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哥张恨水（《安徽文史资料08》第27篇）
作者：张其范 我的老家在安庆潜山县岭头镇黄岭街。祖父张开甲在清末做过江西省广信府的参将。父亲张庚甫在三湖县卡子（税务机关）里工作。母亲是个淳朴的家庭妇女。我兄弟姐妹共六人，大哥心远，1895年出生于广信县，二十五岁左右改名恨水。二哥心恒，三弟牧野，四弟朴野（现在河南新乡专科学校教书）。我名其范，六妹其伟。 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仅能看懂便条，自己不能动笔，深受文化程度低、被人瞧不起的痛苦，对子女读书抓得很紧。大哥五周岁时，就进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一年内便读完四书和一些杂文，能对简单的对联。一日，老师出了“九棵韭菜”的上联，大哥眨眨小眼，对出“十个石榴”的下联。父亲可乐了，叫妈妈午饭添做一碗虾仁炖鸡蛋，以奖励大哥。他常对我们说：“你们大哥五岁会对对子，大家要向他学习才好”。 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全家由广信迁居南昌。大哥进南昌大同中学读书，我在爱国小学读书，成绩都在前三名。大哥晚上补习英语，深夜还得看杂文，在好的词句上，打上红杠杠，书头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语；他还挤出时间练习写诗词，有时把编写的小说和故事，讲给我们听。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提倡剪辫子，放小脚，大哥积极响应。一天中午，他从学校回家，右手拿着纸包，兴奋的面色略带着几分畏怯的表情。二哥眼快，惊呼道“大哥把辫子剪掉了！”母亲责怪大哥不男不女，成何体统。父亲却用支持的口吻说：“没关系，现在是文明社会了，拖着条长辫子，又脏又费事，剪得好。”由于父亲的称赞，大哥神态才自如了。 我六岁时，母亲按照传统习惯，给我缠小足。白天痛得动弹不得，晚上痛得睡不着觉，躲在被条内哭泣。大哥不顾母亲责骂，果断地将我的裹脚布解开撕掉，气着骂道：“这么残酷，你别害怕，好好睡觉。”第二天，母亲发觉了，责斥大哥，大哥反抗道：“大脚嫁不了人，我养她一辈子。”多亏父亲也从中圆场，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使我摆脱了缠足的痛苦。 1911年父亲因吊友人丧，染上时疫，三天内死去。这真是晴空霹雳，震动了我们一家。经济收入中断，生活没有着落。大哥才十六岁，也没有办法。母亲牵儿携女回到故乡潜山，靠祖父遗下的田产过活，承担着教养我们子女的重担。这时大哥失学在家，二哥外出当学徒，我寄养在外婆家，一家人劳燕分飞，实在凄怆。贫穷难不了大哥，他虽不能上学，却下定了自学的决心。他收拾一间破烂的小屋做书房，在门口自撰一副对联：“一间东倒西歪屋，几个南腔北调人”（母亲操湖北口音，我们讲南昌话）。靠南边的土窗子，放着一张旧方桌，满满堆着文具、书籍。窗子上头贴着一张刻苦学习的座右铭，勉励自己要勤奋学习。 炎夏，火辣的太阳晒得书房象一个蒸笼，大哥不顾炎暑酷热，整日伏在方桌上埋头苦读。入夜蚊虫叮咬，他穿上老布袜子抵挡。村上人笑他是“老夫子”，他一笑置之。 寒冬，北风呼啸着钻进墙缝，吹得油灯光摇摇晃晃，大哥穿着父亲的棉袍，拴上条腰带，蜷曲着身子，伏在桌上，写个不停。手冻僵了，用嘴呵一呵热气暖和一下，或站起来搓一搓再写。时光荏苒，就这样整整苦学三年，打下了扎实的汉文知识基础。 1915年大哥离开了家乡，走南闯北，演过戏、卖过药，过着飘泊流离的生活。1918年，他经友人郝耕仁（怀宁县石牌人）介绍，到芜湖《皖江报》当编辑。为时不久，又和友人去北平，先后担任过《益世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的记者和副刊编辑，结识了很多新闻界人士。有了固定薪金收入，生活稳定下来，他就开始创作长篇章回小说《春明外史》。接着陆续撰写《金粉世家》、《剑胆琴心》等小说，深得读者好评，销路很广。特别是《啼笑姻缘》，更是风靡一时。记得当时国民党有一个大官的姨太太，与书中女主角沈凤喜遭遇相同，顾影自怜，对作者产生崇拜，经常作诗，亲自送交我家佣人老王转给大哥。大哥把她当“疯子”看待。有一次，我开门接待了她，见她穿得挺阔绰，面庞清瘦，缺少血色。汽车停放在远处。她笑着问道：“你是张小姐吗？”我点头默认。她匆忙从提包里递给我一封信，转身就走。我笑着对大哥说：“好香的信呀！”大哥皱眉道：“又是那疯子的，你拿去看吧。”我好奇的拆开信，里面原来是一条洒满进口香粉的绸手帕，上面写着红色的情诗。我非常同情她的遭遇，大哥不以为然，仍然认为她是“疯子”。又隔了段时间，老王来后院告诉我：“那太太又来了，还给我拾块钱。她说明天要离开北京，特来送礼道别。”我接过一看乃是一只象牙杆子的毛笔，上面刻着“赠恨水先生”五个大字。大哥把它交给我保管，我一直珍藏到今天。 大哥爱护弟妹，十分关心弟妹们的学习。记得我从外婆家回来后，大哥教我作诗填词，并多次告诚我，莫放松数学课。他外出后，我常练习作文、写诗词寄给他修改。他曾寄给我一本《白香山词谱》，不幸湮没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浪里，至今仍然十分惋惜！ 1920年，大哥在北平工作，薪金收入增加了，寄回五十元，要我到安庆考学校。乡下叔伯头脑封建，唆使母亲不让我进洋学堂。大哥多次来信，摆事实，讲道理，母亲才允许二哥送我去安庆考第一女师，因考试已结束，只得去芜湖第二女师，幸得录取，从此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走向新的生活。为纪念“五四节”，我们学生上街游行、演讲，劝阻商人不买日本货，将招商码头搜出的日货，堆在江边烧光。事后，我写信报告大哥，他回信大大夸奖我一番：“乡下姑娘，也有胆量革命，难得！难得！”他鼓励我更加积极地参加火热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5年，我考取北京女师大，大哥怕母亲挂念，遂把安庆的家，也搬来北京。全家十四口人，除二哥工作外，全依赖大哥生活。每个学期伊始，我们弟妹需缴一笔数字可观的学杂费（我读师大，两个弟弟读私立大学，妹妹读高中），都得大哥筹措。他从无怨言。遇到经济困难时，就叫老王打一两酒，买包花生米，借酒解闷而已。他这种爱护弟妹的情谊，我永远不能忘怀。 1926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母亲五十寿辰，我和妹妹陪老人到绒线胡同照相馆合影留念。正准备回家，不料街道戒严，禁止通行。我们正着急，大哥手持记者证，匆匆来接我们。途中，他哽着嗓子告诉我：“今天反动派要杀害李大钊先生。”他异常悲愤，泪水盈眶，有说不出的难受。 我家住在北京整整五年。大哥住北屋三间——卧室、会客室、写作室。写作室的窗子嵌着明亮的玻璃，窗外一棵古槐，一棵紫丁香，春天开着洁白清香的槐花，凋谢时落花铺满地面，像一条柔美的地毯。哥哥爱花，不让人践踏，一听我们推门声响，就立刻停笔招呼：“往旁边走，别踩着花。”啊！这洁白的槐花，象征着大哥坦白的胸怀。 妈妈嫂嫂和我姐妹，住在后进，院子里有棵高大的四季青，我们常聚在树下看书，做针线。有一次，后院的小门豁地推开，大哥边系裤带，边兴奋地说：“想到了，终于想到了。”原来他想好了小说上一个情节。母亲心疼地说：“你脑子日夜想个不停，连上厕所都在想，怎吃得消啊！” 大哥头脑灵活，思路广阔，提起笔来写作，犹如江河倾泻，滔滔不息。寒暑假期间，我和弟弟替他抄稿件，他写了两张，我们才誊写一张，累得满头大汗，还赶不上他的进度，积压许多稿子。这时大哥停住笔，叼着烟嘴笑嘻嘻地说：“歇会，歇会！”我和弟弟羞愧得相视而笑。 我在北师大二年级时，结识了桂惜秋，彼此处得来。惜秋出身穷苦，读书用功，爱好文学，大哥喜欢他，母亲虽持门户之见，经大哥再三开导，终于允许我俩订婚。结婚后，有孩子负担，大哥除经济上支援外，又帮助惜秋写作，使他写作小品文进步很快，投寄报刊，稿费收入很可观，这才摆脱了小家庭的困境。 1932年，农历五月初三日，大哥的爱女慰儿，因感染猩红热而死去。这孩子性情温柔，长得秀丽，出生八个月就跟我睡，我特别钟爱她。那时我怀孕第三个孩子，正待临产，当得知这一噩耗，那顾得自己健康，立即飞奔回家。家里大门紧闭，贴着“谢绝亲友探望”的纸条。我敲不开门，就在外面放声大哭。大哥呜咽着跑出来，接我进书房，又对哭一阵。不料惊动了白发老母，和卧病在床的嫂子，才抑制哭泣。大哥遭此丧痛，圆圆的脸，瘦成三角形，胡茬很长，显得苍老多了。 “九一八”事变，北平受波动，大哥怕母亲受惊，搬家到南京。我和二哥小妹，因工作关系仍留在北平。从此，和大哥相聚的机会少了。芦桥沟事变，日本鬼子打进北京城半个月光景，二哥病故，丢下寡嫂幼侄，情景凄凉。我和惜秋拖着两家十口人，逃到南京。适逢大哥病在床上，他见嫂侄戴孝，揣测二哥已死，足足痛哭一个多小时。叫二嫂、侄儿到床边，深切安慰，并替他们筹划今后的生活出路。 抗日的烽火，烧到南京外围，形势紧张，我们几家搬住安庆元宁巷。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日寇长驱直入，安庆危急，只好搬到潜山岭头的老家。大哥坐着黄包车，脚边堆着满满一网篮书籍、稿件，手捧书夹子，沿途不断地记录。投宿高河饭店时，深夜还点着蜡烛，伏在箱子上写通讯，整理白天的笔记。可见他终生与笔墨为伴，绞尽了脑汁，饱尝了艰辛。 1938年，他奔赴“陪都”重庆，继续写作生涯。这期间，他写过《蜀道难》、《八十一梦》等小说。大哥曾向我谈起在重庆期间，毛主席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时，曾在南温泉召见他，并送给他一套灰布制服。前几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何建明同志和大哥友人郝耕仁的女儿专程来访，他告诉我，在延安时，周总理曾评价恨水哥的《八十一梦》是进步书籍。大哥对党的关怀，常常谈起，深表感激之情。 抗战胜利，大哥定居北平。解放后，他寄给我《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磨镜记》等故事新编小说。 1955年，他来信说，不日将从合肥来安庆。我们全家高兴极了，接连几天，早晚都上车站迎接。终于盼来了。大哥发有银丝，面皮皱摺，显然衰老了。 大哥在1949年患脑溢血留下的后遗症，使他舌头僵化，言语不便，步履蹒跚。见此形象，我不禁暗地落泪。他在安庆住一星期，每天和惜秋叙述别后经过，谈论文学创作。又曾去迎江寺和月海方丈论证宝塔的历史，并在《安庆报》发表了《长日绵绵话安庆》的文章。大哥走的那天，惜秋拎着他简单的行李，我尾随在后面。至近圣街口，大哥回头对我说：“你回去，我有机会就回来！”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好频频点头，痴立在街头，凝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才怅然回家。谁料这一别，竟成永诀了。 1964年前，大哥的来信，惯用小说笔调和诗的口吻，文字流畅，情意盎然。1964年后，写信渐渐词句不通，意思表达不清，我和惜秋已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 1967年，古历正月初七日，大哥永别了我们，时年七十三岁。惜秋曾为他写过悼亡诗，追叙他的生平。可惜悼诗在“文革”中丢失了！（本文由安庆市政协供稿，张俨魁整理，作者是张恨水先生的妹妹，住安庆市元宁巷三号。）
