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安徽文史资料11》第19篇）
作者：陶若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打着“民主”的幌子，欺骗人民，除被迫召开旧政治协商会议外，并决定在省县两级成立参议会，为地方“民意”机关。安徽省参议会，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兹据个人经历，就记忆所及，将国民党安徽省参议会，作一简要的回忆。 国民党省参议会的组织和职权 按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省参议会由各县参议会各选举县参议员一人组成。安徽当时六十三个县，省参议员共六十三人。省参议会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省参议员选举；每年开两次大会，闭会期间，会务由议长、副议长及驻会委员负责；必要时可召开临时大会。驻会委员每专区一人，安徽当时九个专区，共九人。议长副议长之下，设秘书长一人，由省政府任命，主持日常事务。按照规定，国民党省参议会，有“地方立法权”，政府重大措施，“要提请省参议会审议”；省政府及其所属各厅处，要向省参议会做施政报告，请省参议会审议，政府对省参议员“未经省参议会同意，不得拘捕”，等等。它虽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地方议会，但还是有一定权力的。 为国民党服务的省参议会 挂着民意机关招牌的省参议会，可以说是官僚豪绅的集合体。国民党允许它存在，就是要它为国民党服务。省参议会会干些什么，可想而知。 省参议会成立不久，国民党行政院召开粮食会议，指定要省政府、省参议会主要负责人参加。议长江𬀩因身体不好，我作为副议长代表省参议会和李品仙一道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由张群、白崇禧主持，唯一的议题，就是要在各省购粮。我和李品仙同粮食部，对数量和价格，做了一些讨价还价，同意按商定的数量和价格，在安徽购买一批粮食。当时国民党粮食供应很紧张，同意购粮，是为国民党最后挣扎出了一把力。国民党对出席会议的议长，极表拉拢，除一些公宴外，蒋介石还在住宅举行私宴。第一次会议时，我出席蒋的私宴。蒋和四川那个议长，谈了一些话，和我只讲了一句“你们安徽不闹了吧”（大概指新桂系与CC的斗争）。第二次会议，我因已参加策反工作，蒋的私宴，我借故没有去。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李品仙提请省参议会准予在田赋上附加百分之三，作为加强地方武装的经费。这个提案在省参议会顺利通过，从而为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搜刮民脂民膏效了劳。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李品仙又向省参议会提出，要扩充保安团，请省参议会准予在芜湖蚌埠两地收“粮食出口捐”。我们提出要派郭坚当保安团长，算是作为不反对收“粮食出口捐”的交换条件。以后郭坚在黄石港起义，算是做了一点好事。“粮食出口捐”案子因无人反对得到通过，也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忙。 以CC为中心的反对李品仙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在南京闹得相当厉害。在省参议会，因为我们一批朋友和CC对立，CC几个人动不起来，一直没有出现反李浪潮，这对李品仙政权当时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力支持了新桂系在安徽的反动统治。 省参议会内部的斗争 省参议会内部的斗争，主要是我们一批朋友和CC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夏秋之后，CC特务机关——安徽调统室，在繁昌抓了两个人，说是有共产党嫌疑，用麻袋装着带到合肥。那时省参议会正在开大会，繁昌省参议员邢瑶圃告诉了我。我和王贯之、陈天任商议了一下，要邢转告那两个人家属，向省参议会申诉。申诉书送来后，我要向大会提出，江𬀩不同意，说我们不管这些事。那天大会由我主持，我还是把它向大会提出。记得那天陈天任作了有力的发言，许多参议员也发了言，攻击调统室蹂躏人权，要调统室立刻把人释放。会场空气很紧张，逼得调统室负责人、蒙城省参议员陈梦九，打电话叫调统室放人。据说，陈对调统室说，不放不行，省参议会都哄起来了！那两个人放出后，到省参议会来表示谢意，那天大会还没有休会。这对CC是一次打击，压了一下一向横行的调统室的反动气焰。 一次以合肥县参议员龚嘘云为首共有十几个人，到省参议会要求以粮食出口捐收入拨款修建合肥城防工事。我说，不合规定，我也无权决定。未说几句话，他们就要我和他们一道去省政府，实际就是拉我游街，半路上，警察局派人劝阻，他们散去。事后知道，这次事件是有预谋的，警察局事先就知道，其背景与当时派系斗争有关。当时我如果要求李品仙打击龚嘘云一下是完全可以的，因李品仙要维持和我们的关系，要维持省参议会的面子。但我觉得我是安徽人，何必树敌太多，与乡人争一日之短长。我发表一个简短讲话，大意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政府有责；合肥城防工事，加重市民负担，军政方面应认真考虑解决。以后合肥县参议会公宴了在合肥的省参议员，算是表示歉意，了结了这一事件。 最后的一幕 淮海战役后，省参议会随省政府迁安庆。这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朝不保夕。议长江𬀩早已回歙县，驻会委员亦均离会他去，秘书长程中一因搞策反工作，留在芜湖未来。参议员无人上门，省参议会已是名存实亡。但招牌还在，必要时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四九年初，蒋介石表面暂时下野，但仍实权在握。他一面积极沿江布防，准备再战；一面把大量物资运去台湾，准备退路。我感到这些东西被蒋运走，实为可惜，就用省参议会名义，发了一个反对蒋介石把物资运台湾的电报，并暗示蒋军，蒋介石自己准备逃往台湾，不要继续为他卖命。这是省参议会最后发的一个文件。 四九年春节后一个晚上，黄绍耿忽然来我家，说白崇禧要我和夏威一道去武汉一行。我想河南参议会不久前发了一个反对蒋介石的电报，可能是要安徽省参议会发电响应。第二天我就和夏威乘轮西上。到了武汉第二天，白崇禧请吃饭，同席的有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湖北省政府主席（名字记不得了）、夏威、李品仙，另还有两三个人，好象有军训部长刘士毅，其余记不清了。饭前闲谈，张轸对白说：又给你带来一点香米。并问白，如果共产党军队继续前进，怎么办？白说：把你那六个旅带向武汉靠拢。我听了心里觉得好笑，因我在安徽听说张轸已与民革联系好，准备起义。谈到淮海战役时，好几个人说：几十万大军，既不能打，跑也跑不了，真是指挥无方。湖北那个省政府主席向白说：如果是健公（白号健生）指挥，就不会那样了。白有点自负地说：如果将士用命，或不至此。接着白说了一个笑话，说康泽被围，蒋介石正在和人说，我很知道他（指康泽），不成功，一定会成仁。这时收音机里忽然传出一连三声：我是康泽！蒋介石气得把收音机甩到地下。饭后没有再谈什么，各自散去。 离开武汉那天早上，白崇禧单独约我谈了一次话。白说：蒋介石这个人，罪大恶极。对安徽省参议会发的上面提到的那个电报，说还有点革命性。最后说：许多省都和他有联系（特别提到甘肃、宁夏、青海几省），希望安徽今后采取一致行动。我口头表示同意。白始终未提响应河南省参议会电报的事，大概已无必要。这次武汉之行，可以说是与省参议会有关的最后一次政治活动。 从武汉回安庆不久，省参议会又随省政府迁皖南屯溪。我因参加策反工作，留在芜湖未去。很快，解放大军渡江，屯溪解放，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的、为国民党效劳的安徽省参议会，最后结束了它肮脏的历史。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巡抚附：陶若存，安徽省舒城县阙店乡人，作者解放后任省政协常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汪伪在安徽“清乡”的罪行录（《安徽文史资料10》第17篇）
作者：张大荒 大汉奸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权时期，曾配合日寇先后在苏、皖两省开展了罪恶的“清乡”活动。安徽“清乡”的前一阶段，我曾参与。回忆当时经过，不仅那些头目们是国家民族的罪人，即我这样的配角，也是罪无可逭。为防止这段史料湮没，特回忆所见所知，以供史家参考。 一、“清乡”是怎样开始的 一九四一年，伪安徽省政府改组，“维新政府”所任命之伪省长倪道烺去职，由汪政权任命曾任伪江苏省长、伪南京市长之高冠吾为皖省主席。高系江苏省崇明县人，北伐时代做过第十军副军长（军长是王天培）、徐州镇守使，素有政治野心，蛰居上海，在大汉奸江亢虎所办之南方大学任教。日寇侵华，江亢虎首先投敌，任“维新政府”要职。高正久蛰思动，同时日语又极流利，适合当时需要，竟然由南京市长而江苏省长，成为日伪时期的著名人物。汪精卫粉墨登场以后，伪维新系的人大多失势，但因高精通日语，与入侵日酋能直接交谈（如当时汪伪之特别顾问日寇中将影佐祯昭、南京特务机关长三国、原田等，都和高声气相通），因此，汪伪对高不敢得罪。江苏省是块肥地盘，被汪之亲信特务头目李士群夺去，汪伪不便让高落空，就把高调任安徽。原汪伪省长倪道烺，则给予一个伪国府委员的空衔。高到任后，看到当时的安徽地瘠民贫，环境又相当复杂，一肚子牢骚。同时，看到李士群在江苏大搞反共清乡，官上加官，发了大财，更加眼红。因此，时刻都想在安徽也来一番“清乡”，借此献媚敌寇，扩充实力，发发横财。但是，李士群在江苏搞“清乡”，有其特务武装做基本武力，又得伪绥靖军司令任援道与之合作，所以能做出那样市面。高在安徽本无历史渊源，手下又没有可供指挥的部队，要搞“清乡”，实无条件。但高寇吾政治野心既大，个性又刚愎自用，到任不久，即仆仆于南京、蚌埠之间，其谋臣、策士也为之奔走，结果在一九四一年夏季，经南京伪清乡委员会核准，高兼办安徽省“清乡”准备事宜。 二、“清乡”的阶段和步骤 敌伪在安徽进行的“清乡”，可分为两个阶段、四个步骤。两个阶段是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四个步骤是：第一步清查户口，统制粮盐：第二步设检查哨，封锁物资；第三步并村立堡，坚壁清野；第四步武力清剩，实行扫荡。第一阶段只进行一、二两步骤，第二阶段则进行三、四两步骤。高寇吾由于没有武力，所以只能先搞第一阶段。当时计划皖南“清乡”以芜湖为据点，皖北“清乡”以临淮关为据点。后因看到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地方抗日爱国武装力量相当强大，深恐南、北同时进行，分散人力，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先在芜湖设立据点，开始清乡准备工作。首先成立清乡人员训练班（班址在环城西路小学内），派省府高参、绩溪人胡宗王为班主任。招训学员以市区十三个坊公所的坊保干事为主要对象。其次是城市无业游民及流氓地痞。规定三个月为一期，结业后，派往乡、镇任乡、镇、保甲长，或派充检查哨的检问员。又设立省清乡事务局筹备处，胡宗王兼处长，所有经费一律由田赋附加和货物税附加中拨充。当时的“清乡事务局”在“清乡高于一切”的口号和经费特别充裕的条件下，被认为是一个特权机关，争欲插足大捞一把。胡宗王既负责筹备工作，又主持干部训练，对未来的局长一席，抱着“舍我其谁”的态度。但实际情况却恰相反，因为胡、高之间本无渊源，胡之得任斯职，一方面由于胡之族兄、伪省府委员、伪蚌埠新报社长胡大刚竭力推荐。另一方面由于胡自吹自擂，夸张自己在皖南有很大的潜势力，特别是在旧徽州府属有如何大的声望。因此，高才委派胡来芜湖打头阵，但胡在筹备期间，只会搞钱自肥，并无成绩。高在考虑清乡事务局人选时，已决心去胡，但一时也无法找到适意人选。恰巧汪伪省府秘书长兼财政厅长谢学霖（芜湖的出名劣绅，军阀时期曾任安庆道尹、教育厅长等职）向高自荐，高对谢的关系本来不好，很想把他调开，所以趁机让谢到芜湖当清乡事务局长。胡得悉后也就此捆载而去，既不交待也未醉职，后来不了了之。一九四二年，正式成立汪伪安徽省清乡事务局，局址在芜湖和平巷原广益中学内（即现在十中校址）。 三、“清乡事务局”的组织和活动 汪伪安徽省清乡事务局，设局长一人，由谢学霖调任。省委秘书一人，为湖南人张民铎；局委秘书一人，为芜湖人贺相卿。秘书室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管财务、事务、行政及不属其他科之一切公务，科长为江西人徐凤翔；第二科管文教、宣传及在校学生与社会青年思想动态之调查研究，科长为江苏人朱友白；第三科管建设工程和检查网，科长由贺相卿兼。附属机构有清乡人员训练班（谢到职后，班主任为湖南人缪某），芜湖军宪警联合稽查处是一个直接危害人民的机构，也是“清乡”工作中一个执行伪法令的机构，一切罪恶勾当大都由这个处去干。该处人员也从这些罪恶勾当中发了大财。如因为要清查市区户口，就首先实行了户口粮盐制度，规定凡属市区正式户口，一律计口配粮。这样，既可限制外来流动人口，又可以把荫蔽在市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查挤出来。这一个办法是极其毒辣的。但由于并未取缔私人经营的米盐店，致使一般坊保甲长，大肆利用职权克扣户口粮盐。市内居民经常十天半月才配到一次，而最大的数量，每口不过三升；粮质之坏，达于极点。至于地方上的绅士和汪伪的在职人员则不受限制。以我为例，我家有六口人，配给数总是超过人口的十倍以上，粮是精米，盐为白盐。一般户口，则必须求诸私商，用高价购买，以度苦难的岁月。又如在管理粮食方面，有米粮统制委员会，负责人为伪商会会长李慧龙。在管理纱布方面，有棉纺统制委员会，负责人前一阶段为伪商会副会长龚伦甫，中间一阶段为青帮头子肖达三，后一阶段不详。这两个所谓统制委员会在大的方面为管理粮食和棉纱外运，小的方面则分配给私营商店以货源。所以他们都经营粮行、纱号，操纵市场，垄断投机。同时，这两个统制委员会都与“清乡”工作配合，把民生所需的主要物资，完全掌握在伪官与奸商之手。沦陷区的民生疾苦，也不难想见了。 四、“清乡”准备阶段中的一些罪恶事迹 “清乡”的第一阶段中的第一个步骤是清查户口，管理粮盐。办法是抽查：认为某一户有嫌疑，白天不动声色，夜深人静后才由“军宪警联合稽查处”派出荷枪实弹的军警，会同当坊保甲长，闯入民居，翻箱倒箧，大事搜查。例如住在石桥港附近之汪某，系一书店店员，因平时不善逢迎，又享有先人遗产，于是便成了清查对象。在某一深夜，十多名伪军警带着保甲长到汪宅搜查，凡是稍可入目的衣物，都视为违禁品，概予没收。最后在一衣箱内查获一张旧照片，遂指为私通中央军的证据，连人带货，一起送到稽查处。讵意此案又为伪特工站所知，认为既是通敌案件，应由该站处理，向稽查处要人，双方你争我夺。结果汪某倒霉，两边花钱，八方请客，才算保全性命，但已一贫如洗。不久，其妻病死，汪亦落泊他乡。另有居住北门附近之郑某，薄有家财，不知在何场合，开罪了伪特工站的杨某，于是杨化名向清乡事务局告密，检举郑私藏军火。局方不察，转令稽查处迅即处理，当即宣布临时戒严，出动大批伪军警去搜查，结果一无所获。正准备撤回，日本宪兵队突然驰至，把稽查处的官兵包围，勒令缴械，平日狐假虎威的伪军警都吓破了胆，口呆目瞪，俯首听命。这一场纠纷，把芜湖闹得风声鹤唳，大经济汉奸如汪××等，都吓得避往京沪。事后才知道：郑某原是日宪的便衣，杨某想报复他，又恐引起日宪的反应，於是使个坏主意，让清乡事务局来背黑锅，而杨某则坐山观虎斗。 其次，“清乡”第二步骤的设检查哨，封锁物资。按照汪伪中央清乡委员会的计划，凡在“清乡”地区的一切主要物资如米、盐、糖、火油、棉纱、棉布、颜料、西药等，都不准外运。清乡事务局在芜湖近郊设立检查网，通往远乡或内地的交通孔道，都设有检问所，每个所都建有碉堡，有日伪军驻守，由清乡事务局委派检问员驻所检查往来行人。他们不仅在其辖区内任意没收商品，处罚旅客，还凭着一张检问卡，在市区横行不法。例如居住东门附近之合肥人何某，其妻因携带木机黑线呢五段，经过下长街被检问员扣住，要没收货物并罚款若干。妇女不知厉害，出言顶撞，致触其怒，当即连人带货送往稽查处扣押。同时又逮捕何某到案，严刑拷打，要他承认“私运通敌”。后经人疏通，货物没收，罚款数千元，何某夫妇才得出狱。何於受刑之后，倾家荡产，一气之下，一病不起。又如长街某商号，因出售少量颜料给一屯溪顾客，被检问员侦悉，认为“资敌”有据，竟将其资产充公，店主经有力者缓颊，方免入囹圄。以上所举，不过是扰民罪行的一鳞半爪。另外一个事例，当时纸烟供应非常紧张，买纸烟必须交铜元二枚，才能买一包中等烟。这是日寇想出来的恶毒办法。搜刮铜元做子弹壳，然后再来打中国人。其次是日寇侵略我国，每占领一地，首先推行毒化政策，企图使我国陷于亡国灭种。在“清乡”区更是如此。任何非法经营，只要认缴“清乡捐”，就是合法的。