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邦太、朱渭滨 一、钱庄的兴起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陆交通方便，建有港口、码头，是大江南北粮油的集散地。历史上曾称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各地粮商云集，中外船只往来如织，每年吞吐大量的粮食、菜籽、豆类等农产品，运往国内外，堪称盛极一时。与粮食采运业有着密切联系的钱庄行业，此时也相继设立，相互促进，从而带动了整个市面繁荣和有关行业的发展。据从事这个行业的前辈说：早在光绪年间，李鸿章之子李伯行，即在芜设有宝善长、恒泰两家官僚资本钱庄。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一二年——一九三〇年间，为芜湖钱庄业的兴盛时期。先后创立有承馀、单瑞丰、西合泰、同和、久馀、厚丰等二十余家，除少数几家独资外，大多是合资经营的。每店资本从白银万两至数万两不等，大致可分为镇扬帮、徽帮和本地帮。 各钱庄规模不等，一般雇用职工二十至三十余人，设有经理、副经理、跑街、管帐、管钱、书信、管杂务、中班同事、学徒、炊事、杂役等。经理掌管人事、财务、业务权，对股东会负责。跑街对外负责联系业务，每天上午到有关粮号联系申汇和用款数目，上公所与同行洽谈交易，到有往来的商店承揽存、放、贷款、汇兑业务、调拨头寸等等。跑街人员对各行业情况、市场动态，以及往来户家底，必须膝如指掌，方能对经放贷款的安全回收，做到心中有数，确有把握。因此，跑街在店中相当于高级职员的重要地位。学徒在三年期内，除扫地、擦水烟袋、搞清洁卫生外，还要学会识别银元真伪的本领，夜晚操练珠算。 银元的种类繁多，有龙洋、鹰洋、本洋、站人洋等，价格不同，要分别整理，每百元为一包，在整理中，如发现有夹铜、全铜、灌铝、挖补、锉边、硬戳、哑板、烂板、轻头等，都不能流通市面，只能贬价处理。识别银元要一敲、二听、三掂、四看，敲是用右手拿银元二十块左右，翻到左手中指上，以银元敲击银元，听其发出声音，掂其份量轻重，同时用眼看，发现有毛病的，随即从左手中指上滑下来，不需停手剔除，两手翻掂非常敏捷，每百枚银元一般只需五、六分钟。这种功夫，没有较长时期的认真锻练，是不能操作自如的。 旧社会钱庄对学徒管教甚严。学徒必须在店住宿，有事须请假，不得随便离店。全店职工都有责任对他们进行管教，而他们也很少违抗。因为在旧社会进钱庄当学徒，视为“有出息”、“金饭碗”。学徒期间，每月只发月规一元，供理发、洗澡及零用，偶有客户在业务空闲时，与经理或跑街凑一牌局，学徒、炊事、杂役等也可获点额外（抽头）收益。学徒三年期满发给工资，定为中班同事，按工作能力给予提升。 全店职工皆由资方供应伙食。辞退职工，一般例规为每年正月初七为定事日，在这一天，每个职工都是提心吊胆的。担心丢饭碗而遭失业，但毕竟每年都有更送或被辞退的，由经理个别谈话，予以留店，续用或调动工作，都必须绝对服从。店中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经理，股东平时不得干预店务，每年春季召集股东会一次，由经理主持，陈述一年来店务情况，提交红帐。倘个别股东无意继续经营，可以退股。盈利一般按十四股分配，即股东得十股，经理付经理得两股，全店职工得两股。除此以外，无其他福利。老弱多病不能继续工作的，辞退时只酌给旅费，不发解雇金，更谈不上象今天享受劳动保险，按月领取退休金了。 二、钱庄的主要业务 钱庄的业务范围主要是存款、放款、汇兑。因此，与各行业商户都有业务往来。这对调剂余缺，便利工商户，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那时芜湖只有中国、交通两家官办银行，对外办理存放款、汇兑业务，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有它专业范围。以后上海陆续来芜分设的上海银行，实业银行，由于他们对工商户的往来手续繁琐，借款限额小、限期短。大宗借款还要抵押品，不及钱庄简便，远远不能满足工商业户的需要。这就为钱庄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的钱庄，大多集中于十里长街的中心地段。有几家资本雄厚的大户，既经营钱庄，又开设货店，即所谓前店后庄。如上海籍宁松泉经营承余钱庄和宝裕纱号；合肥籍虞渐逵，经营鸿丰钱庄和鸿义兴纱布香烟号。 钱庄的主要业务往来，是与粮商米号极为密切的。当时的广、潮、烟、宁等外地粮商，常年派员驻芜，委托粮号采购粮食、菜籽等，运往潮州、汕头、厦门、烟台、天津、青岛、上海、宁波等地销售，回笼货款，大都在上海金融中心轧帐，申票亦都交钱庄代收。有的粮商在芜采运粮食不带现款，是出申票给钱庄按期兑取。申票一般为三天例期，如一号在芜出给申票，四号在上海兑取，如遇例假顺延。申票汇率按票期天数贴息，通称毛水，视银根松紧情况，贴息有大有小。如银根松时，例期申票直过，即不需贴息，偶而甚致升水；银根紧时，毛水就大些，钱业公所对此每天议价拍板挂牌为准。钱庄收粮号申票，按当天牌价酌加收手续费，商店如需到上海进货，则向钱庄汇出申票，如此一进一出，从中获得一定利润。钱庄对申票进出数额，每天有专人码牌推算，以免误期影响信誉。如有到期多头申汇，可出售电汇，电汇密码由副经理掌握。各主要大城市，一般都有常驻代理人（即庄客）办理钱庄汇兑收付业务，普通城市汇兑业务不多，各地同行可互相代理。 三、钱庄的资金来源与结算本位 钱庄的资金来源：除自筹股金外，主要依靠吸收存款以及市场游资，本店亦可签发庄票，辅助资金周转。当时的币值比较稳定，定期存款月息约在一分至一分二厘，放款月息约在一分六至一分八厘之间，存放活期存款约在五至六厘，每月变动幅度不大。汇款，都以信用为主，不提供其他保证。这在当时工商业户往来中，对“信用”二字是极为珍视的。所以，钱庄创立时，大都邀请殷实富户并负有声誉的人入股，或担任名誉董事长，藉以号召和扩大影响。 民国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以前，钱庄与工商户往来进出都以银两为本位。但市面上仍以银元流通使用，偶有元宝出现，只能送钱庄入帐，不许在市面流通。银元折合银两价格，每天上午同业都到钱业公所共同议价，全市各业一样依照当天牌价折合计算。议价挂牌项目有：镇二七、汉沪或称洋例纹、规元（即镇江、汉口、上海的银本位）；各种银元（龙洋、鹰洋、本洋）铜板等，有专人抄送各项牌价，每天都有升降，但一般只在分厘之间。 钱庄还有一种惯例，平时进出均以银两为本位，但到农历年终，对客户欠款，除收回者外，不能及时收回的作为开期（即开年的借款），由银两折成银元贷款，另换借据。到次年正初，又将银元折合银两。例如：上年年终，公所收盘的银元牌价为六钱七分，到次年正初开盘价为六钱九分，两比，每千两可获利二十两差额，开期利息另计。这也是钱庄的生财之道。 开始使用银元，大约在清光绪年间（具体年份不详），银元图有“龙”的叫龙洋，为清政府银元铸造局铸造。鹰洋、本洋、站人洋都是从国外流入的。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又铸有孙中山像和袁世凯像的银元。因袁像头部大，民间普遍称作“袁大头”。银元的重量，每元规定为七钱二分，但钱业公所牌价，约在六钱六至六钱九分之间，因银元内含有少量铜质，无铜敲击不响也没有回声，故银元实质上不是纯银。铜板也始自光绪年间使用（在这以前使用铜钱），流动量大，是零星买卖的辅币。前己叙述，铜板每天也有牌价，但在平时每万枚铜板折合钱两为二十一两六、七钱，按银元牌价六钱七分左右计算，每一银元可兑换铜板三百二十余枚。但在下半年冬腊月之际，每万枚铜板折合银两为十九两三、四钱，而银元牌价又相对提升到六钱八、九分。这样，每一银元只兑换铜板二百七八十枚，这是每年常见的规律性幅度较大的升降。这对当时以铜板为主要收入的做零星买卖商贩和人力车夫等劳动人民来讲，无疑是被盘剥的。铜板的兑换业务，仅属小同行经营，如当时设在红墙院的和泰钱庄，供应对象是当铺、箩头粮行等找尾之用。此外，街边还有摆钱桌的，如石桥港的童复兴钱桌，就专营铜板兑换业务。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正式宣布了废两改元，银两作为一种货币本位遂从法律上宣告中止。”（见千家驹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芜湖同全国一样，在这一年废除银两，改以银元为结算本位。从此，钱庄以银两升降的剥削也随之取消。当时纸币发行量不大，市面流通的大部分是中国、交通两行的纸币。偶有民族资本的上海通商银行、中南银行、实业银行发行的少量纸币。市面流通的还是使用银元为多数，而持有纸币的随时都可以向各该银行兑换银元，故而币值稳定。记得在这期间，上海实业银行发行的五元票面红马图案的纸币，在芜因谣言发生挤兑，当时承余等三家钱庄立即筹足大批银元代为敞开兑换，因而平息了挤兑风潮。可见当时钱庄业珍视、维护同业信誉和互助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四、日伪时期的钱庄业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十二月间，日寇侵占芜湖，所有钱庄都一律停业避离。翌年，日商洋行纷纷设立，日货充斥，市面逐渐恢复。市面流通的货币，有法币和军票两种。当时的纱、布、五洋、油盐、杂货等大都控制在日商洋行手中，必须用日军票购买。于是泰成、泰升、成美等四、五家钱庄相继设立。它们以兑换日军票为主要业务，日军票与法币的兑换比率，开始以宁、沪行情为依据，台湾银行在芜设立后，每天公布日军票兑换牌价。这时安民银行、华兴银行也先后在芜设立，但与工商户往来不多。一九四〇年起，市场渐趋繁荣，又有久大、久泰、大华、康永、生大、晴记、泰昌、泰和等二十余家钱庄陆续开业。当时钱庄资金不大，而且皆是合股经营，大多依靠吸收游资来周转运用。