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恒芳 编者按：常恒芳是老同盟会员，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役，北伐战争后曾任安徽宣慰使、国民党三十三军党代表等职。这是他在一九四七年的一篇讲话记录稿，文字上稍有整理。 光绪甲午年（1894年），中国同日本打仗，遭到惨败，接着就是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那时候一般无知识的人，还在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但稍有知识的人，认为不变是不行了，因此国内就兴起一种革新运动。那时康有为、梁启超很有名。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失败后跑到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出了不少介绍外国情况的译本。这时候我虽在乡下读书，但却能看到进步书刊。这些书刊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很大，继而就形成一种革命的行动。那时上海有黄克强、章士钊、章太炎，也不约而同地在那里活动。各省也有十个八个同志参加，大家都振作起来了。后来孙中山先生到日本，召集各省同志于一九〇五年成立了同盟会，其机关报为《民报》，用它来鼓吹革命。那时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那时梁启超等也在日本，他们不同意这主张，而主张君主立宪，所以革命的人称他们为改良主义者和保皇党。因此就分成了两派。我那时还不懂这些，直至读了卢骚的《民约论》，才认识到破坏旧的秩序就是革命。那时清政府通缉孙中山先生，赏格为十万元。赏这么多钱拿他，他当然就无法回到国内来工作。当时，实际在长江一带指导革命的是黄兴。 要说到本省革命，那时我们干革命，主要是凭着血气去干，并不十分明确革命的意义和目的。好在那时整个民气犹如大梦初醒，大家都感到受清廷的压迫，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因此就有了组织，起来革命。那时秘密结社比较容易，因为清政府的一般官吏都怕事，发现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大都推着不问，也不敢上报。这一方面是怕被革命党知道了，自家性命难保，另一方面是报到上面也不会讨好，甚至还会丢了乌纱帽。所以在客观上有助于革命。 那时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一是投身幕府，一是投身学校，借以掩护革命工作。李光炯在湖南办旅湘公学，从事革命宣传，后来消息走漏，难以存身，于光绪乙已年（1905年）搬回芜湖，改校名为安徽公学。当时所聘的教员，都是主张革命的，最有名的要称刘师培。他是在上海因革命事泄，化名跑到芜湖来的。还有陈独秀等，也在里面任教。那时李光炯与吴挚甫先生，都与当时一班幕府官员有往来，他们就借着办学，从事革命。我那时跑去上学，当学生，因为我的国文较有根底，所以进入师范班，意思是想出来当教员。由于里面一般人都主张革命，于是就发起组织，发起者有柏烈武、陈独秀等。柏烈武原为秀才，后学于武备学堂，这时在里面教体操。我在师范班年龄稍大点，也参加了。那时参加的，大概只有三十多人，所订章则，主要是反对满清政府，推翻清廷统治。他们将章则拟好以后，字句中还要夹杂许多不相干的话，使人家看不出，以防泄漏。第一次开会在芜湖关帝庙，借烧香之名，宣读誓约，并在芜湖租了两间屋子，作为联络的中心点。我们在通信时，都用假名字，例如刘光汉改为金少甫（刘那时不过二十岁左右，在学校教历史和伦理学，出有国粹学报，学生受他启发的地方很多）。我们所组织的团体名叫“岳王会”，意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陈独秀原已留学日本，现在回来除教书外，还办一种《安徽俗话报》，用语体文，内容侧重鼓吹革命。就在这年（1905年）冬季，从日本回来的吴旸谷将孙先生的和同盟会的一批革命书籍带了回来，大家读了干得就更有劲。我们创建的革命组织，就这样过了一学期。后来邓绳侯在安庆办了一个尚志学堂，要我去当训导主任，我也就去了，一面是教书，一面负着革命组织的使命。那时柏烈武跑到南京去当队官（相当于连长），赵伯先在里面当管带（相当于营长），后来赵调升标统（相当于团长），柏也就跟着升了一级。这时他们又联络了一些人。当时“岳王会”芜湖总会由陈独秀当会长，南京、安庆均为分部。柏烈武为南京分部长，我为安庆分部长。安庆分部仅二、三十个干部，于是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维新会”，其中象老三营的人，大概都在里面，“岳王会”起了领导作用。 这年秋天，我们感到要革命就非得有武力不可。那时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总督所在地成了一镇（相当于师），原来的老军叫绿营，又叫巡防队。当时的武器均为戈矛，后来才有来福枪。人由营里挑选，好的可以当头目，作为新兵的干部。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也就进去了。那时上面有督练公所，没有教练官，其中有两个是从南京柏烈武那里来的，在他们帮助下，我被保送到新军的干部训练班，当了正目，底饷银为五两。当时我虽然是学员，但由于是岳王会分部长，仍可以起领导作用。那时象迎江寺的宝塔，大观亭后面的树林，都是我们开会的地方。五个干部训练班里，都有我们的同志。丙午年（1906年）下半年，有个寿县人叫孙少侯，学问很好，对革命也很热心，家里有钱有势。他到日本去后在同盟会内担任安徽支部长。那时湖北有个胡瑛，上海有个陈英士，孙少侯到南京后，就叫方植之回到安庆。他们的计划，是首先占领南京，要我们在这边也同时拿下安庆。我当时也就跟着干。未过多少天，消息传来，胡瑛在汉口被捕，孙少侯也在南京被捕。但孙少侯因为有孙家鼐的关系，不曾被杀，安庆幸未受到影响。丁未年（1907年）下学期，我们就毕业了，我考第三名，照规定，前三名都可以当排长，我也就当上了排长。当时成立的是骑兵营，而骑兵比步兵的要求更高，都是从步兵里挑选好的来充任的。那时军队不准驻民房，我们只得驻在安庆东门外殷公祠。 就在这时，发生了徐锡麟刺恩铭的壮举。当时浙江人徐锡麟任巡警学堂会办，他是浙江光复会会员，捐了道台的身分，分发到安徽来办警察学校。当时我“岳王会”里有个石人俊，大概徐在日本就认识他，所以这时徐把他请去任教。石人俊的武术很好，据说，他去日本读书的时候，日本有个大力士，在国内几乎是没有敌手的，有一次与石比武，居然为石所败，于是石人俊声誉益高。那时清廷驻安庆的新军，共有步、炮、骑三营，徐常请我们这些营长们吃饭，意在联络感情，到必要时可以帮助他。有个星期天，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我刚走到街上，就看到人们很惊慌，一打听说是有人在巡警学堂开了枪，政府定要搜查，于是赶忙跑到尚志学堂去打招呼，要他们那里的同志作好准备。这样一来，耽误了时间，城门闭了，不能出城。这时徐锡麟带领学生跑到军械所去抢子弹，但由于不能开锁，弄了好半天，被清军包围；头一天还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当时被打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送到抚台衙门审讯，徐锡麟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结果遭到挖心惨死的酷刑。这时我们队里，有个孙师武，此人曾和我一同受过训，他因不满清官吏杜春林，想偷偷地枪杀他，但没有成功，后来又想个点子，扮着卖鸡蛋的样子，混进了抚台衙门，由于举止慌张而被捕，假辫子也弄掉了。这时他见到恩铭的妻子，就伪称是恩铭托梦给他，叫他杀掉杜春林的，因此，只是把他关起来，没有杀他。这样一来，我队里的人都害怕要受到牵连。因此，我便辞了职，意思是我走了，要是出了事，大家都可以往我头上推，不会再连累别人。这时是夏天，我就跑到怀远去，在粹华学校当教员。 下半年薛哲被派出当管带，写信要我回省会，我未答应。第二年，沿江一带新军去太湖会操，他们认为时机到了，于是又计划要干，惟新兵中我们的同志职务都很低，最大的也不过是个营长。薛哲是营长，但他们认为，他胆子向来小，不能胜任领导。炮兵督办吴介麟被撤后，炮兵里仅有个熊成基，于是他们就推熊为总司令。这时西太后、光绪帝都死了。事情发动以后，没有子弹，商议举火为记，可惜城门为城防队先布防了，薛哲不能开城门，城内的同志都被捕了，熊成基也跑到了怀远。因此我们元气大伤。在这期间，安庆方面并无其他组织，其主力全为“岳王会”的人。熊成基过怀远，我在那里也不干了，跑到一个亲戚家去，他在经济上帮助我，于是我得以赴日本留学。 在这中间，阜阳又组织了个“安仁会”，这是长江水师提督的儿子在日本留学参加了革命，回到阜阳后发起组织的。 自我离开安庆以后，岳王分会也就关了门，仅维新会在活动。陈独秀在徐锡麟刺恩铭事情以后，也跑到日本去苦学英文。孙少侯案子出了以后，柏烈武亦跑到东三省去了。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象孙中山、黄兴，也被日本人驱逐出境。我到东京后，因总理不在本部，仅由庶务长负责，其次为每省的评议员，当时我担任的就是安徽的评议员。那时《民报》亦告停刊。 孙先生出国进行革命活动，领导国内斗争的主要有黄克强、赵伯先。广州兵变，安徽的倪映典殉难；黄花岗之役，各省人都在那里，是有计划的争夺广州。赵伯先为总司令，黄克强为司令，进广州是黄克强自己领进去的。后遭到失败，赵伯先悲愤成疾，病逝于香港。 辛亥年（1911年）秋爆发了武昌起义。起义以后，清政府派荫昌、后来改派冯国璋来打。起初袁世凯已被清政府弃用，由于北洋军是袁一手训练的，这时他想用北洋军来打，不把袁请出来是指挥不了的。于是请袁出山。袁出来以后就授意冯国璋不要真打，意思是养着革命党，就可以保全他们自己的地位。南京攻下后，孙先生由美洲回到上海，后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黄克强为陆军总长。这时胡汉民在广州做都督，被调回成立临时参议院，我亦在内。这时大家准备向日本人借三百万元，在议会上却被黎元洪的人推翻了。接着就是南北议和，由汪精卫等做专使，满清投降，袁世凯被选为大总统，国都迁至北平。我即由此不干，回到南京《民生报》，兼办党内工作。 民国初年，大家都纷纷组党，我们成立和发展“同盟会”，袁世凯就策动一般人组织“宪政党”。我们以“同盟会”领导许多小党，一九一二年八月底，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宪政党”也包括许多小党，名为“进步党”，两党相对立。那年我负教育会的使命，到北京去，北方人一见到我的服装形色，就知我是“同盟会”人；我一下火车，黄包车夫就说，我拉你到党部去。“同盟会”的声誉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再说安徽的情况。第一任都督是孙少侯，他是同盟会安徽支部长。那时李光炯先生充任秘书长。我去办理党务，曾很秘密地跑到安庆去吸收许多新党员。因安徽支部长是孙少侯兼的，我就回到南京去主持《民生报》。当年夏季孙少侯去北京，柏烈武接任都督，组织第一军，还有第二军（在广东）、第三军（在广西），而以第一军势力最大，有四万人。孙少侯虽然做都督，因是空手人，所以不能持久。那时我在南京不愿回安庆，是因为柏讨厌洋学生（我也是洋学生）。他尽量拉拢旧官僚，因此我不愿与他多交。在一年之间，我因有别的事，只到安庆去过两次。民国二年，安庆已有五个党，国民党负责人是我，自由党负责人是程筱苏，民主党负责人是童懋轩，统一党负责人是陶苏民，共和党负责人是光升。 那时党的组织和现在不一样。各省支部是由本省党员选举的，不是上面派的。安徽的支部长原来是孙少侯，后来是我，副的是谢素谦（叔骞）、张济振（己振），他们也在日本留过学。国民党成立以后，许多小党都并入。这样，国民党在选举中就占了绝对多数。当时从形势看，国务总理应是宋教仁的，他自己也以内阁自居。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二十日，他从上海动身去北京，被袁世凯派人在车站刺死。国民党也知道不能同袁和平共处，一方面准备去北京开会竞选，一方面作军事的准备。到北京开会时，国民党每省举派两名代表，安徽由我和汪菊友（徽州人）二人为代表。当时国民党本来处于绝对多数，但有些人叛党，最痛心的要算孙少侯。他到北京后，就投降了袁世凯。当时这些人离党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直接宣布离党；一是跨党。都是被对方金钱收买的。这样，袁世凯的进步党便超过了半数，国民党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但在参议院，国民党人仍占多数，选举结果，议长为张继。一九一三年五月，袁世凯向英国借二千五百万英磅，一来充实他们的军事，二来用作政治收买。那时北京的军警等一切都在他们手里，所以此案得以通过。 其时，我们的根据地在上海，我们发起讨袁运动，袁的罪状是杀害宋教仁和向英国滥借巨款。我们一宣布讨袁，袁世凯就将三省的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都撤了职。（他们曾通电反对大量借外债）二次革命由于主客观原因很快失败了。那时，安徽的倪嗣冲还驻在阜阳，约一旅人，于是我们就以寿县正阳关为根据地，与之对抗，结果我军被击败。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国会又派人到上海来找我们，声称政府对议员开会决不迫害。当时我们就回去试试看。过了几天，开会选议长，一连三次，选票都未过半数，毫无结果。执法监长陆建章同孙少侯商议，把议员中的国民党党员先捉起来，就说他们通敌，俟议长选出后，再将他们处理。这时安徽被捉的有四人，有我在内，因我是支部长。那次总共捉了八个人，即后来所讲的“八议员事件”。但我们并不是现行犯，议会里认为他们捉了我们是违法的，故全体向袁提出要求，说并没有证据，为何能捉他们呢？于是他们到处设法搜查证据。结果，搜出与安徽通的密电，他们未想到是我干的，都认为是寿县的某议员干的。第二天一早，将我们押至天津转塘沽。这时议会又知道了，又去向袁要求，于是又把我们解回天津，押在警察厅。这时赵秉钧为警备司令，陆建章为副司令。我们这些人是陆捉的，陆想借别人的刀，来杀掉我们。赵秉钧知道这回事，就非常不愿意。天津警察厅是赵的人，故对我们非常优待。 起初我们被捉，还有议员资格，现在算是没有了。在袁世凯未当选总统之前，不敢放我们，因为怕我们影响他的总统位置。现在他虽然选上了，但对被捉的议员还是有点不放心。他认为不重要的，才容许在天津警察厅取保释放。其中有三个，他认为是重要犯（有我在内），不能放，但又不愿不顾一切地把我们干掉。于是把我送到安徽倪嗣冲处。这时与我有关系的人，都出来设法营救，适王揖唐等都在北京。我被送到安庆押在军法处，后来那两人也解到安庆来了。这时有人在倪嗣冲面前说，大家都认为陆建章好杀人，这案该他办，他不杀却要你来杀，这是要你做三国时的黄祖。这样一来，他当然就不杀了。于是我们三人另住一间屋，每天四百钱的伙食，每顿四碗菜，而且我们自己添菜也可以，生活倒也不太苦。因为上层招呼优待，管理监狱的也乐得做人情，连书报也可以看。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接事，我们才出来，又恢复了议员的身份。起初我被送到安庆来的时候，是由浦口到安庆，夜里送执法处的，门上有锁，仅门板上留有小洞，可供内外人通话，里面共有六间小屋子，每间可睡七、八人，地下很潮湿。我进去以后，里面睡的人都起来了，和我说话，问我被押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以后，他们对我都很亲切，吃、睡均让我上前，因此倒也不感到什么痛苦。可是到了优待的时候，我反而受了一些苦，因为单住一间屋，有炉子，守门的兵都来烤火；最讨厌的，就是他们夸耀自己同南军打仗是如何的奋勇，如何的挖人心吃，我听了非常难受。后来，褚、朱两个来了，我们三人在一块。大约看守的人，原来错认为把我另放一处，一定比别人更重要，所以看守我比别人还要严，特别给我戴上一个大脚镣，直到褚、朱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上面对我们优待。他们两个都没有上镣，由于我已经上镣，因此也就没把我去掉。这样过了很久，后来托人转弯才去掉了脚镣。我被押了差不多有三年之久，看见杀掉的人很多，约有七、八十人，死得最磊落的，要算芜湖的聂春山，他死的时候，谈笑自若。当初我在牢里，对这些事还有笔记，后来弄掉了。 这几年中，最大的事，就是袁世凯做皇帝。我们虽然在监狱里，由于可以看报，所以很清楚。我还记得那时我做了篇文章，送到上海去发表。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倒台了。梁启超做了一篇反对文章，发表在日本人办的一家报纸上，我还记得那天的报纸涨到两毛钱一份，还买不到。起初蔡松坡（蔡锷）被调到北京去做将军，这时也出来了，到了云南，抓一部分武力；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李烈钧也跑出来了，李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这时蔡将军打四川，李领兵由云南出广西。当时以武力论，仍不敌袁，但那时反袁空气，日渐高涨。如龙继光曾被袁封为郡王，但他是岑春煊的人，经他一号召，他们当然就来了。岑春煊在肇庆设军务院。国民党有好些军人，都跑去了，因此力量很大。连袁世凯最亲信的部下也都动摇了，最先是袁派的陈宧，这时也被迫通电反对帝制。陈素为袁心腹，这一来，袁十分害怕，因此退了位，从此便一败不可收拾，直至忧惧而死。这一役，后来叫做护国之役。袁死后，段祺瑞等都出来了，推黎元洪进京任总统，重新组织一切。这时安徽的倪嗣冲未动，我们就在这时候被释放的。这是民国五年的事。（金白描、许大钧整理）
芜湖解放前后见闻（《安徽文史资料12》第15篇）
作者：谢汝祥（本文作者现任芜湖市政协委员，民盟盟员。） 一、解放前夕芜湖国民党地方政权简介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芜湖设置了安徽省第六行政区和芜湖县。行政区辖：芜湖、宣城、郎溪、广德、当涂、繁昌、南陵、泾县等县。芜湖县辖：现在的芜湖市和芜湖县的大部份地区。 当时，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设在芜湖市柳春园（现芜湖市第八中学）。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少将级军阶，不学无术、反动顽固。该行政区直辖一个特务中队，一百多人枪，但都是些老弱兵痞，扰民有余，並没有什么战斗力。 国民党芜湖县县长谢汝昌，1948年春由宣城调来芜湖，任县长兼县民团团长。当时，芜湖县的地方反动武装有两大部份：一、县民团两个营，约五、六百人枪，驻城区；二、各区、乡地方武装约有五、六百人枪，分驻各区、乡、镇。当时，芜湖县民团的两个营长是王心一和金敦厚。王是安徽潜山人，金是安徽桐城人，他们跟随谢汝昌多年，关系密切，对谢也很忠实。这两个营的士兵体质、装备和训练都较好，据说比国民党的正规军并不逊色。谢汝昌倚为实力。 另外，芜湖还有一个警察局，原为省辖专局，1948年改归芜湖县统辖，但局长仍由省专放，级别也不低。警察局有四个分局，警察约三、四百人，都是些流氓、地痞，乌七八糟。局长陈浙民，为国民党军统特务，据说是上校军衔。他对县长谢汝昌仅是表面上敷衍，实际上并不买帐。但因谢既是上级，又拥有较强的武装，且谢的个性又强，经常对一些不法的部属关押、惩办，所以陈当面还是唯唯听命的。解放前夕，陈浙民竟弃职潜逃，不知所终。所属警察除逃散一部份外，解放后也由人民政府接收安置了。 二、地下党组织对谢汝昌的策反工作 1948年冬，芜湖地下党组织为迎接全国解放，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深入细致的策反工作。 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方向明、石原皋同志，石在早年同谢汝昌私交很好。方、石二同志到芜湖后（事先曾通过朱子帆、陶贤棣等人通了信息），即找到谢汝昌，明确阐述了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祖国的前途、个人的出路等问题，希望谢汝昌认清形势，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谢虽担任国民党县长多年，但尚有一定政治头脑，并非顽固不化，加之方、石二位又是旧好，殷殷规劝，使谢深受感动。谢经过反复考虑后，毅然决定弃暗投明，走起义投诚的光明大道。 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争取下，谢汝昌遵照党的部署，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谢汝昌对党的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非常重视。一有风声即迅速通知，保护转移。当时国民党的反动驻军和警察特务非常猖狂，多次搞突然袭击，挨户清查，通宵达旦，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经常滥加拘捕无辜群众，有时多达上千人，全市各大剧院和公共场所都关满了人，妄图从中找出党的地下工作同志。每当此类情况发生前，谢总是迅速巧妙地将地下党同志掩护转移到他家或其它安全地方。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张义纯曾电令谢汝昌缉捕党的地下工作同志，违者严惩。但谢汝昌未予理会。 当时，国民党征收的军公粮几万包（每包200市斤），分存于芜湖各米厂。国民党在溃逃前，妄图抢运，转移外地，曾多次严令谢汝昌负责提货、交运，并派人督催。谢均请示地下党，党的领导同志指出：“这批巨额军公粮，你如能尽力保存下来，即是很大功劳。”谢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对国民党采取“明拖暗抗”的态度。1949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总后勤部派来了大型拖轮和拖驳，以及几十名武装官兵到芜湖强行提运。谢设宴招待了几个提运的反动军官，借口：“这些军公粮正在陆续加工，目前各厂都无成品粮可交，同时没有麻袋，几万包米即使加工好后，也无法包装，且军运兵差太繁，民夫征集殆尽，纵然有米有袋，而民夫缺乏，打包、搬运、上船也无法进行，只好请各位先行回报上级，稍宽时日，我尽力向各厂督催。”但这些家伙，仍赖在芜湖不走，天天来逼，谢还是原话敷衍，有时双方吵得面红耳赤。局势日趋恐慌，过了四、五天，只好将拖轮开回去。临走时，气愤地对谢说：“你贻误军需，存心资敌（指解放军），非上报惩办你不行。”谢一笑置之。因此，这批军公粮丝毫无损，解放后全部由人民政府如数接收了。 1949年4月，芜湖市国民党驻军川军二十军杨干才部向皖南山区溃逃。同时，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也领着他的残兵败卒仓惶逃跑了（下节详述）。国民党军刘汝明残部从前线溃败下来，经芜湖向皖南逃窜，沿途骚扰不堪，芜湖市区人心浮动。地下党组织指示谢汝昌一定要搞好全市治安，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对县属武装要严加掌握，不让逃散。谢汝昌按照党的指示，召集县属部队和各科室的负责人作了具体部署。这些人多数同谢共事多年，相知较深，因此对谢的部署均表拥护。会后，谢汝昌即将县民团两个营的全体官兵集合讲话，宣布了几项纪律，如携枪逃跑的枪毙，骚扰人民、污辱妇女的枪毙等等，又宣布了鼓励办法，如服从命令认真执行任务的有奖，表现突出的提升、晋级等。同时还当场发放了商会送来的犒赏费和食品。两个营的责任区是：第一营王心一部，负责市区各街道。第二营金敦厚部，负责城内。各营指定连、排长，昼夜轮流，率领所部放排哨，大街小巷到处巡逻，确保治安。谢本人也常出检查督饬。因此人心逐渐安定下来。这些巡逻队曾逮捕了不少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并在南门湾现场枪毙了一名正在结伙抢劫小纸烟店的盗匪，对维护整个市区的治安起了较好的作用。 三、沈光武溃逃时的丑态 1949年4月中旬，当芜湖国民党守军杨干才部溃逃后，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慌恐万状，但还装腔作势，硬着头皮，召集了一次所谓“治安会议”。在会上沈要求谢汝昌负责维持治安，不准擅离职守。而沈光武自己早已心怀鬼胎，准备逃走了。 果然，就在这个“治安会议”召开的当天晚上八、九点钟，这个刚吹了牛皮的沈光武，脱掉黄呢军装，换上旧灰布的小兵服，率领着他的残兵败卒约一百乡人，来到北内街谢汝昌住宅附近。这些士兵服装褴褛，垂头丧气，分坐在街道两旁，形同乞丐。沈本人带着卫兵窜进谢汝昌住宅，对谢大：“紧急集合！全部撤！快！快！”谢见此情景即说：“情况没变，不要慌。”谢话刚落音，沈大声说：“我命令你撤，快！”谢说：“你是专员，有几县回旋余地，我守土有责，不能走。”沈更冒火了，说；“情况特殊，我命令你撤，天大责任我负，你要服从命令！”沈因谢部有五、六百人枪，实力很强，拉到一起，既可壮胆，又可作为垂死挣扎的资本。谢见此情景说：“既这样，等将两个营长和秘书找来再说。”于是示意我去找人。我走出楼上会客室，谢尾随至外楼梯口俏俏说：“把他们找到你家，不要露面，你交代好再来。”我会意，下楼后即派人将他们三人找到我家，要他们在我家等我回来，有要事安排。大约午夜十一点钟左右，我又来到谢汝昌家，沈光武正在大声训斥几个向他报告逃兵的班排长，而谢则坐在沙发上看报。沈一见我就高喊：“他们来了没有？”我说：“派出四、五个人去找，一个也没有回来。”谢接着说：“还不是放哨、查岗去了。”沈听了无可奈何，急得在屋里打转转。忽然，沈停住脚步，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字条，递给谢汝昌说：“谢县长，这是我给你的手令。我们先走，在宣城等你们。部队人枪要全部拉走，一个不准留，你要负全部责任，明天必须赶到宣城会合。千万不可贻误军机！”递这“手令”时，沈手还在发抖。说完就溜走了。没过几天，这个家伙即在宣城山区受到应得的惩罚，被解放军游击队击毙了。 四、芜湖人民热烈迎接解放军的盛况 1949年4月23日，是芜湖市人民最欢乐、最幸福的光辉日子。 这天上午，全市人民笑逐颜开，纷纷奔走相告：“解放军要来了！我们解放了！快去欢迎啊！”上午八时，各界推派的欢迎代表二、三十人，在商会集合后，来到江边等候迎接大军。商店和居民，也都准备了鞭炮、茶水。男女老少，涌向街头和江边。还有很多学生，服装整洁，手持色彩鲜艳的小旗和花朵，停立在码头两旁。到处人山人海，笑容满面，真是“箪食壶浆，迎接王师。” 上午十时稍过，人群突然活跃起来，大声高喊：“来了！来了！”举目一望，果然解放军已胜利过江向市区行进了。先头部队是游击队，战士的八角军帽上插着柳枝和树叶。接着就是野战军88支队的部队，军容威武，队伍成三列纵队前进，一个连队接着一个连队。干部、战士同样的服装，没有一个干部挂斜皮带和穿深筒靴的。干部、战士个个笑容可掬地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炮竹声、锣鼓声、欢呼声响成一片。 我到了江边，和各界欢迎代表在一起。不一会，解放军队伍后面走来一位于部，四十多岁，仪容庄重，含笑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大家！”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位是88支队政治部罗主任。罗一边同我们握手，一边说：“我姓罗，代号803，我跟队伍走了，下午再拜望各位。”说完转身挥手跟队伍走了，部队还在继续进行，沿江几处码头的过江部队同时并进，真是浩浩荡荡。 我回到市内，这里气氛更为热烈。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原国民党各军政机关门前、原有岗哨处和市区街道警亭中，谢汝昌事先都部署了武装军警，见到经过岗哨的解放军干部都立正敬礼。解放军干部也一一含笑还礼，非常欢洽。我走到中山路，见到腰鼓队在扭秧歌舞，参加的男女老少都有，虽是初次表演不大熟练，但人民群众欢庆自己解放的心情，是非常感人的。我不禁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吟道：“王师神勇过天河，胜利欢呼喜事多，婆媳並肩打腰鼓，公孙三代扭秧歌！” 下午三时，我到谢汝昌家，一进门就听说罗主任来了。只见很多解放军干部、战士，正在同谢的工作人员谈笑言欢，互致问候。我走进楼上会客室，罗主任见到我，就笑着说：“在哪见过面了？”边说边伸出手来，我一把握住他的手说：“803首长，上午我在江边欢迎您的。”他哈哈大笑说：“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随同罗主任来的有几位领导干部和地下党的工作同志，谢汝昌也将他的秘书、科长和各部门负责人找来见面，并讨论了移交的一切有关问题。直到下午五时，罗主任才离开谢宅。临行时又同大家一一握手。 这一天，人们是在极度的兴奋和欢乐中度过的。 五、谢汝昌移交工作的完成和党对他们妥善的安置 1949年4月25日，芜湖解放的第三天，军管会召集国民党县属各机关、部队的员兵开会，罗主任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详细阐明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及党和人民政府对这些人的希望和要求等。 罗主任在讲话中，首先对他们安心守纪，迎接解放军，表示嘉许，并反复强调对这些人保证“一个不捕，一个不关”，“立功受奖，破坏受罚”，“交代办好后，量材录用，愿留则留，愿去则去”等等，会后绝大多数人的情绪非常安定，表示一定要将各自的交代工作办好，争取立功。 约在解放后的四、五天，经请示军管会同意，先行点编国民党县属部队。点编时，县属部队集合在市体育场，由解放军88支队总部按照各部队的清册，逐一将员兵、武器、被服、文卷等交接清楚。接收干部并对每个员兵一一征求他们的意见，愿留的留下，愿去的即发给证明和路费回家生产。绝大多数员兵都愿留下。点编结束时，罗主任发表讲话，对县属部队的移交工作深表满意。经过点编的员兵在进行了短期休整后，即开往杭、沪沿线，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列里去了。 行政各部门的移交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各经办人员都老老实实、认真负责地核对各类移交案卷，各部门的负责人和经办人员，都加盖了本人私章和注明移交日期，以示负责。 进驻各部门的军代表，对移交工作都是大力支持，从未催促办理，总是和颜悦色地告知各经办人员从容处理，不要急于求成。遇有困难总是主动帮助解决。经过十多天的努力，各部门都全部交接清楚。并经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先后组织力量，缜密复盘和内查外调，证明谢的交代是清楚的。 谢汝昌的交代办清复查后，由当时芜湖市军管会主任李步新同志和市人民政府市长江靖宇同志，分别签发了交代清楚证明书。这两份文件都是我领交给谢汝昌的。谢和大部份旧人员都由党和人民政府先后安排了工作。 以上点滴的回忆，仅是笔者个人见闻片断，挂一漏万，在所不免，请知情者给予补充和指正。（一九八一年三月，芜湖市政协供稿）
国民党141师起义始末（《安徽文史资料12》第14篇）