当时的芜湖，鸦片烟就是公开买卖，且设有统制机关，美其名日“宏济善堂”，其主持人为大烟贩兼蒋匪特务蔡公一。由川江和汉口等地运来的烟土，除由该堂便衣武装保护外，清乡事务局附属之稽查处，亦负有保运、保储之责任。市区内烟馆林立，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不知有多少人终日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特别是皖南自开展“清乡”后，由芜湖至宣城一线，大种烟苗，只要认缴“清乡捐”，就能得到伪乡政府保护。 同时，封建地主组织的“刀会”武装，亦被认为合法，并且视为“清乡”的基本武力，于是会道横行，无恶不作。地方保安团队，对此不仅不加管理，且互相勾结。由芜湖到湾沚镇（伪宣城县政府所在地），相距仅几十里，刀会大坛就有三个，小坛有八、九个，终日烧香念咒，妖言惑众。 五、“清乡”准备工作结束后的概况 一九四三年春，伪安徽省政府突告改组。伪省长高冠吾调任江西，继任者为伪行政院长周佛海之亲信罗君强。当时汪伪中央决定以罗易高，是因为高冠吾在皖搞“清乡”，自己没有基本武力，所恃者仅其把兄弟、伪省保安司令李干青所统率之三个保安团。李为正阳关人，辛亥时，曾组织淮上民军，军阀时期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年代，均未能爬上去，但在家乡却成为坐地分赃的山大王。李的烟瘾很大，高冠吾常戏称之为“双枪将”。所部伪军几乎全是土匪收编，不仅毫无纪律，又缺乏战斗力。汪伪中央不信任高的基本武装力量，才以罗君强来代替高冠吾。周佛海并将拥以自重的“精锐”部队——伪税警团一部分交罗，作为“清乡”的基本武力。所以罗君强到皖以后，第一步就抓“清乡”，派蔡羹舜为安徽省芜湖“清乡”督察专员兼芜湖县长，在芜设立“清乡专员公署”。至此，“清乡”准备工作宣告结束、以后即转入“清乡”的第二阶段，即实行阶段。同时，为了配合“清乡”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伪安徽省党部亦在芜设立“清乡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由曾充蒋匪军统特务、皖北人程中匡为特派员。并就原清乡人员训练班旧址，开办清乡党务人员训练班，目的在于随同“清乡”军事进展，把反动派的党务活动也推行到每个角落。我因高已调任、又与罗、蔡均无渊源，遂被淘汰。 最后，必须说明：汪伪在安徽开展“清乡”，不论在皖南、皖北都是以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为“清乡”对象。封建地主武装，则做为“清乡”武力中的基本势力。总之、在汪伪统治时期，除卖国殃民而外，“清乡”活动是最突出的罪行，今天所写出的，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片段罪恶实例而已。 （附）几点补充 1、高冠吾和谢学霖的矛盾，主要是派系不同，高是“维新”系，谢是旧“安武军”倪嗣冲系，且为高之前任倪道烺的亲信，也是安徽地方势力的代表。当伪省府改组时，倪之亲信蚌埠财阀唐少侯，原任财政厅长，这个位置必须与伪主席有深厚渊源，才能应付裕如。但唐的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为了去唐，又不太刺激倪系，所以就荐谢出任财厅。讵省府组成后，谢对高一切措施，大都阳奉阴违。例如省府拨款签发了支付命令，下达财厅，经常以无款可拨，一再推迟。当时主要税源为凤阳、临淮两个地方税局，这二局又被谢视为禁脔，因此府厅之间，明争暗斗。嗣高将谢调为伪省府秘书长，财厅一缺，由伪省委邓某继任。于是高谢之间，矛盾更为尖锐，大概八、九个月后伪省府改制，省主席改称省长，省府设政务厅，裁撤秘书长，谢学霖被外调为清乡事务局局长。 2、芜湖军宪警联合稽查处，其内部组织是在处长之下设副处长一人，由伪警察局长兼任，秘书一人，并设有总务科、行动科、侦讯科、拘留所。其主要职权是按照汪伪清乡法令，对市区户口，能随时机动清查。同时对车站、轮埠和特种营业之旅社、酒馆、烟馆、妓馆、戏院等，都有管理、检查和逮捕之权，但在大体上系以维持治安的名义，肆行其扰民之实。 3、伪芜湖军宪警联合稽查处，最初原系军警联合，嗣因时的车船交通，完全为日寇控制，特别是日本籍的浪人，经常在市区滋事，所以才通过日寇的宪兵队，派遣一部分宪佐参加稽查处活动。这些宪佐，都是日寇宪兵队募集的流氓地痞，施以短期训练，作为日寇宪兵队的辅助兵，所着军服，也和日寇一样，当时芜湖市民喊这些人为“二鬼子”。这样，才打出“军宪警联合稽查处”的招牌。 4、关于政治迫害案件，因我所述的是清乡事务局的经过，也就是“清乡”准备阶段、当时的有关政治案件，是由日寇特务机关、宪兵队以及汪伪特工总部芜湖站（代号是西门十一号）直接处理的。同时，清乡事务局在芜湖的武力，只有省“保安司令部”派遣的两个连，专门担任局内勤务和配合检问哨所做盘查工作，其它的武装部队，如伪中央的绥靖军第三团，伪县保安大队，都不可能直接指挥。至于日寇宪兵队虽然配合了一部分宪佐参加稽查处，但是对“清乡”工作，基本上是有矛盾的。因为在未开始“清乡”以前，关于盘查出入境货物，机动检查户口，这些有油水的事，都是宪兵队的财源，开始“清乡”以后，不但宪兵队的职权缩小，而且利益也受到损害，所以遇事掣肘。特别是汪伪登台以后，日寇为了实现“以华治华”的阴谋，有许多机关都不设“指导官”，例如清乡事务局就未设指导官或顾问之类。但稽查处的工作是机动的，没有指导官或顾问，与日寇的联系，就不可能快速及时，文中有关搜查郑某住宅一事所述的敌伪内部矛盾情节就是一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九日
安徽汪伪的党务活动（《安徽文史资料09》第16篇）
作者：张大荒 我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间，由于名位利禄的思想作祟，不安于干老本行的中医，而甘心投敌，做了汉奸的爪牙。在这一阶段，历任汪记国民党（称汪记国民党，旨在别于蒋记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宣传科科长（当时的伪省党部不设部，宣传科等于宣传部）、伪安徽省芜湖清乡事务局秘书等伪职。对这一时期汪伪政权在安徽的党政活动情况，略知大概。 一、汪伪政权在安徽建党经过 自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以后，由日寇操纵的傀儡——南京伪维新政府不得不改头换面。把伪中央政府主席的“宝座”让给汪精卫。汪本人一贯以国民党的正统派自居，同时领袖欲又极其强烈，所以到了南京以后，第一步就是重建国民党。于是留在沦陷区的一班落泊党棍都奔走若狂，弹冠相庆。以我所了解的安徽情况而言，首先是办理党员总登记以为重建党部的张本。在芜湖方面，主持这一工作的，是日伪特工芜湖站外围组织——“和平建国大同盟”的负责人过庭。总登记手续非常简单，只要填写一个登记表，就算承认了过去的党籍。个人是如此，集体更欢迎。于是三教九流、牛鬼蛇神都通过登记这一手续，摇身一变成为汪记国民党的“同志”。按照规定，全省要登记到三千至五千人，才足法定人数，才可以正式组设省、市县各级党部。但是当时的汪伪省会设在蚌埠，伪省长北洋余孽倪道烺是维新系的人，又有日寇海军在背后撑腰，因此不同意在蚌埠办理党员总登记。于是总登记的工作和活动，也只能局限于芜湖一隅。1939年秋，据说登记党员人数已足法定，遂在芜湖上二街组设“中国国民党安徽省执行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伪中央指派张拱辰（霍山人，改组派的走卒，自命为汪精卫的嫡系）、王震生（寿县人，美国某大学法学博士，抗战前在上海充律师，家庭出身是经营华茶出口的买办阶级。他是汪特丁默村的亲信，因此又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胡大刚（绩溪人，改组派，伪蚌埠新报社长）、林仰溪（六安人，一说合肥人，流氓出身，识字不多，言语粗野，因在沦陷后投身于丁默村的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特工总部，所以被派为汪伪安徽的省党部委员，同样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王耀庭（潜山人，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抗战前任中学教师）、潘寿恒（江苏人，职业特务，丁默村系统，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潘国俊（江苏人，职业特务，丁系，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洪一鸣（合肥人，抗战前曾为缝纫工，嗣因参加蒋匪特务组织充大江报记者。芜湖沦陷，洪又参加日特西门11号，与伪站长庞道生狼狈为奸，洪因系“地头蛇”，故能助纣为虐，为日特广开财源，大事敲诈勒索。因而得到庞道生的力保，为地方势力的代表参加了伪省党部）等人为执委会的筹备委员。内部的组织形式是常务委员制，由张拱辰、王震生、林仰溪三人为常委，轮流驻会办公。常委以下，分设四科一室，四个科为总务、组织、宣传、社会服务科。科长由执委分兼，总干事代理。一室为会计室，主任是王震生的情妇陆某担任。我当时任宣传科总干事，代理科长，因而可以列席委员会会议。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时，讨论事项，首先着重于与日寇驻军及特务机关的联系。其次则为调整芜湖市党部与积极扩建各县县党部，以充实力量，扩大影响。所谓省党部也就在这样粗制滥造下鸣锣开场了。但令人伤脑筋的事，却接踵而至。因为汪伪小朝廷虽在南京粉墨登场，并且打着“正统”国民党的旗号，大谈其汪记“三民主义”；无奈“太上皇”的日寇军方，似乎仍在偏爱其最忠顺的伪维新政府，“爱屋及乌”，对维新政府所打的一面五色旗，迟迟不肯更换。这就使干党务工作的人，无法自圆其说。既然堂乎其皇的组设了省党部，就必须举行纪念周，孙总理的遗像和遗嘱，可以画画写写，唯有“党旗”、“国旗”却不能乱挂，这就让宣传科的人挖空心思也想不出补救办法。为了奉行故事，就只好请大家朝着空白的墙壁行礼如仪。一直等到1940年初，伪中央才通令易帜。这所谓易帜，是有附加条件的。汪逆徇日寇意旨，在原来的“青天白日”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党、国旗上各加上一个狭长三角形的黄布条条，在黄布条上又用墨笔大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当时曾有人依稀附会地解释道：日本人是坚持要使用五色旗的，因为却不过汪精卫的面子，才允许换悬原来国民党的两面旗帜。但为了保留五色旗的实际意义，所以加上黄条黑字，如果合并起来看，仍然是红、黄、兰、白、黑五色俱备。同时又写上这六个字，则汪逆之反共活动，将更加旗帜鲜明，有进无退了。这种解释当然无案可稽，但亦有蛛丝马迹。我清楚的记得，在我们刚把这面非驴非马的怪旗扯上高竿，还不足一小时，就来了两个日寇宪兵，两个中国宪佐和一个翻译，气势凶凶地查问这面怪旗的来历。我因负责宣传科，就和他们接谈并将伪中央来令及附发旗帜式样交其阅看。但他们仍坚持说：“日本军方尚未奉到公事，纵然南京已经实行，芜湖还等一等。要我们马上把它落下来，否则，发生误会，自己负责。因事关重大，我只得又将这面怪旗落下来，过了半个多月，才获准公开悬挂。上面的黄布条条，直到迁蚌前夕才奉令取消。 二、伪省党部迁蚌和党政间的矛盾 当时的汪伪安徽行政中心是在偏处皖北的蚌埠，日寇的特务机关长樱庭也驻在那里。芜湖的特务机关曲长源（一般都称之为指导官）是县一级，伪省党部为省级机关，在等级观念上，不愿接受他的指挥监督。同时，这个特务机关曲长源，所偏爱的又是他一手组成的“大民会”和伪维新政府警政部领导的“青年团指导部”，现在，由于伪省党部成立，这些伪组织都停止了活动，这仿佛剪去了他的爪牙，所以他对伪党务工作也就由怀疑而变为厌恶。伪省党部由于这种不协调的情况弄得终日无公可办，各个科室的人员，上班以后不是下象棋，就是闲聊天。这种现象延续了几个月之久，不仅工作人员觉得无聊，即常执委之流也表示相当苦闷。因此，张拱辰不断奔走于京、蚌之间，寻求倪道烺的谅解，好把伪省党部迁移到蚌埠去。直到1940年秋，才得到倪的同意。迁蚌后的会址，被指定设在经一路特务机关隔壁一座大楼内。据当时的说法因蚌埠接近新四军的活动地区，省党部没有武装警卫，所以把我们安顿在特务机关的隔壁，以保障安全。等到我们住进去以后，始恍然大悟，所谓保障安全，只是骗人的鬼话而已。我们后进宿舍的平台上，就没有岗棚，日本哨兵日夜持枪守望，正对我们的办公大楼。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不能避开日本哨兵的耳目。我当时兼任伪蚌埠新报编辑，夜间回来得很迟，在经过院落时，日本哨兵总要高声呼叱，或者用手电筒照射。这明明是监视，哪里谈得上保卫呢？不过，自从迁到蚌埠以后，工作方面似有所开展，县级的党务组织纷纷成立，从而内部的矛盾也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因为三个常委都具有野心，都想扩充自已的实力，在内部则大抓科室，在外部则大抓县党部。张拱辰原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后为汪精卫的改组派，自居为汪派嫡系，更认为迁蚌之能以实现是他的大功，事事都想独揽大权。但绝大多数委员都是丁默村系统，怎样也斗他们不过。内部的四科一室，都未能抓到。各县的党部，张所提名的人员在委员会议上又多被否决。张在这种难堪的情势之下，只好不多过问党务，而长期呆在南京。王震生是丁系，在这一群委员中，只有他一个是镀金博士，同时手头的经济又比较活动，在不知不觉间，成了独霸之势。果然过了不久，就改为主委制，由王任主任委员，潘寿恒为书记长。也适在此时，伪安徽省政府改组（时间约在1941年初），伪省长倪道烺去职，高冠吾任伪省府主席。王震生有省党部做政治跳板，被任为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党政双跨。按常情说，王应该得心应手，举措自如，但自就职之日起，高、王之间就大闹磨擦。例如在省政会议上，对于各县县长的任免，照例是由民政厅长提名，主席会议通过。但高对王所提名的人选，却不付诸讨论，置之高阁。于是，王对高交议的人选也不附议，互相牵制。中间却便宜了一班要换要撤的伪县长，而急煞了一班奔走钻营的未来“县太爷”。又例如省府与民政厅本是比邻，虽然设有两道大门，但在内院却有便门可通，府、厅的人员经常往来联系。在倪任是如此，高任初期一仍旧贯。自高、王磨擦后，王竟雇工把便门堵塞，并告戒僚属不得向省府乱跑。这种越来越尖锐的矛盾，是有其政治根源的。因为高冠吾是维新系，与汪系很少渊源。高在维新政府时期，原任沦陷区第一肥缺的江苏省长。汪精卫登台以后，这块肥肉被李士群夺去。但高在抗战前，做过第十军的副军长，徐州镇守使，在所谓政治地位上不无号召作用，同时又有日寇的海军做后台，汪精卫自不能不予以安插，所以就调到安徽来了。可是安徽这个地盘逐鹿者又大有人在，据我所知，就有以中国的“戈培尔”自居的伪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伪中央组织部长褚民谊，伪中央社会部长丁默村等人。特别是褚民谊和林柏生，在高、王磨擦期间，都先后以视察党务为名，到过蚌埠，也都召集过伪省党部科长以上的人员作了个别谈话。根据这些迹象，高冠吾是疑忌王震生的，王震生确也准备打倒高冠吾。丁默村紧紧抓住伪省党部不放，并且安置了这许多人在内，当然别有打算。在这群犬争食、互相倾轧的情势下，局面越搞越僵。最显明的一个例子，就是伪芜湖市党部主任委员方建中（无为人，原来经营小米商，为一道地的市井纨挎）通过王震生和芜湖特工站的关系，搞到丁默村的一封“八行”，到蚌埠去活动芜湖县长。当时的伪芜湖县长胡延禧，高到任后本拟将其撤换，因钻营者太多，解决不易，故暂维现状。方建中到蚌，以为既持有中央当权派的介绍信，又有省党部和民政厅在撑腰，这个县长是稳可到手的。谁知到省以后，接连三次去谒见高冠吾，高都托辞未见。嗣又贿通高的亲信秘书赵华三，从中斡旋，才勉勉强强接见他。这一次不愉快的会见是有我在场的。因为我与伪省府的关系比较接近，又经常为高的眷属诊病，所以王震生一再要求我陪方一道去见高，以便拉得靠近些。可是，见面以后，高的态度很倨傲，和方谈了几句云淡风清的话，即端茶送客。当天下午，我又去高宅诊病，高笑着对我说：“你们王主任委员怎么会叫方某搞芜湖党务？这个人浮而不实，是个道地的纨绔子弟”云云。我听了后，知道方所活动的县长是无望了。于是把情况告知王震生。王听后大骂高不识抬举，并且表示一定要在省政会议上提出来和高碰一碰。结果是真的提出来了，但又被否决。于是府、厅之间裂痕愈来愈深。我于1942年离开伪省党部，也就是因为我和伪省府有关系，在他们的矛盾夹缝中被挤掉的。还有伪省府按月发给的党务补助费，也经常的推三阻四，故意留难，甚至把拨款书开发到外县去，使我们拿着一张空头支票，而不能及时兑现。本来当时的党务经费是按月由伪中央直接签发支付命令，向伪中储行支取的。这笔经费相当充裕。据林仰溪在一次纪念周上公开地对大家说：“我们的经费是有保障的，大家尽可安心工作。