主要职员多系股东兼职，也雇用一部份职工。工资待遇，视各店规模大小而定，差距不大，也供应伙食。在这期间，汪精卫公开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组织汪伪政权，芜湖也相应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伪中储券大量发行，搜刮民脂民膏，市场畸形发展，游资更加充斥，因而钱庄家数激增，最盛时有八、九十家之多。此外，还有芜湖商业银行，芜湖实业银行，德泰恒银号等，可谓盛矣。由于伪中储券发行量激增，物价波动甚剧，工商业户普遍重货轻币，钱庄本身亦鉴于纸币日趋贬值，手中也掌握一部份货物，以保值资本，而应付万变。所以，在日寇投降时，伪中储券更加贬值，不如草纸，而钱庄所受损失不大。 五、国民党统治下的钱庄业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人民群众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以为从此可以建设国家，安居乐业了。讵料从大后方来的官员实行“劫收”政策，汉奸、经济汉奸帽子乱扔，闹得人心惶恐不安。当时有点名气的资产者，大都远走避风，工商业又出现停滞现象，钱庄亦全部停业。至一九四六年春间，始由国民党芜湖县政府发给民康、新华、同大、蔚大、泰昌、鼎成等二十余家钱庄临时开业执照。其业务仍如前述，都是合股经营的，是年秋，国民党财政部明文规定，凡是在抗战时停业的钱庄，只要提供证明资料报部经核准后，可以发照复业。但经过八年抗战，老钱庄一切帐册资料，幸能保存者，已寥寥无几，只有承余、鸿丰、庆源，蛀大、长余、义昶、晋孚等十余家领到财政部正式执照批准复业。其中一部份还是花钱找门路，提供假证明获准的；有的虽花了钱并不一定办成，个别反弄巧成抽。记得源记香烟店店东钟家康，通过“门路”获得一张德源钱庄复业执照。于是觅址在长街陡门巷上首，新砌石库门面，张灯结彩，发送请帖，择吉“开张”。迨将现钞送至国民党中央银行国库验资后，始被财政部发觉，这张批复文件，不是由财政部签发核准的，而是财政部从重庆迁回南京途中，被一高级专员利用职务之便，窃取了盖有财政部大印的空白公文纸，私自填写的。再找这位“专员”，已杳如黄鹤不知去向了。由此可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到了何等严重程度。而德源钱庄只得偃旗息鼓，参加到“地下钱庄”的行列。 由于国民党财政部的执照难以领到，而抗战胜利初期县政府发的临时执照又不顶用，拥有正式执照的十余家钱庄，远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因此，无照钱庄，即俗称“地下钱庄”如雨后春笋似地兴起，最盛时多达七、八十家。其中以中小同行占多数，这些无照钱庄，是在当时地方政府默许下开业经营的。而这种默许又是通过“金钱”渠道获得的，它们与有照钱庄经营业务相同，相互之间也调剂余缺，后来还在钱业公所内共同办理票据交换所，只是不能以钱庄名义签发庄票和向中、交、上海银行等直接出售申票。当时不论有照钱庄或“地下钱庄”，除个别外，一般都很重视信誉。此间虽有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安微省地方银行、芜湖县银行相继设立，但由于钱庄经营灵活，手续简便，因而大多数工商户还是乐于与之往来。 一九四七年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为了弥补愈来愈大的军费开支所导致的财政赤字，于是滥发纸币，投放市场，造成物价波动，纸币贬值。由于大量纸币踢来踢去，钱庄忙于收付，钞票来不及清点、签封，只打捆、装麻袋，进出数额激增，毛利收入也相应增大。当时工资发放形式：有的以米（担）或棉纱（包）等实物为折算单位，按发薪当日市价计算；有的以底薪为基数，每月以毛利、票贴收入提成发给。当时钱庄大多兼营副业，如经营棉纱、布匹、五洋、百货等，以保住资本。那时国民党溢发纸币，通货膨胀己达到惊人的程度。据笔者记忆：一九四五年度，约为一万亿元；一九四七年底约为三十三万亿元；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元券发行前夕）约为六百六十三万亿元。由于法币崩溃，国民党政府宣布币制改革，限制物价，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八・一九”限价。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金元券发行额宣称为二十亿元，以一比二百的比率把法币收回换给金元券，欺骗人民说是以黄金作储备，保证金元券的稳定，金元券一百元，可向中央银行购买黄金一两。于是有人头天晚间在中央银行门前排队轧黄金，不知挤踩伤了多少人，也没有抛出一两黄金。与此同时，国民党财政部还命令有执照的钱庄，将改革后的金元券资金，送交中央银行国库验资，这笔验资款，直到国民党政府垮台时也未发还，可谓残酷的掠夺。 所谓“八・一九”限价，实际上物价愈限愈涨，商店货物被抢购一空，群众拿着金元券买不到商品。蒋经国在上海大查囤积居奇，严惩“不法商人”，芜湖也有“戡乱”大队到商店查抄存货，搞得人人自危。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金元券发行额己猛增到六十八万亿元，金元券等于废纸。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加之国民党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军、警、宪、特的敲诈勒索，工商业户碰得焦头烂额，濒于倒闭。钱庄亦遭受到同样的命运，一律停业清理。 六、解放初期的钱庄业 芜湖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解放的。解放军进城后，“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政府的政策是：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个政策得到了人民的一致拥护，市面又逐渐恢复，趋向繁荣。钱庄相继复业或新开业的有：晋孚、庆中、大丰等近三十家。它们接受当地人民银行的金融管理。人民银行的经营宗旨是：扶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凡当地各类工商户，只要符合政策，都可给予扶助和贷款，而且利率低，汇费小。因此，市面金融活动绝大部分集中于人民银行，钱庄业务自然地逐渐减少。一九五〇年春，国家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艰巨的恢复工作，使财经情况逐步好转，结束了国民党多年来通货恶性膨胀的局面，物价渐趋稳定。当时粮食采运业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前，已日趋自行淘汰。而与粮食业有着密切联系的钱庄业，这时所经营的存放汇兑业务既少，利润又薄，同时也不能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至一九五〇年底，均陆续呈报人民银行批准歇业。从此，钱庄已成为历史名词，不复存在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回忆当年金元券给工商界带来的灾难（《芜湖文史资料1》第017篇）
作者：杨邦太 一九四八年在芜湖经营工商业的，鲜有不受金元券所带来的灾害，我就是受害者之一，回忆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遭到人民解放军致命的打击，已经陷入困境，在经济上，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濒临崩溃边缘，为了挽回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局面，乃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凌晨突然发布“币制改革”命令，以法币贰百元折金元券一元，限期兑换，市面上只准许金元券流通；同时限令各种货物，按当天市价折合金元券，敞开货架，标价出售，不准隐藏居奇，并组织“戡乱建国大队”，到各商店检查货物，对违反命令者，进行查抄，没收，甚至逮捕法办。也有的以检查为名进行敲诈勒索。如宣城经销美孚油的德大号驻芜湖代理人刘福庆就被拘捕关押多日，刘锡臣在进宝街所开的小银饰铺，也被“勘建队”抄去白银二、三百两。当时工商界人心惶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八・一九”限价的恐怖情景。 限价不几天，芜湖市场掀起一股抢购浪潮，金元券随之贬值。继而又掀起抢兑黄金风潮，（原国民党财政部宣布金元券可以一定比价向中央银行换黄金，同时抢购银元黑市异常猖獗，金融市场陷于一片混乱。 当时、我在进宝街天主堂巷口开一爿中小型香烟店，八・一九”限价命令一经发布，我所经营的香烟，火柴，皂烛等日用商品首当其冲，军、宪、警、特务、流氓等，都持金元券前来抢购，甚至把手枪放在柜合上进行威胁。不到两天，店中所有存货被抢购一空，但又进不到货，看着货款一捆捆金元券发愁、未几，货价又猛烈上涨，一日数度，我所卖出去的约二十箱的香烟款，在上海只买到五箱劣质香烟运回，资金损失近五分之四。而那时一些有权势的党棍、特务，都趁机把魔爪伸向工商界，大敲竹杠。如当时五洋业资金较大的源大，源记、源安，叶月记等商号，都被他们以购买香烟、煤油为名，强取豪夺，大发横财。而我们这些备受欺凌的正当工商户只能忍气吞声，任其割。这仅仅是一个行业中几户受害的一鳞半爪，其余可想而知。 回忆这些亲身经历的往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祸国映民不得心，必然被广大人民所唾弃，而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九八一年六月