作者：任迂夫（本文作者为淮北市第一中学离休教师） 一九四八年乃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之关键性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的春季，国民党96军在济南重新组建，军长于兆龙，副军长兼141师师长肖续武。我因部队改编以及与肖续武的私人关系（肖任旅长时我为副旅长）任96军高参（上校），留肖师服务。所谓高参，除临时性派遣任务外，实无任何明确职务。因此部队编成南调徐州地区整训时，我未随部队前往，仍留住济南。当济南危急，南去徐州铁路中断，我始设法飞到徐州军部报到。这时96军驻在临城枣庄矿区，旋调陇海路新安镇，继之又调蚌埠防守。这时已届淮海战役前夕，“徐州剿总”捉襟见肘，调动所部拟集结徐州外围固守，黄伯韬兵团正在由连云港方向，沿陇海路向西移动，行至碾庄地区被阻。一日，我与肖续武师副师长王亚豪对坐闲谈。王为商震旧属，颇具旧军人的典型——军事经验虽丰富，而政治头脑则较简单。我与王亚豪正谈得兴浓，忽接上级指示，要各部悬灯结彩，鞭炮齐鸣，以庆祝碾庄大捷。王说：“这下可好了。”意谓黄伯韬兵团突出重围，予解放军以重创。我说：“看情况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王不以为然，认为黄伯韬兵团是有战斗力的，不会遭此下场。谈话就此结束。次日王亚豪一见我面就说：“算是叫高参参（猜）中了。黄伯韬兵团仅有一副官逃出，持黄伯韬名片，背面写着“黄伯韬尽忠报国”，要他向南京汇报。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尔虞我诈，上下相欺，事实教育我，不得不看问题的反面。黄伯韬兵团被歼，徐州震惊。 碾庄战役后不久的一天，我和肖续武一同去军部见军长于兆龙。从军部出来，在军部对面饭店便餐，忽听楼梯间一片嘈杂的人声、沓沓的皮靴声，来的人在隔壁餐室就餐，两室仅一板墙相隔，故对方谈话声音很清楚，从来人半吞半吐、断续隐约的谈话声中，我判断徐州可能撤退。隔壁就餐人等可能是最后乘飞机离开徐州的。当晚我促肖师长去军部探听徐州消息。肖续武回来说：“徐州已撤退，部队正在向南移动，不日当可抵达蚌埠。”我说：“我明日去南京，否则打起仗来，我不但帮不了忙反会挡手绊脚。”肖又说：“这样大的兵力，杜聿明亲自来指挥撤退，你慌什么？”我说：“正是由他来指挥撤退，我才得快走。杜聿明怎么丢的东北，他现在还是怎么丢徐洲。撤退方法和步骤还不是老一套，携家带眷，一天走不了三十里。一、二日内解放军主力还未赶到，尚能且战且走；三、五日内解放军主力赶来，部队受阻，如第一天能突出重围则可，否则解放军包围日益巩固，休想再突围而去。最后弹尽粮绝，还不是束手被擒。那时去南京铁路中断，则蚌埠形同南京放出的断线风筝，想走也走不了了。如果杜聿明放弃徐州，带领部队昼夜兼程南来，倍道而进，少则三日，多则五天到达蚌埠，稍事休息，继续南撤，迅速渡江，以该股兵力加强江防，国民党或尚能苟延残喘以待时机，否则前途不堪设想。但杜之为人一贯高傲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是；一向是打主观主义的仗，从不考虑客观现实。所以他决不会舍前策以就后计。其命运若何，当可预卜。”肖续武对我上面一段话未表示同意，但也未加驳斥，只表示军令在身无可奈何耳。 淮海战役不幸而言中，96军因驻防蚌埠未在包围圈内得以逃脱，昼夜兼程撤到了长江北岸。这时蒋介石打内战的老本已经输光。96军已成为李延年兵团主力，防守浦口，以迎击当面进攻南京之敌，肖续武师又作为96军主力驻守浦镇，首当其冲。 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立法委员会议在南京召开。前96军军长廖运泽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特由香港来南京参加会议。廖带兵时期，系属国民党何应钦派。一九四七年96军在山东时，归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廖与王不合，故王耀武以司令官身分呈请撤换了廖运泽96军军长。廖运泽气愤之下南走香港，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肖续武乃廖运泽旧部，廖任军长时期，肖续武跟随任过团长多年，关系密切。廖运泽来南京后，闻肖续武驻师浦镇，故廖通知肖前往会晤。廖指示肖：“应认清形势，不能再跟国民党跑下去，要抓紧有利时机率部起义。”并指示其具体起义工作，要与朱子帆接洽，因朱在为第三野战军做地下工作。朱子帆亦国民党立法委员，同在南京参加会议。廖引肖与朱会面。肖续武并与朱子帆约定：有关起义的具体步骤与方法，另派员与朱洽谈。肖续武回师部后，当将廖运泽的指示以及与朱子帆会面等情——告我。肖续武下定决心后对我说：“我们确实不能再跟国民党糊里糊涂走下去，应与共产党接洽，率部起义，并与朱子帆约定你为我师起义代表，有关起义具体工作与朱子帆洽商。朱子帆现住介寿堂二楼（解放后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号，我在他的案头日历上写有‘任迂夫’三字，找到朱，看到你的名字是我的笔迹，即以我全权代表名义接受朱先生所交给的任务。你看，能办到的即可当场答应，如感觉困难，把问题带回来我们再研究。” 次日，我遵肖续武指示去介寿堂找朱子帆。在二楼按号码找到了朱的房间，但我没有贸然去叫门，因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南京，特务活动频繁，行动不能不多加小心，以防意外。我先在走廊来回走了一趟，又在走廊两端看了看有没有可疑迹象。在我审视周围环境中，只发现离朱子帆住室不远的门口，挂有“任卓宣”的牌子。我知道这是大叛徒叶青住室（任亦立法委员，经常替国民党写文章骂共产党），别无其它异样，我才轻轻地敲了朱的房门，进屋后见有人正在与朱谈话，我就坐在一旁沙发上等候。等来人谈话后退出室外，我随即移坐到朱先生靠近处，见案历上写有“任迂夫”字样，是肖续武笔迹，当向朱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声称：“朱先生有什么指示，尽管对我说好了。能答复的立即答复，不能立即答复的我把问题带回去再作研究。”朱子帆当即对我说：“部队起义，既往不咎，且原职原待遇。立功还有赏。部队起义本身就是一功。这是共产党一贯政策。”接着又说：“部队起义时并不要求你们打，只要求你们让出阵地。”我一听，起义时要求并不过苛，暗自思付，部队处境，前有强大之解放军，后有大江，形势有利于起义。我随即答称：“能办到。”问朱先生：“还有什么条件？”朱又告我说：“在大军未渡江，部队未起义前，保护并掩护我进行工作。”我答：“当然可以，这是应该的。”朱子帆与我并约定联络信号以亲笔信为记。我回师部后，将朱子帆指示各项，向肖续武做了详细汇报。肖当即与我约定，部队由他亲自掌握，对朱子帆的保护和工作掩护由我负责。肖当即批给我银元二十个，作为活动费用，又批给我盖有141师关防空白证明用纸二十张，以备必要时应用。我与朱子帆之间的联系就从此开始。 在部队起义未行动之前，我对朱子帆的掩护工作，主要是护送交通和地下工作人员的渡江事宜。当时朱子帆的工作重点似在芜湖，但有时亦来南京。而芜湖一带江面，国民党军队严加封锁，尤以江北未设防，故江面断绝行人。每次朱先生的交通或联络人员，大都从芜湖方向来。我的护送原则，只要朱子帆派人前来，持有朱的亲笔信，来人行动和装束看不出什么问题，大都派勤务兵护送他（她）由下关码头渡江北去。如果是干部模样地下工作者，而服饰和行动有可疑处，为防万一起见，则由我亲自护送渡江，并送出国民党军队最后哨所。因为我当时感觉到，他（她）如遭意外，我也难逃脱干系，不得不多加防范。来人我从不问姓啥名谁，干什么工作（也无必要）。以沿途皆96军防地，故进行颇为顺利。 在此期间，肖续武和我还做过一件鲁莽而又冒险的工作，就是劝说军长于兆龙共同率部起义，未能实现，事出愚蠢，至今回忆尚有余悸。一天肖续武和我计议实现起义的步骤和方法，认为不借外力，不利用有利时机，贸然宣布起义是有危险的。必须在解放军渡江战斗一打响，立即将部队集合浦镇，防地亦自动让出，随即召集营以上官长到师部开会，宣称我们已被解放军包围，我们要起义，否则只有死路一条。那些思想和我们接近，愿意跟我们走的军官，叫他们回去掌握部队，听候命令。那些思想不和我们接近，估计可能不愿跟我们一路走的军官暂留师部。在集结队伍的同时，立即派我与解放军接洽，说明情况，请其派代表前来，处理起义善后事宜。那时解放军代表前来，生米已成熟饭，这些思想上不愿和我们同走一条路的军官，无可奈何，亦只有乖乖的和我们一同走。这一计划，肖续武和我认为稳妥可靠，切实可行，定会取得成功。我俩一时头脑不够冷静，肖师长提出要干我们就大干，我们要做于兆龙的起义工作，理由是：于兆龙对我们人情上还说得过去，因此我们要起义，不能瞒他；再者他与我们同样处境——前有强敌，后有大江，死路一条；三者，我师为96军主力，141师起义后他的军长也当不成。我又补充说：于兆龙旧意识甚浓，事母至孝，他有老母留在济南，济南解放后曾派专人前往探视。于任军长以来，不断的购置房产，不但在徐州置有房产，来南京后在南京城内湖北路又新购楼房一所，有道是贪财必恋命。最后决定由肖继武向于兆龙挑明起义关节，再由我去下说辞，动员于兆龙共同起义。肖续武对于兆龙起义关节打通后，次日，我到于兆龙长江北岸军部驻地。于兆龙并未住在军部，而是住在离军部不远，紧紧依靠长江岸边的一所小小的三合院内。房主人已搬走一空，只有于兆龙带副官一名、卫士数人居住。院外不远处柳树下系一机器橡胶小舟。小舟甚小，除驾驶员外仅能容身一、二人。心想此乃于兆龙关键时刻准备逃往江南所备。我经警卫传达后，于兆龙并未出迎，进屋只见他在室内，面带怒容，一片杀气。于兆龙生就一付三角眼，为人阴险狡猾、心毒手辣。我心想情况不妙，但既来之则安之，亦只有强自镇定，坦然入室。寒喧落座后，于第一句话问我：“你的家眷在什么地方？”我说：“在济南，因南来时铁路不通，未能来得及带走。”我又说：“听说钧座老母在济，济南解放后曾派人赴济探视，去人回南京否？老母可曾平安？”我说这话的潜台词是：你如对我不利，也应考虑到你老母的安全问题。这时我俩间的紧张气氛未见缓解。接着我再说下去：“与八路打交道，颇不容易，如果起义，共产党是否能相容还是一未知数。但我们考虑到当前的局势，更重要的是钧座当前处境——前有强敌，后有大江，一旦大军横渡长江，进攻南京，国防部令我军死守江北，以掩护南京撤退，那时钧座将何以处之！”于说：“你看应该怎样办？”我说：“那时如要我军撤过江去，无话可说，否则如要我军死守江北，牺性我军，掩护他等逃跑，我们应当起义。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样一来，我俩间的紧张气氛始见消逝，于兆龙的满面怒容已渐开绽。这时，我才进一步畅言，以鼓励其起义决心。 于兆龙静听我对当时局势和今后去向的详尽分析后，遂说：“那我准备起义，你就是我起义代表。回去收拾一下，回头派车去接你，搬来与我同住。”我深知于兆龙之为人，老奸巨猾、口是心非。上边一段话，虽打中其要害，使其听后动容，而率部起义绝非诚意，亦不过在万分不得已时——解放军包围之下时，可能派我为起义代表，与解放军接洽。如一旦退过江去，他一定将我首先干掉，以表示对“党国”的忠诚。当时我暗思脱身之计，随即说：“我与钧座同行止绝非良策，万一秘谋宣泄，那时把我从军部逮走，恐你也难摆脱干系。不如我单独另住一处，在情况紧急时，立即派车将我接来，按计划进行。在此期间如遭遇意外，在任何情况下，也绝不牵连你半点。如特务对你有所怀疑，你可把责任往我身上推，但你要侧面想方设法营救我。这样，我不仅有脱险的可能，且不致连累与你。否则可能同归于尽。”于兆龙闻听，这才眉开颜笑，以为我设身处地、真实地替他着想，殊不知乃我脱身之计。回师部后，当将见于兆龙以及对于谈话详细情节，一一向肖续武作了汇报。最后我对肖续武说：“于兆龙之为人及其对我们的关系，非你我可比，在人情上对我们来说尚过得去，但思想并不接近。如96军在江北被包围，有被歼灭的危险，他当然有起义可能；如部队调过江南，只要有一条路可走，有一线生机，根据情况判断，他决不会起义。那时恐对你我不利。故今后对于兆龙不仅我要多加小心，你也要严加注意。” 时至四月份，国民党知大势已去，故不得不弃战求和，派代表赴北平谈判，终以国民党非出自真心诚意，以致和谈破裂，时局日趋紧张。四月初旬的一天，忽见报载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会通过公布的一则公告：安徽省政府改组，发表张义纯为省政府主席，朱子帆为秘书长。我见报后，心想，朱子帆可能暂时要离开南京，必须立即找朱会晤，请朱在离开南京期间，指定继任联络人。在我刚要走出院门去找朱时，朱子帆恰好前来找我。我对朱说：“我正要去找你。”朱说：“你见报了？”我说：“已见报。”当邀朱回室内密谈。朱告我：“我需赴屯溪一行（当时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少则一周，多则十日，如届时不能回来，持我亲笔介绍信者即继任联络人。”并说：“现在时局紧急（意即大军不久就要渡江），如我不能按时返回南京，继任联络人又不能准时到达，在重要紧急时刻，你可亲至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找粟裕副司令员去联系，因为我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朱子帆与我别后，直至大军渡江南京解放，未再回南京，继任联络人亦未到来。直至上海解放后，报载朱子帆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始得到朱子帆消息，进行通信联系。 在与朱子帆别后的四月中旬（十五日左右），国民党军队发觉，浦口这一路並非解放军主攻方向，除留一个团防守江北虚张声势外，李延年兵团撤离浦口，96军乘登陆艇为机动部队，游弋芜湖一带江面，以备情况吃紧处应援。肖续武于部队临行时，要我随船同行。我告以朱子帆赴屯溪未归，继任联络人未到，我这时离开南京，与朱失掉联系是会误事的。肖告我：等与朱取得联系后迅速来前方。就这样，直至大军横渡长江，不仅朱子帆与我失掉联络，肖续武部亦与我失掉联系。我精神陷于极度紧张状态。 四月二十三日晚大军渡江，国民党留在江北的一个团，枪声一响即全部投降。二十四日上午南京解放。我这时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心如火燎，经多方询问，找到解放军南京警备司令部，当由值班参谋接见。经我说明情况，要求查明国民党96军现在何处？我为该军副军长兼师长肖续武起义代表，肖与我约定真心起义，请送我至该军当面呼唤肖师来归。值班人员告我：现在无法知晓，经向上级反映，改日告之。第二天我又至警备司令部问信，值班人告我：前方情况混乱，无从查明。又问我见报没有？宣（城）郎（溪）广（德）地区消灭国民党八个军，可有你军番号？我答：已见报了，没有96军番号。对方又说：那么这一部队可能逃出了包围圈，已无法查找。我当时极度不安的心情，亦只有安静下来。自怨自艾，诚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深感事之不成，亦乃时也，运也。 六月初，见南京街头有军管会收容蒋军游散官兵的布告，我即按布告指示，前往收容站联系。收容站恰设在湖北路于兆龙新买的一幢楼里。当向负责人说明我的处境。该站负责人告我：“根据你所反映情况，不在我们收容之列，但你可留下住址，我们向上级反映请示处理。”不久，收容站通知我到下关解放军官训练团报到。在解训团期间，第三野战军高等俘虏管理处，有一位李科长（河北沧县人），曾先后两次到解训团找我谈话，了解肖续武率部起义情况，我如实相告。李科长最后一次谈话对我说：肖续武率部起义过程，已搞清楚了。 七月间，华东军事政治大学，需要一批军事工作人员，经与来人谈话后，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工作？我当时怀疑根据我个人具体历史情况，是否有我适当工作可做。来人对我说：“那你不必考虑。如参加工作，经一段时期的学习后，组织上是会根据你的特长分配适当工作的。”我又说：“我有家庭生活负担。”来人又说：“那亦不必担心，家属生活如确有困难，领导亦会实事求是地加以照顾。”故我于八月二日来到了华东军大教员研究班学习。 十月间，肖续武在三野高等俘虏管理处，打听到我在华东军大教研班学习，通知我，要我前往会面。我一到三野高俘处（傅厚岗国民党粮食部长徐堪的房子），一见肖续武身着解放军战士棉军服，面色蜡黄、消瘦，好似大病初愈，但我知肖素无疾病，身体健壮，不免引起了我种种怀疑。我责怪肖把部队带到那里去了？着我好盼！你如不回来，那不证明，你要起义，我为代表，全都是假话吗？肖续武说：“别提了，我们不是共同做过于兆龙的起义工作吗？大军渡江开始，96军在大渡口（安庆对岸）登陆。在部队南逃期间，我曾数次催于兆龙停止前进，准备起义。于兆龙这小子一直含糊其词‘前面再走走看’，直至部队逃到福州，脱离了解放军的包围圈，于兆龙便翻脸不认帐，拍案大骂：‘有人要率部投敌！南京留有什么人做代表！……。你看到了什么地方？乖乖的跟我走（登轮去台湾）没有事，否则，我非枪毙你不可！’我一看形势不妙，连夜将部队拉走向解放军靠拢，因在夜间，没有联络好，对面部队向我部开枪射击，我当即腹部中弹倒地。队伍因无人指挥，陷入混乱状态，复向来路奔去。这时于兆龙又率部尾追前来，部队在前后夹击下逃散（未逃散的亦做俘虏处理）。天明，二野部队打扫战场，发现我倒卧血泊中，经我说明原因，将我送野战医院治疗。二野只承认我们阵前投诚，不承认起义，理由是事前无联系。有关起义问题，二野无法处理，故转来三野处理。三野敌工部负责人迟迟未做肯定答复。经多方打听，才知你在军大学习，因此有关起义问题，特邀你前来对证。”这时，敌工部负责人从里屋走出，边走边说：“不要说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一看就是那位在解训团向我了解肖续武率部起义过程的李科长。 一九五〇年春，肖续武也转来华东军大教研班学习，不过不同队，我在一队，肖在四队。一九五一年春，华东军大结束，我分配到合肥第十六步兵学校任战术教员，步兵学校结束后调速成中学任文化教员，一九五五年转业地方中学任教师工作至今。肖续武则在军大结束后，分配南京军事学院任职，五六年转业到地方，任南京市教育局长至今。 廖运泽同志，于一九四九年春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立法委员会议和把肖续武介绍给朱子帆以后，仍返回香港为我党做地下工作。一九五二年返回大陆，回国后任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八一年八月，淮北市政协供稿）
国民党110师起义经过（《安徽文史资料12》第13篇）
作者：赵继武（本文作者现任阜阳县政协驻会副主席） 一、廖氏兄弟和110师的重建 廖运泽、廖运升是近亲兄弟，安徽凤台人，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一、四期。廖运泽曾参加过共产党，以后脱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师长、军长、副总司令等职。1946年春，他被解除了96军军长职务，而“晋升”为空头的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以后十九集团军撤销，在国防部当了一个挂名的部附，领着有限的生活费在南京闲住。廖运升年龄稍长，听说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反蒋运动，因此一度被迫离开军队。在抗战时期曾任师长、整编师副师长等职。1948年也和乃弟廖运泽一样，在国防部当上了一个挂名的部附，在南京闲住。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不断损兵折将，到1948年战争形势由进攻转变为防御，兵源也成为严重问题。“淮上健儿”素为兵家所重视，因此，廖运泽、廖运升弟兄先后被起用。蒋介石想利用他们组成新的战斗部队，廖氏兄弟也有着自己的打算，因此都先后到职。 1948年9月1日，廖运泽先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官兼颖上指挥所主任，驻节寿县正阳关。辖区先为十四个县，以后逐渐扩展到苏、豫、皖边区四十余县。它虽称为八绥区指挥所，但不受八绥区司令官夏威节制。同年10月又任命廖运泽兼任国防部暂编第一纵队司令，廖运升为副司令，下辖9个步兵团。司令部编制等于一个军，每团兵员定额为2800余人。10月间廖氏弟兄在寿县建立了司令部，招兵买马。到1949年3月已建立了7个团。 当年3月底，暂一纵队调芜湖、泾县，又调浙江临安。4月上旬在芜湖重建110师。 所以讲“重建”，是因为原来有个110师，师长廖运周，是廖氏兄弟的堂弟，在淮海战役中率众起义。重建后的110师以廖运升为师长（廖运泽已因故离开部队），刘希文为副师长，盛燮勤为参谋长，我改任高参，仍主持师内参谋业务。一个步兵师应辖3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为了迁就人事，除编成上述建制部队外，又特设了一个步兵团，称为师部团。各团的组成情况如下：（1）328团：以原阜阳保安团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储培基。（2）329团：以阜阳地主和土匪武装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朱振业。（3）330团：以太和保安团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张普庆。（4）师部团：以特务武装“正义部队”为基础改编而成，团长陆亚夫。每团实有兵员约一千五、六百人。加师直属队，全师约为八千人。 二、起义前廖氏兄弟和有关人员的政治态度 廖氏弟兄出身于黄埔军校，原属于蒋介石嫡系。但他们对蒋介石所进行的反动内战持反对态度，並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明朗。我在两次危急关头，观察到他们的真实态度。 1948年4月我在潍坊战役中被俘，遇到旧日的同学、同事、解放军华东军区联络部长王兴纲同志。王在旧军队做地下工作很久，尤其在32军军官中享有很高威信。他动员我为党工作，我答应了他。但回到蒋军以后，始终担任着参谋、高参等所谓“幕僚”工作，不能独立有所作为。我和王兴纲同志的关系，廖氏兄弟都是知道的，但也为特务所侦知。原来住阜阳地区的军统特务刘惠生小组，这时住在正阳关，负责监视廖运泽所部。1948年11月间某日，颖上指挥所中校参谋刘士中（阜阳人）秘密告知我说：“保密局有电报给刘惠生，说你和共产党有联系，叫刘惠生调查你。”我对此不能不有所警惕。第二天廖运泽对我说：“委任刘惠生为指挥所额外中校参谋，你要把委任状亲自给他送去。”由于刘士中的预先送信，我领悟到这是刘惠生把我的问题通知了廖运泽，在廖运泽的解释下，取得了刘惠生的谅解，现在要我自己去和刘惠生周旋一下。我把委任状备好，亲自恭恭敬敬的给刘惠生送去。刘惠生表现了友好的姿度。这时，我心里还有顾虑，但实际上刘惠生已经向廖运泽交了“底”。后来在芜湖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教育争取下，刘惠生彻底改变了立场，他的小组在110师起义过程中作了不少工作，在廖运升的授意下，多次派人和中共联系。中共皖南游击队要求暂一纵队代运两部电台，就是廖运升派刘惠生乘吉普车送去的。 另一次是1949年1月15日，我和颖上指挥所副主任汪平，率领指挥所人员、直属队、暂一纵队第四团和临时配属的一个工兵营，由正阳关向芜湖南撤。途经安庆，汪平住安庆城里旅社，我率领部队住江南大渡口附近。以后我率队继续行军，汪平则乘小汽艇由水路去芜湖，在芜湖会面后，汪平当我的面告诉廖运泽说：他在安庆时，八绥区特务头子曾到他的住地询问我的情况，并说要抓我，由于他替我说了好话，并作了担保，才没有抓。顿时气氛很紧张。当晚，廖运泽备了一席酒，把我和副官处长武建威找到他那里，坦率地告诉我们，他和廖运升已找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叫我明天就到暂一纵队去，万一有事可以到山里躲藏。我第二天就乘汽车经南陵到了泾县城内暂一纵队司令部。见到廖运升，他以玩笑的口吻对我说：“你要是被特务抓去，会翘辫子的。我们和山里已经有了联系，有事把你送到山里去。”到此时，廖氏弟兄的态度已经完全明朗。后来才得知，廖氏兄弟早想投奔革命队伍，苦于找不到党的组织。后来在正阳关找到中共在白区工作的朱怀武同志，在芜湖经过张台望的介绍，又同芜湖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方向明、石原皋取得了联系，并初步确定了起义计划。 三、我亲历的起义经过 1949年4月23日晨，110师（暂一纵队已改名110师），奉命由浙江临安经余杭、杭州向义乌县进发，归入85军建制。当时85军军长吴求剑率军直属队驻金华。110师于4月25日到达肖山县后，准备乘火车到义乌。 1、廖运升坚决抗拒军部强迫全师家属东运的命令 5月2日以前，110师所属四个团有的步行，有的乘火车先后到达义乌指定的地点集结。5月2日凌晨，廖运升率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乘火车最后到达义乌。才进入义乌图书馆师司令部，85军军长吴求剑就派军部高参李英伯带一个少校参谋、一连工兵，押着火车一列来到义乌车站。李英伯和那个参谋下车到110师向廖运升传达吴求剑的命令：要求110师全师家属立刻集合，乘火车先到浙赣路东端终点站玉山县，以后用汽车再南运福建。廖运升以无粮、无钱为借口，坚持家属不集合、不上车。李英伯不断传来吴求剑电话命令，催促家属上车，廖运升敷衍拖延，僵持到中午，吴求剑知道110师是不听他的了，电话告诉李英伯把火车开走，上下级关系至此决裂。因为此时廖运升已决心起义，若把全师家属交给85军等于交出人质，起义将无法实现。 2、与中共浙西军区取得联系，把部队拉进山区 5月2日入暮后，廖运升在义乌图书馆后院一个僻静之处召集4个团长和我一共6个人开秘密会议。副师长刘希文，参谋长盛燮勤都没有参加。外面有几个手枪兵站岗，气氛严肃。廖运升开门见山说：陈赓司令员派人民解放军42师敌工科长杨大伦同志（真名是杨振海），携带廖运周写给廖运升的秘密信件（据说是用黄绸子写的，由杨缝在上衣内），动员110师起义，以策应大军南进。杨是4月26日在肖山县赶上110师的，现住在他家内。廖运升接着说明当前形势，告诉大家：只有起义，才是生路，并征询与会者意见，大家一致拥护，以后叛变起义的朱振业当时也虚伪地表示拥护。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决定派随军记者胡明理去找当地坚持游击的浙西军区季洪业（兼路北县县长）部联系，季洪业派区长吴逊和为代表与胡会谈，达成以下四点协议：（1）起义部队可以进入解放军驻地，（2）随时交换情报，（3）协同作战，（4）供应起义部队给养。当时并由吴区长派了四位向导，回师后由师分派到四个团。 5月2日中午，85军准备接110师家属的火车还未开走，前阜阳保安团长董绍周和原53军参谋长李显宗（当时是国防部点验组少将点验员）已上了火车，准备东逃。因110师阜阳人较多，廖运升把他们两人请回，委董绍周为额外副师长，李显宗为高参，以加强起义领导力量。 5月3日天明后，国民党飞机不断在义乌上空盘旋，当时的形势是：85军司令部及直属队在金华；该军35师在东阳；另一个师在诸暨；318师彭怀霖部正尾随110师之后；兵团司令李延年虽已乘火车南窜，他下属的96军等部队不知由杭州窜至何处。总之四面皆敌，把部队集中在义乌城里很不安全。因此决定5月3日入暮后把部队撤到义乌城西北山区黄宅以策安全。 5月3日晚饭前，廖运升很有礼貌的告知刘希文和盛燮勤说：“对不起，事先没有告知你们，部队已决定起义。”当时并指定由我指挥部队，他和刘希文带着各自家属和行李，由手枪队保护先走。在当时指挥部队是有很大危险的，我“见危受命”，接受了这个任务。 此时，受命扒铁路、砍电线的328团已开始行动。听说还有协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收缴国民党专员王拨部地方反动武装的事。这是由廖运升直接指挥的，我不了解具体情况。 3、路家云企图阻挠起义未成 廖运升等走后，我分别通知县城内各部队，除329团在西门原驻地集合待命外，其余按规定好的序列，在义乌图书馆门外广场集合后出发。在部队集合期间，师部团的副团长路家云提着手枪，揪住我的衣领大骂：“你敢把部队带走，我就枪毙你。”盛燮勤本来就反对起义，此时也乘机而起，掏手枪，装子弹，对我怒目而视，准备配合路家云共同行动。幸亏师部团团长陆亚夫、328团团长储培基等及时拦阻，未遭毒手。在大多数团长、营长们的支持下，我终於把部队带走。 4、廖运升宣布起义险遇不测 我和廖运升都随330团出发，到预先指定的全师集合地点黄宅。1949年5月4日凌晨，在杨振海同志指导下，由廖运升向全师官兵（缺329团）正式宣布起义。在廖运升讲话时，330团有个姓王的连长掏手枪想把廖运升打死，被该连指导员将凶手抱住未逞。事后听说，团长张普庆准备处决这个连长，被人劝阻了。 5、盛燮勤煽动329团逃往福建 329团是由阜阳土匪武装和部分地主武装为基础改编而成的，本质不好。部队出发时，我怕这个团出问题，影响整个部队起义，所以指定它在原驻地集合，然后在部队最后跟进。我随该团同行了一阵，后转到330团。但该团以后没有到全师集合的地点黄宅，而是取捷径直赴宿营地。廖运升派盛燮勤到329团代表他对该团讲话，盛燮勤一去不返，於5月4日夜，伙同该团团长朱振业率领329团全团逃往福建。事后听说，到福建后，盛燮勤被提升为副师长，329团被编为李延年兵团独立团，最后都被人民解放军所歼灭。 我在盛燮勤叛变后，继盛担任了110师参谋长。杨振海公开露面后，即和我共同生活，共同活动。 6、328团部分连以下军官策动的一场未遂叛变 自5月4日晨宣布起义以后，当晚就发生329团全团叛逃，人心不稳。5月6日入暮后，驻在师部以南3、4里某村的328团突然步枪机枪一齐开火，射击方向指向师部。该团电话也不通了。我即令师部警卫连加强戒备，但328团并没有向师部进攻，只在驻地骚扰了一夜，拂晓后逐渐平静下来，我首先接到328团副团长刘敬斋的电话，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可以放心了。”接着是原颖上指挥所勤务连长赵汝湘向我口头报告说，昨天是328团部分连长经过串联密谋，于昨天入暮后发动的一次未遂叛变。他们计划先把师部领导人打死，然后学329团的样子，也逃往福建。但该团团、营长都坚持起义，不肯附和，一个个都躲藏起来。蛇无头不行，他们揪住副团长刘敬斋和额外的副师长董绍周，威逼他们把部队带到福建，刘、董都坚持不干。听说董绍周行李衣物都被抛到粪缸里，董毫不动摇，一场骚乱终於稳定下来。 5月8日接吴逊和区长来信说：“国民党大部队正沿浙浙赣路南窜，已抵义乌附近。”当时，人心惶惶，唯恐受到干扰，决定继续向西北浦江县大山内前进，走了约三十里，师部住在一个陈姓大官僚地主的庄园内（好象是古塘村）。至此，人心稍为安定。 110师起义后，全部口粮都由吴区长源源供应，并送肥猪数口慰劳，还印了不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分发给各部队，但解放军主力始终联系不上，师内领导人的心情，始终安定不下来。 7、110师的起义震动很大 据廖运泽后来说，110师起义时，他正和国民党政府同在广州。5月5日晨，广州各报就登载出“廖运泽率部叛变，着即缉拿归案”的消息，他因此仓猝逃往香港。到香港以后，看到香港、广州各报自5月5日至5月8日先后不断登载上述消息，可见110师的起义不仅震动了国民党政府，并宣扬到香港，是起了一定的影响的，也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凭钱塘江固守的战略部署。 8、见到了盼望已久的人民解放军 5月10日以后的某天，确实日期记不清了，大约是中午以后，吴逊和区长亲自到110师驻地送信说：“我们的主力部队已进入了义乌城。”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当时杨振海同志外出与季洪业部联系未回，由我拿着廖运升写给解放军首长的亲笔信，说明110师在联络员杨大伦同志的领导下已在5月4日起义。我和吴逊和区长骑马向义乌城出发，行约二十里，即遇到解放军约一个团，正向110师驻地前进，我怕耽误时间，发生误会，策马疾驰，入暮后到达义乌城，经过有关人员详细盘问，被引到师首长办公地点，会见了35师李德生师长、宗副师长、贺参谋长等首长。我递交了廖运升的亲笔信，陈述了110师起义情况。宗副师长说：“原来的110师也是这个老杨通过我师过来的。”以后几位师首长在另室共同研究后，给我盖有35师大印的回信。大意是110师立即开回义乌城附近，附有行军路线图、到达义乌城郊的宿营地点图。吴区长被留在义乌城给大军筹备粮秣，我连夜驰回110师驻地。在距110师驻地约五里的大山口外，解放军携有重机枪、迫击炮的一个加强连在对110师方向监视，我把35师回信交这位连长看过，他把部队撤出了阵地。我回到110师司令部时，廖运升因为解放军到了，我们得救了，在昨天晚上集合部队召开了庆祝大会，很晚才睡，半个月来头一次睡了个安稳觉，现在还高卧未起。杨振海同志没有找到季洪业部在昨天晚上也回来了，我把他们全部叫醒，把35师回信交代清楚，决定由副师长刘希文率领部队按指定路线开赴指定集合地点。我和廖运升、杨振海、高参李显宗四人策马直赴义乌城。在途中一个山间凉亭遇见35师团长张链斧同志，他派了一位参谋给我们作向导，因此，一路毫无耽搁，很顺利地到达35师司令部，三位师首长出门迎接。入室坐定后，由李德生师长宣布：110师3个团分别拨给12军3个师，师直属队拨入12军直属队。从此，原国民党110师起义官兵跨进了人民军队的行列。 起义以后，经我们一致要求，原110师的团以上干部都分到南京二野政治部高级军官研究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大都由二野政治部安排了工作，我和李显宗一同被分到南京军大，从事军事教学工作；廖运升先安置在苏州高级政校学习，以后安排为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后任江苏省政协常委、南京市民革主委、南京市政协副主席，1981年病故）；廖运泽一直在香港为党工作，1954年周恩来总理电召其回国，任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后来又先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民革主委并兼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都开始了新的生活。 （1981年4月，阜阳县政协供稿）
回忆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情况（《安徽文史资料12》第11篇）
