筹集大量军需粮草，支援前线。并派伍维圣、姜宏发、黄世山等同志率领警卫队去前方，为部队做向导侦察工作，我和张忠同志在潘屋基指挥部，保持与部队联络，保证后勤供给。 九月二十三日，新四军围攻芜湖城，打了一下午，日军负隅顽抗，被打死、打伤二三十个。南街战斗正打得紧张激烈时，我部队火力暴露目标，日军发射两枚掷弹筒炮弹，落在我部队里，这两枚罪恶的炮弹，使我军牺牲八位同志。是夜，打芜湖的部队，接到命令准备北上，一夜之间全部撤离转移。当时在麻浦圩卡子口街上几间草屋里的新四军皖南支队临江团牺性的八位烈士，其中有临江团作战参谋刘毅（贵州人、红军干部），周自发（南芜大队班长），其余的同志姓名已忘记了。他们的遗体由担架队运到卡子口，团政委刘国兴，团长钟国琴，把善后工作交给我，我即率领乡长谷应、张忠，税务所长谷飞及伍维圣、佘德云、胡传存等同志，买来八口寿材，由大茅村、卡子口基本群众协助，将八位同志的遗体，安葬在卡子口对面山坡上。 同年八月，南芜工委派李曙东同志前来接任澛港区区长。九月底，皖南党、政、军奉命胜利北撤，麻浦区人员和武装也随着撤离。李曙东同志是皖南事变突围的老战士，自四五年皖南大军北撤后，一别四十余年，不知其下落，我们十分怀念这位老战士。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日
日伪统治下的芜湖（《芜湖文史资料2》第018篇）
作者：胡绍儒 八年抗战中，芜湖是沦陷区，人民群众灾难深重。沦陷前夕，日机三次肆虐。沦陷后，日军的暴行、伪政权的暴政、日伪特务的滋扰，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我军对日伪进行的陆空袭击，也从未停止过。爰就见闻所及，作如下叙述。 一、沦陷前夕，日机三次轰炸 第一次轰炸飞机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于八月十三日在上海大举登陆。日本空军每天派出多架次飞机到华东、华北一带进行轰炸。国民党报纸刊出“郑州十万户尽成焦土”一类的震惊人心的消息，而江城芜湖每次拉过空袭警报以后却不见敌机的影子。人们因而妄传因为芜湖有个“黄鳝精”，口内吐出沫雾，遮住了敌机飞行员的眼睛，不敢轰炸芜湖，所以能幸免于难。 正当神话传说越来越离奇的时候，十月中旬的一天（农历九月十七）中午，紧急警报拉过以后，忽然听到敌机声，笔者那时正在村上一所私塾里读书，赶忙跑到室外，只见七架敌机正从四合山方向南飞，我们知道不好，都捏着汗屏息注视着。七架敌机飞临齐落山上空，突然掉头向东俯冲，“㘗—㘗—”的刺耳声，撕人心肺。接着就是“砰、砰、砰”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在我村子东面的飞机场上，浓烟冲起，遮黑了半边天，敌机呼啸着扬长而去了，我们即跑到机场边去看，烟火还在迷漫，国民党空军四架飞机被炸毁，残骸躺在那儿。一座中弹起火的仓库还在燃烧。睹此惨状，人们不禁要问：四架飞机即使不能战胜七架敌机，为何要停在机场上让敌机炸毁呢？后来才了解到，当中中午，这四架飞机的飞行员都在市内大华饭店喝酒，拉空袭警报了，他们满不在乎，等到紧急警报响彻天空后才驱车回飞机场，可是当车到五里汀桥时，机场上已经响起了敌机投弹的爆炸声。 第二次轰炸怡和轮。上海抗战中，国军英勇地抗击装备精良的日军近三个月，才全线撤退。上海、苏州、无锡一带难民成批向后方逃亡。当时主要的运载工具是长江里十多艘大轮。十一月下旬（农历十月底，确切日期记不清了），英商怡和轮悬挂着英国“米”字旗，载有一千多名难民，前往武汉。当驶近芜湖码头时，四架敌机跟踪而至，不顾国际公法，对英国商船投下好几枚炸弹，怡和轮中弹起火。站在船舷上的难民纷纷跳下长江企图逃命，可是敌机在上空盘旋扫射，跳下江的人不是中弹身亡，就是溺死在大江里。蹲在船仓里的多数难民，不是被炸死、击毙，就是被震死、闷死。这次事件，伤亡惨重，单是弋矶山医院收容的重伤者就有一百多。据当时目睹者说，客轮上一千多人，幸存无几。这些难民原以为乘英国轮船可以保险，结果却遭了大难。 当时人们对这次敌机轰炸传说纷纭：有人说是日机误以为这艘英国客轮是国军伪装的运兵船；有人说是日军得到情报，船上有国民政府要人去武汉，故尔特派飞机跟踪轰炸。 第三次连续轰炸市区。当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之时，日军又从浙江杭州湾登陆，一路西进，先取芜湖，切断国军退路，与京沪线正面日军相配合，包围了南京。占领芜湖之前，从十二月五日（农历十一月初）开始，日机连续三天轰炸市区，六架日机分成两队进行轮番轰炸。这次的敌机与上两次不同，是一种新型号的飞机，投弹时不用俯冲，能在飞行中投弹，命中率比较高。可这时的芜湖已是空城，不仅没有一个机关和正规的国军士兵，就连工商业者和城市居民也大都逃光了。有的人家仅有少数雇工和老弱者看家。日机在长街、二街、车站、码头等处投下许多炸弹，炸毁许多房屋，炸死炸伤者难以计算。 二、侵华日军在芜湖的暴行 日机连续三天轰炸芜湖城市以后，十二月九日（农历十一月初七），日军侦察部队已进抵北乡官陡门一带，并将玩鞭乡（今官陡乡）乡公所（那时叫联保办公处）的人员全都绑起来，用刺刀刺死。十日（农历十一月初八），大队日军沿着芜屯路打着“膏药旗”象黄狼一样狂嗥而至。由于国民党军队于十二月六日（农历十一月初四），同时炸毁了海南渡铁桥、陶辛圩杨家渡铁桥、小河口铁桥和竹丝港铁桥，全线撤退，日军没有遇到抵抗，便进占了芜湖城。接着，日军向南郊推进，退守在白马山一带的川军刘湘部某师英勇抗击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战后该师部队向繁昌三山和南陵奎湖撤退。日军在进军途中，沿途烧，杀、淫、掳，无所不用其极。烧，在十日、十一日夜晚，芜屯路、京芜路（今宁芜路）沿线火光冲天，惊心动魄，烧毁大片大片民房。随后日军四出搜寻食物和“花娘娘”，稍不遂意便点火烧房，北乡姚左村、陶阳铺、土桥等村（今市郊西江乡十里行政村一带）民房化成灰烬。南乡陶辛圩钱屋基、杨屋基、缪家庄等村（今芜湖县陶辛乡）民房被烧殆尽。杀，沿途杀人盈野，苏浙一带逃来的难民群，大都遭到集体屠杀。十里牌（今市郊十里村）一户人家屋内有二十多具尸体倒在血泊中。杀人的手段：近距离用战刀劈刺，远距离用步枪射击，集体屠杀用机枪扫射。国民党地方武装芜湖保卫队军官曹邦连（住今四山乡永含村兴隆街），在小赭山北面公路上被日军俘虏，日骑兵把曹倒拴在马腿上，打马狂奔，至当涂大桥（今市郊大桥乡），被拖得皮肉无存，只剩几根骨头，惨不忍睹。芜湖陷落以后，驻地日军还经常下乡，进行奸淫掳掠，被刀砍枪杀的群众为数很多。陶辛圩承七房村农民夏××被日军嗾使军用狼犬咬得死去活来，至今脸上疤痕斑斑。淫，日军见到妇女就强奸、轮奸，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下至十一、二岁的小姑娘，一照面无一幸免，有的惨遭杀害，弃尸于途。掳，日军驻地附近农民家里的猪、牛、鸡、鹅、鸭等畜禽均被掳掠一空。隆冬季节还掳掠农民家里的被褥和衣物，单是北乡陈村桥、大胡村（今西江乡）就被掳去棉被一百多条。 日军进占芜湖的先头部队是××师团的牛岛部队，师团长××中将为了炫耀他的“战功”，特地在赭山南坡上（中山堂上面）树立一块大石碑，佛文曰：“武运长久”。还写了杀气腾腾的诗篇：“以剑击石石头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十方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还刊载在当时的报纸上，正好作了侵华日军暴行的自供状。 日军长驻芜湖的兵力只有一个联队，联队长高品大佐和仓桥大佐先后担任芜湖警备司令部司令官（司令部设赭山，占用芜湖中学校舍）。铁道警备队兵力是一个连队，连队长平山中尉（队部设狮子山，占用广益中学校舍）。宪兵一个中队，队部设环城西路今镜湖区政府所在地。还有一个本庄中佐任芜湖特务机关（又叫特务班）长，率领几个士官驻伪县政府内，是伪县政府的太上皇。上述日军机关都雇有会说日本话的中国人当翻译，搜罗一些败类送到日本军部特高科施以特务训练，派充密探。他们刺探我方军情，杀害革命志士和善良人民，罪恶累累，血手淋淋。我方地下工作人员倪键（无为倪家坝人）、石××（江苏人）就是被敌特江、夏逮捕以后送到赭山警备司令部杀害的。日军机关还筑有钢筋混凝土囚房，囚禁我游击队战士、地下工作人员和无辜人民。他们多遭酷刑或杀害。敌人的酷刑有：踩杠子、坐老虎凳、竹签刺手指、火烧鼻子、跪烙铁、灌石灰水和辣椒水等等。大、小赭山之间原有一块空旷的墓地，是日军的刑场，附近居民夜深人静之时往往听到被害者撕肝裂胆的惨叫声。行刑的手段有：战刀砍头，枪刺前胸，机枪扫射和活埋等等。 日军大部队驻赭山、狮子山和飞机场，铁路沿线芜湖至宣城间的火龙岗、竹丝港、杨家渡、缪家庄、小河口、湾沚以及内河珩琅山等地，均设有警备队。芜湖至当涂的王家祠、东杨村等地，也设有警备队。在城郊通往四乡的要道口，挖了很深的壕沟，围以铁丝栅栏，名日“封锁线”，由日军站岗把守（后由伪军警把守）。农民进出要胸挂“良民证”（后改“县民证”），见日军哨兵要口称“太君”，并行鞠躬礼，稍有疏忽，便遭毒打，有人竟至丧命或致残。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屠杀抗日国民党被俘官兵。史实经过是这样的：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对外割地赔款，开辟商埠。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的规定，日本商人在芜湖市弋矶山北面小港口，开辟一个三菱公司铁矿石堆放场，作为他们把从汉冶萍掠夺来的铁矿石转运到日本的中转站。装运矿石的大轮卸货、上货的苦力，都是附近农村穷苦的农民。日本资本家只顾赚钱，不管农民死活，船桥高达十多米，没有安全设备，不少男女农民为了一天能挣几个铜子，往往摔下船桥，跌死或致残，既无医药费，更无抚恤金。 抗日战争时期，大片国土沦陷。日本人掠夺的矿石更多，大轮来往更频繁，他们连廉价的农民劳力也不雇了。从三九年开始，日军把从前线俘虏来的国军官兵一千余人，关在三菱公司临时建立的集中营里，强迫他们每天挑矿石上船或下船。这批官兵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天从事十二个小时以上重体力劳动，动辄遭到日本人的鞭打。不堪忍受的摧残和折磨，迫使官兵们起来斗争。一九四一年春，春寒料峭。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被囚官兵，举行暴动，抢夺日军警卫的枪枝，冲破铁丝网，越营逃跑。可是这儿是敌人控制得最严密的地区，大批日军赶来，尾追越营官兵，用机枪扫射。官兵们由于路途不熟，难以摆脱日军的火力追击，当场被打死的有好几十人。被日军抓回去的二十多名官兵，竟被拉至江边，惨遭集体屠杀。因日军黑夜不敢深入农村，故而有部分官兵逃出虎口。可是由于天气寒冷，官兵们饥疲交迫，从脱甲山至齐落山，冻僵、冻死在山路边、菜田里的官兵达二、三十人之多。第二天早上附近农民发现许多穿着灰军服的尸体，只得怀着沉痛的心情，把尸体抬到齐落山，挖了好几个坑集体掩埋了。