辛亥革命初期皖芜军政分府理财部发行的军事用票始末（《芜湖文史资料4》第006篇）
作者：张振才 1911年，在武昌起义的胜利鼓舞下，安徽咨议局于11月8日宣布安徽独立，推举当时的安徽巡抚朱家宝为都督。芜湖也于9日宣布独立，成立了芜湖军政分府，举吴振黄为革命军司令。14日，联军总司令徐固卿正式委任吴振黄为军政分府司令。芜湖军政分府即召募兵士编成一旅，准备北伐，扩大辛亥革命成果。该旅军饷由芜湖大关每月截留数万元税款供给；购枪款由商会筹集。当时因为芜地集中军队较多，开支庞大，芜湖军政分府司令吴振黄便令理财部发行“皖芜军政分府理财部军用钞票”（以下简称“皖芜军用票”）两万张，以济周转。1911年12月底，开始北伐，芜湖人心惶惶，商业萧条，社会经济处于难以回升之地。皖芜军政分府理财部之款入不敷出，凡持军用票赴部兑换者，皆难以兑现。 1912年1月2日，孙毓筠到皖就任都督职，正式成立皖省军政府。为了统一安徽军政，要求各处军政分府及类似机关全部取消。 1912年2月23日，吴振黄宣布取消分府。至此，芜湖军政分府仅存一百零六天。“皖芜军用票”由于使用时间短，发行数量不多，且因北伐军北上途经芜湖，流动性大，此军用票几乎无存，鲜为人知，实为难求之稀品。 迄今为止，国内见刊报导的只有壹圆的一种。是否还有其他面值，不得而知。壹圆票券长14厘米，宽9.6厘米，正面中央花纹内印有大写“壹圆”二字，其左右两旁印有“凭票即付”、“执此为照”字样，上端横书两行“皖芜军政分府”、“理财部军用钞票”，右边印“中华民国元年×月×日”、左边印“只认票不认人”，下边印有编号。票券的背面全是英文，仅下边左右两角印有两个中文大写“壹”字。据说，此票是用绘石版、证券纸，在石印机上印制而成的。 孙毓筠任皖省都督期间，由于黎宗岳坐镇大通，经营皖南，孙无法驾驭安徽形势，便以治病为由，请假离职；4月27日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后离去。继任的皖省都督柏文蔚于5月3日至安庆接任；7月1日，接正式委任令后遂宣誓就职。 为扭转安徽财政上的严重困难局面，柏文蔚继在省内发行100万元公债、向邻省计借款600万元后，又将裕皖官钱局改组成安徽中华银行（总行设在安庆，芜湖设分行）发行纸币。1912年7月底，中华银行之纸币准于全省通行，纳漕完厘，至此，“皖芜军用票”才算退出了流通领域。附：“皖芜军政分府理财部军用钞票”图
近代在芜湖流通的外国银元（《芜湖文史资料4》第007篇）
作者：张振才 银两本位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银两是秤量货币，大的有五十两、十两，由于过重而难以携带和保存。再加上各地宝银的成色参差不齐，流通过程中各地度量衡的差异，为此而常常出现纷争。 十六世纪中叶，外国银元开始流入我国，银元的形式、重量、成色整齐划一，不仅可以按枚计数，又可按枚计值，使用方便，受到普遍欢迎。从清朝乾隆年到清末的这一百多年间，先是银两、外国银元相并使用，后又加上小量的自铸银元随其流通。 清末民初时，芜湖官商设有银炉（即炉坊），自行熔铸或代客加工元宝和银条，铸成后经公估局鉴定、衡量，即可通货流通。清末，安徽的银两使用还是很普遍的。商业活动中，大额支付用银，小额支付用钱，互相辅用。虽说当时银元银两并用，但就芜湖而言，银元则显得活跃些。清末的二十年间，银锭流通势力逐渐式微，银元则逐渐由选用货币发展为主要流通货币。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芜湖辟为通商口岸，次年4月1日正式对外开埠。一时间，洋货充溢芜湖市场。特别是1882年后，芜湖米市形成，外国银元作为商品交换的流通手段，在芜湖米市被广泛地应用。芜湖比较常用的主要有“本洋”、“鹰洋”和“英国站人洋”。“本洋”是最早流入我国的西班牙银元，它曾一度在我国金融界中占主导地位。1521年，墨西哥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从1535年起，西班牙殖民者利用墨西哥产白银就地铸造银币。一枚西班牙大银元的单位名称为PESO（比索），我国沿海地区就其“比索”译音的前音节音，后称之为“本”洋——泛指西班牙银元。 （图一）为1732年（雍正十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城造币厂铸造的新双柱，也就是有麦穗纹的“花边“钱。币面是一个分四分法的盾牌形，内有斜向的“双城双狮”图案，整个图形为西班牙国徽，上有一王冠。四周的拉丁文是西班牙国王的称号（菲理伯五世，蒙天主恩赐的西班牙及印第安的国王），国徽右8为8REAL（利雅尔）即一个比索。M及F两个字母分别为MEXICO（墨西哥）和FABRICATUW（制造）的头一个字母。背面图案有两根柱子，因称其为“双柱”，双柱之间又有两个地球（亦称双地球银币），上面有一皇冠。据传，古欧非大陆在西班牙直布罗陀地区是连在一起的，后被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格里斯拉开。为纪念这段传说，便在银币上设计了这个图案。“双柱”代表着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山岩，柱间下端山边的水饰纹样象征着直布罗陀海峡。双柱上各缠绕一条“卷轴”，形成两个＄形，现在不少国家的纸币、硬币或书籍、邮票以及收支凭证上刻印的“＄”或“＄”符号，就是由此演变来的。“双柱”下端的“1738”是铸币年，上端“V（U）TRAQEV（U）NUM”直译是“二者为一”，意即西班牙及其统治的印第安地区一律通用此币，左右各一“M”记号不详。该币成色为91.6％，直经3.8厘米，厚0.26厘米，重26.6克。 （图二）的币面是西班牙国王卡洛鲁斯四世的侧面胸像。该币成色为90.2％，直径4厘米，厚0.24厘米，重26.5克。 在我国流通过的西班牙银元中计有三种人像，即卡洛鲁斯三世、卡洛鲁斯四世和费迪南七世。 本洋流入我国后，其流通范围逐步由广东、福建蔓延至浙江、江苏、安徽……。1823年，墨西哥独立，自铸鹰洋取代本洋，但本洋在芜湖一带仍有流通。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初二日《申报》芜湖讯：“芜湖钱荒，前已述其崖略，迩来制钱益寥落如晨星，本洋每元仅兑一千一百三、四十文，鹰洋只九百二、三，……”。江柏崖穷居宣州新田时，曾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以前数年，不过米贵香油贵，本年春米本洋一元三斗零，香油每斤贰百余文，至今皆然……”。《林文忠公政书》江苏奏稿卷五《江苏并无洋银出洋折》记载：“价格因地而异者，如西班牙银元在芜湖地方之特别昂贵，……盖江浙洋银价值向比闽粤等省为昂，缘其物本自南来，辗转流行愈远，则作价愈贵”。可见本洋在芜湖及其周围地区向来价格高，信用坚，盛行不衰。 墨西哥“鹰洋”则因其制作精美，成色较好，质量稳定而后来居上。（图三）币面是一只鹰叼着一条蛇站在仙人掌上的墨西哥国徽图案。因鹰图占币面的主要位置，又称“鹰洋”，也有误称“英洋“的。币背面是一自由帽，四周放有三十二道光芒。成色为90.1％，直径为3.9厘米，厚0.26厘米，重26.8克。此币自咸丰四年（1854年）起便大量输入中国，俨然成为中国的主要流通货币而与银两并行。“鹰洋”不仅成为各地的“标准货币”，就连各种兑换券都规定用这种外币兑现，而且政府税收，民间交易及银行汇价都以此为据。清廷度支部在宣统二年（1910年）调查当时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总数约有十一亿元之巨，其中鹰洋约四亿元，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直到1905年5月1日，墨西哥改行金本位制后，鹰洋停铸，来源断绝，加上此时中国自铸银元盛行，鹰洋的金融势力才日渐衰微。 英国站人洋（图四）又称“站洋”或“杖洋”，由于币面图案为一手持三叉戟的不列颠女神站像而得名。站人像两旁有英文“壹圆”字样，周边围绕以连珠纹中夹回纹的大圆圈。背面有竖写汉文“壹圆”和横书马来文“壹圆”字样，大小、轻重仿鹰洋，成色为89.9％，直径3.9厘米，厚0.26厘米，重26.8克。此币有两种，另一种正面为维多利亚女皇侧面像，背面铸有汉文“香港壹圆”。由于华人拒用，此币不久便停铸。 此外，芜湖市场上间或也有美国银元、荷兰银元、日本银元、安南银元等流通。外国银元的使用范围已遍及让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出现“荒僻之区，知有洋钱，而不知有银两”的怪现象。史载芜湖米市鼎盛时期，每年出口大米约八百万担，可想当时外国银元在芜湖的流通量不在少数。 中国银元始铸于清光绪年间，由于成份各异，所以本省所铸龙洋只限本省通用。“北洋制造的，江南不用；福建制造的，广东不用”。再说，本国制造的龙洋，送到钱庄去兑换铜钱，其成色被减去一两分，不如“鹰洋”兑换得多。本国银币在本国使用，反不如外国银元的方便。所以，各省虽然纷纷鼓铸龙洋，但却无法驱逐在我国使用的外国银币，只是给人民增加一种选用货币而已。 外国银元和我国银两并行流通，钱币折算混乱，为贪官污更中饱私囊大开了方便之门。针对此种弊病。藩台和府台早有成令，但却禁不能止，令不能行。税吏置国家定章于不顾，仍浮收百姓征交的钱粮、亏折百姓交纳之银钱与洋银。