作者：方向明（本文作者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和谈的烟幕下，完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各项准备之后，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并狂妄宣称要在三至六个月内击溃我军主力。但由于内战极端不得人心，国民党在军事上连遭失败，到一九四七年三月，被迫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我东北、热河、冀东、晋南等地解放军先后转入反攻。这时蒋管区内国民党大员骄奢淫逸，大搞“五子登科”（“五子”即：金子、票子、房子、女子、车子），不顾人民死活，搜刮民脂民膏，同时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惨杀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蒋群众运动逐步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特别是在敌人的心脏——上海、南京、芜湖一带，开辟“第二条战线”，发展进步力量，分化瓦解敌人，配合我军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 当时，皖中的新四军七师已奉命北撤，留在皖南、皖西的少数部队，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还有一些同志分散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上海、南京等地，进行隐蔽斗争。曾希圣同志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多年来建立的工作基础，向华东局提出建立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机构，以加强这方面工作领导的建议。华东局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决定成立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任命曾希圣同志为部长，李步新同志、黄耀南同志为副部长。国区部设在山东日照县的坪上，下设组宣、联络、交通、财贸等部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中央数次指示，要加强国统区工作的领导，提出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群众斗争沿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的方向前进。从此，华东局国统区的工作，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蓬勃展开。 派出上海工作组 华东局国区部成立后不久，我被任命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组长，并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上海开展工作。这里先要回顾一下在此以前，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皖中根据地主要以贸易形式掩盖的隐蔽斗争。因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的工作是过去隐蔽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皖中原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粮食自给有余，但由于敌伪顽对我重重包围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内部食盐、布匹、药品、日用工业品非常缺乏，军需物资更难以采购。当时担任新四军七师政委兼皖中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同志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决定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以满足我方民生、军用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他亲自过问贸易工作。早在一九四三年秋，就成立皖江贸易局，蔡辉为局长。联络部长段洛夫、社会部长唐晓光、财经处长叶进明等也参与贸易局的领导工作。皖江贸易局成立后，公开号召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无为汤家沟一时成为商人云集之地。蔡辉叫亲友朱玉龙、蔡志锷、盛慕莱、石原皋、卢方等在上海、芜湖二地先后设立了与贸易有关的公司。在这段时间里，对敌占区的贸易很活跃，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不仅向解放区供应了一些食盐、药品等紧缺物资，而且增加了财政收入。新四军军部机关支出，可说大部份是由七师支援的。 抗战胜利，七师奉命北撤，在淮阴成立了大成公司，蔡辉为经理，吴锦章、谭伟为副经理。派出舒展民、沈君常、徐德明等到上海与各有关人员继续保持贸易关系。一九四六年初夏，曾希圣派吴文瑞到上海将上述关系统一领导起来。吴文瑞在上海住在天主堂街（四川南路）49号石原皋家中。石通过友入卢方（曾开设瑞裕钱庄）将吴的户口安在江西路同和古里七号，搞到了上海的正式居民证（身份证）。吴在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大成公司搞贸易以及和皖南游击区的交通联络工作。一九四六年冬，大成公司随部队由淮阴迁到山东。 那时，从山东解放区到上海，主要是走水路。连云港港口，敌人检查甚严。特别是对北方过来的“客商”更为注意。为了保证我方来往人员的安全，钱之光同志（当时跟随周总理）曾给石原皋法币五千万元，石将此款加入上海的正原公司，成为股东。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汤恩伯的机要秘书胡静如，汤部下的将领如张雪中也是股东，余亚农的内弟朱尧安当经理，杨忠尧当副经理。石原皋同志以正原公司股东身份作掩护，北去南来活动就方便得多。一九四七年二、三月间，吴文瑞、祝华、余亚农、朱尧安去山东汇报工作返回上海时，在连云港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正原公司要和解放区做生意，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不可能置之不顾。石利用这些关系，要杨忠尧携带胡静如的亲笔信，赶到连云港营救。未几天，吴文瑞等获释，平安回到上海，吴仍住在石家。 以上是国区部成立以前的情况。国区部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其任务除了继续开展贸易工作以外，主要是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民主进步势力，策动一些国民党部队和地方官员起义，以配合解放战争，同时建立交通联络站，打通去皖南、皖西游击区的路线，在长江两岸形成一个沟通南北的交通网。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原来七师派在上海、南京、芜湖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均划归上海工作组统一领导。 当时，我任山东大学预科部主任。预科部设在下裕，国区部在坪上，相距不远。一天，曾希圣同志派人找我，我即随来人同去坪上，见到了曾希圣、李步新同志。自北上以后，我们已有一年多未见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同志之间的相聚，是十分难得的，相见时那种喜悦、激动的情景，至今令人难忘。曾、李部长向我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斗争形势，指出：敌我力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军共歼敌军七十一万人，迫使敌人将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中央指示我们要趁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兵力不足，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有利时机，有步骤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后方，以配合我军正面战场作战。同时，加强和统一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把上海各校学生正在进行反内战的宣传示威，迅速扩展到其他大中城市。使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为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曾希圣同志还对我说，根据白区工作的特点和需要，我们已向华东局建议、国民党地区工作部上海工作组由你担任组长、吴文瑞同志任副组长。你去后要因势利导，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团结和推动民主进步力量，揭露和打击反革命势力，打开上海国统区工作的新局面。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激发了我的革命责任感。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他们考虑到任务的艰巨性，需要作长时间的打算，要我和爱人、孩子一道去。我考虑自己已很久未去上海，那里有些熟悉的朋友，多年没有往来，他们现在那里，情况怎样，都不知道。而且在敌占区时时刻刻都可能遇到麻烦，携带家眷行动不方便，所以我提出还是一个人去好。组织上同意我的意见，我去上海工作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我回山大办完移交手续，即去国区部待命。组织上为我赶制了一套新的行装，装扮成商人模样。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已是四月下旬了。在我动身的前一天，李步新同志来到我的住处，十分关切的对我说：“上海形势非常险恶，你的任务又是这样艰巨、重要。你千万要小心，遇着特殊情况，你可以相机行事。那里是敌区，处理事情要机智果断，有时稍一犹豫，就可能造成失误。你对工作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我叫张石平陪同你一阵去，他有许多安徽无为的同乡在上海。你们先在张的同乡家落脚，再去找个可靠的地方居住下来。刘文同志和小孩由我照应，你不要记挂。”李步新同志的话真是语重心长，组织关怀，党的温暖，给予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巨大勇气和力量。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我和张石平同志乘坐杜海林的货船离开了山东。杜海林，安徽人，原来是招商局轮船上的茶房，抗战时，他经常到七师地区做生意，与唐晓光、蔡辉等都熟悉。他家住在上海南市。七师北撤到山东后，杜也随着往山东做生意，是可以信得过的商人，有时他还帮助做些交通工作。因此，我就乘他的货船。组织上交给我几十担豆油，作为我和张的生活费用。船从日照县的涛雒出发，进入黄海。这一带海面上常有海盗和国民党“海上保安队”出没。几天后，这只船就遇上了国民党的“海上保安队”，他们登舟搜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敲诈了一些钞票离去。 在海上飘浮了十六个昼夜，到达了崇明岛。从北方解放区来的船只，是敌人注意的目标。船停泊在崇明岛码头，杜向检查人员贿送了几担豆油，好在杜与这些人混熟了，轻易地闯过了最后一关，进入吴淞口。船到吴淞，我和张石平改乘汽车到上海。 张石平的无为同乡，大都靠拉人力车、挑饺儿担、卖炒货、摆小摊度日。他们住在原来法租界的木棚区，是上海的贫民窟。张石平带着我到了这个贫民区，住在一家木棚屋的阁楼上，这些地区是敌人最注意的，经常有各种便衣暗探出现。我们到上海时，天气已经热了，还是头戴呢帽，身穿夹衣长衫。我们二人这种非工非商的打扮，和劳苦大众生活在一起，稍久一定要出问题，必须尽快转移。于是我俩去找翟树荣。 翟树荣是安徽泾县水东翟村人。翟姓是大族。我幼年跟着父母亲从老家桐城迁居在太平县一个小山村，与翟村相距甚近。少年时我们二人就成了好朋友。大革命时期，翟树荣参加过革命，在泾县、太平一带活动。大革命失败，敌人捉拿他，他就逃到上海，继续读书。后来他加入国民党，但他还参加左联活动。我在上海青年中学教书时，他担任建国中学的教务主任。那时，上海的中学校长或教务主任，必定要到庐山集中受训，他也受了训。可是他在上海，暗中还是做爱国救亡的工作。我二人往来不辍。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他回到泾县翟村。新四军军部近在咫尺，他帮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抗战胜利，翟树荣回到上海。那时，他担任北四川路某小学校长。这个学校是上海规模很大的小学之一。根据我与翟树荣旧日的友谊和他平时的为人，我断定他即使万一不能帮助我，也决不会破坏我的工作。我分析了这些情况后，决定到学校去找他。我同张石平来到某小学，由张出面去探询一下情况，我在小学大门口对面的马路上，慢步缓行。我早已将翟的身材、容貌、举止动作诉告张。张进入小学，迎面就碰上了翟。张问他：“你认识方彬（我原来的名字）吗？”一个陌生人，突然提到我，翟感到惊愕。他迟疑一下，才说：“认识，多年未见，没有通过音讯，不知道他的情况了。”张知道翟有警惕，告知是受我的委托来看望他的。并表达了我对他的记挂，希望有机会看到他。翟就问：“他在那里？”张指着校门说：“就在门口。”翟将信将疑地随着张走出校门，一眼看见我站在马路对面，他赶快穿过马路，老友意外相逢，欣喜异常，彼此寒喧了几句，我即向他说明来意。他对我突然到来，开始感到惊异，当他了解情况后，十分高兴，愿意尽力帮助我。我二人的衣衫相差很大，恐怕引起过路人的怀疑，不便久谈，我约定他，第二天到我的住处见面，再作详谈。第二天，他如约到我的住处，我告诉他住木棚区不安全，必须早日离开，请他去找陈维稷，商议另找安全的住所。 陈维稷是安徽青阳人，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赴英留学，专攻纺织。一九二九年归国后，历任暨南、复旦大学教授。创办进步报刊，如《天下日报》、《起来杂志》。后来参加救国会，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这个时期，因救亡工作的关系，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上海沦陷，陈回到青阳老家，他家是青阳世家。一九三八年夏我到青阳工作，首先找着陈。我陪他到新四军军部看望袁国平、黄诚同志，陈应邀在军部大礼堂对群众作抗日救亡的报告，慷慨陈词，很能鼓舞军民的杀敌斗志。不久，陈参加了共产党，为特别党员。后来，因工作需要，经组织决定，他离开皖南，前往四川重庆，搞合作社工作，与徐冰同志单线联系。抗战胜利，他回到上海，担任中纺公司（没收日人开设的各纱厂而成立的）的总工程师，兼任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家住在中纺公司宿舍，地址是澳门路106弄A22号。 翟树荣到中纺公司找着陈维稷，告诉他我已来到上海。陈听到我来上海非常高兴，约我次日在外滩沙逊大楼的英国俱乐部见面。到此午餐的都是外国人和留英学生，个个西装革履，没有一个长衫客。我与翟的身材大致相同，他选择了一套西装，连汗衫、领带、皮鞋等全副行装送给我，要我换装前往。次日，我整容换装，并告诉张石平，我不回来了。叫他不要外出，安心等候转移。我应约前往英国俱乐部，陈维稷已先到。我们边吃边谈，在大庭广众之中，只谈一些不相干的话。餐毕，我随他到中纺宿舍，在他家中，才开始畅谈一切。他家中客人来往频繁，久居恐不安全，就将我安顿在他的弟弟陈次泽家中。陈次泽也是中纺公司的职员，住在中纺宿舍D21号（A、D两处相距约半里），一楼一底，独家居住，无闲杂人出入。我在那里住了下来，随即考虑张石平的迁移问题。那时，上海有个现代经济社，办了一个《现代经济通讯》，对外，吴觉农是董事长，勇龙桂是总编，实际是许涤新同志暗中负责。我知道陈维稷在上海是与许涤新同志有关系的，就请陈设法将我的户口（我改名施志方）安排在《现代经济通讯》社，搞了个采访记者的头衔，领到一张正式居民证。张石平也安排在该社刻钢板，并住在那里。我二人安身下来了。我再去天主堂街49号石原皋家中找吴文瑞，后来，舒展民、沈君常、徐德明等也都遇着了。 我来到上海之前，对蒋政权极端腐败、军政要员互相争权夺利、彼此倾轧、纪律败坏、民不聊生的情况略有所知。到上海后，经过各方面的了解，更加丰富和加深了我的认识。蒋为人阴险多疑，凡非嫡系的军政人员，他是不予重用的。他很相信陈诚，就把他放在总揽军事指挥大权的参谋总长的位置上。凡是战略要地，都把他的亲信派去。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这个独夫民贼自认为万无一失，即冒天下之大而不韪，悍然发动内战，不料一年多时间，其大量有生力量即被我军歼灭，形势的逆转迫使他采取地区固守的方针，加强各省和地区的防卫，他特别注重苏、浙、皖地方，尤其侧重对淞沪和京、杭等地的防卫，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蒋介石派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统辖指挥苏、浙、皖、赣地区所有部队，派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毛森为上海市的警察局长，黑暗统治，血腥镇压，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但是，就在蒋帮加强反动统治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大中城市罢工和抢米运动如火如茶。我同吴文瑞、石原皋、舒展民、徐德明、沈君常等同志在一起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既看到我们开展工作的困难，也看到了有利条件。 建立和加强交通联络站 国区部成立后，派出许多干部，分期分批经上海到皖南、皖中游击区工作；还有一些上海、南京的进步青年和进步人士，也要到游击区参加工作，这必须有可靠的交通人员护送他们进入游击区。我就把原来胡明同志（皖南游击区负责人）派在南京的联络站加强起来。该站负责人是张京武同志，他是太平县人，一九三八年就参加新四军部队工作。“皖南事变”以后，他以茶叶商人的身份作掩护，住在“正泰茶行”，担任了党的地下交通员，掩护与护送南来北往的同志。一九四七年春天，张京武到上海，吴文瑞按照黄耀南同志的指示，付给他一笔经费和物资。他回到南京，邀集了几个同乡旧友，筹资合开了“聚兴茶栈”，地址在南京中华门马道街。张又在芜湖、青弋江两处建立了交通联络点。先后由张这个联络站护送到皖南、江北等地的干部有李友白，罗伯桦、李平、康大川、罗枫、葛子清等六、七十人之多，从来没有发生过危险。还有一个联络站是在当涂县采石，由查效华负责，查妻和王国治都在站上工作。在南京还有唐晓光建立的联络站，王桢兴（升州路玉带巷7号）、高大妈等联络点与我们取得联系。在上海专门跑交通的有程龙、李庆萱、冯振国、石原皋。沪、宁、芜的交通联络工作加强以后，确保了护送人员、传递情报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那时，上海工作组尚未与皖西游击区联系上，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政治交通，怎么办呢？这时我想起在山东大学时，和我在一起工作的赵卓同志，他的家住在上海陕西北路，临别时，他说，如有必要可找其父赵家元，他会帮助我们的。赵是安徽怀宁人，对去皖西的路线可能熟悉，我决定去赵家。那天正巧何东初同志（皖西游击区派来的）也在那里，商得他们同意，赵家元就跟着何东初经安庆进入皖西游击区，在桐城叶家老屋，找到皖西游击队的总负责人桂林栖、何伟群。我请桂林栖派人在安庆搞一个联络站，以便今后联系，他们当即答应要物色一个适当人选。不久，皖西游击队与进入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接上了关系我就不再与其进行联系了。 安徽的政界、工商界还有我熟识的人，得设法联系，争取和扩大外围力量。我找查效华来沪，派他到芜湖去打听张台望的消息。张是安徽和县人，出身贫寒，早年在芜湖商会当小职员，“五四”时期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爱国运动，抵制日货，反对贿选，反对军阀。大革命失败后，他家为地下党的联络点。我与他的妹夫王盈潮是好朋友。王原是我江苏如皋县委书记，如皋暴动失败后，在张家躲避了较长的时日。因此，我与张台望也成了要好的朋友。抗战发生，他全家逃到后方。我们约有十年，未通音讯。我要查效华打听一下，如他已回芜，而且政治表现较好，则约张来上海晤谈。 我刚把这些事办了，突然又发生程自立同志被扣的事情。程夫妇携带小孩同苏帅仁一起从山东石岛附近张家铺乘四个桅杆的大民船来沪，船上装有花生油等，在海上遇着十二级台风，船上大桅杆被吹折，飘流十几天。船到崇明岛附近，他们遇着海上自卫队，实际上是海盗。船上舵工送海盗四担花生油，海盗将苏及程的爱人赵茜放行，而将程囚于海盗船中。苏帅仁和赵茜赶到上海，苏住在杨大炎、庄更生的运输行，地址在天主堂街京江弄内。该运输行是我们的外围组织，杨大炎是青帮，又是船帮的头儿，一直帮我们搞运输，讲义气。赵茜住在亲戚家。后经协成商行的老板蔡万云（与我们有贸易关系）送了海盗26担花生油，程自立才被放出。他在船上过了三个月的拘禁生活。程出来到上海住亲戚家中，我次日就去看程夫妇，给他们一些钱。大约一九四八年一月初，查效华来上海，我就叫查护送他们到皖南游击区去了。 一九四七年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南京的梅园交给民盟代管。我同陈维稷到南京，准备找周新民同志。我俩住在旅馆，第二天到梅园附近一打听，才知道梅园附近已被特务严密监视。后来探知周新民仍住在梅园内，不能外出。罗隆基便乘了一部吉普车直驶入梅园，因罗是美国留学生，与驻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有往来，特务没敢阻拦。罗将周接出，开快车飞奔，特务也乘汽车尾追，吉普车速度快，特务的汽车没有追上。周新民中途下车，避到王同荣家。数日后，周化装由王陪他乘火车到上海。我同陈维稷在南京住了两天，即返沪。到沪后找着周新民，他向我们介绍了中共代表团撤走的情况，并相约定期会晤。 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伪“国大代”，制定伪“宪法”。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到了南京，真是群魔乱舞，丑态百出。当时的民谣有：“南京三大害：一是军官总，二是国大代，三是新闻记”的流传。我认为这是宣传党的政策，了解敌人情况的极好机会。我又赴南京去找朱子帆（由周新民介绍认识的），朱复介绍李荫五、耿家舒给我。耿家舒与张治中的关系很深，做过张创办的黄麓师范学校校长。耿在南京自置一住房。我在耿家住宿过。他们告诉我，蒋介石大力拉拢国大代表，特别收买曾琦的青年党和张君励的民社党中的国大代表。曾、张二人同蒋介石讨价还价，争夺部长的席位。他们暗中做交易，以期制定反人民、反共产党的“宪法”。我马上将这个内部消息写成报告，由朱子帆写信给驻在浦镇的国民党的萧师长，让张京武通过萧的防地，把信安全送到江北。同时了解到有些同志北撤时留在南京，我就叫张石平动员留在南京的同志回到江北打游击，并由张带领同去。林凤池同志是经过组织批准潜伏在南京的，后来我到南京，时常住水西门外林家，或者由胡评（胡适的侄子，在教育部工作）陪我去住旅馆。 我们在上海、南京、芜湖、当涂等地的联络站都相继建立，并加强了力量，打通了上海、芜湖同皖南、皖江等游击根据地的交通线，从此我们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策反工作上来。 打入敌特组织搜集重要情报 一九四七年春，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豫西，陈粟的华东野战军进至豫苏皖地区。这三路大军歼灭、调动、吸引了大量敌军。西北、东北解放军也相继发起进攻。我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的一些军政人员深感蒋政权大势已去，今后何去何从，正在犹豫徘徊之中。我们上海工作组不失时机地设法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情，搜集情报，积极配合我军作战。 查效华同志到芜湖了解了张台望的情况，认为可以见面，我立刻写信约张到上海相晤。张接着我的信，非常高兴，马上来沪。他到中纺宿舍找到了我。久别重逢，促膝畅谈。他还特别详细地介绍其儿子张力化的情况，说他能为党为人民做些工作，政治上是可靠的，他愿以全家生命担保。 张力化由于家贫，以及其姑父王盈潮的指导，少年时在安徽职业学校机械科半工半读。该校在芜湖东门外，系安徽省教育界进步人士李光炯、刘希平、朱蕴山、沈子修等创立。李光炯为校董事会的董事长，时绍武任校长。毕业不久，抗战爆发。他本已考取清华大学工学院，但家中和王盈潮都无力负担他的费用。他的姑父希望他为民族效命。他听从王盈潮的话，进了国民党中央军校十四期（校长是蒋介石兼，教育长是张治中，主任是李明灏），学的是无线电通信，一九三九年一月毕业，留校担任十五期、十六期、十七期区队长等职。后来历任连长、副营长、营长、团副等职。一九四三年任二十集团军总部（总司令霍揆彰）少校作战参谋，后升中校参谋。抗战胜利后，他在国防部所属预备干部受训处任中校人事科长。他在蒋的嫡系部队工作，深得上级的信任。一九四六年七月，国共和谈破裂，他得知蒋介石决定发动内战，对国民党开始不满，于九月间借口祖母病逝，请假到芜湖治丧，委婉辞去南京的工作，以军官总队的队员身份在芜居住下来。 我知道了张力化的情况，乃同意张台望陪他来沪。不久，张台望带儿子来了。我详细的询问了他的经历和其对时局的看法，以及个人前途的打算。因为他平时受王盈潮的影响较深，思想较进步，向往革命，颇有抱负。他知道我是王盈潮的好友，故对我较信任，他表示愿意跟随我做点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他说国民党腐败透顶，不可救药，人心业已丧尽，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一些有志青年都很苦闷，急于摆脱困境。他说：“过去我参加国民党军队是为了抗战，并不是什么党派之见，今天它发动内战，我不能跟它走，所以弃官回家。今后，我一切听候党的安排。”我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青年，能够分辨是非，只要善于引导，注意发挥他的长处，他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我教育他要忠于党的事业，严守党的机密，遵守革命纪律。他表示绝对服从。第一次接触，他给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决定放手使用他。根据张力化的经历及他同国民党军队的关系，我要他设法回到国防部去做事，但一时找不到机会，就同意他先去湖北方面活动，然后伺机回华东。那时恰好湖北咸宁成立第十六绥靖区，霍揆彰任司令官。我叫他相机进行活动。他去南京见着霍本人。霍叫他到湖北该部工作，任上校作科课长兼任指挥所参谋主任。指挥所在监利。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敌军一切作战机要、秘密图表，包括各部队的兵力、番号及武器配备等重要情报，特别是“华中剿总”拟定的“华中剩匪绥靖计划”等，都复制寄给了我。他是用宫方的信封由军邮寄出的，没有受到检查，没有出问题。不久，“华中剿匪绥靖计划”被我军粉碎，康泽被俘。蒋介石的梦想又破灭了。敌十六绥靖区指挥失策，损失惨重，蒋介石非常恼火，特派一个视察组前去检查。张力化是指挥所的参谋主任，当然压力很大。幸而司令部的刘参谋长，先用电话通知了他，得以早做应付的准备。他立即快函上海，用隐语请示，那时我因事离开上海，同石原皋一同到皖南游击区去了，由陈维稷代我复信，对他要“回乡”一事，陈回答最好等我回来再定，如等不及、则根据情况自行处理。我以前也曾对他说过，如遇事情紧急，来不及请示，他可相机行事，但必须慎之又慎，事后要作详细汇报。他的行动由我负责。视察组到后，开始调查每一作战文电，登记的承办人都是张力化。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指挥所李主任身上，一切都请示过，按刘参谋长计划进行、他预感受嫌疑很重，必须赶快离开。 蒋介石以为有庞大的特务组织，可以控制局面，谁知发动内战，军事上节节失败，起义之师屡起，无法防止。蒋决定改变敌特组织，接受美国建议，彻底建立军事保防，即美军简称“C.I.C”的反情报机构，聘请美军泰勒为顾问。反情报队的指示，即使统帅部也要立即照办。因此，参谋部规定该队成员的条件很严格，要绝对可靠，要军校正式毕业生，要有高中以上文化，要当过连长以上的官职，要参加抗战五年以上，要打过仗，要当过参谋。所有这些要求，张力化都具备。他利用要抽调得力人员去南京国防部受训的机会，申请准予去“华中剿总”初试。符合上述资格的人员不多，十六绥靖区司令部只能挑选他去密试，初试在汉口“华中剿总”进行。他初试被录取后，即乘轮返芜。他听说我在上海，又赶忙去上海找我。我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后，对他说：打入敌特组织，要有更坚强的毅力，万一出了问题很难营救，嘱咐他要谨慎从事。“C.I.C”反情报组织主要是监视敌人自己的行动，反正是狗咬狗，他可以放手去干。这更有利于掩护我们的活动。我同意他到国防部情报学校特种情报班受训。按惯例，他是华中选送来的，受训毕，应该回到湖北，因湖北不属我活动范围，联系工作不便，恐难发挥作用。我叫他受训结束后设法留在华东。他到南京后，利用人事关系，由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槐保荐，免试入学。结业时国防部分发他回武汉剿总，他请假回芜湖，借口卧床不起，避开了到武汉的风头。后再回南京，请求分在南京直属队。恰值直属队扩大编制，正需要人员，于是准许他的请求，发表他为“国防部反情报队”中校参谋，继升为代上校队副。不久，敌直属队又奉命赴台待命。当时敌我斗争极为紧张，我叫他不要赴台，想办法留在南京。他千方百计搞到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南京区代理中将视察组长的职位，领取了最高统帅部颁发的红壳金字的“国防部侦察证”，即所谓“红派司”（敌人惯以红色代表将级，黄色代表校级，兰色代表尉级）。这个“红派司”上面，明确规定：“能代表最高统帅就地指挥当地军警一切武装人员，有权扣留陆、海、空交通工具和搜查逮捕可疑分子”等，张力化就变为一个超权的神秘人物。我由他护送、朝繁地往来于上海、南京、芜湖之间，在近二年时间里，安然无恙。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没，歼敌一百五十多万人。至此，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已消灭殆尽。一九四九年春，除安庆孤城困守外，江北沿江各地全部解放，芜湖就成为敌军云集，特务如毛的重镇。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驻扎在芜湖。绥靖区下设有三个前线指挥所，一个在安庆、一个在大通、一个在芜湖。芜湖指挥所又有城防指挥部，专负作战和芜湖城市的治安工作。皖省保密局头子唐玉昆也从江北撤退到芜湖，国防部二厅的主要特务刘启瑞（贵池人）也经常来到芜湖布置任务。中统的安徽头目，几乎全部都集中在芜湖。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叫张力化设法来到芜湖。张力化自打入特务组织后，他来往于上海、南京、芜湖三处、假装执行上级的任务，实际上是按我的指示在做工作。他在沪宁等线上川流不息，行踪没定，只有我能排算到他的所在地点和行动处所。他接到我的信，即刻来芜。我要他设法调到芜湖。他是蒋介石嫡系军官学校出身，又参加陈诚的部队，可以说属于陈诚嫡系人物。汤恩伯既要讨好陈诚，又要利用他这个高级特工，来巩固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所以发表他为南京区代理中将视察组长。他根据我的要求，找到汤恩伯，强调：“南京人物多，芜湖一带为共军渡江要地，对那里的驻军应明察暗访，以防投共。”汤恩伯十分称赞，于是下令特派他到第七绥靖区视察江防，藉以监察动摇的部队。张力化拿着手令回到芜湖，我又叫他赶到上海，利用他在上海军政部门任职的黄浦同学，设法搞些军事情报。他找着王之师，王是张力化在军校十四期的同学，一九四六年就同我党有联系，后因联系人调动以致联系中断，这时王在上海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校作战科长，张很想争取他，但不敢鲁荞行事，就找机会和他在一起议论时政，试探他的政治态度。王和张是同窗好友，说话极其坦率，主动说起自己和党失去联系的情况，张这时才把自己与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告诉他。王迫不及待地要求和我见面。张只答应代为转达，不便直接引见。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国民党军事防务的要害部门，我很重视这个关系，要王协助张力化工作设法弄清敌人的军事部署。有一天，王之师在特务营营长郑远钊办公桌上发现一个卷宗里有份绝密件：《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附有上海地区全部防御阵地、工事构筑、兵力配备图。这是汤恩伯总部精心策划编制的绝密件，印有号码。这一份是给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陈交给郑远钊，要他按照这个计划，制定特务营警戒工作方案。由于王多年从事作战参谋业务，深知这份密件的重要意义，它将关系到我军解放上海战役的全局，有了他就能够使我军对敌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准确指挥进攻。他迅速将这份密件藏入大衣袋内带回，电话通知张力化快到他的宿舍。张力化看到这份密件甚为震惊，认为至关重要，决定由张复制一份。不料张力化复制出的文件上面字迹模糊，兵种代号看不清楚。他俩商量结果，毅然将原件交张带到芜湖。第二天王之师又得到汤总部参谋长黄辉亚交给他同样的密件，只是编号不同。