因为这笔钱是由特捐（鸦片税）项下拨来的，专款专用，不受地方财政的影响。”根据这种说法，似乎党部经费不成问题了，但由于一班执委个个明借暗欠挪用太多，同时内部冗员也不在少数，以致不得不争取省款的补助。伪省府付这笔款，既非甘愿故每有留难。 三、伪省党部的罪恶活动 汪伪政权积极开展党务工作，其目的所在是企图用国民党的老招牌来迷惑沦陷区的群众，巩固其反动政权。同时，在这一块老招牌的掩护下，大搞其所谓“和平、反共”宣传以麻醉人心，消磨民众抗日意识，进而遂行其出卖祖国的阴谋。这一种阴谋和目的是非常恶毒的，从下列一些事实，就不难举一反三。 伪安徽省党部当时的工作重点，首先是在沦陷区各市县积极设置党务机构，把触角伸展到腹地去，以扩大影响，充实力量。先后在芜湖、繁昌、宣城、合肥、寿县、滁县、嘉山、盱眙、望江、蚌埠、凤阳、含山等市、县，设置了市、县党部或特派员。其次是加强宣传。日寇的特务机关设有宣传委员会，其组成份子为伪省党部宣传科、伪省政府宣传科、伪蚌埠新报社、伪县教育局、文化馆等单位，实际受日寇特务机关宣传室的操纵。同时伪中央宣传部于每周颁发宣传要点，一切宣传活动，连同标语口号，必须按照宣传要点办理，不得稍有变更。我在职时，曾搞过两次最大的宣传活动。第一次是1941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在蚌埠南山公园召开了大会。到会的真正群众虽有数千人，但都是通过保甲长以不到会就不能领到户口米、盐来威胁，而被迫参加的。其余就是中、小学生、机关职员、工商团体，还有近郊“爱路村”的一些刀会组织，七拼八凑，号称万人。开会后，第一个讲话的就是日寇特务机关长樱庭，其次才是伪省长高冠吾。又一次是汪精卫效法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搞了一个新国民运动。这个运动，一切以新生活运动为蓝本。不过还多一条，就是要沦陷区的人民，个个都得按照颁发的式样，穿着新国民服，尤其伪机关职员，要以新国民服为常礼服，不准穿长袍马褂、西装革履这些参差不齐的服装。这个运动，汪伪为了要把它推行得彻底，在中央设有总会，省设分会，市、县设支会，都有专职人员管理会务。但是有一特点，就是这个会的领导权属于行政部门，党务机构无权过问。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嗣据王震生和我谈，这个会是伪中央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搞起来的。林因党务工作被丁默村把持住了，自己插不下手，为了培植干部，扩充实力，所以就搞了这样一个组织。由林自任总会会长，在省、县各设分支机构，而以各地方的行政长官为领导人。由于这个运动，除去伪省府门首添了一块大招牌而外，其它毫无表现（安徽是如此，其它地方，可能也差不多）。所以伪中央宣传部就要党部发动一次大活动，以促进这个运动的推行。因此又由伪党部领导召开了一个数千人的大会。会后由伪县教育局、文化馆合组宣传队和纠察队去街头宣传并劝导路人靠左边走，行路勿吸香烟，衣帽穿着要端正等等。在开会的当天倒也搞得热热闹闹，可第二天就烟消云散了。至于所谓新国民服，我只看见高冠吾做了一套，其它各厅、处、局长都没有穿过，人民群众就更不必谈了。 关于组织活动概况。据当时的说法，宣传和社会服务是党务工作的肢体，而组织活动则是党务工作的灵魂。所以组织科的一切活动，大部分是保密的。该科科长金石，为一职业小特务，是南京夫子庙“四十大弟兄”之一，行动异常诡秘。我们虽然和他们同一机关，对他的活动也不易了解。他除在纪念周上公开报告一点工作概况外，其他具体活动都讳莫如深。同时，该科有规定的机密费，由书记长室直接付给，不经过会计室，数目若干，用途如何，当然我们无法知道。不过他在外面奔走的时间多，做伏案工作的时间少，逐日都要到各机关、企业、学校、团体去吸收成员，发展组织。当时宣传队有个姓钱的女队员，是凤阳人，被他看中，就硬说她的行动可疑，调到组织科察看，而后将钱由一个普通的办事员而提拔为干事，在威胁利诱之下，终于和她同居。此人，上级对他十分信任，可见他是负有搞情报使命的。比如我亲身体验到，自己虽然堕落到出卖灵魂来当汉奸，但是机关领导和日寇特务机关仍旧是不太放心。如我由于兼任记者，对外界的接触较多，即使参加一次平常的宴会，或者偶然接触一两个圈外的朋友，也很快就会被书记长知道。我时常猜想是什么人在做这种工作呢？想来想去，只有金石和我最接近，我们两人同住一个宿舍，一举一动，都不能避开他的耳目，这些生活细节只有他知道得清楚。但在同时，组织科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这主要还是由于互相猜忌，一个不放心一个，上行下效，层层牵制所造成。按照省党部组织科的职权，除指导下级党部的组织活动外，一切人民团体的管辖，都在该科职权范围以内。无如当时却有一个特殊组织，名称是“安徽省社会运动委员会”，会址设在蚌埠大马路，主委是胡志宁。它的人事组织比伪省党部还庞大。它的活动内容是由组织人民团体到指导监督人民团体，从大体上看和组织科的工作是并行的。而实际上则是抢夺了组织科的权。因为这个会可以颁发“许可证”，而组织科就不能。所以在组织人民团体这一方面，组织科只好做做“社运会”的尾巴了。另外，就是发给党证的问题，也使组织科碰到意外的困难。因为党员总登记后，第一批三百多份党证，是由王震生亲自由南京带来的。第二批是因潘国俊去南京之便叫他回时带蚌。谁知潘在南京某舞厅吃醉了酒，和一日本兵争风吃醋被打得头破血流。恰巧第二批一百七十多份党证装在潘的皮包里，于纷乱中不知去向。过了很久，潘伤愈后回到蚌埠，谎称这批党证被重庆方面的特务偷去了。这样一说，潘是减轻了责任，但是那些登了记的党员却都吓得神魂不安，深恐自己的姓名、照片落到敌对方面会召来横祸。影响所及，使组织科的工作发生阻力。纵然机关职员在“非党员不得任职”的威胁下，勉勉强强履行了填表手续，但再也不肯交照片，弄得实无办法，只好临时以加盖本人指模来代替。 再次是社会服务活动。社会服务科也有一笔事业费，在芜湖和蚌埠各设有社会服务处，举办所谓社会事业。计有：流动图书车、义务诊疗所、专业介绍、贫苦救济（如米票冬衣等）、平民小学等这些事业，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干的社会福利工作，其实，则是道地的糖衣毒药。例如流动图书车，上面所有的书籍图画，都是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中日共同体”以及恶毒地污蔑共产党的一些东西。通过它经常在街头巷尾的流动，也就把这些毒素广泛散播。又如平民小学，简直是“瞎扯淡”。随时随地集合几儿个街头流浪儿童，每人发一本识字课本，讲一遍、读一遍，就算上了课。而这课本的内容又是老一套的“和平反共”滥调。这不仅毒害了儿童的纯洁心灵，而且是盗用社会服务之名，在推行奴化教育。 伪省党部的罪恶活动，还不仅限于上述的范围。它因为在政治上暂时还不能搬掉高冠吾，不能达到其党、政一元化的目的，同时与它同一系统的“安徽省特工站”（设在蚌埠二马路天锡里，代号简称“天锡里”）在工作上又不能协调，（天锡里是拥有武装实力的，对伪省府说话，一是一，二是二，照例没有价还。而伪省党部则是一个空架子，任何事件，都是能说不能行），所以王震生一心想把特工站抓过来，凭借实力地位好和高冠吾一较长短。于是一再到南京活动，并拟具计划，在省党部添设调查统计科，专搞特工业务。不料，日寇特务机关认为，独立的特工站都设有日籍指导官或顾问官，如果这一工作划归省党部，就不便设置日籍人员，在工作上也就不放心，故坚决不同意。王震生这一罪恶计划，未能实现。但王是有政治野心的，这一炮打不响，就又想出一个主意。利用安徽省即将开始“清乡”的机会，通过伪中央清乡委员会的默许，在省府会议上提出设立“安徽省区长训练所”，轮流抽调沦陷区各市、县的区、乡镇长集中蚌埠受训。食宿学杂费均由受训人自理，不需要省库多大的负担，所以很容易地通过了。所址设于经一路伪省党部斜对面，所长由王震生兼任，授课教官是由民政厅、省党部各科科长分兼。课程内容是“清乡法令”、“和平建国文献”等等，最主要的是“精神讲话”这一门课，多半是由王震生、潘寿恒轮流担任。这个所的组织目的，除上述以倒高冠吾为中心外，还想通过这次集训吸收党务基层千部，以充实各县级组织和扩充私人势力。但是，只办了一期（三个月）即告结束。 四、奉迎孙总理肝脏的一幕 时间大概是1941年冬天，具体时日已记忆不清。有一天，突然接到伪中央宣传部的电令，要我们在第二天的下午，发动一次有万人以上的“奉迎总理肝脏去京（南京）奉安大会”，并要求越隆重越好。我当时只是从报纸上看到有孙中山总理病逝北京后，肝脏保存在协和医院。当汪伪在南京组织伪政权后，为了更进一步地欺骗群众，打出“国民党正统”的臭招牌，曾多次与日寇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交涉，要把总理的肝脏奉迎到南京中山陵安葬，并将派大员去北京奉迎。现在接到这个电令，才知道这件事已经交涉成功。奉迎专使是汪伪组织部长褚民谊，津浦路局还调了一列奉迎专车，沿途经过有伪省党部组织的地方，必须举行隆重集会，以表敬悼。在这一天下午三时许，通过工商团体、机关、学校、保甲等单位，在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的压力之下，集合了男女老少数千人的队伍，由车站直排到天桥过去，在凛冽的寒风中鹄立等候。一直到天快黑时，专车才进站。首先是党、政、军、警的头目上车行礼，接着是日寇特务机关长樱庭上车行礼。随后就是褚民谊身穿燕尾礼服，左臂缠黑纱，双手捧着盛肝脏的玻璃方盒，缓步绕行月台一周，让参加的群众瞻礼，礼毕，即又登车南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回忆当年金元券给工商界带来的灾难（《芜湖文史资料1》第017篇）
作者：杨邦太 一九四八年在芜湖经营工商业的，鲜有不受金元券所带来的灾害，我就是受害者之一，回忆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遭到人民解放军致命的打击，已经陷入困境，在经济上，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濒临崩溃边缘，为了挽回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局面，乃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凌晨突然发布“币制改革”命令，以法币贰百元折金元券一元，限期兑换，市面上只准许金元券流通；同时限令各种货物，按当天市价折合金元券，敞开货架，标价出售，不准隐藏居奇，并组织“戡乱建国大队”，到各商店检查货物，对违反命令者，进行查抄，没收，甚至逮捕法办。也有的以检查为名进行敲诈勒索。如宣城经销美孚油的德大号驻芜湖代理人刘福庆就被拘捕关押多日，刘锡臣在进宝街所开的小银饰铺，也被“勘建队”抄去白银二、三百两。当时工商界人心惶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八・一九”限价的恐怖情景。 限价不几天，芜湖市场掀起一股抢购浪潮，金元券随之贬值。继而又掀起抢兑黄金风潮，（原国民党财政部宣布金元券可以一定比价向中央银行换黄金，同时抢购银元黑市异常猖獗，金融市场陷于一片混乱。 当时、我在进宝街天主堂巷口开一爿中小型香烟店，八・一九”限价命令一经发布，我所经营的香烟，火柴，皂烛等日用商品首当其冲，军、宪、警、特务、流氓等，都持金元券前来抢购，甚至把手枪放在柜合上进行威胁。不到两天，店中所有存货被抢购一空，但又进不到货，看着货款一捆捆金元券发愁、未几，货价又猛烈上涨，一日数度，我所卖出去的约二十箱的香烟款，在上海只买到五箱劣质香烟运回，资金损失近五分之四。而那时一些有权势的党棍、特务，都趁机把魔爪伸向工商界，大敲竹杠。如当时五洋业资金较大的源大，源记、源安，叶月记等商号，都被他们以购买香烟、煤油为名，强取豪夺，大发横财。而我们这些备受欺凌的正当工商户只能忍气吞声，任其割。这仅仅是一个行业中几户受害的一鳞半爪，其余可想而知。 回忆这些亲身经历的往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祸国映民不得心，必然被广大人民所唾弃，而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九八一年六月
解放前芜湖推行新制度量衡简介（《芜湖文史资料1》第018篇）
解放前芜湖推行新制度量衡简介作者：杨学渊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商品交换，就有度量衡器作为计量分配的工具。先秦时代列国车不同轨、书不同文，度量衡器各异其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有了全国权度的统一标准。但由于封建割据局面，制度混乱，标准复杂，阻碍了社会进步。直到一九三〇年以前，全国还有各种落后的旧制：如度器有裁尺、营造尺、木尺、英尺；量器有部升、斗、漕斛、海斛、加仑；衡器有漕砝秤、库平秤、关平秤、漕。一秤、漕。三秤和司马秤（即漕。五秤），有十八两秤、二十两秤，还有英制磅秤等。所有这些，都是地主豪强奸巧乱制，任意大进小出，从中谋利的伎俩，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一）国民党政府开始实施统一的新制度量衡 约在一九二九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鉴于各种度量衡制度混乱不堪，不仅商民之间交易莫得公平合理，而且影响国际贸易往来，为了创立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实业部全国度量衡局局长吴承洛拟订《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由部呈报行政院批准，通令全国各省、市、县贯彻执行。 权度标准方案规定： 1、标准制： 定万国公制（即米突制）为中华民国权度之标准制。 长度：以一公尺（即一米突尺）为标准尺； 容量：以一公升（即一立特或一千立方升的米突）为标准升； 重量：以一公斤即一千格兰姆（克）为标准斤。 2、市用制： 以与标准制有最简单之比率而与民间习惯相近者为市用制。 长度：以标准尺三分之一为一市尺，计算地积以六千平方市尺为亩； 容量：即以一标准升为升； 重量：以标准斤二分之一为一市斤，即五百格兰姆，一斤为十六两（每两等于三十一格兰姆又四分之一）。 （二）原安徽省建设厅进行的几项工作 1、培训检定人员。在全国度量衡局下设立实业部全国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由各省政府建设厅登报招考大专毕业生，送往该所学习，三个月毕业后仍回本省分配工作。安徽省建设厅于一九三零年十二月选送十多人参加第三期学习，一九三一年三月毕业，四月安徽省政府建设厅厅长陈鸾书召集训话，分配工作。 2、拟订法规。安徽省建设厅根据全国度量衡局发布度量衡管理暂行条例精神，拟订了《安徽省度量衡管理暂行办法》、《安徽省度量衡器具营业管理暂行办法》、《安徽省度量衡器具检查暂行办法》和《安徽省违法度量衡器具处分暂行办法》等，在检定方面，还制定了度量衡检定规程。 3、建立机构，开展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安徽省划为十二个行政区，每个区成立度量衡检定分所，所设主任一人，检定员二人。省政府委任我为第九区度量衡检定分所主任，办理合肥、无为、庐江三县度量衡检定工作，分所驻在合肥。当时由于特大洪水为灾，商业凋零，地方经费困难，因而新制工作难以推行。至一九三二年九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调走，建设厅长更换，区分所撤销。这时开办了度量衡检定人员训练班，通知各县政府每县保送两人参加学习，我被调在训练班当教师，同年十二月结束。 （三）芜湖推行新制度量衡简况 一九三三年一月，芜湖成立度量衡检定分所，我被委任为检定分所主任，着手筹备推行新制度量衡工作。 1、根据度量衡器具营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办理手工业秤店营业登记，凡备有三等标准砝磅一套、标准市尺一支，作为制造市尺、市秤的依据，可申请登记，经审查合格者，发给营业执照。以后不得私制各种旧制老秤、小秤。新制的市秤、市尺必须按照规定送请检定，合格的加盖合格钢印，方准出售，并照章缴纳检定费。违反检定者一经查出，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登报悔过、罚款、或没收旧器等处分。对伪造合格錾印者移送法院惩处。当时登记合格的秤店有范正椿、张鸿春、周义盛、王正春等十三户。 2、动员开设度量衡器制造厂。芜湖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广州、潮州两帮在此开设米号约二十余家，江北帮粮行约二十余家，另有碾米砻坊业十余家，每年进出粮食四、五百万石（每石是漕砝秤一百五十斤）。还有门市米店六十余家，需要大批新制市升、市斗、市斛。因此，动员木业同业公会负责人开设度量衡器制造厂，依照量器标准器制造新制量器，经过检定合格，加盖合格烙印，照章缴纳检定费，方准出售。 3、宣传推行新制度量衡的意义和旧制度量衡混乱的危害。