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鸠兹 - 满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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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芜湖光复记（《安徽文史资料05》第15篇）
items: 记安徽公学（《安徽文史资料05》第12篇）
items: 芜湖教会学校的反帝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4》第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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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光复记（《安徽文史资料05》第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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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04T21:15:03+08:00
description: 作者：张九皋 武昌革命的炮声传来芜湖 一九一一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的晚间。邹秋士刚巧在他的同乡家里饮酒，直到深夜还没有散。另有一个同乡在电报局工作，这时值夜班回来，立刻向大家报告一个惊人的好消息：今天晚间武昌新军起义，已经占领武昌，鄂督瑞澄逃登楚豫兵舰。他说，这是汉局向沪局通报时，透露出来的消息。 邹秋士得到这个消息，兴奋若狂，立即舞着手杖回报社。时已拂晓，报版已经上机，当即将这个好消息插入，不过因情况不甚了解，所以措词含浑，只说武昌方面有剧烈的枪炮声不断传来，真相还不清楚。到了武汉起义的第二、三天，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就更多了，尤其是从下水江轮旅客中访问所得的消息，以及汉口出版的报纸，可据以作较详细的报道。皖江日报将采访的消息，随时写成大字报贴在报社大门墙上，同时编印成“号外”散发，最多时一天发行三次，消息比较上海报纸到芜更快两三天。所以每天报社内外守候新消息的群众，川流不息，热烈情况也和上海望平街一样（这条街是上海报社集中地）。 还有许多劳动群众和卖报的，自发地集合起来，预订报纸和号外。他们分别乘坐小轮或步行前往芜湖周围各城镇叫卖，此往彼来，不绝于道，藉以满足群众先睹为快的热望。皖江日报发行的数量，不断增长，印刷方面原有设备已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不久就从上海购来对开新印机一架，和一些急需的器材。那时，皖江日报的编辑、印刷、发行三部分工作人员，紧张而忘我地劳动情景，简直非言语所能形容；很多负责人员因无人替换，往往连续工作三、五个昼夜。今日回忆及此，仍感到是难能可贵的。 芜湖一个月 从武昌起义到芜湖举起“还我江山”的旗帜，组成军政分府，时间恰巧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概括地说，清吏方面是“首鼠两端”；而进步人士方面则是“群龙无首”。 清吏方面：这时驻在芜湖的最高清吏为徽、宁、池、太、广兵备道（简称皖南道），又兼任芜湖关监督的赵上达（仲韬，湖南人）。初因芜湖河南道署被洪水淹没，特迁到北岸长街湖南会馆内办公。赵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和皖抚朱家宝的电示，当即召集芜采营参将兼皖南巡防营统领李振标（葆舱，湖南常德人）、芜湖县令朱祖圻（绣封）、巡警总办丁翰年（幼兰）开会，决定分段负责巡查。每晚在湖南会馆会哨一次，以备不虞。 这时皖南地区拥有兵力最强的是巡防营统领李葆舲，所部共有四个营：第一、二两营驻芜湖枣树园（即今体育场）和江口；第三、四两营分驻宣城、广德两地。每营官兵三百余人，武器齐全，都经过相当时期的训练。教习是潘春山。 李葆舲初因在上海购来新式手枪数枝，在衙练习射击，不知如何走火，子弹反射，伤及手部，骨碎筋伤，这时正在治疗中。他平时深居简出，每晚也去湖南会馆会哨，一路上前呼后拥，戒备甚严。至于县署和警务公所两部分，人数太少，枪亦太旧，无足轻重。巡警总办丁幼兰更胆小如鼠，一周以后便托故逃走，不知去向。他们观望等待着省城的动作和布置，平时只管维持地方治安，对于人民群众宣传活动，虽有所知，也不敢轻易干涉。 在芜湖举义前两天晚间，他们接到皖抚朱家宝宣布独立的通电，如释重负。赵上达尤其高兴，立刻召集李、朱两人商议，并彻夜守候省方续电。不料到了农历九月十八日天明，又接安庆来电，朱家宝已经越墙逃走。赵上达慌了手脚，只好等候李葆舲表态。 进步人士方面：自武汉首义以后，芜湖方面进步人士，即自发地互相联系，暗中商讨响应。他们一方面联络秘密的帮会组织，其中大部分为手工业工人，一方面计划策动芜湖东乡万春圩富有斗争性、集体性的佃农为主力，起来行动。这个圩有土地万顷，招来佃农两万多人开垦，并规定佃农有永佃权。 一九〇七年秋收时，佃农因不甘屯垦公司那些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积恨难平，乃聚众暴动，抗不交租。同时，夺回公司仓库中已收去的租谷，收缴了清水河巡警的枪械。这时适值徐锡麟在安庆刺杀皖抚恩铭以后，革命高潮接踵而来。江督端方得报，大为惊慌，被迫对公司施加压力，对佃农欺骗让步。 虽然帮会和佃农，已经暗中作了初步的联络，但由于没有武器，而且时间上也来不及组织和训练，不能应付目前急迫的事变，困难仍然很大，权衡之下，最便利的办法是策动原有的清军巡防营起义。随由“迪智群”中的潘春山，去与巡防营一营队官张小山秘密联系。 这时进步人士方面，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各自为谋，群龙无首。为了尽快联合各方面的力量，必须有一个得力的人出面组织，因此大家都推举吴伯岚前往汉口联系。吴不久即从汉口回芜，偕来无为县人吴振黄（安徽陆军小学学生）。据传吴振黄持有鄂军都督黎元洪派他光复芜湖的委任状。随后巢县人刘祺（醒吾）也来到芜湖，刘为留日陆军学生，与孙少侯、权养之等有关系。吴、刘来芜湖后，因分住泰安、大方两客栈，与各方面联系不便，即以吴伯岚家为秘密机关（在今中山路大众电影院南面）。经过一周时间的紧张活动，大体上已布置就绪。由于伯岚的父亲吴幼卿均参与机密，代为筹划，故极有条理（吴为芜关小吏，浙江人，…

记安徽公学（《安徽文史资料05》第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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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5-03T22:04:58+08:00