汤恩伯、陈大庆一向高高在上，对这些密件并不注意。关于作战方面，都是由王直接与汤、陈周旋，所以始终未露出破绽。张力化带着绝密作战计划，飞快赶到芜湖。我马上派交通员将这个《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送交胡明同志，请胡明同志用电台转报三野司令部。胡明同志叫韩铭新同志发出。粟裕司令员复电嘉奖。 后来王之师又兼任少将代理参谋处长，关于兵力调整，阵地巡查，战场汇报等等，统统由王之师主持。汤恩伯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经营一年多时间，构筑上海近郊周围碉堡工事，区分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大都是水泥钢筋永久性的。市内核心阵地准备巷战，决定利用四行仓库、国际饭店、中国银行、法国兵营、警察总局等等高大坚固建筑房屋，作为逐街逐巷的抵抗据点。必要时将这些建筑物进行破坏。而且在各街还布置有水泥活动堡垒，堆集沙袋，拉架铁丝网，可以说是步步为营、层层设防，企图作最后的挣扎。 我曾叫张力化转告王之师，要王尽量设法保护国家和人民所有财产、物质设施。尤其是所有桥梁、码头、船只等，凡是能保存下来的，都要尽量保存。王之师知道复兴岛停泊几十艘渔管处的渔轮，都有现代化设备。汤恩伯打算利用这批船只作海上交通工具，三令五申要把这批渔轮拉到吴淞口备用。如果不能拖走，就要炸毁。王之师曾趁视察阵地的机会，到复兴岛现场看过一次。遇着在渔管处工作的旧同事蒋俭铫，要他找些人保护渔轮，蒋就找了朱必公、李启蒙、杨巨成几个人。汤恩伯先是要将渔轮驶到舟山，船上人找不齐，无法开动。后来想用拖驳船把渔轮拖走。王和蒋商议，将停泊在码头船坞靠外航道的一艘船的船底螺帽打开放进水，船身即行倾斜。这样，就以一条船阻拦了里边所有船只的出路，其余的船都不能拖走了。汤即下令到作战处，将全部渔轮早日彻底炸毁。王之师写了一个签呈，说明不宜过早炸毁，如过早实施爆炸，势必引起市民军心不安，对作战影响很大。王保证在必要时彻底炸毁，决不贻误戎机。王千方百计藉故拖延，始终没有把他控制的工兵开往复兴岛。最后将全部渔轮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揭开上海战役序幕后，汤恩伯、陈大庆、毛森等凶狠毒辣，对市民稍涉嫌疑的即行残酷迫害、乱抓乱杀。盛慕莱同志即在这个时候被杀害了。五月十六日，防守外围阵地的21军、123军被我解放军猛烈攻击，伤亡严重，先后放弃了外围阵地。汤恩伯看到战况吃紧，曾集结5个团的兵力，在高桥附近和我军死拼，很快地被击溃。汤恩伯下手令给王之师，要他随战况变化负责炸毁沿黄浦江的码头和外白渡桥及苏州河上所有的桥梁。并在外白渡桥附近安插了一个工兵营，住在苏联领事馆隔壁，随时做好炸桥准备。王答应负责，并又陈述不宜过早炸毁的理由。然后，王下令将这个工兵营调到大名路，离外白渡桥较远，叫他们不要乱动，没有王的命令，不得擅自炸毁，如违严惩。五月二十一日，12军、75军大部被歼，陈大庆又打电话给王催办炸桥事，王还是答应作战处负责，决不贻误。王之师知道汤恩伯、陈大庆在这时已不敢冒险亲来市区，王也借故不去与他们见面，仅用电话联系，来一个拖延之计，他们也无可奈何了。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已有一部攻入市区、大场、江湾，吴淞也行将解放。这时汤恩伯、陈大庆仓惶率残部乘船出吴淞口，逃窜到舟山、台湾去了。沿黄浦江的码头和外白渡桥及苏州河上所有桥梁，均被保护下来。 控制芜湖的特务活动 在渡江战役临近时，敌人加强了芜湖的防务工作。原芜湖县党部书记长水泽柯，芜湖县调查专员王墨林，《中国日报》驻芜办事处主任陈晓钟，调统的胡百练、经绍周等都是老特务，他们的嗅觉灵敏，在垂死挣扎的斗争中，非常嚣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张力化为了保卫地下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他亲自兼任芜湖城防指挥部视察主任，控制地方一切特务单位，禁止乱抓人，明确指出抓人要经他批准。并且禁止乱发通行证、乱带武器。他借统一管理之名，集权力于一身。宣布夜晚戒严，使特务不能任意行动。他与城防指挥官约法三章，指挥官专负江防作战，维持市内秩序完全由他主持，一切城防处理全由他掌握调度，连第七绥靖区也不能干涉他的权力。他这样一整顿，叫做“明帮曹操，暗帮刘备”，对地下工作有利。特务曾报了一个黑名单，约计百人，请他批准，以便捉人。内中有洪绍侠（朱子帆的妻子）、陶若存、陈天任、王贯之、程士范。张力化说这些人都是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士，只凭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怎能乱抓呢？他不但不批准，反而把特务责备一顿。在这个时期，被捕的人确实很少，偶而被捕的人，不久也都放出。他又成立芜湖城防五人小组，他兼任组长。芜湖县县长谢汝昌、第六行政专区保安副司令刘格非，都是组员，五人中，我们占了三人。一天，张力化说，观察谢汝昌的态度，我们可以争取过来。我不好将谢、刘和我们的关系告诉他，只是含糊地说，再观察一下。实际上，可以说五人小组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又有一次，特务机关伪造解放区的证件，被他发现，为此事他与某部队的负责人发生冲突，他来告诉我，准备运用他的特权，调动一些军、宪、警与他对抗。我劝阻他，不能这样蛮干，后来就算和解了。我叫他在江防上多动脑筋，他以高级特工的身份视察芜湖附近沿江驻军情况，了解到沿江的驻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是一些杂牌军队，沿江的工事没有隐蔽火力点和交通壕，都是一级配备，没有纵深，没有坚固的据点工事。只要几炮一轰，就会烟飞灰灭。由此可以证明蒋的官兵毫无斗志，准备逃跑。 张力化有一军校同学叫做刘和平，他是66军185师555团的营长，驻扎在当涂江心洲。他与刘和平共过患难，非常要好。张力化有信心能说服刘起义。他抱病乘火车到采石，在山炮营营长何崇德处借电话打给刘和平，何和张也是同学，见了张，非常热情地接待，张对何说，现在我要到江心洲去，过几天再来和你谈。刘和平得知张力化要去洲上看他，特地派人选一匹马到采石夹江边来迎接。采石距离刘和平驻地的江岸二十余里，张力化因为急切要和刘会晤，奔驰时极为快速，甫行到达，腹绞痛不已。他是军人作风，拼命顽强克制。刘和平将张接到洲上，大办酒席欢迎，张却不能下咽。他向刘和平及其亲信公开说明来意，指出今后前途，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抛弃个人偏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接受起义。并说你们若能接受我的意见，和共军方面的联系，则由我负责。大家都拍手称赞，表示服从他的指示。不过认为即行起义，则有困难，因为孤军处在长江孤洲中，前不能进，后无退路，一发难即可能被敌军包围消灭，必须待解放军向江心洲这方向渡江时，刘才能率部起义，迎接大军。刘和平为了表示决心将该营防御配备，包括江边桥头堡阵地，东西梁山布置水雷的区域详图，交张带回。并告诉张，他的右翼是131师，东西梁山是郑飞营长在防守，要张去活动。郑飞与张也是同学，共过患难。张打算前往。可是他一夜腹痛难熬，实在支撑不住，张只好叫刘先设法将情况转告郑，以待自己下次再去。翌晨刘和平派兵护送张力化到当涂夹江边渡江，由66军军部派来吉普卡直送到芜湖。张拿出地图并将活动情况详细告诉我。我叫张台望速送他到弋矶山医院医治，嘱张力化好好地休养，不要再过于活动了。不料他的胆囊炎，胆石症又突然发作，于四月十二日在弋矶山医院施行手术，以致他在这个紧要时刻未能再往江心洲和东西梁山与刘、郑晤面了。张力化同志对于解放事业，尽了极大的努力，做出显著的成绩。 在白色恐怖之下 我到上海不久，石原皋对我说，曾希圣同志叫他到山东办理入党手续。办理完毕，他就赴烟台，领舒展民、吴若浜、罗枫等乘民船经汉沽到了天津。天津到上海的海轮，不是每天都航驶，要隔几天才有一班。他未上轮之前，发了一个电报到上海，告诉他所乘的船名和船期。我和吴文瑞叫人到码头接他们。并告诉石：金谷、沈惠文（地下交通）被捕，供出他和汪伯威的名字，恒只说是经济上的负责人。因此，石从山东回沪，就没有回家，而径往愚园路柳林别业55号仙鹤草素药厂。过了数天，特务到石家搜查，吴文瑞、程龙等在石家打牌为戏。特务一进家，到围住他们。程龙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拿出中统派司。这张派司是一九四六年石原皋为了保证安全护送洪琪同志（胡明同志的爱人）进入皖南游击区，叫程龙找浙江中统的头子田天铎搞到手的。程龙对特务说他与石的妻子是亲戚。特务看见是“货真价实”的中统派司，就让他们走了。吴文瑞不能再在天主堂街居住，就搬到药厂与石同住。上海的环境越来越险恶，工作更难做。不久，约在十一月中旬，吴文瑞就同程龙进入皖南游击区了。这时，石原皋除了天主堂街、江西路、河南路几处外，照常到各处活动。 一天晚上，石原皋雇了一辆人力车，准备到先施公司楼上的东亚旅馆去看人，车正要拐湾到先施公司这个方向时，忽然迎面奔来一辆人力车，两车相撞，人力车翻了。石的右小腿骨跌断了。他一想，医院是不能住的，药厂恐怕也不安全。他就叫人力车夫把他拉到海防路303号谢浚家，请中医骨科医生治疗。 谢是蒋介石的军队挑选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回国后任少将旅长。谢与四川一些部队关系甚深。抗战初期，戴笠拉拢他，叫他做瓦解四川部队的工作，他不肯干，与戴笠吵起来。戴笠捏个罪名，将他关在贵州息峰集中营，这个集中营是蒋介石关押进步人士的地狱。谢在息峰，与进步人士有接触的机会，思想有了转变。国仇家恨，身陷牢狱，怎能不痛恨蒋介石呢？一直到了抗战胜利，戴笠坐飞机坠死后，他才得恢复自由，全家来沪，生话费用完全由谢的好友华士润供给。谢与杜月笙、杨虎都有私交，经常往来。因此石与杨、杜也有接触。上海是杜月笙和杨虎的天下，石认为住在谢家治疗骨折比较安全可靠。 自从石原皋住在谢浚家，我也常到谢家去。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我到海防路谢家，穿的是布鞋，轻轻上楼，没走几步，我看见谢的姨妈站在楼梯口，向我摇手，示意不要上楼。她轻步走下楼，告诉我，昨天谢浚夫妇、石原皋、宋亦英等被上海宪兵第三营逮捕，特务尚在家中监守。我知道出了事故，赶快就走，回到陈维稷家，就与陈商议。我俩分析，石原皋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过，受过严刑，经过考验。以他的外柔内刚的性格，是能够顶得住的。我决定仍住在陈次泽家中，和他们研究营救的办法。陈次泽的妻子姓胡，是安徽明光人，地主家庭出身。她有一个本家的弟弟，在宪兵第三营当特务。于是她设法将其找到家中，探听情况。先谈家常，后谈时局，最后问他最近上海发生什么新闻。他说：“最近几天，我们在海防路抓了一些共产党，内中有两个很漂亮的女大学生，他们都加入了共产党，唉！我看，国民党快要完蛋了。”陈妻说：“报纸上登载的新闻，说是贩毒案件，怎么说是共产党呢？”他说：“海防路是共产党的机关。”陈妻又问：“他们承认了吗？”他说：“案子是我审问的，他们没有承认，只承认同共产党做过生意。”陈妻趁机说：“是啊！我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内中有二三个人，我是熟识的。他们同共产党做过生意，确实不是共产党。你要积德，只能要人家的钱，不能要人家的命。托你设法，用钱赎人。做姐姐的，既是为了熟人，也是为了你。他说：“我可以想想办法，钱少不济事，要尽快预备钱。”我就抓紧设法筹款。不数日，那个特务来了，对陈妻说：“不行了，案犯决定押送南京，我无能为力了。”他们被捕后，杜月笙、杨虎两人派人到宪兵第三营去保谢浚夫妇，宪兵营也以案情重大没有允许。我正在着急，宋亦英忽然来到澳门路找到陈维稷的妻子胡宜南。她与谢浚夫妇、石原皋同时被捕之后，只承认自己与石是亲戚关系，特务找不出她有什么可疑的证据，关押十几天之后，就由同乡陈慕三保出。胡宜南叫其女陈玮若到陈次泽家告诉我宋亦英来了，我赶快与宋见面，得悉他们被捕前后的详情。 谢浚认识陆军的军官很多，但空军人员认识不多。他的弟弟谢松年是飞行员，曾在美国受过训练，后来受了处分被开除军籍。他住在哥哥家中。谢浚叫他设法找空军做些工作，动员一些飞行员，驾机飞到解放区。他就设法与他要好的飞行人员联系。一天，空勤人员杨某伙同香港贩毒商带来一些毒品，交给谢松年。谢拿回家，藏在他的床底下，事情被宪兵队侦悉。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上午，上海宪兵第三营派宪兵到海防路谢家来搜查，在谢松年床底下搜出毒品。当场被捕的人有谢浚夫妇、谢松年、石原皋、汪伯威、宋亦英、华士润等，关在派克路同济医院对门一所大屋子里。关押期间石原皋、汪伯威、谢松年三人遭受了酷刑。汪受刑很重，除拷打外，还十指插针。石遭受了两夜的酷刑，先是吊打，后是灌辣椒水，弄得遍体鳞伤，动弹不得。第三晚有一个年轻的特务询问石与胡适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到石的家中仔细搜查，找到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放在石处的物件，所以特务才问石，石说同胡适是亲戚。从此，特务就没有再审问石了。石受重刑，不能行动，特务叫宋亦英照料石的饮食。宋与石就有机会谈话了。一天晚上，宋告诉石，她明天可以取保出去。石叫她出去后马上告诉我，他只承认与新四军做过生意，别的事情都不承认。我听了宋的汇报，知道了一切，就放心了。我最怕是捉了人，秘而不宣，私下干掉，来一个不承认。后来见登了报纸，就知道不会私下被干掉，他们在狱中很坚强，可以设法营救了。 石原皋、汪伯威、谢浚夫妇、谢松年五人押送到南京后，我将上海的事情安排一下，立即赶到南京，石的哥哥石在民也从徽州赶到南京，共商营救。开始我们打听不到石等关在那里。那时候，南京雨花台，几乎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在那里被公开杀害，我常去那里暗暗察访，真叫人悬心！不久，恰巧胡梦华（石的表哥，任天津市社会局长，CC分子）因事从天津来到南京，石在民找到他，托他打听，才知道关押的地方。于是请秉志（著名老科学家）和程士范先生写信给胡适，石在民写信给江冬秀向他们求助。石原皋等最初关押在“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不久，转移到“陆军看守所”。这时，才允许送衣服和一些食物，但不准接见。后来又转到南京水西门外陆军监狱，每星期准许接见一次。石原皋关在陆军监狱时，谢浚住在陆军医院，病重不治而逝。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胡适来南京参加选举蒋介石担任总统的丑剧，石在民去找胡适，胡将秦德纯（伪国防部次长）、陈雪屏（国民党青年部部长）给胡适答应设法保石出狱的回信交给石在民。石原皋的哥哥以为他的弟弟不久可以出狱了。一天，吴铸人（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CC的重要人物）和中央大学教授程憬（即程仰之，石的同乡同学）到陆军监狱看望石原皋。石与吴是中学同学，在北大时又是同班同学，早年私交甚好。吴劝石原皋到特效药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保他出去。特效药物研究所是CC头子陈果夫办的，石知道这是诱降，坚决地说：“关也好，杀也好，听你们的便，我决不会帮你们做事。”石原皋没有中他们诱降的奸计，当然也就不能出狱了。一天晚上，江冬秀对胡适说，时局这样的紧张，国民党撒退时，石头（指石原皋）的生命怕不能保，你要赶快设法，不能再拖了，万一有所不测，亲友们会责怪的。胡适认为江冬秀的话有道理，他这次不得不真的出力了，去函请陈雪屏设法营救。江冬秀即写信，告诉石的哥哥，石在民知道胡适是真的在帮忙，就同程憬去找陈雪屏，陈满口答应，以青年部长的身份设法奔走。石原皋、汪伯威二人最后关在特种刑庭看守所，特种刑庭法官张叔夜是石的中学同学，张也从中帮忙。石在民聘请中央大学法律教授戴修瓒大律师做石的辩护人。戴撰写辩诉状，大意是：在一九四七年“裁乱法”未颁布以前，同共产党做生意是允许的，是合法的。石和共产党做生意是一九四六年以前的事情。金谷、沈惠文因讹诈未遂，有意诬陷。既无物证，又无其他人证和旁证，单凭金、沈二人一面之辞，于法于理都不能定罪。不久开庭，石和汪出了庭，戴教授穿律师服，出庭辩诉，侃侃而谈。几天后下了判决书，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准予取保释放。石由黄炳琳运输行出面担保，黄是黄慧同志的弟弟。黄慧在南京隐蔽时，我给黄炳琳一些钱，叫他搞运输，获点利润作为他姐弟的生活费用。黄就在下关设一个运输行。石和汪伯威同时释放，时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次日，我和石原皋在程憬教授家中相见了，心中的喜悦、宽慰，难以形容。 谁知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陈维稷同志又被捕了。 皖南游击队胡明同志派人带来约有一斤重的戒指、耳环等金首饰，要我购买两部电台，说是部队急需要用。我将金首饰交给陈维稷的爱人胡宜南，托她代换钞票。她到上海银行找到她的妹夫徐景薇，兑换的都是联号的新钞票。电台及其部件都是军用物资，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我请陈维稷同志想办法。陈找上海工业合作协会的颜泽龙转托在工协工作的英国人唐生向联合国救济总署买了两部电台，由经济周报的某某取回，商量好在一月十九日上午由陈次泽乘中纺的吉普卡，到黄陡南路附近的莹荫针织厂当面转交。陈次泽拿回电台送到陈维稷家中，当晚我和陈维稷夫妇将它装在皮箱里安放在客厅的沙发背后。我们在一起又闲谈了一阵，不觉已是深夜二点了。这时，我才回到陈次泽家中就寝。凌晨正在睡中，忽听到门外有人急促地喊着：“方叔叔！方叔叔！快开门！”我预感到可能出事了。我立即跳下床开门。陈维稷的长女陈玮若奔进来告诉我：爸爸被特务抓走了。客厅的日光灯不起明，幸好电台未被发觉，只搜到两本香港《群众》拿走了。我想，敌人为什么未追踪到陈次泽家，可能还不知道内情。不管怎样，我得马上转移，离开陈家，离开上海。我要陈玮若转告其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敌人未作认真搜查，可能还要回头搜，也可能在附近安上钉子，要提高警惕，不要接见生人，防止上当受骗。（2）现在电台来不及转移，要设法藏好，埋在米里或煤堆中，万一不行就销毁。（3）派人到澳门路的两个三岔路口，等候张力化（前几天我写信给张力化，叫他于一月二十日到陈家来取电台），告诉张已出事，行动要谨慎，决不能鲁莽，掉以轻心。（4）打听陈维稷、苏延宾（中国纺织公司工程师）被捕原因，找你外公（大同大学校长）及其他的亲友想办法，要通过各种渠道营救。送走了陈玮若，我将身边一些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销毁掉，告别了陈次泽同志，趁着清晨昏暗的天色，混入职工上下班的队伍里，从容地走出宿舍的大门。这时，大街上的警车还不时地发出疯狂的吼叫声。 后来我才搞清楚，陈维稷、苏延宾被捕是因为杨渡欣被捕后供出的。杨是浙江人，系民盟盟员、医生。陈苏二人介绍他和我认识，他要求到皖南游击区工作，我同意了，派人送他进山。他在游击区工作不久，患了肠炎，要求出来医治。走到绩溪的小九华乡胡家村，该区是拉锯区，白天国民党控制，因他的口音不对头，被绩溪地方的自卫队盘查逮捕。初押在歙县皖南清剿指挥部，后押到浙江衢州汤总部的指挥所。他熬不住严刑，供出他到皖南游击区的经过。他只知道我姓施，住在陈家，而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更不知我是住在陈次泽家。衢州特务机关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司令部，要它逮捕我们。上海方面接到电话，就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深夜派特务先到苏延宾家。苏家招待了他们烟茶，还请他们吃了夜点心，想尽办法拖延时间。苏的爱人颇有心眼，暗暗记下捕车的号码，以便日后打听丈夫的下落。一直拖到翌晨三点钟才到陈家。逮捕证上将“陈维稷”错写成“程维稷”，陈据此提出抗议，加之“施先生”毫无踪影，特务们在这种情形下，匆忙地把陈押走，就没有仔细搜家。当天张力化如期到澳门路，在路口遇着陈玮若。她将夜间的情况和我的意见告诉他，并说，特务没有留人在家中，屋外是否有人监视，不得而知，张力化仔细考虑，决定尽快将电台抢出来，如果落入敌人之手，对陈维稷的安全就有严重的威胁。他到澳门路侦察了一天，凭他的经验，判断敌人未作任何布置。第二天，他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找着王之师。张力化非常焦急地告诉王，说陈维稷被捕了。他俩急忙转回王的宿舍计议，对情况作了具体分析。认为陈维稷是交大的纺织系主任，他的这个公开职务必须尽量利用，要设法发动学生，配合营救工作。他们查好交大学生会的电话号码，就跑到警备司令部特务营。适营长郑远钊出外查勤，趁着这个空隙，张力化要王坐在郑的办公室门口，防止有人进来，或被人听到打电话的内容。他自己则迅速地接通了交大学生会的电话，说：“你们的纺织系主任陈维稷先生已被警备司令部无理抓去了，很危险，你们要赶快设法营救，迅速通知报馆……。”他俩打完了电话，驾驶着王之师专用的那辆贴有“特别通行证”的吉普车，开到纺织公司宿舍附近停下。王留在车上，张进入陈家，找出了电台，迅速带出了宿舍，驱车直奔上海北站，车站口遇上值勤宪兵拦阻，要检查。张力化拿出“红派司”说：“国防部的电台，立即要用，误了军机由你负责！”宪兵见是“红派司”，吉普车上又有特别通行证，不再检查了，不仅放行，而且帮助张力化把皮箱打上了火车，平安地运到了南京。 他俩电话通知交大后，第二天报纸上披露了消息，交大的学生组织队伍游行，向警备司令部“请愿”（实际是示威）。陈大庆被迫出来接见，婉词解说，担保从速释放。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蒋军全部被歼，黄伯韬自杀，杜聿明、黄维被俘，敌人真是如丧家之犬，四散奔逃。白崇禧突然发出通电，力主言和，逼蒋下野。蒋介石无可奈何，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以退为进的“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在这种形势下，汤恩伯召集科长以上的军官联席会议，讨论陈、苏案件。许多人认为，这个案件一无其他人证物证；二怕交大学生上街游行，风潮闹大，引起社会舆论不满；三因陈在社会上有地位，在学术界有影响。汤恩伯迫于情势，不得不予以释放。后由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泉将陈、苏二人保出，前后关押五天。他们被押在警备司令部临时拘留所一天，后转移到威海卫路和成都路口的宪兵司令部。陈、苏二人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地抗辩，终于顺利地出狱。 我那天离开澳门路，赶到翟树荣家中。告诉翟出事了，托翟设法买一张赴南京的头等火车票。我在翟家住了一晚，一月二十一日我就乘火车安全抵达南京，住在陈次泽的内弟胡绍源家中。我立刻叫胡到上海打听陈、苏在狱中的情况和电台转移的结果。胡绍源刚走，张力化就携带电台到了胡家。我叫张力化赶快运到芜湖，藏在他家。几天后，胡绍源返宁，欣悉陈、苏已平安回家。一场风险，总算平安渡过了。 在陈维稷被捕之前，赵家元也被捕了。他被捕的那天晚上，我正好从皖南回到上海。原想住到赵家元的豆腐店，但恐深夜叫门不便。我就雇车到澳门路，住陈次泽家中。第二天早晨，我拿了一斤茶叶，来到赵家不见赵家元，只见她的女儿在店中。她告诉我，昨晚深夜，特务捉走了他的父亲。我问了情况，知道是涉嫌被捕。后来才知道何东初托一船老板运电台到皖西，被敌人发觉，船老板供出安庆森大木行是何东初的落脚点，敌人又从森大木行了解到赵家元到安庆时也曾在这里住过，所以赵家元被捕。后因查无实据，赵也就被释放了。我到上海那晚如到赵家居住，也要成为阶下囚了。我又一次幸免被捕。 胡敏如从山东经上海去皖南游击区，他介绍我认识他的弟弟胡祥模。胡的父亲与友人合伙开设一个怡昌福毛巾厂，批发所在天主堂街。胡祥模在法学院读书，住在店中，我有事就找胡祥模。一天，我到怡昌福店屋内，管帐先生胡茂才告诉我，胡祥模于数日前被捕，现已查清被捕原因：胡有一个姓程的亲戚，参加皖南游击队，担任武工队长。程被捕供出游击队的许家宝到了上海，说胡祥模知道他的住址。上海的特务就逮捕了胡祥模，迫胡供出许的地址。胡祥模只承认与许是同学，许曾看过他一次，至于许的情况和地址坚说不知。敌人无可奈何，将他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直到上海解放才恢复自由。后来我知道许家宝不肯回游击队，恐许被捕对我们的活动不利，就叫人找到许家宝，要他急速离开上海。许就到浙江兰溪躲避，我才放心。 不久，舒展民手下的交通员余某也被捕了。舒在沪有家眷，他来不及通知我，就仓促地离开上海，乘海轮赴香港了。在这期间，上海确是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石原皋出狱第二天，我和他见面时，叫他写了一份被捕及释放详细情况的报告给我。我分析当时的形势，蒋介石集团妄图凭借长江天险，做最后的挣扎。将来的战役，只有渡江一次大战役了。为了迎接大军渡江，计划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芜湖。我写了报告，派张京武去江北，向李步新同志请示，并将石的报告也交张带去。李步新同志批准了我的报告。我随即到芜湖，要石原皋在南京休养一些时日，待身体复原后再去芜。我到芜湖，住在北门陡岗街张台望家中。不久，石来到芜湖，我又找范治农来芜。由于工作任务有了改变，而吴文端同志早去皖南，上海工作组实际上已不存在。为了适应情况的需要，乃成立芜湖地下工作组，由我任组长，范、石为组员。我们就今后的工作作了详细的研究和安排。 一切为了迎接渡江 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迅猛发展。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我军必胜局面已经形成。国民党人普遍哀叹蒋介石大势已去，末日即将来临，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抓住人心思变的有利形势，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将今后的活动集中到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进行策反工作。 当时正处于我军渡江前夕，若能将沿江城市如安庆、贵池、大通、芜湖、当涂、和县等地国民党驻军、专员、县长等争取过来，这对渡江战役是有很大意义的。工作组研究决定，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使他们认识到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揭穿国民党的和谈阴谋，申明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敦促他们弃暗投明，並具体交代政策。 二是扩大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一切爱国的进步人士；通过他们去影响和分化瓦解敌人，扩大进步力量。 三是开展策反工作。要物色好策反对象，确定具体任务，指定专人联系。特别要注意抓武装，选择适当时机，策反起义，以配合我军渡江作战。 根据以上任务，芜湖从事地下工作的全体同志分赴各地积极开展工作。现将策反活动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郑汉、陶若存、陈天任的策反活动 郑汉，安徽潜山人，一九三八年在铜陵当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大通沦陷后，他到铜陵乡下利用修谱的木刻字办江南战报，宣传抗日。新四军到皖南不久，就派人把他找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亲自接见他，并派张伟烈同志同他一道去铜陵开展工作。一九三九年上半年郑汉到青阳当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由我介绍，经东南局批准他为中共特别党员。不久，国民党安徽省第八区党务督导专员宋振渠根据特务密报，得悉郑汉通新四军，就要郑汉写一篇反动文章以“表明态度”，郑汉坚决拒绝，遂被撤职。郑被撤职后，安徽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罗洁莹要郑到专员公署任科长。郑汉绕道石台，访石台县长徐顺兴，徐即告知郑汉，罗並不是真的要郑去当科长，而是在一次专区县长会议上，太平县长王梦梅说郑是共产党，罗企图把郑骗到专署关押起来。徐送给郑汉三十块钱作路费，当天晚上派自己的卫士送郑到泾县万村（新四军军部附近）。郑汉住在我家病了一个多月，病愈后，我建议政治部研究安排郑的工作。袁国平同志说，郑还是到国民党统治区活动，作用比较大。我说，郑的面目已暴露了，在皖南是呆不下去的。袁要我问郑，在江北有无社会关系，能否找到工作。郑说，庐江县长郑铁桥是他的本家哥哥，到他那里可以找到工作，但郑铁桥曾在潜山杀过共产党，到他那里不能起什么作用。我对郑汉说，先到郑铁桥那里找个落脚的地方，等找到好的社会关系再离开。郑同意了。新四军政治部介绍郑汉到江北指挥部，赖传珠接见了，说郑今后在白区的活动，由他自己安排。赖说，以后我派人找你。郑汉接上关系后就到庐江去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郑汉被调到大别山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举办的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受训。适遇陈天任在该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陈天任是安徽五河人。一九三六年在铜陵县民众教育馆大通施教区工作，郑汉经常同陈天任交谈时政，志同道合。郑汉到大别山后，同陈天任住在一个地方，朝夕相见，交谈大别山的政治形势。陈介绍郑认识陶若存、玉汉昭。陶若存，安徽舒城人，政治上一贯反蒋，一九三三年任十九路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闽变失败后，戴戟介绍他到广西投奔新桂系。抗日战争初期，陶随新桂系到安徽，先后任舒城、无为、怀宁等县县长，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他在怀宁被撤职时，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在怀宁工作的共产党员撤退，国民党特务说他是安徽四个左倾县长之一。王汉昭，广西人，是新桂系中一个较突出的青年军人，与新桂系中的各方人物有广泛的联系，和我党在大别山工作同志常有往来。钟国松、董启翔同志和他接触较多。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后，他是李品仙的机要参谋，曾一度是大别山炙手可热的红人。郑汉因有王、陶、陈等人的密切合作，就决定留在大别山活动。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CC系主要人物方治（当时是安徽省的教育厅厅长）为了缓和CC系与新桂系的矛盾，拉拢新接任的李品仙合作，一致反共，打击革命力量。方治狂叫要在一年之内肃清共产党在大别山的势力。郑、王、陶、陈在白色恐怖下，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通过灵活的活动方式，粉碎了国民党CC系同新桂系合作反共的阴谋，打击了反共势力和特务活动，特别是通过王汉昭、陈天任的活动，掩护了一些同志到解放区去。还团结了一批进步爱国人士，为后来的策反工作准备了一些有利条件。 一九四七年七月间，我探知了郑汉的地址后，就写信给他，约他到上海见面。这时，余纪一同志也在上海白区从事地下工作，郑汉已先收到余纪一的信，在上海同余取得联系，并根据余的意见仍回合肥活动。不久，余纪一去皖浙赣边区开辟游击根据地，由范治农与郑汉联系。稍后，皖南地区党委负责人胡明同志确定范的工作由我领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郑汉到南京找着我，向我汇报了他同王汉昭、陶若存、陈天任在白区的活动情况。我听了郑汉的汇报后，认为郑在白区的活动，有了较好的工作基础。我叫郑汉转请陈天任到南京，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工作；并与王汉昭及时联系，商议起义的工作。转请陶若存到安庆做好郭坚、张湘泽和安庆专员全无若的工作。由范治农同陶陈联系。这些同志在大军渡江前夕的重要时刻，在策反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郭坚在黄石港起义 郭坚，安徽怀远人。他最早是十九路军翁照垣的部下，闽变失败后，翁把部队交给李宗仁、白崇禧，郭随军转入新桂系。抗战军兴，郭随新桂系到安徽，在任阜阳县长时，刘邓大军经过阜阳，在城内住了两天，他恰好因私事回家去了，省政府就以“擅离职守”的罪名给予撤职停用两年的处分。一九四七底李品仙为了巩固新桂系在安徽的统治，要扩充四个保安团，郭坚向李品仙要求工作，李以郭是新桂系的老人，跟他多年，又知兵善战，很想起用，但碍于郭受停用两年的处分，犹豫未定。就在这时，郭坚的好友陶若存、陈天任、李荫五、王贯之、陈雁峰等人以省参议员的名义联名写信向李品仙推荐郭坚为保安团长，李就名正言顺地起用郭坚为安徽省保安第十团团长。