一九三四年五月间，由原国民党芜湖县政府通知商会，召集绸布、纱布、粮食、杂货、五洋等三十余个行业的同业公会理事长开会，由商会会长吴兴周主持会议，由我宣讲了推行新制度量衡的意义与必要性，和历代各种旧杂制度量衡混乱的情况及其危害性。当时，《芜湖工商日报》还报导了这方面消息，在各行业中引起了重视，同业公会纷纷开会讨论，一致表示遵照政府规定，购买新制度量衡器，按期换用。 4、分行业、分期实行划一的新制度量衡。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原芜湖县政府召集各同业公会理事长开会，讨论分行业、分期实行划一的新制度量衡的日期，经决定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起粮食行业实行换用市升、市斗、市斛；同年八月一日起绸布业、纱布业、杂货业等行业（包括各菜市场摊贩）实行换用市尺、市秤。各行业在规定的划一日期之前，必须准备好新制度量衡器，同时，由原芜湖县政府布告周知，并通令各同业公会遵照政府法令，督促各商店如期换用新制度量衡器，不得阳奉阴违。 5、举行度量衡大检查。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起至月底止，为度量衡器大检查日期，事前由原芜湖县政府布告周知，同时通知各同业公会转知各商店遵照检查，不得拒绝。并通知原芜湖警察局转知各警察分局随时派警士两名协助检查。在检在过程中发现少数商店私用旧器，特别是查到河下米船上仍用老斛量米时，除分别给予警告外，当即没收旧器，并当众销毁。事后碾米砻坊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顾厚甫向原芜湖县政府和安徽省建设厅控告我办度量衡操之过急，不顾民情，阻碍商民交易，建议撤换。建设厅批示：“应毋庸议”。并令芜湖县政府转知碾米砻坊业公会知照。 6、为了巩固推行新制度量衡的成果，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起至月底止，举行全面检查。先商店、河下米船，后菜场摊贩。在检查过程中，仍发现有少数商店、摊贩私用旧器，把新器放在一边，我们当即将旧器没收销毁，严重的罚款。经过这次检查，商民思想认识有所提高，普遍反映：统一度量衡好。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芜湖沦陷前，我避难离芜。抗战胜利后，仍返回芜湖任检定分所主任，直到解放。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度量衡事业又有了新发展。我虽年逾古稀，仍继续从事这项工作。一九八四年三月
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概述（《芜湖文史资料4》第001篇）
作者：市工商联供稿，许知为执笔 一、解放初，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概况 解放之初，芜湖工商户有8730户（包括摊贩2404户、行商152户）、90个行业，71个同业工会，加入同业公会商户计有5488户，其中工业149户、占2.75％；手业业1911户，占34.82％；商业3428户占64.46％。工商户资金共计5,191,883元（折人民币），其中工业资金1,222,687元，占23.55％；手工业资金139,836元，占6.69％，商业资金3,829,160元，占73.76％。商户中拥有万元资金以上的大户约占10％，中小户约90％（非会员户、摊贩、行商除外）。据税务局统计，49年下半年缴纳营业税工商户总计83个行业共4975户，较解放初5438户减少513户。略举其中较大行业的工商业户数：杂货户、皮毛业97，纸张业100户，百货业127户，五洋业213户，绸布业134户、杂粮米行285户，米粮行号75户，粮食加工（碾米厂、砻坊）90户，国药业41户，炒货糖坊108户，糟酱业95户，干鲜北货业144户，棉织业486户，工厂企业17户（机器生产）、铁工厂14户（手工操作）等等。 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人数依据工商户总数约计资方一万六千多人，（店员九千多人，家属二万五千多人，总数约在五万六千多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思想情况：（1）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抱着积极经营的态度，紧跟形势的发展。（2）认识不足，摇摆不定，顾前顾后，思想保守，抱着消极经营的态度。（3）只顾眼前利，乘机混水模鱼，抱有伺机抽逃资金收歇的态度。这三种思想呈中间多两头少的状态。 二、49一52年“资改”阶段一“利用、限制、改造” 1949年四月下句，芜湖解放，从49一52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解放至49年底，为半年整顿市场时期，50一52年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这个政策是贯彻“资改”全过程的。 1、整顿市场时期（解放至49年底） 49年6月改组原商会，成立芜湖市商会筹委会，十月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改为芜湖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加强领导，为工商界服务。 49年7月，芜湖市人民政府颁布《芜湖市工商业登记暂行办法》，命令各工商户限期申报业主、门牌号码、资本总额、经营项目、从业人数等项进行登记，重新发照。市工商联承担此项具体工作，到50年7月结束，同时进行整顿重建各行业同业公会，到51年3月结束。计整建同业工会90个，同业小组11个，直属小组2个，共103个。其中按行业划分：机器工业公会4个、手工业公会41个、商业公会43个，行纪业公会7个，运输业公会3个，直属小组2个，摊贩公会2个，行商公会1个。工商户包括摊贩、行商总数为9766户。除去摊贩、行商、驳船4096户，工商总户数为5676户。较49年解放初的5488户增188户，较49年底，税务局纳税户4975户增701户。基本上把全市工商业者都组织起来，也排除了无照经营。与此同时，工商联展开宣传教育工作，首次组织工商界各级负责人，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学习政策法令，树立爱国守法观念、为推动各项资改工作，在思想上打下初步基础。 为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整顿市场，政府具体措施：（1）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如国民党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大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军粮仓库以及省、县银行和仓库设备。没收属省建设厅的芜湖火柴厂（原大昌）、芜湖自来水厂以及属交通厅的航运站和轮船、汽车修配厂和汽车等。没收帝国主义经济的设备，如太古、怡和轮船码头、趸船、货栈、米厂、仓库以及美孚、亚西亚各石油公司的油库、洋油栈房等。这两种企业都立即转变为国营经济。（2）取缔黄金、银元黑市交易，禁止金银私自买卖，凡私人持有的金银，只能向人民银行兑换。解放前后，芜湖黄金、银元贩子，充满街头巷尾，黑市场交易猖獗，影响物价，扰乱市场。据后来店员揭发的材料，此时银楼业者也暗中搞黄金长途贩卖到东北或广九等地。人民政府整顿市场的第一步，是严肃取缔金银私自买卖，黄金、银元贩子，很快就销声置迹。由于禁止金银自由买卖，当时老宝庆、新天宝等34户银楼，相继歇业，业主多为江浙人，携资回乡转业，约计34户的资金，共黄金4645两。（3）整顿金融，废除金圆券、关金券、法币，稍后，又发行人民币，统一货币。（4）改变米粮交易方式；取消原来的“米市”。解放前夕，交通阻绝，芜湖粮食紧张，粮商乘机抬价，人心慌恐。芜湖一解放，人民政府立即调进大量大米，限价供应，民心安定。旋即禁止米粮私运出口，统一由政府粮食部门调拨，保障军需民食。碾米厂、砻坊照旧加工生产。小粮行米店，限价交易，买卖大米在20包以上者，须向新设的米粮市场管理办公室报核。因此米价平稳，供应充足，从市场稳定，抑制了物价波动。这个时候，因旧米市取消了，芜湖大粮号即米粮采运业（经营出口）28家，先后歇业，他们拥有的资金共约四十五万担大米。其中义和米号携资及碾米机器转赴淮南市开业，业主张德裕曾任该市工商联副主委；有些大米号掺有官僚资本的，多挟资逃往上海或香港，有些中小粮号改换招牌，缩小经营，保持房地产。（5）自然淘汰无销售市场的行业：各大国营公司相继开业，基本上领导了市场，掌握了货源与价格，有些私营行业没有市场而自然被淘汰了的，计有钱庄26户，另有几十户地下钱庄早已悄悄收歇，纱号38户，盐号（采运批发）108户（食盐改由国营公司直接批给零售商店），零售面粉行业全部歇业（美隆面粉厂批价与零售价大约持平，无利可图）。此外，没有销路的迷信品行业、酒楼、舞厅、茶社也相继歇业。据50年2一6月统计歇业共538户。 “限制”在以后的资改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如限制非法经营、限制暴利、限制抽逃资金等等、这不是消极限制，而是积极支持工商业正当经营，维护工商业者合法利益，对“资改”始终有促进作用。 2、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时期（50一52年） （一）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解放后，芜湖明远、裕中、大昌、美隆、益新等工厂陷于半停产或停产状态，人称当时“只有两个半烟囱冒烟”，工厂发不出工资，工人生活困苦，对此政府立即贷给大米，作为工资，维持工人生活，调拨原料，支持生产。对益新面粉厂资方张一真不在芜市，欠发工资甚巨，根本无力复工，政府经与资方代理人，协商，以大约十万元现款买了这家工厂，并立即开工。对于裕中纱厂政府致函原资方（裕中原属上海荣家纱厂集团），请增资恢复生产，当即得到复函赞同，稍后，裕中遭火灾停产，上海民族资本家顾鼎玉将存在香港整套纺织设备全部取回，经华东有关部门决定，运来芜湖，投入裕中纱厂。原资方荣广宏也尽力增资，扩建成芜湖纺织厂，到53年恢复并扩大了生产，业务发达，厂里职工称为“难忘的53年”。自来水厂并入明远电灯公司，扩展改为公私合营明远水电厂。对于其他工厂，分别情况给予来料加工、收购产品或给予银行贷款，协助恢复生产。 芜湖市场经过整顿后，消除过去消费性的的虚假繁荣，一度生意清淡，营业不景气。50年六月以前全市商户营业额月平均一万元左右。政府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如张恒春国药号、胡开文墨庄、酱坊、百货、五金等行业，鼓励扩大经营。并采取多种销售形式，扶助大批商店和手工业恢复营业。如安排货源方法，给予代购代销或加工订货，柴炭、竹木、鸡鱼、肉蛋等行业为土特产公司代购大量此类产品；百货商店为公司经销代销各类商品；手工业、碾米厂、砻坊接受公司加工订货，给予加工费或统购包销；小粮行曾为粮食公司代购大批稻谷。在资金周转方面给予扶助，或到银行贷款，或预付代购资金，或代销完后付款结帐等等，使原有工商业对发展生产、城乡交流、保障供给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据49一52年的统计，仅以花纱布、百货、粮食三个公司为例，加工订货、代销经销棉纱31,017.6件、棉布296,504匹，大米8,298万斤，稻子5,165万斤，面粉83,827.14袋，白糖910,229斤，毛巾9,292打，袜6,627打，纸张1,032令，牙刷77,030支，支付工缴费1,219,973元，让出三个门市和343种商品给私营商户经营。因此商业很有起色，51年七月份营业总额增至17万元，八月份增至25万元，九月份增至40万元，失业人数由原来的五千人减少到二百人。50年底工商户由解放初5488户增至6860户，其中工商户增602户，机坊增870户。 （二）私私联营 由于限制了一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有些生产设备过剩，如砻坊、碾米厂部分停产。有些商业网点过剩，没有多少生意可做，门市冷落。因此一些工商业者自发的联合同行业组织股份公司或联营社、以求减少开支、扩大营业。49年6月13日成立的“芜湖碾米堆栈业加工运销合作社”，是由恒康米厂等15家合股组成，呈报工商局批准开业。由于米市已改换经营方式，不到半年就自动解散。与此同时陆续成立的有：（1）合群百货公司，由元裕和等14家大百货店合股31,800元，设五个部门，一个驻沪办事处，14家店员66人，资方21人转到公司任职；（2）50年3月成立报关汽车组运输联营社；（3）5月成立船舶组报关联营社（30户）；（4）6月成立柴炭江口联营社（24）户；（5）11月成立度量衡联营社（手工业）；（6）11月成立猪肠衣联营社（5户）；（7）51年4月成立皂烛碱联营社（21户）；（8）8月成立建业颜料股份有限公司（11户）；（9）八月成立皮革联营社（51户）；（10）9月成立油糖杂货股份有限公司（8户，绸布店1户）；（11）9月成立益农山货篾器联合营业处（31户）；（12）11月成立合众服装联营社（13户）；（13）11月成立毛巾帽袜手工业联营社（13家）；（14）成立油漆作联营社；（15）成立联合书店；（16）52年1月成立芜湖猪鬃加工联营社（9户）；（17）成立机器制造业第一合营厂（10个厂联营）；（18）成立合众牙刷厂。此外还有糟酱业联营的红星公司、大众布店、鱼业联营社以及政府组织军烈属成立三个粮食加工联营社（富民桥、码头口、南门湾三处）。以上私私联营，都是自发成立的，主管单位既不提倡也不限制，其中属于工业的、手工业的联营社，联产联销，大都增加经济效益，而商业的联合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都含有暗中抽逃资金，仅以表面的生财、存货入股、推卸店员、学徒工资担负的企图，实际是变相歇业。例如合样股份有限公司由于私方各怀鬼胎，投机取巧而于52年倒闭，负债累累，受到法院以“反利用”、“反限制”、“反改造”罪由的处罚，便是典型。因此私私联营商店动机不纯，资方夺权争利，营私舞弊，大都亏损。市工商联针对此种情况，及时进行改组调整，另行组成18个联营社：手工业七个（毛巾、帽袜、棉织、铜锡器、度量衡器、皂烛碱、线绳、制鞋），零售商三个（小百货、食盐、猪肉），加工业三个（成衣、猪鬃、皮革），行纪业三个（水果地货、猪行、猪肠衣），机器制造联营社一个，机器卷烟联营社一个，此外还有汽车运输联营社一个。经过调整后的联营社都加强和改善了经营管理，业务上升，效益显著，如皮革联合社增至40户，增资一万元，到52年七月获利一万多元，八月改组成立“芜湖皮革厂”。又如棉织联合社采取“分散生产，集中销售，统一经营”的办法，到52年六月，机坊增至两千多户，织机增四千多张，大大增强了接受公司来料加工的能力，51年下半年即自销棉布40多万匹。私私联营形式，是资改初级阶段新事物，对全市工商业改造、起过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三）改革税制，废除苛杂 解放前，工商界苦于苛捐杂税。解放后，市人民政府在50年初，公布“芜湖市工商税务法则条例”，对工商业只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两种，废除一切苛杂，并目简化征税手续，商民称便。针对原商业户多用旧式帐薄，票证不全，而且家店不分的情况，征税办法分为三种：①自报查帐②民主评议③定期定额。51年元月征收49年下半年所得税，政府依据同期营业税总额，下达所得税额为两万担大米，按行业民主议评分摊，限5月5日交毕。通过多次大会小会，几上几下，议定97个行业分摊大米的数额。例如绸布业3,308.6担、五洋业3,070担、杂货纸张业2,131担、百货业2,150担等等，然后各业公会再分摊到户。因为营业总额不能反映真实利润，实际各工商户盈亏不一，因而评议到户，不免畸轻畸重，有些商人叫喊税重，说什么“税光不如吃光，吃光不如分光，早光早好”。这一次所得税虽然政府准予减少三千石并一再展期，终未如数如期征足，而且有些商号乘机抽逃大量资金（据省经委总结）。 市工商联吸取这次教训，立即采取措施：（1）进一步开展爱国守法教育，纳税就是爱国守法行动。（2）发行统一格式的发票凭证15类37种，分别交由全体工商户使用（3）推行新式商业薄记帐册，并且培训会计人员，两期共290人，统一会计科目，帮助各工商户建帐。（4）辅助成立纳税互助小组（邻近的四、五户为一组）进行“储税”。分“双储”（营业税和所得税）和“单储”（营业或者所得税）两种，税金储入银行，随征随缴。（5）52年“五反”后开始评定“自报查帐户”，报税局批准，到54年有四十多户。这四十多户都是会计制度健全的大户，如张恒春，源记胡开文以及一部分联营社。