砌在芜湖花街老城隍庙门左墙壁上的一块石碑（今芜湖皖南大戏院后门墙边）全文载：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五十六日本邑举人鲍桢，贡生何义彰、王廷均，经洪锡职员濮元庆、许文翰、谢立年，廪生高崇，附生王荣和、彭蔚文、孙廷梧等，以备陈民累请示禁除情先后呈禀藩府宪在案初七日奉藩宪裕 批查征收钱漕应以银钱分别完纳定章已久国家经制有常，不容稍存迁就，该县历年钱漕小民间有以洋银投柜者，该县听照市价折收或出一时权以民便，已与定章不符，所禀如果属实，尤属违章，累民仰太平府刻印查明，严禁具复不准稍涉狗延，切切。 抄粘附十八日奉府宪周 批据呈已悉，除札饬芜湖县照章办，外显出示严禁该县书役人等不准违章浮收及银钱与洋三项，悉听民便赴柜完纳，该举人等务宜劝令各业户赶紧赴柜，踊跃输将以裕国课而济饷需，切勿故意刁难自取咎戾，毋违，切切。 阖邑士民谨录同立 辛亥革命后，各派军阀相互混战，各派政府自行铸造各自的货币，加剧了近代中国币制的混乱，仅当时市面流通的银元就有几十种之多。直至1919年（民国八年）6月11日，上海钱业公会决定取消“鹰洋”行市，统一使用中国制造的银元作唯一国币。各地钱业公会纷起响应。此后，外国银元逐渐退出流通领域，直至1949年解放前夕，市面上仍有少量流通。作者简介： 张振才先生，安徽芜湖人。现为中国钱币学会会员，安徽钱币学会会员（曾任《安徽钱币》编委），芜湖市钱币学会理事，《芜湖钱币》顾问，香港钱币研究会第122号终身会员。 爱好钱币收藏和研究40余年。1984年以来，著有对“秦半两”研究的有《秦统一货币之说》、《“秦半两”臆说》、《“秦半两”再议》等；对西汉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研究的有《试谈吴王刘濞丹阳郡“即山铸钱”初探》、《吴王刘濞丹阳郡“即山铸钱”再探》及《太平天国的失败与货币经济关系》、《“苏联红军票”给我们带来的深刻反思》和《长江芜湖段出水南唐“永通泉货”铁钱初探》、等系列学术文章200余篇，分别刊载于《安徽钱币》、《无锡钱币》、和《舟山钱币》；台湾《钱币世界》、《中华集币会刊》，台北市《集币会刊》；新加坡的《亚洲钱币》、《香港钱币研究会会刊》、《世界硬币论坛》、美国纽约《爱华金讯》等；并与上海泉家余溜樑先生等合著《中国花钱》一书。
解放前芜湖银行业概述（《芜湖文史资料4》第008篇）
作者：管天文 1908年，芜湖设立了第一家银行一一大清银行芜湖分行，标志着芜湖金融业走向了一个新阶段。 大清银行芜湖分行严格按清政府大清银行“则例二十四条”及“增订现行详细章程四十条”规定的主要职权开展业务。它有代表国家发行纸币主权，并对纸币的发行、流通和管理作出具体规定，意在统一币制，改变当时币制混乱的现象。其主要业务是办理官款，发行大清银行票（即：大清银行纸币）兼及营业存汇。宣统二年发行银元票（即：代银元流通之纸币）34，921，568元，次年上期发行46，652，520元。此前发行的银两票（即：代银两流通之纸币）未在芜湖流通。 为保证大清银行纸币发行独占权及其纸币的全面流通，清政府度支部（分管金融的机构）曾电咨各省督抚，命于各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地区以外，禁止使用外国银行的纸币。固芜湖通商，四邻各地当在禁令之列。 大清银行在芜建制之年，福建商人恽祖帮等人来芜筹设了“协和商业银行”，招集资本二十万元，注重商业放款，开办储蓄，吸收存款。这是皖省最早的私营银行之一。 民国之初，政局动荡，芜湖银行业机构，替换频繁，大清银行解散。1912年，安徽军政府为维持市面金融，解决地方财政困境，设立安徽中华银行，总行设在安庆，芜湖设分行（行址在二街），同年元月15日开业。 安徽中华银行代理省库，发行纸币，吸收存款，开展汇兑，先后发行银行券达一百五十万元，一度成为皖省支柱。1913年7月，二次革命，武装讨袁，省政耗资颇多，总分行又遭袁世凯援兵洗劫，1914年停业。 1914年（民国三年），北洋政府在各地恢复金融机构。中国银行首先来芜湖建立分号、当年元月19日对外营业、发行中国银行纸币，代理省库，全省丁漕厘金、关税均由中银管理。同时承办各种存、放、汇兑、押款之收兑银元等业务。 中国交通银行在中行之后来芜设立支行，其业务沿用清制。芜湖支行除发行纸币外，并吸收存款、代收税收、代理地方财政、发行公债。给予政府垫款、透支。一度业务昌盛，年纯利达二万六千九百余元（银元）。 民国六年交行芜湖支行除接办政府委托分理国库外，并经营国内外汇兑及跟单押汇，与国际汇兑银行处于同等地位，由支行升为分行建制。民国八年，开办邮政储金业务：民国十年上期调查，邮政收储达六千余元，其汇款也作了调整，每千元由二元六角降为一元五角，通汇年达十余万元。当时芜湖邮政汇款的一般规律是：每年春夏秋三季从外地运进现洋，冬季现洋输出。 北伐战争后，芜湖银行再易其主。192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银行芜湖支行设立，行址在华盛街，首任经理严燮。1935年5月，《中央银行法》公布，规定分设机构取消支行名称，一律改称分行。中央银行芜湖支行遂改为分行建制，接任经理为屠钧。 中央银行芜湖分行配设专职的金融行情调查人员，除了解当地市场主要产品价格动向外，着重掌握金融机关的动态与金银市场价格变动行情，且按旬向总行汇报，定期组织当地同业交流情况，及时主持银行业和钱庄调整金银牌价或利率，调度埠际间的通货。1933年8月，总行设经济研究处后，芜湖分行金融经济的研究更为加强，并参与全国性的情况交流，据查1932一一1937年间，《中央银行月刊》每年都刊有芜湖金融市场报导，反映其金融活动情况。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中，是芜湖银行业兴盛时期。此时，地方性银行增多，业务范围扩大，营业额上升。 1929年春，安徽第一家专为商业服务的银行一一安徽商业储蓄银行在芜湖设立。总经理朱晋侯、经理舒振应，股本五十万元，以商业存放款为主，代理地方收受税款。在宣城设代办处，委江庭荫为代理人，收受盐税，代理美孚油公司经收煤油款项。1933年5月，宣城代办处升为办事处，江庭荫为办事处主任。另外，还在上海设立分行，经办商业汇兑，吸收存款业务。 安徽商业储蓄银行开办之初，业务呈兴旺态势。据统计，1930年吸收储蓄存款达9.4万元，1931年为11.18万元。但到1934年春，因地方经济不济，财政借用拖欠严重，资金周转失灵而停闭。 1929年8月，中国实业银行来芜设办事处，9月正式开业。办事处设在华盛街，首任经理余在麟。后该办事处升为支行，1936年移址上长街12号。 1930年，上海储蓄银行来芜设立支行，行址设在长街，首任经理沈永年。开展商业存放款、汇兑、接办质押。在青弋江南岸设有物资仓库堆栈，质押主要经营稻米、杂粮等。 此后，芜湖又增设了中国农民银行芜湖分行和安徽地方银行。 1939年元月16日，安徽地方银行在芜成立。行址在中长街首任行长程振基、副行长楚湘汇。该行始设经营到抗战。在芜湖约有两年时间。在全省62县中普设机构行处为53处，代理省库47处，代理县库44处，初步形成全省金融网络。 1937年12月，芜湖沦陷，原有的地方银行和中央银行纷纷关闭搬迁。1938年春，日伪南京政府成立华兴商业银行，推行华兴券与日军用票的流通。同年春，日台湾银行也在芜设支店。 台湾银行于1898年成立于台北，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后设立的殖民地银行。经营范围包括中国及南洋群岛，对华南的业务以汇兑为主，为日本对华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服务。该行在芜的支店设在中二街（今二街工商银行内），经理大岛信吉。主要办理以日军用票兑换法币，发行军用票。每天有日军用票兑换法币比价的公告，借此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为侵略战争服务，同时办理日商洋行汇兑业务。 1941年8月，江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在芜设办事处，属总行直辖，25日开业，日本人阿部英一郎为顾问分室主任。办事处设文书、会计、营业、出纳四股。地址先在下长街149号，后迁中二街99号。 在此之前，中储券在芜的发行由设在中二街34号的安民银行芜湖办事处常务董事，由伪商会会长李慧龙担任，经理闵厚夫。 中储行芜湖办事处设立后，接管了发行中储券的工作，从1941年8月到12月，共发行七千万元，为侵华日军筹集了大量资金。1945年3月起，抛投市面的中储券出现了五百元和一千元的大票。大量巨额券面发行，使芜湖商民遭受极大灾难。 抗战胜利后，原先迁出芜湖的一些银行陆续返芜复业，到1947年上半年止，芜湖已设银行十一家，分别为：中央银行芜湖分行、中国银行芜湖分行、交通银行芜湖支行、农民银行芜湖分行、上海商业银行芜湖支行、安徽地方银行芜湖分行（该行总行抗战前设在芜湖：1937年8月迁安庆，12月迁六安，1945年11月迁合肥，次年11月更名安微省银行，1948年迁芜湖）、中央信托局芜湖办事处、中国实业银行芜湖支行、茂华商业银行芜湖支行、中国商业银行芜湖分行、芜湖县银行。 抗战胜利初期，由于法币区域骤然扩张，法币数量不能适应市场需要，芜湖市场物价一度普遍降落。随着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深入，军费支出浩大，法币大量发行，时局动荡，促使货币膨涨，节节升级。法币面额已从战时的千元票面增大为万元五万元、十万元、一百万元和五百万元的面额，并且一再贬值。黄金价格和物价飞涨。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布《改革币制紧急措施》和《金元券发行办法》，意在取代法币。规定从8月23至11月20日为收兑期。在收兑期内，芜湖收兑法币包括关金券（注）共达15157亿元，芜湖占全省收兑总额达79.77％。1948年9月，在法币一再贬值和流通区域缩小形势下，中央银行芜湖分行存款余额，竟高达1951.1亿元，占全省总额的51.32％，到1948年12月，存款余额达29.36万金元券（金元券兑法币为1:300万元），半年时间，余额增长21.12倍。 