郭坚这个团是新编的。三个营，五个直属连，一百三十多名军官，二千五百多名士兵，都是他亲自物色和招募来的。我根据郑汉的汇报，请陶若存去做好郭坚的工作。一九四八年底郭坚由淮北调防到安庆。一天，陶、郭交谈了对时局的看法。陶坦率地告诉郭：他已与地下党有联系，对郭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起义军队的政策。郭坚毫不犹豫的表示：诚恳接受老朋友的意见，坚决起义，决不动摇。并说，他的部队马上要编到张湘泽的一二六军，要起义就在安庆行动，否则部队要开到黄石港，起义就麻烦了。陶考虑安庆周围都是国民党的部队，不便行动；又想到黄石港是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口岸，如在黄石港起义，对配合大军渡江作用更大。同时因当时正在和谈期间，地下党没有指示，不好办。要郭先到黄石港，等他请示后，再行通知郭，临走时与陶约定了通电暗号。郭到黄石港后，积极地做好起义准备。在郭得知解放军到达长江北岸时，当机立断，主动派代表并带一些家属到长江北岸找解放军联系，说他是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准备起义的部队。郭坚的这一行动，受到解放军的热烈欢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郭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的领导下，率领全体官兵在黄石港宣布起义。起义后，郭坚即将集中在黄石港内一百多只民船和一条小轮开赴长江北岸，迎接解放军渡江。使四野的四十三军得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渡江任务，分兵南进，追击国民党部队。长江南岸的国民党江防部队，闻风丧胆，武汉的白崇禧剿总，也惊慌撤退。郭坚在渡江战役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新华社向全国广播了郭坚所部的这一正义行动。郭坚同志写有《黄石港起义》一文（见《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详情我就不另述了。 三、张湘泽接受任务 张湘泽，安徽寿县人，他父亲张练之与白崇禧在保定陆军学校同学。张在青年时代就到广西，跟白崇禧当随从参谋，白对他很信任，曾把他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抗日战争后期，张任安徽省保安副司令（司令由省政府主席兼），执掌全省地方部队。一九四九年初，调任一二六军军长。他与陶若存同是新桂系，私交颇深。因陶的关系，张与朱子帆、陈天任、王贯之有些来往。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迁到安庆，陶、张都在安庆。我请陶若存与张湘泽联系，对张明以革命大义，晓以个人利害，劝张弃暗投明。陶即有意识地与张较多地接触。某一天陶约张到安庆一家有名的澡堂洗澡，包了个小房间。陶问张对时局的看法如间？张说：蒋介石不行了，美国决定大力支持德公（新桂系对李宗仁的尊称），看看有没有一线挽回希望。陶说：美国对蒋介石还能说不是大力支持，给的东西还少吗？结果又如何呢？大势已去，谁也挽回不了。张颇以陶的看法为然。接着陶就从国家前途，个人利害，劝张起义。张问陶的打算怎样？陶坦率地告诉张：他已与华东局派到芜湖地下党取得联系。张恳切表示坚决接受陶的意见，积极准备起义。不久，陶若存与张湘泽同车到达芜湖，我要陶若存与张湘泽谈好，约定时间，到王贯之家与我见面交谈。王贯之那天设便宴招待，陶若存为了避免被人发觉，未去参加。张湘泽的态度很直率，他说，他调任一二六军军长不久，这个军有三个师九个团。内中二个师，六个团，是由安徽的保安团编的，一个师、三个团是广西部队配编的，尚在广西。现在防地的两个师长，一个叫韦介伯（安徽人，新桂系），一个叫郭鉴淮（安徽人，新桂系），都是张义纯的亲信，是不能同他们谈起义的事的。下面的六个团，我能完全掌握的只有一个团（可能是指郭坚这个团），还有一个团不能完全掌握，但可以做工作，两个师、六个团都驻防在大冶、石灰窑、黄石港一带。张要求我派个人带一部电台跟他行动。我因手中没有电台又无人可派，无法答应张的要求。我根据当时的形势，要张在大军渡江时，放弃沿江一带桥头堡，边打边退，能起义就起义。张完全接受我的意见，并请王贯之为他的全权代表。后来陶若存说，张湘泽对起义已考虑了一个方案，带了国民党部队的江防图给我看，准备商谈起义的时间和地点、办法。恰好那天范治农也去找王贯之，张不认识范治农，不便将江防图拿出来进一步商谈。听了陶若存的话，我相信张湘泽对起义是有诚意的。张回到防地后，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他是按照我们交谈的意见做的。最显著的表现，是郭坚在未起义之前，师长郭鉴淮派了一个工兵连长带了一排工兵到黄石港（郭坚的防地）去破坏港口。要把一些大船沉在黄石港口，抵抗解放军渡江，郭坚不要他们沉船，工兵连长坚持要沉，郭坚就把工兵连的枪全部缴了。师长郭鉴淮打电话给军长张湘泽说要以三个团的兵力来包围郭坚，把郭坚这个团打掉。张湘泽及时到了郭鉴淮师部，不准郭鉴淮这样做，由张亲自到黄石港处理，实际上是掩护郭坚。因陶若存已告诉张，郭坚决定在黄石港起义。张湘泽知道这个情况，所以采取这样的办法。这样，郭坚就争取时间一面做好反击郭鉴淮包围的准备。一方面派人到江北找解放军联系起义。在郭坚起义后，张湘泽在无法控制部队，难以率部起义的情况下，从大冶一直退到广西玉林。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四、保五旅在绩溪通电起义 一九四〇年王汉昭是李品仙的机要参谋，他曾利用这个特殊职务和他在新桂系中的人事关系，掩护过不少我党在大别山的工作同志。一九四三年因王汉昭长久掌握李品仙的机要大权，遭到李品仙的妻子、兄弟等公馆派的嫉妒，李品仙受了他们的包围，把王汉昭调到望江任县长，后调任怀宁县长。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王汉昭辞职不干了。一九四七年春，王汉昭到合肥找到郑汉、陶若存、陈天任。郑告他已到上海与党取到联系，王很高兴，当即问现在怎么搞？郑说，现在刘、邓大军已到了大别山，形势大变，要抓武装，配合军事行动。王十分赞同，他在新桂系部队中，当师、团长的同学很多，要郑汉同他一道到新桂系部队中去做策反起义的工作。郑认为到新桂系部队策反起义还不到时候，建议王汉昭亲自抓点武装。郑又说，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指挥调动，运用自如，可以在重要的地方，重要的时刻配合解放军行动，作用就大了。王汉昭同意郑汉的意见，但一直找不到机会。一九四八年夏威到合肥接任安徽省主席。不久，机会到了。夏威要王汉昭去当明光专区的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汉昭到明光接任专员后，就积极行动，计划把所属滁县、凤阳、嘉山、定远、天长、来安、全椒、盱眙八个县的地方部队编为八个团，利用李宗仁扩充新桂系武装力量的企图，配备新式武器，成立一个师。结果，只编了四个团，成立安徽省保安第五旅。因郑汉不在合肥，王汉昭就要陈天任向地下党请示部队今后的行动。我在南京白敬宇眼药店见到陈天任、范治农。听了陈的汇报后，我考虑王汉昭的保五旅是几个县的地方部队刚刚拼凑起来的，情况可能很复杂，在江北起义，很难控制掌握，搞不好会出问题。当涂是大江南岸的一个重要桥头堡。当涂县长操竹友同我们有联系。假如保五旅开到当涂与操竹友配合行动，这对迎接大军渡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我请陈天任即去江北向王汉昭转达我的意见。王表示同意。他冲破重重障碍，迅速地把部队开过江，南撤到当涂。几天后，王汉昭到芜湖，程中一（当时的省参议会秘书长）设宴招待，我和石原皋、范治农都到程中一家赴宴。王汉昭汇报了他在当涂调查民船数量和沿江守军的番号、人数、防卫、工事等情况，引起南京卫成司令部的怀疑，说当涂不是安徽保五旅的防区，下令六十六军速将保五旅部队驱逐出当涂县境，我考虑到这个情况很危险，保五旅有被六十六军吃掉的可能。当即告诉王汉昭，将保五旅开到绩溪县，这样即可加强皖南地方武装力量，又便于和胡明领导的游击队就近联系，以后保五旅的行动由胡明同志直接指挥。我即派石原皋同郑汉一道去找胡明，介绍王汉昭和保五旅的情况。我告诉郑汉，要向胡明同志汇报清楚，保五旅是由几个县的地方武装临时拼凑起来的，情况复杂，要十分注意。胡明同志听了郑汉的汇报后，即派郑汉、顾永康、李民到保五旅协助王汉昭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郑等到后，即协助王汉昭整编部队，把四个团编为三个团，集中精锐，成立一个直属营，把一个有中统特务嫌疑的团长江恕和一个对起义有抵触思想的团长韦驹，用调升副旅长的办法，使他们离开部队。江被调后，借故跑走了。韦经过说服，后来跟着一道起义了。郑汉还给保五旅写好了起义通电的文稿。后来王汉昭要郑汉以旅部参议的身份同李海（李当时是民革成员）一道到太平麦镇涛团去慰问，实际上是去了解麦镇涛的动态。这时麦已被张义纯收买，将郑汉、李海二人捆绑押赴屯溪处置，到达岩寺，解放军已经胜利渡江，张义纯慌忙逃走，弃麦于不顾。麦此时进退维谷，经一营营长胡明玉力劝，把郑汉、李海放掉，为自己保留后路。麦已是自身难保，只好听部下随意处理了。郑汉、李海受尽折磨，几乎丧命。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安徽省保五旅在绩溪县通电起义。王汉昭同志写有专文，详情我就不赘述了。 五、怀宁县长钱镇东起义 安庆扼长江中游，形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怀宁县政府设在安庆。县长钱镇东，怀宁人，他有个朋友叫刘干，也是怀宁人，曾做过县长。刘干是民盟盟员，在安庆做民盟的工作。刘干动员钱镇东起义，钱顾虑重重，不肯答应。陶若存当时在安庆想策动安庆专员全无若起义，全是广西人，与陶若存私交颇好。陶开始信心很足，可是去全家几次试探，说不进去。郭坚的部队又开到黄石港去了，陶若存很着急。为了有助于解放军的胜利渡江，安庆不遭到破坏，做好钱镇东的工作，就格外重要。一天，陶若存去找刘干，问刘干对钱镇东的工作做得怎样？刘说，这个人真难搞，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还说要破坏安庆，把自卫队拉下乡打游击。刘又说，钱镇东对陶若存的印象很好，要陶去同钱镇东谈谈。陶考虑钱镇东虽未接受刘干的意见起义，但对刘干并没有什么不利的举动。钱与新桂系毫无关系，不会跟新桂系跑到广西去的，大势所趋，除起义就没有路可走。陶与钱虽无深交，但钱是建设研究会的会员，有过一些来往。这样，陶就去找钱镇东，单刀直入地对钱说，刘干劝你起义，你应当好好地想一想。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消灭光了，你这个自卫队能顶什么事。再说安庆是你的家乡，如果遭受破坏，你对家乡不好交待，为国家利益和个人利害，接受起义是光明正路。陶还反复地阐明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政策。钱听了陶的一番恳切的劝告后，很爽快的答复，听你的话，接受起义。不久陶若存离开安庆，到芜湖曾向我们谈过钱镇东的情况。大军抵达安庆时，钱镇东率部迎接解放军入城，并执行我军的命令，公布安民告示，维持秩序，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六、110师于义乌起义 廖运升、廖运泽，安徽凤台县廖家湾人。他俩是堂兄弟。他们的父辈们参加辛亥、讨袁等役，抛头颅、洒热血，遭受了很大的牺性。廖运泽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曾是共产党员，参加了南昌起义，后脱党，任过国民党的骑兵军长。廖运升毕业于黄浦第四期，在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一年两次反过蒋介石。因为他俩是黄浦生，蒋认为“败子回头”，既用他俩，而又不敢重用。淮海战役时，廖运泽任第一纵队司令，廖运升任副司令，纵队所有事情都由廖运升负责，运泽兼任他职，不管纵队的事情。当时，他俩另有一个堂兄廖运周，任国民党110师师长，属于黄维兵团。他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廖运升得着这个消息，觉得再跟蒋介石走是死路一条，投向人民还是有光明前途的。于是在一九四八年他俩就决定找机会和党联系。廖运升派人去找廖运周，恰好三野的联络部派人在淮南、寿县、正阳关一带搞策反工作。此人化名朱怀武，住在寿县城南廖的最好朋友常世清家中。经常和廖见面并初步研究了起义的事情。 蒋介石对廖家兄弟本不放心，自从廖运周起义后，就更不放心了。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安徽站站长唐玉昆接到上级的命令，给阜阳组组长刘惠生密电，要其接受保密局的命令到廖部任随军组长，监视廖部的行动。 刘惠生，安徽阜阳人。一九三八年春，他在武汉，参加军事委员会战干团受训。同年秋季转入中央警校特训班（戴笠办的特务学校）。受训一年半，一九三九年冬，经特务头子戴笠多次谈话，分配到安徽阜阳地区做秘密情报工作。一九四二年春，他由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调查室调到阜阳地区任阜阳组组长。所辖的活动地区有阜阳、太和、临泉、颖上、涡阳、蒙城、亳县、凤台、寿县等十县及界首、三河尖、正阳关、阳湖等几个大镇。他任军统局阜阳组长计有七八年的时间。当他接到唐玉昆的密电后，感觉到很为难。论私交，他与廖氏三弟兄情谊很深：论纪律，他又不敢不服从。最后还是带了电台台长、译电员、文书等人员到廖部去了。他到廖部，为了公私两全，他将密电交给廖运泽看了，后来廖运升也得知此事。廖知道刘的身份，看了密电后，心中虽然稍放心，但仍然不踏实，恐怕刘做成圈套，引他上钩。廖还是存了戒备之心，只叫部下对刘的生活予以特别照顾，刘都婉言辞谢。 国防部保密局派了刘惠生到廖部后，蒋介石还是不放心，随即命令廖部离开正阳关，率全部官兵，约计万人开到江南芜湖，使廖部在国民党大军云集的芜湖，不敢异动。一九四九年一月初，第一纵队到达芜湖后，被改编为110师，以填补原来的番号。调廖运泽为某军副军长，这叫做明升暗降。可是他的部队大都是安徽皖北和风台、寿县一带人，可以叫作淮上子弟兵。因怕发生变化，不得不任命廖运升为该师师长。刘希文（黄浦二期生）任副师长、盛燮勤（黄浦六期生）任参谋长。储培基任该师第一团团长、朱振业任第二团团长、张普庆任第三团团长，全师共八千多人。该师离开正阳关后，廖运升即与地下党失掉联系。他派人去找廖运周，一直没有消息。如何再能找到共产党、解放军呢？事关个人的安危和全军的命运，他忧心仲忡，但又丝毫不能吐露。 刘惠生虽将密电给廖运泽看了，内心还是很矛盾。他眼看形势的迅速变化，国民党已是日薄西山，作为一个在军统混了十几年的特务，何去何从？终日坐卧不安。他随着廖部到了芜湖，怀着苦恼的心情去看望张台望。他与张有金兰之谊，他知道张在大革命时期与共产党有关系，虽然一别十余年，但私交仍在，可以畅谈一切。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就叫张台望做通刘惠生的工作。经过张台望宣传革命形势，解释党的政策，阐明个人利害得失，刘惠生反复考虑十多天，决定弃暗投明。于是，他先做好该师第三团团长张普庆的工作。张是安徽太和人，是刘的老朋友，张普庆经刘劝说，决定随刘行动。刘又向廖运升说明了自己与张台望接触的详细情况。这时，廖运升对刘惠生的怀疑顿然冰释，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但廖对于我们代表哪一级组织还不了解，要约我们当面谈一谈。我叫石原皋出面去谈。一天下午，石和张台望到新芜路大观园澡堂一个雅座小间与廖运升、刘惠生、张普庆三人见了面。石对廖运升说：“我与岳丹秋是在德国时的同学，是好朋友。你们廖家的情况，我完全知道。前两年华东局叫我通过岳丹秋找你们弟兄联系，始终没有遇着。今日相逢，真是生平快事。”廖家与岳家是世交，两家共过患难。廖知道我们的情形和使命后，一切疑团都消失了，他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尽快起义。 廖的部队驻在芜湖，虽不担任江防任务，蒋介石还是不放心，又令110师开赴泾县。这时，国民党的部队驻在皖南一带约有十几个军，廖部在国民党的大军包围之中，自然不能轻易行动。当廖等离开芜湖的前几天，我叫张台望转告刘惠生，说有两部电台急需送到皖南游击区。这两部从陈维稷家抢运来的电台，藏在张台望家中一直未能送交胡明，现在需要他们掩护送去。刘惠生和张普庆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临行前一天，刘、张从张台望家取出电台，藏在他二人住的旅馆房间内。我派查效华乘坐刘、张的吉普车同往。到了南陵县城南35里的三里店村，查效华提着装有电台的箱子下了车，张普庆送查出了村头，看他进入山林，才驱车前往泾县。 110师到达泾县，师部驻在城内，第三团驻在茂林。刘惠生起草了一封说明情况的信，由张普庆具名，派了可靠的勤务员高鸣鹤，送到当地游击队的防地，交给了洪林同志。洪林回了信，叫他们各驻原防，互不干扰。不久，第三团与第一团换防，刘惠生又随第一团住在茂林。 三月间，蒋介石又调110师赴浙江杭州。我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派张台望赶到泾县，转告他们要找适当时机起义，千万要谨慎，不要被蒋介石的军队吃掉，并告以与皖浙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联络的方法。张台望到了师部，廖设宴招待，为了消除一些军官对张身份的怀疑，廖在会上作了解释，说张先生是师的参议云云。 110师经宣城向浙江开拔，到了杭州附近的萧山县驻扎下来。刘惠生没有跟随部队走，而是到芜湖、南京、上海等地看看，然后到杭州去找部队。他到芜湖后，很巧，碰上了奉唐玉昆的命令去阜阳潜伏的张纪泽、刘树端，得知张、刘二人在上海见着特务头子毛人凤，毛给他们五百银元，发给一部电台，叫他们回乡潜伏起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刘惠生对他们说，大势已去，你们带着电台回阜阳是找死，还是跟我一样，到时候将电台交出。二人听了刘的话，就按照刘讲的去做了。 刘惠生经上海赶回部队，到达萧山不久，解放军已胜利渡江。110师又奉命开赴浙江义乌县，担任城防任务。正好，义乌没有其他国民党部队，有利于起义。忽又接到85军的命令，要调110师连夜开到金华，归李延年指挥。廖运升考虑，如若该部开到金华，起义就比较困难了。因为那里是国民党部队麇集的地方。于是廖运升在五月三日夜召集团长以上的干部开会，把目前所处的形势和准备起义的事情讲清了，看看大家的意思、态度如何。他说清了利害关系，大家一致表示同意。会后，刘惠生和张普庆派上尉军官胡明理去同当地的党组织联系，很快联系上了。廖运升就叫张普庆派了一个排去扒铁路、断电线，另外派一部分武装包围了国民党一个专署的武装大队，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然后在地下党向导的带领下，向义乌西边山里的游击区出发。 第二天，即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部队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山村，廖运升召开了全体官兵大会。会上，廖运升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已经决定起义，投奔人民解放军，走向光明大道。”廖的讲话，得到全体官兵的支持，大家表示愿意跟着师长走上新路。会后向全国发出了通电。 然而，起义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就在廖运升宣布起义时，第三团有一个连长掏出手枪要向廖射击，被人按住了手腕。张普庆听到报告大怒，下令枪毙那个连长。刘惠生连忙加以劝阻，提醒他不能草率处理这件事，如果稍不慎重，部队很可能会乱起来。张觉得有理，便将那个连长关押起来，规劝其认清前途，顺应潮流。 廖师第二团的宿营地离师部约有15华里之遥。五月六日，廖运升接到第二团团长朱振业的电话，说他掌握不了这个团，请师长前去讲讲话，以安定军心。廖因连日劳累过度，疲乏不堪，不能前去。他叫参谋长盛燮勤去讲讲。盛假装不愿意，廖坚持要他去，他才答应。 盛去了半夜，毫无消息，电话又打不通。廖派人去探听，才知道二团连夜逃走了。经过调查，得知盛燮勤的家眷在当天下午已转到第二团。廖这时才恍然大悟，连说：“阴谋！阴谋！”原来盛与朱早已勾结，他们企图将廖运升骗到团驻地，将廖扣住。然后，逼廖将起义部队重新拖回金华。如果不从，就将廖架走或者枪毙。 自五月四日起义后，110师的给养全部由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供应，直到五月十日，才和解放军35师（师长李德生）联系上，给养才转由解放军供应。110师改编为两个团，分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2军34师（师长尤太忠）和35师。 五月底，廖运升带着张普庆、刘惠生及团以上的军官到达二野总部（在南京）学习。学习结业后，廖运升留在南京工作。刘惠生分配到芜湖，我在南京时遇见曾希圣同志，谈到刘惠生的情况，曾希圣要他到皖北去工作，刘持二野政治部和我的介绍信到了合肥，见着曾希圣，就由省公安厅分配他搞侦破特务案件的工作。刘就在蚌埠以摆纸烟摊为掩护，先后侦破了一批比较重要的案件。他已退休，现任蚌埠市政协委员。 七、严时信在安东舰的活动 严时信，安徽寿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海军安东舰航海官兼第四江防区指挥部参谋（舰长唐涌根兼任指挥官）。他眼看蒋家王朝覆灭在迩，就到南京找党的关系。他与耿家舒是表兄弟，一九四九年初，严通过耿家舒找到朱子帆，要求同我地下党组织联系。朱将他的要求转告我，我叫石原皋出面与严接谈，并负责海军方面的起义工作。一天，在芜湖牛奶坊朱子帆家中他们见面了。朱子帆、洪绍侠（朱妻）、耿家舒也在座。晤谈之后，石知道从大通至西梁山的江面上的军舰都归第四防区指挥，共辖20多艘舰艇。以安东舰为指挥舰，舰长唐涌根住在舰上。唐与严是海军学校的同学，私交很好。 严时信开始要求石给他十个人，暗藏武器，由他带上舰，强制安东舰驶至北岸起义。石仔细考虑，严在舰上只是单身一人，并且海军总部还派有特务在舰上监视。万一不成功，严肯定要牺牲，我们在芜湖的一切布置，也有前功尽弃的危险。就是起义成功，国民党也会立刻派飞机轰炸，定蹈重庆舰的覆辙。因此，石不同意他起义，请他做一个无名英雄，要他在平时不断向我们提供国民党的海陆空军在江南一带的军事行动和军事部署情况，设法让唐涌根离舰，取得实际上的领导权。以便大军渡江时，能使国民党海军舰艇“按兵不动”，协助大军顺利完成渡江任务。严欣然同意，接受任务，从此就参加了我们的工作。 严时信及时提供国民党第七绥靖区兵力和海军第四防区的兵力配备情况，附有草图，并有第七绥靖区和陆海空军守备江防的联络信号。他每次上岸，都到朱子帆家中，叫洪绍侠约石原皋到朱家晤谈。他说，国民党守备芜湖正面的部队是第20军，它的工事构筑较坚固，且多处于圩田和泥沼地带，易守不易攻。他建议大军在芜湖上游江北一带开辟渡江点，因自大通至获港一带，国民党的江防部队力量很薄弱，易于突破。我们及时将他送来的情报和建议转送解放军江北前线指挥部。 一天，汤恩伯亲自到芜湖，登上安东舰，要严时信将船炸沉于裕溪口，把裕溪河堵死，企图来一个“水淹七军”。严时信说，现在是枯水期，春水未发，巢湖水位不高，现在沉船堵口，作用不大，并会影响国民党军队在江北的阵地。等到春水一发，再行沉船。就这样汤恩伯被他搪塞过去了。 四月二十日上午，严时信同耿家舒来到朱子帆家中，洪绍侠迅即找着石原皋。严告诉石，国民党飞机侦察到今天荻港对岸的江面，集结大量民船和部队，准备渡江。石了解了情况后，立即决定三点：（1）想尽一切办法拖延舰艇上驶的时间；（2）安东舰不要向渡江船只开炮；（3）向北岸旷地开炮，方向和角度不要改变。下午五时左右，第七绥靖区副司令曾庆瑞即用无线电话通知严，要他即刻率领在芜湖江面的全部舰艇上驶，配合陆军作战，堵击解放军渡江。严以要向海军总部请示为理由，拖延时间。接着又将安东舰上的无线电话破坏。这样一来，要与海军总部通报，必须由第七绥靖区转达，这也可拖延上驶时间，应付情况。 二十日晚间十一时，第七绥区转来海军总部及国防部的命令，责令立即开船，上驶作战，他又借故拖延。二十一日凌晨三时左右，命令如雪片飞来，“如再不上驶作战贻误军机，定以军法从事”。 石原皋与严时信约定，于二十一日上午，在朱子帆家中晤面，听取他的汇报，再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石和耿家舒住在朱家。该日上午久候未见严来，他们非常焦急。终于把严盼来了，只见严神色慌张，不知出了什么事故。他坐定后才说出今早的惊险事情。海军部参谋长周宪章，今早带领军法官来追查海军责任，主要是追查严的责任。七绥区副司令曾庆瑞随同周前来，当着严时信的面向周控告说：他早就把解放军将要渡江的消息告诉了严，要严及时率领舰艇上驶作战，而严一再拖延不执行。严冷静的听着，一方面在心里打主意，等曾庆瑞说完，他当即提出三条理由：（1）他不是副指挥官，指挥作战的责任不在他身上；（2）太阳洲解放军向南岸发炮射击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弃芜湖防务责任，全部舰艇上驶作战，万一芜湖附近解放军渡江，责任谁来担当？他当然要请示海军总司令部以后才能行动；（3）解放军在八时开始渡江，何以在八时半就占领前沿阵地，陆军是怎样抵抗的？曾庆瑞不得不承认守旧县的陆军有一个营“叛变”（起义）。国民党的海陆军互相推委，都想把失守的贵任推给对方。周宪章听曾说完后，立即抓起电话机向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报告说：“陆军守江部队发生叛变，海军舰艇被打坏几艘，海军是没有责任的。”严时信的责任完全推脱了。他仍任原职，指挥机构还设在安东舰，由他掌握。 严时信惊魂甫定，余悸犹存。他认为解放军已渡江，提出离开舰艇的要求。石告诉他，二十一日夜晚，还是关键时刻，不能半途而废，不同意他离舰。耿家舒、洪绍侠也赞成石的意见。石对严说：“（1）赶快回安东舰，坚决完成掩护渡江的任务；（2）舰上既来了新派来的督战人员，那末，开船上驶的时间不能太拖延，千万要谨慎，不能炮击渡江船只；（3）必要时将安东舰机件弄坏，然后搁浅，设法上北岸；（4）我立即电告江北前线指挥部孙仲德同志，你如被俘，就去找孙，可保障安全。”严听了石的话，下了决心，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重登安东舰，根据石的意见，相机行事。石原皋离开朱家，马上通过由储文朗控制的电台（唐晓光、顾训方送来的密码）发了一个电报给江北指挥部孙仲德同志。严时信在晚上九时许，率各舰艇上驶。他为了完成掩护解放军渡江和避免轰击我军渡江船只的任务，只有把国民党舰艇控制在非渡江点的水域。因此，他把舰艇控制在芜湖和白茆洲一带江面，指挥各舰向江北农田和沼泽地乱发炮弹，打了几个小时，直到二十二日清晨，各舰才开回芜湖停泊。他又一次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二十二日八时一刻，安东舰开船，离开芜湖，到马鞍山时又复停船，等待永嘉舰。直到二十三日二时左右由林遵司令率领的永嘉舰，开过马鞍山，安东舰也随即起锚开航。当安东舰开到梅子洲附近（靠近金河口）时，他设法将安东舰开上沙滩搁浅，自己乘预先准备好的炮艇，开往江北探听解放军的情况。约过了个把小时，江水涨潮安东舰退出浅水，未等他回舰就开往南京。他也乘炮艇随后到南京。安东舰驶到南京巴斗山后，随着林遵率领的舰队起义了。 严时信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后，我向李步新同志汇报了严时信单身作战的经过，李步新同志亲笔写了介绍信，由石原皋陪严时信到南京市委报到，请市委安排工作。市委又转介绍到海军部，由海军部分配到东海舰队工作。严时信是解放后得到最早安排工作的一个同志。 八、争取芜湖县长谢汝昌起义 谢汝昌是安徽青阳县人，家在大通开设谢贻丰商店。我在青阳县做过工作，又在大通住过多年，知道谢的为人。他与石原皋是北大时的同学，谢学法律。他俩私交极好。抗战初期，戴戟任皖南行署主任，就发表谢任贵池县长，后历任休宁、宣城、芜湖县长。宋亦英同志被捕出狱后，我叫她离开上海，在芜湖等待石原皋的弟弟石士彦来接她去皖南游击队。我写信给谢汝昌，请他为宋安排一个工作。谢汝昌知道她的情况，就在芜湖教育局替她挂了一个县督学的名义，发给一张聘书。不久，石士彦到芜，她凭着这张聘书，顺利地经过宁国、旌德、绩溪进入游击区了。 石原皋出狱后，知道了这件事，虽十多年未唔面，根据谢的思想情况，觉得有把握把他争取过来，便写了一封信给陶贤棣（也是北大同学，住芜湖），要陶告诉谢汝昌，石不久要到芜湖去。陶来信说，谢欢迎石去，希望早点去。石和他的哥哥石在民就在春节前几天，来到芜湖，先住在三圣坊三号楼上。石让陶找谢，相约晤谈的日期。旧历三十日下午，陶来陪石到谢的家中过除夕。他俩十年未见，一旦相逢，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时谢汝昌正在何去何从迟疑未决的时候，急需要人商量、帮助，但他很自负，不轻易听信人言，也不轻易作出决断。他俩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一见面开门见山，敞怀畅谈。谢提出一些问题和顾虑，石原皋说明党的政策，谢放心了，顾虑消除了。石详细地问了芜湖的驻军和社会等情况，并问他：“你的部下怎样？县大队有多少人？装备怎样？你能否指挥？”谢告诉石，县政府的骨干都是跟他多年的亲信，决无问题。县大队正式名称叫做国民兵团，按团的编制，县长兼团长，大队长是团副。大队下设三个营，每营约有五百人，共计约有一千五百人，装备也还好，虽不能打仗，但维持地方秩序，绰绰有余。团副（即大队长）奚迺辉是芜湖本县人，与军统外围有关系，不是他的亲信。但奚酒辉是靠奚国光爬上去的，听奚国光的话。那时奚国光是民盟盟员，任芜湖县银行行长。石与奚国光也是老朋友。第一营营长王心一，潜山人。第二营营长金敦厚，桐城人。他二人的枪法非常好，忠于谢汝昌，谢倚之为左右手。谢确能指挥的占三分之二。石与谢约定，他们在必要时才见面，一般事情由谢的弟弟谢汝祥传递。并约定于旧历正月初三同阵去看王先强。王先强是合肥人，留日学生，黄绍任浙江省主席时，王任浙江省民政厅长和浙西行署主任。谢在他手下任秘书。王先强在北大任讲师时，石就与王很熟识。当时王在芜湖郊区濮家店养肺病。谢、石俩谈到深夜，抵足而眠。次日早晨，客人来贺春节，石就离开了。到了正月初三，谢汝昌向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借了一部汽车，同石前往濮家店，看望王先强。王说，他与朱子帆、储应时已有联系。吃了午饭，石与谢乘原车回芜。 我与石原皋研究了当时芜湖的情况后，决定和谢见面，共同商量和安排下一步工作。一天晚上，我和石同去谢家，在座有朱子帆、王贯之、储应时、王先强，共计七人，讨论如何开展工作。大家一致认为，芜湖非常重要，这个据点绝对不能丢。如若失去，对于工作的开展则很困难了。决定由朱子帆负责，在大军渡江前，确保谢汝昌的县长职务不能调动。储应时仍回上海，他是安徽岳西人，留学美国，抗战初做过安徽省建设厅长，参加民盟。他在上海继续做对敌工作（解放后，储任上海市参事室主任）。关于芜湖方面的工作，石根据我俩事先商定的意见，向谢汝昌作了布置：（1）把最可靠的王、金两位营长以及连排长和士兵集中在芜湖市区，好的轻武器也集中在身边，亲自掌握。对于奚迺辉，没有把握，可叫奚带领一部分士兵，分驻在芜明县乡下各集镇。（2）谢汝昌全力负责芜湖市区的治安，尽力设法保护进步人士的安全。（3）确保国家财产和明远电厂、裕中纱厂、益新面粉厂、火柴厂以及碾米厂等工厂的安全。（4）调查存在芜湖的军粮和四大家族囤积的粮食，查清数量、存放的地点及店号，防止他们偷运、疏散。（5）保护人民生命财产。（6）保存各种档案，不要丢失。石告诉谢，在紧要关头，万一找不到石，谢要果敢决断，以免贻误时机。石在芜湖第五中学读过书，他家又在芜湖开设药铺，认识的人很多，关系也不少。当时芜湖特务麋集，苏、浙、皖三省调统专员李仁甫，安徽省调统专员王进之，他二人在芜湖住了很久的时间才往屯溪。调统特务胡百练，绩溪人；经绍周，芜湖人，他俩都认识石。在这种情况下，石必须提高警惕，决不可轻易出面。他的住址经常变换移动，有时住在三圣坊三号楼上，有时住在长街泰丰南货店。石住的地方，只有我、石在民、张台望三人知道。其余的人，一概不知。不论何人找石，必须先找着石在民，再由石在民告诉石，然后约定晤谈时间及地点。 过了几天，我又约谢汝昌在程士范家中晤谈。那时，程任明远电厂经理。参加的人有石原皋，王贯之，操竹友。我们在房内开会，程士范的老伴在屋外看风。她在外面停留了一阵，见无动静，进房用绩溪话告诉石，屋外无人，要大家放心。那晚，主要是听谢、操二人汇报情况。操谈了当涂县的详细情况以及当涂沿江驻军的情况，并谈了与泾县县长俞步骐联系的经过。谢汝昌着重谈了芜湖城防情况。 谢汝昌是芜湖城防五人小组之一，但他不知组长张力化是我们的人，他在城防会议上，不轻易表态。在这个小组中，真正有实力的人物是谢汝昌，因为掌握着一千数百支枪杆。他又亲自兼军事法庭的庭长。可以说他操生杀之权。他在官场混了十多年，有一套经验，善于同特务周旋。他的计划是，万一特务要逮捕我们的人，在他无法抗拒时，就先下手为强，将人先抓起来，关押到县政府。公开是逮捕，暗中是保护。在芜湖的地下活动人员，没有遭危险，主要是归功于张力化，但谢汝昌也尽了力。 不久，南京派轮船来到芜湖，装运军粮。谢汝昌派人到存有军粮的堆栈和砻坊，对他们打招呼：没有得到县政府的准许，不得装运放行，如违即严厉惩办。南京派来的人，就找谢交涉。谢明拖暗抗，借口现存的军粮，只够芜湖及其附近各驻军的口粮，不能运走。倘若运走，则影响军心和民心，治安不能维持，这个责任谁能负责？只有一个办法，等到稻谷碾成熟米，再行打包装运。何时能够加工完毕，现在难定。