作者：张恺帆 阿英同志，原名钱杏邨，安徽芜湖人。 我结识阿英同志，是在一九二六年。当时我以一个农村少年，从江北负笈至芜湖求学，考入芜湖大官山的民生中学。那时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清廷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芜湖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双管齐下，军阀、买办、土豪、劣绅横行，洋行、教堂与教会学校林立。这所民生中学，是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大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刻，由钱杏邨、宫乔岩（又名王少春，芜湖人）李克农（巢县炯炀河人）等同志，为了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势力作斗争，凭着一股革命激情，依靠一些社会进步人士的支持，艰苦奋斗创立起来的。宫乔岩同志为该校校长。它在开展启蒙运动，传播革命思想，培养进步青年等方面，起过出色的作用。正是我到民生中学入学的这一年，阿英同志及宫乔岩、李克农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这所学校在大革命前后。成了当地党组织的重要据点，为革命前的准备以及北伐军到达后建立政权组织，做了许多工作。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人事更迭，又经过一段艰苦的坚持，它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了。 我入学时，阿英同志在民生中学任国文教员，兼赭山的五中（后改七中）教员。一开始，钱先生（当时对阿英同志的称呼）那种对人极端热情、善于言谈和诲人不倦的态度，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时“五四”运动虽已过去数年，但我们在乡间读书，仍受文言文的严重束缚，而钱先生则是“五四”运动中的青年积极分子，所以他在民生中学，提倡白话文自然是不遗余力。记得有一次，我出于幼稚，还曾和他辩论，大意是说：你讲白话文好，文言文不好，我看文言文多少也还有点好处，比如打电报，用文言至少就可省点钱吧？钱先生微笑着耐心地给我们讲，不能仅从这一点去看问题，用白话代替文言，这是文化上的革命运动。当时在学校中，阿英同志不仅积极开展新文化运动，而且满腔热情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告诉我们“普罗列塔利亚”、“布尔乔亚”等等新名词，我们听起来新鲜异常，心境大开。由于学校是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据点，它不仅传播革命思想，而且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学生参加“济难会”（后改为“互济会”）、（“芜湖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等革命组织，推动群众性的革命活动。当时学校在斗争中处境险恶，经常受到反动当局的监视和干扰，后来甚至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的流氓帮会的进攻。但宫、李及阿英同志等不畏强暴，积极组织领导群众跟军阀、土豪、劣绅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一次，几千学生和群众涌向街头，把贪污作弊的商会会长丁某揪出来游街示众，使其威风扫地。又有一次，组织群众揪斗北洋政府“猪仔国会”的“猪仔议员”，一天工夫就打了八家，可见群众运动声势之大。及至“四・一二”之后，蒋介石疯狂逮捕、公开杀戮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形势已万分危急，阿英同志才和宫乔岩同志、李克农同志等被迫澈出龙潭虎穴。他们在离开芜湖之后还受到敌人的一再追捕。 其时，阿英同志率领一组同志，取道皖北农村，历经艰险，徒步跋涉千里，去到武汉，在邓中夏同志领导下，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并参与筹备当年六月二十日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作（阿英同志在大会秘书厅工作）。但到了七月中旬，武汉的国民党汪精卫无耻叛变了革命，阿英同志在极端艰苦中坚持到八一南昌起义之后，才又突破敌人的包围，转移到上海（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旋即在党领导之下，发起组织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据阿英同志在后来《哀悼李克农同志》一文中记述，他和克农同志“直到第二年，我们才在上海重逢，并一同在太阳社支部（称‘春野支部’）里过着党的生活，往往在深夜里一同到马路上写标语……”从这段简短的记述里，可以看到当时阿英同志等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李克农同志同后来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进行了出色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董老在一九六二年悼念李克农同志的挽词中，曾赞誉克农同志为“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到了一九三〇年，阿英同志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和领导工作，被选为常委，后又被选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一九三二年五月，党派阿英同志到电影界作领导工作，任党的电影小组成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阿英同志在上海坚守斗争岗位，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曾任郭沫若同志主编的《救亡日报》的编委。并由几位热心朋友的支持，在“孤岛”上海成立了一个名为“风雨书屋”的出版机构，编印宣传抗战的《文献》月刊，阿英同志是这个刊物的主编。诚如他在一篇回忆录中所写：“那时，我们国家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最残酷的侵略，国民党已经一路溃逃到了重庆，八路军、新四军正艰苦地深入敌后，插进敌人的心脏，坚持斗争。敌后和沦陷区人民，特殊需要精神鼓励。”阿英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努力去满足人民大众的这种“特殊需要”。他在《文献》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毛主席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会上的讲话，并为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受党的委托，为传播和保存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以及党的其他重要革命文献（如方志敏同志的遗稿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因为刊载毛主席等我党领袖的言论著作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图片新闻，经常受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所谓地下组织的威胁……真是时时刻刻有查封逮捕的危险，时时刻刻在惊涛骇浪之中。”那时，阿英同志从一位同志处，得到了一批“用各种各样、大小不等、随手拾来的杂色纸所作的”一束画的照相原稿，内容是反映中国工农红军伟大长征斗争生活的，他便立即进行了编辑工作，排除各种困难，以《西行漫画》之名，由“风雨书屋”精印出版，并在书前附印了长征地图及纪事，迅速在上海及革命根据地流传，收到了鼓舞士气和振奋民心的积极效果。正因为如此，“书屋”不久就遭到查抄，人员也遭到了逮捕。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九五八年，一位热心的读者在北京图书馆偶尔发现了这本珍贵的画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同年底重印。又经过一段时间，到了一九六二年，以《长征画集》之名出版，也直到此时，方才弄清它的作者原来就是当年亲身参加了长征的黄镇同志（原籍安徽桐城人）。这是革命美术出版史上阿英同志一个宝贵的贡献。 在上述时期，阿英同志在上海还以魏如晦的笔名，写了《碧血花》等反映南明抗清斗争的历史剧，积极配合抗日斗争的宣传，并在上海等地广泛演出。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上海局势进一步恶化，阿英同志遂率领全家离开上海，来到艰苦抗战的苏中、苏北敌后根据地，先后在新四军军部、一师及三师工作，直到抗战最后胜利。这一时期，在华中局的领导下，阿英同志认真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按照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文艺、新闻、统战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一九四三年十月份，《盐阜日报》首次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阿英同志亲自逐字逐句地细心校对。他所主编的杂志《江淮文化》、《新知识》以及《盐阜日报》副刊等，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广泛的影响。当时敬爱的陈军长（陈毅同志）为广泛团结抗日民主人士，积极开展党的统战工作，曾亲自发起组织“湖海诗文社”，社中所作诗文，上述报刊即系主要发表园地。《新知识》上，并曾首次刊登陈老总的著名诗篇《梅岭三章》，一经问世，脸炙人口。一九四三年秋，阿英同志在苏北阜宁农村的豆油灯下，用毛边纸亲手抄录了陈老总在一九四二年以前所作的诗十六首及短文两篇，手订成册，题有“阿英手录”并盖有图章，送给了敬爱的陈老总。这一件珍贵的纪念品，可以说是陈毅同志最早的一本诗集，它为后来张茜同志编辑《陈毅诗词选集》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个宝贵的手抄本，听说至今仍珍藏在陈同志亲属手中。 在抗战胜利前夕，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配合党内整风，为进入城市做些思想准备，阿英同志在苏北农村创作了著名的历史话剧《李闯王》，并亲自导演，由新四军三师八旅文工团在苏北各地演出，对广大干部群众起了积极的教育鼓舞作用。这个有很大影响的剧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产生的优秀剧作之一。 阿英同志的长子钱毅，时为新华社盐卓分社特派记者、《盐阜大众》副主编，是一位英姿勃勃的革命青年，在《盐阜日报》、《盐阜大众》报上发表过许多鼓舞人心的通讯报道，在《新知识》等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才气横溢的文章，后来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性。 抗战胜利后，阿英同志曾任华中文协常委、华中建设大学文学院院长。一九四六年，阿英同志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文委书记。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华东局及苏皖边区政府机关，随同我军主力于一九四六年秋北撤至山东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我们继续转移至烟台。四个月后，我又奉命带一部分机关人员及家属渡海转移至大连，后阿英同志任大连市委文委书记。在北撤山东直至大连这一段时间里，我和阿英同志经常接触。他那为革命辛勤钻研业务，亲自领导工厂文艺活动的实践，热情培养青年和帮助工农兵业余作者，特别是他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自我批评的可贵精神，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阿英同志又是我国当代一位著名的收藏家，长期辛勤地收集保存大量图书、文物，特别是收集了丰富的有关近代文学的资料，孜孜不倦地进行整理和研究，为编写和学习中国近百年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这种勤奋的作风，犹如蜜蜂酿蜜，苦心经营，虽在戎马倥偬之际，亦坚持不辍。尤其是各解放区的所有报刊图书资料，他更是旁搜博集，十分重视。 一九四九年五月，阿英同志奉调至京，参加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期间，他是华东代表团团长，大会常务主席团成员。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阿英同志在天津市工作，任市军管会文艺处处长，市文化局局长，及剧协主席，并曾在南开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兼任教授。一九五一年调中共中央华北局，任华北文联主席。