有一位姓叶的连长率领了三四十人侥幸逃到大胡村胡氏宗祠，祠内好心人为官兵生火，把他们的衣服烤干后，由农民胡培明带路，领着他们赶在天亮以前绕过飞机场送往年家陡门方向去了。侥幸逃出虎口的官兵人数不明，他们能否回到部队还很难说。六九年，西江乡开始办砖瓦厂。在齐落山扒土时，发现几个土坑内有几付骷髅，没有棺木，知情的农民干部胡起贵惨然地说：“这些都是当年被日军残杀的中国兵呀！” 三、伪政权对人民群众的压迫与剥削 日军占领芜湖后，任凤昌（解放后被镇压）即组织伪“芜湖县维持会”并担任会长，由于任风昌系卖狗皮膏药的，在芜湖臭名远扬，“维持会”为“自治会”时，便被日军踢开，请出在清末、北洋军阀时期曾经两次任芜湖县县长的朱绣封（原名朱祖圻，河北省大兴县人，三任芜湖县长卸任后都以卖字为生。书法精于魏碑，会写旧体诗词）任会长。各区乡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维持会和自治会的工作，主要为日军筹集军粮马草，安顿来芜的日本洋行商人及其家属，为日本人效劳。一九三八年，汪精卫从重庆逃至南京，成立汪伪政权——伪南京国民政府，接替了王揖唐的伪“维新政府”的反动统治，将红黄蓝白黑五族共和旗改为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上面加了一条长三角形黄布条，标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同年十月二十五日，汪伪芜湖县政府成立，由朱绣封连任县长。其县府主要官员有：第一科（民政）科长余石坪，第二科（财政）科长陶惜分，第三科（教育）科长鲍宇门，第四科（建设）科长汪子东，秘书甘云生（又名甘服五）。据说朱绣封曾示意下属，放走一些日军寄押在县看守所的所谓“犯人”（其中有一新四军重要干部，并派人护送，安全脱险），曾为国军某团长之母安葬等等。四〇年初他离开伪县政府，继任伪县长的为胡廷禧（曹县人）抗战前曾任芜湖二农校长）。四三年以后，由蔡羹舜、叶雪荪先后担任县长。他俩都是以清乡督察专员的身份兼县长的。当时，各区乡都成立了区公所和乡公所。说来可笑，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一怕日本人（日军官兵及日本商人）二怕汪伪特务，三怕伪军警兵。可是他们对老百性却极尽压迫与搜刮之能事。除强迫群众为日军修筑飞机场、修铁道、看铁道、割马草、挖壕沟、运送粮草弹药以外，还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据不完全统计，有田赋、地租、保甲经费、教育经费、地方经费，附加壮丁费、年节费、出差费、草鞋费，以及鸦片税、人头税、猪头税、营业税、花粉捐（向妓女征收）等等二十余项。他们还大力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要农民大量种殖罂粟。当时，有的区乡罂票的种殖面积竟然超过油菜籽的种殖面积。城乡烟馆林立，鸦片买卖公开，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当伪官的花天酒地，脑满肠肥；老百姓则啼饥号寒，鸠形鹄面。 提起伪军更叫人痛恨。当时汪伪正规军长驻芜湖的有伪第一方面军三师七团，团部设体育场东首巨宅内。伪第一方面军工兵团驻飞机场，为日军修筑飞机场。伪中央税警团一个大队（随伪省主席罗君强及伪专员蔡羹舜来的）分驻城内各处，大队部设在中二街伪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国民党川军投降日伪的朱纯武营驻官陡门一带。地方部队伪芜湖县保安大队由三个中队扩充到九个中队。第一中队驻花街鼓楼，守卫伪县政府。其余八个中队分驻鲁港、石硊、方村、老鹳嘴、赵桥、李桥、清水河、张河口、中和桥、老闸、小港口等地。宣城、湾沚一带驻有宣城县伪保安大队及伪第一方面军独立十五旅一部。各伪区、乡公所还有数目不等的少数枪兵（自卫队及乡丁）。他们压榨群众的罪恶行径有：1.裁赃害人。七团赵耀西连往往以检查枪支为名，暗带手榴弹或长短枪放在群众家里，硬说是从被害者家里搜查出来的，以私藏军火，私通国军和共产党为罪名，任意捕人，拷打勒索。北乡大李村（今市郊四山乡）士绅李明甫被折腾得家破人亡。赵连有两个排长，一个叫张群，一个叫李斌，绰号“哼哈二将”，在大观园澡堂洗澡，他俩脱衣的房间，别人不敢进去，否则就要倒霉。2.开赌抽头。伪军驻地每个单位（排班）都公开设赌场，日夜邀众聚赌，输赢以亿万元（伪币）计，当官的坐得巨额头花。群众没钱赌就向伪官贷款，叫“印子钱”、“炮子钱”，利息很重，而且日夜打滚，利上加利。许多参与赌博的人被弄得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李齐宽家，原是大李村首富，参加赌博后，土地卖尽，连楼房都拆卖了。伪县保安大队第六中队副中队长姜品南在北乡中和桥摆的赌场，赌博大得惊人，老农民至今还谈“赌”色变。3.绑架勒索。有的伪军官兵，晚上换上便衣当土匪，他们把殷实人家子弟绑去，勒索重金，如无钱赎，便将人投下龙潭（万春圩内大塘）淹死。此事伪县保安大队凌顺祺中队、水从伟中队干得最多（凌、水解放后均被镇压）。北乡大齐村（今市郊西江乡）齐太洲之子齐和鑫被伪军官闵保和绑去，齐家拿不出重金，久羁不放，后有一炊事员可怜和鑫，私将绳索解开，他才冒死泗水逃归（齐和鑫现为郊区供销社退休干部）。4.哗变抢劫。四四年春，伪县保安大队八个中队的中队长、分队长反对伪县政府用高云阶代替刘子敬任大队长，举行哗变（一中队驻城内未参加），到老鹳嘴集中，要挟伪县政府非收回成命不可。在哗变中各驻地群众都受到骚扰、掠夺。陶干东中队在方村哗变，破坏极大，把万春圩农民秧田里的秧苗弄毁了很多，疯狂已极。5.抄鱼及掠夺禽畜。驻飞机场的伪第一方面军工兵团，借口军饷不足，为士兵改善伙食，排连长带头没收老韦村（今市郊四山乡河塘行政村）渔民吴邦山家的大抄网，挨村捞群众鱼塘里养的家鱼，村民们叫苦不迭。他们还随意捉人家的鸡、鹅、鸭，买猪肉不给钱。拦路抢劫，任意搜身，更是常事。 伪警察也是为虎作伥，作恶多端的。群众叫他们是“黑狗子”（穿黑色制服）。在城内借口检查户口、检查私货、检查营业执照以及检查妓女有无花柳病等等，随意进行勒索。他们驻守的“封锁线”，成了一道关卡，农民肩挑农副产品进城去卖，他们总要抢夺一些。民不堪扰，怨声载道。群众挟带一点“黑货”（鸦片）或者金银首饰，如被搜出，不但货被没收，人还受罚。由日本宪兵、伪军和伪警察组成的“军宪警联合稽查处”在街上巡逻，在旅社检查旅客。他们任意打人、捕人、关押人的事情，更是经常发生。 一到年关，伪县府、伪军、伪警催租，收费，逼债，更为频繁。往往大年三十还有伪军警肩扛大枪前来勒索过年费和慰劳品，弄得鸡犬不宁。 四、我军对日伪军进行的陆空袭击和策反工作 芜湖虽然陷落，我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停止过对日伪军的袭击。先说空中袭击。芜湖飞机场经日军扩建，成为日本空军在我国的主要基地之一，常驻一百多架飞机。日军轰炸武汉的飞机就是从芜湖起飞的，当时有飞机一百零九架。因此，芜湖飞机场成为我空军袭击的主要军事目标。一九三九年二月，中国空军飞机两架飞临城郊上空作侦察活动，并投放了两枚炸弹。虽未击中要害，却给故人造成重大威胁，振奋了民心，使沦陷区人民在漫漫的黑夜里，看到了光明。一九四二年春，中国空军飞机四架前来袭击机场，在江北上空，与拦截的日机发生空战。一架日机被击伤，坠毁在北乡江边永城垾朱保才家田里（今市郊西江乡石城村）。机场日军瞭望错了，误以为这架飞机是我方飞机，一位中尉军官率领一百多名士兵，荷枪实弹，跑步前来，打算捕捉俘虏。可是当他们越过夏家山山嘴，见到翘起来的机翼上有一个“红膏药”时，立即停止前进，肃立默哀，呆若木鸡。一个肥壮的少尉飞行员摔死在地上。四周站在远处观看的农民则额手称庆。 这次空战，中国空军也有一架飞机被击毁，苏联派来的志愿空军大队飞行员××同志跳伞降落，降落点接近裕溪口敌军据点，有被俘危险，幸赖我新四军某部迅速赶来援救，才幸免于难。这位苏联飞行员出示“来华助战”的证件，受到我新四军干部的热情款待，并将他转送至大后方空军基地，重上蓝天，英勇杀敌。抗日胜利后，这位飞行员还从苏联寄来热情洋溢的信，感谢我新四军对他的援救和款待。后来有人根据这一史实，创作了一篇小说《青弋江上》，虽然换了空间，但主要事迹是真实的。对苏联飞行员的国际主义精神，作了热情的讴歌。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空军陈纳德飞克队前来我国协助作战，空袭芜湖机场更频繁了。日军被迫在飞机场四周筑起防御工事，百姓称之为“飞机笼子”，日机降落下来后一律躲进“笼子”。 地面攻击影响最大的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元月二十日粟裕将军指挥的新四军奇袭官陡门的战斗，全歼镇上伪军三百余人。官陡门原是历史悠久的集镇，靠近飞机场，是敌人控制的心脏地区。此战既震慑了敌人，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民心。一九四三年冬，我皖江地区游击队一部夜袭驻守老闸（四合山南面）的伪芜湖县保安大队第三中队，三十余名枪兵被全部缴械，伪中队长乐秀华因此受到撤职处分。一九四五年五、六月，我皖南支队临江团和南芜游击队夜袭清水镇马王庙，同时在陶辛圩附近攻打反动的大刀会，我军连续作战，不怕辆牲，虽然战斗失利。却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九四五年农历五月初三，我南芜游击队一部袭击大砻坊伪警察所，缴获长短枪十余支。此外，我游击队战士还化装进城，携带二十响驳壳枪。暗杀改军官兵和绑架日本商人。在佛光电影院上二街）和东和影剧院（今人民电影院）投掷手榴弹，开枪射走日伪军及日本宪兵，吓得敌人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我军对敌伪的策反工作亦很得手。在中共南、芜、宣县委的策动下，原驻埭南圩的伪芜湖县保安大队第二中队长王春山暗中反正，积极掩护我方工作人员，并为我军收购枪枝、提供情报，后被敌人杀害。四三年秋，原驻小港口（弋矶山北）的伪芜湖县保安大队第三中队第一分队班长杨××，携带捷克式轻机枪一挺，渡江向我新四军投诚。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伪芜湖县第四区第二乡乡长胡继舜率领伪乡公所全部枪兵渡江参加新四军。汪伪嫡系中央税警团驻芜××大队的士兵携带枪枝渡江向我新四军投诚的有两起。四五年夏有日军五人（朝鲜籍）携带三八式大盖枪五支渡江向我军投诚。汪伪正规军军官张亚南亦投入我新四军。 在日军投降前夕，我皖江根据地组成武装工作大队开赴芜湖南、北乡，开辟新区，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准备收缴日军武器，解放芜湖。