他采取一方面硬拖，一方面热情接待来人，软硬兼施，致使南京来的人，空船驶回。 四月二十一日早晨、解放大军渡江成功的消息传遍芜湖。芜湖的警察局长陈浙民、是军统的人物，听说大军已渡江，吓得逃跑了。谢汝昌增派军警，加强巡逻、一切秩序如常。四月二十二日晚，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率部逃走，在芜湖的海陆军也全面撤退。石原皋于二十三日上午打算去找谢汝昌、刘格非二人。这时，张台望急急忙忙赶到吴大鑫（吴抗战时帮助我党工作，胜利后被捕，后经石花钱保了出来）家中，告诉石：张力化看到石的名字在特务的黑名单中，因为张力化没有批准，他们不敢下手。现在他们狗急跳墙，决定于今晚（二十三日晚）将石等逮捕枪杀。张台望劝石立即离开芜湖暂避。石想、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全部撤离，谢汝昌的自卫队有足够的力量维持芜湖地方秩序，并有刘格非协助，可保无虞。同时，石早已对谢交代过，万一有急事找不着他，谢可当机立断，一切由石负责。此时情况急迫，石就不找谢汝昌了，在将我交给他保存的电信（包活华东局、国区部、皖南地委的文电）处理掉后、即和他的哥哥、吴大鑫离开吴家，下午乘火车赴南京，上六点到南京时，南京已解放，蒋家王朝彻底崩演了。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沈光武，打电话给谢汝昌，要谢率部一阵南逃。沈的武装只有一百数十人，装备很差，毫无斗志。谢在市区的武装有七八百人，两个中队长（营长）极可靠，枪法很好，士兵也听命。谢打算将沈扣住，派谢汝祥找石商议。那知石已离芜，无法找着。谢就放弃扣留沈的主意，与沈敷衍。入夜，沈率领一百数十人到北内街，带卫兵四五人来到谢汝昌住宅的楼上，威逼谢率部一同逃走。谢采取软抗的办法。最后，谢假装派人去找两个营长带队一同走，又装着没有找着。沈这时非常恐慌，怕解放军一到，他就逃脱不了。他不敢再逼谢，只好说：“我这手令给你，我们先走，在宣城等你。你在天亮以后一定把两个营全部带去，耽误了，就不能怪我不客气了！”真是死到临头还要装腔作势。沈无可奈何地率残部匆匆逃走了，在途中被解放军击毙。这时刻，解放军尚未到，芜湖成了真空，留在芜湖的逃兵散匪很多。谢汝昌立即召集王心一、金敦厚两个营长，亲自带领数百人，分头上街巡逻。谢巡逻到一个小街，遇见一个匪兵抢劫纸烟店，抓住后当场处决。这样，芜湖的社会秩序就平安无事地维持了下来。他一夜没有睡，二十四日，天未大明，第三野战军三十军军长饶守坤率领部队先行到达芜湖，谢汝昌无法抽身去迎接，由第六行政专区保安副司令刘格非前往迎接。早晨，刘格非陪饶守坤军长到芜湖县政府。谢汝昌在县政府大门外迎接，向饶军长汇报了一切，饶军长叫谢在芜湖市政府未正式接收前，仍暂留任，办理日常工作，以待接收，并叫他出安民布告。还叫他将国民党留下的军粮赶快搜集起来，以备军用。谢说，军粮已全部扣住堆存，要求饶军长派一个干部跟他去，提取装运。饶军长立刻派人跟他去收集军粮。 三十军因奉命改为追击。芜湖市由第二野战军第十军军长杜以德接防。二十五日下午，杜以德、李步新、江靖宇等同志到达芜湖，立即正式成立以杜以德、李步新为正副主任的军管会，谢即将芜湖县的自卫队人员，武器弹药集中起来，由军管会派人接收。过了几天，谢将所有的钱粮和公物以及档案文件，均一一列册清交。可以说，芜湖是毫无损失地解放了。 九、当涂县县长操竹友的活动 操竹友，安徽怀宁人，抗战初期，我在青阳县工作，他任国民党县长，也曾秘密到过新四军军部，那时我就与他取得联系。我离开青阳后，联系中断了。解放战争时，他任国民党宁国县县长，与余纪一、范治农取得联系。范派朱明在那里做联络工作，朱任县政府的指导员。后来操调任当涂县长，朱明也随之到当涂，任军需工作。 一九四八年底和含支队负责人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决定派原在芜湖做地下工作的任椿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在当涂、芜湖一线搜集军事情报。不久，又决定将任椿的工作关系交给我。我就叫任椿到当涂县政府搞个公开职业作掩护，我告诉了操竹友，操就给任挂了一个助理秘书的名义。我们在芜湖，可以从张力化、谢汝昌、严时信等各方面得到情报，但南京方面的情况，则较困难。故决定改派任椿到南京。操竹友找着芜湖的《复兴日报》社长吴博全，介绍任椿当《复兴日报》的特派记者，常驻南京，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可以到处活动，收集情报。于是，任椿即往来于宁芜两地，陆续送来一些情报。 这时我要王汉昭率领保五旅从江北撤到江南当涂，同时通知操竹友，如保五旅遇着困难一定要帮助解决。保五旅渡江后，由范治农同王汉昭先到当涂。王同操商量，希望从采石矶粮仓多拨五万斤粮食给保五旅运送到南京去卖，换取布匹制作夏季军装。操竹友如数拨给保五旅了。 操竹友要我派人到当涂，会晤县自卫队大队长。石原皋就到了当涂，住在县政府内，见着朱明，会晤了大队长席甘霖。当涂县大队有一千多人枪，石对席说明了党的政策，“既往不咎，立功受赏”，希望他率部迎接大军渡江，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席欣然同意。操竹友认为席甘霖既然答应接受任务，他就可以离开当涂，请调到贵池，另辟阵地。我同意了操的意见，他就赴贵池上任了。谁知时局变化迅速，大军渡江，一举成功。因此，操到贵池后，未能发挥预定作用，但总的来说，操在大军渡江前还是做了些工作的。 扩大统一战线 争取和团结进步人士 统战工作是我党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就是依靠统战政策，不断地发展和扩大进步民主力量。国民党的一些军政人员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纷纷弃暗投明。这些进步民主人士，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将主要成员情况简介如下： 朱子帆，安徽无为人，在抗战时期就与我党有关系。周新民、李云鹤、唐晓光等同志和朱都有联系。一九四七年秋我到南京，找着周新民，是周介绍与朱见面的。朱的身份是立法委员。我到芜湖后，就叫石原皋赴南京找朱、范二人。石去南京找着黄梦飞，托黄催朱、范来芜。朱到芜湖告诉我，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张义纯邀朱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朱口头同意，如我认为不妥，他准备辞去。我认为任职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同意他任省府秘书长之职。 以朱子帆的身份和当时的社会地位，他在皖南，可以说是民主党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和皖南的民主人士有广泛的交往，在他未去屯溪之前，一方面同我们联系，同时江北也派人来找他。我同朱约定，凡是江北派来找他的人，由他负贵，只须告诉我一声，我们不与来人接触。如唐光晓、顾训方派交通程效安与他联系，后又派人送来电报密码、都是经朱手转送的。后来朱赴屯溪就任秘书长，联络之事，他的妻子洪绍侠担任。 朱子帆介绍刘格非、储文朗给我们。刘格非，安徽广德人，那时刘任第六行政区保安副司令之职。我叫石原皋与刘联系，刘住在国货路，石经常到他家找他。他是芜湖城防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控制着一部电台，供我们使用。我们编了一份密码，派人送给胡明。刘控制的电台与胡明的电台虽已联系上，但由于两方面的报务人员技术不很熟练，不能很好配合，收发报都不清晰。以至这部电台未能很好发挥作用。 储文朗，安徽岳西人，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共产党，后被捕自首，曾任国民党的肃反专员及县长等职务。那时，他任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的秘书并兼任皖南青年救国团（特务组织）芜湖地区负责人。他在“团部”也控制一部电台，储的家就是“团部”，电台设在家中。朱子帆介绍可靠的报务员翁成林给他。朱子帆动员他起义时，他有顾虑。因为他叛变过革命，又任伪职，怕我们算他的老账。王贯之知道储的详细历史，向我详告一切，并说储没有血债。后经朱、王二人对储反复说明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储才放心。他与石原皋经常联系，石曾用过他控制的电台与江北通讯。解放后，储控制的电台和报务员都由政府接收。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的文件、档案也都保存下来。 我住在张台望家中，周筱珊常到张家串门。张台望告诉我，周筱珊是钟表工人，在大革命时曾参加过共产党，后被捕关在安庆的反省院，期满出狱，就脱了党，仍在芜湖操钟表业，人可靠，与张的私交最深，我就同周筱珊联系了。周介绍王贯之给我。我知道王与郑汉有戚谊，曾和郑汉、陶若存、陈天任、王汉昭一起极力反对CC系。我同王贯之联系后，他家也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常在他家开会。王贯之主要是协助我做些工作，他还和朱子帆一起共同策动沈克集、巫瀛洲保存建设厅的物资器材迎接解放。巫瀛洲是建设厅长，沈克集是巫的主任秘书。沈对国民党不满，感到没有出路，也曾把这些思想向朱、王吐露过。因此，朱子帆和王贯之商量认为建设厅物资器材很多，要尽可能保存，免遭损失，就决定动员沈克集参与其事，并叫沈相机策动巫瀛洲。巫在离开芜湖去屯溪的前一天曾到王贯之家，表示他对时局的看法，愿意同沈克集一起保存建设厅的物资器材，迎接解放。大军渡江后，解放了屯溪，这部份物资就保存下来了。我因王汉昭起义及其他事情，经三人小组研究决定，由我亲往绩溪，找胡明唔谈。在我离开芜湖期间范和石的工作分工是：范治农专与陈天任、陶若存等联系；其余的事情，由石原皋负责。如临时发生事情，也由石随机处理。四月上旬末，我和王贯之乘程中一搬家的汽车前往绩溪，途经宣城，住民主人士陈燕北家。王、程要陈燕北设法动员宣城的军、政人员起义，事未成。次日下午到绩溪县城，程中一前往屯溪，我和王贯之住葛剑寒家（进步民主人士，解放后任绩溪县副县长）。第三天，我二人翻山越岭到了石原皋的老家，住了一夜，再由石原皋带我俩到上金山（离石家二十里），找着胡明等同志。我向胡明谈了芜湖三人小组工作情况及王汉昭起义的有关事情，并做了谈话记录。王汉昭率部起义后，我即和王贯之经旌德、泾县、南陵回到芜湖。这时芜湖已经解放数日了。 周翠梅是王贯之的妻子，当时她任省育婴所所长，带有一批物资和五名工作人员迁到芜湖。她到芜湖后，知道王贯之已参加我们的活动，也随之做了些工作。她千方百计把育婴所的物资保存下来，芜湖解放后，立即造册交给军管会接收。我有时到王贯之家中（石桥港圣公会内）开会，她就坐在大门外望风。 芜湖在当时不仅是安徽省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文化教育中心，我到芜湖就找到了吴葆萼。吴是安徽泾县茂林村人，是石原皋在中学时的老同学。他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后偕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蒋光慈、曹靖华、韦素园等七人，前往苏联留学，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九二三年，他同曹靖华等回国，抵满洲里患神经分裂症，在家医治多年，病才痊愈。他就在皖、沪等地教书，与我也是好友。皖南事变时因掩护夏征农等而被捕，遭到酷刑。后经友人营救，得以出狱。我们到芜湖，他在芜湖中学任教务主任。当时芜湖的教育界，以五中的老同学为主力军。如芜湖中学、芜湖女子中学、芜湖师范三个学校的校长，都是五中的老同学。所以请他主要做教育界的工作。我和吴葆萼在吴寿祺家中开过一次会，研究在教育界如何开展统战工作。要吴葆萼设法稳定大家情绪，在大军渡江时，动员师生护校，防止敌人破坏。要吴寿祺做好培德女中师生的工作。吴葆萼根据地下党的要求，团结了芜湖几所学校的负责人，在维持学校秩序，保护学校财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芜湖解放，我们接管了这些学校，各校将图书、仪器等设备器材，完整地移交给政府，在解放的第二天就恢复了正常教学。 由于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确执行党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宣传党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利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有利条件，充分调动进步的爱国人士的积极性，依靠人民，我们才有可能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在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中广泛地开展工作。我们策动地方武装和地方官员起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渡江战役的胜利进行，而且在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等方面，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一九八二年九月）巡抚按：方向明：原名方石炳，又名方彬，太平县新丰人。1909-1999年，1938年入党，历任泾县县委书记、皖南特委秘书长、芜湖地下党负责人、山东大学政治处主任、山东省机关工委委员、上海工作组组长、芜湖工作组组长，解放后任芜湖文教局局长，皖南行署文教处处长，教育厅副厅长，安徽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安徽省图书馆副馆长，安徽大学副校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陈维稷：1902.10-1984.1，中国现代纺织科学技术奠基人、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解放后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力化：1919-1971年，原名德钦，生于安徽芜湖。国民党中将军衔，进入国民党反特机构卧底，多次传递重大情报和为多次行动打掩护，为大军渡江战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解放后安排在皖南公安局和芜湖文化局工作，文革开始后，惨遭迫害死于合肥劳改农场。张湘泽：1905-1986年，国民党少将军衔，如文中所说，有意起义，最终为形势所迫南下，一路撤到越南，后于1951年前往台湾与子女团聚。
巢县民众反抗国民党镇压的流血斗争（《安徽文史资料07》第19篇）
作者：鲍春谷等口述，蒋伯举整理 一九三四年春间，国民党政府为了将鸦片集中在云贵川边境种植，他们垄断鸦片贩运，从中牟取暴利，决定内地禁种鸦片，并且强令已种的烟苗限期铲除。巢县北乡有些农民起而反抗，反动当局则调集大批军队，实行血腥镇压。现据当时亲身经历者鲍春谷等人的口述，整理成文，供史家研究参考。 一九三三年冬，正值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发关于禁种鸦片烟的政令之际，洪子远调任巢县县长。洪是个十足的老学究，他认为禁烟令是例行公事，官样文章，不会认真实行的。所以洪到任后，虽知乡间遍种鸦片，也未及时制止。到了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鸦片遍地开花，收浆在即，忽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由南京派员来巢县坐镇，强令铲除，洪子远为了保护乌纱帽，遂慨然以铲烟为己任，亲率几十个县卫队队员下乡督铲。开始先到达柘皋，盘桓了一夕。第二天的上午，由柘皋士绅杨味埙和钱嵩亭二人作陪，洪坐四抬大轿，杨、钱跨着毛驴，一行数十人，前呼后拥，耀武扬威地向黄山地区进发。 先是一九三一年秋，长江两岸发生特大洪水，灾荒严重，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加之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繁重，民不聊生，到处盗贼蜂起。巢县北乡有家道小康的农民方立华和泥水匠吴忠鼎二人（方住小方村，解放初期一度任我人民政府副区长；吴住包家坊吴大明村），为首倡导组织红枪会自卫，一时附近村庄的丁男，相率响应参加。参加该会的人员，都是武装整齐，各执一支红缨枪，另备一柄匕首，插在绑腿上，无事则散而为农，有事则聚而对敌。负责领导的人，名为堂长，主要当权的是老师。大家都服从老师指挥。老师传授法术，化符念咒，焚香降神，宣传练成硬功夫，“刀枪不入”。一九三四年春，红枪会组织，在巢北一带遍地开花，几乎处处有会堂，村村有会员。 洪子远抵柘皋时，政府要用武力硬铲烟苗的风声，已传遍种烟区。民众闻知消息，异常恐慌。对于很快就要到手的收入，谁忍轻易放弃？红枪会决定先以武力抵制，然后进行谈判。于是以方立华、吴忠鼎二人为首，集合了红枪会员一千余人，埋伏在离柘皋约七、八里的杨庄附近，严阵以待。迨洪子远踏入警戒线以后，警笛一鸣，喊声四起，在大刀长矛交织之下，洪子远一行人马被全部包围。人们把洪从轿子里拖出，把轿子打得粉碎，跟随洪的队伍，也被缴了枪。陪洪子远的士绅钱嵩亭吓得乱窜，被红缨枪在屁股上戳了三下。经过一场纷乱，会堂负责指挥的谢逍遥老师，出来当众宣布：无条件把洪子远和县卫队立即放回，但钱、杨二人要暂留乡间。 洪子远狼狈返回柘皋，与有关人士见面，惊魂甫定，老泪纵横。谈及如何使钱、杨脱险，洪子远莫知所措，非常忧虑。后经大家研究，乃浼托翟少垣（柘皋大兴商号经理），到红枪会同其首领方立华等进行斡旋。红枪会方面提出两点要求：①保留烟苗不铲，遵章纳税；②不追究抗拒官府的罪责。经数度往返洽商，洪子远表示：①负责向上级恳求不铲烟苗；②自身所受惊扰，不加追究。红枪会方面遂将钱、杨二人放归。 不久，洪子远提出要红枪会方面派人赴县商讨保留烟苗的办法。由柘皋士绅担保，红枪会方面派了方立华前往。不意方抵县后，即遭监禁，并胁迫他宣布解散会堂，具结同意铲除烟苗。方立华婉言拒绝，形成僵局。红枪会探悉这个消息后，痛恨洪子远的背信弃义和柘皋士绅翟少垣等的狼狈为奸。在老师谢逍遥率领下，两千余名红枪会会众，向柘皋大兴问罪之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天，但见五色旌旗，迎风招展；双排刀矛，银光闪闪。红枪会的会众，潮水般涌向柘皋。所有参与担保方立华的士绅，均闻风而逃；举镇商民，也都惶恐万状。当时鲍春谷是柘皋镇一个自命不凡的青年（二十三岁），平素好交游，爱管闲事。见到这个场面，他认为是露头角的好机会，想凭自己三寸舌，解本镇的万众围。遂邀刘树堂（青帮中的小爷）、盛仲篪（翟少垣家的管家）、刘一尘（任过伪警察局长）等四人，出来维持局面。他们首先通知全镇饮食业商店，免费供应茶水和招待伙食，损失统由商会结算赔偿。接着亲自找红枪会方面主要负责人谢逍遥晤谈。谢逍遥年约四十余岁，身高体胖，穿一件夏布长衫，手执拂尘，态度从容。他很和蔼地对鲍春谷等人说：承蒙招待，却之不恭。我们敬神，不茹荤腥，请转告饭馆办点素食给孩子们吃。别的问题一句未谈。鲍等在会见谢逍遥之后，又转赴各处，分别拜访红枪会的堂长。奔走半天，他们并未摸清红枪会方面的意图。 迨至下午四点钟左右，红枪会员全部到北门东岳庙集中。白旗会堂长钱普祥特来鲍家通知说，谢老师立等他们去谈话。鲍等四人，急忙赶赴约会的地点。到那里以后，谢逍遥对他们说：为了既减少贵镇麻烦，又充分地交换意见，拟请各位先生屈驾随我们一道下乡商谈问题。事属两利，谅勿见却！鲍等内心都有点顾虑，惟恐被扣作“人质”。鲍对谢说：下乡聆教，固所愿也。但须回家告知家属，免生误会。谢说：我已派员通知过了，无庸顾虑。说罢，便指挥各堂会排队启程。鲍等四人，被领先开动的一队，数十人押着同行。行抵石塘韩村附近天已黑了。忽见有人持灯前来说道：谢老师请鲍先生你们去谈话。来人把鲍等引至一条大塘埂上。埂边有几排杨柳，树上挂着四盏手提灯，树下摆列一排躺椅和几张大方桌。谢逍遥与一班堂长早已迎候在那里。鲍等就坐后，有人送来茶烟。谢逍遥首先发言：今天拖累几位先生星夜下乡，又无好的招待，实感抱歉！但各位先生，不辞劳苦，为地方排难解纷，如能化干戈为玉帛，也是一件大好事。彼此一见如故，应当开诚布公，畅所欲言，毋庸顾忌。他接着说：现在政府许多措施，确实不能令人满意；有些政令，很难教人遵行。例如铲烟苗的问题，政府一定要铲除，就应早为禁种，及时劝导农民普兴麦菜，不误庄稼；延至目前，烟苗已经成熟，将届收获之期，如果铲掉烟苗，补种农作物的时机已失，午收全部落空，民生将从何出？那不是置百姓于死地吗？！谢又说：方立华是个忠厚农民，政府骗去议事，乘机扣押，这种做法，不能不引起广大民众无比愤慨。而方立华被扣，主要是相信贵镇士绅们的担保，以致受骗。依据众怒，大家要和贵镇为难。兄弟一再劝解，并强调指出，真正背信弃约的是政府，是洪子远，而负责担保，使我们上当的也只是柘皋少数士绅，不能殃及全体商民。这样才基本上消除了误会。此次赴贵镇，大家总算很守纪律。但去的目的未能达到（主要是找保人和与镇上谈条件）。所以不得不拖累几位先生枉驾下乡。这样做，对诸君来说，固属唐突，对贵镇来说，实是有利，一片苦心，希望鉴谅！倾谈后。谢又邀鲍等同到村上吃夜餐；吃的是大枣炖粥。饭毕，谢以较严肃的态度向鲍等郑重提出两点要求，请转达保人：①要尽快地把方立华营救出狱；②要保留烟苗不铲。并指出这两点要求完全实现，才算彻底解决问题。最后谢对鲍等说，请你们马上回去。鲍等不敢相信是真的，故作试探性的回答：我们听到老先生所发的议论，无任敬佩，仍愿作竟夕之谈，多聆教言。谢说：我也很想留请诸君长谈。但念诸君来得仓卒，各界不明真相，如果延迟不归，难免有坏人乘机造谣，扩大不利影响，加深双方隔阂。我们考虑：诸君去比留好，早归比迟回更好。鲍等始信放他们回去，完全出于对方的诚意，喜出望外，即刻动身。谢派了几个人，拿着手提灯送他们。 鲍春谷等从乡里回来，第二天同有关人士见面，把下乡的情况和会堂提出的要求，转告了大家。经过分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问题不好解决。由于鲍等无法给会堂以具体的答复，一时谣诼丛生：今日传闻红枪会在某村集合，准备蠢动；明日又传闻他们要到柘皋提人；风声鹤唳，一日数惊。镇上的富商巨贾，都把眷属（鲍等家属也在内）送往巢城暂避。 国民党巢县政府，为红枪会抗拒铲烟苗，具情向省告急。省里指派芜湖专区副司令胡佩庚领兵镇压。胡调无为、含山、当涂三县保安队，配合巢县保安队共约五、六百人，亲率莅境，号称“平乱”。以当涂县大队长任森（湖南人）为指挥官。先驻柘皋宿营。次晨，开赴黄山地区，准备沿路一面强制铲除烟苗，一面剿灭红枪会组织。他们行至离柘皋约五里地的周家岗村，即与红枪会布置的前哨接触。部队尚未站稳脚步，突然一声警笛，手执刀矛的丁男猛冲过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连续戳死军士七人；部队向后溃退，红枪会乘势追击。伪指挥官任森守在东岳庙背后张舒村，占据了制高点。他令轻重机枪疯狂扫射，弹雨横飞，火网密集，红枪会员连续有十八人被击毙，倒卧在血泊中。本来红枪会员迷信有神护持，刀枪不入，所以横冲直撞，毫无顾忌。至此，眼看符咒没有灵验，皮肉难挡炮火，便吓得惊慌自乱，畏缩不前。伪指挥官驱众猛攻，红枪会员四处溃散。军队紧随追赶，一直追到包家坊（离柘皋十八里）。这支镇压民众的军队，在沿途经过的村庄，任意掳掠，并纵火烧屋，各村遗留的尽是妇孺老弱，无法抵抗。事后调查，计被烧毁的村庄共有二十四个：周冈村、葛家岗村、金家冲村、东储村、汤家垌子村、北庄村、大储村、陆家岗村、挂山赵村、石唐韩村、河梢靳村、苑许村、小茆村、太平庵村、大树刘村、团山靳村、汤家岗村、闹市汤村、吴大明村、东韩村等。军队当晚驻宿大树刘村；翌晨，继续向黄山进军。红枪会聚众数千人扎在山边，闻到同人被打死，家室被烧毁，人人切齿痛恨，个个义愤填膺。在他们正要与前来镇压的军队接触之际，忽见空中出现一架飞机在周围盘旋飞翔，以为这是由南京派来助战的，他们惟恐飞机投弹轰炸，或开枪扫射，遂一哄而散。谢逍遥也乘隙不辞而别，“逍遥法外”去了。红枪会组织至此也全部瓦解。至于鸦片烟苗，除沿大路旁铲去若干而外，绝大部分未铲，国民党政府对此也未加追究，不了了之。巡抚附：遍搜文史资料，竟然也能发现如此文章，可喜可贺。本文幽默诙谐地记述了毒农抗法事件O(∩_∩)O哈哈~关于文中加粗部分，略为解释。当时属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安徽省十专区时期，芜湖为第二专区驻地，辖县有芜湖、当涂、巢县、繁昌、南陵、铜陵、无为、庐江，合计八个县，而此时1933年正处于首县制向十专区的过渡时期，首县制时期芜湖还下辖和县和含山，此时刚刚划归第五专区不久，所以文中说省政府令芜湖专区司令调含山兵力合围，属于合情合理。
庐州（合肥）光复记（《安徽文史资料05》第16篇）
作者：原省通志馆存稿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合肥分会长李绪昌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召集会员们商议如何响应武昌起义的行动计划。由于防营的首领季光恩仇视党人，一时难以举事。这时，孙万乘自沪返肥。李绪昌说：“若无炸弹手枪何以举事？我往沪向范鸿仙取之。”合肥同盟会遂由孙万乘主持，绪昌弟弘绪和袁斗枢从肥西前来协助。袁斗枢豪爽好义，与李弘绪交谊甚厚，时任庐州总团练长，驻肥西。 绪昌九月五日往沪。见到范鸿仙后，鸿仙告诉他正在筹集饷械助攻南京，无暇以援庐州。绪昌说：“合肥离南京很近，若起义兵东下，必使滁州和张勋军心动摇，大军攻之自易下；且合肥为君之故乡，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用乡人成‘大功’，君能助孙万乘成事，异日我等亦为君之辅翼也。”范鸿仙遂留绪昌在沪协助自已，拨了长短枪三百支、子弹万发，交葛质夫运回。时巢湖水涸，舟行缓慢，军火未运至，而庐州已于九月十九日光复。 孙万乘回肥后，常与会员密会于李新斋宅，风声渐播。有人说：“革命党有手枪炸弹，将起事。”官绅闻之失色。李弘绪入城始知党人毫无实力，举事只可以智取，而不可以力争。弘绪一面劝孙万乘不要轻动，一面以保卫地方不靡烂为名责袁斗枢。袁斗枢前去谒见庐州知府穆特恩和合肥知县李松圃，说：“革命党将以炸弹起事，若搜捕之，恐激成事变，职有保卫地方之责，将若何？”穆、李二人说：“我等自以保卫地方为主，不必激党人‘使乱’。”穆特恩是旗人，吓得连夜逃走。巨绅李国松亦往沪避“乱”。袁斗枢又请李松圃谕季光恩，不要仇视革命党人，季遂不敢抗袁；袁又私下晤季晓之以利害，季转而答应帮助革命。李弘绪闻讯大喜。九月十九日，开会公举孙万乘为革命北伐驻庐司令，方綍言副之，张之章任民政长，李松圃任司法长，李弘绪任参事长。全城悬五色国旗。至二十二日联军总司令徐固卿委孙万乘庐州军政分府司令，并颁关防一颗。 光复时，党人志在北伐，奋不顾身，尚无权利之争。惟民政长有贪污的名声，开会时改为警长，举周丽平任民政长。不久李松圃亦辞司法长。军政分府内设：经理部管财政，李新斋、葛质夫任之；交际部王兼之、金维系任之；秘书部吴阳初、徐炎东、戴膏吾任之；军法部许卓云任之。外编二旅：步兵八营，炮兵一营，骑兵一连，卫兵一营。第一旅旅长袁斗枢，第二旅旅长刘文明，团长有李梦周、陶印青、李晓岚、季光恩，营长有夏叙堂、李海波、李相之、季仙九、叶粹武、郭子清、黄鲁真、余丹甫，参谋长由刘文明兼任。原有保卫团防营、县卫队各色枪六百支，连新购的枪共三千支，又向联军司令部请发大炮四尊，购马百余匹。 为筹措北伐饷械，王兼之献策说：“李某财产极富，借为北伐军饷用最为方便。”于是便将李在各地商业作了登记，举蔡耀卿、邓鹤仙经理之。军府购枪及军饷等总计用六十余万元，民国三年由安徽财厅如数拨还。当时除募富绅捐数千元外，余皆取自李氏商业。 军政分府组织既定，于是令方綍言率兵三百往庐江，李性存率兵数十定舒城；命李新斋、季仙九率兵三百往无为（抵香山，闻无为已光复，乃止）。巢县于二十一日已光复，未发兵往；命张信斋率兵五百人下和（县）、含（山）。南京张勋闻江淮间义军纷起，深恐后路截断，遂沿津浦路北撤。 十一月，淮上军北伐司令张汇滔光复颍州，颍人有怨之者求倪嗣冲率兵拒张，张败，派人往南京请援于联军总司令徐固卿。徐命沪、苏、镇、庐分兵往援。孙万乘奉命，令刘文明任北伐军司令，率两步营及骑、炮两连驰援。未抵颍州，与倪军遇，倪军退至颖州，求袁世凯派一混成旅援之。南军虽众，终因号令不一，以及新兵缺乏训练，一战大败。庐州军退至正阳关，防堵淮河，倪军未远追。是役庐州军连长季光昶及二十余士兵阵亡。次年正月，清帝退位，庐州军始自正阳还。 辛亥十二月，安徽都督孙毓筠议取消各军政分府，统一全省军政，委派卢仲农来肥协议。孙万乘最先发电，宣布取消庐州军政分府。次年，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庐州军改编为国军十五师，孙万乘任师长。民元二月，师部移驻芜湖。