通过这样的辅导，并经过“五反”运动，税收工作大大改进，如征收52年1一6月份所得税，就在限期内交纳税款百分之九十，秋季营业税，由各行业集体缴纳，并互相挑战，整队游行交库。此次推动建帐，不但改进经营管理，有利于税收，而且为以后公私合营，清产核资，打下基础。 （四）协调劳资关系，实行劳资两利。 解放后，在市总工会领导下，工人和店员加入工会，成为国家领导阶级，彻底改变了雇佣地位，劳资关系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资本家对待雇工各种压迫剥削的陋规废除了，工人、店员的八小时劳动工时制（当时定为十小时）、工资待遇、权利义务（其中有监督权）都有新规定，并且予以法律保证。这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新的劳资关系确立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旧关系的影响，常常引起劳资纠纷（多为解雇、调补工资、改善伙食间题），50年8月，市工商联依照政策成立“劳资协商委员会”，协调劳资关系。到52年底，辅导各行业建立协商分会81个（商业63个、工业18个）签订劳动契约、合同、协议书178件。工商联召开劳资协商会议327次，参加市劳动局调解会议124次，资方受处罚84起，劳资关系逐渐正常，劳资纠纷得到缓解。 （五）宣传动员工商界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参加各项爱国活动，以实际行动改造思想。 （1）49年秋大水后复堤，动员工商界捐助土方三万方代金450担大米。（2）49年7月，领导工商界踊跃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48,078份，合人民币370,000元。（3）50年秋天，发动工商界救济皖北水灾灾民，募捐寒衣12,496套。（4）50年11月，工商界响应政府号召，捐献社会救济基金20,259元。政府发放救济金时，工商界有四百多困难户也受到救济。（5）50年冬季，工商联举行大规模宣传教育活动，支援抗美援朝，连续召开14次宣传报告会，12月，平壤解放，工商界7000多人参加祝捷大游行，51年，发动10,000多人参加“五・一”反美游行大示威，8500多人在呼吁世界和平书上签名，七月，动员捐款30万元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到十二月五日，工商界共计捐献320,971元，超额9.99％。还同时组织七次慰问驻芜志愿军伤病员，致慰问金14,316元，慰问烈军属代金1,594元。综合以上情况，49年秋到50年底，工商界共献出现金726,977元，大米450担，寒衣12,496套。 （六）开展“五反”运动、打击不法，教育落后。 到51年底陆续查明：①偷漏税9039户，偷漏税款962,238元，②偷套购国家资财1036户，盗窃金额381,037元。③50年，偷工减料380户，受损85,724元。51年，偷工减科802户，受损金额120,239元，④盗窃经济情报8户，国家损失7,296元。⑤行贿872户，贿款80,403元。政府针对以上情况，52年2月，正式开展工商界“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运动中，市成立了“五反”检查办公室，向各行业派出了检查队。工商联也积极协助配合开展运动，连续召开22次动员大会；各公会负责人和工商业者共8033人参加公会座谈、讨论，作检查的共8,096人，收到检举材料700多份。经过三个多月的激烈斗争，“五反”取得丰硕成果。全市6952个工商户中（包括歇业827户在内）守法户4,093户，占58.88％，基本守法户2116户，占30.43％，半守法半违法户715户，占10.28％，严重违法户20户占0.29％，完全违法户8户，占0.12％，决定退补罚金有483户，罚金共408,561元。 （七）组织工商界参加物资交流会，扩大营业。 52年5月，“五反”结束后，一些商户情绪不安定，抱消极态度，市场出现萧条情况，政府采取措施，予以扶助：①扩大加工订货，增加来料加工的工缴费，银行发放低息贷款，调低补征51年所得税，违法户补交罚金展缓到十月缴清等等。②工商联组织一批工商户参加华东区三处和安庆、济南、上海、武汉、合肥、南京等地区十五处（省级四处，中级市场十一处）物资交流大会，组织本市土特产展销洽谈贸易。计展销总额共2,550,000元，工业占25.25％，手工业品占33.04％，土特产41.71％，市场又重新活跃起来，商品销售额呈上升趋势。 关于物资交流会：早在51年5月，第一次皖南土特产物资交流会曾在芜湖举行。疏理流通渠道、活跃城乡经济，是这次交流会的目的。本市工商界参加三馆六部展销，计土特产馆的食品部、竹木部、皮毛部，农业馆的水产部，工矿馆的手工业产品部、国药部。样品1659种、6045件。另有29个行业在展厅设零售部。展期5月21日—6月24日，成交总额47,075元，展厅零售18,008元。渔业联营社与天津市挂钩，运销一批鲥鱼；芜湖剪刀运销东北地区，虽总成交不大，但得取得了经验，为52年参加外地展销打下基础。这种物资交流会，是“资改”中的新事物，培养集体经营思想。在解放前“同行是冤家”，芜湖没有举行过这种物资交流展销会。 （八）组织工商界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52年10月，遵照芜湖市政协学习委员会的布置，工商联成立学习分会，设办公室和辅导组，参加学习的有各业公会骨干142人，分编11个学习小组，主要学习《共同纲领》及有关文件，分七个单元，学习重点放在经济政策这一单元上。为进入资改新阶段，做好思想准备。 三、53—55年“资改”阶段一安排转业、并点联营。 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年，芜湖资改工作进入新阶段，加工订资、统购、包销代销方式，逐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引入计划经济轨道。市工商联筹委会于53年元月23目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工商界联合会，选举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加强对工商界的组织和领导，在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和市委统战部领导下，进一步协助政府“资改”新阶段的工作。 1、置新划分资本主义工商业分类，建立统计报表制度。 53年4月，国家颁布《私营企业统一分类办法》，市工商联遵照办法规定，经过调查研究，把原来90多个行业划分3种25类，与中央统一规定的统计报表格式、项目对口，使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总体之内。甲、工业：①金属加工；②材料加工；③纺织；④缝纫；⑥皮革；⑥皮毛；⑦油脂香料及化妆品；⑧食品；⑨印刷及文教用品；⑩其他工业，共计十类。乙、商业①粮食；②其他食品；③燃料；④纺织品；⑤日用百货；⑥文教用品；⑦建筑器材；⑧医药用品；⑨代理商；⑩衣帽鞋类用品；⑪其他商业，共11类。丙、其他：①饮食；②建筑；③运输；④服务业共4类。市工商联进一步辅导工商户使用新式薄记，统一科目，并按25类行业各设统计员一人，每月按表填报，由工商联汇总上报本市、本省和中央统计部门。与此同时，按新分类改组成立同业公会55个，同业委员会9个，行商联合会1个，摊贩联合会2个，到53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情况列表于下表：项目机器工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行商摊贩总计户数5130711562103741527438879资金（元）6231791922730203849348080103930538704601838职工数750534315291670//9292资方人数221808530961626415274316186资方家属人数66872596195337062966682508953年营业额127114010980657213973493440037/196640438055087表格附注：1、工商业从业人员总数为25478人；2、工商户数与解放初比较，工业手工业有增长，商业户减少821户，商业资金减少274241元。 2、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 53年10月国家颁布过渡时期总路线，工商联即组织工商界举行报告会，座谈会，进行学习讨论。54年3月在市委学习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工商联学习分会加强领导，按总路线、总任务以及有关文件，分为五个学习单元，按行业划分学习小组，每星期三、五学习讨论，每次不少于三小时，历时半年始告结束。其间曾举行大型报告会20次，每次各小组排列名单率队报到听讲，总计到会听讲36,747人次，比较大的三次报告会听讲人数平均达3963人。通过这次学习，工商界绝大多数人盼望早过渡，但也有极少数人心怀顾虑，暗中抽资逃资，只卖不进，甚至拍价掺假，有的变卖生财，大吃大喝，55年查处这类案件一百多起。 3、在总路线指引下，安排一批工商户转业、私私合营或公私合营。 53年到54年先后实行粮油、棉花、棉布统购统销，计划供应，芜湖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三多一少”现象，即商店多了，店员多了，开支多了，营业少了。市工商联研究决定安排一批工商户转业，避免空耗资金、店员失业。53年12月即行试点：①安排米粮业六个联营单位（原66户联并）合资89,129元，筹建“芜湖光华玻璃厂”，安置从业人员85人。随后又增入五金、颜料、陶瓷8户，资金105,748元，安置从业人员85人，②安排皮毛骨角五个行业19户，合资39,009元，筹建“芜湖光明畜牧场”，安置从业人员35人。以上两企业均在54年投产。 54年7月，省工商联发出《关于做好私营商业转业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很及时，适合当时资改情况，据统计：54年1-8月全市商业营业总额月平均97,28元，店员工资伙食开支月平均21,199元，占营业总额22％，加上房租水电、税收，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私营工商业者都盼望早日安排过渡，摆脱困境。据此，市工商联便作出全面安排，在自愿私私合营的基础上，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后进”的办法，清资合股，安排转厂并店。在商业方面：①安排颜料、烟酒茶食、陶瓷行业部分批发商户，包括建业颜料公司等19户和国药业王太和、同涵春、慎昌三户转入光华玻璃厂。②安排新药业济成、大生等四户组成芜湖长江制药厂。③另有毛骨业七户转入光明畜牧场。④棉布业座商50户中并店组成代销店2个，经销店12个；行商摊贩23户与国营公司建立批购关系。到55年6月，除张恒春国药号公私合营外，陆续得到安排的计有粮食、油料、煤及煤球、烟酒等19个行业357户（759户并成），其中五金业立丰、大有丰二户转入第一铁工厂，组成代购鸡鸭鱼蛋商店2个；代销文具商店10个；百货经销店16个（23户并成）；批购店5个；五金经销店3个；批购店5个；新药经销店3个；国药经销店6个（41户并成）；油漆颜料经销店3个；茶叶经销店10个；煤及煤球经销店10个；文娱用品经销店2个等等，合资总额322,763元。安排从业人员1273人，其中国营公司吸收287人。在工业方面到55年底，计有13家先后实行公私合营：①明远电厂②芜湖纺织厂③芜湖玻璃厂（原光明玻璃厂）④美隆面粉厂⑤红星金属制造厂⑥第一铁工厂⑦第二铁工厂⑧华侨鞋厂⑨华福工业社⑩合众牙刷厂⑩惠源冰厂②上海肥皂厂③芜湖长江制药厂。在手工织布业方面：54年秋，撤销原来的联营社，成立9个加工组，由同业公会领导，每组设业务员3人，统一接受公司加工订货，自负盈亏。其余一部分商户以及行商摊贩以条件不成熟，留待以后安排。以上这些转业、私私合营、公私合营的安排，基本上改造了芜湖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面貌，主要的市场供销归国营公司掌握了，向国家资本主义高级阶段过渡，乃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安排后的资方人员思想有各种各样情况：①资方在私私合营单位闹地位、闹待遇、不团结。②私私合营时店员被吸收，乐于丢包袱。③供给制思想：店是经理的，货是公共的，到月拿工资，管它是盈是亏。④三怕：一怕待遇低，不能维持家庭生活；二怕店员监督，管到家庭私生活，管得太宽了不自由；三怕劳动丢面子。⑤打小算盘：想用老婆出面另开夫妻店或自己抽时间做小工、拉车。⑥盼早日公私合营：一则希望有公方代表来主持，免得私私争权夺利；二则看到公私合营较早的明远电灯公司合营后的私方股东第一次按股拿到红利，受到鼓舞，有了盼头。由于有了以上各种思想存在，私私合营单位的经营管理仍然是旧的一套方式，私方相互不信任，非生产性开支无标准；店员、资方从业人员待遇不合理，不符合同工同酬、按劳取酬的原则；经常发生私自抬价，少发票，少布证，少现金等等情况。54年底市工商联按业成立“改善经营管理委员会”由干部1人、店员3人、资方5人组成。首先进行各私私合营企业经营作风大检查，建立财会制度、布证专管、轮流值班、规定开支标准、调整工资。接着进行“四比”竞赛，比差错少、比服务态度好、比团结好、比接受意见好。经过一段时间，营业有了起色。 4、对国营经济起助手作用的两件事。 （1）54年夏季芜湖遭受特大水灾，工商界成立抢险防汛总队，下设5个防汛大队，15个中队，每中队配从业人员200-240人，在两个月内出动87个班次；15,030个人工，挖土装包固堤118,870包。派人赴外地采购大量苎麻、毛竹、芦席、麻袋、铁锹、扁担、畚箕等防汛工具器材。成立物资供应工作组，把水作坊、酱坊、猪牛鱼羊家禽、蛋、蔬菜等18个行业组织起来，采购萝卜、粉丝、柴炭等生活必需品，保证市场供应。还组织9个行业22条木船的水上流动销售线，装满粮油等主副食品，准时送到水淹人家的窗口销售，安全渡过汛期。 （2）54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芜湖推销公债计划数为420,000元。元月份，工商联成立20个推销小组，3月20日即由全市9522工商户中的8157户认购公债523,080元，因水灾、并店，实交371,289元。这次认购是按53年底各户资本额摊派，自愿认购的。兹择认购3000元以上的11户列表于下：户名53年底资本认购数户名53年底资本认购数张恒春23850230000华福工业社329944700五洲大药房总部在上海9000美隆面粉厂1075263370上海肥皂厂497466800合营机器厂1215733500联合羽绒厂521386700沅记胡开文349033000周茂盛五金号506906000永和机器厂374393000鼎泰酱园331496000 55年建设公债也以同样摊派方式，认购181,875元，这两次是私方认购的公债，均交作公私合营的股金。59年以后各年公债，均由公私合营单位认购。 5、为全行业公私合营作准备： （1）清查欠税：“五反”后仍有偷税漏税现象，55年1一7月查出偷漏税案1240件，达369户。因此，55年9月，市税务局布置“自查补报，清理欠税”的工作，市工商联组织力量对工商户进行清查帐据，同业摊帐评比，清理欠税。这次清税方针是：“报实不补、补报不罚、查出偷漏、从严处罚。”到11月止，查出旧欠税款153,000元，55年欠税25,000元，限年底补交月入库。 （2）商业大普查：55年10月，市政府布置的这次大普查，与清税结合进行。查清四项情况：1、工商业户和摊贩确数；2、商业从业人员确数；3、商业资金确数；4、其它（如欠税等）。市政府成立普查办公室，下属28个普查组，派工商干部、税务员、工商联委员、工会干部和店员组成。10月15日市工商联召开动员大会，市领导亲自作报告，交待政策。会后分别举行座谈，做到家喻户晓。10月19日，开始普查填表，并吸收一大批中学生参加工作。由于目标明确，都知道要过渡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10月31日即圆满结束。 普查中出现这些情况：1、多报从业人员。有的把幼子，老母也报上了，旧货拖把店中9户都多报一两人，有一户把劳改去的儿子也报了，都希图安排工作。2、摊贩申报踊跃，不是摊贩也填表准备干这一行，以便到公司批货，3、急待安排，如杂商宣家满问：“年里能不能过渡？我再也拖不下去了。”4、怕补税，隐瞒资金和营业额的较多。 普查结果：商业户（包括私私合营户）2,247户，资金1,168,974元，从业人员4343人（劳资双方）。摊贩：22个行业4270户，资金64,147元，从业人员4275人。手工业9个加工组，工业51户（公私合营13家除外）。至此，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准备就绪了。 