由于驻芜日军顽固执行日本天皇及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不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命令，抗拒我新四军部队受降。我军遂向日伪军进攻。后中共为了顾全大局，对国民党作出忍让，决定把新四军撤往长江以北，没有参加受降。 五、几个反动组织的活动及其罪行 大民会：沦陷初期，汪伪政权还没有建立，王揖唐在南京、齐燮元在北京分别组成大民会和新民会。名为文化组织，实则专作“日华亲善，经济提携，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反动宣传。他们到处书写反动标语，散发反动的传单和宣传画。芜湖人民会会长由县长朱绣封兼，下设宣传、组织和总，务三科，科长及办事人员有李径庭、姜廷文等十余人。机关设在中二街亚东酒楼（今耿福兴菜馆）。四一年撤销。 伪国民党组织：汪伪政权建立后，在南京组成了以汪精县卫为首的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与重庆国民党相对抗。各地相应成立了省、市、县党部。日伪时期，人们对参加汪伪国民党不感兴趣。因此他们只登记了一些老党员，抄一些伪人员名单新作为新发展的党员上报了事。没有什么活动，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回事。 “十一号”：“十一号”是汪伪特务组织的代号，因机关设在西南城墙跟十一号，故名“十一号”（本书已有专文论及，故略）。 清乡事务局：安徽省清乡事务局于一九四二年底成立，机关设在上二街女子中学（今市第十中学），局长谢泽同。谢在北洋军阀走狗王和任江苏督军时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等职（谢家是芜湖八大家之一，环城西路南头有谢公馆，厅堂上曾挂有曾国藩亲笔撰写的对联）。清乡事务局受日军特务机关长和芜湖警备司令官的指挥。该局下设好儿个科室，还有一个清乡工作队。在芜湖曾经招募三百多名社会青年，施以短期训练，派充清乡工作队队员，到各地清查户口，整顿保甲，办理联保连坐等等。有时还配合日伪军到我抗日根据地清乡、扫荡。还两次集训伪乡、镇长（四三年冬、四四年夏各一次），由日军特务机关长及清乡事务局长、清乡督察专员先后讲话，灌输日华亲善，和平反共建国”等反动思想，并叫嚷要强化所调社会治安。四四年春，伪“安徽省清乡事务局”改为伪“安微省第二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谢泽同去职，由伪芜湖县长蔡羹舜、叶雪苏先后担任专员。 大刀会：原当涂县四合山刘亨强为安境保家，于民国初年就办起了大刀会。芜湖沦陷以后，北乡大胡村一带经常受到股匪袭扰，村民向刘亨强求援，刘派点传师陈松亭、刘来玉等来大胡村办起了大刀会防匪。不久，成立了伪芜湖县自卫团第四中队，大刀会解散。四四年以后，陈松亭、刘来玉等人又到南乡善瑞、陶辛等地办大刀会，一直发展到南陵马家园。抗战后期，一些特务分子钻进大刀会，利用大刀会来反共反人民。四五年六月，南陵马家园大刀会在老鹳嘴、宦坝一带同我游击队作战，曾俘获我游击队干部中共党支部书记宦守根同志，准备加以杀害，幸宦冒死逃脱（宦现为芜湖县政协委员，住埭南乡）。在这次战斗中，大刀会杀害我新四军干部战士多人，罪行极为严重。 六、群魔乱舞小丑跳梁 抗战以前，芜湖原有一些不太公开的帮会组织。沦陷以后，活动十分猖獗，以永发堂药店（在中山路）老板任风昌为会长的“安靖同盟会”正式挂牌办公。任本人穿黄马裤马靴，模仿日军丑态，招摇过市。他开“山门”，收徒弟，徒子徒孙遍及城乡及附近各县。他们收罗地痞流氓，社会渣滓，聚众闹事，占山称霸，欺压善良。他们还目军提供向导和密探，据说日军进攻无为、含山、繁昌等地都有任的徒子徒孙（安靖同盟会会员）引路。一贯道、积善会等反动迷信组织，在芜湖也有活动，但影响远不如安靖同盟会大。还有一个季麻子（解放后被镇压）胖得连黄包车都容他不下，他诱骗许多姑娘、少妇，送到“慰安所”，供日军官兵糟踏。还在风仪楼开设“妓院”，坑害妇女。商界也有不少奸商，如汪善诚（汪子东之弟）是芜湖最大的商人，资产颇巨。他仗日伪撑腰控制芜湖的粮食、竹木、布匹、棉纱等物资，国积居奇，操纵市场，唯利是图，芜湖人民愤怒地喊出了“要想五洋平，打倒汪善诚”的口号，并掀起了两次大规模抢米风潮。他家从青弋江和水阳江放下来的竹木牌，曾两次冲毁老浮桥（今弋江桥），造成数名群众伤亡，南北交通中断，民愤极大，胜利后被国民党处决。 七、民生凋敝教育落后 沦陷期间，芜湖裕中纱厂、明远电灯公司、益新面粉厂等几家工厂，都由日本人控制，常常停产，产量极低。日本洋行林立，日本货充斥市场。农业是靠天收，没有抗旱、抗洪、排涝、治虫等措施，生产极为落后。可以说是百业萧条，民生调敝。而伪军警、伪行政官员和投机商人、汉奸特务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伪“中央储备银行”滥发“储备券”，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今天一元钱能买一包香烟，明天连一支香烟都买不来。日伪政府用这样的伪纸币收买人民手中的金银、粮食等物资牟取暴利，群众吃亏之大，亘古未有。 教育极为落后。原有中学大部分停办，有的迁往后方（如广益中学迁往泾县茂林），在芜湖招生上课的只有芜关中学一所（后改为芜湖中学）。小学仅有寺山、南岸、元亩山、曾家塘、广福矶等少数学校。城乡普遍开设私塾。中学没有课本，由教师自编教材，印成讲义发给学生。县教育科科长鲍宇门年老不管事，实际负责人是科员江世虎（又名江竞仁）、赵梦歧。教师工资低得可怜，谈不上养家活口，许多教师兼营卷土纸烟等其他职业，教学质量可想而知了。 八、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八年间，芜湖人民并没有被敌伪的暴力所吓倒，奋起反抗日伪，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七・七”事变以后，芜湖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报考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学校和航空学校，投身于抗日战争。芜湖沦陷后又有许多青年逃离芜湖，奔赴大后方和新四军，走上抗日救国道路。只要是能对付得了的故人，群众总是想方设法弄死他一个两个。北乡张村塘（今市郊西江乡桥楼行政村）农民韦文荣等用鱼叉戳死一个前来要“花姑娘”的日本兵，并把他剁成肉块用一个大坛子装好，送到江滩里埋了，不让敌军发觉。万春圩王𤰙乡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砍死了几个日军士兵，并忍受了敌人前来报复，进行烧杀的痛苦。象这样的壮举，在芜湖的各乡还有很多起。城市居民也千方百计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敌人，敌军士兵“失踪”的消息，时有所闻，因此，迫使敌军不敢单独远出，夜晚更是龟缩在营房和碉堡里。在我军对日伪的历次袭击中，都有我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 当时，芜湖对江是我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由于敌人的封锁，食盐、布匹、棉纱、钢铁、机械等物资，十分缺乏。芜湖人民特别是一些爱国进步人士总是协助中共地下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把食盐、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和钢铁、机械等作战物资，秘密地源源不断地运往根据地。每次敌军策划到根据地进行扫荡，情报很快就送到新四军那里。这对打破敌人的封锁，粉碎敌人的扫荡，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都起过很大的作用。附： 蟂矶灵泽夫人祠 （清）王士祯 白帝江声夜入吴， 灵祠片石倚江孤， 魂归若过刘郎浦， 还记明珠步障无。 霸气江东久寂寥， 永安宫殿莽萧萧。 都将家国无穷恨， 分付浔阳上下潮。
日寇在芜湖的暴行（《芜湖文史资料2》第019篇）
日寇在芜湖的暴行作者：朱鼎元 一、烧杀掳掠令人发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芜湖先于南京沦陷。 日寇大肆烧杀、奸淫和掳掠，日军前头部队叫敢死队，其中专司放火的叫纵火队，每到一处就浇上汽油焚毁民房和建筑物，搜索杀人、奸淫妇女，掳掠财物。据当时萃文中学校长、美籍爱尔兰人华尔敦的不完全统计，仅芜湖市内惨遭杀害、倒卧街巷的尸体就有二千五百多具。 在日寇侵芜途中，他们常杀人取乐，有的当活靶打死，有的被随意抛入石灰深池淹呛致死。更为残酷的是将死者的心肝挖出饱喂狼狗、叫狼狗将活人凌迟咬死。日寇认为凡头额有环形粗纹，手掌有老茧、或身着灰衣者，均是“中国军人”而加以杀害。 商业中心十里长街有许多地方被烧毁，华盛街、接官厅一带也满目疮夷。芜湖百姓有许多人被拉之后，惨遭杀害。譬如，码头工人张友三，外号八道劲，能双手夹起四百零四斤重的两包大米被迫拉伕扛重炮，常挨饿，受冻，加上劳累过度，难以支撑，日寇诬蔑他装佯，把他刺杀于清水镇上。码头工人戴潮祥、蔡应富为了生活，在太古码头拾些废铁、破烂，被日寇“小阎王”小川刺死。中山路口，有一卖稀饭的李老大，四十余岁，当时躲于床下也被杀害。河南（中山桥南）日本领事馆门前的荷花塘，塘里浮尸密若浮萍，不是断头就是缺肢，塘水被鲜血染红。有一农民梁木堂，从江北五河镇挑荸荠到芜湖卖，路过大砻坊日寇军营（今宣城地委党校），没对哨兵“行礼”，日哨兵挥拳就打，梁木堂被迫举手反击，打中哨兵左眼，日寇立即将他捆绑在电线杆上，把他的衣裤撕到脚跟，用汽油烧他的两腿和下身，随后，拉上装满柴草的卡车，直驶陶塘，用刺刀穿胸戳死，推入陶塘。一九四〇年深秋，有三个十几岁的孩童，路过十三道门（今市妇幼保健院隔壁巷道）日军营房，想去捡营房门边的碎柴。哨兵看见，直扑过来，一个男孩被抓住，绑在井边木柱上，扒光衣服，用井水一桶、一桶地往头上浇，冻得全身发紫，抽筋不止。鬼子仍不罢手，又用缝被的长针，直刺小孩全身，鲜血直流，最后竟用刺刀穿刺小肚，肠子拖出数段。在中山纪念堂（今市工人俱乐部）的空坪，也是日寇另一个杀人场所。日寇多用水倒灌人肛门，再用军靴踩小肚，把人活活作弄致死。在中山桥附近，有一小孩上吐下泻，日兵发觉后，将病孩烧死，全家封闭，活活饿死。 日寇在江河上，在轮渡口也草菅人命。一九三九年秋，日兵汽艇在江面拦截民船，强迫停靠裕溪口岸。船上二十余人，大多是跑生意的商贩，还有些妇女来芜湖市探亲后返回江北老家。日兵先用军靴对一名老奶奶身上踩踏，逼她讲新四军的驻地，接着又对其余人逐个严刑拷问，毫无所得。最后，这些无辜者均被日寇杀害。裕溪口的日兵营又是一处杀人的刑场，吊架林立，狼狗成群，铁丝网密布，尸骨累累。在渡口，日寇岗楼哨所虎视耽耽，发现稍有行迹可疑或无“良民证”的人则抓去“审讯”，轻则罚做苦力，重则随意杀害。 