在执行控制发放贷款方面，从1946一1947年6月，芜湖共贷放74亿元，占全省贷放总量48.37％、此后，执行贷款由控制政策改为停止贷放政策，采取到期一律收回的紧急措施，加速了社会的动乱和经济崩溃，出现了金融失控，达不可收拾的地步。 国民党政府作出“责令银楼业停业，禁止黄金条、块及金饰之经营；强调黄金应为国有”等规定后，到1948年9月，芜湖按官价收兑黄金3.9万两，白银36.9万两，银元64.1万枚。 到1949年，整个经济局势已濒临崩溃之中。从元月末市场银元售价看：每枚为三百五十元，到晚上直达二千元，此后最高峰达到三千八百多元。从市场米价看，原每担22元之谱，随之渐涨至一千余元，二月份达二万多金元券，四月上旬竟涨至一千一百九十万金元券。黄金银元成了人们争相购进的独门货，金银黑市越发活跃，中央银行芜湖分行的金元券兑换金银业务已无法进行下去。 1949年4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安排中央银行有计划的撤离在第七绥靖区司令张群驻芜部的统一布置下，大批人员，携带文卷、帐册于20日疏散迁离，只留部分人员应付营业。第三天，芜湖就解放了。这之前各行缴存的准备金和私人存款等均未兑还，留下的是带不走的不动产和各地欠缴封存质押的粮食之类。国民党统治下的芜湖银行宣告结束。 【注】关金券称“关金”，全称“海关金单位兑换券”。1931年5月国民政府发行的以海关金单位的一种专用支付手段，由中央银行发行，专供缴纳关税之用。1942年4月；以一关金折合法币20元的比率，作为纸币的一种，与法币并行流通。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后停止使用。资料来源：1、《银行月刊》民国十年版1、2、3卷2、《安徽地方银行纪念刊》民国三十七年版3、《芜湖金融志资料汇编》（一）、（二）4、《中央银行月报》民国工十三年二十四年版
芜湖“废两改元”前后（《芜湖文史资料4》第009篇）
作者：陶明刚、程挺 浏览我国货币史，向以白银为币，历经变更，宋朝以后通称银锭，因系秤量货币，有元宝银（重约50两），中锭（重约10两左右，又称小元宝），小锞银（重量自一二两至三四两不等），此外，尚有碎银（重一两以下，名叫粒银或滴珠）。此类货币沿袭到民国期间都还是通用繁杂的宝银，且以“两”作为论值单位。 废两改元之前，金属币的纯度由于各地银炉铸造不相统属，致重量成色参差不一，不能统一标准，给货币流通带来诸多不便，使用时须经当地公估局鉴定，注明重量和成色才能流通。据上海《新闻报》民国21年（1932年）八月统计，26省市的宝银（即银两）多达100余种。当时在芜湖流通的有：二七银①、申银、汉银、镇银，信阳足银，许县现银，湖州十足宝银，贵阳票银②等26种之多，足见币制紊乱状况。因其成色各异，质量参差复杂，不但影响市场交易，就连银钱业资金相互往来也十分麻烦，对外贸易结算困难，国家税收折算更无常规可循，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阻碍很大，全国货币既不统一，使得芜湖市场涨落不定。 民国初期曾有废两改元之动议，后因故迁延未行，民国20年（1931年）7月7日，财政部确定三项原则；一、实行废银两计算，完全采用银元制度，以统一币制；二、完全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样使用；三、法定重量每枚银元定为七钱一分或七钱二分的标准。 民国22年（1933年）国民政府下令“废两改元”。3月1日，财政部训令上海市商会及银，钱两公会，定于3月10日在上海实行“改元”，17日又令实行“废两”，继之停开洋厘③，改银折为折息，取消银两行市，新币正式发行。 财政部明令从4月6日起，全国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订立契约票据，从事一切交易必须一律改用银元，不得再用银两。在上海以规元银④7钱1分5厘折合银元一元为标准，上海以外地方亦照办理，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为无效。持有银两者得依照银本位⑤铸造条例之规定，由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元，或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兑换银元。 芜湖商场交易进出向以二七银为本位，此外，尚有规元（申银），汉估宝（汉银）及镇兑（镇银）三种。洋厘伸缩全恃上海电报为标准，申厘增长则随之提升，申厘降落则随之松动。钱业贷给商店之款一律以二七银计算，每至年终结束时，商店欠钱业往来，则以收盘最低之洋厘扣成银元，至次年开盘最高之洋厘复扣二七银，此一进一出之间钱业获利颇为可观。批发商店放与外埠之帐，亦以二七银为本位，年终未结清的均扣成银元，至次年复转为二七银，这是芜湖市场之习惯。 芜湖在商业兴时期，钱业每日在公会划帐、规元、镇兑牌价常有变动。自废两改元的消息传至本埠，镇兑、汉估宝已无形取消。1933年开市以来，规元逐日均有牌价挂出，各业在沪购货多向钱业购买规元汇申，而洋厘的伸缩向以申厘为转移，自上海洋厘规定七钱一分五厘为一银元以后，芜埠洋厘折合为六钱七分七厘为一银元。 上海为金融中心，废两改元先行实施，芜湖势在必行，芜湖各界对废两改元的反映不一，银行界与商店积极赞成，钱业颇多反对。因为芜湖各业向上海购货，多数要通过钱业办理汇兑划帐，深感废两改元一旦在芜埠实行，钱业无操纵的余地，并将难以继续维持固有势力。而面对这一重大女革，钱业商界皆认为事关重要，如不彻底筹商实行，将来商业恐有莫大之纠纷发生。继上海、镇江各埠先后实施废两改元后，芜湖于4月10日钱业召开全体大会，围绕芜埠实施废两改元问题，讨论数小时之久，认为芜湖为皖省第一商埠，握全省金融之牛，市场沿用银本位已久，一旦改弦更张，与各业往来颇感生疏，且转帐手续甚紧，理应征集各方面意见，以期集思广益。公决先行组织废两改元筹备会，推选各钱庄经理任筹备委员，4月11日正式成立，并于同日召开第一次筹委会，讨论废两改元整个步骤措施，决定三天开一次会，以便彻底研究，一俟议有办法再开全体大会通过。初议，在未实行之前，钱业所出二七银条，本市仍照常流通，规元票则已实行废除。钱业废两改元筹委会经多次开会，最后决议芜湖废两改元自1933年5月1日实行，并制定《芜湖钱业公会令实行“废两改元”通告》。暂定规章若干条布置实行，现将条文照抄如下： 一、所有存欠往来银户以及各种银两票据、契约，截至4月30日止一律均按六钱七分八厘五折合银币一元；规元按定价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转入国币户； 二、芜湖市面向以米市为大宗，当交易发生时需要现洋甚多，兹为调剂本埠市面流通金融计，往来进出仍旧划汇，并开做申、汉等行处行情，以应市面供求。为伸缩现金之疲俏，其现水出入照本会挂牌，每千元加下五角。申、汉等汇日期及票贴收付手续等，均仍照旧例； 三、自五月一日起往来国币户存欠，概以现水市价折合汇划洋为本位； 四、凡代收解国市者，按照观水市化价注帐； 五、凡另开国市户者，折息而议； 六、暂行规章设有来尽事宜，得随时提议修改之； 废两改元实行以后，市制统一，流通方便，商业交易结算合理，客商无不称便。备注： ①二七银一一旧时上海流通的银元宝，每锭50两。此宝银成色较标准银两的纹银高5.5％，每锭50两的宝银折合纹银时，由公估局批升二两七钱五分或二两六钱五分，一般平均升水二两七钱，故称二七银。 ②申银系上海铸造的银两；汉银系汉口铸造的银两；余此类推。 ③洋厘一一又称“洋行情”。旧时上海金融市场银元折合银两的行情。例如，洋厘7.2375钱，就是银元一元折合银两七钱二分三厘七毫半。 ④规元（申银）——旧时上海通用的银两计算单位。规元是一种虚银两，只作记帐之用，并无实银、以上海所铸的二七宝银折算使用。 ⑤银本位一以白银为本位货市的一种货币制度、旧中国废两改元后，银元曾为银本位币。
作者：胡相 吾父胡祺，泾县东乡溪头都介桥胡村人（今西阳乡石柜村）。 胡祺17岁（1910年）与云岑陈盖姑完婚，即离开故乡到芜湖，赖姑母朱胡氏托人荐入芜湖长德当铺学乖（学徒）三年，练就了一手苏体书法及珠算、绘画，其行草书法在宣城城关颇有名气。在宣城及泾县时常以当年学徒、朝奉之苦告诫子女在顺境中如何奋发向上，並娓娓谈及旧社会当铺的内幕，今回忆杂记于下。 我国至少在唐代已有典当业，“当铺”一词见于明代，是经营抵押物品的铺子，千百年来靠剥削营业，穷困者以物抵押为质，到期还本给息才能赎回押物，若是到期不赎则利又变本，本上加利，成了滚汤园似的债，最后无力赎回就变成“死当”，所收死当的低档品就地“出典”（批发零售卖出）或打捆外运销往穷困受灾地又可赚回一笔钱；高档的则高价售出而获利数倍，所以当铺是专靠剥削手段而发财致富的。胡祺学乖的长德当铺毫无长远之德，而是双收利敛财，对朝奉、学徒不论宗亲都甚为苛刻。 胡祺由学乖到中年当上管账（总会计），经历了刻苦的努力和熬过了种种生活艰辛，终于在军阀混战百业凋敝的1926年前迁家宣城改入朱家经营的盐号作司秤，于是，他又有了一手以暗劲把秤称得或多或少的功夫。他常说：“学乖的三年萝卜干子饭难吃”。因他17岁学乖巳属大龄，且有家小拖累，三年学徒伙食虽是当铺供给，衣着一切都是自家的，所以他和家人都是买死了当的出典旧衣来穿，铺里最多给洗澡、剃头钱。 他解释说过“三年萝卜干子饭”是说学徒生活苦，天天吃萝卜干子当菜下饭，吃的苦饭、做的累活。说明收学徒也是一商家无偿的劳务剥削，三年师满才能成为正式朝奉，才有资格站柜台做典当业务。 他进入当铺就要立下字据，不亚于立下三年的卖身契，契约上写明要谨守铺规，不得偷懒、偷窃、赌博、抽烟酗酒和损坏生财物件，不得“翻逃子”（中途不干而逃）、不得吃里扒外搬弄是非，不得出外看戏、逛街，不得溜号外出不归，如有病伤身亡与铺无涉，受责无怨等等：契约上还要有两名硬肘人（有信誉面子者）作保画押，以便出了差错好找保入交涉。 