四、56-57年资改阶段——企业改造、公私合营 56年元月，全国各大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迭起。继56年底大普查之后我市，又进行一次各行各业逐厂逐店年终大盘存。市政府又已成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办公室（简称私改办公室），加强领导，全面规划，经过宣传动员、座谈讨论，各行各业纷纷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元月12日起，申请喜报和报喜队，一队接一队的到市工商联、市人民政府呈递全行业公私合营申请书。元月16日，市政府全部批准公私合营。喜讯传出，全市悬灯结彩，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通宵达旦，举行大游行，庆祝资改的伟大胜利。 据市政府资改办公室56年1-3月《工作小结》载明全行业公私合营结果于下： 1、改造范围：工业、商业、手工业、运输业、摊贩。 2、改造形式：1公私合营，2合作化，3改为国营公司门市部，4国营公司吸收，5为国营公司经销代销，6戴帽自负盈亏，7不改造，8取缔。总之，针对各业具体条件，给予适当改造，各得其所。 3、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各业改造形式统计： （1）商业户改造形式统计表：形式行业户数从业人数资金（元）国营公司门市部粮油店413683290 煤及煤球10449295 油漆颜料153330550 小计6644533105国营吸收猪肉361269556 牛羊肉7621214 书店241077 畜产品26752 五金交电4142944 小计5121215548合作化油点馒饼26452415671经销代销制面8315413549 百货22442 文具157453388 杂商7810014910 烟酒茶15623835178 五金交电18276960 小计342595124427统一管理棉布1514371806 水果地货20631446 酒菜面饭10036429716 饴糖3410033178 百货52186116431 国药78120746 新药3133212 文具61810206 茶食糖果3320097806 旅馆7134041258 理发12638045 烟酒茶95414908 陶瓷铁锅74513749 酱作12188145334 木炭柴薪26870 竹藤棕麻82413860 焚化品52526270 小计4051939663088自负盈亏水果地货3360 酒茶面饭581184783 国药66564 文具44488 茶食糖果11421153032 砖瓦石灰23329151 旅馆26455405 浴室2639417299 理发10516911832 钟表眼镜487918929 照相236211901 洗染织补26777149 旧货14817140593 水作10934138363 酱作3510120763 竹木芦席505718982 木炭柴薪662264537 竹藤棕麻9413522903 焚化品16195520 小计6802250283241不改造热水13937814888总计37行224763431168974 （2）摊贩改造形式统计表：形式行业户数从业人员资金国营门市部书摊22701统一管理水果地货26262178带帽经销自负盈亏五金交电25261008 百货2282286321 新药88265 文具34342145 烟酒茶60760719152 水果地货161161793 小计1063106429684合作化蔬菜3683685093取缔蔬菜24824821720未改造牛羊肉2222 茶食糖果6161 国药4949 饴糖122122 饮食413413 钟表眼镜2020 理发242242 洗染66 旧货181181 蔬菜979979 酱作9494 陶瓷铁锅2828 竹藤棕麻4546 其他400400 郊区摊贩9293 小计27962800 总计22行4270427564147 （3）手工业改造型式： ①棉织业全部合作化，成立棉织社13个、针织社2个，共2433户6617人。流动经营、自负盈亏394户395人。②其它20个行业的手工业，内有木器制作51户、金属器制作40户、缝纫皮革303户7012人，按行业实行合作化。 （4）交通运输业：①木帆船共322只1554人，其中175只船公私合营，132只船成立运输合作社2个，15只船自负盈亏。②私营汽车11辆32人全部组成公私合营汽车队。 （5）工业方面：全部公私合营，芜湖纺织厂、明远电厂、美隆面粉厂、新华印刷厂、芜湖玻璃厂、市食品厂（禽蛋）、永康食品厂、红星金属厂、船舶修造厂、上海肥皂厂、华侨鞋厂、猪鬃加工厂、红星针织厂、芜湖轧光厂、芜湖造漆厂、华福工业社、合众牙刷厂、强力帆布厂、长江制药厂、红旗机床厂、江东通用机械厂、惠源冰厂、丽华印染厂、芜湖丝绸厂、芜湖羽绒厂、芜湖灯芯绒厂、芜湖卷烟厂、芜湖畜牧场等等。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商业方面除张恒春国药号、鼎泰酱园两家公私合营、几家大店转厂并店之外、其余各种改造型式的商户，分布广、小户多、经营分散、管理不便，针对这种情况，又按行业成立29个总店，归对口公司领导，加强对所属商店行政管理和业务安排。这29个总店是：百货总店，文具总店、茶食总店、糖果总店、饴糖总店、铁锅器皿总店、纸张鞭炮总店、五金总店、烟茶总店、新药总店、国药总店、砖瓦石灰总店、鸡鸭鱼蛋总店、竹藤棕麻总店、陶瓷器总店、竹木芦席薪炭总店、旅馆总店、酒菜面饭总店、理发总店、浴室总店、洗染总店、照相总店、水果地货总店、酱作水作总店、杂商总店、旧货总店、旧料总店、制面总店、钟表眼镜总店。 4、上海厂商内迁： 以上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中，包括一批上海迁来的厂商。自55年至高潮后的期间：首批迁来56人，其中批发24商12人，随厂迁来的42人，支援建设的技工2人，携带10000元以上资金7人，5000-10000元的6人，2000-5000元的8人，2000元以下的27人，无资金的8人。①迁厂资金有数百万元投入新、老企业的情况：芜湖纺织厂（资方顾鼎玉、荣广宏）、芜湖火柴厂（资方唐涤生、吴文濂）、永康食品厂（原上海蓓蓓饼干厂等大小十数家合并成立）、强力帆布厂（资方罗秀娥）、五星针织厂（黄良玉技术支援扩建）转红光针织厂，合众牙刷厂转第一塑料厂，丽华印染厂转锦华被单厂、芜湖丝绸厂。②来芜人员安排：一部份批发商人员在芜安排，但其资金投入合肥长江饭店，其中五人由饭店月补助工资共134元、其他商业人员安排本市商业部门。 此后陆续由上海随厂迁芜的共209人，分别投资扩建红星机床厂、羽绒厂、灯芯绒厂、肥皂厂等等新老厂。 以上这些工厂通过公私合营，逐步转为全民所有制，为芜湖工业发展准备了条件。 5、全行业公私后，对资方人事安排是资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56年9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得到明确规定，对于资本家个人“凡能工作的都由国家有关部门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也酌量给予安置或予以救济，保障他们的生活。”据市资改办公室“资改小结”记载：①工业方面安排职位的38人。其中工人13人中，7人任股长、6人任职员；资方25人中8人任副厂长、17人任科长。②手工业方面安排161人任合作社正副主任，其中资方78人、劳方83人。③交通运输业安排17人为正副队长，其中船主8人，船工9人。④商业方面安排到总店191人，其中干部41人、职工59人、股长91人；安排任总店正副经理98人，其中资方30人、店员38人、干部30人。安排资方任国营公司副经理4人，襄理1人，年龄老大不能担任实际工作的则安排到董事会（56年1-3月）。总计资本家、工人、店员共14,005人，统由政府包下来，都得到适当的安排，利用他们经营管理的经验和技术特长，为社会主义服务。 政府还把53年以前转业、歇业的工商业者收回来，安排在工商企业工作，计有资方45人、店员304人、批发商39人、家属工1942人共2330人。无一人失业。 6、清产核资，定股定息： 56年9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和平过渡的办法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国有化，采取逐步赎买的政策。”并规定“在公私合营以后赎买的形式，采取定息的制度，即在一定时期内，由国家经过专业公司支付资本家以一定的利息。”同年9月，在市政府私改办公室领导下，工商联组成工作组，在高潮中业已清资的基础上，进行复查复核，再由各商户自报互评，确定股本金额。其中有少数倒挂户（资不抵债），仍予保留几百元资金，参加定股。直到57年底才全部结束。经政府批准：领取定息2633户，股金10,897,483元（包括上海内迁厂商资金），其中工业（包括手工业）736户，股金8,765,461元；商业1488户，股金1,480,944元；交通运输业342户，股金630,682元；建筑业67户，股金20,396元。此后有些资本家自愿放弃定股定息并由政府批准共计153户，放弃股金39,267元，其中工业24户5,437元，商业100户22,681元，交通运输业13户10,555元，建筑业16户594元。 全市实际定息2,480户，定股10,868,216元。在清产核资过程中，曾动员工商户拿出家庭私蓄增资。已报的增资计黄金40多两、银元200多枚，连同现金共计124,841元。有的工商户为增资变卖家用物品、手表，有的卖掉儿女结婚的嫁妆。有的不是自愿而是店员与老板算历年利润帐不得已而增资的。如耿福兴老店主在算细帐时额上冷汗直滴。政府发现这些情况，立即制止，不得勉强。后来中央宣布“所有增资，一律退还原主”，本市无论已交未交的增资，概行退还。 伟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芜湖圆满地完成了，资本家个人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通过教育改造，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芜湖市政筹备处筹建始末（《芜湖文史资料5》第015篇）
作者：郭静洲 民国时期，芜湖曾有两次动议筹备市政建设，但都毫无结果。 早在1925年5月27日，就有芜湖商学界人士汤善福、潘伯如、陶玉堂等21人在芜湖乙商学校校长室召开会议，宣布成立“芜湖市自治筹备处”，报请县署备案。7月11日又组织“市政筹备处”，办理拆城事宜。其理由是利于商业中心转移，商业发达与工厂建设，交通与消防，地价增高与警捐收入增加等等。7月24日又于该校召开筹备会，正式推选王雪澄、周佐丞、陈慕兰、方止逸五人作为代表进行筹备工作。第二天，筹备会又开会推翻原案，“撤开市政，专办拆城”组织成立“芜湖地方撤城筹备会”，推举于逊成、钱杏邨、胡白沙、汪耘郭、查世翰五人为起草委员，拟定了《芜湖地方撤城筹备处章程》。对此，群众纷纷讨论，有人竞在《工商日报》上写了《芜湖市政进行进度表》一文以讥之。其原文是：“民国14年开会通过拆城；民国17年通过《组织法》，拆城筹备处成立；民国23年开始拆城；民国101年拆城完毕……”。就这样昙花一现的1925年“芜湖市政筹备处”仅给人们留下一些笑料。 抗战胜利后，安徽省政府派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张威遐筹备芜湖的市政工作。1945年11月1日张威遐就任“芜湖市政筹备处”的处长，组织机构正式办公。同时省府电令芜湖县政府绘制县图，并组织勘察人员实地勘察县府移治地点。芜湖县勘察结果提出“芜湖县属大部圩区，人口寥落。如集镇较大的方村、鲁港两镇，仅有居民200户，一般集镇都在圩堤之上街道狭窄，市面萧条，实无永久性的县城可迁”。同时省政府也电令市政筹备处勘察市区绘制地图连同市区现有人口与筹备计划于一周内上报。市政筹备处在上报情况时称：“市区人口已超过20万以上，所属区域东西约长3500公尺、南北约长4000公尺、周长15000公尺、面积约21000市亩。”同时12月13日省又电令“芜湖县属芜湖市区各镇，得由市政筹备处指挥。”于是原属县辖市各镇的行政、财政均由市政筹备处管理。 1946年8月7日，芜湖成立“市政府建设委员会”代替了“市政筹备处”的工作，仍由张威遐兼主任，县长许汉三、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仝道生任副主任。按《芜湖市建设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推选委员22人，委员会秘书经绍周、总务组长骆纪森、工程组长张坪，管理范围除市、区各镇外，并管理市区内以下单位：一、芜湖赭山公园二、芜湖中山纪念堂管理委员会三、芜湖革新运动委员会四、芜湖自由保障委员会五、芜湖市社会服务处六、新安剧艺社 国民党芜湖市党部虽与市政筹备处平级，实际也是属于市政建设工作的一个部门。 芜湖市政建设委员会的具体任务：第一，编造1946年委员会机关预算：俸薪11,000元；公杂费1,560,000元，临时费250,000元；俸薪加成及生活费11,866,500元；总计13,678，500元。第二，拟具“筹备市府计划”，组织机构为1.秘书室，2.会计室，3.技术室，4.行政科，5.社会科，6.教育科，7.地政科，8.警察局，9.工务局，10.财政局。第三，拟具《市政实施概要》，26项应办工程估价1,009,190,850元，均列表上报省政府备案。为了落实庞大的市政建设经费，同年12月市政建设委员会拟出《征收芜湖市政建设捐实施办法草案》，开征市政建设捐。 1947年2月10日，张威遐调任广西省民政厅厅长，所遗主任一缺由原副主任许汉三担任。不久，芜湖市政建设委员会裁撤，该会所属业务人员并入芜湖县建设科。建设费则移交地方建设之用。中山纪念堂房屋由“中山纪念堂管理委员会”管理。中山桥未尽工程由市政建设工程组继续办理，工程完竣后撤销。就这样一幅芜湖市政建设的“宏伟兰图”，犹如昙花一现，踪迹全无。只给芜湖市政建史留下一鳞半爪，供后人借鉴。
建多功能防洪墙创综合性高效益（《芜湖文史资料6》第001篇）
作者：王成德（安徽省芜湖市城市防洪工程指挥部） 前言 芜湖市位于长江与青弋江的交汇处，是皖南最大的开发开放的滨江城市。市区地面高程一般在8-9米，汛期处于洪水威胁之下，据史志记载：芜湖自1426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523年间，遭受重大水灾53次，平均每十年一次。因此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劳动人民就在江边修建“中江塔”，以镇两江洪水，祈求平安。但由于历史原因，广大人民历来盼望消除的洪灾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建国后1954年，芜湖市又发生了大洪水，弋矶山水位达12.87米，市区主要马路水深2～3米，街道成河，马路行舟，造成工厂停工、学校停学、商店停业，损失达20多亿元。痛定思痛，市委、市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在当时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市区建成了土堤和钢筋混凝土防洪墙，保证了城市防洪安全。 改革开放，使芜湖成为国家级开放城市，防洪标准要求高了。国家防总、水利部，于1987年将芜湖市列为全国25座重点防洪城市之一，1992年水利部、省政府正式批准《芜湖市城市防洪规划报告》，同意建成城北、城南两个防洪圈，总面积161Km²，防洪堤线由原来的138公里缩成62.8公里，堤顶高程由13.5米加高至15.5米，超“五四”型洪水2米，总投资近两亿元。城市防洪工程按规划建成后，城市防洪标准将由现在的15～20年一遇提高到50—100年一遇，确保“五四”型洪水安然无恙。1991年完成应急工程中江塔～一米厂2.2公里单功能钢筋混凝土防洪墙。1994年汛期前完成防洪一期工程中山桥～弋江桥段1.6公里多功能钢筋混凝土防洪墙，经验收两段防洪墙工程质量优良，在大汛期间充分发挥了屏障作用，受到中央、省、市各级领导的好评和全市人民的赞扬。图为已建成的多功能防洪墙 一、按规划建好防洪屏障势在必行 按国务院（89）44号文件要求，建好防洪屏障，对芜湖市来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芜湖因历史上“地卑蓄水，而生芜藻”而得名，建国前每十年要发生一次重大水灾。芜湖人民历来就形成了较强的水患意识。因此，当芜湖被国务院批准为甲类开放城市，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列为国家级行列，市区人口达58.15万人，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58.58亿元，经济开始腾飞时，首先意识到市区现有大部分堤防“矮、窄、险、无通道”仅有15～20年一遇防洪标准，每年汛期5～10月广大干群要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防汛抗洪的现状，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已很不适应。 