description: 作者：周新民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安徽各重要城市纷纷设立官办和私办的学堂，聘请留日学生或者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为教习。这些新兴的学校，灌输革命知识，使学生认识到封建政治的腐朽，民族危机的加深，非群起参加革命不可。 当时学校能成为革命的温床，最早的而且最鲜明的，要算安徽公学。安徽公学的前身是“旅湘公学”，由李光炯创办于湖南长沙，卢仲农主持校务，赵声、黄兴等都在该校任过教员，酝酿革命。该校于一九〇四年由长沙迁至芜湖，改名安徽公学。由于李光炯、卢仲农两先生一向倾向革命，当时提倡革命的人物大多荟萃于该校，如江苏刘光汉主讲席，怀宁陈仲甫、寿县柏文蔚、浙江陶成章、广东苏曼殊等曾先后任该校教员。这些人有的是光复会会员，有的是同盟会会员。安徽公学建立后，对各县的新兴学校起了推动作用。当时凡是有革命倾向的学校，都与安徽公学有密切关系，包括桐城的崇实学堂和吴挚甫创办的桐城中学、安庆的尚志学堂、寿县的养蒙学堂和芍西学堂、怀远的养正学堂以及萃华学堂等。安徽公学还与日本东京同盟会本部和南京、安庆、合肥、寿县等地的革命组织秘密地互通声气。 除了上述的学校以外，在芜湖还创办了“俗话报”。这是一种通俗性的刊物，于一九〇四年一月由陈仲甫、房秩五、吴守一（桐城县人）等三人发起的。它原设在安庆，后迁到芜湖，由科学图书馆发行。自该报发行以后，在宣传上起了很大作用，因其文字通俗易懂，内容又结合实际，激发了安徽人民的爱国思想和反帝、反封建活动，这对安徽当时的革命起了促进作用。后以该报触怒了英帝国主义，于一九〇五年秋被勒令停办。 芜湖在辛亥革命以前，安徽公学成为中江革命的策源地，荟萃了许多革命人物，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同时，又有俗话报作为爱国宣传的喉舌，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恶，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因此，当时皖人公认安徽革命胚胎于芜湖，实际上就是胚胎于安徽公学，也就是倡导于李光炯先生。（巡抚附：周新民（1897—1979），安徽省庐江县大化乡陡岗村人。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沈阳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芜湖教会学校的反帝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4》第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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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4-24T23:41:08+08:00
description: 作者：王能树、汪仲仪 教会学校的黑暗统治 帝国主义在实行经济侵略的同时，进行政治、文化侵略，通过遍设各地的教堂、学校和“慈善”机构进行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帝国主义在芜湖办的教会学校有：狮子山圣雅阁中学，风凰山萃文中学，石桥港圣公会圣雅阁初中，福音堂美以美会育才中学，后家港励德小学，周家山女学，来复会小学，青山女学等，其中以圣雅阁中学和萃文中学规模最大，是帝国主义在芜湖实施奴化教育的重点。 萃文中学（今芜湖四中）校长初为溥尔齐，后为华尔登，他的继女，女教士毕英索，为其助手、两人都喜欢研究中国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他们中国话说得很流利，经常混在学生中间，企图博得好感，便于获得情报。圣雅阁中学（今芜湖十一中）校长卢义德，后为蓝裴然（圣雅阁初中由饶桐荪任校长），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在芜湖进行文化侵略的打手。 这两个学校把实施奴化教育、宣传宗教迷信，当作办学的目的。“圣经”是学校的必修课，学生中不管是教徒或非教徒，每星期天都要做“礼拜”。每天早晚和三餐饭前都要做祷告，否则受惩罚。他们以宗教教义、蒙昧主义麻醉学生思想，教育学生说：“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要给他打，有人要脱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脱给他”等等，妄想使中国人民俯首贴耳地做帝国主义的奴隶。他们以孔孟之道和封建家长式统治，束缚学生。修身课课本，是《论语》、《中庸》；国文课（他们称汉语）教材，不准选白话文。他们禁止学生阅读新出版的图书报刊，限制学生只能在星期日下午外出。他们对所谓“善良”的学生，引诱入教，免缴学费，允许送进教会大学。对触犯教规、校规者，斥令在“天主”、“圣母”象前立正，低头忏悔，作为一种惩罚。 打开禁锢的铁门 “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们群情激愤，大家议论纷纷，自动地集合一起，主张声援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革命的火种最早在芜湖五中开始燃烧，当时人们都称五中是芜湖的北大。经过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的串连活动，教会学校和其他学校一起，组织了芜湖学生联合会，萃文中学的代表翟宗文担任了芜湖学联的副会长。学生们有了自己的组织，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成了一个战斗整体，那些校长、神甫的指挥棒失灵了。萃文中学校长华尔登，一向以主教、校长两重身份对待学生。谁要是不听他的，就被罚在“圣母”面前仟悔，重则记过、开除。五月七日，学生第一次整队上街参加游行时，华尔登站出来压制。学生们说：“这是我们的爱国行动，非去不可。”华尔登说：“你们爱国行动不能搞到学校里来，在我的学校里，我就要管。”学生代表翟宗文当场指着他说：“你管不了！”学生们一起呼应说：“你管不了！管不了！”华尔登气得毫无办法，只好悄悄溜开。后来，学生们将每次散发的传单，都贴一份在他门上，他亦无可奈何。 反奴化教育的风暴 教会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走向社会，积极参加爱国反帝活动，引起教会的无比恐惧和仇视。校长配合主教、神甫加紧对学生的管教和压制，学生在校内的反抗斗争也愈益激烈。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晨，石桥港圣雅阁初中及高小学生在甘天沐带领下，全体不作祷告。十五日晚祷告时，全体学生在礼拜堂顿足，把地板轰得如同雷鸣，吓得校长饶桐荪闻讯赶来，见此情景，大为恼火，宣布非教徒退出礼拜堂。五月十六日，学生向校方提出向教育厅立案和取消圣经课、早晚祈祷、做礼拜等四项要求。饶桐苏采取拖延办法来欺骗学生。学生们识破了他的“缓兵之计”，要他限期答复。