一九五四年，阿英同志到中国文联工作，任党组成员，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等职。 阿英同志为党的革命文艺事业战斗了五十多年，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一生中的著述，包括文艺评论、小说史、戏剧史、美术史研究以及诗歌、小说、剧本、杂文、随笔等等，多达七十余种，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但是，这样一位热爱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同志，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摧残和迫害。一九六七年初，叛徒江青妄图掩盖她极端肮脏的历史，亲自跳出来公开诬陷阿英同志。接着叛徒陈伯达也怀着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亲自下达“手令”，抄走了阿英同志收藏的三十年代的大量有关资料和全部藏书、文物。这一系列的反动暴行，使阿英同志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在林贼肆虐及“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我和阿英同志虽然天各一方，但拳拳之意，仍时萦于怀。一九七四年，我省一位原新四军老战士去京，曾去探望阿英同志，当时他卧病于斗室之中，深受“四人帮”之害，但老骥伏枥，壮志未衰，对外地故人，仍关怀备至。阿英同志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提供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珍贵资料，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听到这些消息，使人深受鼓舞。其时，阿英同志有亲属出差经皖，亦承过访。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春回大地，喜溢人寰，阿英同志也欣然移住北京东直门外新居。虽癌症已至晚期，每日只能吸食少量稀粥，但他由于心情振奋，病情也曾一度有所好转。他满怀信心地扶病为有关单位及报刊积极查找资料，为揭批“四人帮”提供了有力的炮弹。不幸尔后病情恶化，终至不治，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逝世。噩耗传来，不胜悲痛和惋惜。回想全国解放之后，阿英同志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回安徽工作，对宫乔岩等老同志、老战友早年革命活动的史料，也曾不断热心采集，准备进行整理。我和阿英同志最后的一次接触，是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届人大开会期间，阿英同志曾至寓所相访，仍怀回皖工作之愿。谁知自此一面，竟成永别，追念及此，不禁把笔泫然！阿英同志辛勤战斗的一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为了纪念这位革命文艺战线上的老战士，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双百”方针，繁荣和发展党的文艺事业，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服务！（作者附记：本文为求表述准确起见，从中央文化部阿英同志治丧小组所撰悼词中引用了一些编年资料，特此说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巡抚附：张恺帆(1908～1991)，安徽省无为县人。解放后任安徽省委常委，历任合肥市委书记、淮南矿区党委书记。
作者：周新民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安徽各重要城市纷纷设立官办和私办的学堂，聘请留日学生或者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为教习。这些新兴的学校，灌输革命知识，使学生认识到封建政治的腐朽，民族危机的加深，非群起参加革命不可。 当时学校能成为革命的温床，最早的而且最鲜明的，要算安徽公学。安徽公学的前身是“旅湘公学”，由李光炯创办于湖南长沙，卢仲农主持校务，赵声、黄兴等都在该校任过教员，酝酿革命。该校于一九〇四年由长沙迁至芜湖，改名安徽公学。由于李光炯、卢仲农两先生一向倾向革命，当时提倡革命的人物大多荟萃于该校，如江苏刘光汉主讲席，怀宁陈仲甫、寿县柏文蔚、浙江陶成章、广东苏曼殊等曾先后任该校教员。这些人有的是光复会会员，有的是同盟会会员。安徽公学建立后，对各县的新兴学校起了推动作用。当时凡是有革命倾向的学校，都与安徽公学有密切关系，包括桐城的崇实学堂和吴挚甫创办的桐城中学、安庆的尚志学堂、寿县的养蒙学堂和芍西学堂、怀远的养正学堂以及萃华学堂等。安徽公学还与日本东京同盟会本部和南京、安庆、合肥、寿县等地的革命组织秘密地互通声气。 除了上述的学校以外，在芜湖还创办了“俗话报”。这是一种通俗性的刊物，于一九〇四年一月由陈仲甫、房秩五、吴守一（桐城县人）等三人发起的。它原设在安庆，后迁到芜湖，由科学图书馆发行。自该报发行以后，在宣传上起了很大作用，因其文字通俗易懂，内容又结合实际，激发了安徽人民的爱国思想和反帝、反封建活动，这对安徽当时的革命起了促进作用。后以该报触怒了英帝国主义，于一九〇五年秋被勒令停办。 芜湖在辛亥革命以前，安徽公学成为中江革命的策源地，荟萃了许多革命人物，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同时，又有俗话报作为爱国宣传的喉舌，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恶，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因此，当时皖人公认安徽革命胚胎于芜湖，实际上就是胚胎于安徽公学，也就是倡导于李光炯先生。（巡抚附：周新民（1897—1979），安徽省庐江县大化乡陡岗村人。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沈阳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朱蕴山同志早期进行的革命活动（《安徽文史资料04》第32篇）
作者：陈忠贞、吴之信整理 为推翻清廷而奔波 朱蕴山同志，一八八七年生于六安县嵩嶚岩（现嵩嶚岩公社）。青年时代便离开家乡，出外求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到处千疮百孔。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统治者的卖国，造成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青年的朱蕴山，为了振兴中华，开始参加光复会，进行反清活动。斗争中，他非常勇敢，置生死于度外。他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被带到刑场陪斩，面无惧色，大义凛然，准备为救国救民而献身。随后，他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绞杀了辛亥革命，朱蕴山义愤填膺，奋起投入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一九一六年，朱蕴山与六安同乡刘希平，霍山的沈子修，舒城的宋竹荪等密谋在安庆起义，不料事泄。安徽军阀倪嗣冲令警务处长于端阳节前一天下午，将朱蕴山等逮捕，沈子修等逃亡上海。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但民主共和的浪潮不断兴起，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下台，忧愤成疾而死。这时孙中山通电全国，要求释放政治犯，朱蕴山才获得自由。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北京政府的实权却操在段祺瑞的手里。北洋军阀内乱不断，张勋又乘机复辟。倪嗣冲利用手中的军权，对安徽人民实行血腥统治。朱蕴山为了推动反倪斗争，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初，与刘希平同赴上海活动，并写了《燃犀录》，控诉倪嗣冲祸皖的罪行，呼吁在京、津、沪的同乡会一致起来，救乡救皖。是年八月，朱蕴山转赴北京，与在京的陈独秀和寿县籍的议员常恒芳等人共商反倪之事。十月，朱蕴山又到山东，与鲁北平原混成旅胡翊宇和济南第一混成旅张克瑶交换了反对安武军、迎接孙中山北伐的意见。 为青年觉醒而办学 朱蕴山在斗争中认识到，要振兴中华，就必须提倡科学与民主，提高国民觉悟。要提高国民觉悟，必须首先从青年教育入手。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朱蕴山和刘希平从芜湖到安庆，会见法专校长光明甫（光异）等人，共商办学之事，决定由朱蕴山回六安，创办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以下简称“三农”），以此为阵地开展新文化运动。一九一八年九月，朱蕴山回到六安，并亲赴六区金家寨，请皖西教育界进步人士桂月峰共同筹建“三农”，桂月峰欣然同意。朱蕴山十分高兴，赋诗一首《喜见老友桂月峰》赠之，诗曰：“五年不见鬓先斑，忧国情怀火一团。闭户但闻勤课读，出门从不礼衙官。家贫心苦能长乐，道梗时危岂畏难。淮水皖山荆棘满，愿君长此种芝兰。”表现了他们忧国忧民，进行教育革命的决心。两人来到六安后，多方活动，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捐出五千元为开办费，借北街赓飏书院旧址为校址，于当年冬筹备就绪，次年春正式开学。为团结友邻县共同办好学校，公推时任芜湖“二农”校长的霍山籍沈子修出任“三农”校长，桂月峰任学监，朱蕴山任文牍兼修身教员，聘请进步知识分子钱杏邨（阿英）任国文教员，晏从白任数学教员，苏章之任英文教员，沈子臣任体育教员，李晴峰任事务主任兼教员。他们在治学上，废除一切封建的陈规陋习，成立学生会，参与决定学校大事，实行师生平等，校长、教员以身作则，不用雇员，外出不坐轿子，自背行李，与学生同桌共餐，一起过简朴的生活。在教学上，取消尊孔读经，侧重于新思想的传授；不学文言文，教以白话文。在课外活动上，禁止豪门子弟的不轨言行。 来自皖西和豫鄂边的“三农”学生，在新文化的学习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觉醒，涌现出一批优秀分子，其中不少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皖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据不完全的记载，三农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就有数十人之多。 为反帝反封建而呐喊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运动一爆发，朱蕴山就积极支持，迅速投入安徽响应“五四”运动的战斗。他和沈子修、桂月峰等帮助“三农”学生联合城关部分高小师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领导学生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组织了日货纠察队，到各商户检查登记，宣传买卖国货为荣，买卖日货为耻。 五四运动以后，朱蕴山以在京、沪读书的皖籍进步青年为桥梁，不断把革命书刊传到皖西。他自己在“三农”和一些最接近的学生，经常在一起阅读《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书刊。他支持钱杏邨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苏联十月革命，介绍列宁、高尔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物和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一年秋，二届省议会届期已满，理应进行三届议员选举，军阀倪道烺为把议会变成自己的御用工具，从省里拿出三百万元进行贿选，令其走狗集团——公益维持会派爪牙到全省各地，贿买选票，指定人选，公开舞弊，甚至把死了多年的人的名字也写进花名册，丑闻百出，全省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面对军阀横行，践踏民主，朱蕴山挺身而出，起程赴省，与省教育界及社会进步人士光明甫、李光炯、刘希平、沈子修、宋竹荪等共商，创办《评议报》，作为反对贿选、驱除倪、马分子的宣传工具。