但如何按规划建好防洪屏障？首先要考虑的是建什么样结构型式的堤防？原建成的防洪工程结构型式有土堤和单功能钢筋混凝土防洪墙。土堤按规划达标，高程需加高2米多，复式断面加大，不仅要占压市区沿江的唯一马路，还要占压一部分商店和房屋，如此大量占压市区黄金地带，不但拆迁工作量大，费用特多，而且还阻塞了防汛抢险通道，且土堤外观难看，水土流失污染市容，因此，全市广大干群反对在主要市区建土堤。已建成的单功能钢筋混凝土防洪墙比土堤优越得多，但地面以上4米多高的防洪墙犹如大照壁，给市区人民有压抑感，汛期又观不到长江，因此，建设一个既能防洪，又能美化市容的防洪屏障，势在必行。 二、多功能防洪墙的由来与优点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芜湖市委、市政府提出“三年大变样”的口号，市水电局为适应新形势，彻底改变芜湖市的防洪面貌，决心尽快建好防洪屏障，但防洪工程投资大，筹集又较困难。在多次全国性城市防洪工作、学术会议期间，分管市、局长朱广银、黄裕彬和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学习了《水法》和在改革开放中水利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政策，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又亲眼看到抚顺、上海等城市具有创收性的防洪工程规划和设计，很有启发，为我市利用自身优势积累资金和改变防洪工程设计，打下了思想基础。当一期工程单功能混凝土防洪墙施工图出来后，市防洪工程指挥部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高级工程师黄裕彬和我们工程技术人员都主张修改。结合商埠芜湖的特点，利用市区黄金地带江河堤防的水土资源，进行滚动开发，可积累部分资金，同时又可美化市容，我们以科学的方法、慎重提出了具体的改进设计建议。 市委、市政府听取了市水电局李敏农、黄裕彬局长关于改进设计方案优越性的的汇报后，市委书记、市长张平极为赞赏，决定一期工程青弋江两岸要建能创收的多功能防洪墙，市水电局设计室三位主任根据市、局领导的决策，认真研讨，带领设计人员到上海参观取经，同时采纳本人的书面建议，着重实用性和综合效益，把防洪墙轴线向外侧位移2.4米，将单功能混凝土防洪墙设计成空箱式多功能防洪墙，并经省水利厅皖水计字（93）第107号文批准，在实施中仍遇到一些干扰，市委、市政府又一次对多功能防洪墙明确的给予肯定和支持，从而成为我省首创，全国第一家功能最多、堤线最长的空箱式防洪墙。1993年7月5日以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副部长何璟，国家防总成员、交通部副部长刘松金为首的国家防总长江防汛检查组一行四十多人，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副省长王昭耀的陪同下，来芜湖检查防汛，现场察看时，经省水利厅厅长郝朝德等介绍后，大家对新造的空箱式多功能防洪墙，给予了高度评价。 空箱式防洪墙，在墙顶设观江游览平台，面积13000m2，其投影平面在原土堤范围内，平台梁板一端简支在防洪墙顶，另一端简支在内侧砖柱上，平台荷载一部分传给防洪墙作为挡水时抗滑有利的垂直力，墙后填土由原来的12.5～13.0米高程降至12.0米，比内侧沿河路面高0.2米。平台下将每段20米长防洪墙建成5个开间4米，进深4～6米的门面房，建筑面积达11200m2。防洪墙立板内侧砌半砖保护墙，每间门面房的隔墙与防洪墙垂直成为整体，变为支撑防洪墙的隔墩，提高了防洪墙的整体稳定性，增强了墙体的安全感，具体技术指标和尺寸见下图。其主要优点为： （一）占地少。现有土堤每公里堤段占地13200m2，按土堤型式达标还要增加占地面积22800m2，而混凝土防洪墙每公里占地只有600m2，从而节约用地35400m2，一期工程堤段长7.081公里，可节约用地250667m2，这对寸土寸金的主市区多么难得！ （二）外观美。多功能防洪墙顶部为钢筋混凝土现浇梁板屋面，整个平台宽7～9米，两侧建栏杆，中间建多角亭，迎街面营造花卉，像北京八达岭长城，像西安古城墙顶，像广州高架桥，建成小型高台游乐场，早晨男女老少做操、跳舞，中午观江、游览，晚上纳凉看录像，路灯、彩灯耀眼夺目，不仅消除了人们对地面以上4米高围墙式单功能防洪墙立面的压抑感，还美化了城市，这种集观景、娱乐于一体的游乐场，使文明城市增加了新的色彩和活力。安徽省芜湖市青弋江北岸中山桥～弋江桥段空箱式多功能防洪墙剖面图 （三）功能全。本段1.6公里堤段铲除矮土堤后，改建成空箱式钢筋混凝土防洪墙，迎街侧在原土堤范围中让出1.5米做门面走廊，可大量行人，平台顶部以下与地面之间的空箱做商业门面、办公室、仓库、车库、管理房等372间，与正在建设的香港独资、中外合资宇华、鸿达商业楼、32层新百大厦等隔路相对，形成青弋江畔新型商业街，从而重振了芜湖商埠雄风，真正做到：集防洪、经商、交通、办公、娱乐、观景为一体。这是土堤和单功能防洪墙无法比拟的。 （四）效益高。多功能防洪墙提高了防洪标准，确保了城市防洪安全；开辟了新型商业街，繁荣了芜湖商贸经济；把狭窄泥泞的单车道马路，扩大为宽畅的标准街道；把多年花钱租简陋房办公的场所，换成自有产权明亮上档次的办公楼；使原来管理混乱杂草丛生的脏土堤，变成有专管机构管理秩序井然的乐园，为成千上万的市民和来宾增加了活动娱乐场所。 三、多功能防洪墙产生的综合效益与展望 多功能防洪墙不仅有良好的防洪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水利事业来讲，本人认为还有以下几方面的效益： （一）为多层次、多渠道筹措城市防洪建设资金开辟了新的途径。 国务院（89）44号文件指出：“保障城市防洪安全是关系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城市防洪工作是全国防洪的重点。”但城市防洪建设资金较多，大中城市一般都亿元以上，有的达20多亿元，目前靠哪一级包下来都有困难。因为国家重点要上三峡，安徽重点要治淮，市里自筹亦很困难。因此从大局来讲，利用多功能防洪墙自身的创收，来解决一部分建设资金是一个新的途径。 （二）为以堤养堤，以水养水开创了新路。 本段中山桥至弋江桥1.6公里空箱式防洪墙，已做成372间门面房，1993年9月28日城市防洪工程镜湖区段开发管理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拍租会，一次拍租117间，最高月租金为1500元，最低月租金700元，平均每间年租金12328.2元，预计全部拍租完，每年租金约300万元。如果防洪一期工程青弋江两岸7.081公里，均建空箱式防洪墙，可做房约1600间，假设60％做一层商业门面房，可建近千间，对商业市口好的闹市区，像合肥城隍庙那样建两层商业街，可建一千几百间门面房。按芜湖市城市建设规划，青弋江市区段5公里内，在中江塔、花津桥和袁泽桥附近再建三座桥，达到八座，平均每700米一座跨江桥。为促进上海与芜湖商品交流，上海市已与我市签订协议书，对中山桥至中江桥段多功能防洪墙顶部开发，发展经营，今后沿河路将是霓虹灯照明和装潢，同时设想与鸿达、宇华、新百大厦几家房地产公司合作，在沿河路上空架设五座天桥，使长街、沿河路、江岸路、中山路、花津路、九华山路与南岸的兴隆街、富民桥等街道连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再者，最近我观察到长江边中江塔～一米厂2.2公里单功能钢筋混凝土防洪墙迎街侧，很多经商户在堤脚上依靠防洪墙，用石棉瓦做成无水、无电、无安全门的简易门面房经商，不仅形成了市场，而且很红火。这一市场的出现，为我们工程技术人员规划、设计又打开了新的思路，我想今后结合旧城改造，重塑芜湖的进程，对这2.2公里也改建成多功能防洪墙，既增强了防洪墙的刚度，又消除了单功能防洪墙的缺陷，从而开辟了长江边新型市场，也美化了江岸路和大轮码头一带的市容。那时青弋江入江口两岸和长江边将是一片繁华的商业街，美丽的观景长城，欢乐的江面乐园，像南京秦淮河夫子庙，像上海苏洲河、外滩一带，将吸引中外游客来芜旅游、经商。预计那时的年收近千万元。在工程建设期间，计划一部分租金用于归还建房借贷款，一部分用于工程维修管理，一部分用于防洪工程建设，以加快防洪工程建设进程。待防洪工程全部完成后，租金用来以堤养堤，以水养水，可望我市水利事业步入良性循环。 （三）为流域全面治理跨上了新台阶。 青弋江上游已建成大型陈村水库，总库容27.21亿M³，控制面积2800Km²，陈村电站装机15万千瓦，其库区已成13万亩的太平湖，为黄山公园添了一大美景，成了国内外游客必游的人工湖，被赞为天下第一美湖。从而使黄山更加绮丽多姿，出现超群绝伦的佳境，真是“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青弋江中上游已建成陈村大型灌区，设计灌溉农田136.69万亩，是皖南最大的灌区。与青弋江中下游串通的漳河，流域面积1359Km²，流经南陵、繁昌、芜湖三县，目前中段正在治理中。这样整个青弋江流域将进入全面治理阶段，尤其是上游黄山市，邓小平同志提出、国务院决定建立中国风景旅游疗养城市正在成为世界公园，下游芜湖市区两岸又建成繁华、高层次的不夜城，新型的游乐园，皖南的闹市区，闻名中外的大米市场。流域首尾两市先行一步，上了新台阶，将促使整个流域8509KM²，逐步向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日本河上川流域、法国塞纳河流域的高标准治理方向迈进，使本流域成为国内外人们向往的好皖南。
“金元券”在芜湖出笼和崩溃（《芜湖文史资料6》第017篇）
作者：陶明刚 1947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我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军事溃败，战场上捉襟见肘，政局动荡，经济枯竭，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法币急剧贬值。 （一）“金元券”仓促出笼原委 国民党政府面临军费开支浩大，统治区域缩小，税收锐减的矛盾，支撑政权已是黔驴技穷境地。遂用发行大额纸币策略，一是企图挽救形同废纸的法币贬值，以求摆脱财政困难。二是宣传金元券法定含金量，号称以黄金作后盾，收兑群众手中之黄金、白银、外币等硬通货。财政部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所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要旨：（一）自即日起以金元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元券，限期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券。（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货币，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币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 金元券开始发行办法称：金元券发行总额以二十亿元为限。发行准备金须有40％黄金、白银及外汇，60％为有价证券及国营事业资产。并设立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办理金元券发行准备之检查保管事宜，按月检查公告。由中央银行行使发行之责。公告称金元券每元含纯金0.22217公分，停止法币流通。金元券一元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关金券十五万元，或东北券三十万元；而与金银兑换比率为：金元券二百元换黄金一市两，三元换白银一市两，二元换银元一枚，四元换美元一元。法定强制收兑民间的金银和外币。事实上金元券虽名为金元，但又规定不能向银行兑换黄金，所谓金元仅是名称上的价值；在发行初期公布票面仅有一元、五元、十元三种；并有辅币一角、二角、五角三种。五十元与一百元面额暂缓发行。而后期五千元、一万元、拾万元、百万元巨大面额又纷纷出台。 （二）修正“办法”，任其纸币膨胀 国民党当局为挽救金元券急剧贬值的危机，又采取新的欺骗伎俩，于1948年11月1日公布“财政处分令补充办法”。宣传开放限价，修正金元券发行办法和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对于金元券的发行，作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回复到从前对待法币的办法，不过保持金元两字的名称。现略摘其修正办法要点： （1）金元券含金量原称为022217公分，今修改为4.44214公毫，减低为原定量的五分之一。 （2）金元券对黄金的兑换比率，由一比二百，改为一比一千；对美元一比四，改为一比二十；白银由一比三，改为一比十五；银元由一比二，改为一比十。普涨五倍。 （3）原办法禁止金银外币之流通买卖或持有，修正办法称准许人民持有，并允许银币流通买卖。 （4）原订金元券发行总额以二十亿元为限，修正办法规定金元券发行额另以命令定之。又原定金元券发行总额每月由发行监理委员会公告，改为不再公告。 （5）原办法并无铸造金币的规定，修正办法则称另铸造金元货币。宣传凡以金元券存入中央银行及其委托的银行期满一年者，除照常计息外，并可以存款同额之金元券向存款银行兑换金元，或按规定比率兑换黄金或外币。 （6）凡持有金元或金元券者，可以按规定购买外汇，等等。 以上修正办法的要害，乃是在于废除发行二十亿元的最高限额和废除每月公告发行数额，以便利其任意发行膨胀，藉以进一步掠夺人民之财富。所谓铸发金元和兑现黄金，只不过是空话和陪衬文章。关于兑现黄金一事，当时仅在南京、上海、武汉少数大城市象征性抛售少量黄金和银元。据史料记载：汉口中央银行自1948年8月23日至10月31日两个多月，在群众手中收进黄金73，614，386两，银元5，205，915枚。对收兑到的大批金银一次次派军用飞机私运上海、广州，继而转运台湾。而该地区兑出的金银，截至1948年12月23日止，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官办银行共计只兑出黄金5，335，446两，仅为收兑数的十四分之一；兑出银元1，064，787枚，仅为收兑数的五分之一。由于大量搜刮民间金银，黑市金银价格随之上涨，又掀起一股排队挤兑黄金的风潮，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民怨载道。据《大刚报）载文：一位皮作坊老板娘桂翁氏，1948年12月15日用一百块银元换成金元券后，向中央银行存兑黄金一两五钱，但当时央行已无现货，开出黄金收据一张。后来桂翁氏多次到央行要求兑现，诉说苦衷，可央行只回答黄金运到后就可兑付。她又问什么时候可以运到？央行回答没有准定日期。她失望了，回到家吃下一瓶制革的硝镪水自杀了。群众愤怒地说：“桂翁氏是中央银行杀死的”。这是中央银行蓄意拖延兑现黄金造成的恶果。 （三）芜湖金融与商业的遭遇 八月十九日凌晨南京中央电台播发“币制改革”命令，即日起芜湖县政府布告上墙金元券在芜湖流通，同时限令市场各种货物一律按当天市价折合金元券计算，敞开货架，标明价码出售，不准隐藏居奇。并派出所谓“戡乱建国大队”到各家商店检查，对违反命令者予以查抄、没收，甚至拘捕。面对突如其来的“币制改革”，市民心理上忧虑，工商界终日惶惶。商业市场立即卷入抢购狂澜的势态中，市民都急于倾其所有抢购物资，试图减少或免受钞票贬值之灾。棉布、百货、烟酒等商店和公司门口，每天早晨尚未开门，已汇集成人山人海。国货路一带的商店货架上的毛线、毛巾、被单、衬衣、袜子、卫生衫裤等日用生活品，不问尺寸大小、式样规格、颜色新旧全被抢购一空。于是各家商店的墙上贴满了“货已售完，顾客原谅”一类纸条。有的商店用缩短营业时间的办法来应付空空如也的货架。绝大多数依靠微薄工薪维持生活的公职人员，面对货价一日数涨的局势，薪水一经拿到手就急忙跑去买米买煤。各家钱庄营业收入的金元券交到银行，银行来不及清点，双方议订用封签交款，一捆捆装入麻袋积压似山。由于芜湖距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最近，因而也是遭受掠夺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财政部还通令芜湖有执照的宏丰、和太、义旭、庆源、万祥、通孚、长余、晋孚、生大、承余、庆余等十多家钱庄，将营业往来持有的金元券资金，送交当地中央银行“验资”，名曰审核钱庄资本是否符合登记注册数额。而各家钱庄交去的“验资”款，直到国民党政府逃离大陆，也没有得到归还。市场大米每担从二十二元，涨到一千多元，至1949年2月竟高达二万元，至同年四月米价升高到一千一百九十万元一担，贬值速度远远超过法币，金元券等于废纸，已完全失去人民信托。