饶桐苏于十八日宣布放假两周，妄图釜底抽薪，瓦解学生运动。学生团结得更紧，成立反耶教委员会，举行罢课，散发传单。学校又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发通知给家长要其将学生领回。同时勾结军政当局，于十九日派来警察和巡官威胁学生。学生进行静坐绝食斗争，并各自写信给家长，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二十二日上午，反耶教委员会召集学生开会，一百八十余到会者一律签字，表示不实现四项要求，决不罢休。学校采取最后措施，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甘天沐、孙佐华、江去疾、宫成栋（宫乔岩弟弟）等。学生没有被屈服，被开除的学生先在大方栈旅馆，后又迁到临江滩吴春林同学家办公。 五月十九日，圣雅阁高中学生在王稼祥带领下集会支援初中的学潮。下午第二班学生开会，晚上全校学生集会，推出十二人，又从中公举五、六两班代表二人，向校长蓝裴然提出两项要求：圣经课改为选科，礼拜祈祷听学生自由。学校拒不答理，学生于二十日上午拒绝祈祷，全体罢课，并推举执行委员长领导斗争。学生又派王稼祥、戴传林、王世界等四人到县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和各校联系，同时向社会发出声明。蓝裴然宣布放假，要家长领回学生。学生除给外埠家长写信，还组织恳谈队，对本埠家长劝慰，击败学校的阴谋。 圣雅阁学潮发生后，萃文中学首先响应，全体罢课，大群学生把行李搬出学校，结队上街游行示威。他们发表《萃文中学学生会宣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走狗李静涵，并列举其十条罪状，提出反对奴化教育的九个条件。育才中学、萃文中学决定与圣雅阁高、初中合作，组织…

芜湖米市春秋（《芜湖文史资料1》第00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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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28T21:31: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芜湖市工商联史料小组供稿，马永欣整理 芜湖位于长江中下游，气候温暖，土壤肥沃，沿江两岸，河港交错，盛产稻米及其它农产品，素称鱼米之乡。江流上溯赣、湘、鄂、川，下经苏、沪出黄浦江；皖南青弋江水系由此汇入长江，北岸由裕溪口入裕溪河，联巢湖，通舒、庐、合等地，水运极为便利，大江南北稻米和皖南山区土特产均由此集散。由于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条件，因而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形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尔后，公路、铁路相继建设，使芜湖逐步成为水陆交通枢纽，米市因之更为发展。 （一）米市的崛起 十九世纪中叶，芜湖是座小城镇，人口不满两万，以生产铁器制品的手工业著称。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一八五三——一八六四），芜湖为其后方屯聚军粮之所，但尚未形成米粮流通渠道。随着岁月的流逝、客观形势的变化，米粮行业逐渐发展而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据《芜湖县志》记载：“前清嘉庆，道光年间（约一七九六——一八二一年）芜湖有土著砻坊二十余家，设在仓前铺、大砻坊及东河沿一带。”它们多为地主租谷存储服务，收取存仓费，并代客舂米，收取加工费，有的也雇帆船赴附近县份，进行少量稻米交易。另有箩头行（又称小市行）约二十家左右，分设在南、北关，专为近郊农民介销余粮，从中收取佣金，属于行纪性质。居民日用食米，悉赖小市行供应。此时整个米粮业的经营范围，尚不及湾沚、澛港两镇，市场交易量器，澛斛与沚斛并用，但澛斛比沚斛每石大二升。一八七四年以后，就专用沚斛了。由此可见，当时芜湖的米粮业，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清廷腐败无能，鸦片战争以后，国事日非，列强群启觊觎之心，多次胁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沿海沿江城市相继辟为通商口岸，芜湖亦于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辟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势力相随而至。美商轮船公司“其昌”洋行、英商“麦边”洋行、德商“瑞记”洋行，分别在芜开展客货运输业务。它们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争夺较量，英商“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终占优势，建码头，设趸船，置仓库，串同海关（海关归外人管理），控制运价。嗣后，日商“日清”洋行亦挤入航运业，少数华轮（招商、三北、宁绍）难与竞争。光绪三年（一八七七）芜湖建立海关，进出口（指芜地而言）货物可就地检查课税。于是，进口的工业品则运芜倾销，芜湖及内地的农、土产品，均由此输出。形势的发展，为芜湖粮食的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是芜湖由原来的自然经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转折点。 芜湖下游的镇江，早在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依据《天津条约》已辟为商埠。外轮、海关齐全，沿海缺粮地区的广州一带米商，已先后在镇江设号采购，形成长江下游的米市。我省产粮地区的粮食也直接帆运镇江七浩口集散。芜湖虽为商埠，而帆运商仍不得不冒长途江运风险，运投镇江如故。面对这一不利情况，非具强有力的权威，不足以扭转。一八七七年李鸿章奏准清廷发布将七浩口米市迁移芜湖的命令。这是转变这一不利情况的关键措施。至于李鸿章为什么要上这一奏请？以及迁移的过程怎样？关于前者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李在晚清久任封疆大吏，是洋务派的代表。对于创办实业，具有卓识远见。且李又是合肥人，家族亲朋居芜地者甚众，芜湖素有合肥“大门”之誉，他预计芜湖一旦成为米市，市面必将繁荣，出于造福桑梓嬴得身后名的考虑；其一认为，李鸿章为其家族从农民手里剥削的大量租谷寻找销售市场并以芜湖为其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地而出此举。从客观情况来看：镇江地小人稠，粮食自给不足，号称米市，粮源悉赖我省调节。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保存的资料记载：“皖省米产总额（年产）共为肆仟肆佰壹拾陆万贰仟参佰捌拾陆石，除本省消费叁仟陆佰肆拾贰万叁仟柒佰捌拾伍石外，剩余柒佰柒拾叁万捌仟陆佰零壹石之谱”。