推选宋竹荪为经理，朱蕴山为主笔，评论安徽政弊，揭露选举丑闻。同时支持“三农”学生公开揭露贿选内幕。还利用合法手段选出代表，公开向北洋军阀政府控诉倪、马非法贿选议员的罪状。 这时，全省已有四十多个县的学生和进步人士先后上诉了贿选案件。按省议员选举法中关于“省议员的选举，一县无效就全省无效”的规定，三届省贿选早该推翻，但倪、马还是强令召开贿选出来的三届省会议。这时倪、马的亲信马仲武等人觉得自己又已得势，更加趾高气扬。学生代表想找他谈谈，他根本不理。朱蕴山等十余人，对其蛮横态度气愤不已，作为学生代表，跑到马仲武家里，彼此见面没说二话，便唾了马仲武一脸唾沫。马仲武不敢对抗，说：“吐得好，吐得好！”接着，朱蕴山等又把马拖到街上游街，打下了他的嚣张气焰。省长聂宪藩慑于人民的威力，又不敢妄行，被迫辞职。最后，各界人民终于迫使新任省长许世英宣布三届省议员选举全部无效。这一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大创举。 为国共合作而斗争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朱蕴山受到极大鼓舞，他看到了中国真正希望的所在。他认真学习和研究党中央的机关报《响导》周报，对中共的最高纲领，表示由衷地敬佩和赞同。 一九二二年八月，朱蕴山在上海晋谒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参与酝酿国民党的改组计划。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召开，着重讨论了和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与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还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决议。从此，朱蕴山同志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并在革命活动中，与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势力展开坚决斗争。 一九二六年元月，朱蕴山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二大。会议结束时，经朱蕴山等提名推荐并得到中共华南局负责人陈延年、谭平山的支持，国民党中央发表了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藩侯、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九人为国民党安微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朱蕴山随即返皖，经过一番筹备，在安庆正式成立国民党临时省党部（一说是筹备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秋，为避免军阀迫害，安徽省党部曾迁往上海旧法租界马浪路景益里，不久转移武汉，在联堡里设办事处。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旬，省党部又由武汉迁回安庆，并发出通知，决定召开全省代表会。这个时期，在朱蕴山的支持下，皖西各县国民党县党部在一九二六年初至一九二七年春相继成立。一部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县党部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势力，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起来。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朱蕴山以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投身这场伟大的革命战争，并作出自己的贡献。北伐军分三路进军，取得节节胜利。安徽军阀陈调元看到北伐军渐渐逼近，加紧镇压革命力量。这时，国民党皖省党部被迫迁到上海，朱蕴山等在上海，以皖省党部名义发电国民党政府，保常藩侯为安徽宣慰使以策动军事反正，迎接国民革命军入皖。常藩侯就职后，与省党部共同决定，派员返回安徽组织地方武装，策动各地军阀军反正。朱蕴山、沈子修也来六霍一带进行策反工作，因事泄未成。陈调元迫于形势，向北伐军投降。经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努力，一九二七年初，安徽地方武装统一组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公推中央执委柏烈武任军长，常藩候任政治部主任。六安亦成立了三十三军独立第二团，由朱蕴山之弟朱衡山任团长。北伐军所到之处，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的支援。 就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时，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开始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公开叛变革命。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安庆指使青红帮党羽及流氓，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省工会筹备处、省农会筹备处等革命机关团体，接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内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朱蕴山的好友，共产党员陈延年同志在这时英勇地牺牲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公开背叛革命的三大政策，背叛革命的行径，引起朱蕴山的无比愤慨。他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并受到反动派的通缉。不久宁汉合流，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更大规模的屠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这期间，朱蕴山曾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掩护过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他看到了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6页），受到很大的感奋。在共产党员的引导下，他毅然来到江西南昌，参加了震撼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起义的领导工作。接着，党的“八七会议”召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朱蕴山坚定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国民党只有始终不渝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又来到上海，继续进行反蒋活动，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开辟鄂、豫、皖苏区。 朱蕴山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以及建国以后，长期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在开展反蒋活动，组织和推动抗日，支援坚持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和积极开展民主活动，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以及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芜湖教会学校的反帝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4》第14篇）
作者：王能树、汪仲仪 教会学校的黑暗统治 帝国主义在实行经济侵略的同时，进行政治、文化侵略，通过遍设各地的教堂、学校和“慈善”机构进行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帝国主义在芜湖办的教会学校有：狮子山圣雅阁中学，风凰山萃文中学，石桥港圣公会圣雅阁初中，福音堂美以美会育才中学，后家港励德小学，周家山女学，来复会小学，青山女学等，其中以圣雅阁中学和萃文中学规模最大，是帝国主义在芜湖实施奴化教育的重点。 萃文中学（今芜湖四中）校长初为溥尔齐，后为华尔登，他的继女，女教士毕英索，为其助手、两人都喜欢研究中国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他们中国话说得很流利，经常混在学生中间，企图博得好感，便于获得情报。圣雅阁中学（今芜湖十一中）校长卢义德，后为蓝裴然（圣雅阁初中由饶桐荪任校长），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在芜湖进行文化侵略的打手。 这两个学校把实施奴化教育、宣传宗教迷信，当作办学的目的。“圣经”是学校的必修课，学生中不管是教徒或非教徒，每星期天都要做“礼拜”。每天早晚和三餐饭前都要做祷告，否则受惩罚。他们以宗教教义、蒙昧主义麻醉学生思想，教育学生说：“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要给他打，有人要脱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脱给他”等等，妄想使中国人民俯首贴耳地做帝国主义的奴隶。他们以孔孟之道和封建家长式统治，束缚学生。修身课课本，是《论语》、《中庸》；国文课（他们称汉语）教材，不准选白话文。他们禁止学生阅读新出版的图书报刊，限制学生只能在星期日下午外出。他们对所谓“善良”的学生，引诱入教，免缴学费，允许送进教会大学。对触犯教规、校规者，斥令在“天主”、“圣母”象前立正，低头忏悔，作为一种惩罚。 打开禁锢的铁门 “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们群情激愤，大家议论纷纷，自动地集合一起，主张声援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革命的火种最早在芜湖五中开始燃烧，当时人们都称五中是芜湖的北大。经过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的串连活动，教会学校和其他学校一起，组织了芜湖学生联合会，萃文中学的代表翟宗文担任了芜湖学联的副会长。学生们有了自己的组织，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成了一个战斗整体，那些校长、神甫的指挥棒失灵了。萃文中学校长华尔登，一向以主教、校长两重身份对待学生。谁要是不听他的，就被罚在“圣母”面前仟悔，重则记过、开除。五月七日，学生第一次整队上街参加游行时，华尔登站出来压制。学生们说：“这是我们的爱国行动，非去不可。”华尔登说：“你们爱国行动不能搞到学校里来，在我的学校里，我就要管。”学生代表翟宗文当场指着他说：“你管不了！”学生们一起呼应说：“你管不了！管不了！”华尔登气得毫无办法，只好悄悄溜开。后来，学生们将每次散发的传单，都贴一份在他门上，他亦无可奈何。 反奴化教育的风暴 教会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走向社会，积极参加爱国反帝活动，引起教会的无比恐惧和仇视。校长配合主教、神甫加紧对学生的管教和压制，学生在校内的反抗斗争也愈益激烈。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晨，石桥港圣雅阁初中及高小学生在甘天沐带领下，全体不作祷告。