日寇军舰、炮艇在长江、青弋江面横冲直撞，渔民撒网捕鱼，偶入“禁区”即遭毒打，致残、致死者约有二百余人，被打伤的不计其数。 日寇的法西斯暴行也表现在对其下级士兵采用极其野蛮的统治手段上。在侵略战争中，日本士兵被打伤致残如断臂、缺腿、缺手的或重病号，则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在芜湖节孝庵（今环城南路安徽商校）的日本伤兵医院专设有焚烧日本伤兵的场所。据日本一炊事曹长（他身上刺有龙纹，独子，被强征服役）透露：被投入火坑烧死的断肢伤兵，常声嘶力竭地苦苦哀求：“太君！不要烧死我，我还能铁炮地干活！”结果都被活活烧死。 侵芜日寇贪婪掳掠无止境，把米粮业商民储放在沿江和沿河两岸数十处仓库的粮、油菜籽、黄豆、棉花等强行没收。烟台帮复成祥米号老板孟祥仪一家就被抢去大米三千包，小麦千余包，麻袋三万多条，以及储放在河南仓库的粮米合计币值三万元左右，均遭掠夺。王永泰机坊，在东门的厂房和住宅二十余间，被日寇强占作为马棚，他的暗库房被拆除，内存的棉纱、布匹、颜料等物资被掠夺一空。他家在长街的店房被炸毁，共计损失两万余元。日寇为了垄断物资，掠夺民财，又大量收购我省凤阳等地出产的烟叶，运往上海，南京加工香烟，返销芜湖各地，获利惊人。不但垄断洋油、洋皂、洋烛、洋火（即火柴）和洋烟，所谓“五洋”，还垄断芜湖的纱、布、食油、盐等贸易。譬如，日商柴田太三郎在日军支持下，设立“芜湖通益盐公司”，以每市斤二十元购进，再以三十一点二元高价向各食盐销售点卖出，一年就获暴利五百万元。设在中山路和国货路的日商三井、三菱、宫壮等商行，商店①大肆倾销冒牌、改装的日货，如“旭光”、“黄金台”、“箭鹿牌”香烟，花色布和台湾糖等，以次充好，巧取豪夺。 日寇还在城镇、郊区遍设关卡，强行征收米、菜、肉、蛋和饲料等杂税，征收伪乡保公所办公费和修筑碉堡、挖壕沟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在大街、小巷设特许戒烟所，其总数不下五百处，每处每月要交六十元捐税。在郊区，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每亩征税十元，名日查验税。江北农民挑贩鸡、鸭、鹅、蛋和农副产品到芜湖市卖，遇到日兵常被强迫挑到吉和街日兵营后没收，稍有反抗则被拷打。日兵到附近酒店打酒，常不给钱，有时留下条子说欠帐，一直拖欠不给钱，店家只留下空头废纸。故店家远见日兵又来打酒、要烟的，就迅速将好酒、好烟收藏。 一九三八年，日寇得知国民党将要封锁长江的情报后，连夜把长江上的军舰升火下行，驶往东海。军舰升火一般需二小时，而掠夺成性的日寇竟用掠夺的油菜籽作燃料，加快军舰升火。从汉口、九江、安庆、芜湖直至京、沪，许多日舰都用大量的油菜籽升火。 一九四三年，日寇华东派遣军经理部，大肆搜购军粮，日军7063部队山本大尉和经理部代表林木重椿亲自坐镇芜湖，通过御用掠夺机构力行社、芜湖米粮统制委员会，向芜湖及附近各县强行征购粮食和油菜籽，造成广大农民无隔宿之粮，饿孚遍地，民不聊生。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资本输出和掠夺军用物资，设立东亚海运株式会社，管辖东亚、内河、中华、扬子等轮船公司，垄断芜湖的江河航运和经济命脉。并为此扩充驳岸、栈桥、码头，强占民房、厂房为仓库。同时，对我新四军游击区进行经济封锁。 日寇强占我市唯一的纱厂——裕中纱厂并改为伤兵医院。把细纱机拆下，撬起地板搭病床，机器乱扔，垃圾成山，臭气薰人。随后又劫走七十五四马力的新马达二十八台，发电机一部。翌年（一九三八年）五月，宣布为“军管”，委托给日本裕丰纺织株式会社经管，厂长为户村墨三（后由寺内升任）。该厂大量生产军用药棉、手套等。日寇统治下的芜湖面粉厂，初由吉田洋行经营，后改名“益丰面粉厂”，由日寇实行军事管制，掠夺小麦加工面粉，维持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 至于芜湖工人遭到日寇拳打、脚踢、欺凌侮辱更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譬如，码头工人章庭树、唐运忠，路过日军专用码头的大阪码头时，由于没对哨兵“行礼”被罚跪，互打嘴巴，直打得各自面颊血紫斑斑才放走。新芜路四明公所即宁波会馆（今市二十三中校址），是日寇官兵存放骨灰和牌位处，举凡日本军、政、商各界和过路人到此，须脱帽“行礼”。纺织工人江秀华从曾家塘住处到江边洗衣、洗菜路过此地，没对哨兵“行礼”被打了两个耳光。在中山路日本宪兵队（今宣城地区招待所），目寇常对“小偷”施以酷刑，先猛抽皮鞭，继叫端举满盆水，抽打时，不许淌出，最后上电刑，被折磨得昏迷不醒；有的口灌汽油，呛得七孔流血；有的遭毒打后，还叫狼狗嘶咬，血肉模糊，奄奄一息。还有的被打上烙印，打成残疾驱出市区。 日寇叫人力车为“羊角”，常强迫车夫拉车兜风，寻找“花姑娘”，一拉几个小时，如违抗，就打耳光，用军靴猛中，用刀威胁。一般坐了车不给钱，个别的仅给军用券，货币贬值，人力车夫所得极微。故人力车工人远见日兵即迅速改道。当时在芜湖卍字会拉车的工人朱鸿发，如今已七十八高龄，笔者走访，他谈及往事，对日寇在芜湖的暴行仍怒火中烧，久久不能平息。 二、奸淫妇女罪责难逃 日寇入侵，芜湖人民遭到空前浩劫，妇女遭罪更是惨绝人寰，骇人听闻。日寇在城郊到处搜索“花姑娘”蹂躏奸污，许多妇女惨遭杀害。城郊没逃掉的妇女，大多女扮男装，脸上用锅镗灰涂黑，或面部贴膏药，难以辨认，再就装成哑巴。有的在后场挖坑，上盖稻草、杂物，一旦发现日兵进村，立即往坑洞里钻。即使这样，有时也被搜出。有的被捆绑在门板上奸污。有的把一群妇女尽行裸体，将头发集中捆扎在树枝上，双手反绑，供日寇蹂躏，直至被刺死。有的鬼子口含匕首逼奸，不从者，或被剖腹凌迟，或被浇上汽油烧死，更惨忍的是被钉在墙上让军犬嘶碎她们的血肉之躯。日寇还逼迫妇女“火中逃舞”，把孕妇腹中的胎儿用刺刀挑出作玩物。即使中老年妇女也逃脱不掉日寇非人的蹂躏。在肖家巷姓韩的大屋院里躲了六十多人，其中有老年妇女和寡妇“孙××（36岁）、翟××（30岁）、张××（37岁）均被轮奸，然后说这六十多人密谋抗白，被集体屠杀。一九三八年夏夜，西花园有一家四个妇女打麻将，突然闯进三个日兵，轮奸了她们并抢走了钱物。有一对年青夫妇到大菜市买菜，回家路过巷口，一个日兵强拉这个年青妇女进入巷内强奸，她丈夫誓死拦阻，被鬼子刺死。每当黄昏，鬼子三、五成群胡作非为。因此居民们每到黄昏都大门紧闭，熄灭灯光，以防备日兵进屋淫掳。 日寇占领芜湖后，奸淫妇女，东洋婆也狐假虎威，侮辱中国男性。在下二街东洋娼妓院里，东洋鸨头、妓女常叫中国男工人为她们擦背；在益新面粉厂日寇大办、二办的东洋婆也常叫人力车工人陶传福等人为她擦背、剪指甲。擦背时，不许笑语，否则罚跪、打耳光，不给工资，重则开除杀害。成群结队的日兵闯进村庄奸淫是常有之事。官棚村，三、四十户人家被麦滩和裕溪河环绕，地势低洼，有时日兵到了跟前才发现。一九三八年冬，一次，七、八个兵偷入村里的牛、猪、鸡、鸭尽被戮死背走，村上姑娘和妇女均遭蹂躏。其中，一理发匠是扬州人，他的妻子被轮奸，母亲也被奸污，他自己得了精神病，不久死去。 日本反法西斯女战士绿川英子，曾愤怒控诉和严正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法西斯暴行。她指出：“我以三千三百万日本人民的名义，公开地向那些吸血鬼宣布我们的斗争与憎恨！是的！带着浓厚的封建气味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是老早就以它们对妇女的残暴和蛮横闻名于全世界。他们只能够蹂躏无辜的中国妇女，他们所用的蹂躏方法，我实在连描写一下都没有这种勇气！” 三、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 在日寇统治下，十多万人口的芜湖市区，只剩下七所小学、两所中学，教育凋敝不堪。日寇施行愚民政策，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语言、文字日化，强迫小学三年级学生上日语课，每周二节，高小每周一节。中学也规定日语为必修课，同时进行法西斯军训，使文化教育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著名的圣雅阁中学竟被日军当做据点！ 四、对赭山寺庙的破坏 一九三七年底，日寇占领芜湖赭山佛教寺院的功德林精舍（今安师大校址），主持方丈心坚和尚被强行逐往北门九莲塘的牛车巷内。日寇又闯入广济寺，威逼主持方丈昌明和尚交出“九龙背纽”金印。该印系属国宝，它是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八年）时的一颗金印，迄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昌明方丈矢口否认，日军刀架项颈。昌明方丈，先以佛语规劝，继则取出一只古瓷瓶搪塞，日兵官佐气急败坏，挥刀将古瓶砍碎。在众僧同声高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软抗声中，日寇才悻悻离去。国宝“九龙背纽”赖以保存，迄今存放在芜湖市人民政府财政局金库内，成为芜湖的一个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不久，日寇又往广济寺砍伐古树，方丈志勤和尚奋勇上前，力抱这颗古树，誓与该树共存亡，迫使日寇放下刀斧，千年古树得幸免于难。为了保持芜湖古寺文物，由文昌阁方丈律岸和尚主管赭山寺庙，挂出芜湖佛教协会牌子，争得了合法地位，才避免日寇明目张胆的滋扰和破坏。赭山寺庙的方丈昌明、志勤和律岸等众僧的爱国精神和不畏强暴的举动，受到了芜湖人民的高度赞扬。 五、对九华山的破坏 一九四〇年的古历三月十九日，日本侵略军从贵池侵入青阳县庙前镇，从庙前进攻九华山。在九华山转身洞约五华里的分水岭（九华山和黄山的分水岭），日军和国民党川军交战，日机两架低空投弹和扫射，在炮击下，川军伤亡千余人，日军也略有伤亡。 九华山沦陷后，古刹寺院被日军炸毁、烧毁的有东岩寺、佛陀里、宝极庵、法华寺、九莲庵、尼姑庵等十余处。被炸毁和烧毁的旅店、商铺和民房有杨易和饭店、吴裕和饭店，湖北公作坊裱画店、方明旺铁匠铺以及居民住房十余家。和尚、尼姑和居民被杀害的有十余人。譬如，九华公社老田大队有七个农民被日兵枪杀，住房用汽油烧毁。村里的牛、猪、鸡、鸭等均被抢光。又如九华大队农民王长生，被日寇用枪托击伤大腿，他今年七十八岁，至今腿残难行。九华居民齐岳，当时十九岁，日寇进山时，他躲在肉身殿附近农民王隆宝家，后急欲回家，走不多远，被七个日兵强迫拉夫，沿山扛着军械，背着军包，跟随急行军，限期五天内赶到青阳县城。沿途经过南阳、陵阳，终于赶到青阳县城，他亲眼看到日寇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掳掠、奸淫妇女，令人发指。五天之后，齐岳跑脱回到九华山。 日军在九华山的给养，全靠空投。地面，日寇用大红布铺地，指示空投目标，然后，日机空投饼干、罐头、米面和香烟等。 九华山山高路陡，石级层层，日军战马上不来，于是，挖空心思，疯狂掠夺，凡在山麓，只要用望远镜能看到的村、镇、无不闯入居民住宅，把所有的衣服，被褥、床单、床毯、棉絮，直至门板、屋料，统统用来铺垫石级，让军马踩着登山。从山下到山顶约十余华里，被日寇战马登山所掳掠九华居民的财物无法计数。