余粮县份计有：太湖，潜山、芜湖、当涂、南陵、无为、巢县、宣城……等28县。而芜湖既成商埠，附近各县产粮如此丰富，集散自不宜舍近就远，奏请迁移米市，顺理成章，当能获准。关于后者，据前米粮采运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和前工商联付主委张台望（已故）所写回忆材料称：当时驻节芜湖的徽、宁、池、太、广皖南兵备道兼任芜湖关监督的张荫桓（字樵野）、广东人，为开辟税源和逢迎李氏（或系李氏示意），利用同乡关系，亲赴镇江劝说广帮客商尽先迁芜，许以种种优惠条件，即：（1）发给广帮粮商营业执照；（2）不论华南华北客商来芜采购粮食，必须由有执照的米商代办，不能直接采购；（3）一切打包等费统由卖方支付。商轮由芜运米至沪的运费仍照镇江至沪的运费计算，不另加价。这就造成了米市迁芜湖的有利形势。李奏陈于上，张劝说于下，上下结合，其事谐矣。至于迁芜的确切年份，根据江广米行一九四八年重建会所碑文记载：“逊清光绪八年，李文忠公（按即：李鸿章）请准将米粮市场，由镇江七浩口移植来此”。据此，判定米市迁芜为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较有根据。 在张樵野动之以情、诱之以利…

清廷大臣李鸿章家族在芜湖轶事琐闻（《芜湖文史资料1》第00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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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27T23:21: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许知为 前言：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的。那些典型人物、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虽然灭亡了，有的本人也死亡了，但事迹可以作为史料记载下来。 ——摘自《周恩来同志1959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茶话会上的讲话》 引子 解放之前，清廷大臣李鸿章的后代有不少人在芜湖，那时芜湖的人们习惯称之为“李府”。当年，“李府”在芜湖·曾大量投资房地产，并经营一些工商业。于今，“李府”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流传下来的一些轶事琐闻，今天看来，对研究李鸿章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李鸿章在清廷大臣中是位举足轻重的显赫人物。他一生效力清廷，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是历史的罪人。这在我国近代史书中，已多有记述，本文不加评议。至于他提倡洋务运动，兴办一些军事工业和工商、航运事业，其出发点以及客观上对当时和以后的影响如何，仍有待历史学界作进一步探讨。我们现在所搜集、整理的，只是李鸿章家族在芜湖流散的一些事迹，且为史书所没有记载者。虽仅一鳞半爪，却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李府”这个封建大家族兴衰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从一个片段史迹，了解芜湖这个城市的发展历程。虽属旧事重温，却不无现实意义。 “李府”这个“玉堂金马”、“钟鸣鼎食”的封建大家族，因官高、权重、禄厚而聚敛了大量财富，其田地、房产、质铺、商号、公司遍布省内外，甚至在国外也有股票，存款。仅芜湖一地，业经查明核实的“李府”财产，也为数甚巨。就此概述“李府”在芜湖投资房地产的规模，并提供一些具体数字，借以窥见其财富的全貌，可以看到封建社会里、许多大官僚地主家庭的一个典型。 “李府”不是天生的，它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也有一个由发迹而兴盛到衰败的过程。它从晚清同治年代到民国初期，延续六、七十年之久。我们搜集到的轶事琐闻，也真实地反映了“李府”中形形色色人物的活动状况，其中有效忠清廷、“立功”沙场而飞黄腾达的；有怀才受抑、郁郁而殁的；也有承皇室殊恩鸩毒而死；为争夺经济利益而被暗杀的；更多的是买办、经商致富的富家翁，依恃巨额遗产而纵情花酒、腐化堕落的纨挎子弟；但也有因受时代潮流影响而出现与此相反的人物，那就是“李府”还有一些非常重视子女教育的家长，因而也培养出一些新的一代后人。其中不少在国内外受过高等教育，有的成为教授、专家、学者、工程师；有的是在政府机关、工矿企业担负重要职务；有的是侨居海外的爱国侨胞；有的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慷慨解囊、冒险支援人民革命事业的开明人士。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已经或者正在为祖国“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这些史实生动地说明：由于新旧社会制度的不同，对“李府”后人来说，他们前途或结局也就迥然有别。这一历史经验，足以使人深省。 现在就搜集到的这些历史资料，编成本文。共分三个部分：一、“李府”世系简述；二、“李府”在芜湖的房地产；三、“李府”人物沉浮。这些笔墨，倘能稍补有关文史记载之阙遗，有助读者对近代史事之了解，那就是编写本文的愿望。 一、合肥“李府”世系简述 合肥“李府”世系是自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叙起。李氏宗族字辈排列如次：“文章经国，家道永昌，勋荣世守，福寿成双。”李文安原配夫人李氏，同姓不宗，称李门李氏，原籍都是合肥。他们夫妇生六子，为章字辈，长子瀚章，次子鸿章、三子鹤章，四子蕴章，五子凤章、六子昭庆；孙二十八人，经字辈；曾孙四十一人，国字辈。女子在外。家字辈和道字辈很多，无从知其数，且散居海内外，难以考查。《清史稿》为他的子辈、立传的有四人：即鸿章、瀚章、鹤章、昭庆载其孙辈官职名者五人：为经方、经述、经迈（均鸿章子）：经羲（鹤章子）、经畲（瀚章子）。列世系简表于下：（为便于排列，将原表分为七部分，并加补注。） 附注：世系表中均按字辈取名，与各人当时通称的雅号、绰号对不上，如在芜湖的“五大人”，仲洁、仰尼，究竟在世系上是谁？除“漱兰堂、“通德堂”外，其他堂号究属哪一房？李玉良究竟是谁的儿子？还没有完全查清楚，有待校正。 这里对李文安夫妇略加记述。 李文安之父原姓许，过继李氏承桃，改姓李。世系辈份自“文”字始，而李鹤章墓志铭有云“祖本自许，桃李始昌”，可证。李文安老家在肥东撮镇以南十里的临河集，李鸿章发迹初期，就在老家盖了一两百间房子，门楼高大，人称“李府大屋”。另有南仓房、北仓房，每当夏秋新谷登场，农民二、三百人，为之堆谷进仓。还有一个典当铺。至李鸿章居高位享厚禄，子孙也多升官发财，分别住进大城市，老家自然逐渐冷落了。 “李府”老坟山在肥东店埠北二十里的小李河，也有大屋和仓房。光绪八年，鸿章之母死于武昌，其棺柩由瀚章以小火轮运回老坟山安葬。《清史稿》记载“李鸿章丁忧百日，促返天津任所，瀚章家居丁忧六年，复任湖广总督。”据说李母葬的是“风水福地”，叫做“金被盖牙床”，主子孙富贵。民间另有一…