十五日晚祷告时，全体学生在礼拜堂顿足，把地板轰得如同雷鸣，吓得校长饶桐荪闻讯赶来，见此情景，大为恼火，宣布非教徒退出礼拜堂。五月十六日，学生向校方提出向教育厅立案和取消圣经课、早晚祈祷、做礼拜等四项要求。饶桐苏采取拖延办法来欺骗学生。学生们识破了他的“缓兵之计”，要他限期答复。饶桐苏于十八日宣布放假两周，妄图釜底抽薪，瓦解学生运动。学生团结得更紧，成立反耶教委员会，举行罢课，散发传单。学校又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发通知给家长要其将学生领回。同时勾结军政当局，于十九日派来警察和巡官威胁学生。学生进行静坐绝食斗争，并各自写信给家长，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二十二日上午，反耶教委员会召集学生开会，一百八十余到会者一律签字，表示不实现四项要求，决不罢休。学校采取最后措施，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甘天沐、孙佐华、江去疾、宫成栋（宫乔岩弟弟）等。学生没有被屈服，被开除的学生先在大方栈旅馆，后又迁到临江滩吴春林同学家办公。 五月十九日，圣雅阁高中学生在王稼祥带领下集会支援初中的学潮。下午第二班学生开会，晚上全校学生集会，推出十二人，又从中公举五、六两班代表二人，向校长蓝裴然提出两项要求：圣经课改为选科，礼拜祈祷听学生自由。学校拒不答理，学生于二十日上午拒绝祈祷，全体罢课，并推举执行委员长领导斗争。学生又派王稼祥、戴传林、王世界等四人到县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和各校联系，同时向社会发出声明。蓝裴然宣布放假，要家长领回学生。学生除给外埠家长写信，还组织恳谈队，对本埠家长劝慰，击败学校的阴谋。 圣雅阁学潮发生后，萃文中学首先响应，全体罢课，大群学生把行李搬出学校，结队上街游行示威。他们发表《萃文中学学生会宣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走狗李静涵，并列举其十条罪状，提出反对奴化教育的九个条件。育才中学、萃文中学决定与圣雅阁高、初中合作，组织教会学生联合会，萃德、萃华、工农、五中、芜关、职业、女师、华中、敬业等校都表示支持。外地的合肥一中、安庆圣保罗均派代表前来联系慰问。 芜湖学联和各界给予强有力的声援和支持，二十日下午成立各界声援委员会，公推学联主席周范文为声援会主席。他们连续召集会议，发通电，并作出决议：（一）各团体发宣言，反对教会教育；（二）函告安庆学联，一致援助；（三）函告圣雅阁和萃文学生，勉力苦斗；（四）由学联出面召集各界开会，统筹援助办法。 这场反奴化教育斗争，是在我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党派张秋人、周范文，团中央派陶淮，直接领导这一运动。积极分子如教师宫乔岩、钱杏邨、李克农、杨士彬、佘小宋等和学生王稼祥、甘天沐等，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确保了斗争的胜利。结果，除少数地主、资本家子女外，几乎是全体，将近五百名学生，坚决脱离了教会学校，使圣雅阁和萃文无法再办下去。学生退出学校后，教育界进步人士为他们办了民生和新民两所新型的私立中学。至此，这场反奴化教育的革命风暴，取得了完全胜利。（本文根据访问当时学潮的参加者和见证人胡铸人、江去疾、骆振群、万树庸等老人记录，和查阅有关资料写成。）
访问何世琨同志记录（《安徽文史资料04》第10篇）
作者：何世琨，徐则浩整理（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四日于南昌市何世琨同志宿舍） 整理者注：何世琨同志，安徽合肥人。1899年生。1917—1921年间，为宣城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生，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和宣城学生会会长，继又任过宁国府属六县学生联合会会长。现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五届人大代表。 这篇口述材料，主要反映了：（一）宣城第四师范学生运动的情况；（二）恽代英在该校任教期间进行革命活动情况。 五四运动前后，我在宣城安徽省立第四师范读书。该校是五年制的师范学校。我在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入学，当时校长是鲍光照（芜湖人），直到一九二一年冬（寒假）被新来的校长李康源（和州人）开除了。一九二一年春，宁国府属六县学生联合会成立后，我当过会长（宣城是旧属宁国府所在地）。 在军阀统治下，师范教育搞得很腐败，师范学校校长号为二等厘金缺。当时只有师范学校为官费待遇，规定师范生的伙食每月三元五角，但是层层克扣、层层盘剥，最后我们只能吃到一元五角左右。学校当局还用迟开学、早放假、延长假期的办法从中贪污，主要搞学生的伙食费。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宣城的学生运动也开展起来了，成立了宣城县学生联合会。当时宣城的中等学校，除了省立第四师范外，还有省立八中、皖南中学、蚕桑学校等。四师闹学潮打了先锋。一九二〇年暑假前后，斗争比较激烈。校长张和声（伪省议会议员）劣迹甚多，学生们对张也不满。伪教育厅派杭克严（杭是安庆讲武学堂毕业的武人）来当校长，想用军阀势力压倒学生，没有得逞，反而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恨。开展“拒杭运动”，并通电全省、全国，反对武人长校。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九月九日，由当地县长出来保驾，杭克严强迫进校，学生极为愤怒，扣起杭克严，并由童子军站岗看管，这就是四师学潮发展达到高峰，即所谓“三九”运动。最后，当局被迫答应学生代表的某些要求，才把杭放了出来。伪教育厅又派督学江辛（江是坪）当校长，学生们认为他是官僚，仍不满意，又派一个姓陈的科长来当校长，又被我们抵掉了。总之，一九二〇年暑假前后，我们连续驱赶几个官僚任校长，可见斗争的激烈，也说明当时学生运动的力量。不久，才由章伯钧来当校长。 章伯钧是安徽桐城人（现属枞阳县），一九一九年前在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毕业，同恽代英认得。一九一九年，章伯钧在宣城四师曾任教，同校长周少庵（泾县人）搞翻了，派他课，他不干。这样，章就到芜湖省立第二农校任教。一九二〇年，在张和声任校长时，他来四师任教，后当校长。从武昌聘辉代英来四师任教务主任，当时就是章伯钧聘请来的。 恽代英是在一九二〇年冬季到四师的（肖楚女是第二年春天来的）。他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在学生中很有威信。对当时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很有贡献。他是一位很好的演说家、鼓动家。他的讲课、讲演，生动活泼，对群众心理、思想活动掌握得很清楚，因而很吸引人。我记得，在上国文课时，他自己作了若干短篇文章，散发给同学，如“我的恋爱观”、“我的生死观”等等，事先对我们作一些启发性的引导，叫我们思考、帮助我们树立新的人生观。在课内外，他常常给我们讲一些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他在四师任教期间，我们还知道他经常给《少年中国》月刊写文章。他生活艰苦朴素，写信一般都用明信片，每次都写得密密麻麻，除了姓名地址外，几乎没有空的地方。 一九二一年寒假，芜湖赭山省立第五中学，还有第二农校来请他去讲演，我记得是由芜湖五中学生祖晨（又名祖茂林，宣城人）来接他去的。这年寒假期间，恽代英找了一些学生同他去游黄山，那次是冒雨冒雪去的。一路上考察农村的情况。这是我听陪同他的同学说的。去过黄山后，他回湖北一趟。 一九二一年春，在宁国府属六县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各县代表要他作讲演，他作了讲演，号召青年要努力学习，说如果你们不好好学习，思想就不能进步，还未到三、四十岁，就象个老头子那样，老态龙钟，那就该死。地方上豪劣绅借此歪曲，向教育厅控告说：恽代英说人到四十就该杀死。可见当时新旧势力斗争之激烈。 我被学校当局开除，是在恽代英离开四师以后的事。（徐则浩整理，记录稿经何老审改过）
在战斗中建立和发展的芜湖民生中学党支部（《安徽文史资料04》第04篇）
作者：吴贞、义锋 中共芜湖民生中学党支部始建于一九二六年，是芜湖建党最早的一个支部。它的建立和发展，体现了芜湖人民的新觉醒，为芜湖地区建党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党组织直接筹办的一所革命学校 一九二五年上半年，芜湖教会学校圣雅阁和萃文两所中学的学生，在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奴化教育的斗争，五百多名学生集体退出教会学校，使这些学校濒于垮台，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芜湖的党团组织为了解决这部分退出教会学校学生求学问题，及时组织了“芜湖救济教会学校学生组织新校筹委会”，筹集资金，创建学校。党组织又派员带了一千余元现款，来芜办学，与进步教师宫乔岩、李克农、齐坚如等，租定大官山李淑兰（李鸿章孙女）的洋房为校舍，创办了民生中学，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日开学，共招学生一百二十余人，分三个班。宫乔岩任校长，李克农任事务主任兼教政治课，齐坚如任教务主任兼教英语。民生中学的宗旨是：“本校以陶成坚洁人格，激发国家观念为宗旨，授以升学预备及职业补助之知能，三年级采用选科制”。 与此同时，党组织通过进步教师刘希平、佘小宋、张秋人、杨士彬等，在鲁港租定校舍，创建新民中学，于九月十八日开学。校长佘小宋，训育主任杨士彬，事务主任胡浩川，专职教员王赤华等，还聘请恽代英、王肖山等来讲过课。 芜湖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 为尽快地在民生中学建立起党的组织，党派阿英（钱杏邨）来校工作。他和张慕陶两人成立一个党小组，经常向师生宣传马列主义，说明党的奋斗目标，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党的干部恽代英等也常到校讲演。通过宣传教育，师生们对党有了一定的认识，有些进步分子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春，党在民生中学首批发展了李克农、甘天沐（甘野陶）等入党，正式建立了民生中学党支部。支部负责人是阿英、李克农等。后来又发展了宫乔岩等，并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不久，新民中学也建立了党组织，负责人是杨士彬。 党领导革命活动的前沿阵地 民生、新民中学建立后，即成为党组织领导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前沿阵地。当时党在芜湖的主要活动，多半是在民生中学进行的。由于党的领导较强，所以学校里的政治空气很浓厚，师生们把反帝反封建和反奴化教育的斗争，继续贯穿到学校的各项活动中去。在学习的科目方面，只有英文、国文、算术三门，不学圣经。语文方面不学八股文而学新文学——冰心编的课本，还有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瞿秋白等进步作家的文章。为了更好地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学校党组织创办了《苍茫》校刊，老师和同学可以在上面自由发表文章。那时，不少女青年为了表示与封建传统的决裂，纷纷剪去辫子，留短发。有位女教师针对一些人的非议，在《苍茫》发表文章写道：“头发长在我的头上，我爱它长，它就长，我爱它短，它就短，别人不能管”。宣扬不受封建束缚、争取自由的思想。 民生中学的师生生活俭朴，校规严格，学生一律住校，实行军事化。学生的校服是灰色，腰扎皮带，腿打绑带，大部分学生都配带枪支（质量较差），平时进行军事训练，打野操。学生个个精神饱满，没有那种书生气息。 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民生中学成为当时芜湖宣传马列主义的中心。学生们办了流通图书社，同各兄弟学校交流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报刊（后来被反动政府禁止）。