汪伪芜湖特务组织芜湖“十一号”的内幕及其罪行（《芜湖文史资料2》第020篇）
作者：俞正东 日寇侵占芜湖、残害我同胞的罪行，馨竹难书。特别是一批汉奸、丧失民族大义，如芜湖“十一”号之类，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更是令人发指。五六年秋，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要我调查汪伪特工组织“芜湖十一号”的情况，有机会看到有关的档案材料，接触过该组织骨干分子肖×和特工人员周××、梁××等人。从他们的书面和口述的交待中，对“十一号”的内幕情况，略知梗概。最近又看到黄美真等三人合著的《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一书，对“芜湖十一号”隶属系统，更有明确的了解，特撰此文，张其罪行，诛其不义。 一、汪特“十一号”的成立与隶属关系 1、组织名称、代号、成立时间、地点。 汪伪特工总部南京等区自1939年成立后，即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各地进行各种罪恶活动，特别在我省大江南北活动更为猖狂。芜湖离南京很近，便成为其活动的中心。1939年冬南京区区长苏成德即派潘元恺（原名庞道生）、郭建飞等人来芜筹划。成立了“特工总部南京区芜湖站”，并以芜湖站为核心，在本省主要城镇设立了特工分支机构。 “十一号”就是汪伪特务组织——“特工总部南京区芜湖站”。这个机关设在芜湖西内街十一号，便以这个机关门牌号码“十一号”为其代号。又因该站地处芜湖西门，所以又叫“芜湖西门站”。这就是该特组织名称的由来。 2、上下级隶属关系、组织演变、内部分工与人事变动。 “十一号”的上级组织，其根源很远。早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当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上海，上海滩上的社会渣滓、民族败类，在日寇的招降下，组成了一支汉奸特工队伍，企图以之为扑灭上海抗日力量的别动队。李士群、丁默村就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的卖国头目。 汪伪特工总部形成的三步曲： 萌芽阶段：1938年秋冬，国民党特务李士群、丁默村先后从国统区潜赴上海投敌。在日本驻沪大使馆的指挥下，从事情报活动。 初步形成阶段：李士群、丁默村这两个具有政治野心的职业特务，通过日本大使馆的引荐，拜会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由土肥原介绍，于1939年二月获得日本大本营的赏识，两贼转归日本军方指挥。在日军的豢养和武器金钱的支持下，初步组成了一支武装特工队伍，从搜集情报扩大到从事恐怖行动，并正式建立了组织机构。 最后形成阶段：1938年12月22日晚，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所谓“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三原则”，鼓吹“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七天后，十二月廿九日，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根据与日本事先签订的秘密协议，在河内发出臭名昭著的“艳电”、表示响应日酋近卫的声明，日汪双方加紧了勾结，上海被他们看作“和平运动”的中心。1939年五月汪精卫在上海筹组伪中央政权，日寇决定让李士群、丁默村的特务队伍与汪精卫集团合流。经过39年8月汪伪国民党“六大”决定，李、丁的汉奸特务组织，正式挂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的招牌。39年9月汪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定由周佛海任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村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工总部”，以丁默村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这一阶段，汪伪特工组织的发展是惊人的，到1940年三月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它已发展成为一个完备而庞大的特务机构了。这个特务机关设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故称“七十六号”。它的内部设有四个厅、四个委员会、九处、廿四科、六室、三个总队十三个大队，还有各种看守所、院、训练班、学校、行会公司、新闻社等廿一个。另在全国各地设有南京、芜湖（即安徽）、上海苏北、杭州、武汉、华南等九个区和华北工作团等大型特务机构。 汪伪特工总部，是丁默村、李士群合伙创办、经营的。两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干下了数不尽的罪恶勾当。但是他们一面同恶相济，一面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互相排挤，最后丁被排出“七十六号”，李当上了特工总部的主任委员，特工总部便成为李士群的一统天下了。可是好景不长，1943年9月6日晚，李应邀到他的日本主子——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科科长岗村家中吃饭。岗村指使其妻用了要经过三十六小时后才会发作的毒药放在牛肉饼里，诱李吃下，到八日下午五时，李的皮肤变黑，身体缩得只有一条死狗那么大，终于一命呜呼。 李士群死后，1943年十月汪伪把“特务委员会”改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命黄强为部长。特工总部“改为”政治保卫局”，隶属于“政治部”之下，由万里浪、胡均鹤分别担任正副局长。万、胡两人为了分赃占据点，在“政治保卫局”之下，又设了第一、二两个局，万兼任第一局局长，以上海为中心；胡兼第二局长，以南京为中心，兼管芜湖。又把“七十六号”改为上海分局，由万兼分局长。万、胡两人，楚河汉界各有地盘，甘当日寇鹰犬，继续破坏抗战，残害人民，无恶不作。 1944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治病无效而死，身败名裂，埋骨异域，这就是大汉奸的下场。汪死后引起汪伪政特机构的大改组。陈公博就任伪“国民党政府”主席后，于1945年一月将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改为伪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总署，后又改为“政治保卫部”自任总监。丁默村、周学昌为副总监。不久周辞职，由万里浪接任，胡均鹤为秘书长，直到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政权崩溃，该特务组织遂告消亡。在我国现代史上留下肮脏的一页，长期为国人唾骂。 “十一号”特务组织自1939年冬成立到1945年秋消亡，计有六个年头的罪恶历史。在这六年中，外人都叫它“十一号”，其实它的内部名称已更改了三次。 第一次更名“特工总部南京区芜湖站”。从1939年冬到1942年七月左右，不到三年时间，前后有三任站长：第一任潘元恺，第二任郭梦龄，第三任廖克远。三任副站长均是郭建飞。 该站机关内部设有四股、一队、一台，即：总务股，股长郭俊卿；组训股，股长先是吴强华，后是肖洒（又名肖国琏）；情报股，股长管巨川；侦行股，股长壮耀明；警卫队，队长惠锡良；电台台长桑榆。还有一个外围组织——“芜社”，社长由潘元恺兼任。另外在宣城、当涂、广德、运漕、荻港、湾址、和县以及本市河南等地都设有芜湖站的下属特工站、组。 第二次更名“特工总部安徽区”。从42年7月到43年冬，约一年半的时间。 42年七月汪伪特工总部将原来华南、武汉两个区与芜湖站合并，改名为“特工总部安徽区（因其地处芜湖，又叫芜湖区）。区长由华南区区长王玉华担任，副区长郭梦龄，秘书高谦。 随着“芜湖站”改为“安徽区”，其机关内部编制亦随之扩大。其下级组织名称也有改变。 在特工总部安徽区内设四科、一队、一台两室以及一个外围组织“皖社”。 第一科——总务科，科长郭俊卿。该科下设文书、事务等股。 第二科——组训科，科长赵子畲（又名赵再康）。该科负责组织工作，对被捕、释放和自首人员进行管制、监视等工作。下设组织、训练等股。 第三科——情报科，科长庄鹤。该科专门负责收集情报，综合编审转送有关部门。下设情报、编审等股。 第四科——侦行科，科长郭建飞。该科专门进行侦探、逮捕、刑讯等工作，下设侦察、审讯等股。 警卫队队长由刘萍等人担任。该队负责警卫、看守等工作。下有六个班。 安徽区的下级特工组织有蚌埠、宣城、合肥、当涂、运漕等站和广德、荻港、和县等组。 第三次更名“政治保卫局第二局芜湖分局”。从43年冬到45年8月计一年多时间。前后任分局长有裘君牧、姜颂平、章韬等人，副局长有苏麟阁、赵光涛等人，秘书有秦汉云等人。 分局机关内部编制与安徽区基本相同，仍设总务、组训、情报、侦行等四个科及一个瞥卫队、电台、秘书室等。总务科长刘志春，情报科长陈德懿、副科长管巨川，组训科长赵子畲、秦汉云，侦行科长汪鹤、副科长杨德义，警卫队长侯××，电台台长张唯逸。 芜湖分局下设宣城、当涂、合肥、繁昌四个支局和无含直属组、巢县支组、和县直属组等。 二、汪特的外围组织及其任务 1、外围组织名称与演变情况。 汪伪特工总部及其下属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很多，哪里有汪特机关，那里就有其外围组织。如上海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名叫“海社”，南京的叫“京社”，无锡的叫“毅社”，芜湖的叫“芜社”（后改为“皖社”）。 “十一号”成立不久，约在40年春夏之间即在本市成立一个公开的外围组织名叫“芜社”。这是由芜湖站站长潘元恺等人亲自组成的。当时社址在柳春园九号，故又称为“九号”。该社设社长、书记长各一人。下设组织、情报、总务三个组。每组有组长、干事各一个人。起初这些人员大多数都是由芜湖站派的，如社长是由芜湖站站长潘元恺兼任，书记长先后由吴强华、肖洒等人兼任。随着“芜湖站”改为“安徽区”后，约在42年12月“芜社”即改为“皖社”。