入了铺由管事人（经理）指定一名稳重的朝奉为师负责带徒作业。第一年做一切杂务。如打扫卫生，处处抹灰掸尘整理，连算盘也抹得锃亮，要烧水冲茶、洗茶具、擦白铜水烟袋煤油灯、夏天打洗澡水，冬天打洗脚水，每天早、中、晚打洗脸水，倒涮尿壶、痰盂，铺床叠被，冬天要准备火炉、夏天打扇，每天要喂猫（当铺养猫多于别店）。每餐管事、管账、老手朝奉开饭时学徒要站在桌边添饭、打手巾把子，他们吃罢才能去厨房快速扒下几碗饭。每晚要搓点烟袋用的一刀草纸（三十六张表芯纸）的媒子，这都是磨炼耐心和勤快认真。晚上睡在柜台内大柜上，夏天也不得挂帐子，冬天不得烘火。如此等等杂务与苛刻要求一年，第二年才允许上柜台见习，学着师傅做事，学打算盘练写大小字，学习招待来宾，端茶敬烟摆茶点，下雨要为来宾收伞换鞋、送客撑伞。第三年允许进库房熟悉分类包装，学打包、扛包上堆，上柜学看货估价、开当票。 胡祺三年学乖满师，请了满师酒，才由铺里管事、管账评定是否转为朝奉（试用一年）这才有了工薪（约一月10元左右），看在柜台能否担任一个朝奉应作之活，以后才转为正式朝奉，才拿到规定的朝奉工资（约一月20元左右，各人以年资也不等酬）。如此胡祺又苦干几年才由当铺负责人议定提荐、当铺东家准可为管账协理，以后再转为正式管账，工薪才提高为几十元一月。胡祺为人豁达忠厚，无管人之心计，故升不到管事，十几年之辛劳才当上管账，也算朝奉出头了。 胡祺在长德号典当的这段朝奉生活，每每谈起就不胜感慨唏嘘不己。他还说在学乘第二年上柜台时有一定的站势，要全身直立，不能摇头晃脑，挠耳摸腮，不能油嘴滑舌与同事及当物者搭腔叽咕（说话），只许双手拇指搭在柜台沿上，不能像正式朝奉那样可以双肘俯撑在柜台上，说话、走路要轻声，只能用双眼看事，双耳听吩咐，毫无个人自由，是决不允许调皮捣蛋的。总之，学乖三年要明时，处处小心谨慎，对任何人的责难咒骂只有忍气吞声，不能回嘴解释，所以他常说三年萝卜干子饭终生难忘！ 当铺里对学乖的写字，记账、珠算要求很严，所以胡祺能练就双手打算盘；练得一手行草字能为人家写对联、招牌和喜、寿幛；一笔账记得条理分明规整清爽无误（旧式簿计）；特别是在当朝奉时练就鉴定当品的功夫，要能识别金银、玉器、球宝、古董、衣著，各种铜、锡、竹、木、陶瓷器物的真假妤坏、质地成色，能准确估价；要练就一笔写得快而好的当铺字，这是因当典业行情多变，以盘利为本，内部隐秘多，故有铺内秘密语以掩蔽行市事务，开票记账也必用草变的当铺书体。当铺字是毛笔蘸墨书写，把当物的品名、质料、形式、颜色、附属物、优劣、数量写在当票及账本上，要一笔头把一串字写成紧凑的一直行，此书体行草结合、整半相配、简体代字，如赤金扁形戒指耳环四件就写成“淡金扁箍耳川单四事”，书写通则是首尾均有定例，“赤金”写为“淡金”，“戒指”写为“箍”，“背心”写为“褡”，“纹银”写为“铜”，铜锡器物必加“废”字，绸缎皮毛写上“破碎、渍烂、虫蛀、光板”等字。当者认不得，以后还可减轻当品库存时的责任，这是以当铺字作弊诈骗之术。且各人写法不同，各当典也不一样，难以改动伪造，管事可凭此追查责任，而“同行是冤家”，防止被同行知晓收了什么货而知道底细，故当铺字是特殊文字符号。 当票是木刻版自行印刷的长方形桑皮纸印本，一式三联，首联记品名等字样，估价若干，月息多少、何时到期：中联系在衣物上入库；尾联为管账的存根，籍此计算每天放出本金多少。赎时收回当票所记本利多少，交付当品后又凭此计息，每天记账，丝毫不能马虎，否则无法计算盈利，所以朝奉发、收当票要极仔细，有了差错只得自认倒楣掏腰包赔偿。 胡祺常说当了朝奉也决非可保饭碗不砸，如偷窃、赌博、酗酒、嫖妓，与同事争打，得罪宾客，浪费用品等等，是可以年度为限予以无声的解雇的，忙过年三十夜最怕吃东家的那一席犒劳酒，人人自危，提心吊胆，若被东家连拉带“请”坐了首席，那就是解雇的通知了，席位一定，看别人高兴吃喝，自己就难以下咽了，席罢自觉卷起铺盖伤心地回家另谋生路。 当铺业盈利虽丰，但行情多变，本金放出货不脱销而向钱庄负债维持开支，如遇年景不佳银根紧缩，就会被迫倒闭，于是人人都保不了饭碗，连工薪也拿不到，只能分些死当存货充作工薪去自行兜售；若外运死当货畅销，收回利息多，年底就按职得红包而皆大欢喜。胡祺离开当铺也是因拿不到工薪养家活口而转入朱家的盐业作押运、司秤，他把分得的死当出典货变不了钱而大多周济了迁居宣城的邻居穷人。 典当石库大门，门ロ挂一块桌面大黑底金字的两面当字招牌，进门是高出头顶的柜台，要双手举物站着脚递上当物，铺里阴沉，是穷困者的伤心地。朝奉胡祺是旧社会里为资本家劳碌、受剥削的千万朝奉中的典型，一般来说没有人不恨典当朝奉的，因为上当铺的均为有生活困难者，以物抵押都希冀朝奉眼下留情，把当品价估高一点，能多押点钱应急。然而大多数朝奉为保饭碗而有意压低估价，明是十成之物只估五至七成，而使东家少付本金，死了当又能为东家以少数本金换得实价高过本金多倍的物品再出售高价牟利，所以大多不敢估价较高，这就又加深了对当者的剥削。但胡祺生性豪迈，终生对人恻隐，在当朝奉时都尽量把当品估价高一些，当者咸称厚道。 如他谈过一老者当玉鱼的事颇为感人，该老者无依靠，以贩油条叫卖糊口，若生病或天寒地冻体力不支就无生计，只好把一只一寸多长的花玉鳜鱼佩件拿去当，这枚鱼佩件是生玉雕成栩栩如生，背鳍下一孔穿弦线。老人终年佩戴这一祖传之物，一旦无钱饿饭就拿去当，他每次去当都找胡祺开当票，到能卖油条积攒了钱又去赎，如此当赎几十回，历经十几年终于不来赎当了，胡祺打听才知老人已病故，他不胜感慨，以薪俸代其赎出留作纪念，並给孩子佩戴，常赌物思情，以此讲述老人当赎玉鱼的悲惨故事，使一家大小为之鼻酸泪流。 长德当是泾县黄田村朱骂诚堂后代所开设的，朱家有七房，在芜湖、宣城、和县、江西吉安、南昌等地都设有典当、盐号等业，最富一房在苏州、上海，有二十多儿子分掌各处坐享其成；其他房在芜湖索面巷有大片住宅；在宣城、泾县有大片田产收租，故而是朱氏中一大富豪。他们开的典当都是“长”字为字号，如“长宁”、“长德”等，然而岁月流逝，靠剥剥是长不了的，大多为地主资本家，吃喝玩乐，有的成了鸦片鬼倒路死去，有的当铺遭火烧、有的倒闭，然而他们並不愁，还有别的营业，而受苦的是终年为之操劳的朝奉，年年怕受丢掉饭碗之失业痛苦。 胡祺自十七岁学乖、当朝奉、管账为一家老小谋生，1937年在宣城遭日机轰炸而毁家，全家七口仅一床被逃难，大半生辛劳毁之一旦，在八年抗战艰难生活中以钓鱼、去小煤窑、澡堂帮工为生。
汪伪中储券在芜湖流通梗概（《芜湖文史资料5》第007篇）
作者：陶明刚 1937年12月，日寇侵占南京，芜湖相继沦陷。日本扶植的汪精卫“中央政府”在1940年4月1日宣布要重建中央银行，统一币制，确立“社会金融基础”。汪伪政权名义上称“中央政府”，而实际管辖的范围，仅限于高京，上海两市及苏、浙，皖三省水陆交通沿线的日寇占领区。 1941年1月16日成立“中央储备银行”，总行设在高京，资本为法币一亿元（一半向日本借款，一半由汪伪金库拨付），总裁周佛海，副总裁钱大櫆。并与日本内阁印刷局订立印钞契约，代印“中储券”。同年三月开始发行在日本东京印制的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面额的中储券，及一分、二分、一角、五角面额的辅币券：次年又续发一百元，二百元券，为追随日寇侵华战争的需要，及时供应军费支出和应付贷币贬值，在1944年6月将印制票券的地点改在上海、汉口、香港，并印发伍百元，一千元、五千元券，在日寇投降前夕又增发一万元券。在日寇统治区内凡公私一切商品买卖和各项税收均用中储券计价。 设立分支机构，进行经济掠夺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后，在安徽设立的机构有蚌埠支行，芜湖、安庆、宿县三个办事处。芜湖办事处于1941年8月设立，地址中二街99号，原南盛公司旧址，主任俞子范，继任蒋延山。安徽境内设置的行处，都在津浦铁路沿线和长江水路交通要道。在金融贸易上处于极重要的位置。因而，中储行蚌埠支行，芜湖、安庆、宿县办事处都分别隶属“中储总行”直接管理，列为一等支行，一等办事处；正常编制一等支行员工定额28-32人，一等办事处定额20—26人。支行、办事处内部分文书、会计、营业、出纳四课（股）。均专设电台与南京中储总行联系。在汪伪中储总行不断发行大额票面情况下，必然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刺激物价飞涨，芜湖办事处到1942年12月领用发行中储券达七仟万元，在领用发行中储券的过程中，伪中储总行对重点行处规定，分别设置常备库和营业库。芜办常备库存为3900万元，营业库存500万元，到1944年升为1-3亿元，这是由于日寇侵略战争面临失败，形势吃紧，中储券币值猛跌，库存剧增。芜办1945年8月24日，奉命转拨安庆办100亿元，尚有库款300亿元。足见其贷币膨胀、贬值严重之程度。据资料：总行1941年12月发行额为2.6亿元，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止仅四年时间，就达到24917亿元，增加发行近万倍，刺激物价飞涨一万三仟倍。 排除旧法币，扩大使用中储券 日伪政府称：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法币为旧法币，称汪伪中储券为新法币。中储券发行之初规定与旧法币等价流通，但人们一直习惯于使用旧法币，认为旧法币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唯一合法纸币，中储券不过是汪伪政府发行的一张空头花纸，不愿接受。汪伪政府不得不采取若干措施，为中储券的流通铺平道路。由中储总行与日寇顾问进行了策划：采取先利用法币，进而驱逐法币，即先谋中储券立足，再有步骤的从限制使用法币，到组织收兑直到禁用。芜湖办事处是中储银行机构设置较早的之一，按照南京总行布署，一方面会同当地日寇特务机关、伪政府、商会等展开宣传，大造发行中储券的声势，贯彻汪伪中央政府公布的“妨碍新法币治罪条例”，强制流通中储券，规定凡拒收或折扣收受中储券行为者，个人处以徒刑、罚金：钱庄、公司、商号处以罚金和吊销执照。