作者：张九皋 武昌革命的炮声传来芜湖 一九一一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的晚间。邹秋士刚巧在他的同乡家里饮酒，直到深夜还没有散。另有一个同乡在电报局工作，这时值夜班回来，立刻向大家报告一个惊人的好消息：今天晚间武昌新军起义，已经占领武昌，鄂督瑞澄逃登楚豫兵舰。他说，这是汉局向沪局通报时，透露出来的消息。 邹秋士得到这个消息，兴奋若狂，立即舞着手杖回报社。时已拂晓，报版已经上机，当即将这个好消息插入，不过因情况不甚了解，所以措词含浑，只说武昌方面有剧烈的枪炮声不断传来，真相还不清楚。到了武汉起义的第二、三天，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就更多了，尤其是从下水江轮旅客中访问所得的消息，以及汉口出版的报纸，可据以作较详细的报道。皖江日报将采访的消息，随时写成大字报贴在报社大门墙上，同时编印成“号外”散发，最多时一天发行三次，消息比较上海报纸到芜更快两三天。所以每天报社内外守候新消息的群众，川流不息，热烈情况也和上海望平街一样（这条街是上海报社集中地）。 还有许多劳动群众和卖报的，自发地集合起来，预订报纸和号外。他们分别乘坐小轮或步行前往芜湖周围各城镇叫卖，此往彼来，不绝于道，藉以满足群众先睹为快的热望。皖江日报发行的数量，不断增长，印刷方面原有设备已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不久就从上海购来对开新印机一架，和一些急需的器材。那时，皖江日报的编辑、印刷、发行三部分工作人员，紧张而忘我地劳动情景，简直非言语所能形容；很多负责人员因无人替换，往往连续工作三、五个昼夜。今日回忆及此，仍感到是难能可贵的。 芜湖一个月 从武昌起义到芜湖举起“还我江山”的旗帜，组成军政分府，时间恰巧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概括地说，清吏方面是“首鼠两端”；而进步人士方面则是“群龙无首”。 清吏方面：这时驻在芜湖的最高清吏为徽、宁、池、太、广兵备道（简称皖南道），又兼任芜湖关监督的赵上达（仲韬，湖南人）。初因芜湖河南道署被洪水淹没，特迁到北岸长街湖南会馆内办公。赵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和皖抚朱家宝的电示，当即召集芜采营参将兼皖南巡防营统领李振标（葆舱，湖南常德人）、芜湖县令朱祖圻（绣封）、巡警总办丁翰年（幼兰）开会，决定分段负责巡查。每晚在湖南会馆会哨一次，以备不虞。 这时皖南地区拥有兵力最强的是巡防营统领李葆舲，所部共有四个营：第一、二两营驻芜湖枣树园（即今体育场）和江口；第三、四两营分驻宣城、广德两地。每营官兵三百余人，武器齐全，都经过相当时期的训练。教习是潘春山。 李葆舲初因在上海购来新式手枪数枝，在衙练习射击，不知如何走火，子弹反射，伤及手部，骨碎筋伤，这时正在治疗中。他平时深居简出，每晚也去湖南会馆会哨，一路上前呼后拥，戒备甚严。至于县署和警务公所两部分，人数太少，枪亦太旧，无足轻重。巡警总办丁幼兰更胆小如鼠，一周以后便托故逃走，不知去向。他们观望等待着省城的动作和布置，平时只管维持地方治安，对于人民群众宣传活动，虽有所知，也不敢轻易干涉。 在芜湖举义前两天晚间，他们接到皖抚朱家宝宣布独立的通电，如释重负。赵上达尤其高兴，立刻召集李、朱两人商议，并彻夜守候省方续电。不料到了农历九月十八日天明，又接安庆来电，朱家宝已经越墙逃走。赵上达慌了手脚，只好等候李葆舲表态。 进步人士方面：自武汉首义以后，芜湖方面进步人士，即自发地互相联系，暗中商讨响应。他们一方面联络秘密的帮会组织，其中大部分为手工业工人，一方面计划策动芜湖东乡万春圩富有斗争性、集体性的佃农为主力，起来行动。这个圩有土地万顷，招来佃农两万多人开垦，并规定佃农有永佃权。 一九〇七年秋收时，佃农因不甘屯垦公司那些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积恨难平，乃聚众暴动，抗不交租。同时，夺回公司仓库中已收去的租谷，收缴了清水河巡警的枪械。这时适值徐锡麟在安庆刺杀皖抚恩铭以后，革命高潮接踵而来。江督端方得报，大为惊慌，被迫对公司施加压力，对佃农欺骗让步。 虽然帮会和佃农，已经暗中作了初步的联络，但由于没有武器，而且时间上也来不及组织和训练，不能应付目前急迫的事变，困难仍然很大，权衡之下，最便利的办法是策动原有的清军巡防营起义。随由“迪智群”中的潘春山，去与巡防营一营队官张小山秘密联系。 这时进步人士方面，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各自为谋，群龙无首。为了尽快联合各方面的力量，必须有一个得力的人出面组织，因此大家都推举吴伯岚前往汉口联系。吴不久即从汉口回芜，偕来无为县人吴振黄（安徽陆军小学学生）。据传吴振黄持有鄂军都督黎元洪派他光复芜湖的委任状。随后巢县人刘祺（醒吾）也来到芜湖，刘为留日陆军学生，与孙少侯、权养之等有关系。吴、刘来芜湖后，因分住泰安、大方两客栈，与各方面联系不便，即以吴伯岚家为秘密机关（在今中山路大众电影院南面）。经过一周时间的紧张活动，大体上已布置就绪。由于伯岚的父亲吴幼卿均参与机密，代为筹划，故极有条理（吴为芜关小吏，浙江人，与鸠江日报和商务承办人吴少斋同族，文化程度较高）。当时内部大多数人对吴振黄的言行，感到不满。所以拟议改拥吴幼卿任军政分府的领袖。吴幼卿力拒此议，并竭力劝解。他说，如果在举义之前，内部先分裂，非但于事无济，还必然招致极大的危险。因此最后决定仍拥吴振黄主分府。惟军事实权则由刘醒吾主持。 举义前夕化险为夷 这时皖北方面同盟会的阚兰溪，也到了芜湖。通过李葆舲之子李培之与李发生关系，劝李秘密准备宣布独立，以免坐失时机、后悔莫及。李初尚犹豫，畏首畏尾，迨得到朱家宝出走消息，其意始决。但是迟走了一步，非但各方面联系和准备已经来不及了，而所部巡防营向背也已大成问题。 吴振黄、刘醒吾等也探得李葆舲决定宣布独立，城内城外形成对立的局势。遂决定先发制人，提前于农历九月十九日午刻举义，分途进袭警务公所（此地初为全真宫道观，背负赭山，面对镜湖，居高临下，足以控制全市。以后一直为军事据点。反动派统治时期，在此曾发生五、六次彻夜的争夺战。今为工人俱乐部）。因所内已空无一人，当即占领，未遇抵抗。同时街头也发现臂缠白布的巡逻队伍，贴出芜湖军政分府吴振黄的起义布告。各街市商店居民均自动地挂出光复的旗帜。 军政分府已派出人员到长街湖南会馆，收缴皖南道以及芜关监督的印信。其他和“裕皖”、“裕宁”两官钱局，安徽、江苏两米捐局的印信均在同时分别收缴。 城内李葆舲方面，亦赶于午后实行独立，由阚兰溪等率队先到芜湖县署收缴印信。双方对峙形态，到此完全揭开，随时随地有发生冲突的可能。那时，虽然有人奔走调停，但毫无结果。有人就打急电给同盟会安徽的巨子吴旸谷，请他赶来芜湖解决这个对立的危机。吴旸谷于第二日赶到，对立危机就此过去。他参加一次大会以后，又因安庆方面局势混乱，即匆匆赶往安庆。 当日芜湖方面双方僵持至晚间九时左右，地方各界人士会同吴、刘推的代表约有二十余人，赶往城内芜采营与李葆舲作最后商谈，并邀李之亲戚程素渠参加，从中斡旋。各界人士以大义相责，请李以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和平解决。如果趋于极端，则地方糜烂，即为不可避免。潘春山等则称：不能和平了结，即以炸弹相拼，同归于尽。这时形势万分紧张，双方均握手枪炸弹，准备流血。延至十一时左右，李葆舲始决定放弃军政，取消独立，接受地方各界所提和平条件。各代表出城回到警务公所已经半夜，在公所又举行全体会议，对组织军政分府的人事安排问题作了最后决定，一直忙到天明。芜湖人民最值得庆幸的事，就是推翻清专制王朝在芜湖统治的过程中，未流一滴血。 军政分府正式成立 次日天明正式宣布芜湖军政分府成立。推举吴振黄为分府司令，刘醒吾为军事司令部部长，潘春山为宪兵司令，李辛白为民政部部长，朱绣封为行政厅厅长，刘芳州为司法厅厅长，谢泽同为教育厅厅长，陶玉堂为财政部部长，赵应和为外交部部长，李葆舲为芜湖关监督，齐月溪为分府秘书长，吴伯岚、陈慕南等均在分府任职。韦师洛、马春霆、李警众、李小池、柏孟坚、宋介眉等均在军事司令部分任参谋、秘书、副官等职。至于军事方面，先就巡防营驻芜的两个营改编，以张小山任第一营营长，郑西平（合肥人）任第二营营长（张为北方人，未久即回北方，改委陈步毅继任）。同时，委派韦师洛（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之孙）、李小池（清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之孙）等前往太平府（即当涂）改编水师营（清长江水师提督驻在该地）。虽然人枪不多，散处各地，但必须收缴改编，以巩固芜湖下游防务。又派李培之等前往宣城改编饶飞鸿（清武科解元）部为芜军第三营。广德州与浙江交界，驻有巡防营傅家珍部，并附有炮队，因纪律不佳，故调回芜湖整编为炮兵营。不久即扩编芜湖为两个团，委郑西平为第一团团长，傅家珍为第二团团长，其实人枪仅足半数。宪兵人数亦少，大概只有一个排。 当时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者极为踊跃，故组织学生队为新生力量，委任江葆衡（芜湖人，原籍徽州，安庆陆军小学毕业）、江汉为队长。先设队部于二街三圣坊徽州小学内，后因参加人数不断增加，原址容纳不下，乃迁往东门校场街，改名陆军奋武学校。 在芜湖举义前后，上下游的军事概况，在这里必须略为提及。上游安庆因浔军黄焕章部到达，一度趋于混乱，同盟会的吴旸谷即于此时为乱军所害。安、芜间重镇大通，已由黎宗岳策动盐务缉私营起义，组成大通军政分府。（缉私营的实力，在皖南来说，仅次于巡防营，官兵多湘籍。据传，以后在湖南形成小军阀的叶开鑫，当时即在黎部。）下游南京方面，江苏第九镇新军正向踞守南门雨花台的清军张勋部进攻，因缺乏子弹而失败。大部分东退镇江，一小部分约有二、三百人，于九月二十日西退芜湖（因不知芜湖已经光复，故将所持武器沿途埋藏，并改换便服），当由芜军司令部派员招待，参加芜军。以后，这部分苏军，又由芜湖转往镇江归队，与林述庆部相合，参加浙沪联军，反攻南京。同时芜军亦派郑西平团前往当涂一带布防，阻截张勋部西窜。惟张勋部一部分窜至江宁镇、铜井，即行渡江北逃，未入皖境，故未发生战事。 芜湖光复后，军政分府吴振黄有何建树，群众毫无所闻，但都看到他穿着最好的呢军服，戴着金边军帽，披着黄缎阔大带，骑着肥壮的大白马，时常招摇过市，以表威武。有一天夜里，吴派分府中的敢死队跑到城南索面巷寿州人张汉卿的寓所，用刀斧将张砍死。分府中人员对吴振黄这样的行为大感不满。吴又派人将张之尸体拖到中山路上的北京路口，绑于电线杆上，宣布张的罪状，造谣惑众。据传张与孙少侯有亲戚关系，因在酒楼中攻讦吴振黄，故遭此毒手。事后吴又派人向地方正直人士大肆恐吓，如果再有人批评他，即以同样的手段相对待。这是最丧失人心的一件事。（据传吴振黄在抗日战争时，做过敌伪委任的无为县长，又残害人民，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大通黎宗岳反抗统一 一九一二年春，安徽都督孙少侯从南京来芜，着手统一军政工作。到芜后首先改编芜军，委任刘醒吾为皖军第三旅旅长，郑西平、傅家珍仍任第三旅第一、二团团长。这时军政分府人员已经星散，名存而实亡。所有行政事宜，均由新委任的芜湖县长和警察厅长负责。同时淮上光复军东征先遣队王占一部，亦从寿州赶来芜湖，迎接孙少侯都督。孙少侯即由王部担任保卫，开往大通，改编黎宗岳部。 孙少侯到达大通后，当向黎宗岳提出统一安徽军政计划，首先改编所部军队。孰料黎宗岳竟拒绝改编，表示反抗。双方由此发生冲突，战斗结果，王部因武器太差（所用大多数为最旧的抬枪和刀矛），不支东退，保护孙少侯仍回芜湖。孙少侯经此挫折，乃由芜改乘江轮前往安庆，就任安徽都督。旋令省军沿江东下，向大通进军。另电芜军刘旅令傅家珍团进驻铜陵一带，包围夹击黎部。黎宗岳自知不敌，即率亲信悄然离开大通。所部有一股携械逃入山区，其余由省军改编。故令傅团仍驻铜陵，预防逃兵窜扰。未久，孰料傅部竟借口欠饷，突然叛变，大肆抢劫地方人民财物。芜军旅长刘醒吾勃然大怒，当率郑西平团西上，以最敏捷的行动，包围傅部，将叛军缴械，逮捕了团长傅家珍以及为首叛变的官兵十余人，解回芜湖。随又将傅家珍解送安庆，听候处置，其余首要均在芜湖处决。傅在安庆经过军法审判，亦处死刑，旅长刘醒吾为此引咎辞职。 是年夏秋间皖军都督由柏烈武继任，当派军务处胡配庚来芜，将芜军核实整编，缩成两个营。这时不但军政分府早已取消，旅团长等名称亦不复存在。这两个营经整编后，即并入陆军第十五师孙品骖部，仍驻芜湖。十五师师部设在芜湖，部队在芜湖驻扎一部分，其余的分驻合肥、寿县、正阳关等地。 由前清巡防营蜕变而来的芜军两个营，虽然经过整编，而军风纪的败环，依然如故。某日晚间，藉口欠饷，突然哗变。拥至长街繁盛地区，抢劫商店，抢完从河南岸逃入山区，商民损失很大。事后追捕叛兵，分别严惩，惟商民损失，终未赔偿。但是大家知道，欠饷确是事实，只得被迫铤而走险，不单是军风纪的问题。 孙品骖受此影响，不久也下了台。所部第十五师又缩编为安徽陆军第二旅。旅长一职，改委合肥人龚振鹏（龚任前范鸿仙部铁血军旅长）。旅部亦设于芜湖，仍驻两个营。枣树园第一营营长周抚东，江口第二营营长程艺宣；机枪连驻守旅部，连长为北方人韩居武。 芜军从前清两个每营三百余人的巡防营，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经过反复地扩编和缩编，最后还是两个营，不过在人数上略有增加。但官多兵少，仍然是当时部队的普遍现象。武器方面，虽然得到补充，但在两次叛变中散失不少，实际上只添了几挺机关枪。所谓实力，如此而已。 孙中山先生来芜与国民党 民元时期，首先在芜湖活动的政党，自然为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国民党在芜湖设有支部，办有机关报，如“安徽民报”、“安徽日报”，军政界人士加入国民党的人数也多。当时国民党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可能是殷绍乘（之辂）。孙中山先生被迫辞退临时大总统，让位给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后，于一九一二年夏秋间来皖旅行，视察过芜湖。中山先生在芜湖的欢迎大会上报告了南北议和、避免战争的情况，讲了本人辞退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的经过。他说，这是旨在求得全国军政的统一，好在建设方面去尽最大的努力，等等。 这次参加大会的人很多。教育界参加的更多，有李光炯等所办的安徽公学以及官办的皖江中学等学校的学生。学生都是整队来的。大会闭幕后，孙品骖陪同中山先生前往广东会馆，出席旅芜同乡会招待的欢迎晚宴。晚宴前后赶来很多青年要求得见中山先生并申请入党。据说国民党这次吸收的青年党员为数是最多的。宴毕，孙品骖等即陪送中山先生回兵舰休息。该舰随即溯江上驶。皖军都督柏烈武接到芜湖电报，乘安丰舰迎至安庆下游。 当时，在芜湖其他政党的活动有共和党及社会党。共和党设有支部驻芜，负责人为黄卓如，同时李辛白脱离军政分府民政部长后，即与于逊成在中山路创刊“共和日报”，可能与共和党有关系。但是该报的寿命，也只有半年左右，随着政局的变化和经济无法维持而宣告停刊。这一年政党活动的目的，就是选举第一届众议院议员。芜湖地方当选的国会议员为崔法（星门，原籍太平县），他受到共和党的支持。这就是他的政治背景。选举以后，共和党的支部也就无形地趋于消灭了。在这里有一个错误记载，必须提出来，就是民国八年新修的芜湖县志，刊载星门为民国七年第二届议员，彭昌福为民国元年第一届议员，这是弄错了。根据有关事实和我们记忆，可以肯定地说，崔是民国元年第一届议员，彭是民国七年第二届议员。因何发生这样颠倒的错误，那就不得而知了。 安徽公学与皖江中学 芜湖地处中江，交通和经济条件，都较安徽省会安庆为优。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后本省和各地爱国人士往来联系，均以芜湖为中心。因此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很快的发展。对革命的宣传，也能扩大影响。仅从教育方面来说，当以安徽公学和皖江中学与革命最有关系。 （1）安徽公学：清末科举停后，学校代之，桐城李德膏（光炯）先生在湖南长沙从事教育工作，曾与该省革命党人黄兴等有过联系。这时又与无为人卢仲农发起，办安徽旅湘公学于长沙。不久即迁来芜湖改名安徽公学，时为一九〇四年。 一九〇五年桐城房秩五刚从日本归国，李光炯即请房主持附设之师范速成班，以期迅速扩大教育界的队伍。当时公学所聘教习，皆国内最著名的人士。如刘师培、陈仲甫（独秀）、苏曼殊、谢无量、周震鳞、柏文蔚、江彤侯等。 与此同时，李光炯又和桐城阮仲勉等在芜湖西门内城办起第一个“女子公学”，专收女生，成为以后省立二女中的前身。这些学校都是从安徽公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辛亥以后，安徽公学改为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二农。接着芜湖人鲍植亦创办甲种商业学校，简称甲商。（同时芜湖商会亦创办工商学校，推于逊成任校长）这时李光炯办学的方向已经转向职业教育方面。 大概在“五四”运动以前，李光炯又与光明甫、江彤侯、沈子修、卢仲农、陈梅庭、时绍武等发起创办芜湖公立职业学校。先与实业界广东米商霍守华发生关系，筹集巨金，在东门建筑校舍，购置机器，分机械等科，计划为工业建设培养人才。 （2）皖江中学：皖江中学亦于一九〇三年或一九〇四年间办起来的，由皖南刘树屏一手经营（刘为江苏常州人，进士）。在赭山山头建筑校舍（即以后省立“五中”的前身）。所聘教习，很多是国内知名人士，如陶成章等。刘树屏还在东门城内，就中江书院旧址创立芜关公学。光复后改称芜关中学，并附设芜关小学。所以芜湖一地，在辛亥革命前后学校之多、学生之众，在安徽一省来说，是首屈一指的。 社会党与农民活动 在辛亥革命以后，芜湖还发生过一桩有关农民运动的大惨案。在民元时期，社会党领袖皖南旌德县人江亢虎，从上海来芜，宣传、演讲（上海报纸副刊作家冯叔鸾，笔名马二先生，亦随同来芜），同时建立了社会党芜湖支部。这时芜湖东北乡农民中有邢荡湖等几个青年学生，也参加了社会党。并在中山路创办机关报，名曰“讽报”，日出一张，主编为赵誉船。他们活动的内容虽然不甚清楚，但是可以看出，那时他们已经掀起了一种冲击性的微波。到了民国二年，芜湖尚未宣布独立和讨袁以前，驻芜皖军旅长龚振鹏密派连长韩居武率队前往邢荡湖等活动的住所搜查，并将邢等逮捕。宣称搜得保皇党“海龙会”四方形大木印一颗。三日后邢等五人（从大通方面捕来二人）即丧失了他们的生命。 当时社会上对此案很怀疑，但都敢怒不敢言。现在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是官僚、地主互相勾结，对敢于反对封建制度的农民中的知识青年横加的诬陷和迫害。 还有另一起有关农民运动的案件。前芜湖体育会副会长、太平人王艺轩，于民元时期在芜湖集合同志组织“农业促进会”，其宗旨是与乡区农民联系灌输农业新的知识，改良种植方法，以共同增强生产。这个组织还办了“农业日报”，从事宣传，日出一小张，由其同族王伯琴任编缉。因为王伯琴当时在“皖江日报”担任各县通讯版编缉，所以“农业日报”就在皖江印刷部代印。发行约有五个月左右，终因经济无法支持而停刊。但是王艺轩力图促进农业的思想和活动，并没有停止，他依然到处奔走努力宣传。民国二年军阀倪嗣冲统治安徽后，王艺轩因事前往安庆，竟被倪嗣冲特务机关以“乱党”的罪名将其逮捕。经过他的夫人查培雅奔走营救，半年以后，始由大通商会通过安庆商会负责保释。据传王在被捕审讯期间备受酷刑，内伤甚重，获释后往上海医治无效，终于被夺去了生命。王艺轩遭受迫害，估计也是官僚、地主们对新生力量有戒惧。看来这就是被迫害的原因。（巡抚附：作者张九皋(1887年1月19日—1963年6月9日），安徽新闻事业开拓者。江苏溧阳县人，自幼失去父亲，家境贫寒，为生活所逼，15岁便离开家乡来到芜湖做学徒谋生。19岁进入报业，21岁担任《上海新闻日报》和《中外日报》两报的驻芜通讯员，《工商报》、《皖江日报》总编，解放后担任安徽省文史馆员。）
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安徽文史资料05》第01篇）
作者：李则纲 （一）省内的革命宣传和武装起义 一、引言 辛亥革命前夕，湘、粤、鄂、赣各省陆续爆发起义。地处长江中游的安庆、芜湖，同为革命党人所注意。 一九〇二年春，怀宁陈乾生即陈独秀和桐城潘赞化二人，因清政府与帝俄签订丧权辱国的密约，从日本回国宣传反对，在安庆藏书楼演说，极其慷慨激昂，求是学堂（安徽大学的前身）和武备学堂的学生多人，深受感动，极表拥护。事为当局所知，两校学生被迫令退学。此为安庆进行辛亥革命的开始。 一九〇三年六月（阴历），寿县张树侯（之屏）与郭其昌（式五），召集党徒在安庆城内放火起义，因无响应未成，郭其昌被杀。此为辛亥革命在安庆牺牲的第一人。 当时安庆是省会所在，为军政要地，重在武装起义；芜湖是工商业集中地区，利于宣传工作。所以后来到了辛亥革命时，芜湖和安庆就各自侧重不同的活动。 二、革命宣传从芜湖展开 革命党人在芜湖的宣传，以一九〇四年秋李德膏（光炯）迁旅湘公学于芜湖开始。李为安徽桐城（现属枞阳）人，从吴汝纶（挚甫）学于莲池书院。吴以文章名海内，学于莲池书院的多英俊之士。一九〇二年，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被派到日本考察学制。他随吴汝纶东渡，悉心研究日本强盛的原因及西欧各国所长，以为非教育不足以启迪民智，非革命不能改革政治。归国后，即协助吴汝纶创办桐城中学。一九〇三年，应湖南高等学堂之聘，教授历史课，结识数学教员无为卢光浩（仲农），遂共谋创办旅湘公学，聘黄兴、赵声（伯先）等人任课。这时革命志士，多聚集长沙，消息泄漏，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以结党谋逆，密奏清廷，词连黄兴多人。李光炯以全家性命为质，营救于藩司张筱传（绍华，桐城人），筱传向巡抚赵尔巽进言，搜捕令因而迟延未下，党人得免于害。旅湘公学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遂迁至芜湖。 旅湘公学迁到芜湖后，租二街留春园米捐局巷内民房为校舍，改名安徽公学。次年又附设安徽公立速成师范学校，请房宗岳（秩五）从日本回国主持。关于经费的筹措，校内外各种活动，多以李德膏负责筹划和推动。所聘教员有柏文蔚（烈武，寿县人）、陈仲甫（独秀）、陶成章（焕卿，浙江人）、刘光汉（申叔，江苏人，化名金少甫）、苏子谷（曼殊，广东人）、张通典（伯纯，湖南人）、周震麟（湖南人）以及谢无量（四川人）、俞子夷（江苏人）、邓艺荪（绳侯，怀宁人）等，并有日本某“理科专家”。陶成章、刘光汉均为光复会会员（刘后来叛变为洪宪时“六君子”之一）。这时正是东京成立同盟会的时候，他们先后加入同盟会。学生刘文典（叔雅）、常恒芳（藩侯）、孙万乘（品骖）、金维系等八十多人也踊跃加入。他们既借讲堂为鼓吹革命的场所，又和安庆尚志、桐城崇实、寿县蒙养和芍西、怀远养正和萃华等校联络活动，并与东京同盟会本部及南京、上海、安庆、合肥等地的革命组织互通声气。这样，安徽公学不仅成为中江流域新文化的摇蓝，也是中江流域的革命策源地。所以冯目由说：“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最早”。 安徽公学师生的活动，声势日盛。革命党人往来沪汉如赵声等，又必过芜湖与安徽公学同志秘密策划，早为清政府官吏所注意。一九〇六年孙毓筠（少侯）、权道涵（养之）等谋刺端方、徐锡麟刺恩铭等革命事件发生，端方拟逮捕安徽公学师生多人，侦察密布于芜湖。学校环境非常恶劣，党人先后离开了安徽公学，李德膏也暂避于九华山。因此芜湖革命的热潮为之中落，但安徽公学又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安徽俗话报》的发行和岳王会的建立，对安徽辛亥革命运动起的作用也都不小。 《安徽俗话报》创办于一九〇四年。当时由日本留学回国的陈仲甫，觉得安徽比江浙各省风气落后，上海、杭州、绍兴、宁波、苏州等地都办有白话报，宣传革命思想，安徽也应该有这样的刊物，遂与房秩五等创办《安徽俗话报》，房负责教育稿件，吴守一负责小说稿件，余稿均由陈仲甫用“三爱”笔名编写。编辑部原设安庆，编好后寄芜湖“科学图书馆”印行，因该馆负责人汪孟邹当时亦倾向革命。同年暑期，陈仲甫把《安徽俗话报》社迁往芜湖，并在安徽公学教课。该报遂成为安徽公学对外宣传的武器。蔡元培说，《俗话报》“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该报当时的作用，确是这样。 岳王会，系陈仲甫、柏文蔚和学生常恒芳等发起，借岳飞的情忠报国抗击金人的精神，宣传革命。第一次在芜湖开会，烧香宣誓，极为秘密。订有反清章则，供会员遵守。 柏文蔚到了南京，又联络多人，成立南京岳王会分部，部长由柏文蔚担任。常恒芳到安庆尚志学堂教书，又在安庆成立岳王会安庆分部，部长由常恒芳担任。总会设在芜湖，会长由陈仲甫担任。 安庆分部初成立时，约有二、三十人，经过联络，后来武备学堂的学生和老三营的人，好多都参加了岳王会。一九〇八年安庆新军起义，为首的熊成基，殉难的范传甲、张劲夫、薛哲；一九一〇年在广州牺牲的倪映典；一九一一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宋玉琳，都曾为岳王会的会员。 可见辛亥革命前夕，岳王会的组织，在安徽是起过很大作用的。 三、徐锡麟在安庆刺恩铭 芜湖的革命活动，是利用学校进行宣传，而安庆的活动，则是震惊全国的武装起义，首先是徐锡麟刺安徽巡抚恩铭（旗人）。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绍兴人，光复会的领袖。因为他胸怀宽阔，待人真诚，同志深为推崇。他任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兼算学教员时，绍兴成为同志集中之地。常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有陶成章、龚宝铨、吕熊祥、赵卓等人。 他们感到革命要有实力，初在绍兴创办大通体操学堂，设法购买枪支，发给学生操练。后来又觉得这样做，一时很难培养出较大的军事力量，不如到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可以掌握军队。遂和陶成章、陈志军、陈巍、龚宝铨五人捐官到日本学陆军，不料到日本后，为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所疑，未达目的。锡麟先回国，又集合同志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暗地里进行军事训练，后以道台衔分派到安徽，学校交由女同志秋瑾负责。 徐锡麟于一九〇六年到安庆，颇得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初任安徽陆军小学堂会办，后又任安徽警察训练所所长并兼安徽巡警处会办。他认为警察学堂的学生都有枪支，可以组织武装起义，乃在校内积极向学生宣传革命。又与新军六十一标取得联系，相约共同发难。 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警察学堂的学生举行毕业典礼，巡抚恩铭及藩司、臬台大小官员都来参加。当他们齐集礼堂阅操的时候，锡麟即乘隙取出手枪，向恩铭射击，连中数枪，恩铭被他的文武巡捕抢回抚署，不久毙命。锡麟又拿着手枪追击臬台毓秀（旗人），毓秀乘混乱逃走，锡麟把破坏起义分子顾松（旗人）打死后，即率领学生到军械所夺取弹药。哪知弹药都藏在地下室，上面盖了钢板，军械所的总办已带着钥匙溜走了。钢板无法打开，因此不但巡警学生得不到弹药，驻在城内的六十一标管带丁葱清率领一支部队赶来，也无法得到子弹。不久军械局被巡防营包围，经过五小时的激战，同志陈伯平在战斗中首先牺牲，城外六十一标又以城门紧闭，无法赴援。敌人发觉起义军弹尽援绝，即冲进军械所，锡麟和战友马宗汉（子畦）以及参加起义的学生都被反动军队俘虏。 锡麟等被执后，经过军法会审，侃侃而谈。代理巡抚冯煦要他写出供词，他奋笔直书：“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反清而来，做官本是假的，使人无可防备，……”词义壮烈，读者都深为感动。 锡麟就义前，两江总督端方（旗人）电令冯煦将徐锡麟剖心祭奠恩铭。冯煦在无可奈何之下，执行了惨无人道的毒刑。烈士死后葬在城西马山。冯煦乃在大观亭辟一室，陈列烈士的血衣，并写了“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感集。英灵不昧，鉴兹謇謇匪躬愚。”一付对联，挂在室外，以抒发他的苦衷，也反映了他对前途的悲观情绪。可见清廷的末路，就是那些官僚们也已觉察到了。（编者注：有人曾对此联作过解释，说“上联是暗指革命形势发展，觉得清室前途茫茫，百感丛生；下联是暗求徐的阴魂原谅他为清室尽了愚忠，不是为了自己。”说此联“名义上是追吊大观亭畔的元代死难忠臣余阙，实际上却是对徐的灵魂表示忏悔。”） 协助徐锡麟起义的马宗汉，被执后，报名黄复，羁押牢狱，后被侦出真姓名，穷追党羽，受尽毒刑，于七月十六日就义于安庆。 四、熊成基起义 徐锡麟起义失败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安庆又有熊成基领导马炮营起义。 熊成基，字味根，江苏甘泉人，寄居芜湖。少时喜读兵书，慕岳飞、史可法的为人，立志救国。曾投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结识了柏文蔚、郑芳苏（赞丞）、范传甲（寿山）、张劲夫（绳武）等革命志士。武备学堂停办后，到南京考入炮兵速成学堂，毕业后，来皖投效，被任为炮兵营队官。 这时，徐锡麟的起义虽然失败了，革命的热潮仍是高涨。有组织的活动为岳王会和它的外围组织维新会。熊成基、范传甲、薛哲（明甫）等都是岳王会的会员。他们在新军中散发《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等书刊，宣传革命思想。因为徐锡麟起义他们没有来得及赴援，深感遗憾，乃决意再行发动。适党人倪映典于一九〇七年秋从南京来安庆，担任骑兵营管带，因为他掌握了一营兵力，威望很高，公推他为首领。准备于同年阴历除夕起事。不料走漏了消息，倪映典被安徽巡抚朱家宝撤职。计划没有实现。 一九〇八年秋，清政府有调集沿江各省新军于十一月间在安徽太湖会操之议。安庆党人闻讯、即派人到各省联络军界。江苏陆军也派代表祁山来皖协议。当时安徽巡抚朱家宝准备率领安徽新军三十一混成协前往参加会操。范传甲等遂集议于黄花亭杨氏试馆（党人秘密机关），决定在太湖秋操时起义，并推熊成基为总指挥。拟定太湖秋操起义后即拘禁端方、朱家宝，降服会操新军，再率起义军夺取安庆，然后取皖北，与当地革命党人结合，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直捣北京。不料新军不稳的情况已为清政府陆军部所闻，电知皖抚不必调新军三十一混成协到太湖会操，并一律禁发枪械，太湖起义的计划又遭失败。 但是他们的革命热情并没有丧失，乃改变计划，准备用他们自己掌握的马炮营，先在安庆发动，占了安庆以后，再驰往太湖策动会操的新军响应。就在这时（十一月十六日），陡然传来清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的消息，大家极为振奋，熊成基、范传甲、张劲夫等人都认为这是起义的极好时机，乃分头向各营同志联系，大家一致赞成。十一月十九日，参加起义的代表，又在杨氏试馆举行会议。出席的有：熊成基、范传甲、张劲夫、薛哲、薛子祥、田激扬、廖盘贞、洪承点、程芸萱、李朝栋等十余人。公推熊成基为安庆革命军总司令，成基即发布作战密令十三条，决定于当天午后十时执行。 散会后，大家分别回营。当夜九时，住在玉虹门的马营（骑兵营）和住在东门的炮兵营，即举火为号。马营由张烈、田激扬等赶走管带李玉春，率领全部人马开往北城。炮营在熊成基直接指挥下，由正目张鸿亮、士兵黄节等将管带陈昌镛击毙，全营开赴北门与马营会师后，即驰往菱湖弹药库取出子弹。同时北门外测绘学堂的步兵也参加了起义，这时城外已无敌军，遂用全力攻城。炮兵据迎江寺高地及炮兵营原有阵地，轰击抚署和督练公所。步兵进攻城东北角，骑兵与辎重队进攻西北角，预备爬城而下。 朱家宝本已前往太湖，因光绪和慈禧去世，特驰回安庆，防范事变。当熊成基开始发动时，该营左队队官徐召伯秘密入城报告朱家宝，各城门遂被严令禁闭，又调集军队加强防守。 原约城内接应的薛哲，从百花亭率队去开北门，见敌人已有布置，临阵畏怯，半途折回。 讲武堂内的张劲夫，听到城外枪声，准备率队接应，因无武器，在军官的监视下，未能冲出。 驻在关帝庙工程队的范传甲，被该队官长监视极严，营房大门被封锁，冲不出来，无法接应。屡次放火，均为反动军官扑灭。到次日下午二时，才乘隙逃去，跑到杨氏试馆，向同志黄如波探听消息，黄告以形势很坏，起义军难以入城，劝他改装逃走。他悲愤地说：“我已准备牺牲，要革命成功，就不怕流血。”又转回营房，打算再发动同志接应。清军统领余大鸿这时已侦知范传甲为革命党首领之一，密谋内应，以起义军攻城甚急，不敢遽加杀害，为了便于监视，即调范传甲到本部充当卫队。当天下午，余大鸿率队出巡，至饮马塘附近，范传甲认为是个很好的毙敌机会，立即举枪向余射击，不幸枪声未响，即被其他卫兵发觉，执送安庆抚署，第二天，殉难于抚署前。 因为城内各路应援都遭失败，革命军虽勇猛进攻，但弹药不足，炮弹又无引火线（引火线藏在城内督练公所），屡次扑城，均未得手，伤亡很重。泊在江心的清军兵舰，先存观望，后见起义军攻城不下，遂发炮袭击起义军阵地。朱家宝从太湖调来的援军又逼近城郊。起义军腹背受敌，迫不得已，于二十日下午十时，分两路突围出走。 熊成基率一队，由集贤关到桐城，准备到合肥，联络淮颍同志，再图大举。因沿途和清军姜桂题部，发生遭遇战，到合肥时，人数已不满百，并且精神涣散，难以维持，遂只身潜离合肥，经寿县，逃往日本。熊成基去后，余人即纷纷离散。 另一路由程芸萱率领，从安庆直奔合肥，与江防营发生混战，到合肥东乡，不过四十人。几天后，也宣布解散。 革命军失败后，清政府即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告密和奸细侦查，革命党人张劲夫、田激扬、周朝栋、周正举、胡文彬、张星五、张志功、刘志贤、易桂安等人，均先后被捕，从容就义。此外因革命牵连受害的党人、兵士、学生有三百人之多。 薛哲也未幸免，惨遭枭首示众。假使他当时奋勇打开北门，这次起义可能不致惨败。 （二）皖人在省外的革命活动 一、万福华刺王之春 皖人在省外，为了革命，第一个进行暗杀活动的为合肥万福华。他系华兴会会员，为吴春阳（旸谷）密友。 一九〇四年春，福华在上海某校教书，由吴春阳介绍，认识了黄兴、刘揆一诸人，加入华兴会为会员。这时蔡元培、陈自新、章士钊、吴春阳等创青年学社于上海，刘光汉执笔于《警钟报》，龚宝铨从日本回国，在沪组织暗杀团，福华深受他们的影响。 适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潜居上海。过去他做安徽巡抚，私卖三十余处矿产给外人。在广西又密召法兵平“内乱”，屠杀本国人民，做出种种丧权辱国的事。现在又倡议割东三省与俄罗斯。春阳、福华、光汉、自新诸人闻之大愤，遂谋暗杀之。乃数王六大罪，从别人那里借得手枪，以吴葆初的名义，骗王到上海金谷香西菜馆小饮。王至未见吴，疑而欲去，福华出枪击之，不幸未中，福华被捕下狱，辛亥革命成功后才出狱。和此案有关的青年学社、《警钟报》都被封，黄兴、章士钊等被捕于上海工部局，以营救得释。 二、吴越刺五大臣 万福华刺王之春失败后，又有吴越在北京刺五大臣的事件发生。 吴越，字孟侠（一作霞），桐城高店（现属枞阳县）人，幼时聪明好学。二十岁到上海想进广方言馆，未果，乃北上，由族人吴汝纶介绍入保定高等学堂。刻苦求学，尤喜读革命书报。进而联络苏皖同志，创办上下两江公学，自任义务教育。又创办白话报，自任主笔，热心革命事业，为朋辈所推重，与湖南陈天华、江苏赵声交谊甚笃。一九〇四年夏，赵声因考察北洋新军制度，到保定与他会晤，意气极相得，临别赠以诗云：“淮南自古多英杰，山水而今信有灵。” 万福华刺王之春未中，越闻之，深为感奋，唯惜其大材小用，擒贼不擒王，乃蓄意刺杀铁良。因铁良为清廷大员中最骄横的人物之一。这时杨笃生适在北京秘密制造炸弹，乃由赵声介绍，从杨处获得这项武器。 一九〇五年七月，清政府派载泽、戴鸿慈、绍英、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分赴东西各国考察宪政，以便归后借“立宪”二字，欺哄国人，缓和革命。吴越深恐革命受其影响，遂放弃原来计划，于八月二十六日载泽起程的时候，先怀炸弹到北京车站，准备把五大臣一网打尽。不料刚上车，炸弹走火，未及抛掷就爆发，本人竟以身殉。事虽未成，在北京发生这祥的爆炸案件，不仅使清廷要人震惊落胆，而且真是“震动全球”，对辛亥革命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吴越于当年春间，已写好意见书（原文载《民报》），说明不惜杀身成仁的原因。七月二十五日夜，特置酒食与同住友人告别，托辞将往天津，夜间作家书，并留一纸条于枕下，嘱同寓桐城试馆的人速将他的行李移藏别处，以免受累。越殉难时，年仅二十八岁。 三、孙毓筠等谋刺端方 清两江总督端方，为清权贵中最贪横的人物。在南京时，除尽力搜刮东南金石书画外，对革命党人，极为仇恨，尤注意上海、安庆、芜湖等地。多次指令所属官吏，严防党人，不惜逮捕屠杀，党人恨之刺骨。 一九〇六年十月萍乡起义，东京同盟会员纷纷请命杀敌，总部乃命宁调元、杨卓林、胡瑛、孙毓筠、廖德璠、张汇滔、段云、李根发、权道涵、程恩普等回国，策动长江一带响应。到了南京，皖籍同志程恩普、张汇滔先回皖北。孙毓筠、段云、权道涵留在南京，并带炸弹四枚，与新军赵伯先、柏文蔚联络，谋刺端方。事泄，于十二月六日在长安栈被捕。经过多次审讯，坚不承认谋刺端方，只说党人痛恨铁良。孙毓筠因为是清宰相孙家鼐的侄孙，端方与孙家鼐有师生关系，乃轻判监禁五年（孙毓筠后来反动，做了洪宪时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权道涵、段云则押解寿州牢狱永远监禁，辛亥寿州光复始欢迎出狱。 四、倪映典在广州燕塘起义 黄花岗之役前夕，有倪映典广州燕塘的起义。 倪映典，原名炳章，合肥人。幼时从父亲学医，因愤清政腐败，人谋为军人，为国效力。一九〇四年考入安徽武备学堂。这时安庆有岳王会的组织，映典与熊成基等加入，接受革命思想。毕业后，复入炮兵学堂。一九〇八年，以赵声推荐，为江南三十三标炮兵将校。因孙毓筠刺端方事发生，跑回安徽，任骑兵管带。这时熊成基正策划起义，映典至，气益壮。不久为端方所觉，来电调他，将加以危害，因赵声在粤任标统，乃将原名炳章改为映典到广东，仍投身军队，充炮兵营见习官。演说时事时，声泪俱下，同营多为感动。不久辞去军职，在广州设机关部，专以运动新军为事。起义前，到香港同盟会支部，向冯自由等报告运动已经成熟，请即电促黄兴来粤主持。黄得电到港，商定于一月（阴历）某日起事，俟映典回广州，布置就绪，黄兴与赵声即同往发难。 广东新军分三标，第一标驻燕塘，第二、三标驻北校场，军官多为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和虎门讲武堂的学生，加入同盟会的很多。一九一〇年除夕，二标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正月一、二日，激成殴斗，各标都加入，落围扩大，愈演愈激烈，不可收拾。 映典回到广州，见革命活动已经暴露，迫不及待。