传播进步思想文化的芜湖科学图书社（《芜湖文史资料1》第00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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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25T16:52:14+08:00
description: 作者：程敷信 芜湖科学图书社创办于1903年，停业于1937年。在它存在的漫长岁月里，对芜湖和徽州地区新文化的传播和马列主义的宣传都作了一定的贡献。 科学图书社是绩溪人汪孟邹创办的。汪孟邹在开设该店之前，深感绩溪地处偏僻山区，对外交通完全依靠肩挑脚走。清廷废除科举之后，家乡开始兴办学校，购置课本文具都很困难。因而他想去芜湖办一书店，便利家乡学校图书文具的供应。他的这个想法，得到绩溪部分热心公益人士的赞同。随后他邀集了一千多元的股金（每股壹佰元），在芜湖长街徽州码头租了一间进深颇长的长条形店房，开设了科学图书社。 这个店开设之初，主要业务是经销学校课本和各项文具。为了便利绩溪的学校，还约定了两批挑伕，挑送书籍去绩溪。这些人不算店内职工，挑一次货算一次报酬。但允许他们同时给在芜谋生的绩溪同乡挑运行李、货物、捎带银钱和书信回家，这种代办业务由他们自行收费。他们每月都要来往绩溪、芜湖一次，人们称他们为“信客。”这个做法从清末一直延续到1932年芜屯公路通车后才逐渐停止。 汪孟邹开设了科学图书社后，锐意于传播新文化。除课本外，尽可能经销各地出版的有关新文化的书刊。又先后与在芜湖教育界和其他方面有名望的进步人士联系交往，其中有柏文蔚、苏曼殊、邓绳侯、鲍继唐、李光炯、陈独秀等人。陈独秀当时在“安徽公学”教书，并负责编辑《安徽俗话报》。这份报纸就是由科学图书社印刷发行。陈独秀也就住在该店楼上，并在该店搭伙食。 大约在1917年，汪孟邹为了采购图书文具的便利和图谋事业的发展，将科学图书社交给陈啸青负责经营，自己去上海，在公共租界牯岭路租了房子，开设亚东图书馆。这个店既作为科学图书社的“申庄”，又以出版商的面貌出版发行地图册和宣传孙中山主张的《建设杂志》、孙中山的早期著作《孙文学说》、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等书刊。后来又发展到出版发行经过认真校勘、分段标点的古典小说和各种新文艺书籍。业务有了发展之后，又在长沙路设立编辑部，在广东路设立发行所，逐渐成为一家中等的出版商。这里还要说明一下：对各种古典小说如《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书，进行校勘、分段并加标点然后出版发行的这种做法，是亚东图书馆首先做起的，并且做得很认真，深受各方面的好评。 1912年以后，芜湖的书店逐渐多起来了。除了两三家专售《论语》、《三字经》等等的老书店以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都先后在芜湖开设了分店。当时几家老书店不卖新书刊，几家大出版商的分店又只发售它们自己出版的书刊。科学图书社的经营方针却是独特的，除了和一般书店一样经营文具和课本以外，专门经销国内各地出版发行的新书刊。后来陈独秀等人在北京创办的《新青年》杂志，鲁迅创办的《语丝》杂志等等，芜湖就只有科学图书社独家经销。所以，它虽然只有一间方丈危楼的铺面，可是在芜湖的书业同行中却是最有影响的一家。 “五・四”运动期间，由于汪孟邹和各方面的友谊，以及科学图书社活跃的经营作风，该店成了芜湖教育界进步人士的聚会和活动场所。当时省立第五中学的刘希平、高语罕、民生中学的李克农、宫乔岩、钱杏邮（即阿英），还有省立第二农校、省立第二女师、公立职业学校等校的卢仲农、卢伯荪、王彼山等人，都经常出入科学图书社，在该店议论时局，交流意见，并委托该店职工办一些杂事。该店经理陈啸青，因为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中的各项活动，曾被警察局借端传讯并拘留过一次，后来是由汪孟邹来芜活动，委托明远电灯公司经理、芜湖商会会长吴兴周和其他人一起具保才得到释放的。 1923年是科学图书社开业二十周年纪念。许多先后与该店有过联系的进步人士和知名人士，写了些纪念性的文字寄来祝贺。该店选了四幅用镜框挂在招待客人的地方。这四幅是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北大教授）和蔡元培写的（是不是有蔡元培的，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了，但其他三人是准确的。）陈独秀写的那幅字数较多，我记得头一句是：“芜湖长街方丈危楼的科学图书社，……。”后面讲到他住在该店楼上编印《安徽俗话报》，讲到该店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胡适写的只一句话：“给文化做了二十年的媒婆”。 开业二十周年纪念之后，陈啸青离开芜湖去上海亚东图书馆了，科学图书社的经理职务改由程远模担任。当时，有些在“五四”运动中活跃的进步人士如高语罕、李克农等人先后离芜，但也还有王筱山、卢仲农、钱杏邨等人仍留在芜湖。这些留在芜湖的进步人士和科学图书社的交往还是密切的。科学图书社的经营方针也没有变，照旧销售各地出版的新书刊。1925年以后，常常收到广东方面出版的书刊，其中不少是宣传孙中山学说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这些书刊到底是什么人介绍寄来的，科学图书社本身也不清楚。只是在收到后翻阅一遍，估计在当时军阀统治的局面下能勉强公开出售的就摆上柜台，否则便收藏起来。 1927年北伐军进展到长江流域以后，汉口长江书店不断地寄运大批书刊给科学图书社销售。长江书…

陈独秀在芜活动片断（《芜湖文史资料1》第00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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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24T18:55:28+08:00