他们还办了义务业余夜校——励群义务夜校，吸收工人、店员和居民学习，特别是纱厂工人较多。李克农、宫乔岩等人经常到这个夜校讲课，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增强他们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信心，为以后纱厂、店员等工人的罢工斗争培养了许多骨干和积极分子，这是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初步尝试。 民生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还主动办了一个党员训练班，共四十多人，参加受训的对象是工人、农民、学生、店员中的党员或建党对象。党的意图是培养一批党员分配到各县去开展革命活动。 在战斗中锻炼成长 民生中学的师生在党支部直接领导下，在斗争中经受锻炼，逐步形成一支较强的革命力量。 北伐军来到芜湖的那天早晨，民生中学的上空升起了北伐军的旗帜。同时派人到芜湖军阀王普那里，通知他也挂北伐军的旗帜。王普不肯，民生中学全体学生立即整装列队出发。他们一个个穿着整齐的灰军衣，打着绑腿，背着背包，挂着刺刀，到王普住处示威，吓得王普赶忙把北伐军旗帜挂起来。全市各界人士都以异乎寻常的眼光对待民生学生。 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叛变革命，收买地痞流氓，捣毁了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继于四月十八日在芜湖开始了反革命的所谓“清党”。李克农同志离开民生中学，转入蒲草塘，其他一些同志也都转入地下。但学生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他们继续活动，时常到帝国主义的怡和、太古等码头和洋行张贴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饥寒交迫的人民团结起来！” “清党委员会”成立以后，民生中学就成了警察局长徐朝桐等反动头子及其爪牙的眼中钉，他们把民生中学看成是“赤化党”的大本营，加以严密监视。 一天晚上，徐朝桐以谈话为名，暗地里把民生中学校长宫乔岩抓了起来。这一事件引起民生中学师生的极大愤慨，经过比较充分的思想和工作准备，民生中学一百多学生穿着整齐的灰军装，个个扎腰带，打绑腿，雄赳赳、气昂昂地前往警察局，他们高呼“打倒新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我们的校长犯什么罪？”“为什么逮捕我们校长？”口号声惊天动地，观众越围越多。学生还派代表和徐朝桐交涉，要他立即释放宫校长，并向学生道歉。这时，天下大雨，把学生淋得睁不开眼睛，他们仍不退缩。有一个党员同学站在高地上大声宣讲：我们是天洗兵，我们要坚持到底，向警察局进攻。同学们在大雨中手拉手，肩并肩向警察局挺进，这时守门的警察兵增加到八道岗位，终于阻不住愤怒的人群。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紧，雷声也越来越响了，学生们在党的领导下，从中午坚持到傍晚没有一个离开，没有一个叫苦。黄昏时分，风停雨住，徐朝桐屈服了，释放了宫乔岩，并向民生中学学生道歉。他虚伪地说：“同学们，请息怒，我们并没有怎么样你们的校长，不过是让他在这里和我们谈谈话而已……”。这时，宫乔岩象一头愤怒的狮子，霍地跳了起来，高喊：“民生中学万岁！”“和黑暗势力斗争！”同学们也跟着惊天动地地喊起来：“民生中学万岁！”“民生中学万岁！” 民生中学的学生和教师，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了一支较强的革命力量，为党培养了很多优秀干部和战士。
恽代英在宣城四师（《安徽文史资料02》第14篇）
恽代英在宣城四师作者：汪菊农 我在芜湖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读书时，适值“五四”运动前后。那时恽代英同志在宣城安徽省立第四师范担任教员。他是江苏省常熟县人，曾毕业于武汉中华×××大学。毕业后，从事革命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初期一位优秀的党员。“五四”运动前后，他在安徽宣城四师担任教员，对核校学生以及宣城附近诸县的青年宣传革命道理，说明当时反动政府腐败无能，外强侵略，国势凌夷，挽救中国，非彻底革命不可。把共产主义学说，随时灌输于青年脑海中。可以说，宣城学生早期革命思想的传播与恽代英同志是分不开的。兹将他的事迹，据我亲自所知，点点滴滴，写在下面，这也可聊抒与恽代英烈士生前相识的我，对于先烈的怀念之情。 1.恽代英在宣城师范担任的课程，主要是国文，同时也担任其他课程。当时我有一位歙县同乡，名叫巴叔海，担任图画教员，与恽代英感情甚厚。关于恽代英的日常生活，有些是巴叔海告诉我的，有些是我亲自目睹的。譬如说：他衣著的朴素，演说的流利，他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对革命理论的通达、文字的秀丽，尤其对当时国家主义派曾琦深刻尖锐的反击，使我无限钦佩，印象极其深刻。 2.恽代英授课之后，就在房中写作，主要是为《中国青年》写稿，由于过于专心，经常忘记上饭厅的时刻，等他到饭厅时，食物已空空如洗，所以经常饿肚。巴叔海每见此情，十分痛心，后来想出办法，与他约定：每次餐前经过他的房门口，以筷敲打饭碗为号，表示开饭时间将到。要他即时搁笔，停止写作。 恽代英有一册白纸自订的日记本，悬挂在房中的墙上，每遇某教员教课不力，含糊其辞；或者教员本身学问不够，滥竽充数，贻误青年等等，他都把事实写在日记本上，以后相机进行批评。就是校长章伯钧，做事有不妥的地方，或是对学生有无理的指责，他也要在日记本上写出批评的意见。因此，引起多人的怨恨！巴叔海为人老实，担任的是图画课。很少谈与政治有关的话。所以，恽代英对他没有什么不满之处，私交融洽。 3.恽代英衣著十分朴素，行李仅有一条棉被，半垫半盖，以度严冬。衣服更换，都亲自洗涤，从不假手他人。他在宣师的月薪很丰，当时大约在百元以上。他有丰富的学识，讲课时娓娓动听，全校同学没有一个不欢迎，确是一个优秀的教员，故有此高薪。校长章伯钧对他虽心有芥蒂，但亦不愿辞退他。后来，还是恽代英辞别了章伯钧。 4.某年寒假将届，恽代英与少数同学约定，往游黄山名胜，此事仅巴叔海略有所闻，其他人都不知消息。寒假开始，恽代英带领九个学生去黄山。假后半月，学生家长不见子弟归来，心中悬念焦急，赶赴校中向校长要人，弄得章伯钧无办法，只得向巴叔海处打听。巴说，事前略有所闻，但不知真假。恽先生与我约定，某月某日在芜湖相见。我届时若会见恽先生，再以函告诉你（指章伯钧）。后来，恽代英如期到达芜湖与巴叔海会见，巴即将学生家长向章伯钧要人之事相告，并问黄山胜景如何？带领多少学生？所花旅费若干？恽代英回答：“黄山景致很好，惜在冬日，天都峰无法攀登。学生九人，连我在内，共花去了十一、二元之多。”巴又问恽代英，途中是否住旅店？吃些什么？恽代英回言：“途中宿路亭，黄山宿和尚寺。吃的是油条、干饼。为了节约，不可能吃饭，所以花费不到十二元。”查由宣城至黄山，须经过泾县、太平两县，途程数百里，可谓艰苦了！ 5.恽代英离开宣师到芜湖，随即应赭山第五中学校长刘希平之约，由巴叔海陪同前去讲演，深得学生敬佩。欢迎的掌声，经久不绝！他那时下榻旅邸，还未及洗脚，是穿了草鞋到第五中学的。第二天，第二女子师范校长阮仲勉约请演讲。巴对恽代英说：“明日是女子学校，不能再穿草鞋了。”恽唯唯以对。 6.恽代英既辞去宣城师范来到芜湖，于是第五中学、第二女子师范、第二农业学校诸校长：刘希平、阮仲勉、卢仲农三人，共同聘请恽先生在芜湖三校授课，不必前往上海。但是恽代英当时提出三个条件： （一）月薪不能少于宣城师范； （二）要继续连聘三年； （三）三年薪资要一次领取。 刘、阮、卢三人答复：“对于第一条件不但完全接受，而且月薪可比宣师为多。对于第二条件，乐意接受。”惟第三条件，以当时安徽教育经费困难，校长私人又无能力垫出。婉言回说：“先生节约朴素，久已闻名，为何一次需此巨款？”恽代英说：“我要在某某地方，创办一所中学，故有此要求。”结果，芜湖三校校长无法答应。恽代英就前往上海。一九二五年秋，我赴苏联，在上海办理出国手续时，在上海大学尚能与恽代英同志晤及一面。那时恽先生在上海大学担任教授。 当年我有一首诗，记我与恽代英同志的会见： 早闻执教在宣城， 相识虽新有故情①。 旅邸深谈革命事， 日英帝国是元凶。 学生爱国有何罪？ 枪林弹雨血淋淋②。 今日萍逢承教益， 乾坤扭转放光明。 ①指我与恽代英未见面之前，早已读过《中国青年》。 ②指安庆“六二”惨案，枪杀姜高琦事。
恽代英同志在安徽（《安徽文史资料02》第13篇）
恽代英同志在安徽作者：伊里・穆考夫 一、到了“宁国府”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恽代英同志通过安徽在武汉读书学生的介绍，由武昌来到被人称为“宁国府”①的宣城，担任宣城第四师范教务主任。 当朋友最初向代英同志提出这一邀请时，他诙谐地说“好，我倒要去看看那里是否是‘除了石狮子之外，什么都是脏的。”他料理好“利群书社”的业务和简单的行装，从汉口乘轮船到芜湖，然后足穿草鞋，肩负行囊，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到了目的地。看门的老头儿看他满脚泥泞、风尘仆仆的样子，哪容他随便进入这“最高学府”。后来通报了校长，才知道这就是闻名武汉的恽代英——渴望已久的新教导主任。 “代英同志来了”的消息传遍全校，全校师生员工争相迎迓。 代英同志歇了片刻，便在师生的央求下，作了第一次谈话。他讲到“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大开展的实况，并痛陈死啃书本严重脱离政治的危害和今后治学之道，最初听讲的人较少，后来，人越集越多，连校外的群众也赶来听讲了。他也越讲越起劲，以至延续了三个小时之久。①“宁国府”，清朝府治，设在宣城，此后人们相沿称宣城为“宁国府”。 二、教育上的大革命 代英同志除了兼授教育学、哲学两门课程之外，主要精力放在四师的教学改革上。 首先，他勇敢地揭露和批判旧的教育制度。通过革命实践，他深知军阀卵翼下的一些不学无术之徒把持了教育大权。这些人身居高位，养尊处优，利用他们手下掌握的走卒当校长，彼此勾结，狼狈为奸，把学校当作钳制师生思想和图谋自己升官发财的场所，把学生、教师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阶梯。他们培养的不是“人才”，而是可供驱使的“奴才”。对于当时这种恶劣的现象，代英同志在广大师生面前不止一次地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代英同志平时很注意培养学生对旧社会的反抗精神，并且积极提倡“择师”。 他常说：“教育家应该注意使学生只知服从理想，不知服从权力；不但不服从权力，对于不正当的权力，应该反抗……”。对于那些只强调“学校威信”、“教师尊严”，口头上高唱“德莫克拉西”（民主），事实上实行“迪克推多”（独裁），动辄用“恫吓”、“制裁”的手段对待所谓“不服约束的学生”的人，痛加斥责。 他常说：“我们的国民性受两千年君主专制的摧抑，萎靡极了！”因而养成了青年学生“自暴自弃、依赖他人的弊病”，而“教职员先生亦以受学生依赖为荣耀”。做学生的“既自觉是比教师低一等的人”，而做教师的，“便自觉是比学生高一等的人”。为了扭转这种“习以为常”的通病，他十分注意“人格教育”，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说明问题，影响学生。 在旧社会，由“宗派”和“派系”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排挤、拉拢和利用的恶劣现象是极为普遍的。为了打破这种腐朽没落的旧关系，建立新型的同志式的关系，他经常教育青年学生端正对“感情的结合”和“同志间的结合”的认识。 他在改革教材、教法、充实图书仪器设备、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帮助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建立“班会制度”，指导学生订立班级自治公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新的学风。 当时，代英同志在“四师”有计划地抓了三项落实。 一是组织落实：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深刻理解怎样做一个有为的青年，怎样接受新思想，获得真知识，他把全校三百多个师范生组成了二十四个课外组，并且把积极要求上进的学生进一步组织起来，分别成立了“我社”、“觉社”、“爱智社”、“新群社”、“互助社”等等。 二是学习落实： 他大力提倡“研究实验精神”，要求认真钻研科学文化，反对“混分数、装场面，学些好听的名词”。