当时社会上传出消息，金元券一千元，可向中央银行购买黄金一两，于是有的市民纷纷在头一天晚上，就蹲在银行门口排队等候，挨冻一夜也没有兑到一两黄金。后来，中央银行也曾拿出一点金银应付一、两天金融市场，但黑市银元贩子，金币铺雇工，还有一群流亡在芜湖的难民，他们只要能够挤到兑换的登记证，不花钱就可赚到一笔钱，头一天登记证索价七十元，次日竟涨到二百元。由南京运到的大批五万元、十万元一张的大钞更足以刺激人心。据说，有位客人上午坐人力车花一百元车费到朋友家吃饭，晚上回家时车费竟要六百元，几个小时之间，恍有隔世之感。在恶性通货膨胀和苛捐杂税双重压诈下，市场经济萧条，钱庄，商店陆续停业清理。金银黑市活跃，黄金银元成了争购的独门物资，银楼业照官价只卖出成品而收不进原料，难以生存也只好停业，有的则转入黑市金融交易。地方政府虽喊叫彻底扑灭金银黑市，但黑市却变本加厉蔓延下去。金融市场在骚乱中变化惊人，1949年1月31日上午行情，银元每枚三百五十元，到晚上突破二千元，最高峰达到三千八百元。银元与物价是不可分割的，银元狂涨的后果，物价亦跟踪跃升。世界金融史曾载文：1923年欧洲一个国家迫于战争，无力正常印制纸币，于是将废车票，废餐票改印成临时纸币。而民国政府后来出于无奈，亦重蹈复辙，诡称：为安定金融活跃市面，竟以镍币代替折合银元强制流通，令人惊讶。更甚者，芜湖中央银行还签发本票，由芜湖县政府张贴布告：“查本市近来现钞缺乏，各机关行庄咸感周转不灵，为解除钞荒起见，此嘱芜湖中央银行分行发行本票。本票面额分五千、一万、五万、十万元四种，与金元券同值行使。银行与钱庄可以本票抵充库存，工商业一体通用，公营企业、税务、铁路、公路，电信、邮政、航运等交通事业一律应予收受，如有擅自贬低打折，或拒绝收受者严惩不贷”。 金元券如此贬值，银元渐渐成了流通货币，政府虽再三申令，禁绝银洋黑市，但黑市反见公开，有的商店货价已用银元标价，这无异对法令是一极大嘲弄。有的商人直率地说：我们标售银元理由，一是金元券贬值太快，一天要改好几次标价，实不胜其烦。反正我们标售金元券，亦以银元为基础，又何用再换。二是政府向我们收税，有的已改为现洋，既然政府亦承认银元的地位，我们又何苦假装信用金元券呢？此外，借人头平物价、取缔银元黑市的血惺恐怖，自武汉开始也传到芜湖。武汉国民党警备司令陈明仁，面对物价狂涨、社会秩序混乱，影响一连串人民生活问题十分害怕，竟凶象毕露，颁布了四点杀人条令：“①聚众抢劫财物者杀；②散布谣言，扰乱治安者杀；③如有纠众暴动者杀；④故意造成黑市扰乱币制者杀”。且称，治安机关发现上述违法者，可先就地枪决后再呈报。汉口统一街银洋市场上就地枪决一名叫马方林的银元贩子，还枪杀了两名“抢米”的年轻人。芜湖军警机关以为“四条杀令”是救生符，便抄印张贴布告于街头巷尾广场。实际结果恐怖镇压亦无法挽救政治和经济危机，除激起群众更大的愤怒外，结局则是金元券只经历七个多月时间便告彻底崩溃。国民党政府用尽欺骗伎俩，自弃于国人，夕阳西下，最终惨败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年在上海力图推行金元券，平抑物价而受命担任上海经济督导员的蒋经国，一九四八年十月在他的反省录中无可奈何地写道：烟税增加，金元券发行数目太大，造成十月初的抢购运动。到处都是钞票，这许多钞票无路可走，造成了市场混乱。又写道：想起八九月间人人拿美钞黄金来兑换金元券时候的情况，以及今天金元券的贬值，实在太使自己难过了。每次想起人家将金钞兑了之后，今天是如何的怨恨我，真是惭愧万分，为了表明自己的责任心，并将向政府自请处分，并对上海市民表示歉意，云云。 （四）人民银行收兑“金元券” 1949年4月芜湖解放，中国人民银行皖南分行奉令发布公告：伪金元券为非法货币，自即日起禁止流通，迅速排除。但为照顾劳动人民利益，人民银行以人民币一元换收金元券十万元的比率，在全市限期进行收兑，凡工厂工人、教职员工、农民及贫苦市民持有金元券者，银行以优惠价兑换之。人民政府此项金融政策，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感激。
解放初期芜湖禁毒记略（《芜湖文史资料7》第011篇）
作者：汪业新 妓院、赌场、鸦片馆为旧社会病体的三大毒瘤。这也是我国近代秩序紊乱、匪盗猖獗、国穷民弱的众多原因之一。本文现就芜湖近代史上鸦片烟毒泛滥以及一些时期的种种禁烟毒情况作一略记，使年轻的朋友们了解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真正禁鸦片等毒品。 鸦片，英文 OPIUM的译音，亦称“阿片。”系将一种名叫罂粟的植物花所结的罂粟果内乳汁经干燥而成，为棕色至黑色的干膏状块，具有特殊的气味。经常吸食此品易于成瘾，能导致慢性中毒，使吸食者性格变化、精神萎靡、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瘾发时，呵欠流涕，坐立不安。据史载，鸦片早在唐代已有少量输入，供药用，具有镇痛、止泻、止咳等效果。但易于成瘾，不宜多次使用。十六世纪，英、葡等西方殖民者已侵入印度。1600年，英国设东印度公司，诱使印度种植罂粟，以所收的果浆而制成鸦片输入中国。一些官宦及商人开始吸食鸦片，并以此为荣，遂形成了风气。此后，鸦片大量输入。清嘉庆元年（1796年）清廷以输入渐多，白银外流，影响国计民生；且鸦片毒害人民，下诏禁止鸦片进口。但英、美等散商仍大量输入。嘉庆五年进口二千箱，道光十七年（1837年）激增为三万九千箱。清政府于1839年下令严禁，结果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1858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准许外商在通商口岸销售鸦片，并以“洋药”名目缴税，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从此，鸦片竟成为“合法”进口商品。 鸦片在芜公开或半公开销售，已有一定的历史。早在十八世纪后期，鸦片已开始流入芜湖一带。清光绪二年（1876年）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芜湖被迫列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势力随之侵入芜湖，鸦片等毒品大量流入芜湖。 自民国初年至一九四九年四月止，除了日伪时期公开销售烟毒外，各个时期虽有禁烟之名，但禁来禁去都是禁民不禁官，屡禁屡驰、禁而不绝。在这三十七年间，禁烟机构名称繁多，时而更迭，但大部分名存实亡。唯有日伪时期戒烟局和戒烟所都名为戒烟机构，实际上一个是公开怂恿烟毒销售，一个是为吸毒者提供场所，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的祸心。日伪戒烟局的职责是管理各家烟馆、土膏店（鸦片等毒品分销处），每月从芜湖宏济善堂（名义上是日伪慈善机构，实际上公开配售毒品的专门机关）配售“官土”（官方销售出来的鸦片等毒品）以便供人吸食，推行的是日本侵略者的“毒化华人”的政策，并以此牟取暴利，为日军侵占中国服务。 据统计，日伪时期芜湖城区共有二十家土膏店、三百七十四家鸦片馆。这二十家土膏店名为：裕森祥、大元、同发、华昌、华成、公和、钱记、同昌、川江、公记、钰记、广聚、同圣、珍记、同和、净记、袁记、刘记、桑记、同康。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毒品走私小贩，平均在城区日销毒品七百五十两，月销达二万多两（不含从芜再销往外地数）。由此可见，芜湖的贩毒、吸毒者之多，毒品在芜湖泛滥之状况，已成灾祸。 自日伪时期至解放前夕，芜湖主要有两大帮贩毒、售毒集团，长期勾搭、自成体系。一帮为合肥帮，此帮是以李少卿为首，主要成员大都为合肥籍人氏，客居在芜。该帮以合肥为中心，从皖北各地贩运毒品，运到芜湖后私下进行销售。 李少卿，男，1893年出生于合肥。其8岁时随父来芜，先后在芜开设过纸坊、酒庄、广货店等。1936年在芜开设“同康”土膏店，专司毒品销售。1939年，日伪芜湖当局准许各土膏店领取执照后可公开销售毒品，但规定毒品须由“宏济善堂”按月计划配售，其它外来毒品就为非法。此时在芜公开注册的二十多家土膏店经李串连，成立了伪“芜湖特商公会”，李自任该会的理事长。李在该会任伪理事长一直到1942年因拐骗各家土膏店的大量资金而被撤职。其在任伪职期间长期贿赂、买通芜湖伪戒烟局长、科长、稽查队长等，所用资财均由该会各家承担，以便从外地贩运大量走私毒品来芜销售，从中牟取暴利。 另外一帮为湖北帮。此帮是以汪伯衡为首，主要成员大都为湖北省籍人氏，也都客居在芜。该帮以武汉为中心，从长江沿线各地贩运毒品，运到芜湖后再私下销售。 汪伯衡，男，1897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其19岁时来芜，于1927年起开始贩、售毒品，绰号为“坐帅”。其开设“和昌”土膏店，明卖“官土”，暗卖“私土”（走私而来的毒品）。1942年，其在外地收购大量浆土后，运回芜湖创制“狗头牌”烟土，远销于湖北、江西沿江一线。其仅在1942年至1943年的两年间，共售出烟土三万余两。抗战胜利后，其还先后两次乘飞机去重庆贩运毒品。 除了合肥帮、湖北帮两大贩毒、售毒集团外，芜湖还有数百人专门走私贩运毒品来往于大江南北、长江中下游之间，以此为营生，俗称“烟毒小贩”。他们系随身夹带少量烟土、毒品。出售者均为在外地购入，随身带来芜湖，私下卖给各鸦片馆或瘾客。 自从鸦片等毒品流入芜湖泛滥成灾之后，除日伪时期外，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禁烟。但时间一长，又都是恢复原状，毒品照样销售，官员、富翁等照样吸食。即使在禁者风盛之时，仍有人贩运、销售毒品，只不过是采用秘密方法偷运毒品，瘾民秘密吸食罢了。此时，有些专门销售毒品给各鸦片馆的土膏店，名称上改作磁器店、五洋店、窑货店等店号，但暗下仍进行毒品销售。为了使毒品能照样流通，各土膏店和各鸦片馆、各贩毒大户和贩毒小贩，都是采用两种方法，以求一逞。一种是利用金银财物贿赂专管毒品查禁的官员人等；另一种是利用各种秘密手段藏匿、贩运毒品。其贩运、藏匿毒品的手段手法各种各样。贩运时，采用夹底小船、特制马车，夹层篮筐等专用工具，将毒品藏好后再起运。运到芜湖后将毒品匿藏于家中的天花板上，地板下，楼梯中，墙壁里，特制方桌、梳妆台里。有人甚至将毒品包装后进行蜡封，匿藏于下水道或小阴沟中。大小毒品贩子家家都有藏匿毒品的地方，已成惯例。各土膏店和鸦片馆更是如此，只不过藏匿的地点和方法不同罢了。毒品贩子们偷运手段层出不穷，有的乱假成真，将毒品放在空蛋壳内，外面用粗糠拌上黄泥糊在蛋壳上，将一些真变蛋放在篮筐上面，冒充成贩运变蛋的贩子；有的将毒品放在瓷器内，冒充成瓷器商，与其它瓷器一道装运；有的买通轮船上的水手人等或火车上的司机、司炉，将毒品带来芜湖，以避开途中的检查。 在芜销售的毒品中主要有骆驼牌、飞马牌、狗头牌等烟土，还有吗啡、海洛因等。由于贩卖毒品能牟取暴利（贩卖一两鸦片就可净赚两块银元而吗啡等则更高）加之禁毒检查人员的检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查获只要送些贿赂就能放行，以致贩毒、吸食毒品的活动越演越烈，有增无减。 抗战胜利后，从1945年9月至1949年4月中旬止，芜湖警察局先后有四任警察局长。第二任警察局长唐盛铉在任职期间，看到贩售鸦片等毒品有利可图，就做起了鸦片生意。其在合肥老家豢养了一些人，专门在皖北一带收购烟土，然后利用芜湖警察局“芜警一号”巡逻艇来往于合肥与芜湖之间装运鸦片。鸦片等毒品到芜后，其利用职权强行向有关烟馆兜售。牟取暴利后，其狂嫖滥赌，经常出没于妓院、赌场之间，曾要其下属的四个警察分局局长到妓院去打牌为其捧场。唐的前任警察局长贺宗章在任职期间，还亲自导演出一场烧假鸦片的丑剧。1946年春，贺将前后搜查到的三千余两鸦片全部留下，用红糖等代替，包装成鸦片包式样，后公开发出邀请，请各界派代表于公共体育场观看焚烧毒品。这次共烧了三百余包（每包十两左右）假鸦片，而局外的各界代表无不被其等迷惑住。在这之后，其将三千余两鸦片分售给有关鸦片馆。以上两例可见，警察局长做起了毒品生意，警察局倒成了出售毒品的机关，上行下效，其禁毒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警察局所查禁的毒品多系一无后台、二无多少油水的一般贩毒小贩，对一些既有后台又实力雄厚的大毒品贩子则望而生畏，根本不会触动一下。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真正查禁毒品。芜湖解放后，贩售和吸食毒品的活动由半公开转入地下。据芜湖市公安局统计，从1949年5月至同年12月的八个月里共发生毒品案226起，破获206起，打击了贩运、销售、吸食毒品的活动，共收缴鸦片等毒品一千零三十三两三钱。 1951年3月6日，芜湖市人民政府发出禁烟（毒）令。禁烟令明文规定：任何人都不准种植烟苗、不准贩卖烟毒、不准开设烟馆；所有瘾民进行登记，限期戒绝。同年8月，市有关部门发动全市人民进行检举大小烟毒贩和吸食者，促使他们进行登记。据群众检举，全市此时共有大小毒品贩子和吸食者726人。市有关部门采取行动，对其中不仅贩毒、售毒、吸毒还有其它严重罪恶者，依法对他们进行了公开处理，一部分被逮捕、判刑，一部分交群众管制；对其中无其它罪恶的瘾民则责令他们具结悔过、限其自戒。此间，贩毒、售毒、吸毒活动一度销声匿迹。 1951年底，一些贩毒、售毒份子和瘾民又私下进行贩毒、售毒、吸毒的活动。为了逃避打击，他们的贩毒、售毒、吸毒的手法更加隐蔽，有的贩毒份子甚至装扮成我人民解放军干部以便逃避检查。 为了彻底肃清毒品，1952年6月，市委、市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文件的精神，决定成立芜湖市禁烟（鸦片）禁毒指挥部，专门开展肃毒工作。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以公安、民政部门抽调干部为主，同时抽调交通、税务、铁路、邮电、卫生、司法等部门一些工作人员，共有366人开展专门工作。首先在全市进行了烟毒危害的宣传。由民间艺人、教师、学生、店员等1500多人组成的各个宣传队，深入到大街小巷进行宣传，直接受到教育的群众达133000多人。其次发动群众再次检举揭发，以各种会议的形式，控诉烟毒份子对社会的危害。经过广泛宣传、动员、检举揭发之后，在市区设立了四处登记站，对在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颂布的《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之后，仍进行种毒、贩毒、售毒、吸毒人员进行登记。1952年8月中旬，对拒不登记的种毒、贩毒、售毒人员依法予以逮捕；对吸毒人员依法进行了传讯。共查获鸦片一千二百五十五两、海洛因二百零四两、巴比同二十四两，缴获毒具一千一百九十五件。经过详细调查、核实，查出了以周名富、李少卿、汪伯衡等为首的几大贩毒、售毒集团，并查出了专门加工制造毒品的有十三家。同年9月20日至10月底，在全市范围内先后召开了四次公判大会。依法对在1950年2月24日之后仍进行大量贩运、销售毒品的烟毒犯进行了公开处理。先后将周名富、汪伯衡、李少卿等四个大贩毒犯依法判处死刑，并依法处理了其他一些烟毒犯。 为了帮助一些瘾民彻底戒除烟毒，市内专门成立了戒毒的卫生所。卫生所设在赭山脚下的市社会救济院内，所内工作人员由公安、民政、卫生等部门抽调专人组成，设有宣传、施戒、管理三个小组，配有专门的医师、护士、看守等。对于有决心戒毒的瘾轻者，交由群众监督，限期自戒；对于久吸成瘾而又一时难以戒绝的瘾重者，则实行分期集中戒除。根据调查，市内共有瘾民达一千余人，其中瘾轻者有二百余人，瘾重者达八百余人。 卫生所第一期集中戒毒于1952年10月20日开始。每期戒毒时间为一个月，每期戒毒人员为一百人。该所对戒毒者家庭有生活来源的，要求伙食、医药费用自理；对于确实贫苦、无力付伙食、医药费用者，由其所在地派出所出具证明，经卫生所批准可酌情减免，家庭无生活来源者并可救济其家属。在这集中施戒的八百余人中能自备伙食费及医药费用者约有二百人；能自备半伙者约有四百人；确实贫苦、无力自备者约有二百人。这二百人中原大都为殷实人家，由于染上毒品而使家道中落，有的甚至沦为乞丐。对这贫穷的二百人，因需集中戒毒，家庭生活无来源，除全部免除伙食、医药费用外，还需救济其家属生活的共达二百户计有大小人口七百余人。 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施戒政策深入人心，瘾民们进入卫生所集中施戒后无后顾之忧，绝大部分人都能安心戒除。其家属们和广大市民都为这样的施戒政策叫好！社会反映十分强烈，有的人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鸦片鬼），新社会把鬼教育成人。有的老年人说：林则徐禁鸦片、烧鸦片，搞了好几年都没有把鸦片烧尽；国民党禁烟，越禁越多；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能把烟毒禁掉。 从此，在芜湖历史上泛滥了数百年的毒品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真正查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