description: 作者：姚永森 陈独秀在辛亥前后，曾两次羁留江城芜湖。一次是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六年，为时整整两年；另一次是一九一三年八月初，即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二次革命”失败期间，为时仅几天。在芜期间，陈独秀积极传播革命思想，组织秘密革命团体，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并险些掉了脑袋。可以说，他在辛亥期间的突出的革命业绩是在芜湖建树的，而当年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安徽公学、关帝庙、芜（湖）大（通）镇守使署等处是他的主要活动场所，留下了他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积极奔走的足迹。近年来，当年的老人已全部作古，有关专家和当事者后裔来芜寻访旧址者不乏其人，均嘱我将陈独秀在芜湖的革命活动迅速整理成文，以飨读者。故根据有关文献资料与老人回忆，撰成此文，不当之处，尚望诸公指正。 一 江城古老长街中段，昔日徽州会馆隔壁，有一座一楼一底的房屋。楼层陈旧简陋，鱼鳞般的瓦片现出灰白色，江南风格的楼檐低垂着伸向街间。山墙已呈灰黑色，砖头掉落的很多，露出一个个空洞，靠街面的楼层墙壁为木质结构，上面的油漆已脱落殆尽，经风雨侵蚀，一片斑驳陆离。楼层与底层交接处，有一中檩，镌刻着细腻而又别致的花纹。屋内阴暗潮湿，底层的地板显然因岁月的长久而腐烂了，被人撬掉，如今成为泥土地。楼梯在房屋中间，又陡又窄，呈“r”形，踏上去有摇晃之感，扶手却平滑光溜。凭着楼顶上一块亮瓦所投射进来的微弱光线，可看到屋内的增板是一色的酱褐色，低矮的楼层被楼梯分成不大的两块空间，前面有三间屋，后面有两间屋。这一切都表明这座现为居民宅的楼屋基本保持当年闻名的“芜湖科学图书社”的原样。从门牌号码上可知道它现今的地址是“中长街二十号”。 八十年前的一九〇三年（光绪廿九年），徽州绩溪人汪孟邹怀播“匡时济世的抱负”，①托芜湖同乡会的介绍，租下了这间楼屋，开设了一个名叫“芜湖科学图书社”的书店，经销新书、文具和仪器，借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一九〇四年七月，陈独秀来芜，②寄住在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就在这年秋天，接待了与他共同主办《安微俗话报》的同人之一房秩五。房秩五，安徽枞阳人，署名“浮渡生”、“饬武”，曾和吴守一于一九〇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佐助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房任教育，吴任小说，“余稿悉由仲甫自任之”。③每月两册，风行一时，不久，其销路之广，为海内各白话（报）冠。一九〇四年暑期，房秩五赴日本学师范，吴守一回桐城授课，陈独秀乃将该报迁到芜湖，由他一人在科学图书社小楼上主办。房秩五在是年秋季东渡路过江城时，为绵绵秋雨所阻，就在图书社小楼上寄住了三天，每日与老友陈独秀叙谈。临行时，陈独秀亲送他到江心登上大轮（昔日芜湖码头水浅，大轮不能靠岸，只得在江心停泊，旅客须由小船送往江心登轮）。房秩五在后来所写的《輓陈仲甫》诗中回忆道：“盛唐山下昔婆娑，斫地悲哀发浩歌。舌战雄能逃竖子（光绪壬寅（一九〇二）夏，君偕余在安庆藏书楼开会演说，辞侵某巨绅，至鼠窜遁去——房自注，以下同），笔诛严更慑群魔。（光绪甲辰（一九〇四）春，与余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留人别馆三秋雨，送我晴江万里波（光绪甲辰秋，余东渡，道出芜湖，阻雨，与君在科学图书社小楼聚读三日。行时，君亲送至江心登轮）。往事苍茫谁与语，侧身西望泪滂沱。”④ 《安徽俗话报》在迁芜之前，即由芜湖科学图书社承办发行工作，每期稿件均由陈氏汇齐，寄给汪孟邹，然后由汪寄上海付梓，印就后再寄回芜湖发行。迁芜后，陈独秀一人主办。白天，他到赭山皖江中学堂和安徽公学教书；晚上，则躲在小楼上伏案书写。刊物每期出版后，“陈独秀都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勤勤恳恳为传播革命思想而努力工作。”⑤蔡元培先生直至一九三四年还深情地对世人说：“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⑥ 据科学图书社老人回忆，不知是陈独秀的自嘲还是别人的赠送，他在这期间曾有个“痒公”的绰号。其来历是这样的：陈氏在芜一人主办俗话报时，正逢夏秋之际，那间低矮的小楼一到晚上就十分闷热，为使刊物如期出版，他总是在灯下一手握笔，一手挥扇，奋战至深夜，有时干脆脱掉衣衫，打赤膊干。他的床铺十分简单，由于整天忙于工作，顾不得清洗，生了很多臭虫。一觉醒来，身上常常被叮了很多红疱，痒得钻心，以致白天不时地用手指甲搔痒，“痒公”绰号由此而出。看来这个说法有些根据，因为陈独秀在后来曾有这段情景的亲笔回忆：“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我衣被，亦不自觉。”⑦ 陈独秀在俗话报上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有的一篇连载几期），约八万余字，几乎占一至十九期全部文章的三分之一，其中在科学图书社小楼上所写的文章占更大比例。计有《本国大略》、《…

从解放前的“五洋业”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芜湖文史资料1》第0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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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19T23:56:42+08:00
description: 作者：杨邦太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陆交通称便，由于国家积弱，毫无民族工业，在十九世纪末辟为通商口岸前后，即成为帝国主义商品的倾销市场。洋烟、洋火、洋油、洋烛、洋皂等充斥市场。甚至针、线、绸缎、布匹等都是洋货，几乎是无货不“洋”。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五洋业”名称，就是这样形成的。 帝国主义者为了打开它们商品销路，除直按经营的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煤油外，还采取以下手段：1、使用了我国日常生活中所熟悉和通俗易懂的名称作为商标，以隐蔽其洋货面目。公司对外名称，亦采用中国字义命名；2、利用买办（经理商）为它们推销商品卖力；3、对产品质量保持稳定，争取信誉，等等。其中扶植买办商人最为重要，起了广为倾销、垄断市场、打击民族工商业的作用。如抗战前郑炳生在长街开设的泳生号，曾经理颐中（英美）烟草公司出品的红狮、翠鸟、紫金山等名牌香烟和美孚洋行的鹰牌煤油、蜡烛；日军侵占芜湖时，这个经理业务，由开设在中山路源大、源和号刘觉予所接替；日本旭光、黄金台、箭鹿等香烟大量倾销，慎记黄次波经理的永泰和（英美）烟草公司出品的大前门、炮合、红锡包、老刀等香烟和德士古煤油以及美光公司的老虎牌火柴；福记钟品良、振武经理的亚细亚煤油和僧帽牌蜡烛：马桂记经理的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出品的利华日光肥皂和祥茂白蜜肥皂等，即是例证。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也展开激烈的竞争。其一为了夺取商业竞争优势，它们非常重视招贴广告方式的宣传作用。凡在通衢要道，都张贴巨幅醒目商标广告，并有洋鼓洋号乐队沿街吹打宣扬，散发传单，趁围观人多之际，抛掷香烟，引人抢拾。