三日晨，乃急入炮工辎营，全营皆跃起欢呼，惟管带漆汝汉反对，即击毙漆汝汉。众推映典为司令，率一标各营夺取广州。但城垣已有重兵防御，与清统领吴宗禹相遇于茶亭，吴劝他降，映典挥众激战，亲率一军进至横枝岗，为敌截住，乃大呼冲锋，不幸中流弹殒命。 新军以缺乏子弹，伤亡既重，又丧失领导，不得不溃散。 燕塘起义失败，港中同志大为激愤，亟谋再举，而有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后来黄兴等检讨失败原因，认为姚雨平误了事，并说：“倪映典只身入军，而三千人皆反，人之贤不肖，相去远矣。”对倪映典鼓动燕塘起义估价甚高。 五、宋玉琳等在广州殉难 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之役，皖人有宋玉（豫）琳、石德宽、程良率江淮子弟九十七人踊跃参加，同时殉难。 宋玉琳，字健候，怀远人。为广东新军军官，起义时，从黄兴攻两广督署，转战至华宁里，与敌激战，力尽被执。清吏严讯时，侃侃而谈，供认起义不讳，问官及听众无不动容，殉难时年三十二岁。 石德宽，字经武，又字景吾，寿县人。二十一岁，与宋玉琳、范受三等入安庆志愿兵营，即老三营。加入岳王会，被推为岳王会皖北分部纠察员。后赴日本求学。一九〇九年与熊成基谋刺载洵于哈尔滨，不成，熊成基被捕殉难，德宽复逃至日本。广州起义前夕，以同志电催回国。至广州，担任联络工作，不幸消息泄漏，于三月二十六日被浦。审讯时历数清廷罪恶。于二十八日就义，年二十六。 程良，怀远人。毕业于安徽陆军小学。广州起义时，和宋玉琳从黄兴攻督署，转战至华宁里，力尽被执。受讯时，李准诱其投降，骂曰：“余与清奴，无可言者”，问起义的事不答，问他的姓氏、籍贯亦不答。所以当时传有哑党人就义的事，就是程良。那时他年仅二十八。 宋玉琳、石德宽、程良三人的名字，都光荣地列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上，表现出淮河流域人民传统的革命精神。 （三）安庆独立及各地的光复 一、省会安庆的独立 安庆虽然经过以前两次起义的失败，但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安庆，新军谋变的风声，愈来愈大。安徽的巡抚朱家宝为了防止革命发生，除命巡防营统领刘利贞加强防备外，又急电两江总督张人骏迅派张勋江防营五营来皖加强镇慑力量，并把倾向革命的新军各标营的枪械弹药一律收缴，命六十二标三营管带桂丹墀立率所部开到英山，名为防御武汉革命军东下，实是分散新军力量。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人心都热望本省早举义旗。在安庆的党人吴春阳、管鹏、韩衍等于九月九日开会于萍萃楼旅馆。六十一标、六十二标马、炮、工程各营、陆军小学、陆军测绘学堂均派有代表参加，决定当晚起事，推举胡万泰为总指挥。八时，先由六十二标举火为号，六十一标和马、炮、工程各营继起。因消息泄漏，六十二标统领顾筱轩先将发动起义的阚朝鼎、李乾玉扣留，胡万泰又临时畏缩，不知避到什么地方。六十一标不见举火，未敢举动。十日下午六十二标赶走了顾筱轩，救出阚朝鼎、李乾玉，进攻省城，六十一标也参加作战。终以枪械不及江防营和巡防营，不免溃败，一部份退往桐城。朱家宝即将留省未走新军全部解散。这次起义又以失败告终。 安庆九月九日起义虽然失败，但下游的上海于九月十三日起义，江苏程德全于十五日在苏州宣告独立，浙江又于九月十日光复，上游马毓宝在这个时期于九江独立，省内，九月十五日光复了寿县。在省内外形势威胁下，朱家宝还想扑灭革命火焰，拟逮捕城内革命党人，但因皖绅童挹芳说：“党人皆挟有猛烈炸弹，如逼其走险，恐全城俱毁。”朱乃不敢发动。 因革命形势的鼓舞，绅界童挹芳、洪思亮、黄书霖和咨议局长窦以珏等联合劝朱家宝仿苏抚程德全的做法，宣布独立，但为朱家宝所拒绝。九月十七日咨议局联合商界，决议十八日由地方自行宣告独立，军事、警务、财政都由咨议局办理，朱家宝的去留，听其自决。适这时朱家宝得袁世凯的密电，嘱其随机应变，以待时局变化，朱家宝乃接受宣布独立的建议，于九月十八日宣告独立，被举为皖军都督，王天培副之。朱家宝嗣因感到和王天培并立不便，先把都督位置让给王天培，继又嗾使刘利贞鼓动流氓借反对剃辫子，把王天培赶走，又恢复了他自己的都督位置。及黄焕章的浔军到安庆抢劫藩库、商店，围攻都督署，朱家宝才仓皇从后墙挖洞逃出，托圣公会教士送出安庆。 朱家宝去后，皖人遂组织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内分三部，军政桂丹墀，民政洪思亮，财政黄书霖，秘书长由韩衍担任，暂行维持。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成立后，即召集临时参事会。十月二十二日，全场一致票举孙毓筠为皖军都督，同时，上海同盟会本部，关于皖军都督，亦选孙毓筠。 孙毓筠来皖，过大通，为黎宗岳所阻，折回芜湖。即由芜湖军政分府派兵护送，并有柏文蔚派先锋军一营协助。十月十二日到安庆，正式成立军政府，下设军政、民政、财政、教育四司，裁撤各地军政分府。惟黎宗岳抗不遵命。民国元年三月，南京临时中央政府明令陆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统率水陆各军迫近大通，黎宗岳本人逃走，大通军政分府即日撤销。安徽除倪嗣冲占据一隅外，全境遂告统一。五月孙毓筠辞职，柏文蔚继任，一九一三年六月被袁世凯免职。 在安庆独立过程中，吴春阳、韩衍二人的事迹，不能不专门说一说。 （1）见义勇为的吴春阳 吴春阳（旸谷），合肥人。少时痛心清政腐败，即立志为国家为人民牺牲个人。二十一岁，与蔡元培、高荫藻、秦效鲁、陈自新等人，创青年学社于上海，从事革命宣传。 一九〇四年，万福华刺王之春，春阳与万福华素为密友，实与其谋。事败，福华入狱，春阳幸免。明年东渡日本，在日本与志士白浪庵滔天相友善。 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先生到日本东京，倡议组织同盟会，春阳为首先拥护者之一。同盟会成立后，即回国，在芜湖发展同盟会同志多人，到合肥主办合肥学务分会，组织同志创武毅会，与柏烈武等的岳王会互通声气。 这时安徽有志青年多投身军队，未一年，春阳亦到安庆进“炮兵弁目养成所”，与炮营范传甲、常恒芳等密切联系。及倪映典从南京来安庆，密谋发难，事泄，春阳逃至寿春，任职芍陂学校，暂行隐避。一年后，又到安庆，联络军队谋举事。省大吏闻风，捕之甚急，乃急返合肥，主办城西学堂。名虽办学，实暗行革命宣传，三年之间，影响甚大，不料为乡绅李国筠（李鸿章的侄孙）所攻，乃离开合肥到上海。 他到上海时，正是武昌起义的前夕，上海同盟会机关派他光复安庆，乃即回省策划。到安庆时武昌已举义旗，安庆因起义一再遭受挫折，朱家宝防范又严，不易发动。忧愤成疾。不得已扶病到武昌乞援。 黎元洪因战事方急。无力支援，欲任以参谋，襄助军事，他不肯就，说：“北军已据武胜关，武汉处处受逼，大势一去无可为，公假我一混成协军火，合吾皖原有枪械，当率长淮胜兵万人，出颍、毫，分驱周家口、信阳州，捣北军后路。彼后方路线自大河以南，绵亘千里，处处受敌，猝不及备，公击其前，我袭其后，彼将不战自却，然后胜负可得而计也。”黎元洪信其说，乃任以鄂皖联络员，但终无实力相助。 九月七日，回安庆，更促诸同志发难。遂有九月九日新军第一标围攻安庆之举，不幸又告失败。 春阳愤极，又潜往武昌乞援，奈黎元洪无兵可分。乃遣詹大悲偕春阳告援于九江都督马毓宝，马派黄焕章率浔军相助。他先率学生军数十人东下，拟光复芜湖再图安庆。舟至安庆，见城头已树立光复旗帜，大喜过望，遂入城，极受欢迎。王天培以都督相让，不受，被举为经略。隔日，黄焕章亦率浔军来安庆。 黄焕章的军队组织不纯，纪律甚坏，该军刚刚到安庆，春阳适得芜湖电告，起义有阻障，非他去不可，遂急往芜湖。既光复了芜湖，方谋集合兵力，下攻南京，忽有黄焕章浔军抢劫藩库商店蹂躏安庆之事。 春阳得急电，愤极，回到安庆，即欲以大义责黄焕章，同志均谓黄焕章粗暴，不可理喻，勿轻犯其锋。他厉声地说：“焕章假借民军，行同盗贼，践我土地，虐我人民，吾皖素称多志士，今事至此，竟无一人仗义执言乎！？”直往焕章住处，面数其罪，果被扣留。同志与皖绅闻讯都大惊骇，多方营救无效，卒遇难。在被扣的时候，曾写诗言志，有句云：“拚着头颅酬死友，敢将多难累生灵”。遇难时，年二十八。 （2）革命奇士韩衍 韩衍，号蓍伯，江苏丹徒人（编者注：后入安徽太和县籍）。颇负才气，同盟会员。曾打入袁世凯幕府任文案，以刺探秘密，事泄，离开袁世凯。后以友人介绍来安庆，一度任督练公所文案，复辞去，专作革命活动。组织读书会，与孙养癯等创白话报，对革命活动起了宣传作用。 辛亥安庆独立，朱家宝逃走之后，安庆局势很混乱，他联络李德膏、史推恩（恕卿）等组织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商定一切，维系人心。自任该处秘书长。安庆局势，赖以粗定。 为了积极准备北伐力量，与易月村（白沙）、管鹏等创立青年军，成员俱系富有革命性的青年学生，自任该军监督，并自编讲义授课。与队员共饭食，同甘苦，以是甚得青年欢心。青年军的军旗缀以人字形的徽志，表示奉行人道主义。当时安庆秩序，颇得力于青年军的维持。 韩衍的生活很朴素，身材短小，常穿一套褴楼布衣，面部黧黑且多斑点，头发蓬乱，胡须满面。每疾趋街衢，辄多引起人们注视。 《安徽船》日报，是他一手创办的，可说是他的喉舌，也是青年军的武器。他利用该报，对社会黑暗，口诛笔伐，尽情揭露。妒忌他的人，说他是过激；恨他的人，骂他是狂妄。他赠该报社诗云：“怀宁驿口浪滔滔，万马声中第一篙，寄语诸君须坐稳，前途月黑正风高。”似乎他已预知辛亥革命的前途不可乐观。 这和他在《青年军讲义》里说的“门外天如墨，一灯惨作花”是同样的情调。当革命正在发展的时候，他不朝光明的方面着想，只注意黑暗的一面，所以他的活动，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也起了消极作用。总的说，他是安庆辛亥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奇士。 一日夜间，从都督府归寓，中途遭刺，论者谓与柏烈武继任安徽都督问题有关。 二、寿县的光复和“淮上军”的活动 寿县很早就有革命同志活动，孙毓筠办的养蒙学堂，李兰斋办的芍西学堂，都是传播革命的地方。一九〇六年底，张孟介等受了东京同盟会总部委派，回到寿县，更积极活动。为避人耳目，设“信义会”，吸收会员，实为同盟会支部。 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五日，拟趁城北四平山庙会起事，消息泄露，临时中止。不好再用“信义会”名义，乃改组为寿州农会，继续活动，与教育会联络。这时乡团团长王庆云（龙亭）也参加了农会组织，得到乡团支持，势力大张。广州之役，张汇滔、郑赞丞代表淮上同志参与密谋。广州失败后，淮上同志益奋。 武昌起义消息传至寿州，张汇滔、王龙亭、岳相如、袁子金、徐石君等积极筹议响应，凤台、定远、凤阳、怀远各县都派代表参加，决议九月十五日夜，武装夺取寿州。出乎意料，十四日夜晚预伏城内军民即已发动攻势，清军不敢抵抗，文武官吏闻风先逃，十五日晨城门大开，起义军凯歌入城，宣布独立。 寿州光复的次日，即成立淮上军司令部，总司令一职，张汇滔因坚欲领兵北伐，辞不肯就，公推王庆云担任，张石泉、袁子金副之。司令部成立后，着手整编军队，得步兵十八营，马队一营，炮兵二营。除留一部分警卫寿县外，分三路向皖北各县推进。 第一路由袁家声（子金）、杨穗九（冠英）、岳相如率领，东取怀远、定远、凤阳、蚌埠。在未到怀远时，即有怀远代表刘楚南前来欢迎。取怀远后，向凤阳、蚌埠前进，驻凤阳、蚌埠清军统领社清远率部投诚，收编后，革命军声势益大。这时住在南京的张勋，方和攻城的革命军相持不下，听说凤阳已为淮上军所占，怕切断后路，仓皇搭津浦车北遁。淮上军听到这个消息，即在蚌埠小南山架大炮截击，敌军不能前进，后以敌愈来愈众，混战一夜，张勋乘间逃脱，伤亡极其惨重，到徐州后，只剩数百人。 第二路权养之、段云、洪鼎（振九）率领，出征合肥、六安、霍邱，未至合肥，合肥已宣布独立。六安、霍邱清军均闻风逃跑。“未发一弹，未折一兵”，很顺利地光复了这些地区。 第三路张汇滔、孙多荫率所部西行，先取颍上、阜阳，知府常绍派兵拒战，以兵败遁逃，预伏颍州城内的同志程恩普率众接应，同时亳州、太和亦均派代表迎降。张汇滔使宁隽元守太和；使程恩普率兵由涡阳趋毫州，自己略取蒙城。程恩普光复涡阳后，十月十日兵至毫县，原约投降之清兵统领李钟明突然变卦，程恩普遭到袭击，败退。这时张汇滔因颍州府所属各县已光复，正拟西进豫东，侧击平汉路，支援武汉，不料袁世凯使倪嗣冲侵入安徽。 倪嗣冲（丹忱），阜阳人。初为鲁省县吏，以贪污革职，后为袁世凯荐任河南布政使兼武卫军左翼长。阜阳光复后，他的胞弟倪毓棻及阜阳大地主宁继泰等逃到河南，促他出兵。于是他从周口店侵入安徽，得太和后，探知阜阳守兵很少，急行南下，围攻阜阳。张汇滔坚守，给清军重大打击，倪乃变更计划，利用城内戚友刺探军情，勾结原投降革命军的巡防营内应，开门迎敌，清军入城后，张汇滔还率众巷战，左右护张汇滔突围而出。是役牺牲数百人，仅张汇滔同族就有五十七人殉难。倪嗣冲入城后，更把外地人集中起来，令他们报数“一”“二”，凡口音不同于当地的寿县人都遭屠杀。这时倪已接清廷停战议和电报，但仍违约动兵。 阜阳失守，安庆党人因倪嗣冲违约动兵及其严重暴行，非常愤怒，即组织北伐军，以段志超为司令，管鹏为参谋长，率步、骑七营讨倪。合肥军政分府也派兵一团随同北伐。到正阳关，与第一军柏文蔚部卢慈甫会师，沿颖河，抵阜阳，十二月十日与倪部激战于城东，大败倪军，倪本人退缩城内。次日复开城三路出战，又惨败退回。这时倪嗣冲惶恐万状，屡电呼吁清陆军部与河南巡抚齐耀琳救援。不幸革命军以迭获胜利，疏于警惕，致为倪嗣冲所乘，中途败挫。及再集合兵力，准备继续进攻，因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和议告成，北伐军遂停止作战，使祸国殃民的倪嗣冲侥幸窃据皖北。 三、合肥的独立 辛亥革命前，合肥已有同盟会会员在活动。如吴春阳等组织“合肥学会”兼办城西小学，进行革命宣传。 武昌起义前夕，上海同盟会派孙品骏回合肥。孙到后，即组织武装力量，联络民团及县府卫队，准备起义。庐州知府穆特恩（旗人）闻风先逃，只合肥知县李维源（松圃）还想抵抗，经过说服，李亦接受独立。九月十九日下午，召集大会，由孙品骖主持，宣布独立。公推孙品骖为总司令，成立庐州军政分府，下分民政、巡警、财政、参谋、执法五部。积极推动庐州府属各县独立，并分配兵力，协助北伐。 全省军政统一后，庐州军政分府遂奉令撤销。 四、宿县由假独立到光复 扼津浦路要冲的宿县，当寿县、合肥先后独立时，宿县军阀雷震春（原为清政府江北提督，被撤职家居），为了破坏革命，与当地官绅密谋假独立。于九月十二日，召集各界，以宣布“独立”为幌子，组织保安军，雷自任总司令。原宿州知州李铭楚任保安军执法官。十一月二十日张勋北逃过宿州，他特地跑到车上和张密谈。二十四日夜，他也丢掉总司令的位子跑走了。 雷震春走后，张勋在徐州集合残兵，并勾结鲁军，南来占住宿州。直到十二月二十日，北伐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和粤军司令姚雨平进攻固镇，才击败张勋。经过奋勇追击，二十四日光复了徐州，因南北议和，停止前进。这时宿州才真挂起光复旗帜。 五、芜湖的光复 芜湖是革命党人活动很早的地区，一九〇六年以后，革命同志先后离开，武昌起义时，虽然社会人心激动，渴望速举义旗，但因领导无人，未能发动。及吴振黄从上海、刘醒吾从武汉同时来到芜湖，才积极活动起来。这时寿县、安庆都已宣布光复，清政府的芜湖负责军政人员，有的逃走，有的经联络即表示赞成独立，遂于九月十九日宣布独立，成立皖南军政分府。公推吴振黄（此人因反动，罪恶很多，解放后被镇压）为总司令，刘醒吾为军政部长。 军政分府成立后，即派员光复宁国、宣城、当涂各地，各该员到时，阻力甚少，均次第更换旗帜。 宁国和太平两府光复以后，皖南各县，都传檄而定，只大通一地，为黎宗岳所据，不受政令。到次年二月，黎宗岳才被迫逃走。 在这里，讲一讲讨袁军的发动与失败的问题。 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让窃国大盗袁世凯攫夺了政权，已为人民所不满；袁执政以后，更激起南方各省革命同志的愤怒。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又使人暗杀了宋教仁。孙中山先生即在沪召集会议，主张讨袁。湘、粤、皖、赣、滇、黔、四川各省军民的反袁空气都非常激昂，但因会议意见未能一致，没有发动。 当时江西李烈钧、安徽柏烈武等反对袁世凯杀害宋教仁和向外国大借款最为激烈。袁世凯大借款成功后，一面用重金收买湖、粤、皖、赣军人，一面先发制人，派李纯率北军南下，进窥江西。布置妥帖，即于六月间先后免去李烈钧，柏烈武的都督。 针对袁世凯这样倒行道施，孙中山先生又在上海召集国民党（这时同盟会已改为国民党）同志举行会议，决定兴师讨袁。并派黄兴到南京，朱执信到广东，李烈钧回江西，谭人凤回湖南，龚振鹏回安徽，同时发动。李烈钧七月九日到湖口，七月十二日江西即通电独立，爆发讨袁第一声。黄兴七月十二日到南京，十五日宣布独立。 赣、宁独立的消息传到安徽，人心极为振奋。袁家声、岳相如、张汇滔、范光启、龚振鹏、郑芳荪、凌毅等就在正阳关召集军事会议，以领导无人，会未开成。龚振鹏跑回芜湖，他人也多离开，会议无结果而散，给了倪嗣冲一个进攻的机会。 柏烈武被免职后，袁世凯派来都督孙多森，到安庆没有几天，见群情汹汹，无法抗拒，乃逃之天天。孙多森走后，七月十七日，安庆也树起讨袁旗帜，公推宪兵司令祁耿寰护理都督，积极组织讨袁军。全市人心非常奋发。电灯厂厂长洪忠凯，谋组织青年军，到师范学校登记时，暑假留校学生全部摩拳擦掌地踊跃参加。举此可见一般。（洪忠凯后为倪嗣冲杀害）。 讨袁军正在积极进行活动时，早被袁世凯收买的第一师师长胡万泰嗾使部下柴宝山团兵变，围困都督府，祁耿寰冒险冲出，仅以身免。胡等举刘国栋为都督，刘为日本士官学生，这时受袁世凯命，来皖活动，故被举为都督。不几天，芜湖龚振鹏、管鹏等与胡军战于大通，胡万泰兵败，与刘国栋离开安庆。 袁军的布置：（1）段芝贵沿京汉南下，护卫武汉，进攻江西；（2）冯国璋沿京浦南下，窥取南京；（3）倪嗣冲由颍州东进，占正阳关，断绝南京和徐州的交通。讨袁军也分三路；以南京一、八两师合徐州冷遹第一师沿京浦北上；李烈钧与岳州程潜进攻武汉；柏烈武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指挥皖北各军，扫除倪嗣冲。 柏烈武以皖北事急，从南京先赴皖北，讵到蚌埠仅三日，黄兴急电，促其回南京。这时胡万泰亦跑到南京，表示非柏到安庆不可，柏和胡遂同阵回安庆。 柏到安庆，皖籍党人管鹏、张汇滔等也联翩而至。即委龚维鑫为都督府参谋长，代行都督职权，管鹏为内务司司长，代行民政长职权。正拟仍赴皖北督师，不料宁、赣军情同时发生变化：黄兴离开南京，江西又失湖口，形势极为不利。 讨袁军起，袁世凯即命待机蠢动的倪嗣冲抄袭讨袁军的后路，又加派李辅勋、王明臣两部军队归他指挥。他即从阜阳出动，击败了津浦线卢慈甫的讨袁军；并占正阳关，攻下寿县、六安。由合肥、桐城直趋安庆。这时胡万泰又嗾其部下兵变，进攻督署，柏烈武冒险从督署逃出安庆，回到南京。胡万泰迎降倪嗣冲。袁世凯即命倪嗣冲做安徽都督，为安徽置下一个土皇帝。（巡抚附：李则纲(1891-1977.3.22)，安徽省枞阳县茂岭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史理论家，新中国文博事业奠基人之一。建国后，历任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省博物馆馆长、安徽省图书馆副馆长、安徽省文史馆副馆长等。）
我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始末（《安徽文史资料04》第16篇）
作者：敏志 （一） 安徽国民党左派在大革命时期坚定地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同盟，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由于这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受到了当时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起核心作用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影响，具有革命的倾向。他们多半服务于教育界，其中包括一部分学生。在安徽学界，反帝反封建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历来占优势，这从历史上说，有其较深的渊源。 远在辛亥革命以前，安徽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倾向提倡实业，兴办教育，当时各重要城市官办或私立的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他们纷纷聘请留日学生或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学生为教员，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方式，一反科举旧制，开始接受新文化，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其中革命色彩最鲜明的要算是“安徽公学”。由于创办人李光炯和卢仲农都倾向革命，所以当时提倡革命的人多荟萃于此。安徽公学与其他具有革命倾向的学校均有联系，还与东京同盟会总部及南京、安庆、合肥等地的革命组织互通声气。所以当时的安徽公学就成了“中江革命之策源地”（《李光炯先生事略》）。 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韩蓍伯在安庆创办“安徽船报”，鼓吹平等自由，他同激进的同盟会员、首任安徽都督孙毓筠合作一致，组织青年军准备北伐。当时同盟会员与韩蓍伯经常在一起的有李光炯、卢仲农、张鸿鼎、史恕卿、朱蕴山、常藩侯等人，在安徽形成了反对封建势力、把辛亥革命进行到底的一股力量。可是，在都督孙毓筠去职以后，韩蓍伯突遭暗杀，安徽新兴的革命势力遂受到一次挫折。 在“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安微进步的国民党人分别在言论界、教育界进行活动，以朱蕴山主持筹办的“评议报”为活动中心。从“六二”学潮到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到驱逐李兆珍，到殴打猪仔议员等一系列的壮烈的政治行动，他们都密切联系各学校的革命青年，坚决同腐朽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为了充分发挥国民党左派的作用，在客观上需要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之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二） 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组织，根据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致力于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许多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起到领导核心作用。在安庆、芜湖两地自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的秘密组织起，即有秘密的国民党组织，“民校”是当时地下国民党的代称。最初每个青年团员几乎都兼跨“民校”。据安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统计，该市当时共有团员二十三人即有二十一人参加“民校”。芜湖市一九二四年五月登记，共有青年团员四十六人即有三十人参加了国民党。因此党领导“民校”的工作是通过党员、团员参加它的领导核心来实现的。据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安庆团组织给党中央的信称：“现一师‘民校’，尚能如愿改组，较为顺利。所有改选职员大多亦不出本支部同志意识之范围。”“此次‘民校’改选人员除一、二较为接近于吾等之非（党）同志外，余均以同志充之，使‘民校’事务为我们同志所指挥。” 一九二四年初，国民党左派深感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所以各市各县都从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入手，逐步建立市县党部组织。最先组织党部的，是芜湖和宿县，其次是安庆，随后继续组织的，有铜陵、寿县、郎溪、合肥、盱眙、滁县、绩溪、风阳、英山、贵池、宿松、潜山、桐城等三十余县。其中大部分为共产党员所领导，当时全省国民党左派约有党员一千七百余人。 安庆市党部常务委员周骏，委员有郭士杰、许杰、张浩然、方蓝轩、李竹声等。下辖三个区执行委员会和江南区执行委员会。 芜湖“民校”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先后由李宜春、李克农、王坦夫、杨士彬、周范文、钱杏邨等负责，下辖三个区党部。 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建立，是在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这次大会安徽的代表为黄梦飞、沈天白，朱蕴山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会上柏文蔚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闭幕后，由朱蕴山等提名推荐、国民党中央任命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藩侯、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等九人为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一九二六年春季，朱蕴山返皖，邀集光、周、沈等在安庆邒家坡成立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推举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为常务委员。 安徽国民党左派各级组织建立以后，迅即领导了全省人民开展支援五卅运动的斗争、支援北伐战争，支持学界反对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斗争，以及同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斗争，较好地发挥了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积极作用。 （三） 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左派组织，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领导核心，胜利地开展各方面工作，推动革命运动发展，引起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等一切反动势力的仇视，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打击、镇压。国民党左派组织是在不断地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中前进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以管鹏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眼看左派省党部即将成立，擅自在省教育会召集原来的国民党员三十四人开会，非法决定抢先组织所谓“临时省党部”，并派陈紫枫、万心斋到上海反动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接洽。同年三月公然在宣家花园十三号也挂起了“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牌子。这种无耻行为，激怒了左派和广大学生群众，结果由舒传贤率领一批进步青年到宣家花园十三号把右派挂的牌子砸了。并电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予以否认这个非法组织，管鹏也闻风逃走。 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盘踞安徽的军阀陈调元对革命势力进行镇压，捕杀国民党安庆市第一区党部常委，共产党员杨兆成烈士，省临时党部为安全起见，将党部由安庆迁至上海，在旧法租界马浪路景益里暂设办事处。省临时党部在迁沪后即去电国民党武汉政府，保荐常藩侯为安徽宣慰使，回皖相机在旧军队进行策反工作。常就职后就同周新民等，经桐城到达太湖策动了陈雷所辖的一个团宣告独立，陈调元得知后派重兵来袭击，常等随陈雷部退驻黄梅；同时派朱蕴山、沈子修二人，由六安而霍山，与沈子修弟沈子臣晤商策划马祥斌的部队独立。事泄，沈子臣等遇害。 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攻克武汉，安徽临时省党部迁往汉口联堡里，委派周范文为党务特派员留驻安庆，同留在安庆的许杰、高纯一、葛文宗、郭诚淑、姚佐元、顾纯等人一起，采取隐蔽方式，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安徽，军阀陈调元亦已归顺北伐军。一九二七年二月，省党部即派周新民返回安庆，准备党部公开的工作。与此同时，安徽总工会负责人舒传贤，省农协负责人薛卓汉、王绍虞等相继返皖。其后不久，临时省党部大部分负责人也随北伐军先头部队返抵安庆。 在芜湖，一九二七年二月下旬，周范文以省党部特派员的名义由安庆到达芜湖，参加了芜湖市党部由地下走向公开的筹备工作。一天清晨，天刚亮，百余名国民党员浩浩荡荡奔赴大马路，进占了豪绅陶玉堂的商品陈列所，市党部公开办公了。在市党部公开之后，芜湖县党部也随之公开。那时武汉政府发表陈调元为三十七军军长，王普为二十七军军长，陈、王在江岸举行就职宣誓典礼，曾邀请市县党部派员去监誓。 一九二七年六月，北伐军二十七师师长杨杰和政治部主任李世璋率部到芜湖，万民欢腾。政治部秘书召集芜湖旧有的各机关人员会议，告诫他们须接受党部的指导，听候改组。经过这次会议，市党部威信大增，平时遭受官绅迫害的民众，纷纷向党部递送诉状。与此同时，芜湖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亦相继成立，在农村，万春圩、麻铺圩一带农民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租抗税斗争，吓得大土豪潘伯和等纷纷逃出芜湖。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旬，安徽临时省党部由武汉迁回安庆，发出通知，定期召集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四） 正当省党部积极筹备召开全省第一次党代会，革命形势顺利开展的情况下，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由江西来到安庆，指使特务杨虎收买地宿流氓组成“敢死队”，先是在二十二日下午将省党部常务委员光明甫殴伤，接着于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唆使暴徒四、五百人携带刀棍等武器蜂拥而上，将省党部和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协筹备处等机关、团体的门窗、家俱、衣服什物捣毁一空；将代表薛卓汉、严子敬、刘剑冰、王昌焕、胡浩川等打得遍体鳞伤。省党部被捣毁后，当晚即由胡浩川、周范文等起草通电，向武汉国民党政府报告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反动行径。 四月上旬，党部除留周新民、童汉璋等在安庆，留钱杏邨、胡浩川等在芜湖，主持善后工作外，其余的负责人及各地代表搭乘专轮离皖，到武汉继续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有关政治决议，正式成立了省党部，新选的执行委员，除原有的临时执委九人外，还增补徐谦、王龙廷、高一涵、李宜春、张从吾、章伯钧等十几人，其中有半数是共产党员。当时执委会推选光明甫、朱蕴山，沈子修任常务委员，张从吾任组织部长，高一涵任宣传部长，周新民为秘书长。 从“三・二三”事件以后，到“四・一八”以前的近一个月中，安庆、芜湖全市和其它各地党部为自色恐怖所笼罩，负责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打伤，整个安徽变成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更为黑暗，国民党左派不得不转入地下工作。“四・一八”以后，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更加残酷，首先通缉光明甫、沈子修、朱蕴山、薛卓汉、胡浩川、朱子帆、周新民等一百多人。巢县县党部负责人方诚，宿松县党部负责人徐文藻、钟国汉、吴宝田，太湖县党部负责人戴天，潜山县党部负贵人余大化、范笑山、柳文杰、余良鳌等均先后被捕牺牡。一九二八年一月，芙湖反动派查获“互济会”的一份名册，即大兴党狱，搜捕了王绍虞、甘天沐、鲍玉兰、甘良媛、宫成栋等四十多名共产党员，王绍虞同志解往安庆后牺牲。至此，国民党省党部被迫解散，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安徽亦由于蒋介石的背叛而遭破坏。