指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当时的各种进步书刊。学生们有时遇到疑难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分别给予解答，还定期作些专题讲述，有系统地辅导青年学生学习。至今，上海市图书馆还收藏一本代英同志早期关于《资本论》的专题讲稿。 当时不少青年看不清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自己的奋斗目标，错误地认为读书是为了自己穿衣吃饭，“若能晋升，便是大福”；有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整天梦想通过个人奋斗的道路，达到成名成家的目的；大多数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代英同志到了四师之后，用革命真理武装了青年学生的思想，让许多青年人真实地感到了人民的苦难和自身的密切关系，从黑暗里看到了曙光。从此，许多革命青年相继涌现了出来。如：李求实、吴华梓、李延瑞、刘茂祥、梅大栋等同志，都是比较突出的代表。 三是课外活动落实： 他要求青年学生写日记。写包括日常工作、学习、感想、生活、读书心得等各个方面的且记，让青年学生都能忠诚老实地时刻检查自己，坦率地表示个人对当时时政问题的看法。对上述各社社员的要求更严些，组织的活动更多些。各社还经常在他的直接辅导下，举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大会或小会。有时候推定专人轮流作读书心得或时政问题的报告，有时进行科学技术疑难问题的答辩或英语欣赏会，有时彼此交换阅读日记，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生活、思想交流会。 他不仅抓紧一切正课的学习时间，就连星期天和节日也都有计划地利用起来。他常说：“时间就象脱缰的野马，稍纵即逝。”星期天是例假，应该休息一天，可是他坚持做到每星期日上午九时，在校内理化特别教室举行各社社员联合大会。每次大会，他总是出席讲话，社员们也照例推定专人作有关问题的报告。从他到宣城四师时起，直到他在一九二一年暑期前夕离开宣城时止，这种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 他对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是看得很重的。他就：“我是青年中的一员（当时代英同志二十六岁，有些师范生比他还要大些），喊我‘老师’，无疑地会拉长我们之间的距离”。他最喜欢学生直接喊他的名字一一“恽代英”或“代英”。学生当着他的面这样喊他，在他背后谈到他的时候，也是如此，无所顾忌。这样，不仅校内愿意接近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就连附近或远乡农村的青年也经常络绎不绝地来到四师向他请教，和他攀谈。他的房间里经常出现一种热腾腾的气氛，彼此争辩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代英同志讲起话来，象江河之水，几乎永远也没个尽头，而且那么诙谐、亲切、中肯和富有鼓动性。 代英同志每天工作达十八个小时以上。虽然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身体很瘦弱，眼睛也高度近视，但他从不考虑这些。他一有空就写文章，速度也很惊人，曾经一天写过一万五千字。发表在《少年中国》上的《我的宗教观》等等，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演讲也是他的经常工作之一。当时宣城四乡的农民常常闻讯赶来听他演说。代英同志或谈笑风生，或涕泪呜咽，或振臂高呼，或捶胸顿足，一讲总是好几个小时。他不疲倦，听众更是兴奋。 三、到芜湖和安庆演说 一九二一年年初寒假，“芜湖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到宣城四师，请代英同志到芜湖给学生作一次演说。他马上答应了。 他约定到芜湖的那天，芜湖学生会派了代表到芜大路口去欢迎他。当时，代表们一直在盯着每一个坐轿或乘人力车的行人，可是已经黄昏了，还没有见到代英同志的影儿。代表们回校，才知道恽代英同志已经“身背小包，脚穿草鞋”来到了学校。 他离开芜湖前夕，“和含学会”的《会刊》创刊，特地请他写了一篇《序言》①。这个“和含学会”和《和含学会会刊》是当时安徽和县、含山两县在芜湖读书的进步青年学生的组织和刊物。针对这种情况，代英同志在《序言》中写道： “和含学会是为乡土运动而团结起来的组织，也是为了讲学做事而结合起来的组织。” 他恳切希望这个组织要“少做场面的事，多做骨子里的事；少做扎空架子的事，多做切实的事；少做与人捣蛋的事，多做改造自己、改造团体的事”。 他写道：“人只怕不好，人好只怕团结不起来，团结起来只怕中途变坏了……不然，为什么愁不能改造乡土，乃至改造中国呢！……” 接着，又应“安庆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到安庆同青年学生团聚了几天，不久就回到了宣城。 这次他到芜湖和安庆两地活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认识了不少朋友，结交了不少同志，并且和一些积极向上的革命青年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经常和他们交换关于“改造教育与改造中国”问题的看法。 一九二一年夏天，代英同志回到武汉以后，复《芜湖学社》主要成员沈泽民、高语罕②两人一封信。信中明白表示赞成沈、高当时的看法：“教育问题，正和一切问题一样，非把全社会问题改造好了，是不会得到解决的”。代英同志说：“我对于现在的教育，真有说不出的牢骚”。 代英同志当时决定在这年（一九二一年）下半年采取两个步骤：一是“若可成功，与同志办自己的学校去”；二是“无自己学校办，找个乡里与新旧同志组织自修会去”，“盼望在那里为人类多做一点事”③。 后来，代英同志果真在湖北黄冈林育南同志的家乡，办起了一所“育群小学”，作为接纳新旧同志、宣传马列主义的根据地。在这里办学的情况不属于本文范围，就不赘述了。①《序言》原件今藏南京博物院。②沈泽民、高语罕都是当时芜湖的进步教师，是“芜湖学社”的主要成员，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高语罕成了托派。③以上均引自“芜湖学社”主办的《芜湖》（半月刊，1921年）。 四、上黄山“造反” 代英同志在宣城四师大抓“教育革命”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社会活动。 他曾经说过： “为救济闭塞穷苦的农村的父老子弟，为要谋与占中国人口最大部分的农民相接近，联络其感情，辅进其知识，使他们在必要的时候，能与我们一致地进行破坏与建设的事业，以完成革命的工作，我们应当利用休假日期，作普遍全国的大规模的乡村运动”。① 当一九二一年春假开始的时候，他带领四师的一些进步青年上了黄山，历时十天。他们访问了黄山上下的一部分村庄。每到一处，他们都深入到贫苦的农民家里，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通过深入农村，向农民作认真的调查，大家深深了解到，旧中国广大读不起书的农民群众是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这些人一向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文化上受奴役。通过这次访问，青年们和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接近了，开始为农民群众没有文化知识，感到师范生的责任重大，因而也激发了青年学生积极向上并认真学习的热情。 这次活动的本身，全然是无可非议的。 可是，偏偏就在代英同志领着学生向黄山进发之后，一些流言蜚语，纷纷从阴沟里冒了出来。地方上的封建把头和土豪劣绅以及一群蜷伏已久的爬虫编造了一串又一串令人惊异的谎言，说什么“恽代英带学生逃往黄山造反去了！”“做过激党去了！”他们一面向反动政府告密，一面又撺掇随代英同志同去的学生的学长向学校要人。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便可一举搞掉代英同志。然而谣言经不起事实的反驳，没过多天，代英同志带着学生愉快地回校了。①恽代英：《预备暑假的乡村运动一一一“到民间去”》 五、纪念“五四”和“五九” 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是“五四”运动两周年，代英同志发起和主持了在宣城积谷仓举行的纪念大会。 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历时两个多小时。他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军阀的横行霸道、土豪劣绅的鱼肉乡民等等现实，都作了尽情的揭露。他说，怕就不说，说就不怕。他在讲话快结束的时候，郑重地警告地方上的一切坏蛋。他说，一个人过了四十岁如果再不肯上进，就变成了腐朽无用的废物了。一旦变成腐朽无用的废物，那与畜牲有什么区别呢！这些话象一把利剑戳到那些坏蛋的心坎上，使他们象受伤的野兽那样发出咆哮。 代英同志从来不在任何恶势力面前退缩一步。不管险恶的风暴来得如何凶猛，他只知道“战斗！”“战斗！”“继续战斗！”在五月四日后的五天，仍由他主持了“五九”六周年纪念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廿一条的国耻纪念日。 会上，首先发言的是两位朝鲜青年。他们分别痛述朝鲜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后的种种悲惨情景。接着，代英同志阐述了中朝两国人民团结自救之道。他在会上一再号召青年要立即振作起来，行动起来，干预政治，以求自卫。否则，中国人民将如朝鲜人民一样，成为受人宰割的亡国奴，我们的国家只能被推向灭亡的深渊。代英同志讲得义愤填膺，与会者也无不声泪俱下。然而，那些地头蛇——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却把代英同志看作眼中钉。他们看到革命青年力量又一次地大集结，更加恨之入骨。 从此，那些万恶透顶的家伙不再光是背地里叽里咕噜地放阴风，而是磨刀霍霍。公开迫害代英同志的罪恶行动开始了！ “五四”那年被先后撵下台的官僚校长杭克俨和谢斗生两个“百足之虫”，这时也以为有机可乘，公开地跳将出来，大打出手。特别是杭克俨，是安徽督办张文生的亲姑老表，而张文生又是大军阀张勋的亲侄子，自觉后台硬，攻击代英同志更为恶毒。他们扬言将“放火烧掉四师和撤换校长”，以此进行威胁。并迫使一些学生不到校上课。反动军警也日夜巡逻，耍尽了各种卑鄙手段，终于在一九二一年暑期前夕逼走了代英同志。 代英同志一回到武汉，便同他的战友肖楚女商量如何继续占领宣城四师这块阵地问题。就这样，肖楚女同志于同年九月，为了接替代英同志的重担，毅然以“国文教员”的身分来到四师。这时，四师校内的斗争也转趋剧烈。学生自治会名义上还继续存在，但内部经常争吵不休，有时发展到械斗的地步。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于或愿意出面过问，只有肖楚女同志经常从中解围，然而最后也同样被扣上“造反”、“鼓动学潮”、“收买人心”的大帽子，只干了一年光景就被反动当局革职而去。那位从远道聘请代英同志和肖楚女同志的校长，不久也因此挂冠。尽管如此，但是这两位伟大的先驱者却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培育了象李求实、吴华梓等几株幼苗，使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六、第二次向皖南“进军”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了。帝国主义者接二连三地制造了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福州惨案”①和“青岛惨案”②，终于激起了一场广泛宣传革命的政治运动。这时，党组织派了大批得力干部分赴全国各地领导这场运动。代英同志这时接受党的指派，首先在上海以《孙中山逝世与中国》以及《孙中山先生死后》为题，公开发表演说，并在三月十九日和四月四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上述两篇讲稿。他强调孙中山先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积极作用，号召国民党的民主派继续坚持“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进行最顽强的战斗，直到最后胜利。 