其次，在香烟盒内装有精彩连环故事小画片，如封神榜、红楼梦等，逗人连续购买凑成全套，或以空烟壳开彩和掉换毛巾等；其三：派出流动烟担，深入全市各烟摊推销，年终并赠送日历和美女画等。对经理按全年推销金额另给佣金。如遇涨价则按老价派给一批货品，跌盘时扩大库存数给补价。用这些“优惠”条件为诱饵，使经理商能获得较多好处而死心塌地的为其推销效力。当时“五洋业”同业有二百多家，而为外商经理的不足十家。其余大多数为中小贩卖商。由于紫金山、老刀等香烟和美孚油、日光皂这些都是名牌畅销商品，这批中小商争相贩卖，不自觉地也为外商服务。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于沧陷区实行殖民政策，取代英美帝国主义在芜利益，统制“五洋”商品进口，在芜湖组织成立了卸商（进口经理）烟草组合，并且大量收购我省枞阳等地出产的烟叶，运上海等地制成香烟返销。（日商三井、三经、大和、大丸、松坂屋等洋行；华商有利记，源大、大庆、庆记等）和仲卸（贩卖商）烟草组合（日商七十七家作七十七股，华商一百一十五股在同业公会中按三百股分配，）其组织货源、储运、配给等统由日商主持，华商不得过问。另外，组织了皂烛组合。当时，伪商会会长李慧龙所开设的惠记商行，专门经理日本出光洋行石油。这样，整个“五洋”市场，又全部为日商所控制。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签订了中美商约，英美帝国主义厂商所制造的名牌“五洋”商品，源源而来，又恢复其战前垄断地位，甚至变本加厉。帝国主义列强，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以芜湖一地为例，可知它们在华所攫取的非法利润是无法计算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伟大祖国真正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列强过去在我国享有的一切特权，那些侵入芜湖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也随之一扫而空了。一九八一年六月

忆芜湖钱庄业（《芜湖文史资料1》第0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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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17T23:20:00+08:00
description: 作者：杨邦太、朱渭滨 一、钱庄的兴起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陆交通方便，建有港口、码头，是大江南北粮油的集散地。历史上曾称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各地粮商云集，中外船只往来如织，每年吞吐大量的粮食、菜籽、豆类等农产品，运往国内外，堪称盛极一时。与粮食采运业有着密切联系的钱庄行业，此时也相继设立，相互促进，从而带动了整个市面繁荣和有关行业的发展。据从事这个行业的前辈说：早在光绪年间，李鸿章之子李伯行，即在芜设有宝善长、恒泰两家官僚资本钱庄。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一二年——一九三〇年间，为芜湖钱庄业的兴盛时期。先后创立有承馀、单瑞丰、西合泰、同和、久馀、厚丰等二十余家，除少数几家独资外，大多是合资经营的。每店资本从白银万两至数万两不等，大致可分为镇扬帮、徽帮和本地帮。 各钱庄规模不等，一般雇用职工二十至三十余人，设有经理、副经理、跑街、管帐、管钱、书信、管杂务、中班同事、学徒、炊事、杂役等。经理掌管人事、财务、业务权，对股东会负责。跑街对外负责联系业务，每天上午到有关粮号联系申汇和用款数目，上公所与同行洽谈交易，到有往来的商店承揽存、放、贷款、汇兑业务、调拨头寸等等。跑街人员对各行业情况、市场动态，以及往来户家底，必须膝如指掌，方能对经放贷款的安全回收，做到心中有数，确有把握。因此，跑街在店中相当于高级职员的重要地位。学徒在三年期内，除扫地、擦水烟袋、搞清洁卫生外，还要学会识别银元真伪的本领，夜晚操练珠算。 银元的种类繁多，有龙洋、鹰洋、本洋、站人洋等，价格不同，要分别整理，每百元为一包，在整理中，如发现有夹铜、全铜、灌铝、挖补、锉边、硬戳、哑板、烂板、轻头等，都不能流通市面，只能贬价处理。识别银元要一敲、二听、三掂、四看，敲是用右手拿银元二十块左右，翻到左手中指上，以银元敲击银元，听其发出声音，掂其份量轻重，同时用眼看，发现有毛病的，随即从左手中指上滑下来，不需停手剔除，两手翻掂非常敏捷，每百枚银元一般只需五、六分钟。这种功夫，没有较长时期的认真锻练，是不能操作自如的。 旧社会钱庄对学徒管教甚严。学徒必须在店住宿，有事须请假，不得随便离店。全店职工都有责任对他们进行管教，而他们也很少违抗。因为在旧社会进钱庄当学徒，视为“有出息”、“金饭碗”。学徒期间，每月只发月规一元，供理发、洗澡及零用，偶有客户在业务空闲时，与经理或跑街凑一牌局，学徒、炊事、杂役等也可获点额外（抽头）收益。学徒三年期满发给工资，定为中班同事，按工作能力给予提升。 全店职工皆由资方供应伙食。辞退职工，一般例规为每年正月初七为定事日，在这一天，每个职工都是提心吊胆的。担心丢饭碗而遭失业，但毕竟每年都有更送或被辞退的，由经理个别谈话，予以留店，续用或调动工作，都必须绝对服从。店中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经理，股东平时不得干预店务，每年春季召集股东会一次，由经理主持，陈述一年来店务情况，提交红帐。倘个别股东无意继续经营，可以退股。盈利一般按十四股分配，即股东得十股，经理付经理得两股，全店职工得两股。除此以外，无其他福利。老弱多病不能继续工作的，辞退时只酌给旅费，不发解雇金，更谈不上象今天享受劳动保险，按月领取退休金了。 二、钱庄的主要业务 钱庄的业务范围主要是存款、放款、汇兑。因此，与各行业商户都有业务往来。这对调剂余缺，便利工商户，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那时芜湖只有中国、交通两家官办银行，对外办理存放款、汇兑业务，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有它专业范围。以后上海陆续来芜分设的上海银行，实业银行，由于他们对工商户的往来手续繁琐，借款限额小、限期短。大宗借款还要抵押品，不及钱庄简便，远远不能满足工商业户的需要。这就为钱庄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的钱庄，大多集中于十里长街的中心地段。有几家资本雄厚的大户，既经营钱庄，又开设货店，即所谓前店后庄。如上海籍宁松泉经营承余钱庄和宝裕纱号；合肥籍虞渐逵，经营鸿丰钱庄和鸿义兴纱布香烟号。 钱庄的主要业务往来，是与粮商米号极为密切的。当时的广、潮、烟、宁等外地粮商，常年派员驻芜，委托粮号采购粮食、菜籽等，运往潮州、汕头、厦门、烟台、天津、青岛、上海、宁波等地销售，回笼货款，大都在上海金融中心轧帐，申票亦都交钱庄代收。有的粮商在芜采运粮食不带现款，是出申票给钱庄按期兑取。申票一般为三天例期，如一号在芜出给申票，四号在上海兑取，如遇例假顺延。申票汇率按票期天数贴息，通称毛水，视银根松紧情况，贴息有大有小。如银根松时，例期申票直过，即不需贴息，偶而甚致升水；银根紧时，毛水就大些，钱业公所对此每天议价拍板挂牌为准。钱庄收粮号申票，按当天牌价酌加收手续费，商店如需到上海进货，则向钱庄汇出申票，如此一进一出，从中获得一定利润。钱庄对申票进出数额，每天有专人码牌推算，以免误期影响信誉。如有到期多头申汇，可出售电汇，电汇密码由副经理掌握。各主要大城市，一般…