从柳春园九号搬到铁锁巷四号民众教育馆内，在楼上办公。其内部组织比以前扩大了一些，组织人事安排如下： 社长由安徽区区长王玉华兼任，书记长由肖洒等人兼任。下设总务、组训、情报、调查和游艺等五个组，每组设组长一人，成员若干人。 2、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收集情报。 该社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社员。发展时要有一个社员介绍，填写两张社员登记表、交两张照片，一份存社，一份送“十一号”备案。 从“芜社”到“皖社”都是不断吸收成员，发展组织，按照行业、地区等情况，编成文化、教育、市党部、河南、东门、吉和街、法华庵等小组。每组有组长一人，组员七人左右。每月召开小组会议1-2次，时间、地点由组长决定和通知，并请“皖社”派人参加，听取汇报、布置任务。这些小组成员散布在全市各个角落，收集情报向“十一号”汇报。 当时该组织收集情报的范围： 1、新四军及其江北纵队的军事调动、驻扎地点以及人数、枪枝、马匹等情报； 2、芜湖地方物资流动及经济情报； 3、芜湖汪伪各行政机关人员调动、思想状况等情报； 4、渝方三战区在芜附近军事移动等情报； 5、在芜湖日本人掌握的江南淮南铁路运输情况。 这些情报由各小组收集后送给“芜社（皖社）”情报组，审编纠正后再送“十一号”情报科查核。 汪特“十一号”外围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在各阶层中收集情报并对其成员灌输“和平反共建国”、“中日亲善”等反动思想。 三、汪特“十一号”发展特工人员的情况 “十一号”特务机关为了发展组织扩大其反动实力，采取多种手法，在沦陷区发展一些昧了良心的败类和地痞、流氓等为其爪牙。吸收前对其发展对象要察言观行。看他们是否能进行亲日反共等反动宣传，是否愿意做坑害人民出买祖国的勾当。如认为可以，要有一个介绍人，填写登记表一式两分，交照片两张。这种表与外围组织社员登记表不同：是道林纸蓝色铅印的，社员登记表是用白报纸油印的；它的内容除对于“和平反共建国运动”有认识外，还有今后之志愿（包括宣誓词），一般社员登记表上没有志愿这栏。以上手续完备后，要举行特工人员宣誓仪式，这种仪式极神秘鬼崇。只三个人参加：一是宣誓人，二是监誓人，三是司仪。这三个人站在孙中山遗像前举手宣誓，由宣誓人读誓词。宣誓词的大意是： 余誓以致诚参加和平反共建国运动，以求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并以法西斯精神来求实现。如违背誓言，甘愿受组织最严厉的处分！谨誓。宣誓人签名盖章监誓人签名盖章年月日 宣誓仪式都是在监誓人——站、区、局长领导下进行的，组训股（科）长当司仪，宣誓后成为正式特工人员。有的特工人员还由日本宪兵营长安田（据说安是“十一号”的顾问）发一张名片给他们，盖上安田的私章就起特殊通行证的作用。 四、汪特“十一号”的罪行 中国全体军民浴血奋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但是“十一号”的汉奸、特务在日寇和汪伪政权的指使下，进行了亲日卖国、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刺探我军事情报、配合日寇清乡、围剿、镇压、残害芜湖人民，破坏抗日战争，犯下了滔天罪行。它们杀人不眨眼，芜湖人民提到“十一号”莫不义愤填膺。现将其主要罪行揭露如下： 1、进行反动宣传，毒害人民 “十一号”特务组织打着汪伪政权“和平反共建国”的旗号，在沦陷区进行“和平反共建国运动”、“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经济提携”等反动买国宜传，向人民灌输毒素，企图麻痹和欺骗人民相信它的那一套，甘当亡国奴。 2、搜集情报 主要收集共方（指共产党）、渝方（指蒋方国民政府）、友方（指日本）、己方（指汪伪）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他们讲的虽然是五个方面，而实际上是以搜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游击队和爱国人士活动为主；其次是行商坐贾的行踪行情。为什么呢？因为“十一号”的主要任务是反共，侦探逮捕党的地下工作者、爱国志士以及诈取商人等钱财。 3、配合日寇“清乡”、“扫荡”，杀害中国人。 “十一号”搜集情报的目的，是助纣为虐，逮捕革命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和群众严刑逼供、摧残杀害。例如45年八月日本快要投降时，“十一号”的警卫队配合日寇在本市南关和清水河一带阻击新四军，当场打死我新四军五人。又把抓来的所谓嫌疑分子五人，严刑拷打后分两次杀害：先杀一人，后杀四人。为了掩人耳目，竟断尸数段，装入麻袋，投入江中。又如“十一”号”与汪伪县长策划在卡子口设立检查站，搜查行人。后与县清乡大队配合，在日寇的支持下，进行两次清乡扫荡，杀伤群众数十人。 “十一号”是个杀人的魔窟，在侦行科的审讯室里布满各种刑具：老虎凳、皮鞭、辣水汤、电刑具等。对所谓“案犯”，动用各种刑具，往往致伤致残而至死亡。一个名叫赵小狗子的含山县人，只有廿四五岁，由于敌探告发，说他是新四军，被捕施加酷刑，遍体鳞伤，最后把他枪决了。也有的被打得死去活来，送到南京“感化院”，有的受过严刑后，被迫自首，成为受监视的所谓“自新分子”。 4、搜刮民脂民膏，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十一号”的汉奸特务对芜湖人民进行种种敲诈勒索的罪行是不胜枚举的。如侦知行商运输货物情报，便以检查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有时扣顶帽子，将商人的物资全部没收，勒迫交钱后才能放行。对坐商则先加罪名，逮捕上刑，开出价码，交钱取保释放。如坐商范长茂就是当时受害者之一。最近笔者访问了范老，他说：1942年我家住在桑枣园38号，当时我在新安街开设一月益兴昌颜料店。约在43年八月的一天早上，“十一号”行动队长杨德义带领一班爪牙到我处破门而入，气势汹汹，说我‘资敌’，扬言是“要犯”，于是就以“资敌”的罪名，把我连同货物都带到“十一号”去了。头一天三进审讯室受审，第二天把我带上手铐押送到后家巷九号（“十一号”的牢房）。家人四处奔走，托人花钱疏通，前后一共花去价值一万多斤大米的钱，才把我保释出来。范老谈到这节往事，至今还为之切齿。 最近我到含山县访问了芜湖一中离休教师李卓同志。他说：1943年11月，我在运漕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打入了运漕“十一号”特务组织。在44年元月十七日就被运漕站“禁足”起来（实是拘留），不到二十天，又被押送到芜湖“十一号”，关了四十多天。44年春我托人找到了汪特苏皖局局长姜颂平说情才获释。名义上将我留在“十一号”组训科当办事员，实际上该科科长指使其侄赵馨山监视我。我发觉后，一跑了之。接着他又补充两例说：1943年初，我新四军七师《大江报》社工作人员孙克明同志回家（住芜湖上二街43号）到大观园洗澡，被“十一号”特工抓去，关押一夜，因他只承认来自渝方，托人花了很多钱才释放出来。孙同志现在东北大连教书。还有二个是在1945年春，运漕照相馆老板范锦章来芜湖买材料，“十一号”以“通匪罪”，把范关了五、六天，受尽了酷刑，花了许多钱财才保释出来。 还有一种敲诈勒索的方法，叫做“文明刮钱”，如市政协常委、本市面粉厂工程师龚佛龙同志说，旧社会恶势力惯用做寿的名目向人诈取财物。假如你不识“抬举”，就要惹祸上身。龚老讲到当年“十一号”副区长郭梦龄做生日收礼的情景时又说：“我当时受一个粮商邀请，备了一分重礼来到后家巷，见人群拥挤，进门登记收礼帐，随众进入喜堂行鞠躬礼，即鱼贯退出。我认得的长街大商号和钱庄的老板几乎都到了。后来得知这是郭梦龄普遍邀请的，他用这种办法搜刮的礼钱，着实可观。有人称之为‘文明刮钱’。” 汪特“十一号”各级头目，依仗日寇和汪伪势力，烧杀淫掳，作恶多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搜刮民脂民膏以饱私囊，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如王玉华、郭梦龄、高谦等均有妻妾二三人。裘君牧、赵光涛等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这班民族败类，生前罪恶累累，馨竹难书，死后臭名远扬，遗臭万年。
日寇军、宪、特在芜湖的罪行（《芜湖文史资料3》第002篇）
作者：俞正东 一、芜湖及其周围驻扎日伪军的情况 日军占领南京后，把芜湖当作南京的南大门和军事重镇，当时皖南日军只有一个联队，队部设在芜湖，属于南京军区领导。高品和仓桥两个大佐先后担任这个联队的联队长，并兼任芜湖警备司令部的司令官。芜湖对江裕溪口一带驻有日寇一五师团和伪和县保安团曹良文部两个营。芜湖以南荻港驻有日寇的仓桥联队。芜湖驻有日寇第十九旅团大部和伪军一个师。1938年2月3日《新华日报》报导：“盘据芜湖之敌，原有两个师团，兹因各县兵力不敷分配，近仅有步骑炮工兵千余人，步兵分驻城内，骑炮工兵分驻城外。 日寇在各县驻一个大队或一个中队，多的约一二百人，少的只有几十人。各县的汪伪军保安大队（或自卫团）枪支多寡不等，最多的五百条，最少的也有一百条。官陡门及飞机场附近驻有伪军三百余人。敌人的大本营——飞机场则为驻扎日军的重地。 1940年9月1日《皖南人》杂志刊有：“本庄中佐是敌军驻芜湖的司令官，赭山顶上的芜湖中学成了敌寇的司令部。敌寇统治芜湖的就是这个司令部和宪兵队”。这个本庄中佐担任芜湖特务机关长时，他带领几个官兵就驻在伪芜湖县政府内，他是县政府的“太上皇”。 二、芜湖日本宪兵队的组织情况 芜湖日本宪兵队约在1937年底建成，只有三、四十人，属干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领导。它管辖当涂、裕溪、荻港、襄安四个分队（也叫分遣队）。在本市设有一个派出所、四个检查站等。机关内部设有军事、特高、治安、警务、司法等五个科。现将其组织系统列表如下： 芜湖日本宪兵队的任务：1、在“强化治安”的法西斯口号下，以烧杀等恐怖手段，来稳定社会秩序，以巩固它们对沦陷区的统治；2、配合日伪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清乡、围剿、扫荡；3、指使汪伪特务组织搜集情报、逮捕爱国人士、迫害抗日军民。 根据宪兵队的任务，各科分工为： 军事科一一指挥宪佐工作，负责清乡扫荡、检查交通工具、巡街、宣布戒严、管理军人慰安所。 特高科一一指挥密侦队活动、搜集情报、便衣侦察、逮捕并杀害抗日人士、指挥汪伪特务机关。 治安科一一控制物资、办理并发放出入许可证、管理外侨和公共场所…… 日寇宪兵队的伍长、班长、科长等调动频繁，如警务科科长前后由村田、宫口、伊藤等上士担任；司法科科长先后由田名部、岗村、目黑等上士担任。