另一方面实施务使业务与发行联系一元化的办法，通过行业之间业务往来扩大发行中储券。例如：在1941年期间采用行庄领用暗记券（即中储券印有暗记，利息优惠的办法），芜湖办事处即同芜湖恒康、大华，源顺三家钱庄订立一年期的领用券契约350万元，规定缴纳以法币为主的准备金，领取同额的印有各行庄暗记的中储券。当行庄暗记券使用出去又回到中储行时，领用行庄还可增加准备金继续使用，这对领用行庄既可扩大票券的周转使用率，又可得到年利率四厘所存准备金的利息，对中储行来说用，用微少的利息，可套用大量法币、加强与法币争夺市场的实力。再将套取的大量法币，用来投向日伪统治区以外的地区抢购粮食，布匹、医药，盐类等军需物资，以维持侵华战争需要。据统计，在1942年一个年头时间，仅南京、蚌埠、芜湖、安庆等24个行处，就收兑法币共计180.89亿元。芜湖办事处从1942年6月至1943年9月，兑付给为日寇服务皖南粮管处、三菱、三井株式会社、台湾银行支行的法币共计93笔，1.5亿元，用以满足日本帝国主义政府通过日商达到抢购一切物资的需要。而中储银行对中国商民需兑换法币，则严加控制规定商民资本不满50元的不得申请兑换，有条件兑换的也须经过申请、调查，手续繁难。至此，我国沦陷区之金融市场完全被日寇控制。 在1941年9月1日，汪伪财政部明令规定：“在新币流通地区所有关、盐、税等一律只收新法币，不收旧法币”。暂行维持法币与中储券等价计算，废除同一范围内旧法币流通，这样法币在中储银行的存放汇业务受到限制，缩小了流通阵地。到1942年3月6日日伪认为时机成熟，由日本政府公布“华中通货暂行处理纲要”，认定法币本质是敌对的，废止法币与中储券等价交换，剥夺法币作为贸易通贷的职能。接着从1942年3月9日起，禁止法币作为中储券存款，3月9日以前存入之法币，可作为中储券存户支付，要求付法币亦可照付；3月9日起收受的法币存款不予计息；如以法币兑换中储券每人限额300元。3月18日日伪又电告各分支行处从3月21日起，规定法币100元兑换中储券77元，又进而规定法币100元只兑换中储券50元。在收兑法币期间，芜湖办事处除设立柜台收兑外，还委托永康、永大、永丰等5个行庄收兑。芜办按等价收兑法币1，037万元，按100：77比率收兑法币86万元，按100：50比率收兑法币24万元。1942年5月31日汪伪政府公布《整理旧法币条例》，通告各日伪地区6月30日起一律停止调换旧法币，人们得此消息纷纷把旧法币兑换中储券，因过期不兑换者将无法使用旧法币，携带者一律没收。同年10月25日，汪伪财政部又发出布告：自11月1日至30日在南京，上海和苏浙皖三省，实行新旧币最后一次交换，强迫各界人士从速交换，否则一经查出即予没收充公，从严惩处。芜办此次共计收兑法币1337万元。 以周佛海为首的中储银行系统，在金融政策上言听计从，效忠日寇，采用各种手段奉迎日寇，在总行设有日本顾问室，分支行处设有顾问分室，直属总顾问领导、顾问人选均由日本政府指派。《顾问服务规程》订明有关各项金融决策实施，总裁得向顾问咨询，顾问如有建议事项，径向中储行总裁提出，中储行实权掌握在顾问手里。 安徽境内的中储分支行处，除接受日寇顾问监督，定期向日本顾问汇报金融外，还另以特殊照顾、定期宴请，送礼的办法向日寇献媚。据资料记载：芜湖办事处同其他行处一样，也曾拨款择优修建顾问办公室、宿舍（所谓公寓），每年还列有宴请日寇特务机关、宪兵等交际费用，芜办自1942年至1945年共计花费54.3万元。 日本投降，伪中储银行停业清理 多行不义必自焚，日寇侵华战争失败宣布无条件授降，汪伪政权垮台，伪中储银行也随之停业接受清理。1945年9月由重庆政府派驻各地区的财政金融特派员接收处理。指定有关地方银行，以1（法币）：200（中储券）收兑中储券，一落千丈的中储券，芜办当时有库存300亿元运往南京。敌产之房屋、器具等，由原中央银行屯溪办事处主任王以叙主持接收，结束后移交给中央银行芜湖分行。
接收芜湖旧金融机构资产述略（《芜湖文史资料5》第008篇）
作者：陶明刚 1949年4月芜湖解放，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谈判八项条件，芜湖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部接管了芜湖旧银行计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及安徽省银行，芜湖县银行，中央合作金库，皖南实业公司等八个单位，其中除中央，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移交不符要求外，其他五个单位移交比较完整，农民银行负责人及职员在六月下旬才从京沪屯等地陆续回芜办理移交手续。中央银行早在1949年1月15日由国民党政府驻芜第七绥靖区司令（张群）部统一布署下，将全部档案帐册现金皆先期疏散迁移屯溪，留在芜湖的仅交换系长一人职员四人及剩余家俱若干数。 市军管会会同市人民银行组织力量，发动群众调查清理，抽调干部12人成立金融接收小组，内分审核、保管、人事三个部分，分别担任帐目审核、查封清点、保管出纳、人事情况调查。自1949年5月6日起至6月底止，费时近两个月完成接收工作。据统计接收流动资产有少量贷币资金（详见附表），接收固定资产有房屋14幢计114间。在接收流动资产的实物中，据银行和粮号申报登记，有稻谷6347担，小麦6733担。上述粮食多系银行发放贷款抵押物资，因各家粮号受国民党通货膨胀之灾，大多数破产无力即时交付，人民银行准其换据找保限期交还。当年芜湖接收的官僚金融资产，除部分房屋用作人民银行营业和办公外，而粮食和货款等资财则变成陈年难以收回的呆帐。与此同时，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付还群众的存款，人民政府本没有偿还义务，为照顾群众利益，根据政策作了清理偿还，凡存款在200元以内者全额偿还；200元以上者偿还90％。存款户反映人民政府真正替人民解决问题。对旧银行职员给予自愿登记，提供就业机会，分别实行保薪留用，送到干校学习，资助回乡生产等办法。得到安置就业的60多名职员，消除了怕失业、怕实行供给制待遇苦、无力养家等忧虑，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从接收为数不多的黄金，银元分析，中央银行芜湖分行没有移交一两黄金，一枚银元探究原委，还得将历史镜头推向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想挽回危局，颁布所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收回法币；又同时公布《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从1948年8月19日起，金元券（即一种纸币）一元兑收法币300万元；金银兑换比率为：黄金一市两兑换金元券200元（后改为1：1000）；白银一市两兑换金元券3元（后改为1：15）；银元一枚兑换金元券2元（后改为1：10）；美元一元兑换金元券4元（后改为1：20），普涨五倍。据档案记载：截至1948年12月底，中央银行芜湖分行共收兑黄金3.9万两，收兑白银36.9万两，收兑银元64.1万枚，收兑美钞82元，分几次全部运往上海。再由上海集中席卷全国各地的金银，分三次用船抢运至台湾。据1990年第7期（上海滩）杂志载文：从上海运往台湾黄金277.5万两，银元1520万枚，另有美元1537.4万元存进美国银行国民党帐户，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石。事后，蒋经国也道出其心声，称它是“国脉民命”和“全国同胞血汗之结晶”。而人民政府实际接收了一个生产凋敝，城乡阻塞，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困扰难解的烂摊子。附图参考资料：1、芜湖市档案馆《芜湖接收旧银行工作总结》2、安徽省档案馆6宗4日1-155卷中央银行历史资料（含中央银行（月报）月刊）。
芜湖唯一公私合营的银行（《芜湖文史资料5》第009篇）
作者：陶明刚 一 芜湖旧金融机构分官办和商办两类。解放后，根据政策对予旧银行分支机构区别对待：凡属官僚金融资产予以清理接收；凡属民族资本则是通过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引导走向公私合营道路。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芜湖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是芜湖唯一加入公私合营的金融企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设在上海于1915年4月成立，紧接着便来安徽分设机构，持续营业至1952年，长达37年之久。芜湖于1915年5月间最初设立上海银行芜湖支行，并于同年在芜湖进宝街设立办事处，开业时间不久即行停业。又于1930年3月再次复业，地址在中长街三圣坊斜对面，资本额10万元。（见下表机构简况） 1937年12月因日军入侵芜湖而撤到武汉，加入皖省驻汉银行联合办事处。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5月回芜湖在原址复业，经理李盘硕。办行宗旨遵循总行提出的“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精神，激励全行员工自觉认识行兴我益的切身关系，关心本行发展，多方筹集银行资本。经董事会决议：本行职员应当入股的数额一半由董事成员出资，一半由全行一般员工分担。务使每一个行员都是股东，其购股多少按进行工龄论资排辈分配，现金不够者可先有银行给予无息贷款，以股票作抵押每股1百元，年终从股息和红利中还款。