不久，代英同志应安徽芜湖等地（这次也接受了南京、丹阳的邀请）群众团体的邀请，并接受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托，以“上海国民党总部代表”这一公开合法的身分，参加了芜湖等地的“追悼中山先生大会”。 这年四月二十二日，代英同志到了芜湖，住在芜湖交通旅馆里。四月二十三日，大会在芜湖“湖南会馆”举行，代英同志作了长时间的慷慨激昂、哀婉动人的演说。③当天下午，他又给芜湖第二农校、甲种商业学校学生作了一次演说。④代英同志告诉学生： “我们宣传不同基督教一样，基督教传教为‘上帝’，我们‘传教’为国家……” “你们学蚕的，学农的，学工的，学商的，毕业出来只可以教书，同师范生争饭碗子……此外，能有什么事情可做呢！……中国的社会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人才。” “社会上没有饭吃，只有‘抢’，‘老先生’必定说：‘你们是过激党。’现在逼得人家走这条路。‘抢’，不见得能‘抢’得到……，教育经费统统被军饷占去了。 “兵太多，常常打仗，还有匪患……” “最近段祺瑞政府承认什么‘金佛郎案’，金佛郎纸换金，中国每年要折七万块钱……这样，都加在我们老百姓身上。” 他接着又谈到了“洋货倾销问题”。 他说：“我们的鸡蛋三四个铜子一个，外国鸡蛋两毛钱一个，外国人想了一个毒辣办法，加我们一毛钱税；中国茶叶，外国人很爱，但他们在锡兰设了一个关卡，加重税，茶叶不能去了；外国商品值百抽五，中国商品值百抽七十五，限制了中国货的出口，而洋货却遍地皆是。” “侵略者吸尽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总税务司安格联就是‘中国皇帝’，北京段祺瑞政府巴结他，大权都直接掌握在他的手里……，他手上的钱，尽是中国人民的血……。” 最后，他号召青年学生起来革命，革外国侵略者的命，革军阀专制政府的命！要进行坚决的斗争，把一切不平等的条约都废除掉。 代英同志清楚地看到新时代即将光临的先兆。他在党的领导下，不倦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努力抓紧一切有利时机，扩大革命影响，把成千成万的新鲜血液吸收到党的组织中来，并且使统一战线工作紧紧地跟上工人运动的发展。所以他每到一处或每作一次演说，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国内外的阶级斗争现实解释给群众听，号召有血性的中国人民起来进进行坚决的斗争。 代英同志在安徽的革命活动，只是他千万桩革命实践中的一个片断。这些活动，应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我认为当我们考虑写中国共产党安徽地区党史的时候，应该把这些革命史实当作重要的组成部分。①“福州惨案”，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福州学生数千人为反对美国对中国的教育侵略，向福建省公署请愿。美国却指使福建军阀政府屠杀学生，结果七人死亡，数十人身受重伤。②“青岛惨案”，是日本一手制造的。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日本资本家用野蛮手段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组织工会，激起了工人大罢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取得了胜利。但日本纱厂不履行条件，反而勾结军阀拘禁工会人员，激起了“五・二五”的第二次工人大罢工，工人惨遭屠杀。③事见安徽《芜湖工商日报》。④演说记录稿今藏安徽博物馆。 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外，均摘自作者五十年代访问陈介孚、方伯殊、赵懋常几位老前辈的记录。
传播进步思想文化的芜湖科学图书社（《芜湖文史资料1》第005篇）
作者：程敷信 芜湖科学图书社创办于1903年，停业于1937年。在它存在的漫长岁月里，对芜湖和徽州地区新文化的传播和马列主义的宣传都作了一定的贡献。 科学图书社是绩溪人汪孟邹创办的。汪孟邹在开设该店之前，深感绩溪地处偏僻山区，对外交通完全依靠肩挑脚走。清廷废除科举之后，家乡开始兴办学校，购置课本文具都很困难。因而他想去芜湖办一书店，便利家乡学校图书文具的供应。他的这个想法，得到绩溪部分热心公益人士的赞同。随后他邀集了一千多元的股金（每股壹佰元），在芜湖长街徽州码头租了一间进深颇长的长条形店房，开设了科学图书社。 这个店开设之初，主要业务是经销学校课本和各项文具。为了便利绩溪的学校，还约定了两批挑伕，挑送书籍去绩溪。这些人不算店内职工，挑一次货算一次报酬。但允许他们同时给在芜谋生的绩溪同乡挑运行李、货物、捎带银钱和书信回家，这种代办业务由他们自行收费。他们每月都要来往绩溪、芜湖一次，人们称他们为“信客。”这个做法从清末一直延续到1932年芜屯公路通车后才逐渐停止。 汪孟邹开设了科学图书社后，锐意于传播新文化。除课本外，尽可能经销各地出版的有关新文化的书刊。又先后与在芜湖教育界和其他方面有名望的进步人士联系交往，其中有柏文蔚、苏曼殊、邓绳侯、鲍继唐、李光炯、陈独秀等人。陈独秀当时在“安徽公学”教书，并负责编辑《安徽俗话报》。这份报纸就是由科学图书社印刷发行。陈独秀也就住在该店楼上，并在该店搭伙食。 大约在1917年，汪孟邹为了采购图书文具的便利和图谋事业的发展，将科学图书社交给陈啸青负责经营，自己去上海，在公共租界牯岭路租了房子，开设亚东图书馆。这个店既作为科学图书社的“申庄”，又以出版商的面貌出版发行地图册和宣传孙中山主张的《建设杂志》、孙中山的早期著作《孙文学说》、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等书刊。后来又发展到出版发行经过认真校勘、分段标点的古典小说和各种新文艺书籍。业务有了发展之后，又在长沙路设立编辑部，在广东路设立发行所，逐渐成为一家中等的出版商。这里还要说明一下：对各种古典小说如《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书，进行校勘、分段并加标点然后出版发行的这种做法，是亚东图书馆首先做起的，并且做得很认真，深受各方面的好评。 1912年以后，芜湖的书店逐渐多起来了。除了两三家专售《论语》、《三字经》等等的老书店以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都先后在芜湖开设了分店。当时几家老书店不卖新书刊，几家大出版商的分店又只发售它们自己出版的书刊。科学图书社的经营方针却是独特的，除了和一般书店一样经营文具和课本以外，专门经销国内各地出版发行的新书刊。后来陈独秀等人在北京创办的《新青年》杂志，鲁迅创办的《语丝》杂志等等，芜湖就只有科学图书社独家经销。所以，它虽然只有一间方丈危楼的铺面，可是在芜湖的书业同行中却是最有影响的一家。 “五・四”运动期间，由于汪孟邹和各方面的友谊，以及科学图书社活跃的经营作风，该店成了芜湖教育界进步人士的聚会和活动场所。当时省立第五中学的刘希平、高语罕、民生中学的李克农、宫乔岩、钱杏邮（即阿英），还有省立第二农校、省立第二女师、公立职业学校等校的卢仲农、卢伯荪、王彼山等人，都经常出入科学图书社，在该店议论时局，交流意见，并委托该店职工办一些杂事。该店经理陈啸青，因为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中的各项活动，曾被警察局借端传讯并拘留过一次，后来是由汪孟邹来芜活动，委托明远电灯公司经理、芜湖商会会长吴兴周和其他人一起具保才得到释放的。 1923年是科学图书社开业二十周年纪念。许多先后与该店有过联系的进步人士和知名人士，写了些纪念性的文字寄来祝贺。该店选了四幅用镜框挂在招待客人的地方。这四幅是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北大教授）和蔡元培写的（是不是有蔡元培的，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了，但其他三人是准确的。）陈独秀写的那幅字数较多，我记得头一句是：“芜湖长街方丈危楼的科学图书社，……。”后面讲到他住在该店楼上编印《安徽俗话报》，讲到该店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胡适写的只一句话：“给文化做了二十年的媒婆”。 开业二十周年纪念之后，陈啸青离开芜湖去上海亚东图书馆了，科学图书社的经理职务改由程远模担任。当时，有些在“五四”运动中活跃的进步人士如高语罕、李克农等人先后离芜，但也还有王筱山、卢仲农、钱杏邨等人仍留在芜湖。这些留在芜湖的进步人士和科学图书社的交往还是密切的。科学图书社的经营方针也没有变，照旧销售各地出版的新书刊。1925年以后，常常收到广东方面出版的书刊，其中不少是宣传孙中山学说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这些书刊到底是什么人介绍寄来的，科学图书社本身也不清楚。只是在收到后翻阅一遍，估计在当时军阀统治的局面下能勉强公开出售的就摆上柜台，否则便收藏起来。 1927年北伐军进展到长江流域以后，汉口长江书店不断地寄运大批书刊给科学图书社销售。长江书店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出版机构，陈独秀则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还有个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那时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所以，当时科学图书社认为，长江书店主动寄运书刊给它销售是不足为奇的，便竭尽所能予以推销。这些书刊中有共产主义的入门书，如《共产主义ABC》，也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当时这些书刊甚为风行，销售量很大。 在1926年才离开芜湖，不知去向的钱杏邨，也在北伐军到达芜湖时回到芜湖，并成了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之一（据了解他当时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的。）他仍是过门必入，常常来到科学图书社，谈谈形势，翻翻书刊、告诉店里职工要注意什么。高语罕也回过芜湖一次，一到图书社就提着一个沉重的大皮包，寄存在该店。过了两天他又走了。 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前夕，有一天，钱杏邨呈现出一副焦急严肃的脸色走进科学图书社，找经理程远模作了密谈。他告诉程远模，时局将有剧烈变化，要程立即停止出售长江书店出版的所有书刊，并对这类书刊作出适当处置。随后又到店堂里看了一下，指指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和另外几种其他书局出版的书刊说：“这些也要收起来。”说完就匆匆地走了。当天晚上，科学图书社的全体职工通宵达旦，忙于捆扎书刊并于深夜运到绩溪同乡开设的信泰、义泰两家漆店收藏起来。 果然，一两天后的早晨，国民党芜湖县政府、公安局、戒严司令部联合派来了武装人员，把守了书社的前后门，进行了无处不翻的大搜查。因为事前有所准备，所以只查出几种其它书局出版的，搜查人员认为有问题，其实是关系不大的书刊。经理程远模当场被带走了，放回来后又连续被传讯了两次。经过请人说情、设宴请客才了结。事后了解，才知是深夜开始大逮捕，黎明后搜查科学图书社。至于钱杏邨，则在来该店打招呼的当天就化装离开芜湖了。 此后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图书社在经销书刊方面持谨慎态度，稍有妨碍的书刊则采取“卖熟不卖生”的做法，也就是说将可能发生问题的书刊收在橱内，向熟悉的顾客出售，不在柜台上公开卖。到1930年以后，又经销生活书店、开明书店和上海一些新办的小书店出版的书刊，并代订各种杂志。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文化围剿”的时期，进步书刊，动辄遭禁。但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编辑的《拓荒者》、《北斗》等文艺杂志，生活书店发行的《生活》、《新生》等政论性周刊，科学图书社都想方设法代售、代订，为芜湖广大读者阅读爱国进步书刊提供了方便。 七七事变，日寇侵华。同年十一月，开办了三十五年的芜湖科学图书社被迫停业了。（本文作者系当年科学图书社职工，所述均其亲历。——编者注）一九八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