每个检查站（组）一般都有两三个日本人，起码有一个班长和一至两个宪兵，其余都是走狗爪牙。 芜湖日本宪兵队于1942年底还成立一个保安特务队。该队是由日军少尉陈夫夫（绰号陈秃子）从南京带来二十余人组成的，直属宪兵队领导，驻在朱家塘一号，队长翟平。下设调查、情报、行动三个组，每组有正副组长各一人，组员五至八人，专门从事特务活动。 宪兵队除掌握汪伪“十一号”特务组织外，还直接控制一个密侦队和四个便衣队，这些队的队长都是由叛国投敌、死心踏地地为日寇效劳的地痞流氓、汉奸担任的。 宪兵队机关开始设在中山路四五六饭店内（现在市百货公司附近），不久搬到上二街（解放后原中苏友好协会隔壁），以后迁至环城西路15号（现镜湖区政府处）。 三、芜湖日伪军宪特的罪行 日寇侵占芜湖后烧杀淫掳无所不为。大片民房被烧毁，变成焦土瓦砾；他们如狼似虎，见到中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任意屠杀，确是杀人盈城盈野。根据基督教美以美会传教士华尔顿的不完全统计，仅倒在芜湖市街巷中的尸体就有二千五百多具。日军到处找“花姑娘”只要见到妇女，不分老幼即行强奸或集体轮奸，恶果惨重，有的被奸污后掩面自尽。他们见到家禽家畜就掳掠，看到珍藏书画等即抢光，这就是日本法西斯所实行的“三光”政策。 日寇军宪特的罪行还有： （一）配合外地日伪军清乡扫荡进攻革命根据地。 1943年3月17日，日寇从芜湖等地抽调伪军，配合115和116两个师团共计六千余人，分成八路向巢无革命根据地进犯。日军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是鸡犬不留，尸横遍野，悲惨万分。接着日寇又从芜湖等地抽调两千多日伪军，从4月30日至5月6日向我巢南根据地进行为期七天的大扫荡。他们到处烧杀抢，使人民遭殃，结果被我新四军七师和沿江支队打得无处存身，只好夹着尾巴逃回据点。（见《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七辑第35至39页） （二）屠杀新四军和无辜人民 日本警备司令部与宪兵队都是屠杀中国人民的机关。他们杀人，有时公开，有时秘密；或在市内或在外地。有一次他们用船将十几名新四军偷偷地运到江北芦柴滩上集体屠杀了。日本宪兵队杀害中山路酒家老板程有建是公开贴出布告的。把陶光瑞和教师梅文炳、廖国华等八人用汽车运到南京处决，是暗杀的。日军公开杀害青年学生王金宝，将其身首分割，置于王家药店柜台中央，不准移动，使路人望而生提，这是多么阴险毒辣而又残酷啊！ （三）豢养四大金刚作恶多端 所谓“四大金刚”即是郑继海、吴绍卿、冯跃卿、陈中发四个民族败类。他们认贼作父，甘当日寇鹰犬，都担任了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的情报组长和便衣队长。依使宪兵势力无恶不作，如新四军地下工作者王四海同志在大花园被郑继海发现，当场逮捕，交给宪兵，当时王头上被宪兵砍许多裂口，血流满街，后被拖到宪兵队杀害。不久郑继海向肖家巷十三号黄球（大学生）进行敲诈未遂，他就说黄是新四军，后黄被宪兵捕去，电刑致死。又如吴绍卿1940年在日伪花粉局工作，专查妓女有无病毒，他就借机敲诈了许多妓女。1941年4月14日，当吴探知河南南街59号米行老板陶光瑞在家时，就带领宪兵队科长目黑和王翻译到陶家，把陶押至环城西路15号宪兵队进行严刑拷打。以后把陶带到南京杀害。1941年秋，吴又带宪兵到寺码头查依仁烟店，耀武扬威亮出手枪说查是新四军，将查带到宪兵队受刑十八天。经托人说情，花了五十万储币保释，查回家不久，因伤重死亡。 日寇及其走狗的罪行罄竹难书，以上所写，不过是挂一漏万而已。1987.6.22
日汪在芜湖文化统治概述（《芜湖文史资料3》第004篇）
作者：刘伯璜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占领芜湖，对芜湖人民不仅进行残酷的军事统治，还推行一整套殖民政策，肆无忌惮地进行文化侵略。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败类，屈膝投敌，甘心为虎作伥，卖国求荣，做了汉奸走狗。 日汪深知舆论之重要，首先建立新闻机构，作为喉舌。日寇占领芜湖半年后，伪县署炮制的《芜湖新报》于1938年7月17日出笼。报社设在原《皖江日报》社址，即今中山路91号清和坊新江旅社，由芜湖汉奸文人郑守文任经理。该报除发行日报外，并刊行晚报，日销量仅二、三千份。汪记中央电讯社在芜湖设有分社，每日发出电讯稿。报纸和电讯社充当日寇的代言人，竭力鼓吹所谓“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等等，也报导社会新闻和商业行情。由于郑守文卖力宣传有功，后来被提拔为县教育局局长。日寇害怕人民收听到抗日新闻，对无线电收音机管制特严，日军特务机关发了一条命令：凡各机关、团体、商店、住户设置无线电者，必须到县署宣传股登记核准，否则一律以“通共”、“反日”罪论处。总之，从空中到地面全面控制舆论，使人们闭目塞听。以达到愚弄、奴化人民的目的。 舞台艺术影响人们思想极大，日伪也不放过。伪县政府特别成立了一个“戏剧审查委员会”，常委成员有县党部、县运会、警察局、教育局的头目和各大戏院、戏茶厅的经理。县长兼主任，主持常委会议。曾通过决议七项，主旨是控制剧场、剧团和演出活动。审查剧目，协调票价，征收娱乐税，严防“不轨分子袭扰”。在这一压迫下，当时芜湖几家剧场，如：光明戏院（也叫光明电影院）、娱乐大戏院（今和平大戏院是其旧址）、艺术大戏院（夏季为茶园，在今书画院附近）、中江大舞台（今中长街状元坊口）、复兴大舞台（今中山路大众电影院是其旧址）、新新大戏院（今大花园巷内新新录像厅）等，演出的都是传统剧目，演员大放“水词”，情节荒唐、怪诞、恐怖，内容多为色情、淫秽、诲盗之类，无奇不有，影响恶劣，大大败坏了社会风气。而这正是殖民主义者求之不得的。不仅如此，日寇还利用戏院宣传“效忠天皇”。如公园大舞台（在今公园路26号、市歌舞团排练场）汉奸经理，于1939年2月11日《芜湖新报》上公开发表《启事》云：“今天为神武天皇纪元节，本园休业一天，明天照常开演。欢迎皇军，每位十钱，小帐随意。”暴露了一副奴才相。 几家私营电影院老板为了牟利，大都放映一些乱七八糟的片子。如佛光电影院（在今上二街工商联隔壁，旧旌德会馆地址）曾放映华新影业公司出品的根据《金瓶梅》改编的黄色影片《武松与潘金莲》。1941年5月放映《飞来福》时，加映新闻片《汪精卫讲演》和日本新闻片《海上封锁线》，《照国丸爆沉》，宣扬“曲线救国”和“皇军声威”。 日寇还直接插手电影业。1939年秋，在万安路（今名新芜路）建筑东洋式电影院一座，取名“东和”后又称“东和剧场”。设备超过其他影剧院，有电话装置，号码229。开业后，于11月10日，专门为日军放映日本片《阎惜娇》。“东和”的设立引起芜湖人民的仇恨，一周后，即17日，我抗日志士利用买票的机会，投放定时炸弹一枚，将该院票房炸毁。日寇极为震惊，大肆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在芜湖，日寇挂起“日华俱乐部”的招牌，以欺骗中国人民。但是中国人民不予理睬，使其门庭冷落，举办“大东亚圣战画展”时，根本无人问津，只好由伪县政府下令，强迫公教人负和学生前往参观，装装门面。日本人还拼凑个“养正剧团”，美言与中国人“亲善”，演出的却是反动戏剧。1942年7月7日，是芦沟桥事变五周年的日子，伪县政府在“东和”举行庆祝大会，“养正剧团”参加了演出。当月17日，《芜湖新报》出刊四周年，该团在复兴大舞台又登台献丑。伪县长胡廷禧到会发表了卖国媚敌演说。 对于社会文化阵地，日伪也利用它为侵略政策服务，灌输奴化思想。如芜湖民众教育馆，设备极其简陋，虽有阅书、阅报、奕棋、乒乓、民教、问字、代笔等日常活动，仅是装点门面而已，经常是门可罗雀，无人上门。该馆1944年8月6日公布本年“受教”人数，仅3，320人，平均每天不到七、八人。人们不愿“受教”，日伪只好采取强制手段。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英、美正式向日宣战，伪县教育局会同民众教育馆举办“浸画巡回展览”，主题是宣传“击灭英美”、“保卫大东亚”，掩饰日寇侵略罪行。日特机关曾通令各机关、团体、学校、送交漫画到伪县政府宣传股核准，举办“漫画书道巡展览”，借此宣扬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等一派陈词滥调。为了麻痹人民，削弱抗日斗志，日伪还扯起“尊孔”的旗号。1942年9月15日，伪县政府在金马门孔庙（大成殿今犹存，在市十二中学内）举行纪念仪式，伪县长胡延禧、教育局长张济川、警察局长翟贞阶（李林代）先后发表演讲，侈谈“和平”，称日本帝国主义为“友邦”等等。演了一场祭孔闹剧。 芜湖书市在皖南本来首屈一指，抗战前夕已有书店十三家，颇具规模。著名的有：绩溪人汪孟邹在徽州会馆隔壁（中长街20号，老屋今存）创办的“科学图书社”；黄富堂在石桥巷58号开设的“文富山房”；老资格的“汇海书店”，在宁渊观三圣坊，1903年王继白开办。全国闻名的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局也在芜湖设有分销店。抗战爆发，日机狂轰滥炸芜湖，中华书局分销店（上长街145号），和隶属文富山房的“大文堂书店”（中长街蒋家巷），均被炸焚烧，经济损失甚巨。对传播新文化、宣传进步思想作过贡献的科学图书社被迫封门，其他规模较大的书店也都迁离或停业。芜湖沦陷后，日伪统治期间文化事业凋蔽，老书店只存文富、大德堂（上长街82号）、志成（新芜路44号）三家了。嗣后陆续开设的有：仁大（井儿巷91号，1939年）、新华（上长街144号）、环球（上长街38号，1942年）、文华（上长街62号，1942年）、华文（上长街154号，1943年）五家书店。此外，李定章于1944年在寺码头18号开一片“家庭租书社”，次年在柳春园9号增设分社。以上九家除新华外，其余都是小本经营，不成气候。“新华书局”创设于1940年7月，店主是巢县人宋葆吾。此人善于经营书籍、文具，资本雄厚，据营业执照记载，为8695万7千7百元（储备券）。书店规模可观，职工人数最多时达到20余人。该店以推销为主，零售为辅。芜湖中小学教科书几乎全部由该店包销，所以盈利甚丰。所有教科书均是汪伪政府审定的，内容贯输“天皇神圣”、“和平建国”思想，使广大青少年深受其毒害。 在日伪教育局、警察局、宣传股严格管辖下，书市经营的书刊只能是些七拼八凑、黄色下流和低级趣味的东西。例如冯玉奇的小说，描绘色情、肉欲，千篇一律的多角恋爱，异父同母兄妹殉情、乱伦等等。此类小说出版商不借巨资刊登广告，大肆渲染“哀感顽艳”、“缠绵悱恻”等等。连电影院也大做书市交易。佛光电影院于1944年9月9日在《芜湖新报》大登“启示”说：“兹因电流中断，暂停放映，一俟电流恢复，即照常开演。目前新到干余种名家小说出租”。一时推出如此之多的烂污货，充斥文化市场，起了极坏的“精神鸦片”麻醉作用。特别是其中有很多汉奸文人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作品，主调是宣传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和“大和魂”之类玩艺，披着文学艺术外衣，深刻地打上了殖民文化的烙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9日，国民党军开进芜湖受降。汪伪大小傀儡纷纷作鸟兽散。赭山日军司令部挂起白旗，“皇军”占领芜湖的历史从此结束。【注】史料来源：日汪《芜湖县政月刊》、《宣传工作报告》、《芜湖新报》等。新编《芜湖文化志・书店志》（油印本）。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近代日本驻芜领事馆（《芜湖文史资料3》第005篇）