开办股金10万元，除总行拨入资金和向社会筹集股份外，本行员工入股资金共计一万余元，把银行与职员利益关系紧密联系在一处。 二 上海银行是股份制性质，实行经理负责制，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支行经理对分行经理负责。分支行内部设会计、营业、出纳、文书等科、课、股。行员等级分职员、办事员、助理员、并有工友若干人从事警卫和勤杂工作。支行一级机构人数增减视业务繁简而定，一般保持十五人左右，每人都有明确的岗位责任，所有人员工作都较紧张，并提倡兼做义务事项。银行需增练习生主要都在大、中学毕业生中招收，经试用期满合格补为正式行员。凡助理员、办事员、职员升格都要经过考核或考试、以保证银行人员基本素质要求。 上海银行有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帐务管理实行权责发生制，用总帐——分类帐——明细帐的方法分层次总控制。总行设总帐务室和总稽核室，负责督促检查分支行执行制度的情况，分支行每月要逐级编送资金收付营运报表及成本费用开支报表，每半年和年终进行结算和决算。会计部门还须上报营业状况明细表和按科目编报资产负债平衡表、财产目录表、损益表等。 上海银行实行了统一的工资制度和福利待遇。员工薪金由四项组成：1、薪金，2、津贴，3、盈余酬金，4、年终加薪。薪金实行月薪制，按等级职务发放，差别悬殊。抗战前分三等九级，助理员薪金从30元起，每级递增五元；办事员从80元起，每级递增10元，职员从107元起，每级递增20元。提级根据业务才能，成绩贡献和行龄长短确定。抗战开始后分10等24级，最低30元、最高1000元。对于员工福利实行教育、医疗、分娩、丧殓等补助津贴办法。旧银行职工待遇比一般行业要高些，被称为“金饭碗”。根据盈利效益情况而定，主要是年终能够分到3至6个月的加薪。到抗战后期物价暴涨、法币贬值，增加生活补贴按照各行员本人工资数额作基础，补贴多少不等，不平均分配，并发一些米、面、布等实物，以安定生活，稳定人心，让员工更好的为银行效力。银行还成立了工会俱乐部，只准娱乐不准谈国事。此外银行还拟订了员工辞退规章条款：凡连续三年职务岗位考核不称职者，违反纪律工作态度恶劣者，损害本行经济权益和技术权益、造成严重后果者，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影响很坏者，都予以通知辞退，借此产生一种威摄力。反之，对员工勤奋工作，业绩显著者，就有相应待遇：敷衍了事或作风不轨，就会丢掉饭碗。 三 上海银行主要业务为存、放、汇款三类，附办票据承兑及贴现、代理买卖有价证券和代募公债、公司债券或股票，还经营仓库、信托储蓄等。千方百计拉存款，在金融同业竞争中求生存发展，既注重实力雄厚的工商团体和财阀，又不放弃中小工商户和广大民众，以期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存款种类有定期、活期、特别、往来、同业、通知、暂时存款等数种。其经营策略以收受存款为资源，以放款投资为归宿，以汇兑往来为调拨。收受存款酬以放款收其利；汇兑往来取其类。金融业籍以周转灵通，商业籍以日臻隆盛。据1947年5月帐务反映：开户往来单位存款比例是商号占76％，生产事业占20％，慈善事业占2％，交通事业占1.5％，公用事业占0.5％。上海银行对于组织储蓄存款也是非常别出心裁，加强服务的，曾开办过一元起存小额储蓄，以适应各阶层居民需要，求得积少聚多。但苦于芜湖为过往码头，军事迭兴地区，政治、经济动荡不定，收支有余者少，因而储蓄业务仍不太兴旺。汇款以上海商汇为最多，占汇款总额85％，其他地区占15％。放款对象商号占65％，生产事业占31％，公用事业占4％。放款以押放为主，重信用，重调查更重物资保证、物资或票据不抓到手，放款是不会松手的。如拖欠贷款逾期不还的客户，上海银行上诉法院并报请总行通知南京，蚌埠合肥等联行冻结此客户之往来存款，直到对方还清贷款才解冻。由于措施得力果断，风险贷款很少发生。通汇点发展迅速，资金调拨灵活，是该行业务特色之一。抗战前就同全国各大中城市29处直接办理通汇。抗战胜利后通汇行增加到90余处，皖境内各县基本实现通汇往来。而促进了商品物资交流，支持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上海银行为便利堆存贷款抵押物资并取得栈租收入，于1934年还建造一座容量4.8万担粮食仓库。 抗日战争前，币值稳定，民国政府对商业银行控制较松，是商业银行兴旺时期，虽经历天灾兵祸起伏不定，但总规模仍呈逐年发展趋势，表现为存款增加，放款扩大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繁荣。抗战时期，芜湖沦陷，上海银行同江城一样遭到破坏摧残，行屋被抢占仓库被抢劫，只能停业撤离。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对上海银行实行多种管制，增大缴存芜湖中央银行准备金数额，核定金融自有资本必备限额。又因该行刚返回芜湖复业就面临通贷膨胀、物价一日几涨的困局，工商业者为减少贷币膨胀贬值受损，都愿多存贷，少存钱，即便活期存款也只是为应付日常付款而预备的最低余额，民众储蓄很少有人问津，致上海银行业务每况愈下。既便如此我们从该行1948年6月30日的主要业务余额表来看，该行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四 在通贷膨胀，多家商办银行竞争激烈的芜湖旧金融业，为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能够营业到解放以后，而延续到加入公私合营行列，主要在于金融管理上总结有五个要点：即资金调度要增加实力，办事要讲究效率，业务要用心经营，收支要精打细算，对顾客要服务周到。该行认为得罪客户是营业兴盛的大敌，不动脑筋因循守旧事业就不会发展，业务上若不出新制胜，必有落伍之虞。主张人争近利、我面远功，人嫌细小，我宁繁琐。 灵活调度，增加补充资金实力。在通货膨胀年代，提款失信最忌发生，该行关注金融信息，灵活调变营运资金，定期或不定期向上海总行，蚌埠、南京、合肥等市兄弟联行折借资金补充周转现金，保证了客户存款随用随取维护银行社会信誉。 服务周到，稳定存款吸引新户。坚持对外优先，对内合作的原则，凡同城结算当天能抵用；贷款审批最快一天最慢三天（客户从申请贷款，银行审核用途，调查信用状况及核验担保人实力到批准资金入帐使用等一系列过程）现金缴存和支取保证按需办理，往来户来行查询帐务随来随接待，所有开户按时核对双方帐务常年保持帐帐相符，铁帐信誉赢得客户信赖稳定老户不流失，又吸引增加新户。 稳妥用心经营，不冒风险。银行吸收的存款是一种负债，发放贷款属于银行资产，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发展。存款是银行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没有存款便没有银行，银行将存款转化为贷款支持工商企业经济发展，银行自身也取得利润效益。在资金营运过程中，客户的存款要准备随时提取，贷款更要按规定用期收回，周转才能活跃。为此银行发放每一笔贷款都有物资抵押或有殷实户担保，从而保证银行资金安全，维护好银行信誉才有财物作后盾，该行建有物资仓库堆存积米等，不失是一项求实的经营措施。 提高用人效能，一人多用。在人员编制精打细算精神下，实行会计员记帐的帐务复核，出纳员付款现金复点，都是有会计员，出纳员相互交叉进行帐务复核和现金复点，不分工过细而增加人员编制，有利节省费用开支。 实行业务公开，经常将资金运用情况，用图表张贴于会议室，供员工浏览引导员工专心致志地为本行工作。 关心智力投资，重视人才培植。不惜花巨资建造当年在芜湖占上等的营业大楼，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还花钱开办业务训练班，凡入行的职工都分批分期经过基本金融知识学习，深知有了一批“用命之人”才能开创局面。凡一种事业之管理，不仅以维持现状为足，必须兼筹继续进行之策，否则二三年后即有人起而取代其位。 五 解放后，上海银行属民族资本性质，是人民政府政策既定的团结改造企业，允许继续复业经营，该行在安徽省复业的只有蚌埠、芜湖两家。1949年12月由上海银行牵头联合庆源、承余等18家钱庄组成联合贷款生产事业团，向芜湖人民银行申请贷入资金136万元（注：已折成新人民币），转贷给裕溪码头，凡昌煤矿裕中纱厂，明远电灯公司等用作生产急需资金对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活跃商业市场起到输氧作用，解决了这些企业生产萎缩，资金周转紧缺，难以为继的困难。 1951年9月1日按照上海总行申请，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统一实行公私合营，该行成为芜湖唯一加入公私合营的银行，仍由原经理李盘硕全面负责，按期向人民银行汇报，按月报送资金营运报表，籍以监督管理。 上海总行总经理资耀华在公私合营庆祝大会上致开幕词时说：我行创立至今曾以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贸易为宗旨，并曾提倡过为人们不屑做的一元储蓄运动而起家，虽然获得比较长足的发展，但也经历过相当迂迥曲折惨淡经营。那时处在反动封建统治，官僚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所谓服务社会到底为谁服务，一经回想未免“今是昨非”。 1952年11月“五反”运动结束，上海银行停业，全部资金、财产、帐户及职员23人归并加入芜湖人民银行，原经理李盘硕在人民银行安排了副主任和副科长职务，他的薪金待遇在1956年工资改革之前曾保留原数不减并吸收为工会会员，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