芜湖手工棉织业简史（《芜湖文史资料1》第0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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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3-16T23:16:22+08:00
description: 作者：范长茂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陆交通便利，曾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商业兴旺，市面繁荣，是我省经济文化发达较早的城市，芜湖棉织业正是在这些优越条件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地逐步发展起来的。最盛时期，曾有一千多家机坊，拥有近五千张手工织机，产品销售到邻近五省的部分地区，行业之大，花色品种之多，销路之广，不仅居于全省首位，而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屈指可数的。现在芜湖棉织业的手工生产的历史己经结束了，然而它在八十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还是可以称道的。抗战前，芜湖市区的人口不过十万左右，而直接或间接依赖棉织业为生的，却占市区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芜湖沦陷期间，棉织业虽趋于衰落，但依此为生的人口，仍占市区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左右。因此，忆述芜湖棉织业的产生、发展和变革的历程，是有其一定意义的。 （一）萌芽 芜湖棉织业产生于十九世纪末，清光绪三十年间。经营此业者主要来自巢县、肥东一带的农民。因为一方面此处是丘陵地区，适宜种植棉花，所以很早就有手工纺纱织布的传统。一般都在农闲季节，女的纺纱，男的织布。生产的纱、布通过农村集镇市场进行交换，从而逐渐成为农村的副业生产。一方面肥、巢一带人口较多，土地贫瘠，加上水旱灾害，农民生活艰苦，被迫离乡外出谋生。于是便把手工织布带到芜湖来，从而使农村的副业逐渐转变为城市的专业生产。 芜湖棉织业的最初创始人名叫鲁福庆，是巢县西乡人。他到芜湖来开机坊，一切都很简陋，住的是草屋，使用的是手抛梭织机（俗称腰机）和手摇纺纱车。起初是用手工纺的土纱（又叫本纱）作原料，后来才改用机器纺的纱（又叫详纱），门幅窄，尺码短，也没有一定的规格。如要染成色布，还得送到染坊去加工。生产全是自己动手，织成的布，也是自己扛去出售。这样的生产经营方式，当然是难以扩大生产了。 自从鲁福庆在芜湖扎根以后，肥、巢一带相继来芜开设机坊者不乏其人。这时对产品规格作了一些改进，也增加了一些花色品种。但生产工具简陋，操作技术落后，以粗支纱为原料，因而生产出来的布匹，仍然是产量低，品种规格少，质量差，不美观。当然销售也就不广。因此，棉织业初期的发展是缓慢的。从它的诞生到辛亥革命近十年时间，芜湖棉织业机坊只发展到三十几家，估计全部织机，也不过五、六十张。当时芜湖人称之为”机花子”，可见这个时期的落后状况。 （二）早期的发展 民国初年，我国机器纺织工业，已在沿海大中城市蓬勃兴起，而手工棉织业要求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改变落后生产方式。因此，首先对生产工具进行了改革。把原有的“腰机”一律改为手拉脚踏织机（俗称平机），以增加产量。其次，钻研和提高生产技术，改进产品规格，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扩大产品销路。从而使棉织业的生产得以较快地发展。不但原有的机坊，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纷纷增加机台，而且还吸引了一些人陆续来芜湖添置机台，开设机坊。在不断扩展织布机台的同时，又添置了生产毛巾、腿带的机台设备。随着生产不断扩大，机台逐渐增多，劳动力不足，需要补充。起初从巢县、肥东一带农村去找来亲友协助（后来大多数自行开设机坊），继而招收学徒和雇拥工人。从此，在棉织业中开始出现了雇拥关系和剥削行为。一般小机坊以业主及其家庭成员劳动为主，雇用少量学徒或工人，有轻微剥削；而那些拥有数十台布机的大机坊，雇用工人学徒较多，其剥削程度亦较严重。 北伐战争时，芜湖棉织业的机坊已由三十几家发展到五百余家，拥有机台近两千张，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手工棉织行业。 大约一九二零年前后，芜湖棉织业就组织了“机业公会”，一九二七年以后改为“棉织业同业公会”。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一九五六年。 （三）兴盛时期 北伐战争以后，芜湖棉织业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机坊年年增加，机台设备不断地扩充，因而需要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产量的日益增高，而销售市场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处于发展时期的棉织业机坊，只有积极改进操作技术，努力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方可增强竞争能力。例如：有的改进染色配料和操作方法，以改善色泽光彩；有的翻新花样，以增加花色品种。通过艰苦努力，棉织业的产品花色品种繁多，色泽鲜艳，质量良好，扩大了销售市场。这时芜湖的棉布不仅遍销于本省各地，而且还远销到湖北、江西、河南、山东、江苏等邻省的大部分地区。芜湖的毛巾，畅销于长江中上游一带城镇。许多浴室都使用芜湖“邰兴记”机坊生产的澡巾。当时市场物价稳定，商业往来活跃；原料既能赊购，产品也可赊销；淡季，资金周转困难，可以预收货款或向银行、钱庄抵押、借贷。这些都有利于棉织业生产的发展。这时，芜湖最大的一户“鲁声记”机坊，有两个生产场地，拥有手工织机八十余张。 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棉织业机坊已发展到千家以上，拥有各种织机五千张左右。棉织业机坊不仅遍布于东门、北门、吉和街以及河南等地区的僻街小巷，而且逐步向闹市延伸，就连最繁华的十里长街，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