作者：金一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安微人民的过程中，日本驻芜领事馆充当了极为重要而卑劣的角色。了解日本驻芜领事馆的情况，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近期，笔者走访了当年居住于日本领事馆附近的一些老人，并查阅了有关资料，特撰此文，以昭罪行。 民国初年，日本帝国主义为维护其侵略权益并进一步渗透我大江南北之内地，在芜湖设立了领事馆。日本驻芜领事馆在青弋江之南曾家巷附近，以每月三百元的租金从当时河南麻浦圩有名的大地主兼砻坊主恽老二手中租得了一幢新式洋楼。从民国初年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芜湖沦陷的廿余年间，日本领事馆一直设在此地。其址位于今马塘区兴隆街曾家巷与码头口之间，现为市房地产开发公司所在地，因岁月流逝，几经变迁，旧址已荡然无存，据附近老人回忆：当年的日本领事馆，周围圈有围墙，墙头拉着电网。有前后两道门，大门设有门岗，从后门仅走数十米即可至内河码头。馆内有塔楼，可与日本泊于江面之军舰讯号往来。 日本领事馆除驻有领事，尚配备了警察长，还网罗了一些中国人充当打手和爪牙，如门卫、秘书等。领事馆的长期驻员并不多，待日舰泊于芜湖时，其水兵常结队前往领事馆，使之宛若一座兵营。 日驻芜领事馆在河南地区的廿余年间，对我附近居民竭尽欺压、奴役之能事。日领事馆常年雇用大批中国男工女佣，馆内所有的脏活、重活均由中国人干，稍不如意就要受到辱骂和股打。馆内私设地牢，高一米左右，阴森潮湿，日本人常以盗贼为名拘捕我过往行人，关押于地牢之中。据当地老人说：一次，日本领事馆抓住一名18岁左右的瘦弱青年，指为盗贼。几个粗壮的日本人对他拳打脚锡，最后又将他四肢抓住拾起往水泥地上摔，如此折磨之后，这个青年已奄奄一息，抬回家不久就死了。如此草菅人命，无视我国家主权；当时腐败的反动政府视而不见，不能保护我民众，反任其横行，实为我民族之不幸。 日本领事馆还大肆搜集我地方各类情报。为将情报及时传递出去，日本领事馆采用了三种方法与外界联系，一是电讯联络，二是用旗语与泊于江面之兵舰联络，三是长期雇佣小划子与日轮联系，其雇佣金高达一趟两块“袁大头”。 进入廿年代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芜湖的势力进一步膨胀。一九二五年，日本驻芜侨民已达62人，从事各种经济掠夺和情报活动。如日本在芜湖的“丸三药房”就是其秘密间谍机关。日本领事馆为保护它的罪恶活动，防备我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调兵舰一至二艘长年驻泊芜湖，并与日本驻泊于重庆至上海各口岸的兵舰构成了一条严密的军事控制网，严重地威胁我国的安全，践踏我国的主权。 日本驻芜湖领事馆的野蛮暴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各界民众的强烈义愤，驻芜领事馆则成为我市人民反日斗争的主要目标。据当地老人回忆说：日本领事馆十分惧怕学生运动，每当学生游行队伍在领事馆前示威时，领事馆的成员及家属立即从后门上码头乘小划子到兵舰上去。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和南京政府统治初期，芜湖人民曾展开了几次大规模的反日运动，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一九一六年农历五月初，芜湖人民为抗议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廿一条”，开展了抵制日货斗争。五月初四的早晨，一些爱国群众自发地行动起来，把许多日本货如草帽、草席等钉在当时最繁华的大马路（今中山路）的电线杆上，并在日本商店“丸三药房”门前举行示威。有的示威者还将修路的碎石掷进店内，击碎了两块玻璃。日本领事馆立即出面干涉，调来了兵舰进行武力恫吓，同时对镇守使马联甲施加压力。结果，马联甲派“外交特派员”到日本领事馆道歉赔偿日商损失。日本兵舰到芜后，一队水兵登陆，整队荷枪实弹前往日领事馆，沿途高呼“日本帝国万岁”，对我国人民进行示威。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芜湖各界人民立即响应，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为广泛地抵制日货斗争。各校学生组织了检查日货队，芜湖总商会召开了特别会议，一致赞成抵制日货。正当芜湖人民抵制日货斗争如火如茶之时，日本人柴田权吉率马戏团来芜表演，遭芜湖民众阻止。柴田所雇华人肖树全用石块击破当地一孩童之头，引起纠纷。芜湖地方政府为避免扩大问题计，由交涉署函日本领事馆饬其停演出境。日人无理拒绝。五月十九日，大批群众激于义愤推倒了马戏团的戏棚，并包围了日商“丸三药房”。混乱中有人用石块击碎了“丸三药房”的玻璃，日店伙计小越时之助亦被击伤头部。日本领事馆借机扩大事态，妄图破坏芜湖人民的反帝斗争。日本领事馆清野长太郎亲自率军舰来芜，对芜湖地方政府进行无理要挟。交涉中，日领事提出了三项苛刻要求：一、赔款，二、于一星期内惩办十人，三、保护日侨。芜湖地方政府被迫接受了这三项要求。但是，芜湖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反日斗争更加高涨。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芜湖长街药业不再进日货，广潮帮各米号则议决不再雇日本轮船运来往汕头、广州，各洋纱号也公议不再进日本纱等。芜湖各界人民的斗争得到了全省各地人民的支持。安庆、合肥、当涂、舒城、怀远、五河等地纷纷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在经济上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一九二三年北京大学学生为收回旅大向国会请愿，被军警殴伤多人，学潮顿起。三月十四日，日本外务省照会中国军阀政府，拒绝取消廿一条及收回旅顺、大连的要求。这一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工人、学生的首先反对。于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反帝运动席卷全国。五月九日，我市人民举行大规模的国耻日示威游行。四、五万民众参加了游行队伍，大队浩浩荡荡头尾长达十二、三里。沿途“反对廿一条”、“还我旅顺大连”的口号一呼具应，声浪冲天。当我游行大队经过日本驻芜领事馆时，日本领事极为恐慌，馆内日人憋吸抿气，紧闭大门，平时之嚣涨狂妄气焰顿时丧失殆尽。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济南，阻挡国民军“北伐”。日军大肆屠杀中国军民，造成“济南惨案、。消息传到芜湖，芜湖各界民众立即行动起来，再次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五月四日，芜湖各民众团体星夜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成立了“芜湖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并决定组织群众进行反日示威游行。八月初，为了与全国反日会的名称统一起来，“芜湖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改称为“芜湖反日会”，并设立了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秘书处、总务处、调查处，调查处下又设有检查组及鉴定组。芜湖反日会成立后，当即通知沿江上下游及芜湖有关部门，制止售卖日清公司船票，同时对日实行原料、农产品禁运。一场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持续高涨。 日本驻芜领事馆为破坏这场运动，派领事馆秘书陶惜芬出面收买“隆和祥”号奸商，双方勾结，为日商收购菜籽。八月十六日，芜湖反日会调查处获悉芜湖奸商“隆和祥”号装运了大批菜籽出口日本，接济日商，反日会立即派人截获，从而阻止了这次大批菜籽的出口，八月卅一日，反日会组织了各界代表百余人前往对外交涉署请愿，要求惩办奸商，对日经济绝交，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当队伍行至交涉署时，交涉员郭太桢唆使卫队用枪、斧、棍等武器镇压请愿代表，当场重伤十余人，断肢折臂数十人，制造了“八・三一”惨案。惨案发生后，芜湖各界民众群情激愤，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和奸商。国民政府派了中央特派员江本华亲自来芜解决这一事件，经过多方磋商，终于通过了七项决议：给予受伤者以抚恤，汉奸陶惜芬、隆太祥等受到了一定的惩处，郭太桢亦由中央予以处理，对日禁运则不了了之。 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其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本驻芜领事馆则成为日本武装侵略安徽内地的先遣队，大肆搜集我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占领芜湖，将芜湖作为侵入我皖南和大江南北的军事基地。日本领事馆即并入日军侵芜机关之中。 抗日战争后期，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已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遂将领事馆房产退还原主恽氏。恽氏不敢久留，又将房产出售。新房主买来洋楼后害怕抗战胜利后会作为敌产没收，立即将洋楼撤除，砖瓦运走。于是，这座芜湖近代史上的阴森魔窟，便消失在芜湖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